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语堂：要使现代惰性充盈的中国人变得有点急性

2011年10月19日 11:42
来源：中国文化研究 作者：施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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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1925年林语堂、钱玄同、刘半农关于改造国民性问题的讨论引起了广泛的反响，他认为“今日谈国事所最令人作呕者，即无人肯承认今日中国人是根本败类的民族，无人肯承认吾民族精神有根本改造之必要”，并指出了改变的方向：“要使现代惰性充盈的中国人变成有点急性的中国人”，甚至认为将来的伟人应是“七成或十足的洋鬼子”。

本文摘自：《中国文化研究》2001年夏之卷，作者：施萍，原题：《论林语堂的“立人”思想》

《剪拂集》时代：重塑国民性

胡适是这一时期对林语堂产生重大影响的人。胡适于1916年就在进化论的基础上形成了他的一套文学观，即“白话文学”论和“历史的文学观念”论。美国意象派诗歌理论原则又启迪他特别关注文学革命的语言形式问题，1916年10月撰写的《文学改良刍议》一文中，提出文学变革的关键是语言形式，即从“工具”的角度肯定白话文学，以此作为摆脱旧文学、创建新文学的突破口。林语堂是这一主张的力行者，胡适提倡“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旨在造就言文一致的统一的“国语”以取代往者言文脱节的状况，作为实现思想启蒙和建立统一的现代民主国家的必要条件，在“五四”的历史语境中，“小学”备受文化启蒙者的重视，也正是基于这一认识，周氏昆仲、钱玄同、刘半农等人都有这方面的论述。同这些“五四”先驱们一样，林语堂随着思想启蒙运动的深入，很快由工具的批判转向了思想与社会的批判。1924年9月，林语堂加入了《语丝》社，开始了一段品评时事、纵横捭阖、书生意气，批“名流”，斥“文妖”，拂逆时代潮流的“叛徒”生涯。重塑国人形象，是他用力最深的话题。1925年林语堂、钱玄同、刘半农关于改造国民性问题的讨论引起了广泛的反响，他认为“今日谈国事所最令人作呕者，即无人肯承认今日中国人是根本败类的民族，无人肯承认吾民族精神有根本改造之必要”[1]，并指出了改变的方向：“要使现代惰性充盈的中国人变成有点急性的中国人”[2]，甚至认为将来的伟人应是“七成或十足的洋鬼子”[3]而且开出了针砭民族痈疽的六条药方：“一曰非中庸，二曰非乐天知命，三曰不让主义，四曰不悲观，五曰不怕洋习气，六曰必谈政治。”[4]

在此期间，林语堂还有两篇关于幽默的文字：《征译散文并提倡幽默》、《幽默杂话》，这是林语堂最早在国内提出“幽默”这个概念。当时并未引起人们的关注，林语堂自己在此后的八年内，也几乎不谈幽默，直到1932年《论语》横空出世。一方面因为当时急于探讨国家民族生存大计的文学界无暇顾及这样区区的文章笔法问题，另一方面也在于林语堂本人提倡幽默的本意恐怕更多地是以此为切入口，倡导一种幽默的人生观，即“真实的、宽容的、同情的”[10]人生观，他想用西方“humour”文字来逗引出中国人心中被板面孔的道学压抑了千年的幽默感。《幽默杂话》中这样一段问答证实了以上的推测：“问：阁下谈的是幽默，何以突如其来的攻击板面孔。答：这正是问题中心，板面孔一日不去，幽默文学家一日不能发达，而诸位板面孔先生一日不能不藏藏躲躲的看三河县老妈一类的笑话，或赋痰迷诗。……故正经说，非易板面孔的人生观以幽默的人生观，则幽默文学不能实现，反而言之，一个人有了幽默人生观，要叫他戴上板面孔做翼道、辅道、明道的老夫子，就是打死他，也做不出来”[11]，既然幽默在中国不发达，不是国粹，林氏必须借助西方文化中的幽默文字来滋养国人的幽默人生观，为幽默文章作者提供效法的对象。因此八年后幽默小品的成功是这位当时大肆攻击“板面孔”的封建道学的斗士始料未及的。

胡适：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

2011年10月19日 11:46
来源：胡适研究通讯 作者：耿云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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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胡适说：“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3就是说，要建立民主制度，使国家成为一个自由平等的国家，那么，国人就必须摆脱奴隶地位，去掉奴隶思想，使自己成为一个独立的享有自由权利的个人。

本文摘自：《胡适研究通讯》2009年第2期（总第6期），作者：耿云志，原题：《五四新文化：继承与超越》

作者：

耿云志，1938年12月生，辽宁海城人。1964年于辽宁大学哲学系毕业后，即进入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中国社会科学院前身）近代史研究所工作。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史哲学部委员，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兼任中国现代文化学会会长、胡适研究会会长、中国近代思想研究中心理事长、孙中山基金会理事等职。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委员会委员，近代史研究所副所长。

近数十年来，围绕着如何对待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问题，一直存在着争论。肯定新文化运动的历史贡献者，多从肯定方面加以研究，加以论述。有人或许以为他们不承认新文化运动有其负面的影响。否定新文化运动的历史贡献者，自然是从否定的方面加以研究，加以论述。人们认为他们完全否认新文化运动的正面意义。

上世纪晚期以来，有人提出，对五四新文化运动，应当在继承的基础上超越。这无疑是一个很不错的提法。但问题是在于如何继承？如何超越？

若论到如何继承，首先要明确继承什么。我想，人们比较一致的看法，应当是科学与民主。当年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领袖分子们，都把这两者看成是当时的中国最需要的东西。

一

民主是一种政治制度。中国从戊戌维新运动起，先觉分子就追求以某种形式的民主制度，替代固有的君主专制制度。不过，清末的革命家和改革家们心目中的民主制度，只是一套政治安排，一套政治架构。他们认为最重要的是议会的组织，以为有了议会，就有了民主制度。革命党人对此坚信不疑。立宪派的梁启超略有些迟疑。他觉得，以当时中国的社会状况和国民素质，恐未必能运用好议会这种组织。民国成立后，有了议会；但议员们既没有阻止袁世凯复辟帝制，也没有避免使自己堕落为“猪仔”议员，他们竟以自己神圣的投票权换取五千大洋去吃喝玩乐。于是人们对民主制度失望，有的转而倾向复旧，有的向往各种各样的乌托邦。

新文化运动的领袖分子们的高明之处在于，他们能看出问题之所在，而不像一般人那样在挫折和混乱面前迷失方向。他们认识到，民主制度之未能落实，是因为国民没有民主的观念。要国民树立民主的观念，就得让他们明白，他们每一个人都是堂堂的独立的，享有不可让渡的自由权利的个人。陈独秀所谓“吾人最后之觉悟”，必须是每个人“自觉其居于主人的主动的地位”，1亦即“自认为独立自主之人格以上，一切操行，一切权利，一切信仰，惟有听命各自固有之智能，断无盲从隶属他人之理”2。胡适说：“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3就是说，要建立民主制度，使国家成为一个自由平等的国家，那么，国人就必须摆脱奴隶地位，去掉奴隶思想，使自己成为一个独立的享有自由权利的个人。显然，他的意思与陈独秀所说的是完全一致的。

正因如此，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们当时极力提倡个性主义，极力主张个人的独立与解放。提倡个性，个人自由，在清末已有人讲过，如梁启超（见其《新民说》等），如鲁迅（见其《文化偏至论》等）等。然而，第一，那时人们没有对个性、个人自由等等给出清晰而圆满的界定。第二，那时没有把个人自由与国家民族的自由之间的关系讲清楚，往往陷于不易摆脱的困惑之中。第三，那时，也没有人把个性与个人自由同民主制度之间的关系讲清楚。新文化运动的领袖分子们，在上述三个方面，都有新的建树。例如，关于个性与个人自由的界定，他们指出，个性主义“第一，须使个人有自由意志。第二，须使个人担干系，负责任。”4从前，严复、梁启超们只是说个人自由，但以不侵犯他人自由为界。这是从消极方面来界定个人自由。现在强调个人要对自己出之于自由意志的言论、行为承担完全的责任。这是从积极方面，更加客观，也更加深刻地揭示出自由的完整的意义。而且针对中国的国情与民众心理，这样讲，就澄清了专制主义者对自由的曲解和污蔑，也解除了一些好心人对自由的种种担心和误解。久处专制主义桎梏之下的人们常常误以为，个人自由就是为所欲为，无法无天，人欲横流。实则根本不是这么回事。一个人，既然是独立自主的，有自由意志的，那就必须对自己的言论、行为负完全的责任。如果你危害到公共利益，或侵犯了他人的自由，你就必须接受惩罚。这既是维护每个个人的自由所需要的，也是维护公共社会利益所必需的。

再如，关于个人自由与国家民族的自由之间的关系问题，新文化运动的领袖分子们也给出了非常明晰的解答。他们指出，争个人的自由，就是为国家争自由；争个人的人格，就是为国家争人格。5这听起来或许不足以说服人。但仔细论起来，其间的道理也并不神秘。每个为国家民族的自由而慷慨赴义的人，都是首先感受到自身的不自由的痛苦或亲历到自己亲人的不幸，当他们走上斗争的前线的时候，他们所意会到的，自己的自由与国家民族的自由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我还记得我读小学的时候，学唱过一首挽歌，其歌词说：“感受不自由，莫大的痛苦；在我们遭受灾难的时候，你们英勇，你们英勇地抛弃了头颅。”我觉得，这个简短的歌词，生动地透显出，个人自由与国家民族的自由之间的紧密的关系。不仅如此，他们还进一步指出，国家自由，民族自由，必须建立在个人自由和个人权利的基础之上。陈独秀说：“国家利益，社会利益，名与个人利益相冲突，实以巩固个人利益为本因也。”6著名政治学家、《新青年》的主要撰稿人之一高一涵更明确地指出：“国家为人而设，非人为国家而生。离外国家尚得为人类，离外人类则无所谓国家。人民，主也；国家，业也。所业之事，焉有不为所主者凭借利用之理？”7

从以上的论述就可明白，在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们的心目中，个性主义，个人自由在民主政治中的地位与作用。在他们看来，个人的独立与自由，实在是民主制度的灵魂。若没有个人的独立与自由，民主便只是一句口号，只是一套空架子。只有个人的独立与自由得到真实而充分的保障，民主政治才能落到实处。

秦晖：中国之病不在文化 在于专制制度

2011年10月19日 12:00
来源：南方报业网 作者：秦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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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经历了“西化而非现代化”的太平天国和“反西化但并不尊儒”的义和团，这两场“文化”方向相反、制度基础却类似的“文化大革命”（其实是不折不扣的“武化大革命”，但确实不是制度上的革命）的惨痛教训后，辛亥时代的国人明白了：中国之病不在于“文化”，而在于专制制度。

本文摘自：南方报业网，作者：秦晖，原题：《“西化”、“反西化”还是“现代化”——太平天国、义和团与辛亥革命的比较（下）》

关于义和团的“爱国”与“愚昧”

过去一般著述谈到义和团，都视为晚清社会上“反洋教”斗争形成的最高潮。但从辛亥时起，一直有人认为庚子拳民的“奉旨造反”是另有主因的。近年来这种声音逐渐成了主流。例如最近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的集体大工程十卷本《中国近代通史》第四卷，对义和团运动的整个叙事就不像过去那样前面大讲一通反洋教运动，从西林教案、天津教案、巨野教案一直带出义和团，而是从庚子前一年的“己亥建储”讲起，把戊戌政变、己亥建储、庚子国难、辛丑国耻清楚地连接成一个逻辑因果链。

戊戌政变慈禧太后镇压了康梁改革派，为了防止后者东山再起，慈禧曾动过废黜光绪帝之念，但列强既出于维护其在华利益的私心，也确实在价值观上同情变法，因而明确地干涉清朝的内政，阻止废立图谋，慈禧不得已改为立守旧派控制的储君“徐篡大统”，而国内改革派舆论则在列强支持下抗议清廷“名为立嗣，实则废立”，这就是“己亥建储”。这一切严重激化了慈禧的反西方情绪。但是她又不敢公然与列强决裂，于是希望借“民心”来为她火中取栗。而义和团就是她选中的工具，“义和团之所以在那么短时间里迅速发展成长，除了官方的纵容、默许、支持外，也与官方试图将他们‘官方化’有关。”（张海鹏主编：《中国近代通史》，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4卷，365页）这就导致了“庚子国难”，并继而使列强有借口发动大规模入侵，导致辛丑国耻。

以往对义和团有两个基本评价：赞赏的说它是“反帝”的“爱国主义”壮举，厌恶的说它“愚昧”、“迷信”、“盲目排外”。但就我看到的有限资料而言，我对两者都颇有疑问。

说到“反帝”，义和团究竟消灭过几个“洋兵”？不管是进攻被围的使馆区与教堂，还是阻击进攻的八国联军，史料中记载的列强军人伤亡量之少不说，仅有的伤亡还基本都是清朝官军的战果。尽管许多今人著述笼统地宣传义和团“英勇抗击”洋鬼子，史料中也确实有大批团民死于洋鬼子炮火下的记载，但是除了1900年5月18日廊坊车站义和团与联军作战中击毙4名意大利兵（见《庚子中外战纪》）外，实际并无一条义和团歼敌的具体材料。相反，初期团民战而不效，中期以后则普遍避战怯战的记载却很多。见于敌方的如“环绕予等之外者，但有中国之军队，不见拳匪之影”（《庚子使馆被围记》）。见于清方者，如“日以仇教为名四出抢掠，并不以攻打洋兵为心”，“交战之先约彼相助，乃借口时尚未至，或云日干不利，任意推诿，已非一次。即至进战，……义和团已不知去向”，“其素称为团首者，迄今多日，终未见来。逃遁无踪，无从再为整顿”。（故宫（微博）明清档案部编：《义和团档案史料》，中华书局1959年，上册366页）今人的研究也指出：“义和团与联军的正面冲突并不多。”（张海鹏主编：《中国近代通史》，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4卷，417页）如后所言，出现这种情况并不能苛责团民，清廷对之也实在不仁不义。但无论如何，义和团的战绩并不足称道。

非军人的洋教士，义和团倒是杀了一些，不同的记载大约就是两百来人吧。而死于义和团之手的，98%以上都是中国人，主要是中国基督徒即所谓“教民”，乃至疑似教民。其数按教会方面的说法，仅计教民就有两万三千多人（季理斐、任廷旭：《庚子教会受难记》，上海广学会本），而按其他史料的说法，仅在“奉旨造反”期间，“数十万人横行都市，夙所不快，指为教民，全家皆尽，死者十数万人。”（罗惇曧：《庚子国变记》）这是包括疑似教民的冤死者。

义和团高潮时，进京团民据说达十数万乃至数十万，但八国联军打进北京时他们似乎都一哄而散，既没见激烈抵抗，甚至也没见来不及逃走大量遇难如后来抗战时的“南京大屠杀”的。都说清廷“卖国”，可是在这场灾难中，清军官兵反侵略而阵亡、自杀、英勇就义的真是不少，仅督师统帅和提督、总兵、统领、副将等高级将领就有李秉衡、裕禄、聂士成、罗荣光、李大川、凤翔、保全、承顺、崇玉等一大批，几乎每战必有死将。真正要说体现了中华民族反抗侵略抵御外侮的英雄精神的，应该是他们。

可是“爱国”的义和团呢？阵亡的团民自是不少，可那些大师兄、大师姐（指红灯照）和“老师”们，如张德成、曹福田、林黑儿、阎书勤、赵三多、李来中、李长水、郝殿军、任济复、姜晋华、李昆、胡兰生、杨寿臣、刘呈祥、应天禄、李七、韩以礼、王德成、张鸿、陶洛五、刘喜禄、张海等留下姓名的上百人，或者遁去不知所终，或者事后被搜捕杀害，或者根本就是洋人入侵前在国内冲突中死亡，竟没有一个是在与洋人对抗中阵亡或失败自杀的！

说到这里就不能不提到“愚昧”了。义和团“愚昧”吗？“迷信”吗？“盲目”吗？我看也未必。一般团民难免有愚昧的，但是那些大师兄们没一个阵亡，是他们真的“刀枪不入”？如果是，他们怎么没赢？如果不是，那么他们真的“迷信”这一套吗？如果“迷信”刀枪不入而实践之，他们又何以不死呢？还是他们根本就猴精猴精，“迷信”云云本来就是装的，他们根本就不会一试？请看当时的记载：

团与洋人战，伤毙者以童子最多，年壮者次之，所谓老师、师兄者，受伤甚少。传言童子法力小，故多伤亡；年壮者法力不一，故有伤、有不伤；老师、师兄则多神术，枪弹炮弹近身则循衣而下，故无伤；人多信之。有观其后者，归语人曰，临阵以童子为前队，年壮者居中，老师、师兄在后督战，见前队倒毙，即反奔。（佚名：《天津一月记》）

多么精明的“老师”“师兄”，谁说他们“愚昧”？

在这一点上义和团与太平天国还真是不同：太平天国还真是“迷信”，天朝将士包括重要将帅，虔信“天父”、慷慨“升天”者也几乎每战必有：从起义之初阵亡的西王萧朝贵、南王冯云山，直到1868年太平军余部在广东最后一战中重伤而死的统帅汪海洋。可是义和团运动中就看不到这种情景。庚子事件中的许多场景，凭“愚昧”说、“迷信”说是没法解释的。

就说那西什库教堂吧，40个洋兵守着，数万义和团与清军从6月到8月围攻两个多月之久，竟然打不下来！而且与围攻使馆区不同，对使馆的围攻，慈禧是半真半假，暗中要“保护”的。对教堂就没有这一说。非武装的教堂烧了不知多少，围攻西什库自然也是真的。而那时又没有机枪，40杆单响枪有多大火力？要论洋枪，外面的围攻者比这多得多呀。再说西什库的周边环境，既没隔着河沟，又没隔着大广场，假如真的“迷信”刀枪不入，就凭着一股“愚昧”从街对面一冲锋，前仆后继牺牲一批，也就冲过去了，怎么会两个多月愣是冲不过去？当年英国鬼子戈登在中国号称“常胜军”，到了非洲的苏丹，碰上不要命的“愚昧”穆斯林马赫迪兵，脑袋不也就丢了？

说实话，还就是并不“愚昧”的围攻者，才造就了如此景观：守者枪一响，攻者如鸟兽散，“迷信”者倒下一些，可惜有前仆而无后继，因为绝大多数人包括大师兄们都既不迷信，也不愚昧！如是反复，西什库能够坚持到底也就不足怪了。

义和团“反西化”：又一次“文化”灾难

综观义和团运动，基本是官怂则兴，官压即灭。义和团起自山东，可是山东官府一弹压，后来也没听慈禧那一套，庚子时那里就没什么动静。山西本无义和团，但巡抚毓贤一鼓动，庚子时那里的“忽然团民”杀人就最多。老佛爷有赏，京城突现团民“其众不下十数万”（故宫明清档案部编：《义和团档案史料》，中华书局1959年，上册187页），洋鬼子临近，如此团民又“尽都拔旗拆棚，掩门潜逃”。（仲芳氏：《庚子记事》，中华书局1978年，30页）

庚子年国难波及地区，无武装的教堂基本都遭毁灭，有武装的虽有被攻破者，更多的还是如西什库那样得到保全，团民常常绕着走。真正凶残不法的武装教民（确实有）大多安然避过庚子，而大量手无寸铁的无辜教民，甚至根本不是教民而被仇家、贪家捏指为教民者却大量死于非命！整个庚子国难中，少量洋兵基本死于官军而非死于“神团”，死于义和团者几乎都是中国人，而义和团的死难者，尤其是“老师”、“师兄”们，死于中国官军官府镇压者也远远多于死于侵略者枪下。

那时不仅大师兄们难得“愚昧”，慈禧老佛爷也是“理性”得不得了。过去都说她下诏向所有列强同时宣战是发疯了；后来有史家考证发现：其实那宣战诏书根本就没有递送给列强（不是不懂规矩，时至庚子，宣战这一套洋程序清廷很清楚）。慈禧只是在朝廷上“内部传达”了一把，意思是我既然“反帝”了，你若违我之意，那就是“帝国主义走狗”，杀你没商量！这种所谓“对内的民族主义”，没有高度的“理性”，岂能想得出来！

同样“理性”的老佛爷与“大师兄”们的关系也很微妙。尽管总的来说团民比教民要“传统”，从“阶级观点”看也是教民更具“贫下中农”色彩，间或有“发洋财”的痞子，但官绅则是不会有的。而团民主体固然也是“贫下中农”和痞子，却有官绅的参与，高潮时更是“上自王公卿相，下至娼优隶卒，几无人不团”。但是整体上义和团始终没有真正官方化，基本还是“民间组织资源”。而我们的帝制本质上是容不得这种东西的。当朝廷“主剿”时，有人说义和团源出白莲教，后来有人辩称不是。义和团自己更是拼命洗刷，“奉旨造反”期间甚至经常检举、捕捉疑似白莲教的百姓送官杀戮，以表心迹。

但其实是否源出白莲教并不重要。真是白莲教又怎样？曾有人认为历史上白莲教多为造反者所奉，必有异端教义。后来有学者把《庐山莲宗宝鉴》等白莲教经典看了个遍，说是正统得很，没找出什么“反骨”来。其实中国朝廷镇压白莲教与西方中世纪基督教政权镇压异端完全不同。在中国“民间组织资源”之招忌，并不在于你信什么，而在于这种“自组织”机制本身就是“秦制”所不容的。所以无论大师兄们如何输诚，朝廷骨子里还是把他们与白莲教、天地会视同一类。庚子春以前和秋以后，朝廷都在剿“拳匪”。即便在庚子夏季老佛爷让他们火中取栗、奉旨造反，封他们为“义民”的那段“蜜月”里，官军与“神团”仍是互杀不断，甚至你在前面抗洋兵，我在后边捅你一刀这样的缺德事，官军与“神团”双方也都干过。因此即便在那段时间，双方也很少“并肩战斗”。双方的合作基本上是一种心照不宣的“分工”：义和团主要是屠杀教民（乃至疑似教民），间或也抗过洋兵，而官军主要抗洋兵，间或也参与杀教民。

改革以前研究者回避这些基本事实，愣说都是义和团在抵抗侵略者，清军只有少数“爱国”官兵受义和团的感召，不顾“卖国”政府的阻挠“也参加了”抵抗。现在事实渐明：根本不是这样。而多数论者都认可抗洋兵是功，滥杀教民是过，既然前者主要是官军所干，后者几乎皆神团所为，所以如今认为“拳匪”比官军可恨，或官军比拳匪可爱的舆论颇盛。其实这也不很公平。因为直接下手滥杀教民的虽然确实主要是义和团，但是老佛爷的指使、纵容和幕后支持岂可忽视？而后来她向侵略者屈服，又把团民作替罪羊，反过来滥杀团民以献媚于列强。不仁不义心狠手辣，莫此为甚！前面说过，清军将帅抗敌牺牲者不少，而义和团的首领们几乎没有一个。但是反过来，义和团的大师兄们死于非命的，几乎都是死在官军官府之手。如果说这些人是罪有应得，那么大量普通团民乃至疑似团民也被清朝官府屠杀（比被八国联军杀的多得多）又该怎么说呢？官军杀洋兵是比义和团有为，但他们杀的无辜百姓比洋兵多得多，也是不争的事实吧。

所以，尽管具体的每件功罪都应该详加考证各有所归，但总体来讲官军与团民哪个该褒哪个该贬，确实不好说。我们只能说庚子国难这场大悲剧，清朝统治者尤其慈禧是罪魁，但根源还在制度。这个制度在当时特定的条件下造成了这样一场“反西化”大潮。

那么，如此激烈“反西化”的义和团运动对于弘扬中国文化起了什么作用？哪怕就是“传统文化”、儒家文化、“文化保守主义”，在庚子狂潮中得到了一丝一毫的支持吗？义和团请来各种“神仙”，从太上老君、黄连圣母、伏魔大帝、洪钧道人、孙悟空猪八戒、吕洞宾铁拐李、关公赵子龙直到“念咒语，法真言，升黄表，敬香烟，请下各洞诸神仙”，可谓有奶便是娘，但凡“传统”中有的神灵都想到了，可就是从来没提孔孟，更没人提尧舜禹汤文武周公。“满口怪力乱神，噤声道德文章”就是这个运动的特点。“文革”时有人把义和团列入“历史上劳动人民反孔斗争”之列，也不是空穴来风。义和团“反西化”却不尊儒，不过一出“荆轲颂秦王”的活剧而已。

显然，对于许多高度世俗化的传统国人而言，他们“迷”则有之，“信”则未必；在信仰方面是临时抱佛脚，有奶便是娘，很少有所谓“终极关怀”式的宗教精神。这样的好处是这种“世俗理性”特别适应市场经济，这一点在改革时代就体现得很精彩，坏处则是谭嗣同所说的那种“乡愿”之弊。就个人算计而言，他们每个人都是猴精猴精的“理性经济人”，一点都不“愚昧”，但作为整体，他们在专制体制下却经常被“愚弄”，一次次地扮演了可悲的角色。

于是，从“金田起义”到“庚子国难”，中国历史经历了两个“大拐弯”。同样以专制制度为基础，太平天国要以基督教扫除孔孟之道，实现“中世纪式西化”，而义和团要以“各洞诸神仙”扫除基督教，实现“怪力乱神式本土化”。洪秀全们要把“西方中世纪的人权标准”强加于中国人，而老佛爷慈禧则绝不允许中国人试试西方现代的人权标准。“文化资源”一西一中，反现代化的制度取向却如出一辙。

值得注意的是：在两者同样排斥西方现代文明的同时，两者对儒家的仁义道德也并不感冒：天朝把孔孟之道斥为“妖书”而禁绝，“神团”则恰恰以怪力乱神的妖言来排斥孔孟之道。这样看来，现代文明与孔孟之道在这两场灾难中与其说是敌人，倒不如更像难兄难弟了。联系到后来的一个时期天朝与神团都被当作两大“高潮”而捧上云霄，而当时恰恰也是“西方的”宪政法治与孔孟的传统道德两者都扫地以尽的年代，岂不令人深思？

既不“西化”，也不“反西化”的辛亥革命

早在庚子国难的硝烟方散，就有人指出：“推本言之，有守旧，而后有（太后）训政，有训政，而后有废立，有废立，而后有排外。”“义和拳者，非国事之战争，乃（慈禧）党祸之战争也。”（《中外日报》，1900年12月8日）经历了“西化而非现代化”的太平天国和“反西化但并不尊儒”的义和团，这两场“文化”方向相反、制度基础却类似的“文化大革命”（其实是不折不扣的“武化大革命”，但确实不是制度上的革命）的惨痛教训后，辛亥时代的国人明白了：中国之病不在于“文化”，而在于专制制度。

辛亥革命比戊戌变法要“激进”，但两者的共同点是都针对制度而非“文化”。笔者以前曾把戊戌以前的改革思潮称为“反法之儒”引进西制以“排秦救儒”，希望实现“天下为公”。到了辛丑国耻后，辛亥革命前，由于国难日深，也由于日本变革的影响等原因，人们对“反法之儒”的兴趣渐消，而学习西方，实行宪政、革命成为思想界关心的重点。但是那时也并没有反儒非孔之说。

辛亥前中国经历了基督教迅猛发展的时期，甚至在义和团的发源地山东冠县等地，大量的原“团民”也变成了“教民”。辛亥时期的革命党人和立宪派中都有不少基督徒，尤其是革命党，从1883年就受洗入教的孙中山，到武昌首义功臣孙武、吴兆麟、蔡济民、熊秉坤、彭楚藩与刘复基，据考证都是基督徒，甚至还有基督教中国籍神职人员和司牧组织也积极参与了革命。（康志杰、王威：《辛亥革命前日知会革命活动评述——兼论基督徒在近代社会变迁中的作用》）但是，无论革命运动或者立宪运动，本身都并无宗教色彩。孙中山的著作中经常称引“天下为公”之类的儒家经典，革命党人中也有章太炎这样的国学大师。更有甚者，投入革命的还有号称“革命和尚”的释太虚和苏曼殊、铁禅等佛教徒，在宁波等地，一些寺庙还组织了“僧军”参加革命。（侯坤宏：《佛教在辛亥革命中的角色与地位》）可以说，当时人们关心的是专制还是民主，而对信基督、佛陀还是信孔孟并没有看得多么对立。

辛亥革命时期是民族主义高昂的时代。革命党人的民族主义主要是“反满兴汉”，而立宪派的民族主义比较重视国族意识，强调在列强瓜分危险中追求中国的自立。但是无论反满兴汉还是国族自立，当时都没有与尊崇或禁绝某一宗教、某一信仰或思想流派混为一谈，很少有人认为信基督还是信孔孟与爱国还是卖国有什么关系。当时作为民族认同象征的主要是一些符号化的“文化”，尤其是所谓“汉衣冠”。从革命前的剪辫易服开始，恢复、振兴“大汉衣冠”的呼声一度高涨。武昌首义后的军政府门卫穿起宋代武士装，钱玄同则在浙江军政府任职时穿上他特地考证出来并自制的“深衣”、“玄冠”去上班。但这一切都出自自愿，出自由衷的民族自豪感，当时并没有什么人主张实行民间服装统一或服装管制。而他们透过这些认同符号凝聚“民族意志”后所要实现的，则是每个国民的利益、自由、公民权利和国民整体（国家）的对外主权，而不是什么宗教、学派和思想的至高无上地位。同一个人，身穿“汉衣冠”，信仰基督教，弘扬自由民主，为国人内争人权、外争主权，是完全正常的。正如今人所论：在当时的革命者看来，“这些文化财富与建立自由、人权的现代共和国之间没有抵牾。没有谁认为如果要建立自由的国家，先决条件必须是要‘打倒孔家店’或‘烧掉线装书’，也没有人认为穿着‘汉衣冠’就是一名帝制拥护者”。（李竞恒：《衣冠的背影》，《历史学家茶座》2011年第2辑，31-32页）

这个时代的人们对于太平天国与义和团都有反思。对于太平天国，包括孙中山在内的许多革命党人从“反满兴汉”的角度抱有好感，但几乎没有人喜欢太平天国的“文化”政策，也没有人欣赏洪秀全的“基督教天国”，尽管孙中山等人都是基督徒。同时，他们也没有兴趣追问洪秀全信仰的究竟是否真正的基督教。

而对于“扶清灭洋”的义和团，辛亥时代的人们批评就严厉多了。尤其是革命党人，既反感“扶清”也鄙薄“灭洋”。邹容在《革命军》中抨击道：义和团属于“野蛮之革命”，它“有破坏，无建设，横暴恣睢，足以造成恐怖之时代”，“为国民添祸乱”。鲁迅则认为“义和团起事”是“康有为者变法不成”后“作为反动”的倒行逆施。蔡元培说：“满洲政府，自慈禧太后下，因仇视新法之故，而仇视外人，遂有义和团之役，可谓顽固矣。”

到了后来的新文化时代，人们对义和团的评价更为严厉。如李大钊声称：我们必须努力吸取西洋文明之长，“断不许以义和团的思想，欲以吾陈死寂灭之气象腐化世界。”而陈独秀更在五四前夕的《克林德碑》一文中不仅全面抨击了义和团的行为，而且警告世人：“现在中国制造义和拳的原因，较庚子以前，并未丝毫减少，将来的结果，可想而知。我国民要想除去现在及将来国耻的纪念碑，必须要叫义和拳不再发生；要想义和拳不再发生，非将制造义和拳的种种原因完全消灭不可。现在世上是有两条道路：一条是向共和的科学的无神的光明道路；一条是向专制的迷信的神权的黑暗的道路。我国民若是希望义和拳不再发生，讨厌克林德碑这样可耻的纪念物不再竖立，到底是向哪条道路而行才好呢？”但是同时，尽管当时已经兴起了文化决定论，出现了“西化”必须反孔的言论，然而新文化的思想家们从未把“反西化”的义和团和“孔孟之道”相联系，正如它们实际上也没有联系一样。

显然，与所谓“器物—制度—文化”的三阶段说不同，晚清中国人实际上经历的探索过程是“西化”—“反西化”—“现代化”。在经历了太平天国与义和团两次“文化”浩劫之后，辛亥革命成为一场纯粹的“制度革命”，它既无“西化”色彩，也无“反西化”色彩，它追求的就是民主共和的政治理想。更进一步看，近代以来中国的发展更像是“两条线”：在一条线上人们努力地追求制度的变革；而在另一条线上人们在不断地折腾“文化”，不断地在“西化”与“反西化”之间反复。太平天国搞“西化”，义和团“反西化”。十多年后新文化运动再一次提倡“西化”，但当时的“反传统”按王元化先生的说法却是“反儒不反法”。

佛山女童被碾路人围观，冷漠流行症再度发作

2011年10月18日 10:58
来源：华西都市报 作者：佘宗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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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10月13日，在佛山黄岐，一面包车将2岁女童撞倒碾压后逃逸，路人无人伸援手，接着第二辆车也从女童身上碾过。18个路人经过，都没救援或报警，直到一名拾荒者发现后将她扶起，呼喊救人。至今，女童还未脱离生命危险。

本文摘自：《华西都市报》2011年10月17日08版，作者：佘宗明，原题：《每寸冷漠，都在“碾压”道德》

10月13日，在佛山黄岐，一面包车将2岁女童撞倒碾压后逃逸，路人无人伸援手，接着第二辆车也从女童身上碾过。18个路人经过，都没救援或报警，直到一名拾荒者发现后将她扶起，呼喊救人。至今，女童还未脱离生命危险。

冷漠，刺痛了人心。在惨案中，司机的凶残、路人的拒救，交织成了面色冷漠的众生相。痛感、悲悯心匮乏，仿佛“人性方向盘”失灵的推土机，横冲直撞，尽情碾压着道德伦理的底线。

灾祸与“冷漠围观”结伴而行，已是当下尴尬的情景。每次“老人倒地无人扶”，都会被作为道德滑坡的“标本”；频仍的“助人为祸”，总能激起“好人难做”的嗟叹。“女童被碾，路人旁观”的悲情场面，不啻为“冷漠流行症”的再度发作。车辆两度碾压，18人无一搭救，冰冷的看客姿态，印证着道德底线下移的喟叹。

若按“人心向善”的道德想象，女童被撞，肇事者当迅即救人，稍减良心上的负罪感，路人也当积极伸手相助。

然而，一切都被反转过来了：司机逃了，路人视若无睹，“敬畏生命”俨然是纸上空谈，少管闲事式的明哲保身，才被奉若信条。对善美信念的放弃，构成了人心的暗区。于是乎，幼小生命，差点毁于车轮下，抑或被集体冷漠葬送，失去了尊严——幸而，拾荒者打破了辛酸局面，慷慨施救，以朴素的悲悯情怀挽住气若游丝的生机。

个体境遇，总是世态的微观映射。女童的突遭劫难，投射了人际关怀的冷暖。不堪想象，当她劫后余生，又怎样遗忘这段刻骨铭心的记忆？她对社会的体认，会不会受到负面影响？

那些围观者，剥离了冷漠的标签，也是普通的民众。他们未尝就不懂，没有人是座孤岛，相互搀扶才能同舟共济；“乐于助人”是传统的人伦美德，漠视生命，会让良知溃散。或许换个语境，他们也会痛斥“铁石心肠”，呼吁人性回归。可一旦轮到自己做“路人甲”，他们就打起酱油，从“审丑”向“示丑”自然地角色切换，原因何在？

究其症结，不过是“行善有风险”，出手不得不谨慎。将道德流失归咎于“世态使然”，是公众一贯的逻辑转化。你看，“彭宇案”殷鉴在前，“做好事遭恶报”，谁还敢冒险救人？理由看似铿锵，其实是伪命题——真正道德，理应跳出物化的代价考量。行善成本，不应是冷漠的通行证。

忽略人性反思，是对个体责任的遮蔽。修女特蕾莎说：“你如果行善事，人们会说你必定是出于自私的隐秘动机，不管怎样，还是要行善事；将你所拥有的最好的东西献给世界，你可能会被反咬一口，不管怎样，还是要把最宝贵的东西献给世界”。道德践履，本该更果敢，超越利弊权衡。

社会学家孙立平在《国人的冷漠是如何铸就的》一文中，将审丑麻木视作一种“轻度罪恶”。正是冷漠、歧视等庸常之恶，衍生出信任割裂。消解沉疴，需要人性规约的拾级而上：道德令，被人们视作底线性的信仰。“人们一切不幸的根源，不是饥荒，不是火灾，也不止是那些作恶者，而在于他们各自为生”，托尔斯泰如是说。打破“流沙格局”，构筑人际关怀，需要价值秩序的重新梳理——在社会储藏室里，多放置些“人本关怀”。人性复苏了，道德方能走进“春天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