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鞍山金湖湾二手房:潜伏：一个间谍的自我修养

历史上的军统天津站

出现在《潜伏》里的军统天津站刀光剑影，各种人物粉墨登场。历史上真正的天津站果真如此吗？

■文／虎甲

近期，姜伟导演的谍战大戏《潜伏》持续热播。这部反映40年代军统天津站地下斗争的电视剧，场面扣人心弦，情节曲折离奇。而由孙红雷、冯恩鹤等塑造的人物形象，更是鲜明生动。观片之余，观众可能会萌生好奇:真的有过这样一个军统天津站吗？如果有，真的是如电视剧所表现的那样吗？

军统天津站在历史上的确存在。关于建立军统天津站的由来，在原著小说《潜伏》里，作者龙一是这样写的:“如今，日本人被打败了，他跟随上司来到天津建立军统局天津站，上司任少将站长，他是少校副官兼机要室主任。”小说的这段描写并不确切。实际上，早在1932年，军统天津站就已经设立。日据时期的天津站身处沦陷区，曾为抗日战争做出过杰出的贡献。

天津站浮出水面

在电视剧中，孙红雷扮演的主人公余则成，是1937年加入上海青浦特训班，从此踏上特工之路的。而军统特训班的历史，始自“力行社”所主办的各种训练机构中，其中就有“情报人员训练班”。当时戴笠是主任，成立于1932年3月底。当时的学员都是考自军校各期毕业生，还有其他有情报性的各界人士。这个训练班的正式名称是“参谋本部特务警员训练班”。班主任由当时参谋本部第二厅厅长申听禅兼任；副主任由首都警察厅厅长王固盘兼任。郑介民主管教务，戴笠以“事务”名义主持班务，李士珍主管训育兼任队长。上述这些，就是军统特务训练的初级形态。这个训练班由戴笠负实际责任，却只挂了办事务的名义，有些让人不解，大概是他唯恐暴露身份吧。

1932年9月，“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成立，当时还属于非编制单位。戴笠担任第二处处长。不久，又在北平和天津建立情报工作站。天津站的第一任站长是郑士松。1933年5月7日，北平东交民巷的六国饭店，发生了一场震惊天下的大案。正是这场大案，让军统在沦陷区的“天津站”浮出了水面。

天津站首任站长郑士松，其实姓王，原名仁锵，后来改名王天木。郑士松曾先后在保定军官学校、日本陆军士官学校里学习过。后来在西北军里当过参议，还在河南一带收编过土匪。郑士松体型适中，五官端正，浑身上下找不出什么特别之处，颇为符合秘密工作的身份。他喜欢穿最时兴的窄裤腿的西装，方头皮鞋、呢子鞋罩，高领白衬衫、丝质花领带，是讲究的绅士派。“王大哥”混迹于社会各界，颇有人缘。

郑士松是戴笠的老朋友。他们交情深厚，差点成了儿女亲家。在郑士松的努力下，天津的工作很快就颇具规模。郑士松常常教导手下:“从事特务工作的人，不一定是专才，但必须是通才。 因为在工作活动的过程中，往往要置身于各种不同的环境之内；接触各种不同身份的人物；也会遭遇到各种不同的事故。所以必须要见闻广博，常识丰富，方能随机应变，应付裕如。”他自己也常带领手下，深入各地，了解风土人情和社会众生相。

当时日本军方正企图在华北制造“满洲国第二”的傀儡政权，以逐步实现他们的侵略野心。日本在华北派遣有大量特情人员，他们分属参谋本部、陆军省、关东军、天津驻屯军、天津特务机关、北平特务机关，以及日本驻中国公使馆武官室等单位。他们策反的对象是北洋旧军阀，前湖南督军张敬尧。他从天津潜入北平东交民巷外国使馆区，与日本勾结。军统向平津站发布命令，秘密除掉张敬尧。

1933年秋，军统北平站扩大编组，由白世维任行动组长。与此同时，天津站也成立了行动组。由王天木兼任组长，组员有七八人，如马河图、岳清江、丁宝龄等。至此，北平站与天津站都正式建立了行动单位，同时增补武器装备。天津的特别行动人员，全部是河南省籍的人。他们大都追随过王天木出生入死。就其特情素质而言，显著强于北平站。这些人对于玩枪这一套，个个都有历练。相比之下，北平的行动员则更具有政治意识。

实际上，当时整个军统的华北地区特别行动，都由王天木负责。他是刺杀张敬尧计划的主导者。王天木在天津、北平两地奔波，最终将张敬尧击杀于东交民巷的六国饭店。而当年平津的军统情报站，人力单薄，设备简陋，在仓促领命的情况下，能不辱使命，在华北沦陷区铲除内奸，大快人心，的确是一件相当不容易的事情。

天津站刚刚庆贺完胜利，不料风波又起。最终导致了天津站站长易人，特别行动组也被解散。

王天木与“箱尸”案

不久，北平又发生了一桩惊人事件。天津站的行动组员在北平闯了大祸，闹得满城风雨，一时间成为最受瞩目的新闻。甚至还惊动了蒋介石，让戴笠亲自来北平处理此事。这就是至今还众说纷纭的“箱尸”案。

1934年春，据说在刺杀张敬尧成功后，王天木与天津行动队员胡大虎等人去前门逛八大胡同。不想在青楼，他们与人发生冲突，胡大虎本是黑道出身，结果把对方给打死了。尸首放到一个装衣服的大箱子里，从妓院后门带出街外，用黄包车运走。他们本以为这事能无声无息地摆平，可没想到“箱尸案”竟然轰动了北平城。大报小报纷纷刊登，最后传到了蒋介石耳朵中。

结果，胡大虎被捕正法。王天木被处无期徒刑，在南京老虎桥陆军监狱服刑。天津站站长，改派王子襄继任。天津站全面进行改组，所有人事进行大调整。至此，原天津站行动组无形解体，那些行动人员，也分别予以安置或处分。王天木实际上服刑两年。到了抗战时，军统急于用人，这才释放了王天木。

早年曾有过一本纪实小说《箱尸案》，就是影射的这件案子。不过据史实研究，当年北平侦缉队的侦破结果证明这是一场假案。这场北平的刑事案，真的是王天木与天津站行动组队员犯下的吗？特情人员行事一贯缜密，可为什么这事能如此快地传到了新闻媒体那里？在事实调查不充分的情况下，蒋介石又为什么这样严厉地处分军统平津区的情报人员？这些疑问，如今都已经湮没在真假莫辨的历史档案中了。

天津站的第二任站长是王子襄。

王子襄，毕业于北平协和医大。他在天津英国租界工部局领有行医执照，是一位正式的西医。王子襄生于1904年。身材高大，眉清目秀，挺拔俊逸。他的家境很富裕，个人行医的收入亦颇可观。王子襄任职天津站新站长时，还是单身。戴笠为什么会让王子襄出任天津站，可能是因为他忠诚可靠，又具有相当的学识能力和职业地位。

1934年，军统又接连下了好几道制裁令，其中包括石友三、吉鸿昌、张璧等。石友三一向反复无常，联共反共，抗日投日。当时石友三在日本支持下，出任国民政府冀北保安司令。吉鸿昌一向被宣传成抗日英雄，可是他留下的“恨不抗日死，留作今日羞”的诗句，却颇为耐人寻味。张璧则是天津势力最大的汉奸。

此时的天津站青黄不接。原有的行动组员己全部调离，而新的行动单位尚在建立之中。特别行动主要由北平站负责。而侦察任务，按组织体系则由天津站负责。因为天津站新站长王子襄本人刚刚着手工作，具体情况由天津情报组组长吕一民与北平站站长协调，听其调配。当时的北平站站长是陈恭澍。此人也很有争议。他与王天木、沈醉等一道，被称为戴笠手下的“四大凶”。陈恭澍后来去了台湾，还写了本厚厚的回忆录《英雄无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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