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列分析题 案例材料:党史纪实：邓小平进入中央领导核心后的整顿风云（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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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史纪实：

邓小平进入中央领导核心后的整顿风云（下）

    毛泽东读《水浒》时发了一些议论

    毛泽东酷爱古典文学。他一生中阅读了大量古典文学著作。在这些古典文学著作中，他最偏爱的是《红楼梦》、《三国演义》、《水浒》、《官场现形记》。对这四部书，他说不清读了多少遍。其中的《水浒》，是他在青少年时代就读过的。在他此后的人生历程中，打仗时，他读过《水浒》，也运用过《水浒》中的计谋；建国后他读过《水浒》，在许多讲话中，他经常引用《水浒》中的典故来说明事理；直到晚年，他仍然经常读《水浒》。

    1975年7月下旬，毛泽东做了一次眼睛白内障手术。术后，他只有一只眼睛可以看东西，而这只眼睛也不太好。但毛泽东是渴望知识、手不释卷、酷爱读书又大量读书的人，手术后，他还要读书，不读书，他就难受。他要读书，但眼睛又不好，这是一对矛盾，鉴于此，中央办公厅决定：为了保护毛泽东的视力，除了重要的文件让毛泽东亲自看外，其他的读书读报看文件的时间里，由工作人员念给毛泽东听，即“代读”。读报纸、读文件、读一般的书，工作人员可以给毛泽东念，但对于古典文学书籍，不太懂得古典文学的工作人员就读不了了，因为书中有许多古汉语。工作人员提出，可否从大学中找一个懂得古典文学的人来为毛泽东“代读”，这样，就可以在毛泽东阅读文件之后，帮助他读一些古典文学著作，调节一下。经请示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副主任张耀祠同意，中央从北京大学选了一位教古典文学的教师——芦荻来帮毛泽东读古典文学书籍。于是，芦荻走近了毛泽东。毛泽东一见到芦荻就对她说明白了，他说：“我最近眼睛不太好，请你念念古文，没有别的事，我眼睛好了，你就回学校，怕耽误你的教学。”这样，从1975年7月下旬开始，芦荻开始为毛泽东读书。

    芦荻不光是帮助毛泽东读一本书，而是帮助毛泽东读包括《水浒》在内的不少书。

    当时，芦荻对古典文学中一些问题的看法不甚清楚，芦荻曾请教毛泽东：学术界对《水浒》的基本评价向来是很高的，甚至有的说，这是一部千古不朽的农民运动的史诗。但到1974年，《北京日报》到北大约写一篇批判《水浒》的文章时，却透露说《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芦荻自己也听到了这个说法，但她不相信，因为不是正式消息，对精神实质的理解不一，学术界在讨论时分歧很大，这篇文章后来也没有发表，后来听传说，主席有个讲话，其中提到《水浒》。芦荻问：主席，是真的吗？毛泽东回答说：是真的，那两句话是我在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讲的。芦荻问毛泽东：那么，我们对《水浒》到底该怎样读呢？毛泽东说：“《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屏晁盖于一百零八人之外。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把晁盖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让人招安了。宋江同高俅的斗争，是地主阶级内部这一派反对那一派的斗争。宋江投降了，就去打方腊。”“这支农民起义队伍的领袖不好，投降。李逵、吴用、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是好的，不愿意投降。”这时，在场的张玉凤问毛泽东：主席，64年在武汉我看《水浒》时，主席就对我说过：宋江是投降派，搞修正主义。招安就是投降，替皇帝办事。可他们现在又都说这部书好，到底好在哪？毛泽东回答说：“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员，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张玉凤：《回忆毛主席去世前的一些情况》）接着，毛泽东说：“鲁迅评《水浒》评得好，他说：‘一部《水浒》，说得分明：因为不反对天子，所以大军一到，便受招安，替国家打别的强盗——不替天行道的强盗去了。终于是奴才。’（《三闲集·流氓的变迁》）”“金圣叹把《水浒》砍掉了二十多回。砍掉了，不真实。鲁迅非常不满意金圣叹，专写了一篇评论金圣叹的文章《谈金圣叹》（见《南腔北调集》）。”“《水浒》百回本、百二十回本和七十一回本，三种都要出。把鲁迅的那段评语印在前面。”（《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13册，457页）。

    毛泽东读书，谈论书，向来不是纯文学的，他总是联系实际的，总是有所指的。他在这一番谈话中，透露出了他内心的隐忧，即担心中国出现“反复”，即否定“文化大革命”，他认为，那就是“投降”了。他所说的“招安”、“投降”，都是针对否定“文化大革命”的。他提出印《水浒》的三种版本，就是为了宣传他的这一想法——防止出现“反复”。

    芦荻从古典文学角度，认为毛泽东的谈话对重视研究古典文学著作有价值。谈话之后，芦荻把毛泽东的谈话一句句整理出来，交给张玉凤送毛泽东看。毛泽东看后，表示同意。由于毛泽东的谈话内容中有这样一个内容：要出版三种版本的《水浒》，因此，毛泽东把这份记录稿交给汪东兴，要汪东兴交给分管出版工作的姚文元看。8月14日，汪东兴把毛泽东的谈话记录稿交给了姚文元。

    姚文元借题发挥

    自从1975年5月3日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批了“四人帮”后，“四人帮”沉寂了很长一段时间。

    8月14日，汪东兴传来毛泽东评论《水浒》的谈话记录稿后，姚文元仔细看了一遍，他的眼前一亮，觉得这是个可趁之机。于是他急不可待地又看了一遍。聪明的姚文元从毛泽东的这篇谈话记录中，看到了毛泽东内心所包含的隐忧，认为毛泽东在谈话中提到的反对“投降派”、“宋江架空晁盖”、“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等语，正是他们可以用来影射攻击邓小平的炮弹，反击邓小平的时候到了。于是，他立即拿起笔来，给毛泽东写了一份请示报告。

    姚文元写道：毛主席关于评《水浒》的谈话，“很重要”，它“对于中国共产党人、中国无产阶级、贫下中农和一切革命群众在现在和将来，在本世纪和下世纪坚持马克思主义，反对修正主义，把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坚持下去，都有重大的、深刻的意义。应该充分发挥这部‘反面教材’的作用”。姚文元还写道：“为了执行毛主席提出的任务，拟办下几件事：一、将主席批示印发政治局在京同志，增发出版局、《人民日报》、《红旗》、《光明日报》及北京批判组谢敬宜同志，上海市委写作组。附此信。二、找出版局、人民文学出版社同志传达落实主席指示，做好三种版本印刷和评论的工作。我还看到一种专供儿童青年读的《水浒》，是根据七十一回本改的六十五回本，也要改写前言，增印鲁迅的话，否则流毒青少年。三、在《红旗》上发表鲁迅论《水浒》的段落，并组织或转载评论文章，《人民日报》、《光明日报》订个计划。以上可否，请批示。”

    姚文元写好这个请示报告后，马不停蹄，立即请中办转毛泽东处。8月14日下午，姚文元的报告就转到了毛泽东的手上。从毛泽东的谈话记录稿转出，到姚文元把请示报告送到毛泽东手上，前后不到三个小时。对毛泽东回应之快，除了战争时期之外，这种情况是很少有的。

    毛泽东于8月14日下午阅过姚文元的报告之后，在姚文元的报告上批示：“同意。”姚文元立即把毛泽东的批示传给全体中央政治局委员。不久，在姚文元的提议下，中央政治局开会决定，把毛泽东谈话记录稿印发全体中央委员。后来，在“四人帮”的要求下，中央政治局又请示毛泽东同意，向全党转发毛泽东评《水浒》的谈话。

    毛泽东为什么要同意向全党转发他的评《水浒》的谈话？只要仔细分析毛泽东谈话的内容就会看到，在这篇谈话中，确实包含着毛泽东对在他身后会有人否定“文化大革命”的隐忧。对于否定“文化大革命”的人，毛泽东比作“投降派”，而“投降派”是要接受“招安”的，是要“搞修正主义”的。毛泽东最基本的考虑，就是通过转发这篇谈话，向党内敲一敲警钟。此时，毛泽东觉得是有人要否定“文化大革命”的，但他又没有什么根据，他要通过转发他评《水浒》谈话的方式，向全党打一个招呼。但毛泽东没有想到的是，他的这个举措，被“四人帮”利用了。“四人帮”觉得，毛泽东的谈话，正好可以用来攻击邓小平，影射周恩来，因此，自从毛泽东评《水浒》谈话转发下去之后，“四人帮”又重新活跃了起来。他们要借毛泽东的评《水浒》谈话，大做文章了。

    最先也是最积极做文章的是姚文元。8月17日，姚文元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组织讨论毛泽东评《水浒》的谈话，还订出了一个宣传规划，于8月18日送毛泽东处请毛泽东阅。毛泽东阅后批示：“同意。”接着，姚文元放下手中的一切工作，专门做一件事，就是组织宣传毛泽东评《水浒》的谈话。他组织很多人写文章，借评《水浒》来大加发挥，大反所谓当代的“投降派”、“修正主义分子”，批今天“架空晁盖的宋江”。在姚文元紧锣密鼓的布置之下，《红旗》杂志1975年第9期发表文章《重视对〈水浒〉的评论》，紧接着，姚文元又组织人写了一篇《人民日报》社论稿，于9月2日送毛泽东审阅。毛泽东阅后批示：“同意。”9月4日，这篇题为《开展对〈水浒〉的评论》的社论在《人民日报》上发表。姚文元组织发表的这些文章的关键之处在于：明确提出，评论《水浒》“是我国政治思想战线上的又一次重大斗争，是贯彻执行毛主席关于学习理论、反修防修重要指示的组成部分”，评论《水浒》是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它的主题，就是要批判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投降派”。这实际上是说，评《水浒》，是一场大的政治运动，是一场阶级斗争，是当前最大的政治任务，而重大政治任务的核心就是批判否定“文化大革命”的那些人。姚文元搞的这些定调子的文章发表后，“四人帮”的亲信爪牙立即在全国组织人写文章，一时间，全国各地大小报刊上连篇累牍地发表评《水浒》的文章，他们还在各地组织宣讲团，报告团，懂得一点《水浒》或者根本不懂《水浒》的人，都上台“宣讲”评《水浒》，假借评《水浒》，广泛宣传要抓当代的“投降派”，“当代的宋江”。他们影射、攻击周恩来、邓小平等中央领导人，大有再搞一次大“地震”之势。

    应该说，姚文元确实窥测到了毛泽东内心深处隐忧和担心之所在。他当时这样搞，也确实迎合了毛泽东当时的想法。因此，毛泽东开初，是允许搞评《水浒》的，对评《水浒》的宣传，也是支持的。因此毛泽东在1975年8月18日批准了姚文元的请示报告之后，9月2日又批准了姚文元组织人写好并送给他审阅的《人民日报》社论稿。不仅如此，毛泽东在9月2日批准发表《人民日报》社论稿的同时，还批道：“送小平、春桥阅。这样，可不发内部指示了。”“退文元同志。”毛泽东所说的可不发内部指示，意思是说，可以用这篇社论代替中央关于评论《水浒》的意见了。毛泽东的打算，就是要让中央的地方的领导干部都知道：不能否定“文化大革命”，否定“文化大革命”就是“投降派”，而党内是不允许有“投降派”的。正因为毛泽东有这样一些想法，才为“四人帮”所利用来大做文章。

    已经好久不露面的江青见评《水浒》是个机会，又跳了出来。江青先是向她手下的亲信骨干“吹风”。她把几个亲信骨干叫来说：评《水浒》有“重大现实意义”。毛主席为什么要评《水浒》？要想想。“《水浒》的要害是宋江架空晁盖。现在党内有人架空毛主席。”（江青1975年8月同于会泳、刘庆棠等人的谈话）江青所说的“党内有人架空毛主席”，就是暗指邓小平架空毛主席。接着，江青开始在各种公开场合宣讲评《水浒》。在宣讲中，她东拉西扯，影射、攻击周恩来和邓小平。张春桥也在各种公开场合宣传说：为什么评《水浒》？就是因为有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当代投降派”，就是因为眼前就有修正主义。连根本不读书，不懂得《水浒》里面到底写了些什么的王洪文，也急忙找来一本《水浒》，粗看了一篇，就到处去评论《水浒》，他假装内行，散布说，毛主席就是要反对“现在的宋江”，就是反对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投降派”。“四人帮”觉得光是他们到处宣传还远远不够，他们设想要搞一场波及全国的更大的政治运动。

    邓小平不为所动沉着应对

    1975年8月21日下午，邓小平同国务院政治研究室七位负责人一起，第四次读《毛泽东选集》的选篇《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读完后一起吃饭时，胡乔木问：主席关于评《水浒》的谈话是针对什么的？是不是有所指？邓小平心中清楚，毛泽东的评《水浒》谈话确实是有所指的，但邓小平有一种政治上的大智慧，他有意叉开话题，并且设法不让“四人帮”误导。于是，他回答说：“就是文艺评论，没有别的意思。是主席用三个月的时间听读《水浒》得到的看法，要人整理出来的意见。决不是指着当前党内斗争的实际。”（《中共党史资料》2004年第2期121页）邓小平这样说，是因为他明白，毛泽东对否定“文化大革命”，只是担心，并无确证，因此评《水浒》也不是明指哪些人就是投降派，而“四人帮”则是想利用毛泽东评《水浒》的谈话，反对自己。为了打破“四人帮”的阴谋，他不表态，并且只把毛泽东评《水浒》的谈话当作文艺评论。这样，“四人帮”的文章就做不大，如果他们非要做大，就会露出破绽。

    果然，“四人帮”急不可待了。

    1975年9月中旬，国务院在山西省昔阳县召开了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这次会议，本来是邓小平为了抓农业生产而提议开的一次会议。政治局同意开这次会议，目的也是为了搞好农业生产。当时，中央部长、副部长一级的领导干部，各省市自治区副省级以上的领导干部，都参加了这次会议。开这样大规模的抓生产的会议而且又有这样多的领导干部参加，这在“文化大革命”以来，是空前的。邓小平等中央领导人决定开这次会议的目的，是进一步搞好整顿，并且提出“全面整顿”的任务，通过整顿，把生产搞上去，首先是把农业生产搞上去。可是，到会的江青却抛开会议主题，在会上多次插话，与邓小平唱反调。不仅如此，她还在会上大谈同会议主题毫不相干的《水浒》中的“两条路线斗争问题”，同时扯到评《水浒》的“现实意义”上来。同时，江青还在谈话中影射攻击周恩来，说国务院有更大的人物支持邓小平。会后，江青找到邓小平，提出要求：把我的讲话录音在全党播放，在党内印发我的讲话稿。邓小平没有表态。江青又去找到华国锋，要华国锋印发她的讲话稿。华国锋也没有表态。

    1975年9月24日，邓小平陪同毛泽东会见越南劳动党第一书记黎笋后，向毛泽东汇报最近工作时，谈到了江青在大寨会议上的讲话及江青会后向他提出的要求。毛泽东听后，气愤地说：“放屁！文不对题。那是学农业，她搞批《水浒》。这个人不懂事，没有多少人信她的。”（1975年9月2日毛泽东同邓小平谈话的记录）不久，华国锋在一次向毛泽东请示汇报工作之后，也向毛泽东谈到了江青要求在全党放她的讲话录音、印发她的讲稿的问题。毛泽东指示：“稿子不要发，录音不要放，讲话不要印。”（1975年9月毛泽东听取华国锋汇报时的指示）

    原来同意搞评《水浒》的毛泽东，为什么又做出了这样的指示呢？

    实际上，毛泽东发表评《水浒》的谈话，以及后来同意向全党转发，只是出于这样一个考虑：要向全党敲一敲警钟，不能否定“文化大革命”。但是，到底是谁、怎样否定“文化大革命”？毛泽东是没有根据的，他不想再搞政治运动，更不想把国家搞乱。这是与江青等人想搞政治运动，借评《水浒》打倒一批人，有本质上的不同的。此时的毛泽东，既要肯定“文化大革命”，又希望全国能够安定团结，把生产搞上去。当他的评《水浒》的谈话发下去后，他也看到，除了“四人帮”十分积极之外，全党反响普遍较冷淡，特别是实际工作部门，一直在抓业务工作，根本不搞评《水浒》。由此他考虑到，目前再人为地搞一场运动，是很不适当的。而此时江青的表演也确实拙劣，引起了党内许多干部的反感。再通过“四人帮”这些人搞评《水浒》，会激起更大的矛盾。于是，毛泽东适时收手，他只把评《水浒》限制在一定的时间和范围。正是从这一考虑出发，毛泽东才对邓小平、华国锋讲了上述那些话。

    毛泽东此话一发，自然影响全党。一场眼看就要被“四人帮”掀起的全国性的评《水浒》运动逐渐淡化下来，直到最后无声无息。这样，从8月15日毛泽东发表评《水浒》的讲话起，到9月下旬毛泽东先后和邓小平、华国锋谈话止，“四人帮”所极力搞的评《水浒》，实际上只搞了40多天就冷落下来。此后，各地报刊的评《水浒》文章，转到了侧重于古典文学评论方面，而“四人帮”对评论古典文学是不感兴趣的，于是，评《水浒》就不了了之了。

    毛远新多次对毛泽东说邓小平搞整顿是否定“文化大革命”

    毛远新是毛泽民的儿子。由于毛泽民是在新疆牺牲的，当1975年9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举办庆祝建区20周年的活动时，特意请已任辽宁省委书记、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沈阳军区政委的毛远新去新疆参加庆祝活动。9月27日，毛远新从辽宁赴新疆的途中路过北京，去见毛泽东。毛泽东见到毛远新，想起了毛泽民，对毛远新倍感亲切。毛泽东认为，毛远新在“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参加造反，在“文化大革命”中“经受了锻炼”，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发展起来的干部，在“政治”上会是很“成熟”的。毛泽东在与毛远新的谈话中果然感到，毛远新“成熟”了。他有地方工作“经验”，谈话中对“政治问题”有自己的见解，毛泽东对此很高兴。毛泽东原来就比较喜欢毛远新，现在更加喜欢毛远新了。毛泽东这时有一个打算，就是打算把毛远新留在北京，留在他身边。这一段时间，毛泽东正对邓小平领导的整顿产生许多怀疑。本来，毛泽东是支持整顿的，但邓小平在领导整顿的过程中，通过实际工作，纠正了一些“文化大革命”中过“左”的东西，由此，毛泽东怀疑邓小平是要否定“文化大革命”，而他是不允许否定“文化大革命”的。他认为“文化大革命”是他一生中所做的两件事情之一（一件是打败蒋介石、日本帝国主义，一件是发动“文化大革命”―笔者注）。但毛泽东长期卧病在床，对实际情况不太了解，更不了解下边对邓小平实际工作情况的看法。他认为，毛远新长期在基层工作，对基层干部、群众的想法很了解。于是，毛泽东与毛远新谈话的话题，自然转到了当前人们对“文化大革命”到底怎么看的问题上来。毛远新对毛泽东说：“自己感到社会上有股风，就是对文化大革命怎么看，是肯定还是否定，成绩是七个指头还是错误是七个指头，有分歧。”这股风“似乎比七二年批极左还凶些。”毛泽东问：这股风来自哪里？毛远新回答说：我认为来自中央。我很注意小平同志的讲话，我感到一个问题，他很少讲文化大革命的成绩，很少提批判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我担心中央，怕出反复。毛泽东问：你担心中央出反复？毛远新回答说：75年国务院开务虚会，辽宁省有两个人参加，他们把讲话稿带回去，我看了，觉得国务院几个副总理讲话有些问题。特别是中央75年4号文件（指《中共中央批转1975年国民经济计划的通知》，此件经过毛泽东圈阅同意后下发――笔者注）发下去以后，群众反映很多。有人找我说，形势刚好，社员积极性也起来了，看了4号文件不理解，有情绪，还问主席知道不知道。毛远新的话使毛泽东陷入了深思。他认为毛远新的话是客观真实的。毛远新工作在基层，了解实际情况，了解群众情绪，而且毛远新与邓小平没有任何历史恩怨关系，对邓小平没有个人成见，因此，他说的话，是对的。毛泽东听信了毛远新的话。

    由于毛泽东听信了毛远新的话，对邓小平日益产生不满。这种不满，通过他处理两封信表现了出来。

    原来，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刘冰在工作中与清华大学党委书记迟群、党委副书记谢敬宜发生了矛盾。刘冰是老干部，而迟群、谢敬宜是通过参加“文化大革命”起家的。刘冰对迟群、谢敬宜在清华大学搞的“左”的那一套做法十分不满，对迟、谢二人的工作作风和思想作风也看不惯。久而久之，产生了矛盾。这些矛盾发展到了不可开交的地步。于是，刘冰和另外两个副书记直接向毛泽东写信，反映迟、谢二人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中存在的问题。由于迟群是“四人帮”的亲信，谢敬宜是毛泽东直接从身边派出去参加“文化大革命”的，二人都是有特殊背景的人物，所以，刘冰等人把写给毛泽东的反映二人问题的信，通过邓小平转给毛泽东。邓小平收到刘冰等人的信后，认为信中说得有理，就把他们的信转给毛泽东了。刘冰等人共给毛泽东写了两封信，都是通过邓小平转的。第一封信是1975年8月间写的，毛泽东看了刘冰等人写的这封信，心中不悦，但没有说什么，指着放文件的柜子对秘书说：“先放着。”刘冰等人没有得到回音，就又在当年的10月间给毛泽东写了第二封信，这封信也是通过邓小平转的。毛泽东看了刘冰等人的第二封信，又把刘冰等人的第一封信找出来重新看了一遍。他对刘冰更加不满，并由对刘冰的不满转而对邓小平不满。他对邓小平不满，出于两条，一条是邓小平转了刘冰等人的信，另一条是刘冰等人的信中，有对“文化大革命”不满的情绪。他认为，刘冰等人是代表对“文化大革命”不满意的那些人的意见的，而邓小平转刘冰的信，就是表明他也是对“文化大革命”不满的。联系毛远新对他说的话，他认定邓小平确实是那些否定“文化大革命”的人们在中央内部的代表。10月19日，毛泽东在会见外宾后，把陪同会见的李先念、汪东兴留下谈话，直接表示了对邓小平的不满。他说：“现在有一股风，说我批了江青。批是批了，但江青不觉悟。清华大学刘冰等人来信告迟群和小谢。我看信的动机不纯，想打倒迟群和小谢。他们信中的矛头是对着我的。迟群是反革命吗？有错误，批评是要批评的。批评就要打倒，一棍子打死？小谢是带三万工人进清华大学的。迟群我还不认识哩。”毛泽东接着针对邓小平说，“我在北京，写信为什么不直接写给我，还要经小平转。你们告诉小平注意，不要上当。小平偏袒刘冰。你们六人（小平、先念、东兴、吴德、小谢、迟群）先开会研究处理。此两封信（指刘冰等同年8月和10月的两次来信）印发中央政治局在京各同志。清华大学可以辩论，出大字报。”（1975年10月19日毛泽东同李先念、汪东兴的谈话记录）

    随后，李先念、汪东兴把毛泽东19日谈话的内容向邓小平做了传达。邓小平敏锐地预感到，他与毛泽东在对待“文化大革命”问题上的分歧已经不可避免，毛泽东对自己已经有了成见，他将面临一场新的政治风暴，而这场政治风暴，对自己是不利的。但邓小平通过这些年的实际生活，已经形成了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固定认识，他对这种认识是不会改变的，是要坚持到底的。为了坚持自己的认识，他不怕失去任何东西，正如他自己说的：不怕第二次被打倒。他毅然决定，把毛泽东19日的谈话，传达给中央政治局全体成员，由政治局去讨论。23日，邓小平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传达了毛泽东19日的谈话，并决定，按毛泽东的意见，召开清华大学党委扩大会议传达讨论。27日，邓小平、李先念、吴德、汪东兴联名给毛泽东写信提出：“传达时，其中主席对小平、江青同志批评的内容，建议不传达。”毛泽东批示“同意”。

    1975年10月10日，毛远新回到北京。此时，毛泽东已经决定把毛远新留下当联络员。毛泽东的这一决定已经向政治局通报了。毛远新从此就留在了中南海，住在怡年堂后边的一个小院里。

    毛远新留在北京当联络员后，一开始还很谦虚。对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等老同志很尊重。但由于毛远新的身份特殊（是毛泽东的侄子），工作特殊（当毛泽东与中央政治局之间的联络员），别人对他也高看一眼，特别是他等于是代毛泽东参加政治局会议的，他在政治局会议上，传达的是毛泽东的意见，因此，他似乎是毛泽东的代言人。因此毛远新逐渐自以为了不起了。尤其是，他是靠在“文化大革命”中造反起家的，在思想上是“左”的，与江青他们一致。因此，自然与“四人帮”搞在一起，对“文化大革命”也是肯定的。在这一点上，他与邓小平是对立的。二人之间虽然此时还没有发生争吵，毛远新在政治局也没有表决权，但毛远新对邓小平是有成见的。因此，毛远新在向毛泽东汇报时，也经常讲邓小平的坏话。

    11月2日，毛远新在又一次向毛泽东汇报时谈到，邓小平从不谈“文化大革命”，实际上是对“文化大革命”不满意，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的路线不对。毛泽东听后，决心把他和邓小平之间的分歧挑开，让毛远新出面以召开会议的方式“帮助”邓小平。

    毛泽东此时还是希望邓小平能承认“文化大革命”正确，在认识上和他保持一致，这样，既可肯定“文化大革命”，又能发挥邓小平的才干，让他继续领导国务院工作，把经济搞上去。因此，他不采取开政治局会议的办法，而是采取指定几个人开会，以及逐步扩大几个人开会的办法，“帮助”邓小平。毛泽东还考虑到，开政治局会议，江青等人会借机做文章，那样的话，在政治局会议上就会发生争吵，对邓小平也不利，因此他指示毛远新，扩大的“帮助”邓小平的会议，不要江青参加，会议的情况也不要告诉江青，“对江青，什么也不要讲。”开会时，邓小平坚定自己的立场、观点。他坚决不承认“文化大革命”对，只是说自己主持中央工作时，在一些具体工作中有缺点和错误，但在路线上没有错，是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办的，把生产搞上去没有错，安定团结没有错。邓小平还表示，自己愿意写书面检查。会后，邓小平写出书面检查，交给毛远新转给毛泽东。但邓小平的书面检查，也只检讨具体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不谈“文化大革命”问题。

    “扩大”的“帮助”邓小平的会议之后，毛远新向毛泽东汇报会议情况。毛泽东听了毛远新的汇报，又听工作人员读了邓小平的书面检查，很不高兴。他认为，对邓小平批还是要批的，但不应一棍子打死，邓小平“还是人民内部矛盾，引导得好，可以不走到对抗方面去”。

    当毛远新问道：对邓小平要求解除他担负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之责任如何处理时，毛泽东思考了一下，说：“小平工作问题以后再议。我意可以减少工作，但不脱离工作，即不应一棍子打死。”（1976年1月21日毛泽东同毛远新的谈话记录）毛泽东的这个话的意思很明确，就是同意邓小平不再主持中央的日常工作了，这也意味着不让邓小平接周恩来的班任国务院总理了，但对他的现任职务暂时不动，同时继续批评他，“帮助”他“提高认识”，等待他转过来。

    毛泽东指示毛远新：把问题拿到政治局会议上去解决。但是，这次政治局会议也没有达到毛泽东的期望。会上，大多数人不发言，邓小平本人更是不谈“文化大革命”正确，他还是重复原来所说的，在具体工作中有缺点和错误，但没有路线错误。邓小平表示，还可以再写一篇书面检查。邓小平写出的这份书面检查，仍然同上次的差不多。毛泽东听毛远新汇报了政治局会议情况，又听工作人员读了邓小平的第二次书面检查，对邓小平十分不满。他决定，发动一场“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同时决定，在发动这场运动之前，开一次“打招呼”会议，向那些对“文化大革命”有抵触、有“右倾翻案”问题的领导干部“打招呼”。

    毛泽东做出开“打招呼”会议的决定，是因为他吸取了“文化大革命”发动前没有向广大干部“打招呼”以致许多领导干部被打倒的教训。他做出这个决定后，亲笔写了一个“关于打招呼问题”的批语，他写道：“过去（指“文化大革命”发动前――笔者注）只有河南同百分之八十的县委书记打了招呼，所以没有受冲击。在多数人身上复杂一点。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遑论魏晋。要估计这种情况。一些老同志打了招呼，如周荣鑫、李昌、胡耀邦、胡（指胡乔木――笔者注）、刘冰、李井泉等几十人也要打招呼。”

    一开始，毛泽东还是想把事情限制在一定范围。他提出：在开“打招呼”会议之前，让邓小平主持开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这次政治局会议要形成一个肯定“文化大革命”的文件。毛远新向邓小平转达了毛泽东的意见，邓小平接过毛泽东的话婉言拒绝说：我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遑论魏晋，由我主持开这样的会不适宜。毛远新向毛泽东汇报了邓小平说的这些话，毛泽东当然很不高兴。毛泽东决定，“打招呼”会议扩大范围，让一百多人都要参加“打招呼”会议。他让邓小平拟一个参加“打招呼”会议的人员名单，并且让邓小平主持“打招呼”会议。这两件事，都是邓小平不愿意做的。拟定参加“打招呼”会议的人员名单，实际上是让邓小平认定哪些人有“右倾翻案”问题；主持“打招呼”会议，实际上是让邓小平主持解决自己“问题”的会议，但在当时邓小平已经婉言拒绝让他主持政治局会议形成肯定“文化大革命”的文件的情况下，他对这两件事不好再推辞，不得不同意做这两件事。

    11月21日，邓小平给毛泽东写了一个报告，由毛远新转交给毛泽东。报告说：“遵照主席指示，向一些同志打个招呼，免犯错误。现拟了一个一百三十六人的名单，并拟了一个打招呼的谈话要点，都是由政治局会议讨论修改了的。现送上，请审阅批示。打招呼的方法是，把大家召集到一块谈，政治局同志都出席。政治局商量，准备把谈话要点发给各大军区司令员和政委以及省市委第一书记，也给他们打个招呼。此点也请主席批准。”邓小平还在这个报告的后面附上了“打招呼”谈话要点。这个要点中，按毛泽东的意见提到：毛主席对刘冰等人的来信很重视，认为这是当前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是一股右倾翻案风。毛泽东听工作人员读了邓小平的报告和谈话要点后，在邓小平的报告上批道：“很好。但不仅只是老同志，要有中年、青年各一人同听同议，如此次十七人会议那样。即也要对青年人打招呼，否则青年人也会犯错误。请政治局再议一次，或者分两次开，或者先分后合。”毛泽东的这个批示，由邓小平在政治局会议上做了传达。毛泽东写完这个批示的第三天，又考虑到，有青年人参加（即让造反派参加--笔者注）“打招呼”会议，不太合适，这些人参加会议，就会对其他人大批特批，反而会把事情搞复杂了。于是，毛泽东写信给邓小平说：“还是先给老同志打招呼，青年问题暂缓。”

    11月24日，中央开“打招呼”会议。邓小平主持了“打招呼”会议，并在会上宣读了“打招呼”的《讲话要点》，余下他再不说什么话。参加“打招呼”会议的人大多数不表态，少数表态的人，也只说些无关紧要的话。这种情况，与前些日子中央开的几次会一样，没有出现毛泽东所期待的结果，毛泽东肯定不会满意。由此，邓小平预感到，一场大的政治风暴即将来临。因此，邓小平在这次会上表情严肃、坚毅，一句话也不说。参加会议的张震对他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你要多保重。”邓小平听了，也只是点了点头。

    果然如同邓小平所预料的，毛泽东对“打招呼”会议的结果十分不满意。他决心在全国范围发动一场“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1975年11月26日，中共中央下发关于在全国开展“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文件，一场政治运动又在中国大地上开展起来。

    邓小平成了批判对象，“四五运动”后，被再次打倒

    正是在这场政治运动中，邓小平成了斗争对象。在运动开始之后，邓小平就不再参加中央政治局会议了，实际上是处于闲置状态。

    邓小平处于闲置状态后，便不再露面了，这引起了全国人民的关注。关于邓小平被批判的消息很快就在全国干部、群众中传开了。而且，大家心里都清楚，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就是针对邓小平的，邓小平就是被“四人帮”搞掉的。在公开场合，人们虽然嘴上不说什么，但心中积压着的对“四人帮”的愤怒和不满与日俱增。但是，一场大规模群众运动正在酝酿，而其导火索，是周恩来逝世后广大群众悼念周恩来的活动被“四人帮”干扰和破坏。

    1976年1月8日，敬爱的周恩来总理逝世。广大人民群众沉浸在悲痛之中。人们以各种形式，自发地悼念周总理。但是，“四人帮”对人们悼念周总理的活动恨之入骨。不仅如此，他们还采取种种手段，影射、攻击周总理。这引起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反抗。1976年3月初，上海的《文汇报》在发表领袖对雷锋的题词时，却不发表周恩来对雷锋的题词，并且，《文汇报》还在一篇文章中影射周恩来说，“那个最大的走资派把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扶上了台。”“四人帮”搞的这些把戏，蒙不住群众的眼睛，人们认清了“四人帮”的嘴脸后，产生了极大愤怒情绪。1976年3月，南京发生了大规模的悼念周恩来、反对“四人帮”的群众运动。这场群众运动很快就波及全国，全国许多城市都发生了悼念周恩来、反对“四人帮”的群众运动，并且发展到了北京。

    当全国各地发生悼念周恩来、拥护邓小平、反对“四人帮”的群众运动时，躺在病床上的毛泽东，对事情的起因、性质、具体情况，并不十分了解，他全靠听毛远新的汇报来了解情况，依据毛远新的汇报来判断是非曲直，这给了毛远新以可趁之机。

    1976年4月1日，当南京悼念周恩来、拥护邓小平、反对“四人帮”的群众运动影响到北京，1976年4月4日，天安门广场爆发了以悼念周恩来、拥护邓小平、反对“四人帮”的伟大群众运动。当天，政治局在人民大会堂紧急开会，讨论天安门出现的问题。老干部叶剑英、李先念等仍然没有出席这次会议。邓小平已经被排除在政治局会议之外，自然也没有参加。其他参加会议的多数人，也不表态。只有“四人帮”在那里叫嚷着。江青又哭又闹，手里拿着一根棍子，在那里比划着，王洪文上窜下跳，坐立不安，张春桥在那里阴沉着脸，姚文元不时走到窗前向外张望。他们提出这是反革命事件，要镇压。但多数政治局成员只是议论具体情况和事情过程，并不讲定性的话。“四人帮”见此种情况，就一个接一个地发言。他们有的说，“这是坏人又跳了出来”，有的说“这是直接攻击主席”，有的说，天安门上的群众是在“造谣”，“是反动的”，还说，“看来这次是一个有计划的行动”。张春桥和江青共同的意见是：“邓小平从一九七四年到一九七五年做了大量的舆论准备，”“这件事是邓小平搞了很长时间准备形成的。”“是党内走资派把矛头直接指向主席的。”“是反革命搞的事件。”“四人帮”在政治局紧急会议上的这些议论，并不能代表政治局全体成员的共同意见，更不是政治局做出的决定。然而，毛远新却妙笔生花，把“四人帮”的言论当作政治局全体一致的意见，把他们的个别话语，当作政治局已经定性的结论意见。

    毛泽东听工作人员读了毛远新的报告后，表示：“一、首都，二、天安门，三、烧、打。性质变了。”（1976年4月7日毛泽东听取毛远新关于天安门事件情况汇报时的谈话，引自毛远新笔记）毛泽东还根据毛远新报告中做出的判断，建议政治局做出决定：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

    邓小平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是他领导的整顿在当时被完全打断的标志。

    邓小平领导的整顿，虽然由于邓小平的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而被迫中断，但是整顿所造成的影响是巨大的。在这些影响中，最根本的，是它引起人们思考，启发人们醒悟，认识到了“文化大革命”的错误，认清了“四人帮”的本质，由此奠定了粉碎“四人帮”，结束“文化大革命”的群众基础。

链接：

党史纪实：邓小平进入中央领导核心后的整顿风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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