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澜网络待遇:邱芝：俄罗斯权威主义政治探析

邱芝：俄罗斯权威主义政治探析

　　权威主义政治是介于极权政治与民主政治之间的一种过渡政治形式，它一般生长在政治多元化的转型社会，由一个集权的行政机构强加在政治之上，主张用强大的政府力量维持社会秩序、促进经济发展，具有浓厚的实用主义取向。俄罗斯政治发展在经历自由民主的挫败后，人们便开始转向历史传统，希望通过政治权威来摆脱现实困境，使其演进过程中呈现出权威主义色彩越来越浓厚、权威主义导向越来越明晰的特征。叶利钦中后期、普京时期、梅德韦杰夫时期的执政作为都凸显着俄罗斯政治发展权威主义的基本特点。当前，权威主义政治已成为与俄转型时期社会发展相适应的治国模式。

　　一、权威主义导向的俄罗斯政治变迁

　　1.叶利钦时期权威主义政治架构的初步形成

　　基于对西方民主政治的浪漫理想和现实政治的彻底否定，独立后的俄罗斯实行了激进的民主化改革，政治上迅速确立了西方式的民主政治体制。然而，西方式的民主政治并没有在俄罗斯大地生根开花，反而使俄罗斯陷入严重的困境：政治持续动荡不安、经济形势急剧恶化、人民生活水平严重下降、社会危机不断。残酷的现实使俄罗斯人短暂的民主之梦破灭了。这样，以对内实行整顿秩序、对外维护俄罗斯利益为特征的权威主义成为一种最现实的选择。1993年的“十月事件”，叶利钦通过武力解决议会反对派后，强行通过了一部打上叶利钦烙印的宪法，为结束国家政治的“真空状态”、恢复国家的法律秩序打下了基础。1996年，叶利钦以直接民选方式产生的第一位总统的身份荣登权力之巅，意味着由宪法所保护的、以总统为主导地位的政治权力构架初步形成。在俄罗斯，权威主义政治最突出的特征是“超级总统制”。它突出反映了俄罗斯权威主义政治构架和权力运作方面的集权特征。纵观叶利钦中后期的俄罗斯政治发展，权威主义色彩日益浓重起来。1998年后，叶利钦走马灯式地频繁更换政府总理，更是权威主义的显例。应该肯定的是，叶利钦时代后期的政治发展，体现了合理化、有序化和制度化倾向。然而，俄罗斯的民族信念、国家权威和社会法律秩序并没有得到真正恢复。

　　2.普京时期权威主义政治的最终确立

　　2000年，普京走上了俄罗斯政治舞台的中心。面对着严峻的民族生存危机，突出法制、秩序和国家观念，强化国家权威，是普京任总统后的中心任务。普京指出，“有着强大权力的国家对于俄罗斯人来说不是什么不正常的事，不是一件要去反对的事；恰恰相反，它是秩序的源头和保障，是任何变革的倡导者和主要推动力。”[1]基于此，普京不断强化中央作用和国家权威，大力推进一系列政治改革：调整联邦关系，加强中央权力；推动政党制度发展，培育扶持政权党；严厉打击分裂势力，维护国家主权；打击寡头势力，结束寡头政治；加强对新闻媒体的控制，影响社会舆论导向等。在八年的总统任期内，普京通过不断强化中央作用和国家权威，构建了以总统为中心的垂直权力体系，真正建立了权威主义政治，结束了过去几年的政局混乱状态，使危机深重、百废待兴的俄罗斯走上了发展的轨道。

　　3.权威主义政治在梅普时期的延续

　　当前俄罗斯政治出现了一些新特点，但并没有发生实质性、根本性的变化。权威主义政治在梅普时期仍将得以延续。首先，“超级总统制”是俄罗斯权威主义政治的核心和支柱。只要“超级总统制”的权力架构不变，俄罗斯政治的权威主义色彩就不会褪色。而事实上，俄罗斯的权力核心——“梅普组合”都对强势总统制高度认同。普京明确表示：“从未来中期发展来看，俄罗斯需要的是强有力的总统政权。其他的形式我无法想象。”[2]梅德韦杰夫也指出：“为了保持统一，在未来数十年，甚至数百年，俄罗斯必须保持总统制。”[3]2008年底，俄罗斯将总统任期从四年延长至六年。延长总统任期，实际上就是为了强化总统制在俄罗斯社会政治、经济生活中的核心作用。其次，俄罗斯民众在经历了十年的混乱和衰退，又经历了八年的稳定与发展的强烈对比下，对西方所鼓吹的民主政治有强烈的反感，对权威主义政治普遍持认同与肯定的态度。俄罗斯民众坚信：自由民主、无序民主并不适合俄罗斯的国情，俄罗斯应实行一种有领导的、有秩序的、有权威的“可控民主”，即权威主义政治。最后，梅德韦杰夫执政后仍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如：效率低下与腐败严重的官僚体制问题、北约持续对俄战略空间的挤压、受金融危机冲击的经济等。面对更加严峻和棘手的国内外安全和经济形势，梅德韦杰夫必须采取强硬与果断措施，继续沿用普京式的权威政治治国方略，对内强调稳定与秩序，对外强调民族主义与大国形象，真正实现俄罗斯的强国与富民。

　　二、俄罗斯权威主义政治形成的契机与条件

　　权威主义政治在俄罗斯的生成不是偶然的，而是历史文化、经济、政治与国际等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它们为权威主义在俄罗斯的形成提供了契机与条件。

　　1.权威主义的历史传统潜在而持久的影响

　　任何国家的发展都逃脱不了历史文化因素潜在而持久的影响。在构成俄罗斯历史文化传统的各种要素中，权威主义的传统反映了俄罗斯的基本性质。权威主义在俄罗斯有着悠久的历史渊源。自16世纪中期伊凡四世自称沙皇时起，俄罗斯开始形成中央集权的国家。这种沙皇封建专制制度统治俄罗斯长达300多年。1861年废除农奴制的改革又是一次自上而下的、很不彻底的改革，资本主义民主未得到充分发展。到了社会主义时期，苏联建立的仍然是一种以集权为基本特征的制度。可以说，在俄罗斯的历史上，政权及其活动是主导力量，权力始终掌握在最高领导人（沙皇、总书记）的手中，国家权威一直是俄罗斯社会发展的主导力量，是其历史的神圣遗产。千百年来，权威主义虽在形式上有所变异，然而实质上的中央集权思想却始终为人们所信守，中央权威一直被人们当成是社会秩序的源头和国家强盛的希望所在。普京曾强调，俄罗斯自建立伊始就是一个超级中央集权国家，这一点已深深地根植于俄罗斯的遗传密码、传统及其民众的思想之中。这样，权威主义的历史文化传统，公众性的崇尚权威、顺从强权的心理倾向，再加上俄罗斯民族的民族意识和大国心态，使俄罗斯人在困难时期普遍希望“铁腕人物”的问世，来平衡自身的心理恐慌与失衡，来拯救俄罗斯国家的命运。因此，权威主义的传统成就了俄罗斯“超级总统”宪政结构的确立，并为权威主义政治的建构奠定了民众心理与文化方面的基础。

　　2.严重的经济危机的直接促动

　　俄罗斯权威主义政治的产生，无疑有着经济方面的深刻根源。俄罗斯独立之初民众之所以企望西方民主制度，是因为他们常常将“民主与生活富足”联系起来。可是，经济转轨的失败大大损害了民主以及民主派的声誉，并打破了民众对西方民主的幻想。俄罗斯历史学家写道：“在共产党时期人们很不好过，以为在民主下将会好些。然而人们明白了，事情并非如此。虽然自由多了些，但生活更困难了。”[4]在这种情形下，人们希望放弃“休克疗法”式的自由市场经济改革，加强宏观调控，维护经济秩序，这就在经济上产生了对权威政治的某种需求。正是在此宏观经济背景下，叶利钦才确立了以总统集权制为核心的权威政治构架。正如亨廷顿所指出的，“能够加剧社会冲突的经济危机或经济崩溃，提高了只能由威权政府提出的解决方法的受欢迎程度。”[5]叶利钦时期的权威主义政治只是初步架构起来，并没有真正发挥其促进经济增长的功效。相关资料显示，20世纪90年代以来，俄罗斯GDP下降了56%。在严峻的经济形势下，复兴经济成为普京执政后所面临的最紧迫、最艰巨的任务。在此情况下，普京强化权威已经成了理所当然的选择。普京强化权威主义政治结构后，俄罗斯出现了稳定的社会形势，从而为经济增长提供了一个有利的环境。

　　3.政治稳定现实而急迫的要求

　　几乎所有的现代化理论都指出，政治稳定对于一个国家的现代化是至关重要的、必不可少的前提条件，而社会转型过程中的这种稳定往往必须由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和政治体系的公共权威来提供。尽管这种权威在社会和制度转型过程中很有可能会流失甚至丧失殆尽，其后果，要么是不稳定、无政府主义、国家和社会的解体，要么是新的权威产生新的秩序。这一规律被称为现代化的“铁律”。在转型过程中，俄罗斯的政治系统没有权威性、秩序性，没有发挥对社会有效调控的功能，导致社会动荡不安。在残酷的事实面前，俄罗斯的广大民众认识到稳定的意义，要求加强国家权威和恢复社会秩序，以实现整个社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稳定。应当说，权威主义政治是在传统政体与价值规范瓦解而新的法理型规范体系尚未确定的情况下的重要权威形式。这种权威形式有力地抑制了转型时期出现的价值失范和社会冲突的发展，使自身成为社会认同与国家凝聚力的根本依托，有利于社会政治秩序的稳定，进而推动经济的发展。在俄罗斯当时的社会条件下，特别是在经济和政治体制转轨这个激烈动荡的过程中，权威主义政治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加强国家宏观调控、稳定社会秩序和迎合民众心理需要的积极作用。

　　4.国际地位的衰落强烈而有力的刺激

　　独立后的俄罗斯实行了激进的西式化民主改革，奉行“一边倒”的亲西方外交政策。然而，俄罗斯融入西方的政策，并没能消除西方国家对俄罗斯的担忧与疑虑。西方大国对俄罗斯不仅口惠而实不至，而且加紧对俄进行战略遏制，尽可能地挤压俄的战略空间，防止俄再度崛起。俄罗斯在一味乞求和退让中沦为“超级乞丐大国”、“国际社会二等公民”和“西方大国的小伙伴”。俄罗斯国际地位的衰落使俄罗斯的民族尊严受到极大伤害，并激发了俄罗斯人历史上形成的大国情结。广大民众迫切要求加强国家权威，使国家摆脱经济和社会的窘境，进而维护俄罗斯在国际事务中的强国地位。权威主义政治集中反映了俄罗斯人对由一位铁腕人物来领导建立一个“强大的国家”的期盼。

　　三、俄罗斯权威主义政治的合法性与有效性

　　普京将民主自由价值观与俄罗斯传统的国家主义、爱国主义和集体主义等价值观进行了有效的嫁接，实行强总统、小政府和弱议会的权威主义治国模式，是一种与俄转型时期社会发展相适应的政治结构模式，它在俄罗斯发挥着其在转型社会中应有的合法性与有效性。

　　1.合法政治具备合法基础

　　任何政治系统，若具有能力形成并维护一种使其成员确信现行政治制度对于该社会最为适当的信念，则具有统治的合法性。一般来说，政治合法性程度越高，政治权力的效能就越大。政治合法性可以从是否具备理念基础、规则基础和有效性基础来衡量。这三大基础相辅相成，共同为政治体系奠定合法性基础。事实证明，权威主义政治在俄罗斯具有坚实的理念基础、规则基础和有效性基础。俄罗斯政治文化中的权威主义传统、“俄罗斯新思想”、“主权民主”思想等，都充分发挥着它们在合法化过程中的教化功能，促进民众形成权威主义政治合法性的信仰、信念。在宪政制度的约束下，拥有宪法所赋予的巨大权力的总统，在政治生活中能够按照一定的规则和程序，制定法律，遵循法律，使权威主义政治合法性更多地建立在规则、法理的轨道之上。在权威主义的俄罗斯国家内部，政权的合法性更多地是建立在有效性基础之上。虽然一切政权都有追求自身合法性的内在需求，但由于权威主义政治的特殊性质，更要通过经济发展的绩效来提高其政治合法性。俄罗斯的实践证明，在社会转型时期，权威主义政治比西方式的自由民主更能维护社会的稳定，从而也更能促进经济的发展。这是权威主义获得高度合法性的重要原因。

　　2.有效政治推动有效发展

　　在西方发达国家现代化的历史上，权威主义政治主导国家的经济与社会发展，极大地促进了现代化进程，发挥过重要的作用，具有有效性。在俄罗斯，符合其国情与民意的权威主义政治同样发挥着有效性。可以说，俄罗斯从本国实际出发，结合现代化和民主化的基本规律，走出了一条有效政治推动有效发展的道路。就政治稳定而言，在普京时期，俄罗斯度过了转轨动荡期，实现了“由乱到治”的过渡。对于经历过20世纪90年代痛苦时期的俄罗斯人而言，普京带给他们最重要的变化就是稳定。俄罗斯的实践再一次证明，在俄罗斯转型时期，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和政治体系的公共权威，对实现整个社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稳定有着重要意义。就经济发展而言，俄罗斯的实践又给了权威政体在一定时期内比民主政治更能促进经济发展的又一例证。事实表明，普京权威式的可控经济模式取得很大成功：俄罗斯实现了连续八年GDP以6.5%—7%的高速增长；1999年，俄罗斯人均GDP只有1700多美元，2007年已接近9500美元，俄罗斯进入了世界十大经济体的行列。另外，俄罗斯权威主义政治在实现国家稳定、经济快速增长和综合国力提高的同时，也为俄罗斯实现大国复兴提供了政治上的保障，恢复了俄罗斯作为一个有影响力的世界强国所应有的地位。

　　权威主义政治总体上是适应俄罗斯社会迅速变迁过程中对秩序与权威的需求的。但权威主义政治毕竟是非民主的，自身存在着诸多弊端，如排斥大众参与、缺乏相互制衡的机制和政治多元性以及在防止和遏制腐败方面存在局限性，等等。当前，权威主义政治是基于俄罗斯特殊的历史与现实国情的一种过渡性的政治选择。从长期来看，向民主政治转型是其必然的趋向。

　　在权威政治向民主政治转型中，市场经济的发展是其经济基础，民主制度的完善是其制度基础，公众民主意识的增强是社会基础，政治精英的行为与选择是促成转型的催化剂，这些因素缺一不可。在今天的俄罗斯，不可逆转的市场经济转轨为民主政治的推进提供了强大动力；比较稳定的宪法体制秩序已经确立并发挥着其独特作用；民主政治已经是比较现实地获得了广泛支持的政治取向；俄罗斯领导人对民主政治的认可并在行动中不断地对其加以完善，所有这些推动着转型中的俄罗斯正在有条不紊地向民主政治发展。当然，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需要几代俄罗斯人不懈的努力。

　　注释：

　　[1] 《普京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9页。

　　[2] 《普京文集（2002—2008）》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536—537页。

　　[3] 马涛《梅德韦杰夫否俄罗斯搞议会民主，保持总统制》，载于2008年7月4日《东方早报》。

　　[4] ［俄］列·姆列钦《权力的公式——从叶利钦到普京》新华出版社2001年版第369页。

　　[5] ［美］亨廷顿《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354页。

　　［作者单位］江苏省委党校世界经济与政治教研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