庆安县民乐镇第一中学:日本战史记载的华北敌后战场

作者：刘明钢
华北敌后战场是侵华日军用兵的重点，据日本军方透露，至１９４０年，日军有９个师团和１２个旅团的强大兵力被钉死在华北。这样就大大地消耗了日本的国力，牵制了日本的兵力，从而导致整个战局陷入完全被动的局面。
研究华北敌后战场，不仅要研读我方的论著，还应研读日方的战史。由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写的《华北治安战》（以下简称日军战史）就是一部日军在华北的作战史。此书编写的立场、观点当然是站在敌对的方面，所采用的资料自然带有侵略者的偏见，其真实程度，特别是书中所列举的“战况”及“战果”都有很大的水分；尽管如此，此书还是得出了“中共是致命的祸患”、中国人民“是不可征服的”结论。因而从另一个角度看，此书仍有一定程度的真实性和客观性。读读此书，对更深刻地了解和认识敌后战场的地位与作用，了解和认识人民战争的巨大威力和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不无益处。
“讨伐的重点，必须全面指向共军”
日本侵华面对的是由国共两党分别领导的性质完全不同的两支军队。究竟应该以谁作为作战的主要对象，日军也有一个认识的过程。在战争初期，他们全力以赴进攻国民党正规军，并没有把共产党的八路军放在眼里。随着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开辟与发展，敌后游击战争的广泛展开，华北日军开始重视中共的武装。
据日军战史记载，１９３８年９月１５日，日本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寺内寿一大将在报告中指出：“皇军威力未曾达到的山西北部及连结太行山脉的山岳地带，乃共军巢穴，其影响至今及于华北全区。因此必须彻底扫除，以绝后患。”
１９３８年１１月１８日，日本华北方面军编写的情报记录写道：“可以断定，今后华北治安的对象是共军。”这是日军第一次明确在华北占领区以共产党军队为主要作战目标。日军战史还特别强调：“这种认识，在方面军内部虽未达到广泛深入的程度，但情报工作人员能注意及此，应该重视。”
１９３９年１２月，日本华北方面军参谋长笠原幸雄进一步指出：“华北治安战的致命祸患就是共军。只有打破这个立足于军、政、党、民的有机结合的抗战组织，才是现阶段治安肃正的根本。”（该书中的所谓“治安肃正”、“肃正作战”、“肃正建设”等，其中“肃正”一词，不仅是日本侵略者对我国的军事侵略，同时也包括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各个方面的侵略行动。）基于这种认识，日本华北方面军制定的１９４０年“肃正工作计划”规定：“中共势力迅速壮大，不容忽视。如不及早采取对策，华北将成为中共天下。为此，方面军讨伐的重点，必须全面指向共军。”
１９４０年８月开始的百团大战，给日军以沉重的打击。日军战史记载：“此次袭击，完全出乎我军意料之外，损失甚大，需要长时期和巨款方能恢复。”“日军从未想到中共势力竟能扩大到如此程度。”
百团大战沉重地打击了敌人，也震惊了敌人，使日本侵略者重新认识中共：“共军乘其势力的显著增强，突然发动的百团大战，给了华北方面军以极大的打击，因而促使方面军、特别是情报工作负责人作了深刻的反省。”此后，日军迅速抽调大量兵力回师华北，连续对我根据地进行“扫荡”，并实行更为残酷的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与此同时，从１９４１年春到１９４２年秋，日军在华北实行了五次“治安强化运动”，其规模一次比一次扩大，手段一次比一次野蛮、毒辣。华北敌后根据地进入极为困难的时期。
应该指出，日本华北方面军虽然明确应该将共军作为主要的作战目标，但在战场上，这种认识并没有始终如一地加以实施。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认识与实际的不统一？日军战史写道：按照战争的目的，对于互有矛盾的重庆和中共两方，究竟以哪一方为真正的敌人模糊不清，难以确定。在战场第一线应该以谁为打击目标，就更难判断了。尤其是中共势力，它和日军在长期训练中作为目标所描绘的敌人，或者是迄今为止我们所接触过的敌人，无论在形式和本质上都是完全不同。该书还写道：当逐渐认识到渗透占领区的中共势力，乃是治安的主要症结时，方考虑到要以对中共措施作为治安战的重点。然而，这种认识的转变，实际上为时已晚，而且很不彻底。究其原因，固然由于中国派遣军及中央的基本布局，一贯以重庆势力为主要敌人，粉碎其继续作战企图为目标，致使作战观念不能统一。但是，归根到底，不可忽视的一点，却是多年来存在与整个陆军的“歼灭野战军”的战略教条所起的作用。
“采取适当的谋略工作，促使国民党军
主动去扑灭共军”
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发展与巩固，不仅成了日本侵略军的心腹大患，也使国民党顽固派感到极度的忧虑和不安。战略相持阶段到来之后，日本侵略者看到“速战速决”灭亡中国是不可能的，遂改变了战略：对国民党采取以政治诱降为主，以军事进攻为辅的策略；而将进攻中心移向后方，集中重兵围攻八路军、新四军和各抗日根据地。在这种新形势下，国民党顽固派对日、对共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觉得主要敌人似乎不再是日本帝国主义，而是共产党和八路军、新四军了。１９３９年１月，国民党五中全会之后，他们先后制定了一系列专门限制和迫害共产党的政策措施，甚至明目张胆地规定可以用军事进攻对付八路军。抗战之初，国民党御敌不力，让日本人占领了半壁江山；等到各抗日根据地巍然挺立在敌后，八路军、新四军和人民用鲜血和生命打开了一个全新的抗日局面之后，他们又忌恨丛生，纷纷派军北上，要从共产党和八路军手里“收复失地”。这样，国民党顽固派与共产党之间的摩擦与反摩擦的斗争，不可避免地发生了。
华北日军始终密切关注着国共之间的矛盾与斗争，随时作出分析与判断，其基本认识可以概括为两点：
１．虽然国共之间存在着尖锐、激烈的矛盾，但国共合作将维持下去，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也将维持下去。
２．“反共”是日本与国民党共同利益所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激化了中日民族矛盾，与国共两党也处于空前对立之中。但是，日本华北方面军仍然认为：“日本与重庆之间暂时处于战争状态，却有能够共存的性质。但是，日本与共产党势力之间则是不容共存的。”
基于这种认识，华北日军制定的基本策略是：利用国共合作中的矛盾，尽量采用宣传、谋略等各种手段，煽动两党之间的摩擦，破坏两者的合作，以导致“抗日救国统一战线”的崩溃。另外，采取适当的谋略工作，促使国民党军主动去扑灭共军。据此，日本华北方面军制定的１９４０年度“肃正计划”规定：“讨伐的重点在于剿灭共军。为此，要善于利用国共的相互倾轧，在皇军势力暂时不能控制的地区，应默许那些不主动求战的杂牌军的存在。必要时，甚至可以引导他们占据真空地带以防止共军的侵入。”对于这个计划，日本华北方面军参谋副长平田作了如下说明：“根据过去的经验，由于我军的讨伐，在杂牌军被消灭后，结果，其地盘往往反被共军占据。有鉴于此，今后的讨伐肃正的重点必须集中指向共军。全力以赴，务期将其全歼。如果在讨伐后，不能立即采取恢复治安措施的地区，而且该地区的匪团对皇军又无求战行动，为防止共军趁虚而入，宁可不对其讨伐，暂时默认该匪团的存在，反而对我有利。”
支持、利用国民党顽固派进行反共活动，是日本侵略者的谋略之一。事实上，国民党顽固派在华北敌后制造的一系列反共摩擦与军事进攻，大都有日本支持的背景，有些甚至直接与日军秘密勾结，采取联合行动。
不过，日军并没能一以贯之地执行其谋略。据日军战史记载，１９４３年４月，日本第一军提议：要向晋东南的国民党第二十四集团军发动进攻。对此，日华北方面军提出不同意见：认为剿共第一，治安肃正应首先讨伐共军。（国民党）第二十四集团军的存在并无大害，相反，使其与共军的对立激化，则是上策。在此期间，（日）第三十五师团正在进行招降工作，如能得到进展最为理想。?穴后来，第二十四集团军司令庞炳勋率部投降。?雪若过早打击第二十四集团军，则其后出现的空白地带中共势力将很容易渗透。考虑到方面军的意见，第一军修改了作战计划，将八路军与国民党二十四集团军同时定为进攻目标。修正后的计划得到方面军的批准。然而，执行情况却与计划恰恰相反，据日军战史记载：“要在短期内捕捉善于避免正面交战、彻底实行地下战术的共军，是极为困难的。因此，未能取得大的战果”；然而，日军却轻而易举地将国民党第二十四集团军打掉了。“这样，从４月２０日以来，连续实行的太行山脉南部的肃正作战，于５月３１日结束。敌人损失：遗尸９９１３具，俘虏１５９００人，投降者约５８０００人（以上大部为第二十四集团军，属于共军的为数极少）。”
本来，日军企图利用国共的矛盾，“将讨伐的重点指向共军”；有意保留华北的国民党军队以制约共产党；然而，其结果不但没能消灭八路军，反而将国民党军消灭了，在客观上使华北敌后成了共产党的一统天下。对于这种后果，日本侵略者啼笑皆非。其战史这样评论：“追求表面上的武功战果，讨伐易于捕捉的重庆军残部。因此，削弱了阻止中共势力南进的重庆军，反而让共军坐收渔翁之利。”
“他们采取遇强则退、逢弱便打的战法，
对其剿灭极为困难”
抗日战争初期，毛泽东就强调“整个华北工作，应以游击战争为惟一方向”；他还为八路军规定了战略方针：“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规定了基本的战术原则：主动地灵活地有计划地执行防御中的进攻战、持久战中的速决战、内线作战中的外线作战。
战争初期，日军在山西、河北一带初次体验游击战，其战史写道：共军的游击战术巧妙，其势力与日俱增，广泛地扩大了地盘。其主要手段有下列各点：
１．彻底破坏铁道、道路、水路、通信线路等，阻碍日军后方补给，使之因修理而消耗大量人力和物力。
２．袭击补给部队或小部队。
３．袭击军需品仓库，飞机场、经济要地等。
此种游击行动，在日军的警戒线的间隙出没无常。日军占领的地区与兵力相比过于广阔，不能守备全部地区。因此，只能主要守备政治及战略的要点，后方主要交通线、铁路沿线，并且要在广大范围内讨伐游击队。
日军战史还写道：（在涞源、灵邱及涿鹿南方山地一带的八路军）采取遇强则退、逢弱便打的战法，对其剿灭极为困难。望风扑影、劳而无功的讨伐，也实在不少。
１９３９年５月，日军分兵多路，再一次向晋察冀根据地发动围攻，再一次以失败而告终。日军第一○九师团参谋山崎重三郎大尉这样总结：１９３９年的五台作战是继１９３８年秋季作战的再一次剿共作战。其战果与初次相同，毫无所获。作战期间，几乎无法掌握共军的动向，甚至连共军的踪影也弄不清。因此，从未进行过正规的战斗。
参加此次围攻的日军第三十六师团的参谋小崛晃中尉回忆：作战开始后，敌情完全不明，宛如堕在五里雾中，进行无法捉摸的作战。虽然采用在满洲实行的分进合击治安讨伐方式，但由于中共方面的情报活动周密而巧妙，我方的期望终归落空，毫无结果。
１９４０年初，日军一一○师团作战部主任参谋中村三郎对八路军的游击战作了详细的叙述：使日军最感棘手者，为冀西及冀中军区的共军。彼等以省境及日军作战地区附近，或沼泽、河流等日军势力不易到达的地区为根据地，进行巧妙的地下工作及灵活的游击战。因此，了解和掌握其动向，极为困难。共军的情报收集、传递，非常巧妙而且迅速。日军的讨伐行动，往往在事前便被侦悉。到处都有彼等安插的密探。共军的行动轻快而敏捷，熟悉地理，因而无法捕获。相反，日军却多次遭到共军的伏击。另外，共军在白昼不进行集体活动，混在群众之中，不露行迹。
１９４３年春，日军再一次向晋察冀根据地发动进攻。对此次作战，日军井手大佐总结道：共军的战斗意志极为坚强，只剩一兵一卒也要坚持抵抗。冀西地区为山岳地带，地形错综复杂，我方部队前进多受阻碍。共军则由于熟悉地形，民众又完全在其控制之下，退避、隐藏极为容易。日军虽煞费苦心构成包围网，但因网眼过大，致使敌大股部队得以逃脱。因此，对该地区每年虽实行讨伐作战，但从整个情况来看，与敌人部队作战或得到捕捉部队的机会却极少。
从１９４２年至１９４４年，一直在鲁南作战的日军第五十九师团参谋折田贞重大佐有如下回忆：因情报不确实，对中共地区的实际情况完全不能掌握，从而使讨伐徒劳无功，几乎是毫无成效的，几十次当中，可能侥幸碰到一次。各部队为了取得成果，东奔西跑，迄无宁日。
另一侵略者也有类似的哀叹：中共具有惊人的实力。百团大战中，我军的扫荡作战仅是将其驱散，殆未取得歼灭的成果，终归于徒劳。对擅长游击战及退避战术的共军，以武装讨伐犹如驱赶苍蝇，收效甚微。
日本战史还记载：“共军回避交战，采取退避战术，专心致志保存其战斗力。加以支援共军的民众，具有高度的警惕性和巧妙地传递情报的能力，并有可怕的谍报组织，因而想要捕捉歼灭共军，至为困难。由于此种情况，在作战中使敌人的方面损失不大，我方的死伤也极少。我如不主动进行讨伐、扫荡和剔抉，则中共方面也不对我进犯。乍看起来，相安无事，宛如缔结了互不侵犯条约。但在此敌我共存期间，中共却在民众中秘密进行工作，以充实其力量，一旦时机成熟，即可一举转向进攻。百团大战就是最好的例证。”
八路军主动、灵活的游击战，使日军伤透了脑筋。对于优势的敌人，八路军采取退避战术，使日军无法捕捉；对于劣势的日军，则出乎意料地勇敢进行挑战，并进行突然袭击将其歼灭。１９３９年秋末河北涞源雁宿崖歼灭战和黄土岭围攻战，就是在敌后战场进行有条件下的运动战的非常成功的范例。这个胜利，击毙日军“蒙疆驻屯军”最高司令兼第二混成旅团旅团长阿部规秀，震惊了敌军，震动了全国。据《聂荣臻回忆录》记载：此役日军除１３名生俘外，６００多名大部被歼，仅极少数漏网。
“由于从来光凭战果论功行赏，因而造成了
掩饰失败、捏造战果的坏风气”
《华北治安战》还记录了许多“赫赫战果”，以炫耀日军的强大威力，而报道日军的伤亡人数总是微乎其微。应该指出，这些“战果”基本上是自欺欺人的胡编滥造，完全不可信。
其一，日军战史并不是有史必录，对其损失惨重的战斗，要么写得很简略，要么不公布伤亡数字。比如，１９３８年秋，日本侵略者大肆喧嚷实现“南取广州，中攻武汉，北围五台”的作战计划，集中了５万多兵力，对五台与冀西发动围攻，结果遭受沉重的打击。９月２０日，敌独立第四混成旅团大队长清水率部，在飞机掩护下进攻五台东南的柏兰镇，八路军在牛道岭伏击，给予重大杀伤；９月２９日，晋察冀军区唐延杰参谋长率一个警卫连，对正在集合整装待发的敌军突然袭击，把清水及其部下多人当场击毙。这个发誓要攻占五台的家伙，被装进棺材，由他的部下抬着进入了五台城。１０月２８日，我３５９旅在张家湾伏击战中，击毙了日军独立第二混成旅团长常冈宽治少将以下３６０余人。１１月初，我军歼灭了由五台东犯之敌，毙敌一○九师团一三五联队蚋野大队长以下５００余人，活捉日军２１名。在此之前，东线晋察冀军区三分区和一分区部队，给企图进攻阜平的日军以沉重的打击，共歼敌１０００余名。至１１月７日，敌人的围攻最后被我军粉碎。
对于这场喧嚣一时但遭到惨败的围攻，日军战史没有罗列“战果”，更没有公布日军的伤亡数据，只有寥寥数笔：第一军、驻蒙军及一一○师团，自８月上旬进行准备，９月２４日开始攻击，约至１０月下旬基本按预定计划结束。其二，日本战史中的“战况”与“战果”大都是编出来的，有很大的水分。日本战史承认：“更应该注意到，单纯的遗尸数目，未必就意味着敌人损失的多少，因为其中往往包括多数的居民。”在侵华战争期间，日军滥杀无辜，犯下了滔天的罪行，还将杀害和绑走的老百姓也都列入“赫赫战功”。
日军何以如此？日军战史这样的分析：“由于从来光凭战果论功行赏，因而造成了掩饰失败、捏造战果的坏风气。”日军战史中的“战况”及“战果”是根据当时日本当局发表的作战公报编写的，但连日本人也认为“大本营发表的统计数字相当可观，但其中７０％是为了夸耀战果而增加的水分。”
“实际上扰乱我治安的就在于这些民众”
人民战争是克敌制胜的法宝。敌后广大群众对抗战的支持与拥护，是中共战胜敌人最可靠的基础。聂荣臻指出：只要把人民群众发动起来，不论是山地还是平原，都有可能成为巩固的根据地。比如，冀中平原地区，没有险峻的山地，没有天然的屏障，但是，人民群众一经发动起来，就有了足以抗击日本侵略者的“人山”与“人海”。在人民群众充分发动起来之后，八路军在群众的海洋里，如鱼得水，如虎添翼。而敌人呢？处处碰壁，处处困难，找不到向导，找不到粮食，找不到用具，想找一口锅做饭也不容易，就像一个既聋又瞎的人堕入了深渊。
日军在华北敌后就是这种状况，面对人民战争，他们一筹莫展。
日本战史写道：中共掌握农民大众的方法极为巧妙，已在华北各地施行。此点，日本望尘莫及。日军独立混成第四旅团长片山中将回忆：八路军的工作已经深入到居民当中，村民正如“空室清野”的标语那样，几乎逃避一空不见踪影，并且好像曾经积极协助八路军。因而在作战期间，日军的动向被详细地泄露给八路军，但在日本方面则对八路军的情报完全不明。
其战史还记载：“居民对我方一般都有敌意，而敌方工作做得彻底，根据以往的经验，凡我军进攻的地区，全然见不到居民，因而，想找带路人、搬运夫、以至收集情报都极为困难。另外，空室清野做得彻底，扫荡搜索隐蔽物资，很不容易。”
八路军英勇抗击日军，保护人民，人民同样尽心尽力地保护八路军，这就是在军队与人民之间建立起来的鱼水关系。对此，日本战史也有所反映。
日军第三十六师团参谋小崛晃中佐回忆：共军的纪律严明，例如对五台山的寺庙、村落等特别注意保护，不予破坏，使人感到很能团结群众，深得人心。
日军战史记载：“观察共军对民众的态度，其纪律更是严格谨慎，亲密无间。例如：使我方工作人员伪装敌方工作人员潜入村庄，妇女、儿童等毫不恐惧地与之接近，这样事例很多。在共军方面，为了争取民众的支持，对军纪的要求极为严格。例如在行军中，有人摘了路旁树上的梨子给在押的俘虏，俘虏拒绝接受，并说农民的东西不能随便吃。”
在内蒙古地区作战的日军第二十六师团师团长佐伯文中将也不得不承认：共军地下工作巧妙灵活，群众对他们心悦诚服，而且军纪严明，秋毫无犯。
在华北敌后，全民皆兵，全民参战，军民一致打击侵略者，令日军震惊不已。
第一军参谋朝枝回忆：“（在百团大战中）八路军的抗战士气甚为旺盛，共党地区的居民，一齐动手支援八路军，连妇女、儿童也用竹篓帮助运送手榴弹。我方有的部队，往往冷不防被手执大刀的敌人包围袭击而陷入苦战。”
日军战史记载，日军独立混成第三旅团在冀南作战曾遇见如下事件：
“两名特务人员捉到当地居民，令其带路，当接近敌村时，带路的居民突然大声喊叫‘来了两个汉奸，大家出来抓啊！’”
“冈村支队的一个中队，当脱离大队主力分进之际，带路的当地居民将其带进不利的地形，使我陷于共军的包围之中。”“草野支队两名士兵，由于迷失方向，被村民带到敌军第四团第二营所在地。”
地道战是平原地区抗日军民的一个伟大创举。华北平原一马平川，无险可据，面对敌人残酷的“扫荡”和“清剿”，抗日军民挖掘了长达２．５万里的地道，形成了既能防守又能进攻的地下工事，有效地保护自己，有力地打击敌人，让日本侵略者饱尝了地道战的苦头，也深刻地体验到人民战争的厉害。
日军战史记载：为了在冀中地区实行退避战术，中共在修建地道及其他隐匿设施方面，付出的心血确实惊人。沙河、木道沟河沿岸一带地区，素有中共平原根据地模范区之称，交通壕、地道建筑非常普遍，几乎所有的村庄都有地下设施，甚至有相距七八公里的３个村庄用地道连接起来。而且农村的老百姓抗日意识很强，形成了半农半兵状态，就连老幼妇女也组织了抗日团体。因此（日军）各部队在推行肃正工作时极为困难。
曾在冀中一带作战的加岛武中佐回忆：“部队最初进驻无极县时，共方工作队、游击队四处潜伏，居民毫不合作，气氛令人可怕。对此，各队首先由所在地开始进行肃正，逐步向四周扩大。但终归抓不住真正的敌人。部队在行动中经常受到来自住房的窗口、墙上、丘陵树林中的突然射击。偶尔发现敌人，紧追过去，却无影无踪。以后得知他们挖有地道，地道的入口设在仓库、枯井、小丘的洞穴等处，地道四通八达，甚至有地下集合的场所。”加岛武哀叹：“日军总像是在和鼹鼠作战一样，旷时费力，真想举手服输。”
毛泽东指出：“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就造成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
经历了人民战争，日本侵略者对于民众的力量还是有所认识的，其战史写道：“在估计其军事实力时，则必须将共军及其潜在民众之中广泛的武装力量考虑在内。在民众和共军的相互关系上，不论是由于共军的压力或是思想上的影响，群众有机的组织活动与党的地下工作相配合，就能起到加强共军实力、协助其战斗的作用。因此，也可以说，实际上扰乱我治安的就在于这些民众。”其战史还写道：共军与民众的关系，同以往的当政者不同。中共及其军队集中全力去了解民众，争取民心，不但日本，就连重庆方面也是远远不能相比的。正因为如此，尽管他们在数量方面处于劣势，却具有不可轻视的坚韧力量。
日军山口真一少尉在中国作战有４年的时间，并与国共两党的军队都打过仗，对于两种完全不同作战方式，他这样进行的比较与总结：“对神出鬼没的共军每天都要进行神经紧张令人恐怖的战争，不如打一次大规模的战斗反倒痛快。其后我参加过老河口作战，我回忆在中国四年之中，再也没有比驻防在（冀南）十二里庄当队长时代更苦恼的。”
《华北治安战》一书虽为战后编写，但其编著者仍然坚持侵略者的立场、观点，有不少粉饰侵略，美化战争的地方。然而该书不得不承认这样的事实：对于这样一场军民不分、战线不分的特殊的战争，一切战略战术、政治谋略都是无能为力的。“总之，从全面来看，华北治安战是既未收到预期的成果，也未能达到作战的目的。”这充分证明，有了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中国人民将永远是不可战胜的。任何凶恶、强大的敌人胆敢入侵，终必遭到可耻的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