无锡盐酸运输公司:李政道谈李杨（振宁）之争

（记）问：李杨之争是历史，是现实。虽然，历史上类似的争论不乏其例，但终归不是一件愉快的事情。能不能借鉴历史，趁两位当事人都还健在，使争论有一个合理的结局？进一步想问一下，您曾为结束争论、恢复和解作过什么努力？效果如何？您认为应该怎样结束这一争论？
（李）答：在科学史上，一个重要贡献的产生和确定往往要经过至少两个阶段：先是“思想突破”，然后是系统性的“理论分析”或“实验证明”。如果是通过合作而取得成功，不同合作者事后的回忆，尤其对“突破”的产生，可能会有差异。往往是二人曾在同一工作场合讨论， A的回忆觉得A先有这突破的思想，B可能觉得B先有。但，二人的回忆，其不同的时间和空间之差往往是很微小的。同一客观事情，由于A和B不同的主观立场，其回忆可以不一样。但是，既然二人合作的成功已有公认，对科学史研究者说来，这类争论是不值得研究和分析的。

可是李杨之争则很特别。杨振宁1982年发表的和我1986年发表的回忆，在对当初1956年宇称不守恒思想的突破是什么这一点上是一致的；但是，对宇称不守恒思想的突破是如何产生的回忆上却完全不同。两个说法在时间上相差了约三个星期，地点和情况也完全不一样。当时，这个思想突破，立刻就受到多位很重要的实验物理学家的注意，他们并立刻做了实验和分析，而且把分析的结果写成论文发表了。之后，当时做实验的人又发表了回忆文章。其中对事情发生的时间和经过均有细致、客观的记录。因此，很容易证明这两个说法中哪一个是假的。这种情形是比较惊人的，在科学史上可能也是空前的。

从前面我的回答中提到的文献和客观事实，以及当时参与宇称不守恒实验的物理学家已发表的回忆和专文记载来看，显然杨振宁的说法与事实不合，是假的。

在有了宇称不守恒的思想突破后，宇称不守恒的系统性分析是我和杨振宁两人合作的，为此我们获得了1957年诺贝尔奖，这荣誉是我们两人平分的。难道这还不够吗？可是，几十年来杨振宁对此一直不满足，最近又借出版这本新的传记的机会，再次不顾事实，一意要更大量地改变历史，这是不能容许的。挑起这新一轮争论的又是杨振宁。我有责任将事实真相披露出来，使大家明了，供历史检验。我认为，尊重事实，尊重历史，是解决争论唯一的方法，只有这样才能形成合理的结局。

这里，我还要补充一点杨振宁在对待我个人方面的一些非同寻常的表现。江才健在他的《杨振宁传》里叙述了当年我和杨振宁相识时的情形。可以看出，杨振宁在对我的看法上一开始就颇有矛盾。例如，书中说“杨振宁看到李政道以后，对他的印象很好”（见《杨振宁传》201页，下同），“李政道……个性十分的随和” （200页），但是，杨振宁又说了带着侮辱性的话“李政道是上海人，有一些地方有一点像上海的小开”（207页）。一方面杨振宁在书中自称为我的“兄长” （201页）、“大哥”（118页）、“长兄”（507页），甚而至于自封为“长辈”（228页）、“老师”（201页）、“合作关系中……资深的一方” （236页），而我则是“小弟”（207页）、学生、合作中的被扶持对象（236页）；他一人很奇怪地宣称他和我的“情谊比兄弟还要深得多”（226 页），我们“共有的经验和感觉，是我们和我们的太太之间都没有的”（224页），两人的关系“比我们和我们太太之间的关系还要密切”（241页）等等，可是，另一方面，却又说“李政道这个人不值得……信任”（207页），进而骂我“不诚实、很愚蠢而且又居心叵测”（222页），“无知”（232页），“不道德……及居心叵测”（233页）等等；他一方面宣称“不喜欢在排名先后上计较”[40]，可是事实上，却一而再，再而三地与我纠缠排名次序；他一方面自称“君子交恶，不出恶声”（505页），可是实际上是，几十年来，恶声不断，而最近出版的《杨振宁传》对我更是恶言满页。我完全不理解杨振宁为什么会有这些很奇特，而也极矛盾的表现。《杨振宁传》里说，杨振宁是“有分际的君子”、“心胸开阔”、信奉“中庸之道”和“君子之交淡如水”的为人处世的原则（434页），从上面他的这些表现，人们所看到的是什么君子之风呢？

对我和杨振宁的合作分裂，杨振宁的父亲—杨武之先生在他过世前，向我郑重表示了他的看法。这是一件很不平凡的经过。

1946年我离开祖国后，第一次回国是在1972年。当我和我夫人回到我们的出生地上海，一位旅行社的工作人员告诉我们，杨振宁的父亲，杨武之先生很想和我见面。

武之先生是众所仰望的数学大师。我在瑞士日内瓦曾和他见过面。1972年他已在医院里。我和去拜访时，武之先生卧在病床上，病得相当重，说话发音均颇有困难。幸好杨振宁的妹妹杨振玉女士在旁。武之先生觉得事属重要，每一句话，他说后，均由振玉女士重复。

武之先生请我去他病床旁，紧紧地将他的手握住我的手，慢慢地一个字、一个字忍痛地向我说，振玉女士再全句重复武之先生说的话。武之先生说：“很清楚振宁和你（指我）62年破裂的经过，振宁对不起你，请你原谅。”

武之先生再次说：“你们（指杨振宁和我）是天下的奇才，为了中国下一代的学子，虽然振宁对不起你，请你原谅振宁。”然后他更紧地握着我的手，反反复复地、一遍又一遍地说这几句话。

我极受感动，带泪向武之先生说：“请您放心，我一定原谅杨振宁过去不应该做的事情，也一定尽力去忘记这些事情。”武之先生听了，手握得更紧了一些。

后来武之先生累了。当和我告辞时，我们能够觉得出武之先生显现出的欣慰的笑容。回到旅馆后，和我心情都很沉重，深觉武之先生的为人正直和伟大。

不久，武之先生不幸逝世。三十年后，也已不在。可是我相信，振玉女士和那位旅行社的陪同，一定都记得这如此令人感动的经过。

之后，我一直努力遵守我对武之先生的诺言—完全保持沉默。可是没有想到十年以后，1982年杨振宁竟发表了如此不真实的文章，做出了这样新的不应该做的事情。这使我1986年不得不写下《破缺的宇称》[25] 和《往事回忆》[26] 。1986年后，我又回到以前的沉默。但是去年杨振宁通过江才健著的《杨振宁传》，变本加厉地制造更多和更新的假话，使我不得不忍痛再一次打破沉默。

我十分清楚，李杨的矛盾，对中国的学术界，无论怎么说都不是一个好的榜样。1972年武之先生病危时提出的要求：“为了中国下一代的学子……”一直沉埋在我的心头。所以，多少年来，凡和杨振宁有关并有公益的事情，我都表示支持，决不抱个人成见。如1999年杨振宁在清华大学创办的高等研究中心大楼落成，我亲自参加它的庆祝典礼，以表祝贺。在1999年国庆前举行的友谊奖颁发大会上，我也表示了对他的谦让。2002年北京清华大学为杨振宁举行80寿辰庆祝活动时，我也请人专程前往祝贺。可是，完全出乎我的意外，同年杨振宁却授意出版了江才健写的《杨振宁传》，制造如此大批的、更新的假话公开地攻击我，这才使我被逼，只能又一次打破沉默。

下面是1986年我写的《破缺的宇称》的序：

“一个阴暗有雾的日子,有两个小孩在沙滩上玩耍，其中一个说:‘喂,你看到那闪烁的光了吗？’另一个回答说:‘看到了，让我们走近一点看。’两个孩子十分好奇,他们肩并肩向着光跑去。有的时候一个在前面，有的时候另一个在前面。像竞赛一样，他们竭尽全力，跑得越来越快。他们的努力和速度使他们两个非常激动，忘掉了一切。

“第一个到达门口的孩子说:‘找到了！’他把门打开。另一个冲了进去。他被里面异常的美丽弄得眼花缭乱，大声地说:‘多么奇妙！多么灿烂！’

“结果，他们发现了黄色帝国的宝库。他们的这项功绩使他们获得了重奖，深受人们的羡慕。他们名扬四海。多少年过去，他们老了，变得爱好争吵。记忆模糊，生活单调。其中一个决定要用金子镌刻自己的墓志铭: ‘这里长眠着的是那个首先发现宝藏的人。’另一个随后说道:‘可是，是我打开的门。’”

同文的结尾是：

“我和杨的合作在二十多年前结束了。它的价值，不需要更多的说明，就如我们已发表的科学论文所表现出的那样，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可是，使我真正感到伤心的，是因为新近出版的《杨振宁1945-1980年论文选及注释》一书使我不得不写这篇文章。”

而现在，使我更为伤心的是，在我和杨振宁合作结束后的四十年，杨振宁又和江才健合作出版了《杨振宁传》，使我又不得不再次破例，打破沉默，回答今天您问的这十几个问题。

事实上，对杨振宁如此这般的行为，我也完全不知道真正的原因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