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托山公园:历史温州【温州类：编号Z2-00002】

历史温州
作者：漫游冰魂  来源：天涯社区       千年古城立东瓯 　　潮长长长长长长长长消 　　云朝朝朝朝朝朝朝朝散 　　这是书于温州市区著名风景点江心寺门口一副对联。 　　岁月悠悠，就如这潮、这云。 　　温州，曾经是“东南小邹鲁”。 　　如今，谈温必言商。有人甚至认为温州是文化沙漠。 　　这是一个被误读的温州。 　　虽然，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今日温州之盛名已经超越温州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 　　但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没有千年温州沉淀下来深厚的人文底蕴，就没有今日温州的灿烂和辉煌。 　　“一片繁华海上头，从来唤作小杭州。” 　　温州，不仅仅是偏居一方的地理名词，更是一种文化、一种精神的观照。 　　这里本是蛮荒之地，一个被遗忘的角落。 　　温州古称瓯越、东瓯。从大量的考古发现证明，这里从远古时期起就有人类活动。 　　大约早在五六千年前，散居在东南沿海的瓯先民告别渔猎生涯，在温州这片土地上定居下来，制作石器，开始从事原始农业生产，也开启了瓯越文化史的序幕。 　　东瓯立国，据《史记》记载是在汉惠帝三年(公元前192年)。当时，勾践的后人无诸和驺摇率越人佐汉破楚，为汉朝的建立立下了军功。汉高祖立无诸为闽越王，都东冶；汉惠帝立驺摇为东海王，都东瓯。驺摇也称东瓯王。公元前138年，东瓯王国举国内迁，结束了在浙南的统治。公元前110年，已被闽越控制的东瓯故地又遭变故。这里遂成废墟。 　　几经风雨，瓯越人加强了和中原的联系。东汉末年、西晋末年，连年的战乱，又使大批中原居民纷纷南迁。这些都无疑带动了南方经济、文化的发展。 　　公元323年，晋明帝分临海立永嘉郡，统永宁、安固、松阳、横阳等四县，郡治设在永宁县。原永宁县的县治在瓯江北岸贤宰乡一带，建郡时，也想把郡城城址建在那里。而这时，以精通卜筮之术闻名于世的大学者郭璞正寓居永嘉。人们便请他“为卜建郡”。 　　郭璞过江登西郭山为永嘉郡选址，看群山错立，好似北斗星座，便提议跨山建城。同时在城内开凿象征天上的二十八星宿的二十八口水井，以解决城内人民的用水。郭璞还考虑到如果发生战争，城池被包围，断了饮水，还在城内开五个水潭，各潭与河通，最后注入瓯江。 　　相传建郡时，有白鹿衔花跨城而过，所到之处一片鸟语花香、祥云腾飞。人们以为是祥瑞之兆，又名城为“白鹿城”。那昂首奔驰的白鹿形象，便成了温州城的图腾。 　　永嘉建郡，时至今日已整整1680年。虽经无数兵戈灾变，但城址位置及范围始终未变，创下了中国建城史上的一个奇迹。距离郭璞七百多年后，北宋的方腊聚众起义，势不可挡，起义军三个月内接连攻陷今建德、歙县、杭州、金华、衢县、丽水六县市。而后挟其声威，围困温州四十余日，却始终不能破城，只得撤军。到明朝嘉靖年间，倭寇屡屡侵犯我沿海各地，攻陷城池无数。期间温州六遭倭寇侵犯，但都未能被攻入城内。这除了守城军民顽强抵抗，郭璞的预见性设计，恐怕也有很大功劳。 　　当代建筑专家认为，郭璞通过北斗、二十八宿和五行等来规划建设郡城，体现了“天人合一”的思想，可以说正吻合了当今学术界提倡的“深生态学”，不愧为人居与生态环境协调的堪舆佳作，对现代城市规划设想仍有借鉴意义。 　　永嘉建郡后，这片蛮野之地开始和文明社会接轨，瓯越文化也真正和中原文化融合。 　　东晋南朝时期，出任永嘉地方官员的大都是南下的士族，他们把中原的风俗和先进的文化、生产技术带到这里。一时间，人文荟萃。当时，在永嘉当过太守或客居永嘉的名流就有王羲之、谢灵运、颜延之、裴松之、陶弘景、郭璞等。他们不仅带动了当地社会发展，而且留下了丰富的文化古迹和人文轶事。 　　被誉为“书圣”的王羲之，曾任永嘉太守。每次出巡五马齐驱，驰骋于道。今温州五马街就是纪念这位潇洒的大书法家的。还有墨池坊，也是王羲之在温州的遗迹，据说王羲之“临池作书，洗砚之此”。 　　出身于豪门世家的谢灵运在温州更是妇孺皆知。这位中国山水诗歌的奠基人，任永嘉太守时间虽短，但他发现了永嘉山水之美，留下了无数脍炙人口的诗篇。“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云日相辉映，空水共澄鲜。”至今温州各地还保留了二十多处纪念谢灵运的遗迹，这是历代王公大臣和地方官员都不曾享有的待遇，可见当时老百姓对他的爱戴。 　　正如任敬序《永嘉郡志》所言：“永嘉自东晋置郡以来，为之守者若王羲之治尚慈惠，谢灵运招士讲学，由是人知向学，民风一变。” 一片繁华海上头 　　温州这个名字的出现是在唐朝。 　　唐高宗上元元年(公元674年)，永嘉人李行抚到京师请求设州，朝廷析括州(今台州一带)的永嘉、安固二县置州。因这两个县地处温峤岭以南，“虽隆冬恒燠”，故取名“温州”。 　　时光流逝，沧海桑田，但“温州”这个州名一直沿用至今。 　　隋唐时期，国家统一，国力强盛，意识形态环境宽松。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温州长期处于安定的环境之下，社会经济发展很快。 　　当时，温州的纺织业、造船业等非常发达，温州和海外的交流也开始形成。李白、杜甫虽未曾踏上这片土地，但因慕永嘉风土，也留下了表露向往心情的诗句。历代温州方志都录有李白的《孤屿诗》： 　　康乐上官去，永嘉游石门。 　　江亭有孤屿，千载迹犹存。 　　但温州真正的繁荣是从宋朝开始的。 　　随着当时经济中心的南移，温州的政治、经济、文化进入一个飞速发展的时期。这带来了人口的急剧增加，据记载，北宋中期，温州户口总数121916户。但这里土地贫乏，人们走上了经商之路，手工业开始发展。如《宋本方舆胜览》所言：“温居涂泥之卤，土薄难植。民勤于力而以力胜，故地不宜桑而织纫工，不宜漆而器备用。”“海育多于地产。”“商船贸迁。”“其货纤靡，其人多贾。” 　　北宋哲宗绍元二年来温州任太守的杨蟠，将市区划为三十六坊，还写下了《后永嘉百咏》，生动记载了当时繁华的商业市场和江南水城风光—— 　　“一片繁华海上头，从来唤作小杭州。水如棋局连街陌，山似屏帷绕画楼。是处有花迎我笑，何时无月逐人游。西湖宴赏争标日，多少珠帘不下钩。” 　　当金兵的铁蹄踏碎北宋王朝的安乐窝时，南宋高宗赵构几经周折逃至温州。后来，金兵终于北去。皇帝还都临安，但随行的皇室贵族却不愿再受奔波之苦，大都留在了温州。就像当年晋室南渡一样，宋室的南迁给温州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灿烂。温州也开始为世人瞩目。 　　宋代温州普遍栽种早熟耐旱的“占城稻”，一年两熟，每亩年产二三石，即使在明清时期也不过如此； 　　温州的柑橘因味美被作为贡品； 　　温州所造的罗盘在全国居于重要地位； 　　温州一度年造船六百艘，和明州(今宁波)同列全国首位； 　　温州的漆器号称全国第一，北宋的都城开封和南宋的都城临安都设有专卖温州漆器的商铺； 　　温州是宋朝五大造纸业中心之一； 　　温州的制瓷业一度兴盛，已发现的窑址有四五十处； 　　温州的印刷业也比较发达，现存宋版《大唐六典》、《白石诗卷》等都是温州的刻本； 　　温州的丝织业中出现了“机户”(小型作坊)，其生产方式处全国领先地位； 　　……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在宋朝，温州就是手工业名城，温州人有长期从事手工业技艺的传统。但温州并非物产丰富取胜，而是靠手工业者精湛的技艺赢得了一席之地。这则是和温州地狭人多的现实条件有紧密的关系。人们为求生计，不得不另辟蹊径。所以只有依靠顽强、勤奋、开拓的精神，才能打开市场。 　　农业、手工业的发展促进了商业的发展，酒楼、茶坊、妓院、瓦舍应运而生。据《宋会元辑稿》统计，永嘉县的商业税高达两万五千多贯，是全国各县平均商税的七倍。 　　人们生活富裕了，在文化娱乐消费上有了新的需求。所以，在温州出现最早的戏剧——南戏也就不足为奇了。 　　以上种种，我们已经可以依稀找到今日温州商名远扬的影子和历史渊源了。 　　但不要忘了，当时的温州还是人文兴旺、名流辈出之地。 　　南宋是温州科举考试产生状元、榜眼、探花的黄金时代。据统计，古代温州从唐代至清代一共19人文科鼎甲，其中南宋时期就有14人；武科鼎甲25人，其中24人是南宋人。另外，宋室南渡后，中进士者更有1149人之多。 　　徐照、徐玑、翁卷、赵师秀四位温州诗人号称“永嘉四灵”，以晚唐诗为正宗，给当时沉闷的诗坛带来了一股清新之风，取得了和当时诗坛主流“江西诗派”相“抵轧”的地位。 　　高则诚创作出著名古典悲剧《琵琶记》，被誉为“南戏之祖”。 　　黄公望，开创浅绛山水画法，最早用纸张画山水画，是中国绘画从“写实”走向“写意”转变之际的山水画大师。 　　…… 　　最值得一提的是永嘉学派，它在代表宋朝文化最高成就的理学中独树一帜，在中国学术史上有着浓浓的一笔。 　　永嘉学派昌盛于南宋前期，然其渊源可追溯到北宋中期的王开祖、林石、丁昌期三人。南宋薛季宣、陈傅良对该学派的形成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集大成者则是叶适。他将永嘉学派发扬光大，与当时的朱熹理学、陆九渊心学鼎足而立。永嘉学派主张“通商惠工”、“义利并举”，要求“见之事功”，把物质看成道德思想的载体，把通过辛勤劳动拥有物质财富看成是一件光荣的事情。 　　这些思想影响着一代又一代温州人。 　　近二十余年来，温州人敢为天下先、温州人善于经商谋利，不能不说是与此有着某种文化基因上的联系。 瓯居海中”话兴衰 　　《山海经》云：“瓯居海中。”一句话道出了温州历史和文化的本质。从海洋文明的角度最可考量温州发展的脉落。 　　温州三面环山，一面向海。 　　《浙江省区域地质志》上有这样一段诗意般的描述：温州在中元古代中期是一片汪洋大海。燕山运动中，大规模的火山喷发和岩浆侵入，以及以断裂为主的构造运动，造成了区内侏罗系火山岩地层大面积覆盖和各类岩体侵入。温州除了零星地见到一些上古生界变质碎屑石及大理岩露头外，几乎全部为中生界侏罗、白垩系火山沉积岩系所覆盖。由于滨海和河流的冲积而形成今天的平原，其地势自西向东倾斜，西部为山区，迤东高度逐渐降低为丘陵，东部是沿海平原。这里土地肥沃，河流交错，港湾密布，岛屿众多。瓯江、飞云江、鳌江三大水系注入东海，为发展渔业、对外贸易提供了优越的条件。 　　特定的历史渊源、特定的地理环境造就了温州人独特的性格。这里既受到了中原文化的熏陶，又经历了海洋文化的洗礼。他们，既有山人朴实的一面，又有猎者冒险的一面。他们兼具南方人的纤细和北方人豪迈。 　　可以说，温州人天生是闯江湖的。温州人向往蔚蓝色的海洋文明。 　　从先秦的越王时代，瓯先民就开始频繁地乘风出海了，他们的足迹遍布东南亚、日本、琉球等岛国，寻找属于他们的财富。 　　有书记载的古代温州从事海外贸易的商人中，最早的是北宋年间的周伫。大约在998年左右，也就是北宋咸平元年，他随商船从海上至高丽(朝鲜)经商。在那里，周伫结识了高丽翰林学士蔡忠顺。蔡见其才能出众，就奏请朝廷将其挽留。周伫凭着一肚文才，屡建大功，后来官至礼部尚书。 　　在温州海外拓势的历史中，另一位有着重要意义的温州人是活动在元朝初期的周达观。1295年，他跟随朝廷使团赴真腊(今柬埔寨)。当时，真腊正值文化灿烂国富民强的吴哥时代。周达观回国后，撰著了珍贵的《真腊风土记》，对当地的山川、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宗教、人情、风土等各方面进行了详细的考察和记录。后吴哥文化猝然消亡，成为历史之谜。“它的宫殿被茂密的森林所覆盖，数百年间竟无人知晓”，周达观的《真腊风土记》成了“了解它的一把最可靠的钥匙”，为世界各国学者普遍重视。 　　另外，南宋年间还有王德用去了交趾(今越南)，被国王厚礼挽留，成为早期的温籍华侨。 　　从南宋以来，外国商船经常出入温州，这样的事例在温州地方史书中留下了很多记载：比如，1132年，日本商船来温州；1387年，暹罗(今泰国)商船来温；1394年，日本智惠和尚将温州柑橘引种其国；1611年，安南(今越南)120名商人分乘三艘商船走私温州……对此，诗人徐照有诗云：“重见日东人”、“僧多外国人”。 　　温州在宋代就设有“市舶务”，专管海外贸易，还建有待贤驿、来远驿招待来温州的各国商人。元朝建立后，恢复设置“市舶司”，使温州成为元代一个重要的对外贸易港口。 　　从某种角度来分析，温州的崛起和海洋文明的兴盛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宋室偏安江南后，商品贸易和对外交往大都依赖海上，所以就给地处沿海的温州有了发展的机会。然而明清时期，政府都实行海禁政策，温州沿海全线内迁。从此，温州鱼盐之利尽失，海上贸易处于停滞状态。 　　可以说，社会大环境的闭塞造成了海洋文明的衰落，温州也由此沉闷了数百年。 　　在人们记忆里，明朝从温州走出去的仕林名流有三位：一位是刘基，他是明朝的开国元勋；二是黄淮，是明成祖朱棣的高级参谋，“侍御榻左，以备雇问”。三是张璁，他是嘉靖皇帝的宠臣，官至内阁首辅，温州人称之为“张阁老”。但他们个个陷于派系的争斗和权力的倾轧之中，最终都称病告老还乡。 　　清一代，瓯越文化更是默默无闻。直至晚清，朴学大师孙诒让为温州挣得了一些面子。他在经学、诸子学、文字学、考据学、校勘学方面取得了卓越的成就。章太炎称他为“三百年绝等双”，郭沫若说他是“启后承前一巨儒”。 雁山云影有名家 　　当中国人还自满于泱泱中华的物产丰富、陶醉在闭关锁国的乐土上之际，当外国列强用鸦片和枪炮敲开了中国的大门时，温州人却不乏变革图新、科技兴国的头脑。 　　早在明万历年间，温州人赵士桢看到军队装备落后，就开始研制火器。其发明的“鹰扬铳”能安装在战车上，可用“水溜”、即有用水冷却的装置；“翼虎铳”，好比今天的手枪；“迅雷铳”克连发；“九头鸟”，为适应夜间难以瞄准就设计成多弹连发；“三长铳”，集轻便、快捷、平稳等特点为一体。赵士桢还发明了一种滑槽式的火箭发射装置，叫“火箭溜”，保证火箭能沿着目标方向飞行，大大提高了火箭的命中率。赵士桢的发明，把明代后期的武器研制推到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清雍正四年，温州民间就开始悄悄推行股份制了。2002年6月，考古专家在瓯海区泽雅纸山考古时，惊喜地发现一块清雍正四年楷书纪年题刻，上面记载着当时山民凑股份兴造碓坊造纸及如何分担费用等。此前，考古专家就曾在瓯海泽雅塘宅村一古老碓坊旁发掘了一块清乾隆五十五年(公元1791年)的石碑，上有当时的潘子玉等7人合股建造一座碓坊，为明确相互间的权责，特立碑为证的碑文。 　　清末民初、宋恕、陈虬、陈黻宸等人提倡经世致用之学，宣扬变革思想。他们开办西学、发展民族工商业。其观点之进步性，在全国也属领先。 　　陈虬《救时要议》列出发展经济的富策十二条。他建议温州设立出口土产公司，“愿入股份者，先将货物按时酌值，计数给与股票”，待出口销售后，“所赢子钱若干，照数派还”。以此垄断市场，“如再有走私者到此，公司先行贬价以窘之，当无有再不入股者矣”。这种设想，已是资本主义的经营方式了。 　　陈黻宸1884年所撰的《医院议》是我国近代第一份建立中医院的计划。次年，温州瑞安杨衙里出现了全国第一家近代中医院——利济医院和附设中医学堂。 　　1897年7月，温州平阳人黄庆澄创办《算学报》，这是国人自办最早的数学普及刊物。1926年，全国第一家炼乳厂——百好乳品厂在温州由实业家吴百亨创建。 　　在温州，很早就出现了电话公司、邮政局。此后虽发展缓慢，但仍可看出温州人善于接受新事物的态度。 　　1876年，中英《烟台条约》签订，温州被辟为对外通商口岸。随后，洋货滚滚而来。在外国资本的刺激下，温州的皮革业、草席业、纸伞业等手工业有了较大的发展。1932年，市区就有制革厂、皮鞋店60家。1919年至1927年，先后有35家草厂开办。1935年，经营纸伞的厂家商店多达107家。这些产品都出口东南亚地区。 　　近现代，温州人中还出现了数位自然科学家。他们是中国现代科技事业的创始人。其中有数学家姜立夫、李锐夫；生物学家伍献文、张肇骞；医学家洪式闾；农学家许璇；地质学家南延宗、张更；电机工程学家王国松等等。 　　在文化领域，温州也充满生机。 　　郑振铎，著名作家，学者。他的祖籍虽为福建长乐，但出生成长的地方却是在温州。五四运动后，他在温州的活动非常活跃。 　　周予同，著名历史学家。1916年，他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取了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北师大前身)国文部。 　　王季思，在曲学大师吴梅的指导下，从事戏曲学习和研究，终成为一代戏曲研究大师，所著《中国戏曲史》、《西厢五剧注》等，深受国内外学术界重视。 　　夏承焘，钻研词学，三十年代就卓有成就。当《唐宋词人年谱》问世，立即震动国内外学术界，词学专家唐圭璋称其为“实为词学研究者必读之要籍”。 　　夏鼐，高中毕业后，先入燕京大学，后转入清华大学历史系。1935年至1941年留学英国伦敦大学，曾参加梅登堡山城等遗址的发掘。后伦敦大学授予他埃及考古学博士学位。回国后，任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 　　…… 　　和晋朝、南宋一样，民国时期北方连年的战乱，使江南成了“世外桃源”。一大批文人墨客留恋温州的风土。 　　现代作家郁达夫、箫乾等都为温州写下了绚丽的篇章。 　　弘一法师在温州掩关治律。1924年8月，现代佛学巨著《四分律比丘戒相表记》在温州定稿。弘一法师一生当了24年和尚，足迹遍及江、浙、闽、赣、鲁等省200多个寺庙，但其中驻温州庆福寺，前后长达12年之久。 　　1923年2月，经同学周予同介绍，朱自清先生来到温州省立第十中学(温州中学前身)任教。那篇被誉为“白话美文的模范”的《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就是在温州写就的。收录了《绿》、《月朦胧，鸟朦胧，帘卷海棠红》等四篇文章的散文集《温州的踪迹》，也都和这段在温州生活的日子有关。其中《绿》一直被作为范文选入语文教科书，家喻户晓。至今，温州中学的师生还在吟唱朱自清先生创作的校歌：“雁山云影，瓯海潮踪。……” 　　1946年2月，张爱玲跋山涉水，不远千里来探望正在温州城避难的丈夫胡兰成。在她眼里，“这温州城就像含有宝珠在放光”。张爱玲在温州生活了二十多天，郁郁而归。 　　…… 　　这些都说明温州不仅是充满着浓浓的商味，还渗透强烈的人文气息。这里更洋溢着一种开拓的冲动。温州的文化也许是一种“走出去”的文化，不管是经商，还是学术。但这一切，都已被掩埋在今日温州的盛名之下。温州被误读为“经济的森林、文化的沙漠”。 方言似胜外国语 　　有人说，全国有两种方言最难懂：一种是温州话，另一种是潮汕话。 　　温州话听起来像外国话，而且温州话里还分很多种地方方言，确实难懂、难听。几个温州人在一起聊天，在外地人听来就像是在说天书。 　　但要了解温州，如果不懂点温州话，就可能要吃点亏。 　　温州话里饱含着温州千年的孤独，饱含着温州闭塞地理的无奈。 　　温州话是最具温州特色的温州媒介，真正的独一无二。 　　今天的温州话和古瓯越语，显然已截然不同。但肯定有某种联系。从不多的史籍记载来看，古瓯越语在当时也是一种难懂的语言，同在南方的楚人也听不懂，需要翻译才能相通。东汉扬雄著《方言》时就把东瓯作为特定的语言区。 　　从现在的研究来看，大多数学者都把温州话列为吴语的一个分支。赵元任《现代吴语的研究》提出吴语的科学定义，从此瓯语被确认为吴语的一个分支。王力《中国语文概论》、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与澳大利亚人文科学院合编的《中国语言地图集》等论著也是这么认为。 　　温州话是古老的语言。至今温州话的发音体系依然保留了八声，但现行的普通话只有四声了。 　　汉代的时候，东瓯国举国外迁，也把这种语言带到江淮一带。《徽州府志》说：“歙地杂瓯语。”《方言与中国文化》一书提到，徽州方言和温州方言在语法上有两个值得注意的特点：一是“添”(再的意思)修饰动词时是后置的。普通话“再打一点水”、“再坐一会儿”，用徽州话讲是“打点水添”、“坐一下添”，用温州话讲是“舀厘水添”、“坐下儿添”。二是量词可以兼作指示代词和表示所属的结构助词。普通话“你那支钢笔呢？”，用徽州话说是“你支钢笔勒？”，用温州话说是“你支蓝水笔呢？”。浙南地区称小瀑布为“”，在皖南地区有这么用，而浙江其他地区和皖北地区找不到这样的地名用字。温州话称“玩耍”为“嬉”、称“吃早饭”为“吃天光”、称“舒服”为“好过”，徽州方言同样也是这么说。 　　温州话是国际语言。这么说也许让人难以置信。但如果你到欧洲，你不会讲英语或者法语、荷兰语，都没有关系，只要会讲温州话就可以，起码不会没有饭吃。因为欧洲的中餐馆大都是温州人开的。温州人特别热情好客，有了他们的帮忙就可以找到吃、住、玩的地方。在海外，温州人有44万，分布87个国家。有温州人的地方，就会听到温州话。温州话就像一首国际歌。 　　温州话简练。一个字就说明问题。 　　温州话的特点有“两多”。一多倒装句：“热闹”讲“闹热”，“咸菜”讲“菜咸”，“拖鞋”讲“鞋拖”，“脚踏车”讲“蹋脚车” ……；二多重叠词：“很新鲜”讲“鲜兮鲜”，“很咸”讲“咸兮咸”，“很穷”讲“穷兮穷” ……。 　　温州话传递着温州人的精神和生存信念。 　　温州话难懂、一村一种话是因为过去的温州是一个闭塞的地方，今天的温州话，包含着很多外来语，温州人讲温州话夹杂着普通话、外国话，是因为温州的开放精神。 　　时下，很多人在学习温州话。温州现有100多万外来务工者。温州话是他们要学习的第二语言。早在19世纪末，来温州的传教士就已经为温州话拼音出书了。改革开放以来，一本《学说温州话》的小册子，销售不衰。最近，第一本温州话有声读物《学说温州话》由上海交通大学电子音像出版社正式出版。 　　中国的方言有数千种，在“洋话连篇”、普通话普及的今天，有此待遇恐怕不多。 “现代”之中有“传统” 　　温州确实是个让人捉摸不透的地方。 　　现代和传统，在温州始终是一对相斥又相吸的磁铁。 　　最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在温州至今还可以寻找到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中的两大发明。 　　瓯海泽雅完整保存着中国古代造纸术。 　　西汉时期，中国发明了造纸术；东汉时期，蔡伦将造纸术作了改进。2000多年过去了，泽雅一带，仍有十几个村落沿用古法造纸。这里生产的屏纸有70多道工序，其中一些流程比明代宋应星所著《天工开物》记载的更原始。 　　瑞安市平阳坑镇东源村民用木活字印刷术印制族谱。 　　1990年出土的西夏文《吉祥遍至口和本续》是世界上现存最早的木活字印刷品，它证明我国在宋朝已发明木活字印刷术。 　　关于活字印刷术，沈括的《梦溪笔谈》和王祯的《农书》曾有记载。 　　但这一工艺上世纪就销声匿迹了。然而，东源村现存的木活字印刷术同王祯《农书》记载的如出一辙。 　　温州泰顺再现北宋名画《清明上河图》中的汴水虹桥。 　　汴水虹桥，与河北赵县安济桥、泉州万安桥、潮州海阳县广济桥总称为中国四大古桥。但汴水虹桥已不复存在了。虹桥技术自宋之后，在中国已失传900余年。 　　但如今泰顺依然可见这种犹如长虹横跨两岸的中国古桥。 　　在全世界，只有苍南宜山镇八岱村的薛勋郎会做夹缬。 　　作为传统印染工艺的的“夹缬”，在盛唐极为流行。但由于在宋代两次受禁，逐渐从复色趋于单色，后来湮灭于典籍之中，一般认为已经绝迹。其实，这种工艺一直默默地流传在浙南山区。目前，苍南宜山镇八岱村的薛勋郎还会做夹缬。 　　如果算上后两种，温州还遗留了“四大发明”。在传统文化尽丧的今天，这种遗留完全是值得骄傲的。 　　这里一方面最早折射出民营经济的光芒，另一方面却保持着最古老的手工制作传统和耕读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