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果临、金月苓和《我爱北京天安门》
(2010-11-24 19:28:03)
转载 我爱北京天安门，
天安门上太阳升，
伟大领袖毛主席，
指引我们向前进。
这是一首只有28个字的儿童歌曲，却传唱近40年，成为漫长岁月中成长起来的每一代中国人共有的童年记忆。每当提起天安门，人们的脑海中总会自然地回荡起那段轻快上口的旋律。天安门、太阳、毛主席、前进——这些带有鲜明时代印记的符号，凝固的不仅是政治的寓意，更是这个国家成长与情感。
意大利电影大师安东尼奥尼拍摄于1972年的纪录片《中国》，曾经以这首歌曲揭开那部饱受争议的电影的序幕；1979年邓小平访美期间，美国儿童曾用生涩的汉语演唱这首歌曲，欢迎中国贵客的到来；日本民间访华团在中国演出的节目中，曾用中日两国语言演唱这首歌曲。
在这些足以载入历史的重大事件中，这首歌曲便是中国的象征。
然而与这首歌曲所拥有的知名度形成强烈反差的是，普通人几乎不熟悉歌曲作者的名字，当然更无从知晓他们这近40年来的命运转折。近日在上海接受记者独家专访时，歌曲《我爱北京天安门》的作者金果临和金月苓首次披露沉淀在旋律背后的那些鲜为人知的往事，以及他们彼此之间的血脉亲情。
很少有人知道，他们是一对姐弟
《我爱北京天安门》这首歌曲流传甚广，但是外人或许很难想象，歌曲的词作者金果临与曲作者金月苓，其实是一对姐弟。近40年的时间里，他们也从未主动向别人袒露过这层关系。姐姐金月苓说，年轻的时候，那个年代太特殊，他们担心说出这件事情，会有什么节外生枝的误会；后来年纪大了，又不愿意被人说是拿这件事情来炒作。日子久了，就变成一个被有意无意隐藏下来的秘密。
这层特殊的姐弟关系，本身便有几分罕见的传奇色彩：他们各自的母亲是一对亲姐妹，而他们的父亲又是一对亲兄弟，因此他们之间既是堂姐弟关系，又是表姐弟关系，称得上是“亲上加亲”。弟弟金果临说，按照家里的规矩，同辈人的名字里都沾个“苓”字；他原本也被起名叫做“金果苓”，但是幼年时被阴差阳错地登记成现在的名字。
如果他的名字没有更改，或许这层秘密也就很难被隐藏得如此完好。
金月苓比金果临年长5岁。从小，他们便同住在奶奶家中，整日在一起玩耍学习，姐弟情谊十分深厚，直到少年时期他们才各自分开。金月苓清楚弟弟在美术和诗词方面的创作天赋，弟弟也深知姐姐对于音乐的热爱。但是在创作《我爱北京天安门》这首歌时，两人却没有任何彼此的交流，今天人们能够从词曲之中感受到的一种默契，或许更多的来自机缘巧合。
写歌时，他们不曾到过天安门
金果临随身携带的小笔记本上清晰地标注着，《我爱北京天安门》这首诗词创作于 1969年11月29日。因为曾经被水浸过的缘故，笔记本的边角有些褶皱。誊抄诗词的笔迹看上去尽管有些稚嫩，但却十分工整。那一年金果临13岁，是上海市常德路第二小学五年级学生。《我爱北京天安门》是他生平创作的第13首作品。
当年的金果临是学校里的墙报委员，平日画得最多的便是天安门的形象。经过40年，至今他仍然能在纸上用两分钟的时间随笔画下心目中的天安门：太阳光芒万丈映衬下的城楼，无数招展的红旗和盛开的葵花。那时金果临不曾到过天安门，无数次在黑板上重复的图画，便是他对这个圣地的全部印象。
那时候他才刚开始诗词创作，并且已经在当地的少儿刊物上发表过两首作品，热情很高。“我爱北京天安门”，最初来源于当时英语课本中的两句内容：“I love Peking. I love Tiananmen.（我爱北京，我爱天安门）”。金果临说，“我爱”这个句式在英语中是最最简单的，他用这种方式表达对天安门的热爱。
金月苓是在1970年出版的第三期《红小兵》上读到这首诗词的，在完成谱曲之前，她并没有和弟弟商量过。那一年她19岁，是上海第六玻璃厂的一名普通女工。金月苓喜欢音乐，每逢下班休息在家，她便坐在饭桌前写歌。那年月搞歌曲创作不容易，金月苓看着弄堂里玩耍的孩子，心想，“我要是写歌给他们唱就好了。”
《我爱北京天安门》，只是她那时谱写的众多儿童歌曲中的一首。
金月苓还记得歌曲正式发表后，她收到出版社寄来的两本样刊。那天她上夜班，心里一直忐忑不安。终于按捺不住了，她悄悄告诉身边要好的同事：“我的作品发表了。机器隆隆，对方没有听见。于是她掏出那本样刊，指着自己的名字给人家看，结果人家就用异样的目光看着我。”
和金果临一样，当年金月苓也不曾到过天安门，她对天安门的形象把握，来自电影院里放映的新闻纪录片中，国家领袖接见人民群众的场景。直到1972年，国家体委编创儿童广播操，到上海征求业余音乐作者意见，听说金月苓没有到过天安门，特意邀请她到北京。那时候，《我爱北京天安门》已经在全国唱响。
当时金月苓的祖父刚刚去世，1972年11月22日上午举行完葬礼，下午就坐上前往北京的火车。“奶奶知道这也是一件大事，她说北京很冷，就把自己的呢子裤子给我了。”她至今仍然清晰地记得，那天葬礼结束后，奶奶特地叮嘱她说，“白东西不要戴，到北京是一件高兴的事情。”
金果临则是在1982年利用出差的机会，才见缝插针得以到北京天安门拍几张照片留念。那天他穿着工作服，里面穿件红毛衣。金果临喜欢红色。因为时间很早，广场上没有什么游客，更没有人知道他就是《我爱北京天安门》的作者。因为担心胶卷相机的拍照效果，他拜托广场上的多位游客，拍十多张照片。
“心思没有停过，一直狂跳。”提起这段经历，金果临至今仍然心情激动，“因为我写这么一个歌，今天才到这里来，你想想看这个感觉……”
一个字、一个音符，都不能动
在歌曲发表的最初三年，《我爱北京天安门》经过几次修改。
金果临的笔记本上，这首诗词最初的题目叫做《金光照的全球红》：“我爱北京天安门，天安门上太阳升，太阳升起金光照，金光照的全球红！”四句词采取“顶针续麻”的技巧，这令他感到颇为得意。正式投稿时，他将最后两句改为“太阳光辉照万里，祖国山河处处春”，题目也被更名为《我爱北京天安门》。
作品第二次发表时，编辑又对最后两句进行细微的调整，改为“太阳就是毛主席，光芒万丈照前程”。据说1971年10月1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这首歌曲，当时的歌词又改为“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引我们向前进”，这便是今天人们耳熟能详的版本，但是已经寻找不到凿实的文字记载。
和歌词一样，《我爱北京天安门》的曲谱也曾有所调整。金月苓至今还能哼唱出这首歌曲最初的曲调，一段体加尾句的结构，比现在的曲调更加轻快活泼。随后她又将曲子改写为“ABA”单三部的曲式，第一段活泼欢快，第二段舒展悠扬，第三段再现第一段的活泼欢快。发表时编辑又稍微更改两个音符，使得歌曲更加容易上口。
1972年，这首歌曲在诞生三年后才算正式定稿，再也没有做过任何改动。
近几年，曾经有人分别找到金月苓和金果临，提出对这首歌曲进行改编，特别是想改动原有的歌词，使其变成广告歌曲。为此两人达成一个默契，金果临说：“这个词是我自己的词，改一个字都不行，曲是她的曲，改一个音符都不行。”金月苓说，“我们不在乎赚不赚钱，但是我们不愿意这歌被别人改编、炒作。”
在他们看来，这个就是历史，而历史又怎么能随便改来改去呢？
十年间没领过一分钱稿费
1972年4、5月间，《我爱北京天安门》突然在全国大规模传唱开来。
当时已经是一名初中生的金果临，突然被校长叫进办公室，“说现在北京发过来一个函，就是这首歌，全国推广，要先征求对你的评价意见。”他顿时觉得心里咯噔一下，“哎哟！中央知道，这个事情搞大了！”金月苓并未得知任何类似的事情，但是她也已经听说，这首歌在全国的影响已经很大。
此前有件事情令金月苓非常在意，她听说这首歌曲发表时，圈内人对她的歌曲创作存有争议，认为这首歌曲的旋律与当时的潮流不吻合，还有的将其与外国音乐相比较，甚至认为有靡靡之音的嫌疑。“一个小学生，一个青年女工，能有什么想法？”她说，“我们是用很纯洁的心来写这首歌的。”
1972年4月23日，《人民日报》发表《努力发展社会主义的文艺创作》特刊，并且刊登10首歌曲，其中便有这首《我爱北京天安门》。仅仅一个星期之后，当年新闻电影制片厂摄制的《北京“五一”游园会》专题节目中，突然出现孩子们伴随着这首歌曲欢快起舞的场面。
从那一天之后，金月苓每天都能从工厂里带回一二十封全国各地的来信。
几乎每个省市都在出版或转载这首歌曲，但是他们没有任何稿费，只有两本样书而已。有位老作曲家告诉金月苓，“如果当年有稿费的话，就凭这首歌，钱会多得不得了。”1980年，这首歌曲获得“第二届全国少年儿童文艺创作评奖（1954至1979年）”二等奖，两人才领到一笔奖金：每人17.5元。
直至两人先后加入音著协，才陆续领取到一些稿费。
另外还有一个细节：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那个时期出版的歌谱中，两个作者的名字被署在页面右下角最不起眼的角落里，甚至一些书刊中连他们的名字都没有署。金月苓和金果临当时认为，这说明你创作一首歌曲，是为社会做贡献，不能计较名利的。
两个普通人的不同命运
《我爱北京天安门》的脍炙人口，并没有给两位作者的命运带来任何戏剧性的转折。事实上，在《人民日报》刊登此歌曲后的几年，金月苓和金果临走上截然不同的人生道路。金月苓说，她和金果临都不希望自己的后半生出现任何很大的变化，因此他们各自做很多普通的事情。
1977年底，金月苓考取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她说自己在创作的过程中觉得“学的东西不够，有必要去上趟大学。”尽管有人知道她就是《我爱北京天安门》的作者，但是在整个考试过程中，她没有因此享受到任何特殊待遇。1978年4月下旬，她再度来到北京。
在中国当代音乐史上，那一批学生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此后的30年，金月苓的同学中间涌现出一大批著名艺术家：谭盾、郭文景、陈佐湟、刘索拉、叶小钢、陈其钢等。入学时的金月苓，其知名度或许远在这些同学之上；但是毕业之后，她却选择进入中国唱片上海公司，成为一名普通的音乐编辑。
她至今仍保持着每周创作一首歌曲的工作习惯，其中包括大量的儿童歌曲。
多年之后，就连金月苓自己的女儿也不知道，母亲曾经创作这样一首在全国都颇有名气的歌曲。有一天旁人问女儿：“你妈妈写这么一首歌，你会唱吗？”5岁的女儿老实地回答：“不会。”回家后她问金月苓：“妈妈你写过这首歌吗？我怎么不会唱？能让我唱唱吗？”金月苓教会女儿这首歌曲，并且认真地告诫她：“你以后别跟人家说起这件事。”
金月苓说，在这件事情上，她一直是非常谨慎的。
金果临几乎完全告别艺术创作，他走上一条那个时代大多数普通人大都会选择的平凡道路：进农场工作5年，顶替父母回到工厂一干就是20多年，后来企业经营不善而破产，他又进入一家民营企业工作。他说那个时代在他身上留下了深刻的影响，就是要平平淡淡地过日子。
金月苓说，人家不知道你是谁的时候，生活会显得特别平静和普通。
去年1月，中央音乐学院77级作曲家们在北京重新聚首。金月苓因故没参加那次聚会，她是后来在网络上看到有关那次聚会的内容。尾声时，这些赫赫有名的昔日同学拿起手头的乐器，即兴合奏一首乐曲，选择的曲目正是她当年创作的《我爱北京天安门》。
曾为歌曲改自己的名字
虽然自己的工作与音乐没有任何关系，但是《我爱北京天安门》这首歌曲却一直伴随着金果临的人生。“有的时候自己情绪比较低落，只要一听到这首歌，就会觉得找回自信。”在他看来，创作出这样一首歌，是他人生中最值得自豪的事情，也是一笔最宝贵的财富。
面对特殊的困难时，这首歌带来的帮助，甚至连金果临自己也意想不到。在工厂接任厂长工作时，企业已经出现亏损，银行贷款还不上。他拟定一个还款计划，银行根本就信不过：“你前面那么多厂长都还不了钱，我凭什么相信你？”他说我用人格担保，对方照样不以为然：“我凭什么相信你的人格？”
于是金果临掏出名片：“你看看我的名字。”对方起先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后来弄清楚他就是《我爱北京天安门》的词作者，一把拉住他的手：“事情解决了，什么都不要说，兄弟我请你吃饭去。”他明白，人家不是信任他的名字，而是信任这首歌曲的价值。
金果临说，这首歌时时刻刻鞭策着自己，平日的言行举止都要对得起这首歌。
2004年，48岁的金果临跑到当地派出所，要求改名字。他掏出一大堆登有《我爱北京天安门》歌曲的书刊和相关材料。原来金果临真正的名字应当写作“金菓临”，“菓”为繁体字，他的各种证件上用的都是这个字。但是当年发表稿件时，包括《人民日报》在内的很多报社和出版社，都将其印作了“金果临”。
虽然已经过去30多年，但他还是决定自己删掉名字里的那个草字头，让身份证件中的名字和当初见报的名字保持一致。金果临对此态度很严肃，“我得给自己正名。”
让这首歌传唱下去
今天的孩子们仍然传唱着《我爱北京天安门》，他们能够明白父辈的情感吗？“北京是中国的首都，天安门是人民向往的祖国心脏啊，这是一种自豪感。”金果临回忆起童年时创作这首歌时的想法，“很简单，我就是社会最最微小的一个细胞，我用最直接的方式，表达我对祖国最单纯的感情。”
以过来人的眼光重新审视这首歌曲背后的点滴故事，金果临这样评价歌曲的内涵：“是那个年代造就了这首歌曲。”或许也正因为如此，今天重新演唱这首歌曲时，词曲之间似乎平添了一份更加凝重的历史意义。“我想让他们明白，我们这个国家在解放后最初的那段岁月，这段路程我们走得不容易。
《我爱北京天安门》歌词历次修改经过
金光照的全球红（原题）
我爱北京天安门
天安门上太阳升
太阳升起金光照
金光照的全球红
1969年11月29日
我爱北京天安门
天安门上太阳升
太阳光辉照万里
祖国山河处处春
1969年12月3日
我爱北京天安门
天安门上太阳升
太阳就是毛主席
光芒万丈照前程
1970年9月
我爱北京天安门
天安门上太阳升
伟大领袖毛主席
指引我们向前进
1972年4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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