宜州和金城江哪个好:毛泽东思想演绎的历史和解读之一

毛泽东思想演绎的历史和解读
作者：祈福小舟
引言
中国现代社会意识形态的缔造过程
第一章： 大气初成
（一 ） 个性（二） 彷徨（三）立志
（四）阅历（五）沉浮（六） 文章解读（1）
第二章：苏区弄潮
（一） 亮剑（二） “落草”（三） 铸剑
（四） 文章解读（2）（五） 团队（六）规则
（七） 躁动（八） 文章解读（3）（九）辣手
（十）冷遇（十一） 文章解读（4）
第三章 伟大西迁
（一）前奏（二） 绝境（三） 重生
（四）磨合（五）博弈（1）（六）博弈（2）
（七）博弈（3）（八）危局　（九）转折
我们民族的历史上,能与儒家思想相抗衡的思想意识形态,只有毛泽东思想。这两种意识形态在历史上,都曾经在中国社会各层面得以广泛推广，并且在中国社会各层面,形成了影响持久的思想、伦理和道德规范，缔造了新的社会价值理念。
毛泽东思想是在与其相对立的意识形态的斗争中，构成和发展起来的强大政治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运动，是历史发展的积极动因，造成了中国社会的多次深刻历史变革。我们这一代人在审视毛泽东思想时，应该以此为起点；因为毛泽东思想的形成，代替了束缚中国社会两千年之久的思想权威，是中国现代社会意识形态的一面可以对比的镜子。
对一切意识形态的考察，要看其宗旨是什么，是为了满足何方的需要？是为了政治的需要，还是为了满足人民的需要，是否充分体现在社会和人民的价值观念里（信仰体系、价值结构和世界观）。即使影响巨大、意义深远的政治意识形态，也只是包含了极小的一部分文化内容，所以文化和政治之间的桥梁，应该是“体现”之路。毛泽东思想对民族的现代文化、思想启蒙作用，也必须通过具体的历史事件去体现。我们只有客观地看待每篇文章背后真实的历史，才能深层次地解读他的思想，才能明白他的思想是怎样演绎了现今的社会意识形态。
毛泽东的思想主要可以在《毛泽东选集》中得以反映，但由于着眼点不同，会有多种解读；我希望通过对文章的写作背景、涉及的历史事件，以及追踪毛泽东的足迹等方式能客观解读毛泽东思想。《毛泽东选集》共有五卷，第一卷收录了毛泽东在第一、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文章，第二、三卷收录了毛泽东在抗日战争时期的文章，第四卷收录了毛泽东在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文章，前四卷也称为新###主义革命时期的著作，第五卷称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著作。
毛泽东在新###主义革命时期的著作，是作为符合马克思、列宁的革命理论，并且是这些经典理论在中国革命战争时期的正确实践而收录的。其实从“五四”运动到1949年期间，毛泽东发表过不少文章，但似乎编者并不认为符合马克思主义的经典理论，所以没有收录。看来，毛泽东终生的思想都是极其复杂的，并非用西方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框架就可以简单套用！把中国的“毛泽东思想”放在这个框架里，实际是当时历史和国际形势的需要，其结果是大大限制了“毛泽东思想”的真正内涵和历史地位，“毛泽东思想”变成了一个政党的学说和指导思想，从而忽略了“毛泽东思想”在中国社会和历史上所产生的新政治文化启蒙作用。
中国古典哲学思想的根本之处就是：思辨和修证。这是一种永远开放的哲学架构，而且没有终极。无论是佛、道、儒，还是毛泽东思想，其哲学的立足点都是出于此处，别无他法。在中国人实用主义的骨子里，一种理论如果没有“思辨和修证”这两只足支撑站立，这种理论就什么也不是。不思辨，就无法分析和解释遇见的问题，就不能通，不能变；不能修证（包括个人的修炼或社会的实践检验）则世人不信、不服，就不会有广泛的追随者。一种理论，如果没有追随者，就无法流行，更谈不上形成波及全社会的变革动能了。
当年，毛泽东细读了大量马克思主义的书籍，确立了自己的“马克思主义”信仰。从后来的革命发展看，他的“马克思主义”，肯定和西方马克思宣称的不是一回事；但是马克思、列宁的革命理论和俄国革命的成功斗争方式非常有参考价值，可以作为完成中国革命的有力工具，当然在应用的过程中是需要修正和改造的。这里要特别注意：修正和改造，是理论在实践过程中不可缺少的环节，修正是使理论更加符合实际、更加好解决问题；改造是吸收原有营养基础上的发展变化，是新生事物的嫁接产生。改造在毛泽东的哲学里，是一个经常提到的积极概念，劳动中的感性认识，可以加速改造的完成，在这里“劳动改造”没有后来社会上流行的惩罚含义。
俄国的列宁，可以说是理论上的机会主义者。他在“阶段”和“阶级”上不断变换观点，以此满足自己的需要。在这一点上，毛泽东是一个超级的列宁主义者，他用无限充沛的精力和革命实践，不断地提出中国式的“马克思主张”，最后来形成他自己的革命学说——中国人喜欢的政治实用主义。
谈到毛泽东思想，不能不研究毛泽东本人个性的形成，也就离不开对其生长环境、成长经历的一些必要了解。1893年12月26日，毛泽东出生于湖南省韶山冲南岸上层场。字咏芝，后改为润之。毛泽东的父亲毛贻昌，字顺生；母亲文氏（文七妹）。文氏的头两胎婴儿在襁褓中夭折了，母亲怕毛泽东命不够硬，不能长大成人，所以抱他到娘家那边的一座观音庙，叩拜一块巨石，认作干娘，还取个小名叫石三伢子。从这个故事不难看出父母将来对这个儿子的溺爱，可能父母亲对爱各有不同的表达方式，可毫无疑问，他们对毛泽东的未来寄予厚望。严父慈母造就了毛泽东任性而又反叛的个性基础。
毛贻昌十七岁开始当家理事，为还债参加湘军；当了几年兵，长了见识、挣了银两；还乡后，赎回典出去的土地，再买进一些土地，田产增加到二十二亩。毛贻昌后来在湘潭米市以做稻谷、猪牛生意为主，资本发展到两三千元，还自制了“毛义顺堂”的流通纸票，在韶山冲算得上是个人物（民族资本家、银行家？）。
从毛贻昌的发家史和后来塑造毛泽东的方式可以想象，毛泽东的父亲既有湖南人暴烈、固执、好斗的性格，又有湖湘子弟精明变通的本能，这一切不可能不影响到从小就耳濡目染的毛泽东。毛泽东对父亲的严厉感受颇深，他后来回忆说：“他是一个严格的监工，看不得我闲着，如果没有帐要记，就叫我去做农活。他性情暴躁，常常打我和两个弟弟”，“他的严厉态度大概对我有好处，这使我干活非常勤快，使我仔细记账，免得他有把柄来批评我。”父亲要求他的这一切，养成了毛泽东的山区农家子弟本色，使他能够深刻理解农民的感受。
可能是由于母亲的溺爱（毛泽东的童年是在外婆家度过的），使毛泽东从小对农活就不喜欢。毛泽东的父亲曾当众骂他“懒而无用，为子不孝”，这肯定极大地伤害了毛泽东敏感的自尊。毛泽东显然无法接受父亲的管束，也不认同他的价值标准，内心充满反抗和憎恨，在韶山他成长的道路上，父子冲突似乎是家常便饭。
毛泽东最大的“不孝”就是在十五岁那年，他对父亲包办的婚姻进行抗婚，他始终不肯承认十九岁的媳妇罗氏（1910年2月病逝），坚决不与其同居（这可是让新娘家倍感丢脸的！）。当然，不管毛泽东如何看，“毛罗氏”还是作为毛泽东的原配妻子写入了毛氏家谱，毛泽东在建国以后对罗家也多有经济帮助。1950年5月，毛岸英受父命回乡，专门约请罗氏弟弟叙谈，称其为“舅舅”，可见毛泽东在心中还是对这门包办的婚事深感内疚的。
在这种父子长期冲突的过程中，形成了毛泽东毫不妥协的斗争性格，也形成了他性格中想取而代之（父亲）的专横一面。了解少年毛泽东的这一番曲折经历，再来看他十六岁写的《咏蛙》这首七言古风，其蕴涵的丰富情思也就十分清楚了，可以说它是少年毛泽东个性情怀的绝妙写照。
独坐池塘如虎踞，绿荫树下养精神。春来我不先开口，哪个虫儿敢作声？
毛泽东受母亲的影响和对母亲的感情都要深刻好多，他九岁时和母亲认真讨论过如何让父亲信佛的问题。十五岁那年，母亲病了，毛泽东专程到南岳衡山进香许愿。从这件事可以看出毛泽东对世俗信仰的态度，起码毛泽东很看重信仰所附带的力量。毛泽东后来在国际舞台上，扶助弱者、对抗强权的所为，可能就有他母亲性格的影响。
如果对比毛泽东对父母亲的感情，毛泽东显然更深爱他的母亲，这从他父母亲逝世时他所表现出来的情感和行为就可一目了然。毛泽东的母亲病逝于1918年10月5日，终年五十二岁。当时的毛泽东痛苦万分，他日夜兼程从长沙赶回韶山守灵，并写有情深意长的《祭母文》。其父在1920年1月23日病逝，毛泽东则没有回韶山（虽然他后来回去继承了遗产）。
中国历史的编写者喜欢美化政治上的成功人士，所以撇开后来加上去的革命光环客观地来看，1910年毛泽东离开韶山时,有点现在“愤青”的味道，任性、反叛并且讨厌各种传统规则的束缚（终生如此，只是表现方式不同），可能还有点乡下少年未见过大世面的自卑，这种人容易形成革命意识是很自然的，这一切说明他未来在社会绝对是不稳定分子。龙开始游入大海了，只要时机成熟就会兴风作浪（当然是掀起中国革命的大风大浪），事实果然如此！
毛泽东离开韶山后，首先投考湖南省湘乡县立东山高等小学堂，他的应试文章获得监考老师们的一致好评，尤其是谭咏春老师的赞赏。东山高等小学堂在当时是一所新式学校，除经书外还教自然科学、中外历史等，是湘乡地主豪绅培养自己子弟的学校，所以对毛泽东（不是湘乡人）的入学有些校董从中作梗。谭咏春爱才心切，他在学校做了多方说服，最终说服校长录取了毛泽东。毛泽东缴纳了1400个铜元，作为5个月的膳宿费和学杂费。
其实毛贻昌本来是安排毛泽东去湘潭的一家米店当学徒的，毛泽东开始也接受了这个安排（他希望生活能有一些新意向），但后来变卦了。变卦的原因是听表哥文运昌讲，在湘乡有个新学堂是“新法教育”的改革教学，西方“新学”教的比较多，教学方法也是很“激进”的。表哥就读的学堂深深吸引了毛泽东，他要求毛贻昌改变决定，送他去湘乡读书。显然，毛泽东又挑起了家中的“战火”，他的父亲非常气愤，坚决不同意毛泽东的选择。斗争的结果是固执的毛贻昌向毛泽东妥协，毛贻昌勉强相信了“先进的”教育可以增加毛泽东赚钱的本领。毛泽东至此开始摆脱其父亲的控制，进入了另外一个天地。
这所学校的教室整洁漂亮，与韶山满身灰尘的草房无法相比。毛泽东以前在私塾从来没见过这么多学生一起读书，他的同学都是衣着光鲜的地主子弟，农民子弟是不会进入这所学堂的。但毛泽东与这里的一切格格不入，周围衣着讲究的同学对他有点势利，看不起他，甚至想雇他做佣人。毛泽东后来回忆说，由于同学的态度使他感到精神很压抑。毛泽东的仇富心理是不是此时开始形成？大有可能。
在这个“洋学堂”里，他开始知道韶山以外的世界，新思想开阔了他的知识和思维。在这里，毛泽东第一次知道日本这个骄傲和强大的邻国，也知道了存在许多西方强国，这就是外国历史和地理等课程带来的好处。毛泽东在学堂最喜欢读的一本书是《世界英烈传》，这让他首次了解到拿破仑、彼得大帝、华盛顿等世界伟人。毛泽东在心里已经开始向往长沙了，但这个想法对他来说有点是奢望，简直不太可能实现！
试读五个月后毛泽东离开了这里，可能是他比同学偏大的年龄，或者高高的个头有点另类？真正的原因据说是学堂送他去长沙读中学，当时毛泽东担心家中不肯供养，谭咏春安慰他说：“不要紧，我和几位先生推荐你去湘乡驻省中学就读，吃公费。”这令毛泽东意外而又感激。
40年后的毛泽东在中南海对谭咏春的儿子说了以下这番感激之言：“……你老倌子有点眼光，那时候我的个性与家人不同，只有他老先生同意我。”“你父亲是一位热心的教育家，他是爱惜人才的！……没有他，我进不了东山学堂，也到不了长沙，只怕出不了韶山冲呢！……在当时，他能够那样关心我这个学生，真是不容易的呀！”从这个故事可以说明，毛泽东是一个喜欢怀旧且恩怨分明的人。
1911年春，毛泽东挑着行李离开了湘乡，他走到湘潭，从湘潭搭上湘江里的小火轮去了省会长沙（当时80万人口）。他的这次离家远行并没有完全得到家人的同意，父母多少还是有些为他担心的。毛泽东对外部世界的渴望和好奇心，令其决心闯荡江湖，探求新的知识和人生经验。
乡下人进省会，那就是一个兴奋，十八岁的毛泽东的眼界顿时开阔了许多，感受到一种和乡下完全不同的社会气氛。让人兴奋的事还都被他赶上了，他看到了革命派办的《民立报》，接触到许多革命言论，思想受到巨大冲击。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在中国大地上爆发，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崩溃了！长沙革命党人于10月24日发动武装起义，成立了湖南军政府，毛泽东非常激动，他剪掉辫子参加了新军（也许父亲年轻时在湘军的经历一直无形中影响着他），这是他第一次“参加革命”，饷银每月七块大洋。毛泽东后来谈及这段经历说：“辛亥革命的时候，我背过几天枪，什么立正、稍息、枪法还相当可以。”
毛泽东是一个思想活跃、不安于现状的年轻人，说实在的，凡是从乡里进城混的人哪个没点想头？当了大兵的毛泽东自然也不例外。他在新军的主要开销是买报纸，找关系求人是没门了，只能加强学习、多找对自己有用的信息啦。他首次在《湘汉新闻》上接触到“社会主义”这个词，这个新概念深深吸引了他！此时的毛泽东肯定想到很多，他对自己的定位很迷茫，他适合干什么呢？
在军队呆了半年，年已18岁的毛泽东终于厌倦了大兵的生活，他突然离开军营又当起了老百姓。这期间他在省会长沙无所事事地流浪了半年，多数时候是在茶棚看看报纸，上街看看热闹，冷眼旁观社会和独自苦思冥想；当然啦，为了生活费的问题，他还是要定期向专制的父亲汇报工作和思想。最后他开窍啦，也实际了，他知道不能再用发财梦来骗生活费了，伟大领袖决定重返校园。也许他想明白了：在混沌的政治形势中，知识分子是社会最有影响力的人，他们可以开启民智！
毛泽东的智商非同一般，他轻而易举地踏入了湖南省立第一中学。在中学6个月里，他最大的收获，就是把国文教员借给他的《御批历代通鉴辑览》仔细阅读，读完后他愈发觉得学校所学有限，还不如自学实际。毛泽东认定的事，他是敢于采取惊世骇俗的手段的。他断然退学，寄居到长沙的湘乡会馆，并且制定了一个庞大的自修计划。毛泽东泡了半年湖南省图书馆。每天他开馆进、闭馆出，自修完成了作为一个社会精英的知识打底，接着他轻松地考入了湖南第一师范（食宿便宜、免交学费），从此教育和引导追随者成为他最喜欢做的事。
1918年6月毛泽东从湖南第一师范毕业，他被杨昌济列为自己所教学生中的三杰之一（肖瑜第一，蔡和森第二），而同学公认毛泽东人品、胆识、口才和文章为同学之冠。其实最重要的是，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的五年半时间里，他锻炼和完善了自己的组织能力（组建了学友会、新民学会），他读万卷书，行千里路，考察了湖南社会各阶层。最终毛泽东形成了领袖意志和敏锐的社会洞察力，确立了自己远大的治国志向。
毛泽东早年曾认真研读过清代政治家、理学家曾国藩的著作，他阅读的木刻本《曾文正公家书》，有多卷收藏于韶山毛泽东同志纪念馆，每卷封面右下方都有毛泽东亲笔所书的“咏芝珍藏”正楷字样。书内多处有红笔圈点。
曾国藩是清朝所谓“中兴名臣”之一，他创立湘军，剿灭太平天国，武功显赫，开创了晚清的“中兴”局面，死后得“文正公”谥号。对他公认的评价是“学有本源，器成远大，忠诚体国，节劲凌霜”。这不但是肯定他的思想和学术，而且也树立了他的道德楷模。即曾国藩达到了古人曰“立德、立功、立言”的三者兼而有之，真真是“道德文章冠冕一代”，是精英治国的典范。
湖南第一师范的杨昌济极为推崇曾国藩，无论治学还是立身行事，都是以曾国藩做表率。毛泽东是杨昌济极为看重的学生，杨昌济对其家庭出身、个人经历和品德学问都十分了解，因此杨昌济以曾国藩为榜样来勉励毛泽东。杨昌济在1915年4月的日记中，对毛泽东有如下记载：
“毛生泽东，言其所居之地为湘潭与湘乡连界之地，仅隔一山，而两地之语言各异。其地在高山之中，聚族则居，人多务农，易于致富，富则往湘乡买田。风俗纯朴，烟赌甚稀。渠之父先亦物农，现业转贩；其弟亦务农，其外家为湘乡人，亦农家也。而资质俊秀若此，殊为难得。余因以农家多出异材，引曾涤生、梁任公之例以勉之。毛生曾务农二年，民国反正时又曾当兵半年，亦有趣味之履历也。”
从这段日记可以看出，杨昌济认为自己的学生毛泽东，可能成为曾国藩后的又一个治国伟人。他在逝世前不久写给章士钊的信中，曾经恳切地说：“吾郑重语君，二子（指毛泽东、蔡和森）海内人才，前程远大，君不言救国则已，救国必先重二子。”从后来的历史发展看他的断语，确实是慧眼识人！
正是因为曾国藩家书中那些广博渊厚的知识，通达圆润的文笔以及其中广泛的至理箴言，这一切都启迪了毛泽东做人、交友、行事的智慧，在他以后的治军、治国中都可以找到当年影响的影子。毛泽东在延安时，还向一些干部提议阅读《曾文正公家书》，在建国以后的一次谈话中，毛泽东还说“曾国藩是地主阶级最厉害的人物”。
在湖南第一师范的五年半学习中，毛泽东的政治观点和学术观点渐趋成熟，可以说他的治国经世大志就是在此时确立。古人曰：“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毛泽东希望通过组织新民学会，与广大志同道合的同学扩大自己的政治影响，共同改造社会，传播新思想、新文化，让更多青年冲破旧礼教、旧道德的禁锢，从而实现改造中国的目的。
1918年秋，由于毛泽东的母亲病逝，他更不愿回家了，所以他人生第一次离开湖南来到北京。他先和杨昌济教授（执教于北京大学）接上关系，有了一个落脚点；他和杨昌济教授的看门人同住一间小屋，后来还是搬了出来，与七个湖南老乡合租了一间房，八个人同睡一个大炕，八个人合买一件大衣，这滋味对南方人来说可不好受！毛泽东自嘲地形容这是“隆然高炕，大被同眠”。看来没有社会地位的“北漂”生活并不浪漫，也没什么人有兴趣听这位湖南才子难懂的湘潭土话；
总之，北京人和今天的首都人区别不大，他们好像生活在皇城就沾上了皇族的贵气，就感觉自己血统高贵，骨子里充满傲慢，毛泽东一定深有领教。难怪毛泽东发出高论：不吃辣椒的人就缺少革命性。言外之意似乎是北方人多点奴性？
毛泽东刚到北京的感受确实不美妙：“北京对我来说开销太大。我是向朋友们借了钱来首都的，来了以后，非马上就找工作不可。我从前在师范学校的伦理学教员杨昌济，这时是国立北京大学的教授。我请他帮助我找工作，他把我介绍给北大图书馆主任。”（摘自《西行漫记》）毛泽东的就业问题还真就不好办，好歹还是杨昌济通过李大钊教授（时任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为自己的高徒找了一份工——北京大学图书馆当图书管理员，月薪8块大洋。
毛泽东干上了图书管理员，这对他真有点讽刺。读了五年半师范出来，拿着师范院校毕业证的湖南才子，在人家的地头只能打小工，赚的钱才比长沙当大兵每月多1块大洋，还不知道物价是否上涨！要知道，毛泽东真正追求的是人生真理而不是财富，他一直在为自己的人生目标储备社会阅历。
虽然毛泽东在北大社会地位很低，但从不放过任何向知名教授请教的机会，他渴望和新文化运动的领军人物接触。当然，这些大忙人不屑与之交流探讨政治和文化问题，因为这不是图书管理员应该考虑的范畴。毛泽东后来有些酸楚地说：“我的职位低微，大家都不理我。我的工作中有一项是登记来图书馆读报的人的姓名，可是对他们大多数人来说，我这个人是不存在的。”（摘自《西行漫记》）。
毛泽东对自己当时的描述是：“我自己在北京的生活条件很可怜，可是在另一方面，故都的美对于我是一种丰富多彩、生动有趣的补偿。”（摘自《西行漫记》）。生活在皇城根下的毛泽东此时可能真正体会到了“中华文明”的深远意义，她体现在文化、制度、建筑、传统、审美……，他的内心深处相信：解决中国前途问题的关键是扎根民族文化的沃土！他拒绝了一起来京的湖南同乡共赴法国勤工俭学的邀请，这是他一生坚定的认识和态度。
毛泽东在给友人的一封信中有过以下三点高见：第一，“看译本较原本快迅得多”，有利于“较短的时间求得较多知识”。第二，“世界文明分东西两流，东方文明在世界文明内，要占个半壁的地位。然东方文明可以说就是中国文明，吾人似应先研究过吾国古今学说制度的大要，再到西洋留学才有可资比较的东西”。第三，“吾人如果要在现今的世界稍为尽一点力，当然脱不开‘中国’这个地盘。关于这地盘内的情形，似不可不加以实地的调查及研究。这层功夫，如果留在出洋回来做，因人事及生活的关系，恐怕有些困难。不如现在做了”。
当1919年春的五四运动如火如荼地激荡在古老的北京城时，毛泽东因父亲病重动身回湖南。他一路独自置身于祖国的山川名胜，去了山东、徐州、南京、最后到了上海，为赴法勤工俭学的同学送行。在上海，赴法勤工俭学的组织者给了他回湖南的路费。
虽然他对居住半年的北京古都并不习惯，这段生活却在他的思想中流下了深深地印记，他接触到了当时中国最优秀的知识分子：陈独秀、李大钊、胡适、张国焘……，他也感受了当时各种西方文化思潮的冲击。
毛泽东通过半年多在北方各地的感受认识到：在中国辽阔的地域上，各地方人的思维方式和价值标准差异极大，同一件事不同地域的人甚至可以得出相反的结论。要在中国这辽阔的地域上发展自己的社会影响力，首先应该在自己的地头起家，因为儒家社会的根基是老师、同学、朋友和宗族；利用已有的社会关系和熟知的民众思维、行为方式，抓住当时社会的主要矛盾施以舆论引导，容易引起广泛的社会共鸣，极易积聚强大的社会动能。在已形成的社会共识基础上扩大这种社会能量将会波及全国，掀起惊天大浪！也就是后来的所谓建立根据地思想。毛泽东成熟的思想和心里准备正在一步一步地显现出他未来的行为方式。
1919年下半年，毛泽东回到长沙，领导了长沙的五四运动（驱除亲日派军阀张敬尧的运动）。在新文化和反帝斗争两个运动主旨的旗帜下，毛泽东组建了“湖南学生联合会”，创建了周刊《湘江评论》，他自任编辑和主编。《湘江评论》的风格充分表现了毛泽东的才华和文风，一个多以来，毛泽东为《湘江评论》写了四十篇文章，文章被长沙的主要报纸《大公报》引用。
一个时代潮流发生急剧转折的历史时期，引起人们思想上的震荡和变动，无论在广度和深度上，是平时多少年也难以比拟的。毛泽东将五四精神带到了长沙，点燃了长沙各阶层民众反帝、反封建、追求文化、思想自由的激情，引起了知识界的广泛注意，包括远在北京的李大钊、胡适等的注目。毛泽东牢牢抓住社会舆论的主导权，掀起了湖南驱张运动（###、罢课、抵制日货）！他不再默默无闻，没有社会地位，作为政论家他已广为人知、红遍湖南喽。毛泽东在公众舆论的亮相已不再只是追求真理了，而是在用言论改造世界了，他也是在试探自己的社会号召力！真是行家一出手，就知有没有啊。
在长沙的督军张敬尧有枪杆子，对付笔杆子并不费事。中国有句俗语说得好：好汉不吃眼前亏！毛泽东是当今中国的第一条好汉，当然知道怎样化解啦。为了躲避张敬尧的###，毛泽东率领100人的湖南驱张请愿团（他是团长）来到北京；但北京无人关心湖南的政治，北京关心的是国家大事，世界大事。
毛泽东到北京一个月之后正赶上杨昌济教授去世，情节的发展就跟现在流行的言情剧差不多，学生前去吊唁恩师，与开慧小姐异地再度重逢。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何况丧父之时，此时杨开慧见到毛泽东的感情可想而知！19岁的杨小姐投入了27岁的社会精英毛泽东的怀抱，这对情侣同居了。
1920年初，杨开慧随母亲扶柩南下回长沙了，留下毛泽东孤身一人第二次在北京过冬，在此期间，毛泽东阅读了《共产党宣言》、《阶级斗争》（考茨基著）、《社会主义史》（柯卡普著)等书籍，他认为自己已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他后来回忆说：“到了1920年夏天，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我已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了，而且从此我也认为自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同年，我和杨开慧结了婚。”（摘自《西行漫记》）。毛泽东已经找到了解开中国问题的金钥匙，他要用这把金钥匙去开中国这把生锈的大锁了。
1920年4月，毛泽东离开了北京，他变卖冬衣买火车票去了上海。在上海他在一家洗衣店打工，洗衣店的艰辛生活或许有助于他理解马克思所说的“无产者”的深刻含义。当洗衣店的伙计干的主要是给有钱人洗烫衣服；可能毛泽东还负责送衣服，因为他的12至15块钱的月薪有8块钱是交通费，剩下的钱顾了吃就顾不了穿。哎，这经济大潮的社会到底是爱“财”不爱“才”呀？反正当“土鳖”的日子是肯定不会留下愉快的人生回忆的！
在上海期间毛泽东参加了新民学会在上海半淞园举行的会议，会议决定委派毛泽东回长沙任湖南勤工俭###动的负责人。也就是这期间，毛泽东与陈独秀的交流深刻改变了毛泽东。毛泽东后来回忆道：“他对我的影响也许超过其他任何人。”“陈独秀谈自己的信仰的那些话，在我一生中可能是关键性的这个时期，对我产生了深刻的印象。”这可以说是毛泽东第二次离开湖南的巨大收获。那年春天，新成立的共产国际派遣的俄国顾问，已经来中国与李大钊、陈独秀商讨成立中国共产党组织的具体事宜，毛泽东走上中国政治舞台的时刻正在临近。
1920年夏，张敬尧从湖南败走，这样毛泽东就可以平安回到长沙了。湖南第一师范的现任校长曾是毛泽东的老师，所以毛泽东受聘于湖南第一师范附属小学（修业小学）任主事（校长），报酬丰厚，他可以和杨开慧在清水塘租间雅宅来住了（租金每月12块）。由此可见，他现在的生活条件大大好过当时在异地打工，加上杨教授家的社会关系，此时的毛泽东已跻身长沙上层社会。
还是哪句话：“强龙不压地头蛇”，自家地头好发展！他在湖南为了广泛延伸他的社会影响，传播马克思主张而成立了一系列社团组织，包括：重建湖南学生联合会、教育促进会（在韶山）、“俄罗斯研究会”，创办了青年图书馆、文化书社等，再下一步他开始组织了湖南的共产主义小组。当然这一切离不开杨开慧母亲的经济资助。中国古代有句名言：“坐而言，起而行。”可以这么说，这段时期是毛泽东的思想和行动趋于一致的开始。
1921年初，新民学会在文化书社开了三天大会，在会上毛泽东主张俄式“十月革命”的方法改变社会，毛泽东提出：新民学会要开始“从事于根本改造之计划和组织，确立一个改造的基础，如蔡和森所主张的共产党。”这主张受到留法归来的大部分人反对；
毛泽东从此与新民学会分道扬镳，并且顺手把志同道合的会员拉进了社会主义青年团，这是1919年的五四运动势必演化的结果。当年《新青年》上的胡适、李大钊两派论战的焦点即“谈论主义”还是“研究问题”，现今研究现实社会的改良和奉行主义的社会革命各行其路了。毛泽东当然是代表左派站在社会革命的一方啦。
道理很简单，纸上谈兵的“研究问题”解决不了中国社会的顽症，传统和现代的矛盾必须从根本上解决，两者不可能永远同床共枕。毛泽东的思想发生了很大变化，他正在超越时代，他开始用独立思考把传统和权威踩在脚下，他有自己的主义，他也准备开创自己的时代！
1921年7月，毛泽东作为湖南代表来到上海法租界，同其他代表（没有一个是工人、农民）住进在博文女校已经定好的房间（学校放暑假）。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党代表大会召开了（李大钊，陈独秀缺席），在共产国际的马林和远东书记处书记尼克尔斯基的主持下会议开得并不紧凑，毛泽东也不是每天参加。这不是一个经过考验、有共同信念的团体，代表们也不觉得是在做一件有天大历史意义的大事，用“开天辟地”来形容这次事件确实要等几十年看看。
可能毛泽东是个例外，他或许发现这是中国历史和他个人的一个新的发展机遇，要么怎么会成为伟人呢？有实践才能的张国焘肯定也看到了，他在会上明确提出了在中国发动城市工人革命，建立无产阶级政权的路线。据说,张国焘是中国共产党里唯一受到列宁接见的人，如果没有毛泽东也许他会成为中国革命的伟人，就差那么一点点啊！是不是真龙天子的命不知道，但肯定是客死他乡的命。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党代表大会结束了，会议决定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加入共产国际，每个月向莫斯科的总部汇报，选举陈独秀、张国焘、李达组成中央局。关于党的中心任务，会议确定是组织工会，领导工人运动。毛泽东成为中共湘区党的负责人，在党内只能算是中层。
怎么会这样？看来以貌取人是难免的。当时跟毛泽东相处的人形容他：一口乡音，不喜欢洗澡，可以从他的脖子和身上刮下斤把灰尘，常常穿鞋不穿袜；在饭店吃饭时，用袖子将洒在桌上的食物和酒一扫而去。这样土的人难道不是适合在当地发展、当地方干部吗！谁也不会想到将来革命的掌舵人就是如此。
中国革命不可能是由知识精英领导下在学堂和城市完成的，革命理论的实践活动将要展示：开展中国革命是艰苦卓绝的，是要自下而上从社会底层（贫困农村）发起的革命，这种革命要求领导者必需和工农打成一片；革命的领袖知道无产者真正需要什么，真正想什么，自己应该做什么。沟通和理解也要是同一层次站出来的人呀！否则怎么能感同身受呢？看来喊“理解万岁”的人最清楚这一点。
1921年至1923年间，毛泽东主要还是发挥他的职业特长来宣传革命思想，一是写文章，二是利用他在湖南第一师范的关系网办农民夜校，得意之作是在1921年秋季创办“湖南自修大学”（学生最多时达200人）。有兴趣的读者可以拜读一下他的自修大学创立宣言，我们会发现毛泽东并非###才有教育奇想，他从来都是如此的办学宗旨：劳动实践就是学习知识的最好老师！是呀，认识事物不是首先从周边事物开始的吗?
毛泽东从上海回来时有两项党内任命：湘区区委书记、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湖南分部主任。劳工运动是党的重点所在，安源是毛泽东的另一个战场。我们都看过那幅著名油画——毛主席去安源，反映的就是毛泽东开展劳工运动的历史。画中比真人还大的湘区区委毛书记深沉而又坚定，在浓云密布的天空下无所畏惧地走向安源，就像一个中国牧师去传播马克思福音一样，很有宗教感染力。
从1921年底到1923年初，毛泽东四次到安源，开始尝试发展中国工人运动。毛泽东还是从办夜校起头，和工人交朋友，启蒙工人的斗争觉悟，然后再把他们组织起来。1922年秋安源###成功，促成湖南全省工团联合会的诞生，刘少奇虽然是操持者，但毛泽东作为运动负责人被选为联合会的总干事（刘少奇给毛泽东加的第一根漂亮羽毛）。安源成为中国工人运动的宝地和旗帜。
毛泽东在长沙各阶层成立了各种各样的工会，掀起了一系列的城市###运动，这一切实践都成为他文章中细分中国各阶级的思想基础。他用现代传销的手法在自己的亲戚、朋友、同学中建立了湖南各地党的组织，他们用毛泽东发明的阶级划分方法去启发社会各阶层的人，让这些处于社会底层的民众与政治发生关系，通过阶级斗争使自己成为书写历史的人物。
1922年9月毛泽东发动了粤汉铁路###，但汉口的北洋军阀彻底###了这次运动，同时湖南的工会组织也被取缔，无产阶级革命在中国的发展时机似乎并不成熟。
1923年4月，毛泽东只得逃离长沙，以免遭好汉吃眼前亏的厄运。您看过拖家带口的好汉吗？肯定少有！所以毛好汉不能带杨开慧同行，她怀孕了，只能交由她母亲照看。毋庸置疑，毛泽东的革命生涯一直都给亲人带来损害，这也是他人生的巨大痛苦。
毛泽东潜回韶山，开始重新思考中国革命应该走的路线，并得出结论：中国革命应该走农村革命的路线，类似俄国十月革命的城市革命的路线在中国是走不通的；中国革命的关键是改造农民，解决土地问题；中国农民的人口是中国人民的主体，是绝大多数，无产者主要在农村。毛泽东不会相信工人阶级组织的发展将会自然迈入社会主义，以中国当时可怜的产业工人人数来看：中国革命要等到资产阶级革命成功几十年后，等到资产阶级的掘墓人足够多了，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的时机才会到来。毛泽东会等吗？毛泽东不会等，他是只争朝夕的！
实际上城市的革命组织工作也并不适合毛泽东的领导手法，他虽然组织过工会，但工资与劳动时间问题不是他兴趣所在，他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劳工体验：没下过矿，没进过厂。他不了解机器和工业分工等问题，但他熟悉土地、熟悉农民。
当时党的总书记陈独秀教授是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对农民的觉悟和革命性不抱希望，不会认同毛泽东的这一想法；从欧洲回来的党的大多数领导也没有看到中国革命和欧洲无产阶级革命有着许多不同。所以，毛泽东的农村革命路线的理论提出的时机还不成熟，现在还不能和列宁的革命学说叫板；当然可以在别人的东西里渗入点自己的想法，比如说，引用理论时暗示农民是革命的同盟军等，自己的想法还需要在实践中证明其可行性才有说服力，要等待时机。
事实上莫斯科也认为“一大”时的中国共产党制定的路线图过于狂妄自大，57名党员的中国共产党在中国能掀起什么大风大浪？她应该寄生在大的政治实体上共同发展，才能尽快获得全国性的影响。
1923年1月，被军阀赶得穷途末路的孙中山抓住了莫斯科及时伸出的援手，他在上海与苏联特使越飞达成了协议——《孙文越飞宣言》，完成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的政治联姻：共产党员可以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同时共产党保持其政党的独立性。
“国民革命”这个时髦的新词开始挂在两党同志的嘴边，共产国际的标签终于贴在了中国革命的身上啦！莫斯科满意了，这是决定命运的一步。莫斯科认为：随着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内部的快速发展壮大，不久就可以掏空这个资产阶级政党啦，起码也可以在中国政治上和国民党平分秋色，一决雌雄吧！从此，苏联可以影响中国的政治进程了。
可惜，莫斯科看走眼了，自命孙中山的接班人——蒋介石，因为有枪杆子，在竞争孙中山的政治遗产继承权上成功了；他不尿苏联这一壶，和英美穿连裆裤，在后来清理国民党门户时让共产党人吃了大亏。
毛泽东在上海向党组织汇报了湖南的工作，并在1923年夏生平首次来到广州，参加党的“三大”。大会主要讨论了与国民党的合作问题，毛泽东热心支持“国共合作”，他肯定认为领导当时的中国革命，即使不是与农民的合作，组成同盟军，但总好过在革命过程中的孤军奋战呀。毛泽东一直认为中国革命也是反帝斗争，而1923年的国民党是反对帝国主义的，所以两党才会找到共同的政治基础。
毛泽东后来的行动证明：中国革命是离不开革命的统一战线的，永远是这样！关键是搞清谁统一谁，谁领导谁。在政治上互相利用是难免的，但要保住家底，在不砸烂共同政治招牌的前提下作最大的赢家，最多的利益获得者，这才是玩政治的高手,才算得上是政治家。毛泽东当时可能就是这样看的！
毛泽东在大会中起初和张国焘、蔡和森一样，不赞成全体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把劳工运动领导权交给国民党，即“一切工作归国民党”，如此会丧失党的独立性；但为了和共产国际以及陈独秀等大多数党员保持一致，他还是改变了自己的意愿。因为从长沙根据地出来后，要在全国性的共产党网络中开辟走向领导层的道路，政治上的让步是必须的。他的党内政治地位大大上升，成为5名中央局（相当于政治局）委员之一，并成为中央日常工作的秘书（类似如今的中央秘书长）。现在他在上海办公（1923年至1924年），他的文章发表在党的全国性刊物《向导》上，不再是湖南刊物上。
1924年毛泽东南下广州，参加了国民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并当选为国民党的权利机构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执行委员，被分配在上海执行部（汪精卫、胡汉###持）；毛泽东在此做组织部长胡汉民的秘书，他担任了该部的实际工作，同年5月他取代张国焘成为中共组织部长。
刚刚进入而立之年的毛泽东开始成为两党政治舞台的重要政治人物！可惜，他自己的眼睛主要是盯着国共统一战线，对国民党的工作也更卖力些。他的所作所为招致党内张国焘、李立三等同志的嘲讽，这位“一切工作都打着国民党的招牌”的胡汉民秘书显然在党内受到了孤立，因为在1925年1月召开的中共“四大”上，毛泽东的党内职务被一撸到底，在中共里成了普通一兵。这也就是毛泽东为什么常说：真理有时候是掌握在少数人手里。这话说得实在，如果革命真理不是少数人的专利，哪搞个革命领袖干什么？选举并不总是科学的，有时候###过后就要多来点集中。
1925年初，毛泽东只有回到湖南韶山的政治据点重新开始。他在城市呆了14年，回到韶山，使他对十几年所受城市文化的影响和教育有了更深刻认识，毛泽东在韶山的土地上才能休养他的政治生命和政治智慧，他需要重新寻找回到政治舞台的切入点。
毛泽东下田和雇农们一起春耕，与乡亲交谈听取意见，考察湖南农###动的可能性，思考未来自己的发展走向。他组织农民协会、在农民中建立党支部（当时的党中央如果知道的话肯定很反感），他可真是如鱼得水：农民是水，他是鱼；他充分注意到农###动的高涨，这就是他将来得心应手的场所，他始终是中国土地和农民的儿子，因为真正中国的历史传统和悠久文化是流淌在中国农民的血液中的。
1925年10月毛泽东重回广州，此时的广州政治景象焕然一新。1925年3月孙中山病逝后，国民党成立广州国民政府取代大元帅府的一长制领导，采用集体领导，汪精卫任广州国民政府主席。毛泽东利用和汪精卫（时兼国民党宣传部部长）的友谊被分配在该部工作，随后在国民党“二大”由汪提名就任代部长，主持宣传部工作。他也是国民党的主要刊物《政治周报》的主编，他在此刊物上发表了许多反击国民党右派的文章。
客观地讲，毛泽东在党内的地位不稳是与他的工作表现有关的。他搞过工运，但不深入，无法成为“工人领袖”，比不上张国焘、刘少奇、李立三；搞政治宣传吧，他的马列主义理论水平又不如陈独秀、蔡和森；论文章的雄辩和文采吧，又在恽代英、肖楚女之下；虽然在党内最早提出农###动问题，但又缺少实质的东西，不像广东省的彭湃创建了中国革命史的第一个农会，做了农讲所的第一届主任，农运搞得有声有色。当时党内精英荟萃，相比之下毛泽东难免黯然失色，独自伤神。从后来的历史看毛泽东，他的长处主要是政治预见和领袖意志（也就是党内的组织能力和运作能力），他能拉起中国最大的山头；在党内、党外的###中，他能“拉”能“斗”，通俗讲就是“刘邦将将”，他会用人，他能搞统一战线！
毛泽东预见到广州政府的北伐即将开始，所以提出“民众运动与政治有密切关系，目前各省农###动应以全力注意将来革命军北伐时经过之区域”，并利用其在国民党内的影响力主持举办了第六届农###动讲习所（他任所长），这一届是学员最多的一届，达到327人，并且为全国各省招生。毛泽东的指导思想很明确，就是为以后的农民战争作准备。他在农讲所的讲稿后来整理为《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
《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1926年3月）
《湖南农###动考察报告》（1927年3月）
《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这篇文章就充分表现了毛泽东“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手法，他借用西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治术语和分析社会的阶级方法作为工具，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这篇文章里精细划分当时中国社会各阶层的政治经济地位，以及在各种社会能量涌动时可能的心态和行为。文章并没用马克思主义的西方式严密逻辑推理来得出结论，而是体现出中国典型的实用主义论证方式（以论证者想要的大量事实来说明问题，被斯大林、王明讥笑为经验主义），在列举和分析完搜集的例证后，在文章结尾作者隐瞒了自己的真实观点（中国革命的领导力量应该是社会知识精英和觉悟农民结合的阶级），而是给自己戴着西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帽子，顺应形势地含糊说出一个党内都认可而在当时中国革命又无法行得通的结论：工业无产阶级是我们革命的领导力量。真正的结论已包含在文章里了，实际怎样可要走着瞧了！我毛泽东会带领群众去实践的，用事实来说话么！
《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的文章开篇就明确提出：“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毛泽东的风格跃然纸上：我们需要什么？用什么手段来完成？在群众中实践一下！但是在文章里他隐瞒了自己的怀疑，中国当时的工人阶级所占社会比重很少，他对劳工运动的社会能量到底有多大是有疑问的！因为在长沙的劳工运动证实了他的疑问。
《湖南农###动考察报告》是一篇充满激情的散文式的考察报告：“……很短的时间内，将有几万万农民从中国中部、南部和北部各省起来，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无论什么大的力量都将压抑不住。他们将冲决一切束缚他们的罗网，朝着解放的路上迅跑。”
作者以追求社会变革的心态观察、看待发生在湖南社会中的种种农###动问题，对湖南的土豪劣绅在农###动中的狼狈境况描述生动、语言调侃，对农民的“无法无天”语含赞许和期待。毛泽东总是喜欢体验社会运动的风险并且能在社会运动中找到人生的乐趣：与人斗其乐无穷！
客观地说，由于《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是根据毛泽东在农讲所的讲稿后来整理的，所以有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应用，也有许多当时深入的思考和调查，理论严谨有针对性；而《湖南农###动考察报告》多少有点浮光掠影式的应景纪实，算不上心得体会，倒是有点看热闹、起哄的味道。当然，此时毛泽东的内心已有惊人的结论：中国的权利产生于土地，所以革命的成败取决于农民。这个结论说不得，说破了天机就意味着：马克思、列宁在中国革命的大潮里只能干干陈胜、吴广的活计！这是当时共产党的理论权威和领导者无法面对的现实，要想继续吃共产党这碗饭，你就老老实实地戴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高帽，连修正经典理论的念头都别动。反而是陈独秀感觉到农###动可能给统一战线带来的杀伤力，所以在《向导》上没全文发表，并且陈独秀对文章的评价是否定的。
当时的斯大林为了自己党内斗争的需要，也是为了苏联的利益，不想让统一战线破裂；陈独秀虽然心存不满，但尽力而为之，在他主导下中共“五大”对形势作出判断错误，对国民党的汪精卫集团抱有合作幻想。当然，最后大革命失败的一切政治恶果也只有陈独秀独自承担下来（虽然这对他并不公平），这是他个人的历史悲剧。毛泽东在“五大”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但他的提案（武装农民、扩大土地革命）被拒绝列入议程，因为当时中国共产党正承受着国民党的激烈指责——国民革命军许多军官的家庭被农###动毁灭了！
从这两篇文章形成时期的历史背景可以清晰地看出，毛泽东想要在当时中国社会推行的主张是什么。毛泽东首先是一个民族主义者，其次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所以他很敏感地抓住了当时中国人民的心里张力就是:反压迫、要富强、要统一，即“推翻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的斗争。他套用马克思的阶级划分理论，试探着把马克思主义理论运用于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落后农业国家，希望用阶级斗争的工具唤醒心态并不革命的中国无产者，以此掀起社会的革命浪潮。
由于引进西方马克思的阶级划分理论，社会矛盾被高度概括和拔高，阶级斗争使社会贫富悬殊阶层的对立变得无比尖锐，在当时现有的法律框架和社会制度下根本无法调和，暴力革命成为势在必然。国民党政权代表着中国社会的中上层阶级，国民党的政治目的是统一中国的政治权利，进行渐进式的西方资产阶级###改革；在不伤筋动骨的情况下，以最小的社会代价完成社会变革，所以与共产党的分道扬镳是不可避免的。
农###动用阶级斗争的方式进行“打土豪，分田地”，促使儒家社会的基础——宗族社会彻底解体，儒家的传统社会理念被颠覆和取代；随着“消灭阶级，赤化中国”的推进，一种新的意识形态——阶级斗争开始在中国社会形成，阶级斗争成为推动社会发展的动力和主旋律。
当时的农###动是不是过分了？喧宾夺主了？毛泽东认为农民是能够组织和行使革命的领导权的！革命就应该让农民“无法无天”，因为“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革命就是否定。毛泽东思想是真正的解构主义！
虽然农###动在当时不是中国共产党的工作重点，但在中国社会，农民阶级显然比工人阶级强大得多，谁是革命的主体，谁领导谁是不言而喻的。说穿了就是：谁能领导中国农民，谁就能领导中国革命，就能成为革命领袖！
毛泽东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所写文章收入“毛选”的共15篇，可分类为：根据地的开展和建设，党和军队的关系问题，党的路线取向问题，毛泽东思想的哲学基础。这段时期是毛泽东在党内逐渐形成和确立其革命领袖地位的过程，也是中国共产党建党以来党内斗争最复杂的时期；毛泽东这段时期在党内地位起起落落，所以令后人更是难以客观把握这段历史，真正看清毛泽东的所思所想。还是跟着毛泽东的历史足迹走吧！
所谓“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是以中国共产党夺取政权的历史阶段来划分历史的，以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为进入这时期的标志。由于当时中国共产党在###上的幼稚，共产党伤心而又无奈地看着国民党摘走了“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北伐战争）的桃子；共产党内心虽然无比愤怒，但并不灰心，革命的路还长着呢，骑驴看唱本——走着瞧！蒋介石你记住：下不为例，下次合作的桃子绝不会让国民党轻易摘到！
当时的蒋介石利用黄埔军校的学生为其掌握枪杆子，奠定其在国民党内的政治地位，然后以一个成熟政治家的眼光准确地判断出国内外的政治变幻风云，从“限党”（限制共产党在国民党要害部门的人数）开始，到统一党内思想达到手段坚决地“清党”（清除国民党内的共产党），他彻底完成了中国国民党的政治转型，也拉开了历史上“国共”两党分分和和、恩恩怨怨的历史大幕。
1927年8月7日，中共临时中央常务委员会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讨论如何反击国民党的血腥###。毛泽东参加了这个有历史意义的会议，在这次会议上他的党内地位得以提升，他从中央候补委员成为政治局候补委员。“八七”会议确认了中共走武装斗争夺取政权的道路，其实不确认也不行，周恩来领导的南昌起义已经打响了。“八一”南昌起义时，毛泽东还没有资格参加讨论和决策，这次毛泽东才有机会发表意见，他的搞湘南农民暴动的提议被顺利通过。现在毛委员的革命实践就要展开了！
中国共产党虽然匆忙决定亮剑，但这把剑并不锋利，它还没有打造好。亮剑的宣传意义远远超过实际效果，因为它威胁不到执政党，所有的起义很快都失败了；几十年后的历史定论是：“打响了武装反抗反动派的第一枪”。这个结论太艺术化，有点虚，它的真实意思是什么呢？说白了就是警告反动派：咱不服！鸣了这一枪咱共产党也要拉队伍了，不是就你会玩枪杆子！你等着，咱陪你玩到底，保证比你玩得漂亮，咱玩的全是职业化、高难度！
“八七”会议的精神如何变为行动？这是一个操作难题，它考验操作者的思想水平和组织能力。对于这个新课题，起义领导者只能摸着石头过河。
8月9日中央任命毛泽东为“中共中央特派员”，指定彭公达为新省委书记，他和毛特派员可以全权改组湖南省委，负责秋收暴动，要求湖南在9月10日开始暴动。毛泽东8月12日回到长沙，住在已故杨教授的住所“板仓杨寓”，然后花了一星期去板仓探亲。8月18日毛特派员才赶回长沙出席湖南省委会议，传达“八七”会议的精神。
当时中央的意见是先摸一块小石头过河，先在湘南暴动，继而发展至全省。毛特派员和湖南省委决定搬一块大石头，搞一个以长沙市为中心的全省暴动，这买卖显然一开始做得太大，有点大跃进的味道，是头脑发热。中央领导的头脑还是保持清醒的，坚决反对湖南省委的做法，因为此时中央从武汉能调入湖南的军队有限，在湘南暴动是条件成熟的；如果按湖南省委的做法用农军搞全省暴动，肯定实力对比太悬殊，这买卖就很难做了！双方的书信你来我往、争吵不休，最后中央只能发出“训令”指出：“中央认为你们怀疑中央的政策是错误的，在如此紧急斗争的当中，中央训令湖南省委绝对执行中央的决议，丝毫不许犹豫。”强令湖南省委执行，这才解决了僵持不下的上下级争执，这在党史上是十分罕见的！
毛特派员和湖南省委就暴动范围问题与中央打了半个月的“笔墨官司”，白白浪费了宝贵的时间和精力，面对中央要求的9月10日开始的湘南暴动，仅有11天的准备时间。湖南省委匆忙组建暴动领导机构——中共湖南省委前敌委员会，毛泽东任书记，前往湘赣边界统率各路工农武装。9月5日毛泽东在安源写信给湖南省委汇报情况，信中约定11日安源发动，18日进攻长沙。好大喜功的湖南省委遂于9月8日向全省下达了《关于夺取长沙的命令》，并初步拟定攻长沙方案。
起义军是武汉国民政府警卫团和当地农军合编而成，扩编成一个师，号称“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毛泽东设计了军旗，红色的军旗图案是交叉的斧头镰刀放在大五星中间，有点抄袭苏联国旗的味道。这也难怪，毛泽东在学校的美术课成绩是个鸭蛋。
不知道毛泽东当时有没有读“孙子兵法”，以他18岁当过半年大兵的经历看，他的军事知识还是比较缺乏的；加上起义组织和准备粗糙，毛特派员没有时间深入部队作政治思想工作，在湘东暴动后，这支喜洋洋的起义军是遇弱不顺、遇强即垮。队伍从思想到组织都极不稳定，打败仗时军官和士兵的逃跑叛变层出不穷。别提“夺取长沙”了，这些人最后的落脚点在那里，能否生存都是个疑问。
为了避开强敌的追击，保住革命的火种（这是毛委员的强项，后来长征时再显身手），毛泽东将三路杀向长沙的败军带向交通不便、地处偏僻的莲花、永新一带。部队到达永新县的三湾时是9月29日，毛委员在湖南亮剑才20天，起义军就只剩不到一千人了，部队军纪松弛，思想浮动，士气低落，前路茫茫，不知所终。革命的路似乎走到头了，这真是到了“风霜雪雨搏激流，危难之处显身手”的历史转折关头了！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毛泽东在深思熟虑后断然采取两项措施，一是放弃进军湘南的计划，就地在永新境内的井冈山“落草”，做“山大王”；二是缩编队伍，去留自愿。不怕掉脑壳的跟毛委员走，回家抱孩子的发路费；结果留下七、八百人，凑够一个团，称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同时在部队建党、团组织，支部建在连上，连以上设党代表，加强了党对军队的控制。这就是党史上著名的“三湾改编”，创立了中国共产党的军队模式。
毛委员开始重新铸剑了，他要建立一支有别于职业技术军人的队伍，他建立的是一支政治军人队伍，这支队伍必须统一在毛泽东的思想之下，用毛泽东的思想武装头脑，能够完成毛泽东的所需所想，就像后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歌所唱“毛泽东的旗帜高高飘扬”。
毛泽东的建军路线彻底改变了中国人“扛枪吃粮”的传统思维，革命军队不再是混饭吃的地方，军队是毛泽东思想大学校。在这个政治大学校里，革命信仰比传统宗教信仰还要坚定；你在这里可能扛枪没粮吃，甚至献出生命，但是可以向你保证：你所付出的一切，包括你的英勇献身将会得到回报，那就是你解放了全人类受压迫的人，你解放的人和你的子孙后代会过上好日子！所以你不会白死，就像白求恩、张思德一样，你的死重于泰山，你永远活在革命的圣坛上，过上好日子的人会永远记住你、纪念你！你可以死而无憾了！
作为一种新型的意识形态，它的意义太伟大、太神圣了，让人为之热血沸腾！为了一个美好的新世界，为了未来诱人的画卷，难道我们不该为之奋斗吗？这种意识形态教育出来的军队和人民将会是无比强大、不可战胜的，因为她的力量是用之不竭的。毛泽东正是一直保持着这种认识：在一个落后的国家，面对落后的生产力和技术装备，面对麻木的民众，革命领袖必须将人的主观能动性发展到极限！只有如此，才能创造条件、改变现状，最后战胜困难，走向胜利。
秋收起义的失败给毛泽东上了武装斗争的宝贵一课，这就是自己抓到枪杆子才会出政权，人家枪杆子抓到的政权是###你的权利。所以“枪杆子里面出政权”首先是谁抓枪杆子，枪杆子听不听你指挥。关键是要打造这样一个团队：具有毛泽东思想的军队，具有毛泽东思想的干部，具有毛泽东思想的人民。那么最终就可以打出一个毛泽东的红色江山，创建一个毛泽东思想普及的社会。
在毛泽东一生中，秋收起义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虽然这是一次不成功的尝试，但它为后来毛泽东在井冈山的建军和建苏维埃，提供了借鉴。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武装斗争和土地革命是主要的革命潮流，而中央要求“杀戮豪绅，分配土地”的政策正合毛泽东的胃口，他本来就是想走这条道路，以此发动农民建苏维埃。现在陈独秀教授已是历史的罪人（斯大林是更大的罪人），所有束缚都解除了，终于可以放手大干了！秋收起义为毛泽东投身武装斗争提供了机遇，而井冈山根据地，则开辟了他通往中共最高权利中心的道路，在毛泽东成为中国革命伟大领袖的道路上，奠下了坚固的基石。
毛泽东走向了大山，他只能暂时“占山为王”了。在进入井冈山之前，毛泽东在三湾做了一项重要的准备工作，为的是更好掌握这支部队，应对以后可能发生的尖锐###。因为在当时党内复杂、混乱的政治局面中，军事失误是要算政治帐的，而党内永远不乏作总结工作的能人，总结的水平都不低，比如：“单纯军事主义”、“左倾冒险主义”、“右倾逃跑主义”、“军事机会主义”等等。搞得后来在中国，除了马克思、列宁的主义，其他和主义沾边的似乎都有贬义，我猜这也是为什么中国只出“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原因。
话说回来，以当时恶劣的斗争环境来看，打胜仗的机会并不多；何况共产党的军队还没形成自己的有效战法，打仗用的还是北伐的套路，国民党的军队不难化解这些招数，所以对阵国民党军队的胜率真是马马虎虎。此时在党内如果没有自己的一套人马，没有一支忠于自己的队伍，不单单政治地位随时不保，本人也可能随时被政治清算。秋收起义失败时，明眼人都看得出，毛泽东不能离开暴动部队回中央或湖南省委汇报工作，那不是送上门去请人给自己作总结、搞清算吗？去欧洲或苏联也非毛泽东所愿，他是不会回避困难和挑战的，这也是毛泽东当时选择走向井冈山的原因之一。
毛泽东改编了队伍，重新任命军队各级干部，同时提出在军队内部实行###制度，反对军阀作风，官兵待遇平等，经济公开。在连队建士兵委员会（类似工会？），士兵委员会是士兵的群众组织，在党代表领导下，开展宣传，参与伙食管理，监督###制度的实行。说老实话，军队从来就不是###的地方，也不可能###！每个军官心里都清楚，军队是不能抹杀应有的差别的，否则，就不用指挥打仗啦。所以这支武装怎么看也不像军队，反而更像一个政治团体。
毛泽东说服剩下的人支持他的新奇设想，跟着他走进井冈山，去收编袁文才和王佐这两股土匪，这样可以在井冈山周围找一个立脚点。跟着他上山的人肯定心存疑虑，难道这也算干革命？这个毛委员还能在湖南领导多久啊？他还能在党内混下去吗？
革命路上独辟蹊径的毛泽东这回是铁了心“落草”了，他照自己的路子办，先派人与袁文才和王佐联络，晓以革命大义，再送上一百条枪，在这革命的两手影响下，袁文才和王佐不但让毛泽东上井冈山，而且入伙工农革命军。估计袁、王二人也略知《水浒》传中晁盖等人当年是如何在水泊梁山建立根据地的，再说了，自己在井冈山混来混去也就是百十号人，几十条枪，何不跟着毛委员做中国革命的大买卖呢？毛泽东终于有了自己的立脚点，他可以安排伤员、修整队伍和思考下一步的行动方向了。
自国共两党首次合作分裂后，按照共产国际的指示，共产党人的主要任务是暴力反抗。所有共产党人都拿起了枪，他们匆忙拉起一支支队伍，好像飞蛾扑火一样杀向大城市，事实证明城市道路在当时根本行不通。毛泽东清晰地明白这一切，所以选择了井冈山这个避难所来进行他的思想实践。
自古乱世出英雄！毛泽东深知中国革命的领袖必须在农民起义中产生，所以必须走向高山、农田，真正做到“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毛泽东从中国的历史中懂得，在一个有着几千年儒家传统的社会里，发动工农夺取政权不能单靠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在城市里进行阶级斗争去完成；要在中国发动工农夺取政权，必须对马克思主义来一个中国式的包装，那就是要在起义的“义”字上做文章，用“义”来争取民心，也就是结合中国的道德文化，在武装斗争的同时进行道德斗争，即建立中国革命的新意识形态，让这种意识形态深入人心。只有这样，中国革命才能由弱到强，从无到有，人民的力量会成为革命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
毛泽东非常欣赏“越穷越革命”这个命题，他认为中国社会的贫穷也是改变中国社会的动力，他对中国农民革命性的了解是很深刻的，所以他指出：贫农“是乡村中一向苦战奋斗的主要力量”。毛泽东明白：在儒家社会，人们对正统性的尊重和敬畏，对造反作乱的反感和恐惧。他必须利用在民间流传很广、深入人心的历史故事来包装他的革命行为，来宣传革命，让贫困的人们相信，他领导的革命是符合历史进程的义举。
他所要做的就是到贫困的地区发动民众，让历史中的农民起义重新在农民的心里发酵，使他们认同跟着毛泽东参加一场农民战争是正义的，是杀富济贫、替天行道。当然，毛泽东会教育他们认识到，这个“天”是共产党代表的劳苦大众，这个“道”是未来的共产主义，他们不单单是绿林好汉，还是共产主义战士；他们不单单是杀富济贫，还是在解放全人类！教育出这样的新民众，就可以进行一场“新民”主义革命。毛泽东真正的创造性是把三样东西结合在一起：人民军队、农民起义和马克思主义。无论在哪一方面，毛泽东都不能算是先驱者。但他是把三者结合起来的第一人。
有了新的宣传工具就是不同，这是一种让敌人感到可怕的信仰，所以毛泽东说：“人是要有点精神的”。正是在井冈山，毛泽东提出了“军民鱼水情”的著名比喻。革命军队这条“鱼”如果没有献身高尚事业的精神，那么人民这个“水”就会对她枯竭。开辟革命根据地，就是要建立一种“鱼水情”的生存环境。毛泽东初到井冈山时，为了建立这种生存环境，不得不慎重行事。如何掌握阶级斗争的尺度？如何把向农民征税的不利影响降到最低？这些社会政策的制定都颇费思量。
毛泽东把队伍派到井冈山周边地区打土豪、杀地主，没收地主的财产来获取部队的给养（这比向农民征税容易得多）。但是，毛泽东却尽量不去触动中间阶级，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他不能大张旗鼓地搞土地革命，周围土地太少。这里的阶级成分可不那么好分析！能有兵源和给养就不错了，政治任务只能放一放再说。
初上井冈山，毛泽东遭遇的最大危机是在1927年底。宁汉战争爆发后，李宗仁率部###唐生智，湘军集中力量对外，各县守备空虚。1927年11月中旬，毛泽东此时脚伤未愈，活动不便，只有令团长陈浩率部（一营和特务连）袭取湖南最东边的茶陵县。陈浩18日拿下茶陵县城，在县政府挂上“人民委员会”的牌子，委任一个县长，其他照旧。显然，毛泽东正在失去对这支武装的控制，这支队伍并不想回井冈山按毛的路线发展。但毛泽东在军队建党的管理方式起了作用，一营党代表把情况汇报给了他。毛泽东写信遥控这支队伍，在茶陵县撤销“人民委员会”，成立工农兵苏维埃，部队就地开展打土豪的斗争。11月下旬，井冈山根据地第一个红色政权——茶陵县工农兵苏维埃成立，工人出身的谭震林被选为苏维埃主席。
危机的爆发是在1927年12月下旬，湖南军阀与南京妥协后挥师进攻茶陵，团长陈浩集结七个连，团、营指挥员多是军校出身，拉开架势硬打，这一家伙打下去可让当时的毛泽东心疼了，革命的本钱、自己的身家就这么折腾光了。毛泽东火速下山，走了三天找到队伍，当即以前委名义召开连以上干部开会，会上毛泽东代表前委撤销正、副团长及参谋长，该三人停职接受审查，重新任命干部，队伍开回井冈山。部队回山后，毛泽东宣布三人罪状：陈浩是黄埔一期生，利用茶陵县一战的失利，伙同副团长和参谋长企图带队投靠蒋系军队，所以对原正、副团长及参谋长予以枪决。毛泽东终于用霹雳手段化解了一场危机，重新控制了这支队伍。
在部队的情绪平复以后，毛泽东召开干部会做了总结。他说：“战无常法，要善于根据敌我情况，在消灭敌人保存自己的原则下，抛掉旧的一套，来一个战术思想转变。打仗也要像做买卖一样，赚钱就来，赔本不干。现在敌强我弱，不能用过去那套战法，想一口吃个胖子。从前井冈山有个山大王叫朱聋子，和官兵打了几十年交道，总结了一条经验：不要会打仗，只要会打圈。我们要改他一句：既要会打圈，又要会打仗，打圈就是为了避实击虚，强敌来了，不要跟他硬碰，先领他兜几个圈子，等他的弱点暴露出来，就要抓得准，打得狠，打得干净利落，要有缴获。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这就是我们的战术。”此时，袁文才和王佐教给毛泽东的井冈山生存之道起作用了，毛泽东的游击军事思想正在形成和展现之中。
1928年1月4日，毛泽东率领革命军四个连攻打遂川，县城守敌弃城而逃。部队入城后，毛泽东集合部队讲话，他说：“遂川县有一些大土豪，银元都埋在地下睡觉，农民穷的要命。大家要打土豪，筹款子，发动群众。快过年了，要给群众分些粮食、衣物。开始时穷人一般都不敢要地主的东西，我们要在晚上把东西秘密送到穷人家里去，或者把这个地方土豪的资财，带到另一个地方分给穷人。”
毛泽东的队伍鼓动起群众的情绪，然后带领大家斗争没有逃走的土豪，去土豪家里分东西，烧地契，烧借据。到1月29日，成立了遂川县苏维埃政府。
1928年初，江西军阀朱培德对井冈山地区发动第一次“进剿”，兵力两个营。毛泽东用自己的游击战术结合孙子兵法，歼灭敌军一个营，俘敌三百，缴枪四百。这是毛泽东人生第一次具体指挥一场战斗，结果是锋芒毕露。不得不承认，毛泽东在军事思想上吸收了中国历史传统的营养，在军事战略上是个天才；在具体战术上，他也能将冷兵器时代的许多战争原则发挥至顶点，让人叹服！
第一次反围剿的胜利使宁冈全县成为红色区域，成立了宁冈县苏维埃政府。至此，毛泽东已建立了茶陵、遂川、宁冈三个县的红色政权，创建了以宁冈为中心的湘赣边界根据地，井冈山打红旗的革命模式树立起来了，美中不足地是有点绿林好汉的传奇色彩。从共产党中央到湖南省委、特委，他们对毛泽东的看法和做法都是否定的。好在那是一个通信不发达的年代，对毛泽东的指责和处分要在路上走很长时间，这给了毛泽东充分发挥的空间和时间，使他的实践成果可以展览给指责者，同时也可以说服跟随者继续认同他。
井冈山是毛泽东撬动世界的一个支点，他还需要一根结实的杠杆，那就是毛泽东思想武装的军队。毛泽东不但从井冈山走向了天安门，而且从此改变了中国和世界！
毛泽东开始真正意义上的铸剑是1928年4月，在朱德、陈毅率领的八一南昌起义残部上井冈山以后，朱、毛的两只部队会师组建了工农革命军第四军。毛泽东在此后红四军的打造过程中，通过多次与朱德、陈毅地激烈政治交锋，终于使自己的建军思想得以落实和完善，并形成在红四军的军魂中。至此，毛泽东完成了自己的铸剑过程，率领红四军坐镇井冈山，纵横罗霄山脉，创建中央苏区，组建红一方面军（中央红军），笑迎诸路豪强，是何等的壮怀激烈。以后共产党军队的建设，只不过是他人重复毛泽东的铸剑过程而已，了无新意。
朱、毛的两只部队会师前是性质差别较大的，无论是领军方式还是指导思想都风格迥异。毛的部队军事素养略差，但政治思想鲜明，管理方式###，更像是一只政治团体；朱的部队军事素养高，但指导思想不明确，带有旧军队的军阀式管理，是一只职业技术军队。如果对比一下二者会师前走过的道路，就可以更深刻地体会到两只部队的差别，可以看出朱、毛二人治军的指导思想大有不同。
筹划和领导“八一南昌起义”的中共领导人是周恩来。早在1927年6月17、20日中央常委会议上，中央军事部长周恩来两次提出举行湖南暴动的计划。会议通过了周恩来的建议，并决定由周恩来前往指挥。可是，由于共产国际的反对，这项计划没有能够执行。直至汪精卫在武汉发动“7.15”的所谓“分共清党”，此时中共才再次决定拉队伍。中央任命周恩来为前敌委员会书记，统率集结在九江、南昌一带的贺龙20军、叶挺11军和朱德军官教育团，发动南昌起义。
“八一”南昌起义成功后，按照中央和共产国际代表的决定，起义部队于8月3日至7日分批撤出南昌，向广东进发。在广东大埔县的南面三河坝镇，前敌委员会决定分兵，主力取潮汕，朱德带四千余人留守三河坝断后。朱德坚守三天三夜，带队撤离，追赶主力，路遇败军，方知主力在潮汕失败。
此时这只队伍到了抉择命运的关口，队伍周围是强敌包围，与上级又失去联系，并且部队内无权威的指挥，不少人觉得解散队伍的建议好像还不错，这只起义军的残部开始涣散了。以当时朱德的党内地位和军队职务（无法与叶挺、贺龙相比），他似乎难以完全控制这只队伍，但他说服了大家跟他走，以自己的军事能力最终把队伍带到了赣南。在这一转移过程中，有的军官整连、整排的带队公开离开，朱德只能在赣南整编队伍。“赣南三整”是南昌起义军残部的转折点，朱德用自己的信念和人品，在这只一千人的军队中树立了威信，受到大家的衷心爱戴和信任，留下的人自愿拥戴他成为这只队伍的领袖，南昌起义的火种总算得以保存。朱德之所以后来在党内众多高级干部和将领中脱颖而出，成就自己“红军之父”、“总司令”的地位，就是在此时奠定的。
客观地判断1927年10月底当时的情况，朱、毛双方只是互通联系，以便策应，双方都无意会合。朱德得知毛泽东的消息应该是在赣南转战之时，赣南特委告知秋收起义的残部在井冈山。朱德当时也在考虑建设根据地的问题，他以自己的军事经验判断，井冈山的经济条件并不理想。他或许认为此时上井冈山，自己面临的各种问题无法解决，还给毛泽东带来麻烦。后来朱德向何长工（毛泽东派去联络朱德的）解释，想发展一块大的革命根据地。
另一个比较实际的问题就是，朱德的军队当时受广东省委领导，毛泽东的军队受湖南省委领导，朱、毛合并存在统一领导的问题。1928年初，朱德军队进入湘南发展，朱、毛两只军队统一接受中共湘南特委指示，在湘南暴动失败后，中共湘南特委决定，两军在井冈山合编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从此，一个新的革命性质的军队——红四军诞生了。
1927年10月朱德在赣南整编队伍后志在东山再起，他选择了去粤北，而不是井冈山。这是因为在粤北驻军的是国民革命军第十六军，该军军长范石生是朱德在云南讲武堂的同窗、同班。范石生与朱德会面后，及时给朱德提供了现款、弹药、药品以及医生、冬装、被盖等物资，使朱德的队伍得以充分休整。1927年底，朱德接到范石生的秘密通知，蒋介石已知朱德军队行踪。朱德转移队伍进入湘南，准备在湘南发动红色暴动，建立革命根据地。
湘南暴动的第一个目标是宜章县城，1928年1月12日，朱德军队打着第十六军军长范石生的招牌，以军队移防为名智取宜章县城。1月13日，起义军根据中共广东省委指示，宣布起义军改名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师”，朱德为师长，陈毅任党代表，王尔琢任参谋长。“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的成立，是红军发展史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因为这只队伍战术素质高，有自己独特的战斗风格。朱德的军队已抛弃当时黄埔军队死打硬拼的战斗方式，而是在随后的战斗中创造采用了运动游击战的新战术，这个战术后来成为红军的看家本领，是红军以弱胜强的法宝。
朱德指挥军队用新战术对付进剿之敌，主动撤退，诱敌深入，避实击虚。朱德用一个团就击溃了许克祥进剿的六个团，并率部乘胜追击，在广东坪石全歼许克祥所部，缴获无数。坪石大捷后，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在湘南攻占11个县，建苏维埃政权，打土豪、分田地，形成了1928年初的湘南暴动。
与朱德的军队相比，毛泽东的军队战斗力相去甚远，在井冈山周边的分散活动往往被地主武装击溃，这令毛泽东暂时还不敢做冒然的出击行动，所以难以做大。1927年12月，毛泽东曾经向中共湖南省委写信提议，朱、毛两部建立联合领导，改组前敌委员会，上报中央批准。以毛泽东的党内资历，如果成立新的前敌委员会，前委书记非毛泽东莫属。显然，毛泽东是希望在这个政治基础上的联合领导，他一直准备打造和指挥一只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军队，用枪杆子来推行毛泽东的思想。
当时毛泽东的路线与中央的中国革命路线图并不一致，尤其是毛泽东在秋收起义后的所作所为，擅自取消攻打长沙，收编土匪上井冈山，赶巧的是，在此又结识了原安福县长的千金贺子珍，这更令攻击他的人容易联想到“压寨夫人”之类的形容。毛泽东搞根据地的政策，使党中央和湖南省委认为他是右倾投机主义份子，必须立马让他“下课”。由此，在1927年11月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以及12月31日中央给湖南省委的指示中宣布，给予毛泽东开除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撤消省委委员的处分。嘿嘿，在我们熟知的党史教科书上，这英雄与狗熊之间往往只隔着一层窗户纸。
1928年3月上旬，中共湘南特委派湖南省军事委员、湘南特委军事部长周鲁上井冈山，贯彻执行去年的中央决议。周鲁到达井冈山后，指责井冈山“行动太右，烧杀太少”，没有执行所谓“使小资产变成无产，然后强迫他们革命”的政策；批判毛泽东是“右倾逃跑”、“枪杆子主义”，宣布取消前委，成立师委，任命何挺颖为师委书记，毛泽东任师长，率领军队离开井冈山，支援湘南暴动。
如果故事到此，周鲁也不至于名留党史。可能周鲁这位玩酷的主，觉得自己在毛泽东面前做的还不够酷，竟然拿伟大领袖的党籍开涮。周鲁自以为是地传达，“中央开除了毛泽东的党籍”！好家伙，毛泽东真是结结实实挨了一闷棍，无疑这是一个沉重的政治打击，让他在自己的所有追随者面前灰头灰脸，威信尽失。想想看，追随者看着自己的偶像被无情地玩出局，那心情就好像无辜地搭乘了下沉的铁达尼号，这心呀倍凉倍凉的，别提多心寒啦。在几十年后，毛泽东谈及此事还难以释怀地说：“……我这个人当师长，就不那么能干，没有学过军事，因为你是党外###人士了，没有办法，我就当了一阵师长。你说开除党籍对于一个人是高兴呀，我就不相信，我就不高兴。……中央开除了我的党籍，这就不能过党的生活了，只能当师长，开支部会我也不能去。”这真是：传达有真伪，执行须慎重！总之，在那个信息、传媒都不发达的年代，对上级的指示是，不可不信，又不可全信！
在湘南特委的命令下，毛泽东不得不离开井冈山，去完成“支援湘南暴动”的大行动。但此时毛泽东的政治身份使他不愿意自己的队伍与朱德的军队合编，所以下了井冈山后，毛泽东就派毛泽覃带特务连往湘南联络朱德，自己率领大部队在湘东一带活动，帮助地方建立苏维埃政权，总之，是搞一些志在参与的动作。毛泽东当时可能认为，不管自己干的如何出色，也难入高高在上的上海党中央的“法眼”，反倒是可能热脸贴在凉屁股上。所以，干脆把“支援湘南暴动”的行动变成了联络行动，敷衍了事。不过话又说回来，毛泽东下山的直接好处就是，发现自己在井冈山上被周鲁给忽悠了。看了文件方知，自己还在吃共产党这碗饭，并没被人砸饭碗。嘻嘻，虚惊一场！
1928年初，国民党的汉宁战争结束，为平定湘南暴动，根据南京中央政府的命令，湘、粤军阀集结七个师的兵力，南北夹击湘南。由于湖南省委在湘南暴动中，执行烧毁政策，错误地以为：“中国文化落后的农民，要他们出来革命，只有一个赤色恐怖去刺激他们，使他们与豪绅资产阶级无妥协余地”。所以湘南特委在湘南实行杀尽富户，烧尽房舍的残酷行为。湖南省委的左倾盲动政策致使起义部队失去群众拥护，政治基础尽失，根本无法立足湘南。在这种情况下，中共湘南特委和朱德决定，起义军避开强敌上井冈山。
1928年4月上旬，朱德、陈毅率部分别撤出郴州、耒阳，湘南特委及各地农民赤卫军跟随撤退。朱德和陈毅会合后且战且走，在毛泽东的接应下上了井冈山。朱、毛两只军队会师后，中共湘南特委决定，两部在井冈山合编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王尔琢任参谋长（兼二十八团团长）。下辖两个师，一个教导大队。朱德、毛泽东各兼一个师长，两师下辖六个团，番号自二十八至三十三（很快三十、三十三团就被遣散）。陈毅是教导大队大队长。全军一万二千人，枪两千余支。这一年，毛泽东是三十五岁，而朱德是四十二岁。
朱、毛军队合编，这个决定还包含着湘南特委的另一个意图，那就是通过朱德的队伍来改造、整顿毛泽东的队伍。他们认为朱部人多而毛部人少，朱部强而毛部弱，所以朱部上井冈山后可改变毛部梁山好汉的色彩。毛泽东的路线是争取各方面的力量然后加以改造，执行的是一条有些保守右倾的路线。上海的党中央认为对阶级敌人应该实现###，“工人阶级化”应当是党和军队必须完成的。（问题是中国的工人有多少呢？工人阶级主要在哪里呢？）
说白了，就是湘南特委认为朱德的军队在湘南暴动中很好地执行了中央的指示，代表了真正工人阶级化的队伍，虽然最后也是败走井冈山，但与毛泽东的“落草”井冈山相比，是完全不同性质的。套用一句俗话来说就是，成绩与问题相比，是主流与支流的关系，是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关系。而毛泽东在湘南暴动中则阳奉阴违，唯我独尊，将支援暴动变成联络行动，毛泽东这支队伍难以掌控。现在图的就是朱德、陈毅这剂猛药能医治毛泽东的唯我主义病。
为了实现湘南特委的意图，避免朱德受毛泽东的影响，在朱德率部上井冈山之前，中共湘南党组织的领导干部向朱德、陈毅提出了警告：“毛泽东是个阴险残忍的人物，湖南党的中上层同志对他素无好感。但朱德军长是坦白诚实的人，很容易受毛愚弄，陈毅同志为人太爽直，无防人之心，今后你们合作，我真的替你们担心，希望你们多多注意。”
中共湘南特委书记夏正民也说：“毛泽东的聪明才智，倒是不亚于三国时代的魏武帝曹操，但他是唯我主义，且缺乏人情，没有曹操能知人善用及有容人之量的襟怀。”
因为存在以上因素，朱、毛的合作从一开始就充满分歧和矛盾。合编之初，具有政治家头脑的毛泽东不会不清楚湘南特委的用意，但为了打造一支能真正实现自己意图的军队，他绝不会回避面临的挑战，他相信自己可以说服和改变每一个合作者（包括潜在的对手），最终能使所有这些人成为他的追随者。这就是领袖意志，这也是后来为什么说“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
在两支军队合编后，毛泽东首先与朱德所部的各级干部做了深入的接触（此时注意到林彪的过人之处），当然也与朱德、陈毅进行了沟通了解。虽然有中共湘南特委打的预防针，朱德、陈毅还是都为毛泽东的思想所震动，他们把毛泽东看成是思想家。毫无疑问，毛泽东独特的武装斗争路线，给他们打开了独立思维的另一扇门。所以，两军党代会选毛泽东为四军军委书记和前委书记，毛泽东在四军的影响力开始发挥了。如何掌握红四军的领导权，如何打造好、控制好这支军队，成为毛泽东最关注的问题。
但毛泽东作为书记，所做的决定也颇受质疑,在红四军产生很大分歧。其一是他提出的“党领导一切”的口号，作为军事主官的干部很难接受。当他把这口号发展为“党管一切”时，各级军事干部都认为这太过分了，认为这是毛泽东利用党的架构，在军队搞专权，大权独揽。其二是“集中兵力”，绝不分兵。毛泽东认为，当时自己的力量与敌人相比还很弱小。朱德所部认为这是毛泽东另有所图，起码也是占便宜。其三是死守井冈山根据地。朱德所部上山后认为，井冈山的经济条件太恶劣，根本无法养这么多人，更别提红军发展壮大了。毛泽东则宣称：“根据地对于红军就像人的屁股。”说根据地是屁股，显然是有充分道理的，人如果没有机会坐下来休息，肯定会累死。红军作战后，是需要地方休整的，不要根据地的想法根本行不通。其四是遣散农军，即由湘南农民自卫军组成的三十团、三十三团，共五、六千人。
其一，先从毛泽东的建军思想分析“党领导一切”、“党管一切”的提法，看看在历史上为什么这样搞。毛泽东内心认为，党是革命领袖的战斗武器，革命领袖的思想和意志就是通过党来实现的。在党的领袖需要施加影响的地方，就应该建立、健全党的组织。所以，毛泽东坚持在每个班设党小组，每个连设党支部，每个营设党委。这样，党便由一个抽象的概念转化成了一个每日都在的实体，党便来到了夜晚营地的篝火边，来到了每一个战士的身旁。
显然，党在军队的作用是要使每个战士都能有革命觉悟，每个战士都感到自己是重大运动的一部分，所以党的政治思想工作应该参与所有运作，这是毛泽东的根本出发点。旧军队的军官难以理解，也不易接受。他们认为党（毛泽东）是大权独揽，小权也不放，是“书记专政”。党的手伸得太长了，“以党代军”、“以党代政”、“以党代群”，“党管一切”成了无所不包、无所不容的王牌。朱德、陈毅（毛任特委书记后继任四军军委书记）也有同感,似乎前委管的太多、太细了，前委应该只抓四军的行动方针。毛泽东认为，前委是代表中央领导军队和当地党组织的，现在有可能被架空，自己的意志也被抵制！为此，毛泽东在给林彪的信中愤怒地指责“四军有个人领导与党的领导的斗争”，矛头直指朱德、陈毅。虽然红四军的“七大”会议否认了“个人与党争权”之说，但猜忌之心仍存。经过一年多的磨合，朱德、陈毅才真正理解和接受了毛泽东的建军方式。
其二，毛泽东对当时朱德所部提出的分兵作战坚决反对，这个反对的后面是有他自己另外的治军考量的。毛泽东是要打造有坚强统一领导的红四军，而不是貌合神离的红四军；他绝不容许秋收起义部队和南昌起义部队各行其事，各自为政。否则，红四军将会被敌人各个击破，难以生存。红四军的二十八团是南昌起义部队，战斗力很强，是四军的绝对主力，军事素质非常高。毛泽东特别看重这个团，希望从这个团培养出一批未来的红军之鹰；这些他发掘出来的红军新星，他们理解和忠于毛泽东思想，然后遍布红军的各个岗位，从而完成用毛泽东思想武装革命军队的过程。从后来解放军军事将领的排位就可以证明这一点！
但朱德所部上下都认为：井冈山的三次反“围剿”战斗中，全部是二十八、二十九团担任主攻任务，三十一团（秋收起义部）至多派一个营参与作战。缴获的装备又往三十一、三十二团抽调，这是“不劳而获”，这样的指挥是偏心，对三十一、三十二团是护犊子，如此领导有失公平，应该分兵作战，自谋发展。总之，朱的队伍看不起毛的队伍，认为毛的队伍战斗毫无建树；毛的队伍讥讽朱的队伍纪律差，指责朱的队伍还有“军阀作风”。
毛泽东为此批评朱德、陈毅是“本位主义”。说穿了，还是存有私心，没有大局观。革命大家庭，本应各尽所能，互相帮助，共图发展，共同做大。什么你的我的，都是共产党的！所以毛泽东常说：“思想改造不能放松啊！”人就是要学习一辈子，改造一辈子。
其三，关于根据地的分歧，是井冈山的主要斗争内容，也是土地革命初期最主要的理论课题之一。这一斗争不仅关系到红四军的命运，也关系到整个中国革命的命运。毛泽东对根据地的看法有其深刻的思想内涵，但只能无奈地用简单的“屁股”比喻来解释；因为紧张的战斗时期(在1928年），他没有办法用长篇大论的理论去论证其合理性和可行性，何况这种做法是马列著作所没有的。毛泽东不想为此引来党内理论权威的攻击和批判，他只能用实践和事实来证明。
建立、开辟根据地是一项艰苦而又工作琐碎的政治、组织工作，这项工作需要根据当地的客观情况制定可行的革命政策，需要一批军事政工干部深入群众，在底层做民众的工作，去贯彻执行党的政策。发动群众，是需要做许多深入细致的革命工作的，这也就是后来毛泽东提倡的“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党的工作传统（群众路线）。这一切都是高高在上的上海党中央、党的官僚主义者不屑考虑的；他们认为喊出响亮的无产阶级口号，在城市用马列主义振臂一呼，就能发动风起云涌的中国无产阶级革命，这就是他们的工作蓝本。
毛泽东要求军队既要能打仗，又要会做政治工作、组织工作，这是传统职业军队所无法理解和无法接受的。朱德希望打下一些经济条件好的地域，在这些地方发展根据地；而毛泽东认为在革命低潮时，应该在统治阶级控制薄弱的地方发展，也就是在相对贫穷落后的地区建立革命根据地。只有根据地发展到有一定基础时，以此为依托，再波浪式地向外扩展；只有在革命高潮到来时（力量对比发生转化），才可以跳跃发展。所以，毛泽东坚决反对朱德远程出击，轻易不同意朱德拉队伍下山，条件再艰苦、困难再多也要熬。
毛泽东的做法令朱德所部非常气愤，他们认为这是为毛泽东守山，长此下去，不被消灭也被困死、饿死。尤其是二十九团（多由宜章农军组成），竟然喊出“在井冈山饿饭不如在家乡饿饭”的口号。湖南省委也认为毛泽东是右倾保守路线，在1928年6月，派湖南省委特派员杜修经上山，传达指示，希望红四军“立即向湘南发展”，毛泽东回信拒绝。但是红四军潜藏的危机终于爆发了，便造成重大损失。这次红四军所谓的“八月失败”，不仅令朱德失去了形同左膀右臂的王尔琢，而且在自己的历史上被烙下“污点”。
在1928年7月，湘、赣军队发动第一次所谓“会剿”作战，四军军委决定：朱、毛率部分兵抗敌。因为敌军湘强赣弱，所以朱德率二十八、二十九团打湘军，击退湘军后再回师支援永新。不料回师途中突生变故，二十九团要去湘南，拒绝回井冈山。湖南省委特派员杜修经随军在二十九团，他和龚楚（二十九团党代表）私下散布湖南省委的指示，导引部队回湘南，乱了军心。二十九团官兵家乡观念严重、思乡心切，该团士兵委员会密定：瞒住上级长官和党代表，返回湘南。还提出口号：“打回老家去！就地闹革命！”
朱德、陈毅得知密情后，一面写信急报留在永新的毛泽东，一面紧急召开军委扩大会议，试图劝阻二十九团的行动。朱德甚至直接对士兵演讲，希望说服他们。于是就有了下面一段精彩的对白。
朱德说：军部没有决定怎么能回湘南？（听起来底气不足）
士兵喊：军长带我们回湘南。（激情四射）
朱德劝：革命要听命令。（有点恳求的味道）
士兵喊：你带我们回湘南，我们就听你的命令！（哈哈！军队里服从竟然要讲条件）
毛书记在军队实行的###，在此时起反作用了！大伙看见啦：在军队，实行泛###化地革新，改变游戏规则，这未必就是好事。朱军长只得耍耍军阀作风啰，他断然撤消二十九团的士兵委员会，号令回师永新。队伍继续向井冈山进发，但“走了一天只走了三十里。士兵垂头丧气，似行不行，三五成群，步伍凌乱，军心涣散，组织解体。……”。看来朱军长无法摆平那些胆敢不遵守军规的刺头。
部队何去何从，已到了下决心的火候了。朱德、陈毅不想丢下二十九团，所以二十八团实际被二十九团“绑架”了。杜修经以省委代表的身份逼着开军委会，在陈毅主持的四军军委会议上，朱德、陈毅只能服从多数，选择去湘南。在这次会议上，二十八团的代表希望去赣南发展，而不是湘南，但也不愿再回井冈山。王尔琢、杜修经吵起来，杜指着王尔琢说：“是你听省委的，还是省委听你的？”
毛泽东派去二十八团的党代表何长工，他也回忆说：“王尔琢去开联席会议时，我们就统一了认识，打郴州到赣南就食。……我们主张屁股坐在井冈山的边缘，到赣南就食，一有事马上回来。”咳，这不是“流寇思想”吗？谁不怕穷啊！连毛书记派去的亲信，在发展根据地的问题上都玩起了玄妙的辩证法，朱德、陈毅能不顺水推舟吗？
要发“洋财”，先打郴州。郴州是范石生的基地，存有大量物资。当时，朱德原以为驻守郴州的是许克祥，下达命令后方得知是范石生部，一度打算放弃攻打；因为二人分手时有默契：今后相遇，互不攻击。杜修经对朱德说：“已经打响了，就打吧！”朱德只好又把二十八团调上去，一举拿下郴州。
在郴州城里，许多人大发“洋财”，是能捞就捞。杨得志将军，当时在四军军部特务营当班长，奉命看守仓库，目睹许多官兵见东西就拿。二十九团官兵捞得最欢，多捎上点东西回家看老婆孩子啊！部队自由行动，已经完全失去控制。
当晚，范石生亲率主力反攻。二十八团挡不住，城内一片混乱，朱德只好下令撤退。二十九团一哄而散，奔宜章老家而去（大部分回宜章半路被杀）。仅团部和肖克领导的一个连剩下，一个团余下二百多人，这个团也就差不多报销了。
祸不单行，二十八团三营营长叛变，一家伙拉走六个连，虽然大部分后来归队，可王尔琢在追回部队时遇害。损兵折将的朱德抱尸痛哭：“尔琢，你不能走哇！”周围一片呜咽。这就是历史上的“八月失败”。
红四军二号军事主官的牺牲，无形中为林彪打开了快速升迁的大门；林彪在毛泽东的提名支持下，继任了二十八团的团长，这位“战争魔鬼”的军事才能在以后的残酷战争中得以尽情发挥。
朱德在毛泽东的接应下回到井冈山。“八月失败”教育了广大官兵，使他们真真懂得了根据地的重要性，也证明了在当时的条件下，革命军队必须伴随根据地共同成长，两者不可或缺。从井冈山斗争中走出的军政干部（毛泽东的利剑），例如林彪、罗荣桓、粟裕、黄克诚等均是发展和建设革命根据地的能手，他们深刻地理解了毛泽东思想的精粹，并应用于以后的革命斗争中。
在后来独当一面的革命斗争中，罗荣桓独立发展出整片的山东革命根据地（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在东北，林彪、罗荣桓、黄克诚更是坚决要求干部“脱下皮鞋穿草鞋”，放弃大城市，去农村发动群众。东北局派两万干部（可见决心之大）深入农村土改，最终发展出东北革命根据地，带出兵强马壮的八十万东北人民解放军入关，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扯远了，这是后话，就此打住。
其四，在遣散农军这个问题上，是有当时的一些特定原因的。1927年4月，朱德、陈毅上井冈山时，有六、七千耒阳、郴州、资兴、永新的农军（梭镖队、大刀队）拖家带口，跟随而至，编为三十、三十三团。五月底，这两个团被遣散下山，取消师的建制，军部直辖四个团。全军六千余人，两千条枪。
井冈山是罗霄山脉的中段，周围二百余里，横贯江西的宁冈、永新、莲花、遂川，地势险要，群众基础好，国民党的统治势力薄弱，适于建立革命根据地。但井冈山地广人稀，土地贫瘠，农民缺衣少食，靠红薯、南瓜果腹，是典型的穷乡僻壤，难以养活一支大型的队伍，客观上存在发展的局限性。
朱德上山时，缴获多，所带存货多，部队还是每月每人12块大洋，所以湘南参军、随军者较多，有一万多人上山。拖家带口不以为怪（一块银洋可买100斤米），咱养的起啊！井冈山的原有队伍，每月每人3块大洋还难以为继。毛泽东对朱德发工资的方式感叹不已：“太多了！太多了！”哈哈！这广东过来的就是有钱啊！
前委一再改变供给分配制度，还是养不住这么多人。后来井冈山的局势变得非常严峻，一万多人上山造成的物资短缺，甚过敌人的进攻，这简直就是发生在井冈山的经济海啸！军心不稳，纪律涣散已成难免。此时，有家带口的更是不稳定的根源，遣散没有战斗力的三十、三十三团，实在是迫不得已而为之！虽然这些人下山后就被消灭，但现实无法使他们在山上生存，他们本身更像是一支移民的部落，在井冈山与当地人争夺生存资源和生存空间，这种争夺算不上革命。再说，遣散朱德所部并非前委毛书记一人可拍板的，毛泽东不应该为此承担指责。
在井冈山上，“###会师”的历史意义，在于由此发展出一条新型的建军道路，新型的军队伴随着根据地共图发展，这是一个特定的铸剑过程，这个过程为毛泽东时代的到来奠定了基石。有了自己铸造的利剑，毛泽东在党内的地位就会不可动摇！在以后的历史进程中，随着剑锋所指，毛泽东思想（领袖意志）所向披靡。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
《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1928年10月）
《井冈山的斗争》（1928年11月）
《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这篇写于1928年10月的文章，论述的不是一个疑问，而是在阐述一个事实。因为在此时，在省份交界的山岳农村地区已经发展了许多革命根据地。比如：徐向前组织的红一军建立了“鄂豫皖根据地”，贺龙的红二军建立了“湘鄂西根据地”，还有邓小平的广西“左右江根据地”等，这些根据地建立人民政权，进行土地革命，最终会由点到面的发展壮大，覆盖整个中国大地。这一点已为许多中国革命实践者所认同，只是在共产国际（马列主义的权威解释机构）尚未认可的情况下，对这条路线，党内不敢明确地提出和论证，毕竟这是马列主义经典所没有的新运动。
当时，中国共产党的中央机构仍旧设在上海，继续开展着地下活动。他们认定城市工人的革命很快到来，他们准备领导城市型革命来夺取政权，所以他们做的工作才是中国革命的主流，农村革命根据地只不过是革命的辅助力量。毛泽东率先在农村开辟革命根据地的路线与党中央的指导路线存在深刻的思想分歧，他这篇文章更主要的是想争取党内支持，最起码不要把他的工作定义为“逃跑主义”、“流寇主义”，甚至是绿林好汉、农民起义之类的勾当，即使不承认他的路线是未来中国革命的主流，也应该肯定他建立的是“中国的红色政权”！
在文章中，毛泽东以“八月失败”为反面教材，暗批党内主张攻打城市的“左倾盲动思想”，并以此证明农村割据路线的正确。他在文章里反复强调：红色割据地区的发展，一个重要的前提是地方的党和军队的党政策对头，他提出了地方割据所面临的政治、军事、经济的特殊课题，也就是制定政策应该根据现实情况有开创性。显然这些政策不可能是西方的马列主义都包括的，在中国的大地上，是毛泽东的思想和行动正在包容欧洲的马克思主义！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知与行”做得最好的一个典范。
《井冈山的斗争》是上一篇文章的事实补充，也是毛泽东秋收起义失败后的路线总结。这篇文章很大篇幅都是在指责湖南省委的瞎指挥（实际反映中央的错误），毛泽东抱怨每一次的上级指示都脱离实际，给自己领导的运动带来损失，这些指示使根据地思想混乱、不知所谓，并导致了“八月失败”。他在文章中对事实描述表现的惊人的直率（物质困难和战斗残酷），例如原文：“红军成份，一部是工人、农民，一部是游民无产者。游民成份太多，当然不好。但因天天在战斗，伤亡又大，游民分子却有战斗力，能找到游民补充已属不易。”
毛泽东写这篇文章时对自己正在实践的路线充满信心，毫无疑问，这种信心是立足于井冈山的斗争过程。他的这篇文章就是把这个过程系统化、完善化、理论化，以这个已被事实证明的理论做推广，进而形成中国革命的主流（毛泽东的思想路线）。
当时的毛泽东路线是什么呢？在这篇文章里毛泽东提出的六个问题做了清楚地说明。这六个问题是：军事问题、土地问题、政权问题、党的组织问题、革命性质问题、割据地区问题。这是六个要害问题，是土地革命时期毛泽东深思熟虑要完成的事业，即如何进行红色中国（毛泽东式）的建党、建军、建政，中国革命应该是什么样的性质和形式。必须承认，毛泽东讲的是地方路线，但他的思想不是地方主义的。
虽然毛泽东当时已是党内著名人物，但他只是处于党的权力机构的中层，他有自己的观点，而这些观点常常偏离当时党的路线。所以为了留在党的机构内，他必须做些让步，这就是为什么他此时的文章只讲事实、讲问题，观点和论述多有隐瞒的原因。我们会在文章中看到他用了一些当时中央的口号和流行政治术语，但我认为这不是他当时的思想，只不过是为了避免受到攻击而已。这让人联想起###时流行的一句口号：打着红旗反红旗(指责伪装观点的人）！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中东山再起的邓小平也用过此道。嘿嘿!掌握毛泽东思想精髓的人终身受益啊！
那么我们要问：当时毛泽东真真的思想是什么呢？毛泽东作为未来中国革命运动的领袖，他当时想要做的就是提高追随者的觉悟和价值观（不是高不可攀的价值）；他是要在武装斗争过程中，让追随者认识到其利益所在，在满足较低的需要时形成较高的动机，从而提高他们的觉悟，这是毛泽东作为教师（导师）的优势。
所以，毛泽东真真思考和关注的是人，是中国革命可能波及到的社会各结构、社会各层次的人，怎样使更多的人投入其中，成为毛泽东思想的拥护者、追随者！这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也将是一个广泛的社会运动，是一种影响整个中国社会意识形态的变更过程。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在建党、建军、建政、建根据地的过程中完成自己的游戏规则（制度、原则），对价值进行重新组合。毛泽东的基本行动就是让追随者强烈地感受到自己的真真需要，让他们有意义地表明自己的价值，使他们能目的明确地行动起来。毛泽东所要做的就是：给人一个精神解放的空间，让精神解放的人去创造一个崭新的世界！
毛泽东作为一个政治家，他清楚地了解“吃饭问题”的重要性，即一旦人的基本需求受到威胁，政治就会开始起作用，人们就会依赖政治和战争。在穷乡僻壤建立红色割据，发动群众，理论依据实际就在于此。当革命根据地建立起来以后，随着土地（农民的根本）政策的深入变革，原有的社会制度（包括宗族制度）彻底瓦解，人民只能选择和依赖红色政权。根据地的政治制度和人民意识形态与白区的（传统中国社会）完全不同，造成了“国中之国”的怪像，造成了内战的极端残酷。当白军进入红军的“国家”作战，白军面对的是保卫“国家”的红军和人民，作战的难度可想而知。后来由此发展出“内线（红区）作战、外线（白区）作战”之说。
青年求学时期的毛泽东曾坦承“……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这种说法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注意。曾国藩是中国近代史上“知识分子精英”平乱兴邦、治学立论的第一人，他的理学修养和儒家入世精神最好地体现了知与行的关系。他学有本源，说有出处，做有根据。这本源、这出处、这根据不是别的，就是中国传统文化，他是被中国文化彻底“化”了的人，曾国藩的价值就在这里。毛泽东是一个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吸收养分的伟人，他对历史的研究、对哲学的思考是他精神世界的重要主题！也许用历史的镜子对照他的实践路线，更有助于我们解读毛泽东思想。有鉴于此，以下简评一下近人曾国藩以作对比。
曾国藩强调“铸造精神”，他认为精神是有作为的基石。人有精神才有立场，有立场才有境界，有境界才有气象，有气象才叫活出了一个人来。正是这种精神立场，才使他一呼百应，成就功名。他的军队是一支有信念的军队，不同于绿营（政府军）。湘军纪律严明，战斗力强，曾国藩把自己的思想、信念和品格灌注其中，令这支私人武装成就了他的赫赫功业。
曾国藩在江西发展时，为争取民心写了一首通俗的《爱民歌》，可见他深知战争胜负的关键是民心向背。事实证明如此，洪秀全没有民众的支持，就不会席卷半个中国；同理，无民众支持的曾国藩也难做到力挽狂澜于既倒。赶巧的是毛泽东在进驻江西井冈山时，也为军队写了《三大纪律，六项注意》，使自己的军队扎根于人民。
曾国藩在对太平军的战争节奏和进程掌控上都证明他是一个战略家，他研究战争，包括战略和战术；他的治兵言录被蔡锷编为《曾国藩治兵语录》，被黄埔军校用为教材。毛泽东也是个出色的战略家，特别看重革命进程的矛盾分析和把握，他认为抓好革命进程的主要矛盾，确定当时特定的战略目标，掌握好战争节奏（游击战、持久战），那么离胜利就不远了。
曾国藩选择和使用人才的标准，完善了他的团队，在战争中起了重要作用。曾国藩的用人原则是：有操守而无官气（宁愿用乡气的人），多条理少大言，特别要做到“五到”，即身到、心到、眼到、手到、口到。毛泽东选择干部的原则是：有朝气、有实践精神，能深入群众做调查研究、能独立思考的工农兵干部。毛泽东最反对的是：教条主义、官僚主义、本本主义。就算是马列主义也要看你如何理解、如何应用。
对比至此，读者心中应该已是清楚了了，无需再赘言。
毛泽东为了完成他的中国革命之路，执行他的思想路线，就必须打造一个毛泽东思想的团队。虽然这个团队的人员可以来自五湖四海，但那只是说明组成成份的复杂，并不代表思想不统一，而是必须统一在毛泽东的旗帜之下。所以，不管你来自哪个山头，抱着何种目的，一旦进入毛泽东的团队，你就必须接受毛泽东思想的改造（你加入时可以不同，但不能永远排错队）；否则，你或者自动退出这个团队，或者在团队里被消灭。
在创建井冈山根据地和江西苏区根据地的过程中，毛泽东这个团队的骨干是朱德、彭德怀、林彪和陈毅。这其中，彭德怀是毛泽东意志坚定的执行者（心、性相通，义气相投，又是同乡），林彪是毛泽东思想的好学生（毛泽东是他的指路人），是毛泽东思想的真真领悟者，把握住了毛泽东的思维哲学和革命精神的实质；朱德、陈毅二人则是在团结、斗争的磨合中结合到团队的（二人更趋向接受中央军委周恩来的领导）。
毛泽东团队的组织原则是：###集中制，统一思想，集体领导。这就是说：思想最后要一致，但不可以束缚新思想、活思想，毛泽东思想是一个开放的结构；集体出谋划策，但不可政出多门，最终只能领袖决策；对党外只有一个声音发出，决策责任集体承担，胜利光环只归一人。林彪在1959年庐山会议上批评彭德怀讲：“……你不要想做大英雄！中国只有（毛泽东）一个大英雄！你、我都不行……”可谓一语道出问题实质！反之，朱德的叹息：“……这哪还看得出我们是在一口锅吃过饭的呦！”就显得糊涂不智喽！这话不是昏话连篇摆乌龙吗？哈哈，谁精明、谁宽厚立显无疑。议论到此，我们还是回到历史的进程来看毛泽东思想的发展和演绎。
“八月失败”后，朱、毛两军二次会师重返井冈山，并开展恢复根据地的作战，取得三战三捷的胜利，转战至十月，收复了宁冈县城（井冈山中心区），扩大了井冈山根据地，暂时解决了井冈山的补给困难，重新坐稳了“屁股”。看来有时候，好马也应该吃回头草，关键是有草吃！
胜利不能掩盖矛盾！在十月十四日，毛泽东在宁冈茅坪召开边界党的第二次党代表大会，清算“八月失败”。在这次大会上，毛泽东对“八月失败”做出了组织结论，朱军长的威信有所下降。在此之前，毛泽东对三十一团打招呼：湘南的问题让二十八团自己讲，朱军长本人当时是反对去湘南的。但二人对根据地的发展方式有着激烈的争辩，毛泽东的波浪式发展不被朱德认可，朱德认为红军主力应该大规模远程游击，认为毛泽东的巩固井冈山根据地主张是“保守主义”。毛泽东则说朱德的主张是“逃跑主义”、“流寇主义”，造成了“边界与湘南同归失败”。应该客观地看到，朱、毛之争都是站在党的立场上开诚布公地争论，是同志之间的意见之争，而并非派别、路线之争，是一种对革命形式、革命道路的探讨。
在二十八团团长人选的任命上，毛泽东与朱德、陈毅也有激烈地交锋。二十八团团长王尔琢牺牲后，朱德兼任了团长。朱、毛重新会和后，毛泽东主张任命林彪（一营营长）升任团长，因为在红四军，林彪是旗帜鲜明地赞成做艰苦的发动群众工作的，并且军事素质最好。但朱德、陈毅认为当初转战赣南时，林彪有动摇表现，并且林彪喜欢搞小圈子。在行委扩大会议上，与会者绝大多数都支持毛泽东的意见，林彪终于出头。毛泽东团队中增加了一个重量级人物。
1928年11月2日，井冈山终于接到了中央的指示（6月4日中央写给朱、毛的信），信中批评了湖南省委和湘南特委在湘南暴动的错误“虽然连陷十余县，但始终只做了一些烧杀的工作，甚至主张烧毁城市”。信中要朱、毛军队改换名称，“关于你们的军队，你们可以正式改称红军”，从此，“红四军”、“朱、毛红军”的名号叫响了。这封信最关键的地方是纠正湖南省委撤消四军前委的错误，要求重建红四军前委，并指定毛泽东任前委书记，领导红四军军委和地方党委，毛泽东成为井冈山根据地党、政、军一把手。这个决定实际上是中央含蓄地向毛泽东道歉，表明以前对其的党内处理是不公平的。从此，毛泽东摆脱了地方党的干扰，开始按自己的意志和路线干。让人意外的是，在11月14日召开的红四军第六次党代表大会上，毛泽东的意志受到了抵制；大会通过的《党务决议案》规定：“……红军中各级党部，不应公开处置各种事务，竭力恢复秘密状态。党的机关可设置在各级士委会内……”，这意味着“党管一切”的口号在红四军行不通，也表明毛泽东的团队在红四军还需要有和朱德、陈毅相当的重量级人物才行。
1928年12月10日，毛泽东团队的另一个重量级人物出现了。一支七百余人的队伍上山投奔毛泽东，这就是彭德怀率领的平江起义军（红五军）四、五纵队和军部直属队。彭德怀在1928年7月发动平江起义，组建红五军。他率领红五军面对湘、鄂、赣三省“会剿”，在平江地区转战四个月，最终无法立足平江，按湖南省委“去井冈山与红四军取得联系”的指示（《彭德怀自述》），留下黄公略的第二纵队在湘鄂赣边区坚持游击战，红五军主力上井冈山与###红军会师。
彭德怀的上山令毛泽东非常欣喜，毛泽东在茨坪会见彭德怀时高兴地说：“你也走到我们这条路上来了。”从此，彭德怀一生荣辱和毛泽东联系在了一起。毛泽东向他详细地谈了对中国革命道路和前途的看法，以及为什么建立革命根据地，红色政权在中国得以存在的独特原因，中国目前进行###革命和将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关系等等。据后来彭德怀回忆，这一席话使他留下终身难忘的印象（也许还有更深层的默契在其中）。
显然，毛泽东是想留住彭德怀，让其成为自己团队的一员。从后来事态的发展和安排来看，毛泽东可能是考虑对自己的团队进行洗牌的。毛泽东在新城主持召开中共红四军前委、边界特委、红四军和红五军军委联席会议，讨论粉碎敌人即将对井冈山进行的第三次“会剿”的问题。会议决定：红四军出发打游击，在外线作战，红五军守山，借以休息和训练。为了统一指挥，红五军编为红四军第三十团，彭德怀任红四军副军长兼第三十团团长，滕代远任红四军副党代表兼第三十团党代表。袁文才、王佐掌控的红四军三十二团也留下坚守，这为二人埋下了以后杀身之祸的伏笔。
红五军大多数官兵反对编入红四军留守井冈山，而是认为已完成上山“取经”和联络的任务，应该重回湘鄂赣边区壮大发展。彭德怀在《自述》中说：“第一种（反对）的意见是大多数，第二种的意见是我和滕代远。我们说服了不同意见的同志，准备牺牲局部，使主力安全向外发展”，“故我们应该承担起来”。由此可见，彭德怀俨然已当自己是毛泽东团队的一员，在为毛泽东分忧解难了。这也是彭德怀第一次临危受命，只可惜毛泽东在庐山会议算历史总账时不再心领好意，语出绝情：“你彭德怀不愿上落后地区，不愿上山”，是合作与不合作的“三七开”。
1929年1月14日，朱德、毛泽东率领红四军主力（二十八团、三十一团、特务营和独立营）共三千六百余人下井冈山进军赣南。在以后的战争岁月里，毛泽东再没有回过井冈山。红四军这次南下赣南，被毛泽东称为是“我军最困苦的时候”。在转战突围中，朱德的妻子伍若兰被俘牺牲，朱德甚至亲自手提机枪冲锋陷阵，可见当时战斗之激烈残酷。据说后来朱德终身喜爱种养兰花，以纪念为革命牺牲的这位爱妻。
为对付敌人的围追堵截，红四军中以朱德为首的绝大多数提出分兵，毛泽东坚决反对。朱德、陈毅可能确实想脱离毛泽东的团队，但毛泽东不想让朱德离去，就此红四军分家。毛泽东太需要一个有军事才能而且忠厚谦让的助手了！在这一点上，在毛泽东的团队里无人可以替代朱德。而朱德想要的是类似陈毅这样的政治助手，而不是要一个家长式的政治领导。
突围过程中，前委和军委已暂停工作，所以红四军军部做出决定：红四军分为两个纵队（后改为三个纵队），一纵队（二十八团、即南昌起义部）由朱德带领，另一部分（三十一团、即秋收起义部）由毛泽东指挥。陈毅后来写给中央的报告中对此次“分兵”有如下描述：
“在出发赣南（本年一月至三月）四军四战皆北。强大敌人穷追不息，同时在所到各地闽粤赣边界一带群众组织非常薄弱，红军感觉异常困难，尤其大的军队（三千人左右）行动颇不方便，给养大感困难，四军党内引起争论。
第一种主张，此时四军应分为两部分，以团为单位，各路自行去图生存，以避免敌人的追击。一面行动快，敌人追不上我们，一面人少给养容易，可以恢复红军纪律，一面减少目标。
第二种主张，此时四军应该集中，一面是政治局面要开展，敌人的进攻不会再有时间延长。一面集中起来可以最后一战，分散要各个击破，一面分散以后联络困难，士兵胆子更小，更动摇。
这两种主张，第一步是分了兵，把四军改成两部分（二月间事），第二步是朱部在前面走毛部跟着来依依不舍，所以终没有分开。”
二月十日，分不开的两军合在一起，设伏歼灭尾追的敌人两个团，局面由此打开。红四军在二月二十日到达了东固革命根据地。东固在江西省吉安县境内，离周围县城一百多华里，群山重叠，中间有一片田地和村落，地势险要只有五条羊肠小道通向山外。大革命失败后，参加过南昌起义的李文林（原赣西特委秘书长）在这里发展出一支武装力量，即江西红军独立第二团和第四团，共有枪七百支，在东固周围开展游击战争，建立了东固革命根据地。
这是一个很有特色的根据地，它是公开的武装斗争和秘密的割据相结合建立的，所以有一套自己的革命实践经验，深为毛泽东赞赏,称之为“李文林式”的根据地。在东固召开的会师大会上，毛泽东称赞说：“上有井冈山，下有东固山。”红四军在经过一个多月的艰苦转战后，终于在东固根据地有了休整的机会。李文林送给红四军两千银元和大量子弹、给养。粟裕大将曾说：“这块（东固）根据地对于我们发展赣南、闽西起了很大作用。由于有了这块根据地军民的掩护，我们从从容容休整了一个星期，恢复了体力。”
东固会师，是毛泽东与李文林交往的开始，毛泽东打算将江西红军二、四团扩编为红六军，将红四军、红五军、红六军组成红一方面军，将红四军前委改为总前委（对于中央来说是越权），毛泽东再以总前委书记的名义指挥红一方面军和江西苏区。这也就是为什么毛泽东敢提出：“一年争取江西政权”的口号。毛泽东此时是真心希望能把李文林收归自己的政治团队中，但他看错了李文林，在随后的合作中，李文林对毛泽东在江西推行的路线进行抵制，导致以李文林为首的整个江西势力在一年后被彻底整肃。
1929年6月22日，红四军七大由陈毅主持召开，由于毛泽东仍然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这是毛泽东的建军原则），希望红四军学习东固红军的经验，也就是李文林管理红军的方式：党安排军队的一切，指导员支配军官（花名册上军官的名字列在指导员后面），哪怕是动用军队的一支枪、一颗子弹，也必须有党的批准。结果是毛泽东失去（辞去？）了红四军前委书记的宝座，陈毅当选为前委书记。红四军七大否定了毛泽东提出的党对红军领导必须实行集权制（当时对###集中制的称谓）的意见，决议认为这将会“形成家长制度的倾向”。看看，这老皇历翻多了不免也招人烦！
毛泽东辞去前委书记，愤而离开红四军去养病的用意很明确：如果他的团队不能按毛泽东的组织原则行事，他宁肯不干。在团队里，毛泽东必须掌握绝对的权利（甚至凌驾于一切之上的权利）！团队必须追求斗争，反对不争守成，反对偏重平衡。当分歧与矛盾出现时，毛泽东强调与注重对立、反抗、斗争，要求旗帜鲜明，态度明朗。红四军七大的平衡路线（所谓陈毅主义）是毛泽东不能接受的，毛泽东的斗争性格决定了他的行为。斗争既是毛泽东的哲学观、历史观，也是他的人生观。斗争是毛泽东解决一切问题的手段，是他生命的一部分。
正是毛泽东的不妥协，导致他拒绝出席红四军八大会议，他在给前委的回信中指责陈毅要其做“八面美人四面讨好”，结果落了个党内（前委）“警告”处分。嗨，毛泽东这次玩得太玄了，形势一片不好！前委这是意味着把话挑明了：谁也不能在党内搞特殊，没您毛泽东咱一样干革命！
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听取陈毅（在上海）的汇报后，负责中央工作的周恩来极为担心朱德与毛泽东二人分裂红四军，他写了一封指示信（让陈毅以中央名义起草的）给红四军前委，即党史上著名的“九月来信”。信中对双方各打五十大板，但指示信肯定了毛泽东建设红军的基本原则，并要求红四军维护朱德、毛泽东的领导，毛泽东“应仍为前委书记”。这封信充分显示了周恩来理智、兼容的基本性格，确保了毛泽东团队的稳定，并说服了陈毅、朱德向毛泽东低头。“九月来信”由陈毅带回，向红四军做解释和纠正的工作。看来还是周恩来了解红四军的军情啊，这朱德、陈毅都太意气用事，前门失火还不知赶紧抄后院寻退路。
陈毅向毛泽东表示：“‘陈毅主义’是非无产阶级的东西，要和同志们一起打倒这个‘陈毅主义’”。在陈毅、朱德向毛泽东表示承认错误后，毛泽东才回到红四军前委重新工作。陈毅、朱德在政治上和组织上的让步得到了毛泽东的肯定，毛泽东在后来说：四军党内虽有争论，但都是站在党的立场上，在党的会议上公开讨论，虽有不同的意见，但没有什么派别的组织，只是同志间个人的争论。有时您不得不叹服博大精深的中国做人哲学！
毛泽东为了完成团队的思想统一和确立自己的组织原则召开了红四军九大，在会议上将自己的建军原则形成决议（近三万字），即党史上高度评价的《古田会议决议》。大家注意，口头争论和口头认错从来都象演戏，象纸巾一样用完就丢，所以必须形成永不过时的大红文件和实实在在的权利，这就是政治。
古田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建设的纲领性文献。它系统地解决了以农民为主要成份的军队如何建设成无产阶级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这个根本性问题。这样的军队是中国过去历史上不曾有过的。决议不但在红四军实行了，其他各部分红军也先后照此来做，大大加快了人民军队建设的进程。大会选出的前委委员是：毛泽东（重新当选为前委书记）、朱德、陈毅、林彪、罗荣桓、伍中豪、谭震林等十一人，至此毛泽东确立了自己在红四军的团队组合。从此中国革命的自信和激情，就寄托在湖南农民的儿子毛书记身上了！
我们观察毛泽东的团队会发现，毛泽东在组建团队时是有自己的动机和价值观的，他当时在党内缺少地是自己的政治资源和军事资源，所以他拒绝党的总书记瞿秋白的好意挽留，毅然离开中央机关去发动秋收暴动，去“和绿林好汉交朋友”。毛泽东和他的团队（追随者）之间的目标可能各不相同，但互有联系，所以他必须不断用教导甚至斗争的方式来改变和提高团队的动机、价值观和目标。
在当时的中国，毛泽东正在创建自己最优秀的团队，他和追随者从事共同的事业，互相依存，兴衰与共，共享革命带来的成果。在这个团队的权力基础就是看他对团队的贡献，用团队的宗旨和动机来衡量。毛泽东组建团队的前提是，不管你在团队里有什么样的不同利益，我都要联合你，追求更高的“目标”；所以毛泽东非常关心目标价值，诸如解放、平等、自由、独立、富强等，毛泽东通过道德水准来“提高”他的追随者，当然他并不忽略现实的手段，必要时甚至可以暂时放弃高高在上的道德和价值。
中国革命进入土地革命时期后，党内的游戏规则（组织路线）就是按照共产国际的要求来指导制定的，这一点以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六大为标志。所谓王明左倾路线，其实就是当时共产国际的中国革命路线图。王明在土地革命时期基本没有在国内工作过（短暂在上海逗留过一段时间），所以苏联派回来的中###员，执行的是代表苏联当时远东利益的路线。在党内斗争中名曰“王明左倾路线”的原因，是因为党史称：王明虽然离开了中国，但他的代言人博古（秦邦宪）、洛夫（张闻天）等人完成了他交代的意图！并且坚定地执行了他制定的党内游戏规则（共产国际的规则）。话说到这份上，那我们就得看看，在党内毛泽东的游戏规则是什么？共产国际的游戏规则又是什么？
自从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后，中国共产党的革命路线图就一直模糊不清，不是被定义为“左”就是被批判为“右”，界定的标准完全因裁判而异。在中国革命的大潮中，优秀的各级运动员数不胜数，他们不是输在对手（敌人）身上，而是栽在自己团队手里，栽在自己团队变幻莫测的游戏规则上。中国革命的长河表面看上去波光粼粼金碧辉煌，您在里面游过才会知道这水有多深、有多黑。干革命的人到头来大都明白了一件事：跟淹死在河里的人比，自己能游上岸真是前世修得福分啊！
先从首任掌门人陈独秀说起。这位北大陈教授可以说是个革命老战士了，发生在中国早期的激进文化运动都有他的领导和推动，《新青年》和“五四运动”使其名号响彻大江南北，在当时，中国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水平无出其右者。陈独秀在苏联支持下，发起了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组建了中国共产党，建立与孙中山的第一次国共合作，在中国革命的道路上可谓功不可没，算得上开山鼻祖第一人。
李大钊、陈独秀他们接受的马克思主义是日文版的原著，虽然简单易懂，但不是很系统。由于是学习的没有受到列宁、斯大林等修改的原著，所以他们认同马克思、恩格斯的###宪政理念，即无产阶级政权是通过多党竞争选举取得；只有在特别情况时（受到有产阶级的暴力###）才会进行临时的无产阶级专政（无产者的抗暴权）。所以陈独秀不希望与国民党决裂，不赞成搞武装暴动，更不希望中国共产党的革命运动为苏联利益服务。
列宁夺取俄国革命领导权的方式就是：首先推翻（分裂）俄国社会###党（马克思主义政党），将分化出来的布尔什维克（大哥）转变为苏联共产党，下一步武力决定存在，通过清洗孟什维克（小弟）完成党内思想统一，然后在取得政权以后继续推行无产阶级专政（专制）。在列宁手上，马克思所谓临时的无产阶级专政变成了继续无产阶级专政！从此开了共产党内血腥###异己的先河，也就形成了共产国际（第三国际）的游戏规则。
随着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失败和陈独秀的倒台，共产国际开始把影响力从国民党身上全部投注到培植共产党身上，中国革命逐步失去其自主性。土地革命刚开始时，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在路线制定上摇摆不定，党内派系争斗不断，造成内部意见难以统一，根本提不出符合中国革命实情的路线图，革命道路变得前途迷茫，一切都在探索中。
接替总书记职位的瞿秋白急于扭转被动的革命局面，发动了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这些城市革命虽然有共产国际的影响，但仍然代表了不屈的中国共产党人自己的探索和尝试。由于起义的失败，在1928年7月于莫斯科召开的中共六大上瞿秋白被撤职，罪名是“左倾盲动主义”，用现在话讲就是：没看清形势就两眼一抹黑地拼命，是鲁莽幼稚病！这就是规则，任何苏联革命经典以外的探索，如果失利，就在党内跟你算政治总账，算得你脖子凉飕飕的。这个规则让党内正常的意见分歧变成了党内斗争，即争夺党的领导权的一种残酷手段。
共产国际在中共六大为中国共产党制定的另一个规则是，在党内反知识分子，尤其是要反在领导岗位的知识分子。共产国际书记布哈林在大会报告中就荒唐地责备张国焘和瞿秋白，说他们是“大知识分子，不能当领袖，要让工人干部来代替他们”。布哈林的高论和指示令码头工人出身的向忠发（党的领导层少数几个工人之一）当选为总书记，斯大林认为他是中国无产阶级的象征。
向忠发对党的领导和组织工作根本没有想头，他的精力主要用在上海的舞厅和妓院里。看得出这位工人干部实际上思想能力和组织能力都不行，反而露骨地喜好腐朽糜烂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苏联人之所以看中他，是因为他会让中国革命为世界共产主义（苏联的外交政策）去服务。这也是一条重要的游戏规则！王明、李立三就是读懂了这一条，才可以在党内迅速树立影响，他们靠共产国际的招牌演戏，导演了中国革命的左倾路线。
向忠发的不称职在党内留下了权力真空，使周恩来、项英、李立三成为中共六大以后中国革命路线图的真正制定者。李立三在党内是有名的“大炮”（同事送的绰号），意思是声音大而又难中靶。他对革命充满激情和浪漫，就是缺少实际，但苏联人喜欢他；中共六大在莫斯科时，斯大林三次会见他（可见对他有多着迷），他成为中共六大政治局候补委员和候补常委，不久补为政治局常委，任命为中央宣传部长。
“目前，我们不能说中国革命已经处于高潮。革命高潮是将来的事，而不是眼前的事。农###动和土地革命最重要的结果是创造红军。如果能够把参加农###动的人们争取过来，并且集中部队打下几个城市，那么，这将对今后的局势有更大的意义。”这是斯大林在六大会议前与瞿秋白、向忠发、李立三、周恩来等的谈话，王明做翻译。
斯大林这次给中国革命“指引方向”的谈话，成为中###内“莫斯科派”（李立三、王明为代表）的路线出发点，他们都希望“打下几个城市”给斯大林看看，左倾路线的根源或许在此。斯大林无疑是希望，中国红军显示的力量能增加苏联对国民政府的谈判筹码，对中国外交政策施加影响，迫使蒋介石不敢和英、美、日等国走得太近，敌视苏联。因为当时中国东北、内蒙存在强烈反苏情绪。
1927年下半年，苏联在日本“满蒙”政策的刺激下，特别是慑于中国日益高涨的收回中东路主权的强烈呼声，为保持其在中东路的实际利益不受侵害，准备把中东路转让给日本。苏日两国抛开中国，秘密制定危害中国主权的协定，这是一个极端蔑视中国，露骨出卖中国权益的恶劣表现，所以令中苏边境趋于紧张。
当时斯大林并不认为中国革命到了高潮，反而认为是处于低潮，这从他与李立三的对话可以证明。
李立三说：现在还是高潮，因为各地还存在工人、农民的斗争。
斯大林回答：在低潮时也会有几个浪花。
毛泽东虽然没有参加中共六大，但当选为中共六大中央委员，他的农村根据地路线也获得莫斯科的认可（虽然并不认为是中国革命的主流）。当然，毛泽东的艺术说法也起了作用，毛泽东对中共中央的解释是：在革命低潮开辟农村革命根据地，是为革命高潮的到来打前站！
因为莫斯科也清楚，要建立中国的红军，主要还得靠吸收中国的农民和改造雇佣军（或俘虏），中国的工人阶级毕竟是少数。但在中共六大，按共产国际的要求，红军要无产阶级化，提出了逐步净化红军队伍的设想，尤其是对参加红军的土匪（袁文才、王佐因此毙命）。这是一个可怕的规定，导致了土地革命时期中国红军的多次清洗。
而毛泽东对革命队伍建设的设想是：建立革命的统一战线（革命联盟），根据革命不同时期、不同阶段的需要来确定队伍成份。毫无疑问，毛泽东的这个游戏规则比共产国际的高明好多，是深谋远虑的做法。统一战线可以针对特定的（共同的）敌人，吸收各种想法的人一起玩游戏，领导权在我手上，怎么玩由我决定。就是嘛，独食难肥，生意要大家做才对呀。再说啦，心急也吃不了热豆腐！
中共六大之后，党内对中国革命的形势一直判断不准，无谓地对革命“高潮”、“低潮”争论不休，路线制定自然也摇摆不定。这可以从1929年2月7日的“中央二月来信”（中央给红四军前委的信）清楚看明，这封信（周恩来起草）要求“将红军的武装力量分成小部队的组织，散入湘赣边境各乡村中，进行和深入土地革命”，认为这是“避免敌人目标的集中和便于给养与持久的政策”，说老实话，这听起来真还有点散伙回家的味道。尤其奇怪的是，信中要求朱德、毛泽东离开红军到中央工作，这一点引起了很多历史猜想。
随着军阀内战（蒋、桂战争和蒋、冯、阎中原大战）的大爆发，红军发展的空间一下子打开，中央的态度也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转弯。中共六届二中全会明确做出结论“以前的决定的原则的确是不适合的，”要求各地红军开始集结。重要变化发生于1929年12月，这个月8日发出的《中央通告第六十号——执行武装保卫苏联的实际策略》，调子突然提高，要求发动区域性总同盟###和红军进攻主要城市的重大行动。
为什么会这样？直接的原因就是打蛇随棍上，共同围剿中国反动派。中央对中东路事件的判断错误，按照共产国际的指示，中央对事件的宣传内容上，帮腔入侵中国的苏联，提出了当时不切实际的口号和行动方针。第一步，先来一个口水大战，对中东路的主权归属问题，提出："中东路系俄国国家出资，在中国境内建筑，所以规定为中国与苏联共管，并不是完全属于中国主权"；"苏联在中国的权利，仅只是在中东路没有完全放弃，唯一的原因是因为中东路是进攻苏联之一有力的根据地"等等。再一步，把事件分析得有点过头，类似现在的新闻炒作。对中东路收回这一具体问题上纲上线，把水搅浑。把事件看作是帝国主义反苏行动的一部分，做出了"中东路问题最危险的前途是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的战争"的错误结论。第三步，脑子不好使，不从中国人民的利益着想，而是单纯服从苏联的需要，提出了令中国人糊涂的："武装保卫苏联"，"准备以铁血来保卫苏联"，"变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的战争为拥护苏联的革命战争"，"实行号召广大群众的直接革命行动，以破坏***的统治，以减弱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的力量来达到革命的胜利"等口号。最后一步，在行动上再加点“彩”，决定武装保卫苏联（用的着吗？）。认为"现在的形势，进攻苏联战争，马上就要爆发了。所以保卫苏联已经不单是宣传时期，而且要进到动员群众马上就要执行这一任务的时期"。具体的行动是：组织学生、工人、店员、士兵的示威、###、罢课，以"抗议帝国主义及中国豪绅阶级对苏联的进攻"，以"广大群众的革命暴动，来消灭帝国主义***强盗进攻苏联的战争"。
事态的发展完全与中共中央对中东路事件的宣传和判断相反，1929年12月22日，《伯力协定》签订，其主要内容为：两国息争；苏军退出满洲里一带，中方解散境内白俄军并驱逐其将领；中东铁路恢复到本年7月10日以前中苏共管状态；彼此释放被俘军民，重开苏联在东北的领事馆。
《伯力协定》签订后，中苏边境日趋安定，政治空气和缓，东北当局和苏联方面为执行这一协定作了积极工作。这一档子事风平浪静了，反而是反动派大团结。大家达成共识：“攘外必先安内”，共同对付“家贼”！中国共产党在军阀大战中获得的实际好处，经过共产国际的几番折腾后，所有一切逐步付诸东流。嘿！好不容易摸得的好牌，就这样被人家半路截和了。肉烂在锅里，又是一个无言的结局。
从这件事上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共产国际的游戏规则就是，将中共变为苏联影响中国政治进程的政治工具，党内不服从这一路线目标的则予以清除。这就是为什么左倾路线从开始就带有强烈宗派色彩的原因，它是代表苏联利益的党内政治集团，类似毛泽东这类的民族主义者（“红皮萝卜”）是注定会受到政治上的蔑视和打击的。
土地革命时期的党内斗争，其实主要就是毛泽东与王明路线的斗争，也就是与共产国际的角力过程。这可能也是为什么毛泽东在党、政、军干部的使用上，对从苏联培训和学习回国的人，都心存疑虑的根源。毛泽东对党内那些“言必出马列，行必言苏联”的人极为反感！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全面爆发，以及随后苏联解散共产国际，中国革命的道路彻底摆脱了苏联的指挥，毛泽东的游戏规则（组织路线）在党内全面确立，从此毛泽东在党内的领袖地位不可动摇。
在毛泽东的著名文章《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结尾，对革命高潮的到来时机有一番精彩的论述：
“所谓革命高潮快要到来的“快要”二字作何解释，这点是许多同志的共同的问题。马克思主义者不是算命先生，未来的发展和变化，只应该也只能说出个大的方向，不应该也不可能机械地规定时日。但我所说的中国革命高潮快要到来，绝不是如有些人所谓“有到来之可能”那样完全没有行动意义的、可望而不可即的一种空的东西。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支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
毛泽东在这里表达的是一种对革命未来的乐观情绪，一种快乐的希望。他认为争论革命的“高潮”和“低潮”是没有意义的，革命斗争的客观形势取决于敌我双方力量地转化，这是一个无需争论的简单道理。中国革命当前需要做的就是，求生存、求发展，在武装斗争中壮大自己，削弱对手。中国共产党应该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依靠自己的力量，切实做革命的艰苦发展工作，争取革命高潮的早日到来。
在1929年初，毛泽东、朱德所部离开井冈山，进入赣南的过程中，红四军虽然损失惨重，困难重重，但毛泽东从未放弃希望，实际上他是一个思想比较超前的人，他对形势的预期是：中国的军阀大战不久就会爆发，这将会给红军的发展带来机遇。中国共产党如果根据形势的发展，制定适时的斗争策略，红军就会在全国有一个大的发展。现时的中国共产党人没有必要被眼前的黑暗所吓倒，只需要有再坚持一下的勇气和决心，曙光将会出现。中共中央和毛泽东身边的同事都对此深表怀疑，但事态的发展不出毛泽东所料，军阀混战果真爆发了！
1929年至1930年里，毛泽东领导的红四军和彭德怀领导的红五军都发展壮大得很快，并分别组建成一、三军团，最后合并为红一方面军。这支红军是当时中国最有实力、最强大的红军，也称为“中央红军”。由于红一方面军在党史和军史上的特殊地位，所以有必要在这里叙述一下她的发展壮大和组建过程。
先从留守井冈山的彭德怀讲起。当时，井冈山根据地的坚守者们面对湘赣敌军“会剿”的严峻形势，朱德提议撤出井冈山另谋发展，毛泽东并不反对朱德坚定的态度，竟然也改变了以往守山的念头，提出一个红四军应该下山的理由，即所谓“外线出击，配合内线作战”。可红四军秘密下山后，并没有在井冈山周边出击，而是这一去就杳如黄鹤，音信皆无。
彭德怀以七百人的兵力死战二万多人的敌军，苦守三天，黄洋界、八面山、白泥湖三路阵地被突破，敌人主力显然没有被红四军的“外线出击”吸引走，这仗打成了内线苦战配合外线撤离，彭德怀第一次尝到了被人“黑”的滋味！他已经错过了灵活机动的好时机，不能再傻等别人吹的“集结号”了！要想活命只有拼死突围。彭德怀率部走野兽爬行的小道，攀爬一天一晚，突出了敌军第一层包围，三天后彭德怀率部（红五军残部）冲出第三层包围圈。
这次事件对彭德怀来说，感觉一定是非常苦涩难言的！也只有当事人心里最清楚，这可以从《彭德怀自述》中对事件的评价隐约看出端倪：“可是这件事，在1969年国庆节后，我《人民日报》通讯员说成是彭德怀不要根据地，违反毛主席指示。我看这种人对根据地不是完全无知，就是打起伟大毛泽东思想红旗反对毛泽东思想。他不了解什么叫做根据地，也不了解如何才能创造根据地，更不知道如何才能坚持根据地的斗争，只是一位信口开河的主观主义者，他现在肚子吃得饱饱的，身上穿得暖暖的，也在随声附和地大骂违反毛泽东思想。让他去胡说八道吧，谨慎点吧，防止莫一天一跤跌倒，跌落自己的牙齿呀！”
在40年后，彭德怀对有人指责自己当年舍身护主的行为怨愤不已，甚至恨恨地发出诅咒，可想当年此事在他心灵中造成的伤害！在1929年4月红四、五军二次会师于瑞金城后，毛泽东心怀歉意地表示“这次很危险，不应该决定你们留守井冈山。”（《彭德怀自述》），可见毛泽东对自己率部独自离去，以及这将给守山的彭德怀造成何种后果是心知肚明的。老彭遭此一劫还能不弃不离，紧紧相随，算得上是忠肝义胆！OK!此人考试通过，可以担当大任、共谋天下！
二次会师于瑞金城时，红五军由三百人又发展到七八百人。彭德怀在与毛泽东进行深入的密谈后，第一次直接写信给中央，反对中央的二月来信。“信是由四军前委转的，原稿留毛主席处。”（《彭德怀自述》）在此之后，彭德怀向毛泽东提出：自己率部回去收复井冈山。在四军前委批准后，红五军重返湘鄂赣边区发展。
红四军、红五军的分别发展，很快就各打出一片天地，队伍发展壮大很快。1930年5月，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红军代表会议，决定各地红军分别集中组成正规军团，全军进行整编。红四军整编为红一军团，朱德为总指挥，毛泽东为政治委员；红五军整编为红三军团，彭德怀为总指挥，滕代远为政治委员；一、三军团形成红军主力，有三万余人。毛泽东、彭德怀根据中央指示分别担任一、三军团的前委书记，二人在党内平级。
红三军团在六月抵制了中央攻打武昌的计划，但在七月打下岳州（岳阳），八月初攻下长沙。红三军团的战果令中央一阵狂喜，严令红一军团抓紧“打南昌、取九江，夺取整个江西，以切断长江”，千万不能此时掉链子。如果此战成功拿下南昌，则向左保障武汉暴动胜利，向右可进攻首都南京；如此一来，夺取全国胜利已是指日可待，从中央到各路红军都是一片躁动。李立三马上给共产国际主席团写信，要求国际“立刻动员各国支部猛烈扩大保护中国革命运动”，要求苏联直接出兵支援中国革命。李立三就是要搞几个大项目给斯大林看看，他认为现在只要再鼓一把劲，他开发的项目就成功在望了。嘿嘿！泡沫就是这样吹大的！
红三军团撤离长沙后，在浏阳东北的永和市第三次与接应的红一军团会师。8月23日，在一、三军团的前委联席会议上，彭德怀代表红三军团提议成立红一方面军和总前委（这可是应该由中央考虑拍板的事哟），老彭越权啰，也许他可能太想扶自己的大哥上马啦！结果可想而知，会议一致同意朱德为总司令，毛泽东为总政委和方面军总前委书记。
联席会议决定二次攻打长沙。朱德在会议上表示反对，他的想法很务实，担心以现时红军的装备打阵地战，会导致红军的毁灭。彭德怀没有表态，但红三军团政治部主任袁国平语出惊人，豪气万千：“……一个军团也能打下长沙，现在两个军团合并了，还怕什么！你们一军团不敢打，就站在一边看，我们三军团单独打。”“你们即不打南昌，又不打长沙，还执行不执行中央命令？”毛泽东也是赞成打长沙的。
会后，毛泽东写信给赣西南特委并抄转中央的信中，对打下长沙是充满信心的，并准备下一步夺取武汉。信中说：“三军团士气很壮，有七千枪，和一军团来前方者相当，明日即向长沙前进，大约经过一度剧战之后即可占领长沙。望中央指示夺取武汉意见，并准备组织政权机关及红军总司令部，派一负责人到鄂南来。”
但红一方面军显然不具备这个攻坚能力，围攻长沙十六日，无法突破长沙外围阵地。这时毛泽东明白朱德当初的担心是对的，红军尚不具备攻打大、中城市的实力。他和朱德商量，借口敌援军已到湘潭，应该先打援军，后攻长沙。总前委命令全军撤离长沙外围，在浏阳、株洲一带伺机而动，红一方面军二攻长沙无功而返。
毛泽东为了带领一、三军团回江西根据地，表示应该按中央指示准备打南昌、九江，但必须有步骤、有计划地夺取南昌、九江；第一步首先必须拿下吉安、峡江等县城，然后向南昌推进。其实打南昌只是个幌子，当10月5日红一军团夺取吉安真正完成了第一步目标后，毛泽东深入做通一、三军团指战员的思想工作，终于取消了打南昌的计划。
10月17日，在峡江召开了红一方面军总前委扩大会议，参加的除总前委委员外，还有红一、三军团各军的军长、政委，以及江西省的党政负责人。会议开了一夜，对未来发展的方向发生了严重的分歧。来自不同山头的队伍从自己的利益考虑各有盘算，红三军团的干部提出两军分开发展。事情摆明了是红三军团内部并不认同毛泽东、朱德的指挥权，并且想回自己的地头发展。对此朱、毛是无可奈何的，因为这个总前委是双方自愿组建的，尚无中央的尚方宝剑。事已至此，只有看彭德怀如何表态了，他的态度决定事态的最后发展。彭德怀胸怀大局，表示红一、三军团不可分开，必须坚决反对地方主义，在政治上要以朱、毛为旗帜。红三军团内部看自己主帅意志已决，不敢再另有主张。
峡江会议的另一争论，主要发生在毛泽东与李文林之间。毛泽东是不会在当时的形势下（军阀大战已停止）再攻打大、中城市的，虽然他不敢明确和中央的政策唱反调，但他是一个真正的实用主义者，不会为蛊惑人心的革命口号而改变自己的想法，更何况他这个总前委书记根本就不买江西行委的账。李文林（省行委书记）徒劳地想要毛泽东在江西按自己的打算行事，继续准备打南昌、九江。李文林以为自己在赣南苦心发展多年，他在江西的政治威望和组织力量是可以与毛泽东对抗的，无疑这是十分不明智的。毛泽东的政治辣手很快就会扫平江西地方反对势力，李文林是在自掘坟墓。红军的清洗即将开始，而中央的内斗大戏已是徐徐拉开大幕。
9月24日至28日，中国共产党六届三中全会在上海租界召开，党内开始清算李立三的政策，李立三承担了所有的责任，并得以保留了中央政治局委员。李立三在之前主持中央政治局的那个月整过周恩来，说周恩来“在政治上组织上都暴露他右倾的危险，应在政治上负严重责任”，还提出“中央对周恩来的斗争，必须是很坚决的”，粗暴地想把周恩来调出中央。
周恩来主持的这次会议对李立三算是保持善意的，他显然不想在党内搞什么过火的路线斗争（这是他的###风格），对共产国际说得过去就算了。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干革命谁敢担保永远正确呀？就算摔一大跟头，也得给人爬起身的机会啊，这样做人才厚道。周恩来、瞿秋白、李立三这三位领导人相互忍让，不给其他派别可乘之机，组成了一个良好的团队。他们心照不宣的目的，就是把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的影响控制在最低限度。
在中共六届三中全会时，周恩来、瞿秋白没有过多谴责李立三，只是把李立三的错误视为战略失误。共产国际远东局的来信基本认可了中共六届三中全会，也就是说，李立三不是犯路线错误，来信说：李立三“完全正确地了解了自己的错误”，“党的路线常常是与国际路线相适合的，从来没有两条路线，只是曾经在这条正确的路线上有过不正确的倾向”。
在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周恩来（少山）发表了著名的《少山报告》，给会议定了调，基本平息了党内的左倾躁动，端正了中国革命的航向，在全党形成了团结一致的气氛。正当周恩来、瞿秋白准备在党内做进一步的修复工作时，风云突变，共产国际跟他们二人翻脸了。
起因还是发生在李立三身上，李大炮在以前鼓吹全国暴动时，有些宣传不合共产国际的谱，竟然忘乎所以地宣称：“等到占领武汉之后，就可以用另外的方式去和共产国际说话了”；还说了中国的武装暴动在遭到帝国主义干预时，要把苏联卷入战争等等。这些话不知怎么终于传到苏联人耳朵里了，共产国际现在知道了这一切，他们雷霆大发，决定“给这种###产国际的立场以致命的回击”。这回可真是：老板很生气，后果很严重呃！
共产国际生气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对瞿秋白的不满意，为什么？因为瞿秋白在中共六大开完以后留在莫斯科，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他处理莫斯科中山大学中国留学生的派系斗争时，反对米夫的宠儿王明一派，得罪了共产国际东方部负责人米夫。共产国际向中共中央提出有必要刷新中共代表团的成分，1930年春，瞿秋白被撤掉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的职务。
但瞿秋白回国以后，事态的发展并不是按共产国际预期的那样。相反在六届三中全会上，周恩来让其名字列在自己的前面（大智慧啊！），他在六届三中全会上让瞿秋白主持会议（实际周恩来负责），作会议结论；并违背共产国际意愿，把瞿秋白选进了中央政治局，成了党中央主要领导人之一，这使共产国际完全无法接受！
于是，共产国际开始考虑安排中国党的内部领导问题。苏联人现在知道中国人对待洋人的批评，是有着天生团结一致的本能的。必须改变这种状况！按照共产国际的游戏规则，他们把李立三的错误升级。共产国际10月23日发出给中共中央的指示信，指责李立三是半托洛茨基主义、盲动主义的路线，“这就是立三的路线，这就是反国际的政治路线”。
共产国际东方部向国际主席团写了关于中国党三中全会与李立三所犯错误的报告，指责“三中全会没有揭发立三路线的实质”，点名批评瞿秋白，指责他“对于立三半托洛茨基盲动主义的路线采取调和的态度”，“没有揭发和纠正以前的一部分政治局领导的半托洛茨基盲动主义的路线。”
12月间，共产国际执委召开关于立三路线的讨论会，会议的主要矛头不是对着李立三，而是直接批判瞿秋白，发言的7名委员毫无例外地一致指责瞿秋白“不是中国全党的代表”。看来共产国际是铁了心要彻底改组中国党的领导了，正在上海倒霉的王明事先收到风了（莫斯科回来的陈昌浩透了信），他及时抓住了这次机会，发起了改变自己命运的党内斗争。
当时王明不想上路去苏区，他只有留在上海才能得到米夫的关照，才能在党内有所作为。王明抓紧时机写出《两条路线的斗争》的小册子，批判中央和中央六届三中全会的路线。王明的背景和政治观点造成了一部分人与中央的对立，党内上下闹哄哄地开始另一种躁动，王明甚至用轻狂的口吻宣称：现在的中央“已经没有可能再继续自己的领导”。王明为米夫来上海改组中央做好了前期准备，只等偏心眼的米夫主导召开六届四中全会，以确定自己在党内的名分。
王明回国是在1929年3月，他回到上海以后在党内发展的并不顺利。开始被分配到沪东区委任宣传干事，后调任《红旗》报编辑。1929年11月12日，这只“海龟”在上海英租界被当局抓了，上海共产国际的代表破费了大笔的银子行贿，直到1930年2月18日才把他捞出来。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对他党内警告处分，因为他“缺乏政治警惕性并严重违反了秘密工作的纪律。”
令周恩来没料到的是，这个“海归”能量如此之大，出狱不到一年竟然在党内跟自己叫板，向瞿秋白、李立三等党的中央领导抡板砖。真是看走眼了，原以为碰上一小混混，结果是一政治大鳄。周恩来在党内对王明的宗派活动发起反击，他在1930年11月25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最后定调：王明等人“不是帮助中央，而是进攻中央”。可是在1930年12月10日，米夫以共产国际代表的身份突然来到上海，这裁判就是来中国吹“黑哨”的，他支持王明要求改组中央，紧急开四中全会的主张。
周恩来、瞿秋白也没辙了，决定联合向共产国际摊牌。他们提出辞职并退出中央：咳！咱们水平低，不解风情，不敢跟您掺和。这政治局常委您爱是谁就是谁，咱拍屁股走人总可以吧！
按说，道行不深，功夫不精，下课也很正常。可这也不行！米夫决定采取“拒瞿留周”的方针：嘿嘿！真是不好意思啦，瞿秋白请便，我们没兴趣跟你玩。但您周恩来留步！
米夫说：对周恩来“应该打他的屁股，但不是要他滚蛋。看他是否在工作中改正他的错误”。王明也表示：为了实际工作便利，给周恩来以改正错误的机会。话说穿了，就是中央的工作离不开周恩来的支持，此人非同一般、不可不用。米夫相信周恩来会支持王明接管党的领导权，这也是赦免周恩来在三中全会所犯“调和主义”错误的条件。
米夫越俎代庖地起草了《中共四中全会决议案》，拟定了改组后的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和补选的中央委员名单。最后选出的结果是，中央政治局常委：向忠发、周恩来、张国焘。毛泽东是政治局候补委员。会后不久，在米夫的坚持下，又增补王明为政治局常委。这是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局唯一的一次双数个常委。
这里顺便提提，主要的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的官衔：王明兼江苏省委书记，张闻天为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王稼祥任中国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秦邦宪为共青团领导人，陈昌浩到鄂豫皖红军任政委，夏曦到洪湖贺龙的部队任中央代表。
王明主导的中央工作很快就干出了大成绩，他在中国放了一个政治卫星给共产国际看，那就是建立了世界上第二个共产###家。1931年11月7日（苏联革命纪念日），在江西苏区瑞金城，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诞生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毛泽东当选为国家元首（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从此以后，毛主席的桂冠伴其终身，成为一个政治专有名词。不过毛泽东并没有被打造成共产党的政治明星，反而很快就被剥夺了所有政治实权，随后几年他无事可做，几乎成了一个下岗农民！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
《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1929年12月）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1930年1月）
毛泽东在《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这一部分写的政治思想究竟是什么？并且他想将什么理念贯彻到红军的实际生活和工作当中？红四军前委直到九大即“古田会议”才使得毛泽东的治军方式（思想上、组织上）得以确认，这是因为毛泽东的党建立于军队，是在军事工作当中逐步清楚地认识到，军事只不过是实现政治的途径或者手段。所以毛泽东下决心整顿红四军的党内混乱思想，提出了自己的“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的系统理论。
如果红军只是一味为了军事目标而进行攻城略地的战争，那么毫无疑问就会被人看作是军阀，毛泽东要给红军打上无产阶级军队的标志，红军就必须具有强烈的宗旨。毛泽东明白他的战争是为了传播政治影响而进行的，为了实现最终的目标，红军要解决民众真实的需求，只有让民众知道“为什么做”、“怎么做”上有了很好的行为标准，打下了地盘才会民心永久，这就是政治上的所谓“赤化”。
在军队的组织和决策上，毛泽东改变了以往的看法，认为“先交下级讨论，再由上级决议”的做法是不妥的。其实毛泽东明白，在一个团队当中只有充分发挥各个成员的主观能动性，才能最大限度带动团队的积极性。而毛泽东认为，一个团队连绝对的权威尚没有建立的话，那么所谓的主观能动性就是无法控制的、没有明确目标的。
在这里，毛泽东显然是担心党的政治决策受到影响。在红军当中，党的全面领导当然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当时红军普遍把党的作用认为是与士兵“沟通”，即应该是双向的才能是有效的发挥党的作用，也就是组织政治宣传，为军事目的提供服务，如此才能使队伍在发展的过程当中更好地贯彻执行党的路线，并能够更好地调动团队成员的积极性，军队中的党支部就是要很好地完成这一点。毛泽东要理顺这个关系，改变这个观点，所以毛泽东取消了士兵委员会，重新成立政治部。
由于毛泽东建党和建军是同时发展的，故此他必须理顺党的内部组织关系，以及党与军队的关系。从文章中我们可以看出，他把党的政治工作交给红军去完成，要求红军摆脱单纯军事观点。他提出军事、政治二者不是对立的，军事是完成政治任务的工具之一，不能军事领导政治，其实这正是红四军内部争论的焦点所在。
所以他在文章中宣称“中国的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特别是现在，红军决不是单纯地打仗的，它除了打仗消灭敌人军事力量之外，还要负担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以至于建立共产党的组织等项重大的任务。红军的打仗，不是单纯地为了打仗而打仗，而是为了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并帮助群众建设革命政权才去打仗的，离了对群众的宣传、组织、武装和建设革命政权等项目标，就是失去了打仗的意义，也就是失去了红军存在的意义。”
然后，毛泽东进一步说明在军队建立的党应该是什么组织路线，“在组织上，厉行集中指导下的###生活。其路线是：1.党的领导机关要有正确的指导路线，遇事要拿出办法，以建立领导的中枢。2.上级机关要明了下级机关的情况和群众生活的情况，成为正确指导的客观基础。3.党的各级机关解决问题，不要太随便。一成决议，就须坚决执行。4.上级机关的决议，凡属重要一点的，必须迅速地传达到下级机关和党员群众中去。其办法是开活动分子会，或开支部以至纵队的党员大会（须看环境的可能），派人出席作报告。5.党的下级机关和党员群众对于上级机关的指示，要经过详尽的讨论，以求彻底地了解指示的意义，并决定对它的执行方法。”
注意：毛泽东的党内###前提是“在组织上，厉行集中指导下的###生活。”在军队中党的机构独立于军队指挥机构，并高于同级军队指挥机构（或同级军事主官）。这是党指挥枪的原则！在军队中发展起来的党团组织自然带有明显的军队印记，党内的###肯定是极低限度的，这是战争环境决定的。不幸的是，这个特点最后发展至社会各个层面。
毛泽东本人对于党内的自我批评一直是很注重的，他认为如此就可以达到完善党内###。所以他在文章里特意提到这一点：“关于党内批评问题，还有一点要说及的，就是有些同志的批评不注意大的方面，只注意小的方面。他们不明白批评的主要任务，是指出政治上的错误和组织上的错误。至于个人缺点，如果不是与政治的和组织的错误有联系，则不必多所指摘，使同志们无所措手足。而且这种批评一发展，党内精神完全集注到小的缺点方面，人人变成了谨小慎微的君子，就会忘记党的政治任务，这是很大的危险。”
并且毛泽东已经注意到党内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很难把握：“在党内受了士兵同志的批评，到党外找机会报复他，打骂就是报复的一种手段。在党内也寻报复；你在这次会议上说了我，我就在下次会议上找岔子报复你。这种报复主义，完全从个人观点出发，不知有阶级的利益和整个党的利益。它的目标不在敌对阶级，而在自己队伍里的别的个人。这是一种削弱组织、削弱战斗力的销蚀剂。”毛泽东在文章中提出的纠正方法在后来的实践证明，根本就是空话，完全没有制度上的真正约束力。批评与自我批评最后在党内也流于形式，甚至变相为整人的工具。
毛泽东再次在《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文章里强调了如何执行他的农村根据地思想：“由于红军中游民成分占了很大的数量和全国特别是南方各省有广大游民群众的存在，就在红军中产生了流寇主义的政治思想。这种思想表现在：一，不愿意做艰苦工作建立根据地，建立人民群众的政权，并由此去扩大政治影响，而只想用流动游击的方法，去扩大政治影响。……三，不耐烦和群众在一块作艰苦的斗争，只希望跑到大城市去大吃大喝。……应当认识，历史上黄巢、李闯式的流寇主义，已为今日的环境所不许可。”
看来毛泽东清楚地意识到，要避免红军等同于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军，艰苦的思想改造工作是不可或缺的，打造一支毛泽东思想武装的军队真非一日之功啊！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篇文章是毛泽东给林彪的一封信，是为答复林彪的一封对红军前途究竟应该如何估计的征求意见的信。毛泽东在这封信中批评了当时党内一些同志对时局估量的一种悲观思想。一九四八年林彪向中央提出，希望公开刊行这封信时不要提他的姓名（后用‘一部分同志’这个名词代替）。毛泽东同意了这个意见。在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一版的时候，这封信改题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指名批评林彪的地方作了删改。
毛泽东在给林彪的信里首先提出自己设想的形势发展：“在对于时局的估量和伴随而来的我们的行动问题上，我们党内有一部分同志还缺少正确的认识。……如果认清了中国是一个许多帝国主义国家互相争夺的半殖民地，则一，就会明白全世界何以只有中国有这种统治阶级内部互相长期混战的怪事，而且何以混战一天激烈一天，一天扩大一天，何以始终不能有一个统一的政权。二，就会明白……成长于四围白色政权中的小块红色区域的存在和发展(中国以外无此怪事)。五，也就会明白红军、游击队和红色区域的建立和发展，是半殖民地中国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农民斗争的最高形式，和半殖民地农民斗争发展的必然结果；并且无疑义地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最重要因素。……而朱德毛泽东式、方志敏式之有根据地的，有计划地建设政权的，深入土地革命的，扩大人民武装的路线是经由乡赤卫队、区赤卫大队、县赤卫总队、地方红军直至正规红军这样一套办法的，政权发展是波浪式地向前扩大的，等等的政策，无疑义地是正确的。必须这样，才能树立全国革命群众的信仰，如苏联之于全世界然。必须这样，才能给反动统治阶级以甚大的困难，动摇其基础而促进其内部的分解。也必须这样，才能真正地创造红军，成为将来大革命的主要工具。总而言之，必须这样，才能促进革命的高潮。”这段话毛泽东也是在论证自己路线的正确，摆明自己对形势的判断是有客观依据的，毛泽东想说明中国革命是一个缓慢积累力量的过程，是一个树立信仰、建立政权的社会改造过程，他既是在教育团队成员，也是以此为红四军打气鼓劲。
毛泽东对中央“二月来信”十分反感，在红四军内部进行了抵制。在此他向自己的爱将表达了这种不满：“不但红军和地方党内有一种悲观的思想，就是中央那时也不免为那种表面上的情况所迷惑，而发生了悲观的论调。中央二月来信就是代表那时候党内悲观分析的证据。”
毛泽东为了稳定追随者的信心，甚至将红四军前委给中央的信的内容告诉林彪。“中央此信(去年二月七日)对客观形势和主观力量的估量，都太悲观了。……党的战斗力组织力虽然弱到如中央所云，但在反革命潮流逐渐低落的形势之下，恢复一定很快，党内干部分子的消极态度也会迅速消灭。群众是一定归向我们的。……但是畏惧农民势力的发展，以为将超过工人的势力而不利于革命，如果党员中有这种意见，我们以为也是错误的。因为半殖民地中国的革命，只有农民斗争得不到工人的领导而失败，没有农民斗争的发展超过工人的势力而不利于革命本身的。”，“中央要我们将队伍分得很小，散向农村中，朱、毛离开队伍，隐匿大的目标，目的在于保存红军和发动群众。这是一种不切实际的想法。以连或营为单位，单独行动，分散在农村中，用游击的战术发动群众，避免目标，我们从一九二七年冬天就计划过，而且多次实行过，但是都失败了。因为：(一)主力红军多不是本地人，和地方赤卫队来历不同。(二)分小则领导不健全，恶劣环境应付不来，容易失败。(三)容易被敌人各个击破。(四)愈是恶劣环境，队伍愈须集中，领导者愈须坚决奋斗，方能团结内部，应付敌人。”后一段话的用意很明显，是在指责呆在上海租界的中央军事指挥者（周恩来）纸上谈兵，不切实际。
毛泽东进一步将自己的看法和与中央的争论告诉林彪：“中央二月来信的精神是不好的，这封信给了四军党内一部分同志以不良影响。中央那时还有一个通告，谓蒋桂战争不一定会爆发。但从此以后，中央的估量和指示，大体上说来就都是对的了。对于那个估量不适当的通告，中央已发了一个通告去更正。对于红军的这一封信，虽然没有更正，但是后来的指示，就没有那些悲观的论调了，对于红军行动的主张也和我们的主张一致了。但是中央那个信给一部分同志的不良影响是仍然存在的。”
其实这封信除了证明了毛泽东的革命远见之外，在另一面印证了毛泽东在党内与林彪的政治盟友关系和师生关系（在信中指导林彪如何分析判断形势），这确实非同一般。当然，信的结尾非常出彩，成为以后表达乐观革命精神的警句名言！
毛泽东之所以能在权力顶峰取得稳固的地位，就是因为他清楚，在党内必须有名义上的集体领导这样一种权利机制，而通常（或在关键时）则坚决不能这样做。革命对于毛泽东来说是一种职业，党领导人民，他来领导和组织党。所以我们不要被表面的领导者与被领导者之间的融合所欺骗，党内领导关系的实质是一种权利应用，是一种对人的控制（统治）。
既然如此，就说明了解决党内冲突主要是靠行使权利，而不是靠###；因为少数服从多数的所谓“多数”，往往是非自愿的人为（表决前通气）的假多数，是一个假象。由此我们可以明白地看出，由于权利的获得没有确定的游戏规则（或法理依据），所以党内的经常性斗争和清洗是一种规律的表现，绝非偶然！
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开，会议通过了《苏维埃政权的组织问题决议案》，其中“对土匪的关系”这一部分明确规定“暴动前可以同他们联盟，暴动后则应解除其武装并消灭其领袖。”这段话未免有些残酷，而王佐、袁文才二人在加入中国共产党之前就是井冈山地区的两大土匪组织头目，所以对二人是罚是杀皆宜。
井冈山当地土、客籍矛盾尖锐。客籍，也就是客家人，王佐、袁文才的祖辈都是为了躲避北方的战乱，背井离乡从北方迁移到此地的。因为当地的“土著人”占据着适合农耕的平坦地区，所以客家人只能居住在土著人不愿意居住的山区，而且还要受到当地土籍豪绅地主的压迫和剥削。有句话叫：“没有压力不出油”，王佐、袁文才就是这种压迫下的产品。
对此，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讲得十分清楚：“客籍占领山地，为占领平地的土籍所压迫，素无政治权利。前年和去年的国民革命，客籍表示欢迎，以为出头有日。不料革命失败，客家被土籍压迫如故。我们的区域内，宁冈、遂川、酃县、茶陵，都有土客籍问题，而以宁冈的问题最为严重。前年至去年，宁冈的土籍革命派和客籍结合，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推翻了土籍豪绅的政权，掌握了全县。去年六月，江西朱培德政府反革命，九月，豪绅带领朱培德军队‘进剿’宁冈，重新挑起土客籍人民之间的斗争。”
1929年1月，毛泽东率领红四军主力下井冈山，前委随之而去，边界特委成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最高的行政机关。此时土、客籍之间的矛盾已到了非常尖锐地步，宛希先是惟一的外籍干部，时年24岁，是追随毛泽东上的井冈山，他原本为土、客籍双方都能接受的人物，尤其与袁文才、王佐过从甚密。不久，宛希先就被特委以逃跑罪名处死。1929年5月，重新选举的特委里，邓乾元、朱昌偕先后任书记，副书记、常委、执行委员几乎都是土籍人士。那年头，需要花花肠子绞尽脑汁的事太多了！
当时，在宁冈有“土籍的党，客籍的枪”之称，这形象地说明了特委与袁文才、王佐之间的现状。客籍的袁文才、王佐与土籍的王怀、朱昌偕、刘珍、龙超清、邓乾元等之间已出现互不买帐的现象。袁文才、王佐不大听从特委的领导，特委则认为袁、王有劣根性，想占山为王当土匪，所以视他们为潜在的敌人。
1929年5月至8月，湘赣边特委负责人邓乾元在《湘赣边界工作报告》则竟然把袁、王当成不可救药的“匪首”，报告中说:“危害边界的第一个势力就是土匪，本来边界的政权并不是真正的共产党所领导的政权，而是与土匪合作的联合政权。现在土匪问题更加严重，袁、王现在对我们处处怀疑，袁有另找出路脱离我们的象征，王在袁的影响下，亦与我们关系日趋恶化，过去对土匪的缓冲政策已是不能再用了。”可见，邓乾元不仅把袁、王当成敌人，甚至对边界政权也予以否定。
在土籍王怀、朱昌偕、刘珍、龙超清、邓乾元等人苦苦寻找机会对付袁文才、王佐时，机会终于来了。1930年初，王佐、袁文才活捉了茶陵靖卫团团长罗克绍，还俘获了20多个造枪工人和部分造枪机器。在没有请示特委的情况下，他们自作主张，劝降罗克绍，计划用他们办一个兵工厂，但特委认定是袁、王与敌勾结，这件事也就成为杀害袁文才、王佐的导火线。
恰在这时，中央巡视员彭清泉悄然来到了边界，他带着中共“六大”对土匪处置的教条，准备以非常手段解决王、袁问题，这一想法与边界特委的想法不谋而合。但是袁、王掌控的红四军三十二团，拥有1000余兵员，700余支枪，还有一座兵工厂，边界特委无力对付。他们知道袁文才、王佐最听毛泽东的话，就盗用毛泽东的名义，给王佐、袁文才修书一封，约王佐、袁文才率部于2月22日在永新县城合编，然后配合红五军共同攻打吉安。他们将袁、王二人诱骗至永新县城，然后借助正在安福、永新边界的彭德怀的红五军，再行下手。
特委负责人朱昌偕、王怀等人，前往彭德怀红五军军部，对彭德怀说“袁文才、王佐要叛变”，“在永新县城联席会议上，强迫特委决定把边区地方武装归他们改编统率”等等。彭德怀信以为真，派张纯清率红五军第四纵队300余人随朱昌偕赶往永新县城，同时，特委又将宁冈、茶陵、遂川等五县赤卫队调往永新县城。红五军四纵队去永新县城顺利完成特委任务，击毙王佐、袁文才。袁、王掌控的红四军三十二团被特委改编为湘赣独立团。
王佐、袁文才二人是死于红五军彭德怀的枪下，所以彭德怀在《彭德怀自述》中专门谈及此事：“红四军前委于1929年1月讨论‘六大’决议时，将其中有关争取土匪群众，孤立其首领一段删去未传达（讨论‘六大’决议，袁、王参加了，删去那段是四军前委常委决定的），袁文才在红四军政治部找到原文对出来了。袁文才从红四军逃回后，将那段原文念给王佐听（王佐不识字），对王佐说‘我们怎样忠心，他们也是不会信任的。’……”
其实，王佐、袁文才二人的命运在红四军下山时就已成定局，二人在红军的命运是注定难逃此劫的。毛泽东留彭德怀守山，在即将分手时与彭德怀深谈过袁文才。有了彭德怀的加盟，毛泽东已经在考虑对自己的团队进行洗牌了。在《彭德怀自述》中彭德怀是这样描述毛泽东当时的打算的：“红四军离井冈山前，毛主席向袁文才做了很多工作，才争取了袁随四军出动的。在部队出动前，毛主席同我谈过。毛主席说，袁这人很狡猾，名堂很多，他已同意随四军政治部工作，这就可减少井冈山以后工作的困难。这是在红四军离开井冈山时，我去送行，在茨坪房子外面荒土上，我们坐在地上谈的。这样做是想争取袁文才进步，使他离开旧基础，改换新环境。”这段回忆由于是在毛泽东当权时写的，应该不会有假。
也正是有毛泽东此前的交底，彭德怀才会敢于命令红五军四纵队去永新县城，对红四军三十二团此二人（团领导）狠下杀手。这一课真是上得残忍而又生动，使彭德怀避免了在之后的“富田事变”中站错队。下面我们就看看毛泽东辣手整治赣西南的反对势力，体会一下毛泽东的游戏规则。
1929年，朱、毛红四军到达东固，与赖经邦和李文林等人领导的江西红军第二、第四独立团会师。东固会师后，赣西南负责人并不买账红四军前委的权威，为了解决与赣西南地方红军、党团机构的矛盾，毛泽东于1930年2月6日至9日，在赣西特委所在地吉安县陂头村主持召开了由红四军前委、红五、六军军委，及其各行委、中心区委、苏维埃党团负责人参加的联席会议，江汉波也以中共江西省委巡视员身分参加会议，刘士奇（贺子珍的妹夫）、曾山作为助手配合毛泽东组织了这次会议。
在“二七”会议上，毛泽东在刘士奇、曾山的帮助下，发动了一场对赣西南地方红军和党团机构负责人的严厉斗争，这场斗争为日后掀起“肃AB团”运动埋下了火种。毛泽东等列举的赣西南地方红军和党团机构负责人的“严重政治错误”主要有两项：
一，赣西南负责人江汉波、李文林提出的仅“没收豪绅地主的土地”的主张，是“完全走向农村资产阶级（富农）的路线”，指出“由此发展下去势必根本取消工人阶级争取农民的策略，走上托拉茨基、陈独秀的道路，根本取消土地革命全部”。
二，江汉波等“用非政治的琐碎话，煽动同志反对正确路线的党的领袖”（指由毛泽东派至赣西南特委任书记的刘士奇）。
由毛泽东主持的“二七”会议将赣西南方面的负责人扣上“富农分子”的帽子，宣布开除江汉波的党籍，李文林被调出主力部队，转任赣西南特委常委兼军委书记及赣西南苏维埃政府党团书记。弄到这份上，赣西南开始了正邪交错、神鬼同行的世界。
1930年5月，赣西南代表李文林赴上海参加了由李立三主持的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会议，此次会议要求集中攻打大城市，争取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李文林返回后，于8月上旬主持召开了赣西南特委第二次全体委员会议，部署贯彻李立三的指示。
李文林主持召开的“二全会”敢于与毛泽东一争高下，他不指名地指责了毛泽东的一系列观点和做法，撤销了刘士奇（拥护毛泽东的主张）的职务，并建议上海中央开除其党籍。这太不给毛书记面子了，可以说是直接向毛泽东下战书，毛泽东是不怕挑战的！他认定“二全会”是“AB团取消派”的会议，并将参加“二全会”的人一律视为“AB团”成员，列入应予“扑灭”的范围。
到了10月，在赣西南三万多共产党员中已“开除的地主富农有一千多人”（“二七”会议要求把“党内代表富农分子不论其阶级如何及过去工作如何，无情的坚决的开除出党”），消灭了一千多“AB团”。
10月中旬和月底，李文林又在峡江会议和罗坊会议上公开叫板，反对毛泽东提出的“诱敌深人”的军事作战方针，主张执行李立三有关攻打大城市的指示，与毛泽东的冲突全面激化，由此毛书记认定李文林就是“AB团”首领。
1930年10月14日，毛泽东在写给中共中央的信中说：“近来赣西南党内呈现非常严重的危机，全党完全是富农领导。……党团两特委机关、赣西南苏维埃政府、红军学校，发现大批AB团分子，各级领导机关，无论内外多数为AB团富农所冲塞。……肃清富农领导，肃清AB团。赣西南党非来一番根本改造”。
同年10月26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了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和江西省行委的联席会议。这次会议通过的决议强调：“改造全部党的组织，重新建立，不使一个富农反革命分子（AB团）留在党内团内……严厉地###AB团，处决AB团中一切活动分子”。在这种气氛下，江西苏区实行了“赤色清乡”和“赤色恐怖”（红军宣传大纲语），到处都在大抓特抓“AB团”。
1930年10月，红一方面军攻下吉安，在国民党地方当局的文件中发现了一张据称是李文林的地主父亲用真名签字的便条，这张字条究竟是何内容不得而知，然而将李文林与“AB团”联系在一起已经有了所谓证据。1930年11月底，李文林在宁都县黄陂被拘押，紧接着一批与李文林有工作联系的人相继被捕。
1930年12月3日，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在给江西省“行委”（立三路线时各省党的最高领导机构）的《总前委致省行委的信》中，明确指示：“各县各区须大捉富农流氓动摇分子，并大批把他们杀戳。凡那些不捉不杀的区域，那个区域的党和政府必是AB团，就可以把那些地方的负责人捉了讯办”。信中指名道姓说，已有人供出省行委、省苏维埃政府中的几名常委级领导人李白芳、金万邦、段良弼等是“AB团分子”，而且指出要“对红二十军内也必须找得AB团分子线索，来一个大的破获。”
在这封信中，总前委还明确指示：“特派李韶九同志率兵一连前往帮助捕捉李白芳等AB团要犯，并严搜反革命线索”。李韶九是一个酷刑发烧友，他到富田自然会上演一出好戏。现在，毛泽东为红军的肃反开始写下沉重的一笔：李韶九终于引爆了红二十军的反抗情绪，这就是党史上的“富田事变”。
“富田事变”主要表现为：红二十军部分官兵针对肃反组织的兵变。兵变的三个“关键点”，一是救人；二是提出“打倒毛泽东”的口号；三是通过制造假信的方式挑动制造红军内讧。
1930年12月7日下午3点，红一方面军总政治部秘书长兼肃反委员会主任李韶九到富田，他这回可露脸了。李韶九命令士兵迅速包围省行委和省苏维埃政府，将正在里边开会的几位负责人捆起来。被捕的人中有省行委常委、赣西南团特委书记段良弼、省行委秘书长李白芳,省行委军事部长金万邦,省苏维埃财政部长周冕、省苏维埃政府秘书长马铭、红二十军政治部主任谢汉昌……。
随后李韶九亲自主持审讯，不许对方辩解，只许承认自己是AB团，然后交待其他AB团成员的名字，否则便施以酷刑。一夜之间，省行委和省苏维埃从领导到一般工作人员120多人被抓。被捕的红二十军政治部主任谢汉昌，熬不过酷刑，供出二十军174团政委刘敌也是AB团，这时已是8日凌晨。于是，李韶九又把目光投向了四十里外的红二十军驻地东固。
此时，总前委也根据犯人供出的新口供，派总前委秘书长古柏来富田加强肃AB团的力量，古柏一行于1930年12月8日到达富田。李韶九留古柏、曾山负责省行委肃AB团，派陈正人率一排人去抓赣西路行委书记王怀，他自己带一排人押着谢汉昌前往东固，捉拿红二十军中的AB团。
1930年12月9日，李韶九正要动身，敌军飞机来这一带轰炸，为防犯人逃跑，李韶九便将不重要的AB团犯人，匆匆杀了一批，然后上路。李韶九率兵押解红二十军政治部主任谢汉昌，从富田赶到红二十军驻地吉安县东固镇，向红二十军军长刘铁超传达了总前委的指示信，并着手在红二十军内搜抓“AB团分子”。
首先是刘敌，他一到军部即被抓起来，由李韶九审讯。刘敌与李是湖南同乡，早相识且知道李的为人，便改用长沙话与之攀谈：“我是你老人家的部下，我的政治水平非常低落，你老人家是完全知道的。现在搭帮你老人家来了，我只有尽量接受政治教育，承认错误。我相信毛泽东同志总不是AB团吧、你老人家总不是AB团吧、军长总不是AB团吧，我总以你三位是追是随，我个人还有什么呢？”李韶九被老乡的这顿米汤一灌，觉得他已经被收服了，就放过了他。
侥幸脱险的刘敌回到营部，向营长张兴和政委梁贻（一名张学贻）将这天的遭遇说了一遍，张、梁二人都愤愤不平。第二天（12月12日），刘敌找到张兴和梁贻，说出自己的心事，肯定李韶九这次来，目的是企图消灭江西党和部队的干部，是总前委的阴谋。于是三人商定让李韶九来讲话，乘机将他扣留。但血气方刚的张兴，不等李韶九来便去军部质问，这一去当然是自投罗网。刘敌闻张兴被扣，立即与梁贻集合部队，迅速包围军部，释放了被捕的谢汉昌、张兴等人，抓住了与李韶九合作的军长刘铁超，李韶九被捉后逃走，军政委曾炳春也跑回家乡躲避。
由于担心李潜逃回富田杀害被捕的省行委同志，刘敌等立即率174团机枪连和独立营马不停蹄奔向富田。黄昏时他们到达富田，包围省行委，缴了十二军一排人的枪，释放了在押的段良弼、李白芳等“AB团分子”七十余人。此时，陈正人未归，省苏维埃政府主席曾山趁乱逃出富田，跑回家乡。古柏也从“肃反机关跑了出来”。古柏之妻曾碧漪、陈正人之妻彭儒均趁黑夜逃走。只是误捕了率闽西参观团来富田的中央提款委员易尔士（刘作抚）。
被刘敌率兵解救出来的省行委领导人李白芳、段良弼、周冕、全万邦、马铭、丛允中等人，于12日当夜便召开了紧急会议，认定李韶九所为是总前委书记毛泽东指使的，认为省行委主要领导人的曾山及宣传部长陈正人配合李韶九滥抓AB团，有严重错误，又已逃走，就决定由省行委常委段良弼代理负责主持省行委全面工作，并对曾山、陈正人、古拍、李韶九发了追捕通缉令。
13日晨，红二十军在富田镇广场举行群众大会搏同情，控诉李韶九刑讯逼供的罪行。被捕同志在会上报告了事件的经过，有人还脱下衣服展示满身伤痕……整个会场群情激愤，人们喊出了“打倒毛泽东，拥护朱（德）、彭（德怀）、黄（公略）”的口号。趁群情激动之时，刘敌在会上说：“毛泽东反水了，变成了许克祥第二，我们要打倒毛泽东，拥护朱德、彭德怀、黄公略。”
13日下午，刘敌、谢汉昌宣布脱离红一方面军总前委的领导，并决定撤消刘铁超的红二十军军长一职，认为刘在李韶九滥抓、滥捕时，其“脑筋分不清楚”是非，以原172团团长萧大鹏为军长。谢汉昌、刘敌和李白芳等人为避免与其他红军部队自相残杀，率部渡过赣江，到赣江以西湘赣苏区永新、莲花、安福一带，并在吉安县永阳成立了“江西省行动委员会”和“江西省苏维埃政府”。
15日夜晚，为使由自己发动的富田事变有一个对自己有利的处理，除曾山、陈正人以外的“省行委”，在段良弼的主持下，于永阳召开了省行委扩大会议，宣布他们是“合法”的江西省行委。会上，省行委常委丛允中根据自己的无端猜测，称李韶九捕捉AB团是受毛泽东指使，是毛泽东希望将江西老干部一网打尽，造成清一色的毛党，安安稳稳地当皇帝。后经获释的中央提款委员易尔士的劝说，富田事变的领导人才同意停止了反毛泽东的宣传，并作出了几项决定，其中有：
一、派遣段良弼携二百斤黄金紧急赶往上海（实际带到上海中央的只有“几十两”），向中共中央汇报赣西南“肃AB团”及富田事变经过，请中共中央裁决。
二、通缉曾山、陈正人、古柏、李韶九。省行委认为，曾山等配合李韶九滥抓“AB团”，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应缉拿归案。
三、争取赣西南特委下属的湘赣苏区西路行动委员会书记王怀的同情与支持。（在王怀领导下的河西苏区、红二十军的反毛行动受到普遍同情，王怀的观点——红二十军行动不是反革命行为，而是“工人阶级路线与农民路线两条路线斗争”，这种观点被迅速传播开来。富田事变当事人之一的曾山，在几十年后对此还记忆犹新。他说，当时“河西苏区党员和群众的思想极端混乱，甚至还影响到河东苏区部分人民和部分党员的认识也逐渐模糊起来”。）
四、对富田事件，“不应该在群众中公开宣布，听侯中央妥为解决。”
五、派丛允中随中央提款委员易尔士前去红一方面军总前委报告事变经过，然后再共同去中央报告（后由敌情阻隔，未能成行）。
六、释放被逮捕的李韶九率来的红十二军一连的全部官兵。
他们还发出《致朱德、彭德怀、黄公略、滕代远的公开信》努力洗刷加之于自己身上的罪责：“总之凡是赣西南干部，只要能发表些意见的，便说他们是AB团！这是何等的毒计。同志们！你们为什么到现在好一点不明白呢？痛心啊，我们真痛心！”……“阴谋家现在还用中国工农革命委员会名义，继续要把赣西南干部一网打尽，同时大造谣言说，中央派来的易尔士同志被杀了，AB团暴动了，你们相信吗？”
此后，红二十军领导人们又做了一件更大的“坏事”，即离间毛泽东与朱、彭、黄的关系。于是，平日喜欢毛泽东字体的省行委常委丛允中，玩了一个弄巧成拙的小阴谋，他模仿毛字体，伪造了一封所谓毛泽东给古柏的信，诡称是在富田事变中缴获的，派人送与朱德、彭德怀和黄公略。其信说，
古柏同志：据目前各方形势的转变，及某方来信，我们的计划更要赶快的实现，我们决定捕杀军队CP与地方CP，同时并进，并于捕杀后，即以我们的布置出去，仅限三日内将赣西及省行委任务完成，于拷问段（指段良弼）、李（指李白芳）、王（指王怀）等中坚干部时，须特别注意勒令招出朱、彭、黄、滕系红军中AB团主犯，并与某方白军接洽等罪状，送来我处，以便早日捕杀，迅速完成我们的计划，此信要十分秘密，除曾（指曾山）、李（指李韶九）、陈（指陈正人）三人，任何人不准告之。毛泽东
彭德怀收到信后，迅速识破了对方的伎俩。彭德怀在狱中写交待材料回忆此事时说：“这封信是富田事变的头子丛允中写的，他平日学毛体字，学得比较像，但是露出了马脚——毛泽东同志写信，年、月、日也是用汉字，不用罗马字和###字。”彭德怀亲笔写了拥护毛泽东的信，派人交与毛泽东，并起草了一个“拥护毛泽东、拥护总前委领导”的宣言，彭德怀和滕代远还亲自到总前委请毛泽东到红三军团讲了话。
朱德、黄公略在收到伪造的信后约集彭德怀，三人联名发表了《为富田事变宣言》，表示拥护毛泽东和总前委。这个蹩脚的离间计，使之成为得不到实质性同情的原因。在敌人“围剿”的情况下，这一“卑鄙”手段是“资敌”之举，也让毛泽东处在极为有利的地位。
有资料说，平叛行动遭到了朱德的抵制，他拒绝签署这种红军打红军的命令。但是在这一时期，毛泽东的态度却是坚决的。富田事变后，毛泽东主持召开了总前委的紧急会议，会议决议仍把富田事变的领导人称为AB团：“AB团取消派为什么要拥护朱、彭、黄，他们的阴谋是拉朱、彭、黄，打倒毛泽东，首先集中力量打倒一个，然后再打倒一个……蒋介石在外面喊打倒毛泽东，AB团取消派就在革命阵线内喊打倒毛泽东，这是如何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啊！”
富田事变发生一周后的12月20日，总前委发出《总前委答辩的一封信》，指出富田事变是“AB团取消派合作的叛变”事件，号召党和红军坚决与这些“叛逆”作斗争。在这封答辩信中，毛泽东坚持认为“肃AB团”均是有根有据的。他说：红军中AB团要犯的口供“多方证明省行委内安了江西AB团省总团部，段良弼、李白芳、谢汉昌为其首要，总前委为挽救赣西南的革命危机，派李韶九同志前往富田捕捉。”
毛泽东认定段良弼等为“AB团”首犯乃是证据确凿，他说：“如果段、李、金、谢等是忠实革命的同志，纵令其一时受屈；总有洗冤的一天，为什么要乱供陷害其它同志呢？别人还可以乱供，段、李、金、谢这样负省行委及军政治部主任责任的为什么可以呢？”他说，“AB团已在红军中设置了AB团的总指挥、总司令、军、师、团长，五次定期暴动，制好了暴动旗，设不严厉扑灭，恐红军早已不存在了。”
毛泽东声称富田事变将“叛逆的原形完全现出来了”，号召对事变进行坚决###。他以中国工农革命委员会的名义起草了一份六言体的###富田事变的布告。我们可以从这篇严厉的檄文感受到毛泽东的怒火。布告写道：
段谢刘李等逆，叛变起于富田。
带了红军反水，不顾大敌当前。
分裂革命势力，真正罪恶滔天。
破坏阶级决战，还要乱造谣言。
进攻省苏政府，推翻工农政权。
赶走曾山主席，捉起中央委员。
实行拥蒋###，反对彻底分田。
妄想阴谋暴动，破坏红军万千。
要把红色区域，变成黑暗牢监。
AB取消两派，乌龟王八相联。
口里喊得革命，骨子是个内奸。
扯起红旗造反，教人不易看穿。
这是蒋逆毒计，大家要做宣传。
这是斗争紧迫，阶级反叛必然。
不要恐慌奇怪，只有团结更坚。
打倒反革命派，胜利就在明天。
段良弼等释放了误捕的中央提款委员易尔士，并向其道歉。易指出未经中央表态，提出“打倒毛泽东”的口号是错误的。富田事变的领导人现在只能自己安排节目打发时光了，他们决定由段良弼代表他们向党中央汇报。刘敌也给中央写了一封态度诚恳的长信，述说事情经过，承认自己做错的地方，恳请处分。
与总前委对事变领导人的态度不同，项英的和平解决策略很有水平。以项英为代理书记的苏区中央局对富田事变的处理比较冷静，既指出了事变领导者的严重错误，又严肃批评了总前委的过火行为，认为应该以解决党内矛盾的方法来处理这一事件。
项英对富田事变进行了调查，听取了两方面的意见，1931年1月16日作出《中央局通告第二号——对富田事变的决议》称：“不能肯定富田事变是AB团取消派的暴动……富田事变是由党内无原则派别纠纷演进而成的。”这与毛泽东的“严打”方针完全不同。
这一决议虽然也指出“富田事变在事实上是毫无疑义的一种反革命的行动”。但还同时用较大篇幅批评了总前委在肃AB团问题上大搞逼供信的错误。该决议虽然把事变的领导人刘敌、段良弼等“开除党籍”，却仍让他们“向党承认错误，请党教育”，对参与事变的红二十军也没有用武力解决，而是经过“宣传、教育”后让其回到红军中来，同时，也指出今后“绝对不能随便乱抓、乱打”，“不能随便听人乱供、乱咬，乱加逮捕”。
1931年1月17日，中央局派人到永阳，向富田事变的领导人宣布了解散省行委，另成立陈毅为书记的赣西南特区委替代其职权，富田事变的领导人表示完全服从。当时任红十二军军长的陈毅奉总前委指示，带领一个连的人前往红二十军驻地，兵不血刃，说服红二十军释放了被他们扣押的人，包括李韶九。
项英通知红二十军领导人停止党内攻击，并到黄陂参加中央局的会议。谢汉昌、刘敌、李白芳等人奉命到了黄陂，并在中央局会议上做了自我检讨。红二十军也在原被赶走的政委曾炳春的劝说下回到了赣江以东。
花开两朵各表一枝，段良弼带着几十两黄金和近万字的报告《富田事变前后详情》出发，一路辗转到达上海，见到了任弼时和博古，将黄金与报告交给了党中央。报告详细阐述了事变经过和省行委与毛泽东争论的十个问题。结尾写道：“关于我个人的错，请求中央指出处罚，任何处罚我都会心甘情愿。但我因工作能力的薄弱，请求中央派我到莫（莫斯科）去学习。”这份用毛笔书写在毛边纸上的报告，至今还藏在中央档案馆内。
段良弼到达上海向中央汇报并检讨自己错误时，正值四中全会刚刚结束，李立三下台，王明进入中央领导。而段良弼送来的省行委报告，都是站在原立三路线的中央观点下写的，如指责毛泽东与总前委不打大城市只进行游击战等“错误”。这一来，使王明路线的中央政治局反而认为毛泽东与总前委是坚定的反立三路线的、而省行委是拥护立三路线的，而李立三委派的中央局书记项英也应该受到打击。
王明站在了毛泽东一边，他于1931年2月23日做出表态，向红一方面军总前委、江西省委、各特委和各地方党部发出了《关于肃清苏区内反革命派与富田事变的通知》称：“不幸的富田事变，恰恰发生于敌人加紧向我们进攻而红军与群众正与敌人艰苦做战的当儿，无论如何，总是便利于敌人而削弱我们自己的，无论如何，总是给AB团活动的机会而涣散我们自己……现在中央所得的关于富田事变的材料还不能算为齐备，尤其是没有得到总前委的正式报告，因此，中央特决定立即派出代表团前往苏区组织中央局，并委托代表团以全权调查与解决这一问题。”
对富田事变的处理，共产国际的态度至关重要。1931年3月18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在上海紧急作出了《关于富田事变的决定》，对这一事变作出了“反革命活动”的定性，指出：“在毛泽东同志指导下的前委同阶级敌人作坚决斗争的方针基本上是正确的。这种同革命敌人毫不妥协地作斗争的方针应该在今后贯彻下去。”对于不履行起码义务的党员，“作出的反应应该是实行最严厉的惩罚”。
在收到了以毛泽东为首的总前委的报告后，中央政治局又于3月28日就富田事变做出《关于富田事变的决议》中，认为富田事变以及“打倒毛泽东！拥护朱、彭、黄”的口号，毫无疑问是“阶级敌人以及他们的斗争机关AB团所准备执行的反革命行动”，明确断定“富田事变是AB团领导的与立三路线为旗帜的反革命暴动。”决议又称：“毛泽东同志领导下的总前委坚决反对阶级敌人的路线实质上是正确的。这种坚决与革命敌人斗争的路线在任何时候都应执行。”
中共中央在上述通告中提到的派往苏区的由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组成的“全权处理富田事变”的中央代表团已从上海出发。4月17日，任弼时一行绕道福建来到江西宁都县青塘村参加了当时正在举行的中央局扩大会议，传达了政治局的决议，否定了项英的意见。
此次中央局扩大会议通过的决议称：“苏区中央局是在三中全会的调和路线之下成立的，它的路线，当然是对立三路线的调和路线……再中央局关于富田事变的解决，也是错误。”该决议把富田事变称为“反革命暴动”，并强调，“加紧肃反工作，以求彻底消灭一切反革命派别”。会后，经任弼时等报中共中央，撤消了项英中央局代书记的职务，由毛泽东接任。
就像崔健说的，不是我不明白，这世界变化快。遵照项英指示，希望“用会议方式解决纠纷”的赣西南特委负责人和事变领导者前来参加会议，他们不知道中央代表团已经到达，项英刚被撤职，项英原定的对话和和解方案被否决，中央代表团对他们的判决已定。他们向青塘村（一说黄陂）走来，一行刚走进青塘村，立即被一网打尽。
在苏区中央局的直接领导下，成立了以周以栗（1930年长江局派去红一方面军总前委的代表）为首的审判委员会，“首先把富田事变头子刘敌执行枪决”，然后，依次“公审”谢汉昌、李白芳、金万邦、周冕、丛允中等一并处死。
事隔三十年后，当年参加“公审”的曾山回忆了这次公审，他说：在公审中，毫无逼供现象，被审的人完全可以自由自在地谈他自己的意见。他们不承认是反革命组织，而肯定是一个反毛的组织。1931年4月19日，苏区中央局向党中央报告：“富田事变已被解决。”
中央“三人团”把事变定性为“AB团领导的反革命暴动”后，李韶九换了手气，他又重获重用。1931年4月下旬，李韶九被任命为中共政治保卫局江西分局局长，开始掀起肃AB团的新高潮，更大规模的错杀开始了。
红二十军政委曾炳春、军长萧大鹏等，奉总前委令于同年7月开到于都县平头寨。一天早晨，受总前委命同时负责指挥红二十军的河东红军总指挥兼红七军军长的李明瑞等人奉命，下令在平头寨谢家祠堂召开红二十军副排以上军官会议，先是收缴了他们的枪械，然后将这七八百名军官捆绑起来，包括红二十军军长肖大鹏、政委曾炳春。取消红二十军番号，将其编入红七军（李明瑞本人在1931年10月，也不幸被打成所谓“改组派”被处决）。
不久，红二十军这些指战员全部遇害。仅有两人幸免于难：一位是172团副官谢象晃，他被认识他的红一方面军的副官长杨至诚所救；一是排长刘守英，他正逢值日，闻迅逃脱。刘守英后任八路军团长，在百团大战中英勇牺牲。谢象晃建国后先后任江西省民政厅厅长和省人大副主任。
需要说明的是，红二十军政委曾炳春系六届四中全会的候补中央委员，在1932年5月30日被作为AB团“要犯”予以处决，曾炳春在临刑时还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的口号，时年仅30岁。令人发指的是：为了节省子弹，红军中通行的“处决”手段是用大刀、梭标、木棒行刑。后人可能无论如何想象不出，一边是棒杀、一边是口号的那种惨烈。
邓小平对富田事变曾有过的观点：邓小平于1931年4月29日在《七军工作报告》中谈到富田事变时说：“过去总前委与省行委向来有冲突，如对军阀混战的分析，引敌深入的战术，开除刘士奇等问题，省行委常骂总前委是右倾，总前委常指省行委中有AB团的作用，故有富田事件之爆发。”
邓小平进而明确指出：“我对总前委之反AB团的方式亦觉有超越组织的错误，这种方法事实上引起了党的恐怖现象，同志不敢说话”。在当时的情况下，他不仅看到了富田事变发生的根本原因，而且也批评了总前委的错误。邓小平当时的这个观点，实际就已表明了富田事变的起因与性质。
杀！这是建立权威的狠招。在“把一切工作都停顿起来，用全力去打AB团”的号召下，这次高潮比前次范围更广，力度更强，以致许多地区的中共机关中百分之八、九十的人员都成了AB团分子。在整个赣西南地区，人人自危，不少县的地方干部大部分遭到杀害，甚至连普通农民也在整肃之列。
1931年7月下旬，随任弼时等同赴江西苏区的中央巡视员欧阳钦返回上海，他完全接受了苏区存在大量“AB团”的论断，并将此情况向周恩来作了汇报。大家都在观望，都在等待，希望有一个勇敢者站出来，他能够首先“吃螃蟹”，制止这一切。这个勇敢的人终于出现了，他就是周恩来。
1931年8月30日，周恩来在听取欧阳钦的汇报后，起草了《中共中央致苏区中央局并红军总前委指示信》，在肯定中央苏区“反AB团斗争是绝对正确的而必要”的同时，批评了在反AB团斗争中存在的“简单化”和“扩大化”的错误，强调：“不是每一个地主残馀或富农分子便一定是AB团”、“不是每一个党的错误路线的执行者和拥护者，每一个落后的农民，每一个犯有错误倾向或行动的党员或群众便一定是AB团”。周恩来的这封信对毛泽东的政治命运造成了直接的影响，因为这封信对中央苏区第一次党代表大会（即赣南会议）起到重要的指导作用。
1931年12月底，周恩來到达赣南就任苏区中央局书记。1932年1月7日，周恩來主持召开苏区中央局会议，做出了《关于苏区肃反工作决议案》，对肃AB团的“扩大化”进行了严厉批评，暂时扭转了风头。苏区中央局还专门对李韶九进行了通报处罚，认为他“在肃反工作中”犯了“严重错误”，决定给予他“留党察看六个月的处分，派到下层去做群众工作”。
中央苏区大规模的“肃AB团”运动是在1931年底周恩来进人江西苏区后才真正停止。由于苏区肃反与中共中央的“反右倾”路线及与苏区领导层内部的斗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周恩来不得不采取较为缜密的措施，一方面避免与毛泽东发生直接的对抗；另一方面大大加强苏区中央局的权威，才将中央苏区从肃反大恐怖中解脱出来。
毛泽东被称为苏区肃反的“始作俑者”，虽然之后倒了灶，但江西中央苏区发生在1930、1931年的大规模肃AB团的运动，对各大苏区产生了示范或传染作用。继与富田事变相关的江西大肃反之后，其他苏区的肃反运动也如火如荼地开展了起来。
闽西苏区、鄂豫皖苏区、川陕苏区、洪湖苏区的肃反使成千上万共产党人跟着倒霉，邓子恢和邓发等人在闽西苏区肃清“社会###党”时，使苏区的30个区委中，只有一个还能勉强维持工作；张国焘、陈昌浩和沈泽民（作家茅盾之兄）在鄂豫皖苏区和川陕苏区进行的肃反，动辙便把一支部队中连、排以上的干部大部杀光，有些地方的村苏维埃主席换一任杀一任，一年内换了四、五任。
夏曦在洪湖苏区的肃反更是登峰造极，使红二军团的兵员锐减到三千。要命的是，没有人想提干当班长，更不敢入党。后来的事就别提了，红二军团把党组织解散，只剩下贺龙、关向应、夏曦、卢冬生四个党员。
刘铁超、曾炳春、肖大鹏、许继慎、周维炯、邝继勋、曾中生、段德昌、王炳南、柳直荀和许多其他早期红军将领自三十年代初以后就永远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消失了。他们不是死在国民党的手里，而是死在自己人的屠刀下。可以说，蒋介石杀害的共产党高级干部，远没有共产党自己杀的多。“要知道伤心总是难免的”，最好的办法就是别想它！
曲折前进的历史车轮，在扫荡一切反动势力之时，也总难以避免同时会碾碎前进道路两旁的一些无辜者，甚至会碾碎一些本来就深深地衷心地拥护社会进步的革命者。这种为历史前进所付出的悲剧性代价，常常使后人掩卷叹息倍觉伤感。然而，纵观人类进步的全部历史，似乎这又是一种无法根除的弊端，是历史前进中的一种无奈。
人们能够做的事，除了在前进中尽量避免此类伤害无辜者的事少发生之外，也许还应该做的，就是在事后对那些无辜的受害者予以各种形式的补偿，让他们的在天之灵得以安息，让后人不再有叹息与伤感。
富田事变及肃反扩大化，伤害了很多好人，引起了苏区部分领导干部和群众对毛泽东的不满，肃反扩大化已成千夫所指，这就为毛泽东以后被撤职创造了干部和群众基础，借“###”语言就是“山雨欲来风满楼”。而毛泽东还认为战胜刘铁超等ＡＢ团，是粉碎国民党对苏区第一次围剿的三个条件之一，如果这不是黑哨那只能说是给自己吹红哨，真是太纯洁了！
1931年1月15日，苏区中央局在江西宁都的小布正式成立，项英为代理书记。在一个地方出现两个并行的权利机构，这对毛泽东是一个警示信号。总前委和苏区中央局二者的政策导向会不会矛盾呢？任弼时为首的“中央代表团”到中央苏区后解决了这个矛盾。
任弼时等人在客观上支持了毛泽东，提出“以毛代项”的主张，支持毛泽东代替项英担任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1945年6月毛泽东在党的“七大”期间说到这段历史时，曾说：“如果没有代表团赞助我们，信任我们，我和总司令那是相当困难的。”
毛泽东的好日子并没有持续太长，针对毛泽东的“左”倾文化年开幕了！1931年8月30日中央指示信虽然肯定了中央苏区所取得的成绩，但严厉指责中央苏区在巩固根据地和红军问题、分配土地问题、苏维埃政权建设问题、工人运动与反帝斗争问题以及在党内和群众中开展思想斗争等方面，都存在“严重错误”。信中对中央苏区今后工作的指示和“赣南会议”的基调，意味着“左”倾势力对毛泽东的“投资”力度加大，这回毛泽东在党内可真要歇菜了！
1931年10月18日，王明在动身去苏联前，给苏区中央局发来了一个又一个电报。在第四号电报中，他再次严厉批评毛泽东：“苏区严重的错误是缺乏明确的阶级路线与充分的群众工作。”决定“将最大限度的努力去执行国际路线和中央指示的全部，彻底地转变党的路线”。提出：
一、在根据地建设中，最大限度地开展阶级斗争。如农民消灭地主豪绅残余的斗争、雇农贫农反对富农的斗争、工人反对雇主的斗争。
二、在红军工作中，要坚决反对落后的狭隘经验论，要教练阵地战、街市战、白刃战、夜战；在政权建设中，要“迅速洗刷”政府中的一切阶级异己分子。
三、在土地问题上，实行“富农分坏田并且要以人口与劳力混合做标准”，坚决反对固执和拘泥于过去“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的机会主义。
四、在党内思想斗争中，要反对“狭隘经验论”和“农民的落后意识”，“集中火力反对党内目前的主要危险——右倾”。
王明对毛泽东这一顿拍砖，令党内惯于见风使舵的人有了主心骨，不再犯“晕”，他们现在总算找到北了。赣南会议通过的《政治决议案》，“完全同意”中央指示信对中央苏区的全部批评，认为是“完全正确的”，并按照中央指示信的精神，逐条检讨了所犯的“缺乏明确的阶级路线与充分的群众工作”的“极严重的错误”。
提议召开中共苏区第一次代表大会亦即“赣南会议”的，是中央政治局（后为临时中央），会上，集中在四个方面批评了毛泽东：
一、认为毛泽东的“诱敌深入、后发制人”的战略是“游击主义的传统”、“保守主义”、“单纯防御路线”，指责为“狭隘经验论”；指责毛泽东在发展根据地问题上右倾保守，要求中央苏区“必须于最短的时间内，”与湘赣等苏区贯通；
二、在土地革命问题上，指责毛泽东犯了“富农路线”，模糊了土地革命中的阶级斗争。因为当时党中央主张“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毛泽东则以为应当给地主、富农以出路，主张“以人口平分及实行‘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的政策”；
三、指古田会议确定的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党包办一切”，毛泽东管理中央苏区的方法是“以党治国”，是国民党的“###”概念的余毒。
四、肃反扩大化的错误。
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改由项英担任，会议由项英主持。赣南会议的召开及其通过的决议案，表明苏区中央局事实上已经全面接受了中央指示信中的错误主张。被免去了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的毛泽东，在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兼人民委员会主席，改做政府工作。
“一苏大会”召开以后，中革军委正式成立，并于1931年11月25日发布《通令》，宣布“在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成立后即取消第一方面军总司令、总政委的名义及其组织。”撤销红一方面军建制，使毛泽东失去红一方面军总前委书记和总政委职务。虽然不当总政委了，但红一方面军的主要活动毛泽东还参加。
毛泽东做了国家元首兼政府首脑，但实际上大权旁落。不过，毛泽东还是强作欢颜去叶坪走马上任了，他带着贺子珍来到给他预备的主席官邸推门而入，放眼望去只有破箩筐数只，这国家元首也真够“山寨”的了！毛主席心中酸楚，他总算领教势力眼是如何了。
1931年12月，中央政治局常委周恩来进入中央苏区担任苏区中央局书记，成为中央苏区的VIP。1932年1月7日，周恩來主持召开苏区中央局会议，做出了《关于苏区肃反工作决议案》，决议案纠正了毛泽东肃反扩大化的错误，但没有点名毛泽东，也没有追究个人责任，维护了毛泽东的威信。
从苏联学习回国的大批同志进入苏区，他们无论在政治理论水平还是军事水平方面好像都急于有所表现。在苏区“左”倾嘉年华的气氛中，1932年10月3日，苏区中央局会议在江西宁都小源召开。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被解除在红军中的领导职务。这不是孤立的、偶然的。围绕宁都会议和解除毛泽东军权，台前幕后发生了许多事情。
毛泽东被解除军权，源于他与“左”倾冒险错误领导人在军事上的分歧。毛泽东自1927年8月从武汉告别瞿秋白，离开党中央去发动秋收起义后，就再也没有回过党中央。在这几年里，党中央的主要领导几次易人。这些人，有的他认识，有的则不认识。当时因条件恶劣，毛泽东和党中央特别是党中央主要负责人在党和红军的发展方略方面，交流较少，造成了一定的隔阂。
李立三下台前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就批评说：“在全国军事会议中发现了妨碍红军发展的两种障碍：一是苏维埃区域的保守观念，一是红军狭隘的游击战略。最明显的是四军毛泽东同志。他有整个的路线，他的路线与党中央完全不同。”
王明无法容忍毛泽东，也就是因为毛泽东有自己全盘的一套，根本无法改变和控制他。所以毛泽东的军事思想、政治路线不断受到党中央的批评，就是在红一方面军内部也开始受到反对和质疑。哎，党内、军内已经开始对毛泽东出现审美疲劳了！
1932年6月，蒋介石自任总司令，陆续调集部队，准备对中央苏区发动第四次“围剿”。大战之前，红一方面军总部恢复，朱德任总司令、毛泽东任总政治委员。苏区中央局曾提议撤销毛泽东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职务，由当时在前线的苏区中央局代表周恩来担任，周恩来很快给中央局写信，力挺毛泽东继续担任总政委的职务，并陈述了很多理由。苏区中央局暂时接受了他的建议。
不久，在毛泽东、朱德指挥下，红军发起宜黄、乐安之战，给予国民党军重创。宜黄、乐安战役后，临时中央和苏区中央局即令红军北进。红军本来计划北进，乘胜攻取南城。后来，发现南城有敌人３个师的兵力，已有作战准备，且宜黄、乐安战役后，蒋介石非常惊慌，唯恐红军乘胜北进，正由武汉、南昌、吉安等地调兵支援。
鉴于此，毛泽东、朱德与在前线的周恩来商量后，当即改变原来部署，主动撤退到东韶、洛口一带休整，寻找战机。周恩来还致电苏区中央局和临时中央，解释红军改变计划的原因。但是，临时中央和苏区中央局根本不听解释，一再催促红一方面军继续北进，威胁南昌，并且指责红一方面军“不宜在南丰、南城、宜黄间久待，这给群众以十二分不好的影响”。
1932年9月23日，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致电苏区中央局并告临时中央，进一步阐述他们对目前行动方针的看法，反对临时中央和苏区中央局提出的北进的方针，坚持原定的休整方案。临时中央和苏区中央局要求红军北进，毛泽东等命令红军在东韶、洛口一带休整。矛盾变得公开化。
苏区中央局决定暂时停止红军行动，立即在前方召开苏区中央局全体会议。目的很清楚：解决毛泽东等人拒不执行中央战略方针的问题。不执行临时中央和苏区中央局北进命令，毛泽东在宁都会议上被解除军权难以避免。
小源山林茂密，风景优美，有很多地主庄园，江西省军区司令部作战室为了防空，就驻扎在这里。江西省军区司令陈毅不知道要开什么会，高兴地向大家开玩笑说：你们保证把会开好，我保证你们吃好、住好、玩好，咱们三好换一好！
作战室里的中央局会议，气氛十分凝重，随着批判加温，大家说话声一句比一句高，头发有些凌乱的毛泽东沉默不语，这个会议上基本没有他的粉丝，他知道情况不妙！所以毛泽东一支接一支抽着烟，有时还不断咳嗽几声。
周恩来解开上衣的扣子，不时地看看窗外，脸上显出不安的表情。第一次会议时，因为周恩来在前线，正在往回赶，会议由任弼时主持。会上，大家先务虚，谈理论。渐渐地，有些人就冲着毛泽东来了，气氛有些紧张。第二次会议由周恩来回来主持。
经周恩来争取，在第一次会议时被排除在会议之外的非苏区中央局成员陈毅，被同意列席会议，但规定他只能旁听，不能发言。周恩来已经知道会议要干什么，有些沉默。人到齐了，他宣布开会。会议开始不久，室内渐渐烟雾缭绕，气氛令人压抑。
项英坐在周恩来对面，这次主要是他带头PK毛泽东，所以他首先对第一天的会议作了简要的概括：“我认为会议的焦点只有一个，那就是在前线的委员们，首先是毛泽东等同志，是否认真执行共产国际和中央的指示问题。当然，结论也只有一个：没有执行！”
周恩来说得很谨慎，“先慢一点作结论好不好？会议刚刚开始，结论已经有了，那还开什么会？也听听前方同志的意见嘛！”
项英激动得握笔的手簌簌发抖，用力把刚点着的烟在烟灰缸里摁灭，霍地站了起来，质问：“难道屡次抗拒中央的作战指示，还不能说明问题吗？每次战斗都叫苦连天，难道不是对胜利缺乏信心吗？对争取一省或数省胜利的目标采取怀疑的态度，难道还不是右倾情绪吗？”言外之意是：就这小农思想，怎能做大做强？
接着，后方委员作了言词更为激烈的发言。周恩来对后方苏区中央局委员们说：“前方的情况跟后方的情况不一样，和在地图上推想的更不一样……”
项英不想听前方同志作具体解释：“反正你们是寻找借口不执行命令，这是根本事实。”
周恩来一脸苦涩地说：“总应让人把话说完嘛！”
项英严厉地说：“具体事实不是问题的实质，问题的实质在于你们对命令执行的不坚决！这是对共产国际指示的态度问题。你们对国际路线是忠实的执行还是口头答应执行……这里应该特别指出的是毛泽东同志，他对国际一向采取不尊重的态度，拥兵自重。”
其实毛泽东的拥兵自重在党内让许多干部议论，这是他上井冈山后的一贯作风，也是他在党内斗争得以生存的根本。如果他没有自己的一套政治路线、组织路线和自己的军队，共产国际派的委员们不会整肃他，因为这样的毛泽东根本就无足轻重，他还能算哪根葱啊？
毛泽东的手里夹着一支香烟，没有点燃。他抑制住狂烈的怨忿，尽量平静地解释说：“这是不公正的！我们在前方尽一切可能按指示去做。可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命令，叫人难以接受……目前，我军的实际力量不可能攻打中心城市，这是有血的教训的……”
但是，后方的委员们却不愿听毛泽东的解释，斥责说：“应该检查主观原因，应该深挖思想根源。我们红军斗志高昂，一向是攻无不克的！”
周恩来看清楚了，握有共产国际尚方宝剑的后方委员们，对前方的几个委员采取的是一种居高临下的态度。但他还不太想剥夺毛泽东在军队的权力，他只是希望可以控制一下毛泽东。作为一个伟大政治家的周恩来，已经看出毛泽东在党内和红军内的分量，他明白失去毛泽东的支持，是无法真正掌控红一方面军的。
周恩来找到了一种策略，他试图把后方委员们关注的焦点从路线问题（他或许本来就认为不是路线问题）引到军事指挥上来：“我认为对毛泽东同志的指责过火了，这不符合实际情况，但是，我不否认军事指挥可能存在着许多问题，如果有什么错误，我有责任！甚至我的责任更大更直接。”
项英继续发言指责：“这不是军事指挥问题，而是指导思想问题，是悲观情绪问题，是对共产国际的态度问题，是路线问题……这些倾向特别明显地表现在毛泽东同志身上。”这真是一针见血，他击中了毛泽东的要害。因为毛泽东的政治势力来自于“山沟”，是中国山沟里的马克思主义，是产生于中国的伟大革命实践，他的正确性不是由共产国际的组织来裁判，而是由中国革命的成功来证明！
项英认为，毛泽东跟莫斯科共产国际无直接联系，也没有任何“血缘”关系，对共产国际的路线既无认识也无感情。他还认为毛泽东是个农民知识分子，对工人阶级并不真正的了解，也缺乏工人阶级革命斗争的鲜明性，执行的是富农路线，重视农村，忽视城市。哈哈，这真有点好像现在社会上流行的所谓“城里人”与“乡下人”存在鸿沟的看法，只不过是倒过来重视农村，忽视城市而已。
项英还认为毛泽东对马列主义不虔诚，也就是个马列主义“赝品”。说毛泽东的书箱里几乎全是封建时代的老古董，有《吕氏春秋》、《贞观政要》、《三国演义》、《红楼梦》，有唐诗、宋词，甚至还有《金瓶梅》。毛泽东在会上讲话，很少说马克思、列宁怎么说，总是顺口来几句孔夫子怎么说，老子、庄子、韩非子怎么想……
项英最后说出了后方委员们的想法：“我们认为毛泽东同志丝毫没有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为了保证国际路线在红军中得以贯彻，毛泽东同志应该离开总政委的岗位，回到后方工作。”这话已经很通俗了：毛泽东这招牌应该退市了！
项英还提议：由周恩来负战争领导的总责。几个后方委员表示附议，对项英的提议表示支持。以毛泽东的睿智，他对会议的目的已看得很清楚，自己这一回是陷入了“十面埋伏”，任何争辩无非都是一种形式，性质早已定了，有理如此，无理也如此。自己是少数派。再有力的雄辩，也只是徒然延长会议的时间，直到剥夺他的军权为止。
次日，会议接着开。项英有些不耐烦了，他提议要毛泽东自己表态。形势看清了，心情也就坦然了，吃辣子的湖南人的倔强性格，促使毛泽东想说几句杀伤力特强的话，就像电影《无间道》里说句著名台词“出来混，迟早都要还的！”而后拂袖而去酷一把。毛泽东理智地克制了自己，只平静地说了几句话，既不是认错，也不是表态，那是很耐人寻味的几句话：“天下理无常是，事无常非。先日所用，今或弃之；今之所弃，后或用之……我恭候中央的处理。”中断了几秒钟，他又说了两个字“完了”。
会议又出现了沉默。有些人听明白了他的话，有些人没有听明白。项英显然不愿意弄明白毛泽东讲话的含义，他说：“既然毛泽东同志已经表示听候中央处理，我想会议没有必要延长了，大家事情多得很，毛泽东同志在目前的情况下留在红军领导岗位上是不合适的！”
后方委员们等立即附议项英的意见，继续对毛泽东进行批评。会场上渐渐一边倒，多数与会者认为毛泽东承认错误不够。他们附和说：“解除毛泽东同志的军内职务是非常必要的！”，“我们快举手表决吧！”
周恩来尽量和缓地说：“我不同意这种仓促结论的做法，至于如何处理，要经过充分酝酿再说。”似乎走到这一步周恩来又想哥们义气，来个关键时刻拉一把。
项英可不想来个“朝朝误妾期”，他以不容置疑的口吻说：“我们还是表决吧！”用现在话说就是大家来“顶”一把！
从发言看，解除毛泽东的职务，多数人都同意。周恩来看到形势不可逆转，还想再挽留毛泽东，就说：“泽东积年的经验多偏于作战，他的兴趣亦在主持战争”，“如在前方则可吸引他贡献不少意见，对战争有帮助”。然后提议“一种是由我负主持战争全责，泽东仍留在前方助理；另一种是由泽东负主持战争全责，我负责监督行动方针的执行”。
毛泽东退意已决。他掩盖着内心的痛苦说：“我既然得不到中央局的信任，继续留在前方是不合适的。我现在身体不好，痰中带着血丝，时常低烧。我向中央请一个时期的病假。至于回不回前方，我服从组织决定。”说完他缓缓站起，看看大家，说了句善解人意的话：“也许还有些话大家当着我的面不好讲，我现在退席。”
毛泽东满怀惆怅，缓缓走出会场。咳，宁都会议这笔帐在党内、军内算了几十年，当年投票反对毛泽东的人，后来个个在党内忍气吞声，噤若寒蝉，刘伯承就是个典型。有句电影台词说得好：别看你现在跳的欢，小心秋后拉清单！
毛泽东实在不愿意离开他倾注了全部心血和希望的红军。会后，毛泽东立即准备到长汀福音医院疗养。王稼祥曾向他告别，并要求他再争取一下，留在前方。毛泽东说：“算了吧，我们是少数，还是服从多数吧！”他还对前来送别的周恩来表示：“前方军事急需，何时电召便何时来。”
毛泽东被解除军权后继续挨批，几乎在开宁都会议的同时，上海的临时中央接到苏区中央局报告，博古于10月6日召集在上海的部分政治局常委开会讨论，批评毛泽东“分散工作的观点”，“是保守、退却”，“是不能容许的”，强调对毛泽东应作坚决的斗争。
临时中央这个电示到达中央苏区前线时，宁都会议已经结束，毛泽东已离开前线去长汀福音医院“养病”。留在宁都的苏区中央局委员继续开会。根据临时中央来电，苏区中央局决定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一职由周恩来代理。同月26日，临时中央任命周恩来兼任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
毛泽东被撤职后，在长汀福音医院“养病”，过起了mild生活，生活写意、悠闲。在那里，他见到了中共福建省委代理书记罗明。毛泽东与他交谈，讲述自己的军事思想，得到了他的认同。罗明出院后，在长汀主持召开中共福建省委会议，传达毛泽东的意见。
博古等人来到苏区时，从长汀路过。罗明劝他去看看“养病”的毛泽东。博古说：毛泽东有什么可看的！罗明汇报了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开展游击战争的情况，博古十分反感。毛泽东在长汀“养病”4个月后，被中央召回，到瑞金主持政府工作。他忍辱负重，为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充实红军的经费，发展教育等尽心尽力，并使之大有起色。
但是，毛泽东所作所为依然被博古等“左”倾领导人所不容。不久，临时中央在中央苏区展开了反“罗明路线”运动。这个运动实际上是整毛泽东的。受到牵连的还有邓小平、毛泽覃、谢维俊、古柏等。
博古对江西省委负责人说：“毛泽覃、谢维俊还与毛泽东通信，他们心里不满，这是派别活动。”随着事情的发展，毛泽东的一些亲属也受到牵连。长期管文件的贺子珍改当收发；毛泽覃被撤职，并以开除党籍相威胁，其爱人贺怡被撤掉中共瑞金县委组织部副部长的职务；贺子珍的哥哥贺敏学被免去红二十四师代理师长职务。贺怡想不通，到姐姐贺子珍家诉苦，说到伤心处，痛哭失声。静静在一边听着的毛泽东伤感地说：“他们整你们，是因为我。你们是受了我的牵累啊！”
后来，毛泽东在贺子珍的陪同下去云石山的云山寺休养。云山寺是一个荒凉的庙宇，非常冷清，只有还俗的赵和尚在庙前种了点菜地。毛泽东有时读书，有时与来干活的赵和尚聊天，谈禅论道，但是，在“待业”的时间里，内心充满痛苦。
贺子珍回忆，任何人都不敢同他说话，更没人敢来看他。毛泽东则说：“那时候，不但一个人也不上门，连一个鬼也不上门……还好，我的脑袋没有被砍掉。”毛泽东的话有些夸张，实际上，还是有些人冒着政治风险去看望他，如杨至成、聂荣臻、林彪等。
“天降大任于斯人，必苦其心智、劳其筋骨。”在这段时间里，毛泽东对自己的政治起伏，进行了痛苦的思索。对于富田事变，也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几年后，他重新担任了党和红军的最高领导，在处理张国焘另立中央的严重事件时，将张国焘个人与红四方面军数万指战员严格区别处理，成为圆满处理党内、军内重大事件的典型事例。解放后，在国内历次政治运动中，毛泽东也坚持了“一个不杀，大部不抓”的方略。
第五次反“围剿”中的1934年4月中旬，蒋介石集中十一个师进攻广昌，企图从北面打开中央苏区的大门。被迫“休养”的毛泽东，并没有停止思考。虽然遭到冷遇，他依然关心着红军，关心着他孜孜追求的革命事业。在反“围剿”期间，他曾找到最高“三人团”，向博古、李德、周恩来提出向湖南中部进军，以调动江西敌人到湖南而消灭之的建议，具体计划是：将红军主力集中于兴国方向突围，走井冈山南麓，越过罗霄山脉中段，迅速进入湖南境内，在这一地区消灭“围剿”之敌后，再返回江西南部、福建西部。
后来，军史学家研究发现，这剑走偏锋的一招，是唯一可能打破第五次“围剿”的方针。令人遗憾的是，毛泽东的建议，遭到了最高“三人团”的否决。
这种挨批、受冷遇的际遇，直至中央红军长征到遵义时，才得到彻底改观。在这之前，毛主席一直认为自己比窦娥还冤！党内的事情一向没人说得清楚，咱也弄不明白，不敢妄评。我相信有这一番际遇，谁也无法阻挡毛主席纵横江湖了，他的执教水平已是更上一层楼，毛泽东这种挨批、受冷遇的际遇提高了他的人格和气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