钢结构防火施工方案:刘再复：往事如烟更如火——缅怀胡乔木

刘再复：往事如烟更如火——缅怀胡乔木

　　听到胡乔木去世的消息后，我就想写一篇悼念的文章。在他生前，除了听他作报告之外，只和他交谈过两次，但都是在公共场合。一次是在一九八六年十月十九日纪念鲁迅逝世五十周年的国际学术讨论会上，开幕前。他一到会就见了我（因为我是会议的主持人），并认真地问我：鲁迅给《往星中》作的序收录在鲁迅哪部书里？我一下子答不上来，只说这是俄国安德烈夫的作品，李霁野所译，但忘了是不是鲁迅所作的序。大约一个小时之后，他听了我的主题发言，便从主席台的右边走到我身边，说了一句“你讲得很好”的鼓励话后，交给我一张字条，上面写着：

　　刚才说的往星中鲁迅有序，是记错了，李霁野先生告是韦素园写的。

　　因为非常敬重胡乔木，我立即把条子收好。回到家又立即翻开鲁迅书信集中写给李霁野的信，口里念着信的内容：“《往星中》写得较早，我以为倒是好的”。（一九二五年二月十七日信）。心里想着，胡乔木同志这么忙，还这么用心，真值得我学习。另一次见面是在缅怀吴世昌先生的追悼会上，（下文再细说。）除了这两次，还有一次最早的见面，竟是“擦肩而过”。那是一九八二年七月四日下午，我到聂绀弩家，在楼梯口见到他和一个年轻人走出来。我认出是他，但他不认得我。我不敢打招呼，只是惊讶地站着，目送他上了小车。定神后我立即跑到小楼的第四层看聂老，一见聂老就问：刚才胡乔木同志是不是来看您。聂老斜卧在小床上，指指抽屉：里面有他刚刚送给我看的三首诗，是复印件，你看看。我打开抽屉，立即当着聂老的面读了起来。第一首写道：“少年投笔依长剑，书剑无成众志成。帐里檄传云外信，心头光映案前灯。红墙有幸亲风雨，青史何迟辩爱憎。往事如烟更如火，一川星影听潮生”。第二首：“几番霜雪几番霖，一寸春光一寸心。得意晴空羡飞燕，钟情幽木觅鸣禽。长风直扫十年醉，大道遥通五彩云。烘日菜花香万里，人间何事媚黄金。”第三首：“先烈旌旗光宇宙，征人岁月快驱驰。朝朝桑垄葱葱叶，代代蚕山粲粲丝。铺路许输头作石，攀天甘献骨为梯。风波莫问蓬莱远，不尽愚公到有期。”诗的下边还写着“绀弩、周颖同志留念。胡乔木一九八二年七月四日”。聂老听我读完就问：“喜欢吗？”，我立即回答：“喜欢”！聂老说：那你就拿走吧！我说：“那就不客气了。书剑无成众志成，这句写得真好”。聂老说：“乔木是共产党高级干部中最有才华的。”我知道聂老也是钦佩胡乔木的，所以他的“散宜生诗”集才有“胡序”。一九八九初夏我离开北京，匆忙中跑到书房里抓了一把珍贵书信，其中有钱钟书、冰心、聂绀弩的，没想到胡乔木这三首诗也夹在里面，于是，这三首也跟我一起浪迹天涯了。

　　尽管和胡乔木没有私交，但是我一直感到和他有一种忘年的神交，并感到在一九八四年我发表一系列关于“性格组合”文章之后他的目光一直注视着我。一九八五年，他的儿子胡石英在民族文化宫的饭店里特请我和汪曾祺、刘心武吃饭。一见面石英就开门见山地说：“我父亲希望我和你们交朋友。”说得很诚恳。那一瞬间，我感受到胡乔木的热切的眼光。不过真正感受到他的关怀还是漂流到海外之后。

　　一九九O年还在芝加哥大学的时候，几位国内的朋友告诉我，说胡乔木多次地保护我和李泽厚，说他对前北京市长陈希同在“平乱报告”中的胡乱点名很不满意，特别是点了我和李泽厚的名。他对一些朋友说：李泽厚和刘再复是搞学术的，这次被卷入了政治，也不能随便点他们的名。胡乔木的这一鲜明态度，王蒙在回忆乔木的文章中曾经记载。除了和王蒙表示过，他还多次在社会科学院里说过。

　　听了这消息后我是很感谢的。我也知道在这个时候发出另一种声音不容易。一九八九年的夏秋，在中国是个不寻常的时间，到处弥漫着恐怖的空气。陈希同本人自然很轻，但他的报告挟持国家名义，其势却很重。在那样的时候，地位再高的人都面临着“立场错误”的罪名。因此，即使是平常呼吁要人们讲真话的作家政治家，到了这个时候也说不出话来。在这种特别的历史时间中，胡乔木能站出来替我和李泽厚说话，为两个正在被讨伐的思想者仗义执言，确实难得。只有了解中国国情的人，才知道在这个时候发出另一种声音、表达另一种情怀的宝贵。

　　我和故国隔着沧海大洋，万里之外传来的消息无从证实，但我一听到胡乔木关心的消息，立即就相信，因为这种关心已经不是第一次了。早在八七年反自由化运动中，他就多次保护过我。那时《红旗》正在拿我祭旗，批判我的主体论。社会科学院党组正为《文学评论》的“倾向”撤消我主编职务。胡乔木知道这些后，站出来为我说话。这一年八月三十一日，吴世昌先生去世。几天后社会科学院在八宝山为吴世昌先生举行葬礼，胡乔木和习仲勋、邓力群、胡绳、周谷城等都去参加。在休息室里，我作为吴先生所在工作单位的负责人，前去向他们致意。当我走到胡乔木跟前的时候，他从沙发上站起来（胡绳和吴介民也跟着站起来）对我说：“这几年你写了一些很好的文章，我很高兴。你的《性格组合论》是符合辩证法的，肯定站得住脚。主体论也写得很好，但刚刚提出问题，总会有争论。有争论不要紧，我支持你的探索。”我听了之后很高兴。这之后大约五天左右，我又接到钱锺书先生的电话，让我立即到他家里。我一见到钱先生，他就说，刚才乔木到这里，他说他支持你的探索。钱先生显得很高兴。他平素很少理会这类事，但这次特别。他和胡乔木私交很好，胡乔木常住在钓鱼台，离钱先生的寓所很近，到钱先生家时还常穿着拖鞋。这次他对钱先生再次表示对我的支持，说明他在八宝山殡仪馆对我说的那一番话是真诚的。大约又过了一个月，王蒙给我打电话，我恰好不在家。过一会儿，当时《文艺报》主编谢永旺又来电话，说王蒙委托他转告我，昨天在中央开会时，胡乔木对他（指王蒙）说：刘再复论文学主体性，写得很好，我非常喜欢。这是我在反自由化运动中第三次听到胡乔木支持的声音。因为一连三次，我便觉得胡乔木决心保护我渡过新的政治关口和保护我的学术探索，态度很郑重。中国的政治运动，随时都会把人吞没，钱先生、王蒙他们也怕我被吞咽下去，所以一听到胡乔木说话，就松了一口气，立即告诉我，其心意也很重。那时我一面感激，一面也自怜自叹：写了几篇学术文章，为什么就面临如此的深渊?中国社会科学院除了重复领袖语言之外，总得发出一点属于自己的文字，而我只说了一点自己的话，就这么危险吗?但细想起来，也真有危险。原经济研究所所长孙冶方，革命资格那么老，就因为说了要按经济规律办事的话，不就被送进监牢吗?中国的监牢没有知觉，它不会拒绝饮啜着知识分子的脑汁与胆汁。

　　尽管我明知胡乔木的保护是真的，但李泽厚出国之后，我又特别问了他。李泽厚说，是真的，而且不只一次。听了李泽厚的证实，才知道在中央电视台上放了录相点了我们名之后，胡乔木也坐不住，他立即给李泽厚打电话说：“你不要紧张，我会说话的。”后来，果然多次说话，还特别约请李泽厚、王蒙和他一起到冰心家，可惜找不到李泽厚。在高级干部中，恐怕也只有胡乔木认真读过李泽厚的著作，一九八七年，当胡乔木读了李泽厚的《批判哲学的批判》（修订本）之后，非常高兴，给李泽厚写了一封信，说：“可惜我读得太晚了”，话说得很诚恳。

　　到海外之后，才知道胡乔木仍然背着“极左”的名声，不少文字仍然抨击他。读了这些文章，总觉得他们把胡乔木有时理解得过于简单，有时又理解的过于复杂。其实，胡乔木不是一个那么简单的所谓“极左派”，也不是一个复杂得布满心机的政治家。他是个很有才华的思想者，又是一个没有自由的笔杆子。前者占上锋时他像一匹骏马，后者占上风时他却像一头驯服驯良的老牛。但不管怎样，在他的性格深处，一直还保留着一点书卷气。在中国数十年的政治狂风巨浪中，能保留一点未被风浪卷走的书卷气，就很不容易。这也足见其性格中真诚的一面还是坚韧的。但因为有书卷气，也就难免在政治风浪中把握不住自己，摇摆于两端。我在文化大革命后期，参加筹办与《红旗》抗争的刊物《思想战线》时，就看到他作为这一刊物的设计者而不断左右摆动。到了“反击右倾翻案风”开始的时候，本是邓小平热烈支持者的他，却惊慌失措地揭发了许多邓小平的言论，印发出来，竞有数十页的一本，使人读后又困惑又惋惜。可是，邓小平并没有因此而抛弃他，反而把他推向中国思想文化界的领导地位。我想，邓小平是了解这位党内大才子的书卷气的，而且了解，在中国共产党内，除了毛泽东，没有另外一个人的学识可以和胡乔木相比。

　　我曾与许多海外的朋友直率地谈论胡乔木，但他们常怀疑是因为他保护过我所以才替他说话。这种时候，我都要严肃地告诉他们，我当然不忘保护的情意，但情意不能代替理性评价。而且从保护我这件事中，的确可以看到他虽是高级笔杆子，但还是没有被异化成政治机器。在中国，一旦当上“笔杆子”就要被异化成机器，很难有属于自己的心灵和属于自己的声音，而胡乔木能有自我之音就很难得。而且我对胡乔木的评价，并不仅仅是因为他保护过我。其实，从六十年代我读他的诗词之后，就很敬重他。在山东劳动锻炼时，我就背诵他的许多的诗句，“与众悲欢，始信丛中另有天”、“攀山越水寻常事，英雄不识艰难字，奇迹总人为，登高必自卑。”这些诗句一直帮助着我咽下窝窝头而渡过那一段劳动过于艰辛的岁月。他当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期间，可能是他的生命达到高峰的时期，那时他的思想真是活泼，可以说是当时思想解放的先驱。我听过他的“反对长官意志，按经济规律办事”的大报告，也听过他关于文学研究的许多小报告，留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在七十年代末一次关于鲁迅的研讨会，那时还没有把鲁迅从神坛上请下来，包括我自己在内的研究者们还蒙昧地以为把鲁迅捧得愈高愈好，而他的讲话题目则是“不要以讴歌代替研究”，可说是击中要害。那时的文学研究，除了讴歌鲁迅，就是讴歌毛泽东诗词、讴歌一切“革命诗人”和“革命作家”，他这么一提醒，非常及时。

　　胡乔木担任社会科学院院长期间，他在知识分子中威信很高，可惜他很快被调到中共中央书记处。到了那里之后，地位是提高了，但威信却降低了。特别是在清除精神污染的运动中，他充当前台领导人的角色，并批判了周扬和王若水的“异化”理论，这使他的威信从山顶落到谷底，“极左”的恶名也从此与他纠葛不断。但是，据说他批了周扬后不久，又写了一首诗赠给周扬，意思是虽然子弹打到你的身上，但我的心里也流淌着血。倘若是事实，也说明他内心实在太矛盾、太复杂。党性与人性的冲突使他的人格常处于分裂状态。当然，这种分裂比起那些整了人之后还得意洋洋的完整政客好得多。经过几十年阶级斗争的训练，这种政客践踏了人包括践踏了师长、朋友，已毫无心理障碍和不安，而胡乔木会感到不安，所以在他威信低落的时期，我仍对他怀着敬意。看到胡乔木在知识群中威信的浮沉起落，我和社科院的一些朋友都觉得他要是一直留在社科院工作就好。这个环境可以使他作为思想者的色彩加浓，在学术组织学术思想上多做建树，，而减少他的政治“笔杆子”的色彩。他自己似乎也是这样想，所以离开社会科学院之后，还一直兼任“名誉院长”和大百科全书的总主编。据说，他还讲过，“我死也要死在社会科学院。”他对我和李泽厚特别关心大约与我们俩是社会科学院的“老地保”有关。

　　缅怀胡乔木，才感到故国琼楼玉宇中的一点微弱的爱意与暖意，而且也因此想到，在人间，最好还是不要苛求人的完美，一苛求，就会有所排斥。禅者早巳悟到，人的性情如双掌合一，一掌为正为阳，一掌为负为阴，两掌合一才是正常的。人因为有负面而不完善，不完善才正常。以为人可完善，乃是一种幻想。去掉虚幻之求，才有宽容。胡乔木在世时，一定也这么想过，所以在他安息之后，我更应当这么想。我相信宽厚的人间一定也会给乔木的灵魂报以谅解和爱意，祝他的灵魂永安永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