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看新闻西海岸中央公园在哪里:毛泽东的民主思想与文革实践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偶看新闻 时间：2024/04/28 04:48:31
梁守福
在今天这个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这是因果律；“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这是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辩证统一律；“老鼠生儿会打洞，”，这是打洞老鼠的自然律。看来，世界万物都在自己应该遵循的运动规律中运动着。
最近，我在网上看到不少网友对毛泽东主席的民主思想发表评论，评论者的立场、观点都很鲜明，但对某些评论，我不敢苟同，也不想反驳。我只想按照我对民主的回答，说出我自己对毛泽东民主思想的理解。让读者在具有强烈阶级意识色彩的民主讨论中，引出不同思想的相互撞击，这也算是在当今社会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日益尖锐，日益表面化的过程中，在意识形态领域里阶级斗争的继续吧。
毛泽东主席也许是当时共产党高层领导中谈论“民主”最多的领袖，仅在《论联合政府》一文中，“民主”一词就出现近200次。
毛泽东是站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上看待民主的，因此，毛泽东思想里的“民主”是历史的范畴，政治的范畴，阶级的范畴。他把“民主”看作是解决社会（包括共产党内）各种矛盾的钥匙，把资产阶级的民主观念推到一个自我扬弃的新阶段，从而形成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崭新民主观，并在革命的实践中获得了巨大的成功。解决小矛盾用“小民主”，解决大矛盾用“大民主”。无产阶级专政的本质，就是由工人阶级联合其他各劳动阶级实施的“大民主”。
“民主”是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中的核心部分。我们对毛泽东思想的理解只能是站在唯物史观的立场上，用历史的、政治的、阶级的、辩证的思想方法，从毛泽东的思想体系中去考察。任何用静止的、孤立的、脱离现实的形而上学的唯心观考察毛泽东的民主思想，都会得出十分荒谬的有害结论。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不能用西方资产阶级民主观念来解读毛泽东的民主思想、民主观。
“民主”这个政治名称是从西洋引进的，不必考究它的真正“生产商”是谁，但不管是谁，“生产商”都没有明确地告诉我们，“民主”到底是个什么东西。（有学者统计，民主就有几百个定义）那么，作为东方的“用户”，只能根据各自的民族文化和阶级利益去理解“产品”的用途。所以，在毛泽东的民主观念里，有时是方法，有时是手段（包括策略），有时是某种历史条件下的政府形态。但毛泽东从来没有将资产阶级的民主作为共产党人最终奋斗的目标。因为，在毛泽东的思想里，任何形式的统治权力都是推行阶级意志和保护阶级利益的工具。
我作为毛泽东生前的追随者，毛泽东思想的敬仰者，不能不对毛泽东的民主思想作些粗浅的探讨，写出来与网友交流。
一．什么是民主？
在正式回答这个问题以前 ，先将民主一词中的“民”和“主”作些辨析。民主一词源于古希腊，它是由“人民”和“统治”两个相对独立的词合成的。奴隶制的雅典城邦所实行的民主制中，“人民”不是所有的人，而是以奴隶主为主体的少数“公民”，而大多数儿童、妇女和奴隶都不是“公民”，它是少数统治多数的二元阶级对立。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民主制的“民”是不是劳动人民的多数呢？从选票看，好像是。但选票是靠“献金”竞选者的美丽谎言骗来的，大资产阶级及其政客也是少数，他们的政治架构设计就是二元对立的官僚政体。竞选是表演的舞台，选票是政客魔术师手中用来彰眼的道具。
如果我们从社会学的角度把“民”与“主”的对应关系展开来看，它几乎充满了我们的全部社会生活。在私有制的阶级社会中，被剥削、被压迫的“民”是被统治阶级，反映剥削阶级利益的政治代表就是统治者。在公有制为主的社会主义阶级社会中，同样也存在着统治阶级的多数与被统治阶级的少数之间的二元对立，处在统治阶级核心地位的中国共产党与统治阶级之间也存在领导与被领导的二元关系。在一个政党、一个社会团体、一个工矿企业、一个家庭中，也存在领导和被领导的二元关系。这是小的二元关系，处理的不好，也会发展成大的二元对立关系，甚至发展成对抗性的二元对立关系。
有了以上对“民”和“主”的简单辨析，我们就可以对“民主”作个规范性的回答了。什么是“民主”呢？“民主”就是“民”与“主”对立统一的矛盾运动。“民”优先于“主”是民主的原则（注：“民”优先于“主”的民主原则是美国民主著作家乔.萨托利，在《民主新论》一书中提出的，把民主看作二元对立关系），适应这种民主原则的政治制度就是民主制。这样，民主就包含了民主原则和民主制度两重内涵。阶级社会的政治历史和现实以及社会关系中的各类二元对应关系 ，我们都可以用“民”与“主”对立统一的矛盾运动来描述。因为它揭示了社会运动的本质。正是“民”与“主”对立统一的矛盾运动，造成了社会运动的周期率。为了更好地说明这一运动规律的变化情况，我用平面三角函数予以定性的描述。
我们从任何一种社会权力的结构来考察，基本都是呈“金字塔”式的社会权力结构，处在最底层的平面式权力是劳动人民大众的基本生存权利，这是横向的权力。统治权力和领导权力呈纵向状态，当某种社会权力结构确定下来以后，社会权力总量大致也就确定下来。
为了叙述的方便和明了，我不用立体的图形来说明，用平面三角函数也就足够了。
在直角三角型OAB中，处在横向状态的OB线段表示“民”的权力，处在纵向状态的AB线段表示“主”的权力，AB线段的对角a称为“民主”角，而线段OA表示社会的总权力。如果把这些线段的大小与“民主”角a的关系归入平面三角函数，就会产生以下的关系式：
“民”的权力OB=OA.cosa
“主”的权力AB=OA.sina
由此可知，“民”的权力和“主”的权力都随民主角a的变化而变化，当a逐渐变大时，“民”的权力逐渐丧失，“主”的权力逐渐变大，这说明a角变大的过程也是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二元对立加剧的过程。当a角大到一定程度，“民”的权力不能维持基本生存时，就会爆发社会革命。社会革命的过程也是a角逐步变小的过程，当旧有的政权灭亡了，新的王朝还未建立之时，a角接近0，这时“民”的权力达到最大值。当一个新的政权建立后，a角又逐渐变大，“主”的权力增加，“民”的权力减少，这就是人类历史的周期率。
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统治权力是世袭的家天下，统治权力的更迭需要较长的历史周期，对于民主体制的政治权力如何说明呢？
民主制
1．君主制的政权是私有的，是继承的；民主制的政权从表面看是公有的，是选民用选票贴出来的。
2．君主制的历史周期率是比较长的周期率，政权更替是阶级矛盾长期积累的结果，不是人为设计的。一般显现出不受控的暴力革命形式；民主制的周期率是短周期，权力交接的周期是人为设计的，它不是阶级矛盾激化的必然释放，但在权力结构的设计上，资产阶级处处设定了保证资产阶级政权性质的安全阀，但二元对立的权力架构不会因统治者的更替而变动。它并不能保证“民”优先于“主”的民主原则，本质上，它保证的是“资”优先于“主”的“资主”原则，民主只是用选票贴出来的彰眼外衣。
二．毛泽东的民主思想
1．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毛泽东民主思想的核心 。
毛泽东以唯物史观认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人民是国家的主体，是社会劳动实践的主体，是社会权力的来源，也是国家权力的所有者，是国家真正的主人。在阶级社会里，人民不是所有的人，不是抽象的“民”，是那些正在从事社会劳动的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革命的知识分子，他们是社会的大多数。
毛泽东根据唯物主义历史观分析，在中国诸矛盾中，中国共产党作为领导阶级的核心力量，始终处在诸矛盾的中心，不管是战争年代还是和平建设年代都是如此。所以，毛泽东一直把共产党“为什么人，走什么路”视为头等重要的问题。为了确保在“民”与“主”这一对矛盾中，“民”在经济上、政治上、文化上的优先权，毛泽东在建党、建政、建军这些重大课题中，都具有许多超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建树，以避免或消除党民之间、政民之间、军民之间的矛盾，由于共产党的变质而成为统治党、专制党，致使以上的矛盾激化成二元阶级对立，重蹈历史周期率的覆辙。
2．共产党的核心力量来源于人民，来源于自身的开放，党民相融。
首先，毛泽东的民主思想确定了共产党的宗旨。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一文中指出：“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在同一篇文章中又指出：“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毛泽东的这些民主思想都源于历史唯物主义“民”的权力优先于“主”的民主观，这种民主观是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和发展，也是人民民主观区别于资产阶级民主观的根本标志。
其次，毛泽东为了确保人民民主观能在社会实践中得以实施，又提出了共产党区别于其它政党的三大标志：“理论和实践这样密切相结合，是我们共产党人区别于其它任何政党的显著标志之一。”“我们共产党人区别于其它任何政党的又一个显著标志，就是和最广大人民群众取得最密切的联系。”“有无认真的自我批评，也是我们同其他政党相区别的标志之一。”（《论联合政府》）
毛泽东提出的三大作风，让中国共产党成为立体开放的党。从党员个体的内心开放（自我批评）到相互关照的外在开放（相互批评），在平等基础上的领导（主）与被领导（民）相互开放，而且，这种开放首先保证“民”的优先话语权，这一点，凡是年长的共产党员都有切身体会。
毛泽东认为批评与自我批评是解决“小矛盾”的“小民主”，有时也称“民主生活会”。但每过一段时间，遇到“为什么人，走什么路”的重大路线斗争时，共产党就会“开门”整党整风。所谓“开门”就是让人民群众直接参与对党的批评和斗争，这就是解决大是大非问题用的“大民主”。
共产党的开放，使共产党与人民水乳交融，不断补充新的信息与能量，共产党在开放中壮大成长。毛泽东同时认为，如果共产党对人民不开放，它一定会变为一潭死水，非腐败发臭不可，最后成为人民反对的统治党。毛泽东把共产党建成真正开放的党，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建党理论的重大贡献。
3．共产党的执政是通过群众路线实现的。
毛泽东为了不让共产党成为高踞群众之上的统治党，在领导与被领导之间形成二元对立关系，让民主角a降到最小程度，他规定党和政府各级领导机关必须依靠群众执政。他在《关于领导方法若干问题》一文中，对马克思主义有着独创性的经典论述：“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就是说，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做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然后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如此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
从这段论述中，我们可以体会到以下几点：
（1）共产党的权力意志不是少数领导者凭头脑、凭书本、凭“生吞活剥”、或凭经验得出来的，而是来自群众的分散意志，党的领导只体现在对群众意见的收集、加工、上升为理性意志。
（2）共产党的理性权力意志，不是靠少数领导人站在群众之外，或站在群众之上，以“当官做老爷”的方式向群众发号施令。而是要共产党人融入群众之中，和群众一起理解权力意志，进而形成群众自己的意志，再变成群众的自觉行动。实现“让群众自己起来革命，自己教育自己，自己管理自己，自己解放自己”的民主目标。
（3）共产党的领导权力体现在引导群众自己统治自己，全方位通达人民意志的工具性中介上，体现在共产党人的模范带头作用上。从根本上消除共产党与其领导的人民群众产生二元对立，避免历史周期率在共产党身上发生。
（4）共产党必然在阳光下与人民共同执政。
（5）共产党时刻处在人民群众的直接监督之下。
（6）共产党不离开人民群众单独使用权力，这是“共民执政”的一元统治，而不是“为民执政”的二元统治，“共民执政”的一元统治，是消除历史周期率的根本途径。因为a角处在最小化状态。
（7）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是发现和发展真理的动力，而实践的主体恰恰是人民群众。
4．共产党干部和政府工作人员要保持劳动人民的本色。
早在1942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就指出：“如果把自己看作群众的主人，看作高踞于‘下等人’头上的精神贵族，那么，不管他们有多大的才能，也是群众所不需要的，他们的工作是没有前途的。”到了建国后的1964年，鉴于苏联共产党变成修正主义党的教训，毛泽东进一步指出：“我们的党和国家干部都是普通劳动者，而不是骑在人民头上的老爷。”并规定国家干部要定期“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在劳动中要实行与劳动人民“同吃、同住、同劳动”的“三同”，又把“三同”作为经常性的干部制度。这不仅体现了毛泽东“共民”执政的民主思想，也是保证“民”优先于“主”的政治制度。
5．劳动人民在文化教育中的优先权。
为了提高劳动人民的自治能力，缩小与党政领导间的政治文化差距，毛泽东利用“夜校”、“互助”、创办学校等各种教育手段，对劳动人民进行“扫盲”教育、“科普”教育和政治思想教育。在正规的学校教育中，通过“保送”、“调干”等各种政治手段，保证劳动人民及其子女能享受到正规教育，其比例与劳动人民占总人口的比例大体相当。这一政治措施看似不公平，其实非常公平。中国的劳动群众是绝大多数，他们是创造社会财富的主体，但他们的文化知识相对落后，子女受到的正规教育也相对滞后，如果完全按照考试成绩录取，大量劳动人民家庭出身的子女就会失掉受正规教育的机会，这就造成劳动人民创造的社会财富不能供养自己的子女学习，这才是最大的社会不公。
同时，毛泽东还规定了“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个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仍然体现社会主义的知识分子必须成为劳动者，并为劳动者服务，而不是骑在劳动人民头上的精神贵族。
毛泽东不仅让劳动人民及其子女享有受教育的优先权，而且提出文学艺术也要为工、农、兵人民大众服务，在文学艺术的载体上，要表现工、农、兵，歌颂工、农、兵，提倡工、农、兵自编自演的各种文化形式。
6．通过群众评议，直接从工、农、兵人民群众中培养和选拔党政各级干部，废除“科举”式的选拔干部制度，从而保证党的干部队伍来源于从事实践的“民”，又要“全心全意地”服务于从事实践劳动的“民”。
毛泽东为了保证“民”优先于“主”的民主制度内容很多，是个完整的科学体系，我所说的这些只是“九牛一毛”。
毛泽东民主思想的丰富内涵和实践，我无论如何也是理解不深的，但我还想作一个偏狭而肤浅的解释。
（1）历史唯物主义的内涵。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社会财富的创造者，是国家的真正主人，“民”优先于“主”的民主原则是唯物史观的内在必然。国家的方针、政策、路线、法律、文化教育等都是为这个民主原则服务的政治制度。只有这样，才能保证作为人民“向导”的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党，不会蜕变成与人民对立的统治党，重蹈历史周期率的覆辙。
（2）对立统一的辩证唯物主义内涵。根据辩证唯物主义，社会中的各种关系都符合对立统一的矛盾运动。毛泽东将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区分为两大类，即非对抗性的和对抗性的。人民内部的矛盾关系，一般表现为非对抗性的，毛泽东将矛盾各方平等的参与、讨论、协商、批评与自我批评，也称为民主，这种民主形式是化对立为统一的一般手段，是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有效方法。
在解决敌我矛盾时，毛泽东也是坚持人民是国家主体的唯物史观。保卫国家，解放自己，人民都有优先权。毛泽东就曾作为人民的一员使用过这种优先权，带头将自己的长子送到朝鲜战场，抗击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用鲜血和生命履行了国际主义义务。毛泽东还认为，只有人民愿意战争的时候，才能进行战争，只有人民坚持战争的时候，才能赢得战争，没有人民的自觉参与和支持，任何战争都注定要失败，人民战争就是“武化”了的“大民主”，以“民主”夺回“民主”或保卫“民主”。
（3）毛泽东的“民”优先于“主”的民主原则，不是空谈什么“人民当家作主”，而是通过党的各项方针、政策、路线、落实在社会实践的活动中，落实在社会的每一个细胞里。毛泽东时代，虽然大小群众运动不少，但那是一个“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的太平社会；是一个56个民族相敬如宾的全国大团结社会；是个“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高尚道德社会；是个清除了“黄、毒、赌 ”的洁净社会。如果没有“新民主主义秩序”派的干扰，这个社会一定会建设的更美好，这就是毛泽东民主思想的巨大成功。
三．发动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民主思想的内在必然。
1．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党内矛盾斗争长期积累和性质发生变化的结果。
中国共产党取得全国政权以后的社会实践，使党内对中国要向“何处去”的问题产生分歧，分歧的本质还是“为什么人，走什么路”的问题。这个问题在战争年代似乎不突出，因为当时进行的战争就是人民战争，也是一种特殊的“大民主”形式，共产党离开了人民群众的参与和支持，不要说赢得战争，连进行战争也支持不下去。所以，人民的力量，共产党是能直接感受得到的，对毛泽东“民”优先于“主”的民主思想和各项方针政策没有原则分歧。又正是毛泽东的民主思想及其路线没有受到党内的严重干扰，得到了较为完整的贯彻，才赢得了人民，赢得了战争的胜利。
毛泽东用“大民主”式的人民战争让共产党成为统治阶级的“核心力量”，对毛泽东的这次“大民主”运用，除了帝国主义、官僚资产阶级、封建贵族的遗老遗少感到仇恨以外，在共产党内没有太多的疑义。为什么解放后，毛泽东再搞“大民主”式的群众运动，党内就产生了严重干扰呢？其原因就在于，解放后的“大民主”有的革命“革”到一部份不愿意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人的头上了。
共产党依靠人民的力量取得政权后，是继续与人民同甘共苦，与人 民“共政”，还是与人民分道扬镳，成为踞于人民之上的统治党？同意 前者，就是坚持毛泽东的民主思想，搞社会主义革命，走社会主义道路，建设前无古人的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同意后者，就是继续走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道路，“确定新民主主义秩序”，走在共产党统治下的资本主义道路，完成蒋介石国民党在大陆的未竟之业。
解放初的实践告诉毛泽东，共产党进城后的变化比他在“七届二中全会”上估计的还要严重，贪污腐化、铺张浪费、官僚主义频频发生。土地改革后，实现了小农土地私有制式的“耕者有其田”，农业生产有了暂时的快速发展，但农村也快速出现了两极分化，如此下去，共产党就会重蹈国民党的覆辙，中国社会就要重演历史的周期率。中国的实践要求毛泽东要重新审视资产阶级革命性质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还要走多久，他希望结束得越快越好。但这一想法受到“新民主主义秩序”派的有力抵制和干扰。于是，他再一次将自己的主张与人民群众见面，搞“大民主”式的合作化运动，人民公社化运动，他没想到的是，正是“新民主主义秩序”派以极左的面目利用了这次“大民主”运动，大搞浮夸风和共产风。
毛泽东是位坚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在受到党内外、国内外多种压力的情况下，他咬定共产党要把“人民利益放在首位”这座青山不放松。他根据《浙江省七个关于干部参加劳动的好材料》写了重要的批语：“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是建设社会主义强大国家的三项伟大革命运动，是使共产党人免除官僚主义、避免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确实保证，是使无产阶级能够和广大劳动群众联合起来，实行民主专政的可靠保证。不然的话，让地、富、反、坏、牛鬼蛇神一齐跑了出来，而我们的干部则不闻不问，有许多人甚至敌我不分，互相勾结，被敌人腐蚀侵袭，分化瓦解，拉出去，打进来，许多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也被敌人软硬兼施，照此办理，那就不要很多时间，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
于是，他决定对全民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通过“大民主”的方式揭露党内的阴暗面，让人民群众看清共产党内已经形成“官僚主义”的特权阶级，他们不再是“人民的勤务员”，而是“骑在人民头上的老爷”，一批与人民相对立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是他们，要在中国完成蒋介石国民党未完成的事业。但由于这次运动还在“新民主主义秩序”派的领导下，没有从根本上触动“官僚主义者阶级”的权力体系。相反，毛泽东被他们逼得不得不拿着《党章》和《宪法》去参加中共中央的会议，以此来保卫自己在党内的合法权利。
这时的毛泽东认定那些“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1966年5月16日同一个“通知”里，他进一步指明了斗争的性质：“他们是一群反共、反人民的反革命分子，他们同我们的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斗争，丝毫谈不上什么平等。因此，我们对他们的斗争也只能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我们对他们的关系绝对不是什么平等的关系，而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关系，即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实行独裁或专政的关系，”
毛泽东在这些“加语”里，清楚地传达了他的看法，只要有阶级和阶级斗争存在的社会里，历史的周期率不可避免。他想通过文化大革命这样“大民主”的形式，来解决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历史周期率，即使社会矛盾积累的能量得以释放，又能锻炼亿万人民反修防修的能力，同时又能发现、培养无产阶级的接班人，实现权力相对平稳的移交，其周期时间是“七、八年”，相当两届任期。
于是，毛泽东再一次发动“大民主”式的人民战争，他作为人民的“向导”，把毛泽东的民主思想不通过“官僚主义者阶级”控制的党委，直接与群众见面，化为群众的自觉行动，让人民自己起来打倒自己头上的“官老爷”，让人民自己联合起来从走资派手里夺回属于自己的权力，这就是人民民主的多数专政，这就是文化大革命的由来与本质。据此，我们就不难理解毛泽东为什么把文化大革命与打垮国民党蒋介石联系在一起，因为国民党蒋介石和共产党内坚持“新民主主义秩序”的走资派，他们走的是同一条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实行的是同一性质的资产阶级专政，要保护的同样都是外国资本，官僚资本和权贵资本。既然党内走资派与蒋介石反动派有如此惊人的相同之处，毛泽东必然将打垮蒋介石的“武化大民主”转换成“文化大民主”的形式打垮党内的走资派，这就是文化大革命形式的由来。
2．矛盾性质的转化，文化大革命变成防修的大演习。
毛泽东根据对立统一的辩证规律，认为矛盾的性质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相互转化的，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的不好会转化成敌我矛盾，敌我矛盾通过斗争也可以转化成人民内部矛盾，更何况共产党内呢。毛泽东认为，经过66年、67年、68年两年多的“天下大乱”，党内走资派经历了人民群众的斗争与批判，失掉权力后的“靠边站”，下放参加工厂、农村的劳动锻炼，多次的“检讨”或“认罪”，矛盾的性质应该起变化。以中共“九大”为标志，“安定、团结”成为当时文革的主旋律。毛泽东开始重新审视走资派的变化，对走资派又做了进一步的区分，可以“改悔”的走资派是“大多数”，“死不改悔的走资派”是“极少数”。即使这样，毛泽东还期待“死不改悔”的队伍中有人能变成“改悔”。最后，除掉“叛徒”、“内奸”、“工贼”以外，好像没有几个被戴上“死不改悔走资派”帽子的人，第二号走资派人物的复出就是最典型的例证。
就在敌我矛盾向人民内部矛盾转化的同时，人民内部矛盾，有的开始向敌我矛盾转化，“林彪反党集团”的出现，就是最明显的标志。再加上在各级“革委会”和“党的核心小组”领导下的“清理阶级队伍”、“一打三反”和清查“五。一六”运动中的扩大化，人民内部的“阶级敌人”在增多，走资派队伍中的“阶级敌人”在减少，正是这“一多”和“一少”使文化大革命的“大民主”成为一场防修的“大演习”。
3．文化大革命的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