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州至芜湖汽车时刻表:中国每年28.7万人死于自杀 四成因为经济困难(续2)

上海：精神卫生体制不改，自杀率就不会降低

2007年8月1日上午，上海徐汇区精神卫生中心的单怀海医生正在挂牌门诊。来找他的病人不少，单医生有些骄傲：他认为自己的医院地段很好，交通方便，“不像回龙观医院，在那么远的郊区，你叫别人怎么去？”

半天下来，单怀海大约看了有20多个病人，这样的门诊量和综合性医院相比，非常低。而且他只是每周一、三门诊时稍微忙些，其他时候都很清闲。“在精神科专业，大家一致共认，精神疾病患者就诊率很低。尤其在中国，人们喜欢到综合性医院看病，进精神病院，觉得那是一个烙印。”

这也是单怀海反对回龙观精神病院自杀干预模式的理由之一。他认为在中国的文化环境中，抑郁的人不喜欢到精神病院门诊，“尽管医院条件很好，医生水平很高。”另外一个理由是中国的自杀特征和国外不一样。“国外研究资料显示自杀的人群中90%是精神障碍，或者有精神疾病，但中国的数据是65%。自杀原因有政治、经济、纠纷、人际关系、心理问题，心理问题不一定有精神疾病。如果是这些方面原因导致的自杀，你要把人家弄到精神病院去，他肯定不接受。比较而言，西方人在政治、经济方面的问题很少，除了部分邪教的影响，他们主要是精神人格的问题，很适合精神病医院干预模式。”

所以，作为上海自杀研究发起人之一的单怀海，从2003年起就在上海积极推动另外一种自杀干预模式——试图在政府主导下建立一个心理危机干预中心。“中心要建在上海市疾病控制中心，在政府的协调下把各个区的疾病控制中心联合起来。把热线、急诊、门诊、住院配套起来，这样就会大大降低自杀率。”

“近年来城市自杀者中，大多数是外来人口，加强对他们的管理和救助很重要。”

2004年上海市人大会召开前夕，单怀海联络各方面的专家搞了一个联名提议，委托人大代表递交，呼吁组建上海心理危机干预中心。单怀海把这份提案想得很美好，也看得很重。“当时，北京、成都、南京都有了具体的行动，由地方政府拨款组建了心理危机干预中心，我们上海做不好，很丢脸。而且上海和北京一样，外来人口比较多，近年来媒体报道的城市自杀者中，大多数是外来人口，加强对他们的管理和救助很重要。”

但是2004年的呼吁没有结果，“2005年我们又提了一次”，组建危机干预中心的事情仍不见动静。据单怀海所掌握的情况是，人大已经交到教育局和卫生局去处理，“当时他们正好人事更换，好多事情比较敏感，就拖下来了。”

对于政府，单怀海始终心怀善意，“他们虽然对讨论自杀存有顾忌，但也不是不做，只是需要时间。”事实上，1990年上海市政府就开通了心理健康热线64383562，放在一个精神病院里，每年有十几万的投入，让精神科医生轮流值班。“它的问题是只有一根线，正常时间都很难打进去，到了5点钟还要下班。有人要死，要跳楼，打不通怎么办？”

在单怀海看来，像自杀干预这样的生命热线，必须24小时畅通。他和一些志愿者们开通的三条热线就力图保持畅通的状态，三部座机全部连着手机，手机24小时不关机。他因此有些郁闷，“其实我们也在接电话，但政府给他们钱，却没有效果，浪费。”

“中国精神卫生体制中最大的问题是城市精神病院太多，而农村却非常缺乏，许多农村地区至今没有精神科执业医师。”

等到2006年，单怀海意外地看到了机会。“2006年本来是中国卫生管理年，结果搞成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年。它将会对中国的医疗体制产生深远的影响。”

单怀海早就发现，中国精神卫生体制方面的问题，才是我国自杀干预收效甚微的关键。“中国精神卫生体制中最大的问题是城市精神病院太多，而农村却非常缺乏，许多农村地区至今没有精神科执业医师。”

中国79%的自杀者居住在乡村，有58%的人是服用农药或鼠药自杀，农村地区农药太容易获取，是农村自杀率高的主要原因之一。自杀预防和救治力量的薄弱也是不争的事实，大多数农村医务人员缺乏基本的精神卫生、自杀预防和对自杀患者进行抢救的技能。“如果卫生体制改革精神能够真正贯彻执行下去，那么农村地区的自杀干预手段就会大大增加，从而降低全国自杀死亡率。”

“中国的自杀率估计还会上升……”

顺着这个思路，单怀海还仔细分析了中国精神卫生体制的三大症结。一是综合性医院和精神病医院分离。“中国90%的综合医院都没有精神科，精神病院是独立的。真的非常奇怪，上海最大的精神病院对面就是一个三级甲等的综合医院，可两者老死不相往来。这种情况在外国是见不到的，在美国，从上个世纪70年代开始，专业的精神病医院越来越少，它是发展综合性医院，发展综合医学，把精神科作为大科放在综合医院里。”

“我从医20多年，发现大多数抑郁症患者不愿意住进精神病医院，他们甚至对去精神并医院就诊都不能接受。”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根据国际研究表明，抑郁症患者有一半以上有自杀想法，其中有20%最终以自杀结束生命。单怀海认为，如果抑郁症患者能够得到有效地治疗，肯定会降低中国自杀率。

第二个症结是精神疾病预防工作与公共卫生管理工作分离。“最明显的证据是中国有疾病控制中心，也有精神疾病控制中心，两者是分离的。像四川有个四川省疾病控制中心，还有一个精神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它设在绵阳。”单怀海认为这样做传达出来的信息很明显，就是根本就没有把精神卫生当成公共卫生来对待。

第三个症结是第二个分离的延伸，在社区，同样存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精神病防治社区服务中心。单怀海曾经很长一段时间从事精神疾病预防工作，“上海做得最好的是社区精神卫生服务，从60年代开始，就实行三级防治，可以查到所有病人的姓名、住址。”可现在的问题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没有精神卫生服务，“这是个很大的欠缺。”

基于这些，单怀海推测，中国的自杀率估计还会上升。“假如还是只依靠大城市来做研究和做点预防，体制不解决、经济问题不改善；农村问题不解决，农村的医疗卫生条件不改善，那么自杀率还会上升。”

对自杀者的救助，仅仅救活是不够的

其实要降低自杀率并不是特别困难，单怀海描绘了这样一幅蓝图。“如果我们有个国家级的自杀预防中心，再有地方一级的预防中心，一定会有作用。首先电话热线，能够帮助想自杀的人在第一时间得到救助。因为那些冲动型自杀，其实就是人际关系引发，通过疏导很容易解决。而有精神疾病的人，可以早点治疗，像抑郁症患者，吃药和不吃药大不一样，政府可以免费治疗；第二，中心跟110、120联合起来，自杀干预的成功率很高。比如一个人在家里开煤气自杀，110把他救了送到医院，中心派精神科医生介入干预，有病就在医院治疗，没病回家心理治疗，那自杀率就会大大降低。”目前中国已经有了十几个由地方政府主导的心理危机干预中心，并有推广开来的趋势。

但综合性医院的急诊问题成了单怀海最大的牵挂和头疼的事，“我非常不满意急诊室的救助，仅仅是把人救活，醒了后就不管了。假如他是一个抑郁症患者，不治疗危险性就太大了，他完全可能再次自杀。”从国外经验来看，急诊抢救后的自杀者，必须接受心理治疗。“这是法律的规定，也是专业的要求。”问题是中国整个精神卫生服务人员比例非常低，“美国500个人就有一个心理医生，我们国家现在有上亿的精神病人，可精神科医生不到两万。”另一方面，综合医院没有精神科室，急诊科医生很忙根本没有时间来做这个事情的。

单怀海曾经满腔热情地四处自我推荐，想去综合性医院的急诊室当义工，但别人不要，“他们嫌麻烦。”就在记者采访前的几天，上海长海医院44岁的肾科主任自杀。单怀海把这当成一个机会，马上向该院申请去做义工，可院长还是拒绝了他。

面对现实，单怀海评估他的蓝图起码还需要10年的时间才能实现。

北京：老年热线 爱的干预

2007年8月4日，周末，北京育仁里小区3号楼401室。屋里静悄悄的，热线电话一声不吭，两个值班志愿者各自忙着自己的事情。两个多小时过去，没有一个电话打进来，很让人心生疑惑。负责人徐坤说，每次媒体报道后就会热闹一阵子，过了又冷了，“我们没钱去做宣传，很多人不知道。”

从热线创办到现在，维持热线运转的资金来自徐坤个人，房子也是她的私产。她之所以来做这样一件事情，跟一次偶然的自杀干预成功有关。

“医院救助那些因孤独而想自杀的老人，每天有人与之谈15分钟的话，就能支持他一天不自杀。”

2005年年底，徐坤在单位的团拜会上遇到一位退休编辑，“他不说话，坐在那儿发呆。吃饭时你给他夹菜，他就吃一口，不夹就不吃。”素来热情的徐坤主动去和老人聊天，老人一句话就把她惊呆了，“他说他一天24小时只想一个问题：死不死？”徐坤意识到了眼前的老人正处在一个危险的边缘。一打听，原来老人丧偶，他的视力、听力随着年龄的增大都在衰退，腿脚不灵便，味蕾的感觉减弱。“他失去了生活的乐趣，过着出门一把锁，进门一盏灯的孤独日子，这日子就像老人自己描述的那样，像一把刀，一天割你一刀，日复一日，年复一年。”

第二天，徐坤给老人打去电话，询问状况；第三天又打；一天天打下来，老人终于说：“我不想自杀了。”徐坤意识到自己的救助成功了，但是她却不知道成功的原因。她后来在网上找到了答案：“医院救助那些因孤独而想自杀的老人，每天有人与之谈15分钟的话，就能支持他一天不自杀。”

“一条生死热线，无数爱心加盟。”

2006年春天，中国第一条老年自杀干预热线010-83620393正式开通，当时很轰动，“一条生死热线，无数爱心加盟。”但最终，自杀干预热线以“爱心传递热线”的形式存在下来，“因为绝大多数老人是因孤独而导致自杀，他们孤独而寂寞，寂寞而自闭，厌世而抑郁，抑郁而自杀。”徐坤相信，只有爱才能驱逐孤独和寂寞。

徐坤最喜欢给媒体讲姜阿姨的故事。姜阿姨人到晚年时遭遇丈夫婚外情，“最惨的是离婚后还只能和前夫同居一室，各住一房。前夫的所作所为对姜阿姨是个很大的刺激，她给我们打热线，说不想活了。”徐坤开导一番后，突生一想法，“既然姜阿姨天天在家面对刺激，为什么不叫她走出来呢？”于是，她邀请姜阿姨到中心来充当志愿者，给其他求助者打电话。“没想到效果很好，她和另外一个老翁成了朋友，两个人手拉手看花去。”

姜阿姨的成功案例促成了老年人自杀干预一个特别模式——求助者“角色互换”成为志愿者，他们彼此用电话做“爱心传递”。“这是一个心理危机者自我拯救的好办法，国际上普遍采用，以帮助孤独老人走出家门，服务社会，奉献人生。”

徐坤研究发现，老年丧偶特别容易引发心理危机，“往往一方去世一年半内，另一方也死了。”虽然方式不一定是自杀，但死亡的根本原因还是孤独所致。所以打进热线的老人几乎都是孤男寡女，“他们一半是诉说在孤独和寂寞中挣扎的痛苦，一半是为了寻求摆脱的方式，自杀在他们眼中，就是摆脱孤独和寂寞的方式之一。”

有意无意间，爱心传递热线成了征婚热线。5本电话记录里，老人自己征婚、子女为老人征婚的随处可见，像普通征婚那样，中心登记了他们的年龄、条件和要求，然后通过“爱心传递”和各种活动，给老年人提供谈恋爱的机会。“他们来电特别快”，去年重阳节中心举办“鹊桥会”专场，有一对老人吃饭时认识，“女的马上就要求和我换位置，坐在男的身边，饭一吃完，两个人就一起走了。”讲到这，徐坤哈哈大笑，“你没看见记者那惊讶的表情，他们是不知道，老年人真的太寂寞了。”

“当一个人要淹死了，你不能说我游泳水平太低了，必须要等练到游泳教练的水平才去把人救。”

“爱心传递热线”是条公益热线，主办单位为北京周易研究会中国本土心理学研究所，徐坤就是这个社会团体的法人。徐坤因此在“爱心传递热线”会刊上整页刊登了自己的照片，介绍“创办人”的身份：“北京周易研究会秘书长”、“中国本土心理学研究所主任”、“首都经贸大学教授”、“当代经理人杂志社副主编”。据徐坤讲，她每个月大约要花1万元来维持中心的日常开销，“有电话费，还有志愿者的补贴。”如果属实，它应该是笔不小的开支，但徐坤似乎没有压力。

采访中记者发现，和其他一些危机干预中心相比，“爱心传递热线”显得很不专业，他们没有组织构架，没有工作指导手册，没有资料性数据统计。笑嘻嘻的徐坤坦承，截止目前，她还是用感性来做干预，“当一个人要淹死了，你不能说我游泳水平太低了，必须要等练到游泳教练的水平才去把人救。”

道理对，但水平太低一定影响效率和结果。徐坤曾经策划过一个“关爱老人中国行”的大型公益活动，计划普及全国30个城市，预计直接受益老人逾千万。活动的宣传词很美好：“这是一项深入社区，走到老人中间，切切实实解决老人实际困难，为老人送去欢乐的活动；这是一项普及‘抗衰老从内心开始”的健康讲座，为老人带来健康生活方式和积极生活理念的活动；这是一项没有终点的活动，爱心传递热线永远为老人无偿热情服务。”结果，该活动仅仅在北京做了一个启动仪式，为百多位老人举办一场健康讲座后就没下文了，“我们没有找到赞助。”

如何获得赞助一直是徐坤需要解决的问题。每次组织老人活动，都需要场地，大多数情况下，还需要给老人提供一顿饭，“有的老人甚至还希望我们报销出租车费。”由于没有找到固定的赞助，徐坤只能打一枪换一个地方，没办法时就在中心办公室里搞活动。但徐坤很乐观，她表示总有一天中心会具备造血功能，实现良性运转，“如果做不到，就说明你专业有问题。”徐坤开玩笑似的对拥有MBA学历的中心执行负责人说。

按照徐坤的设想，老年心理危机干预中心的良性发展模式将是一只“蜻蜓”，“热线是中间的躯干，基金会的支持和本土‘爱心乐园’的运作是翅膀。”也就是说，徐坤真正的目标是创建一种新的养老模式，“办能谈恋爱的养老院，让老人快乐度过每一天。”

中国已经进入老龄社会，养老不仅带来很多问题，也带来了大量的机会，“我就不相信，一个巨大的银发市场，不能支持一条公益热线的生存。” 徐坤意味深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