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片喝多了会长胖吗:电影《2012》：全球秩序与中国想象

近几年中国电影市场不断刮起风暴，电影常常成为文化事件，带来公共领域话题的热议，比如前几年的《英雄》，到《色•戒》，再到《南京！南京！》，电影成为中国思想领域左中右立场表达的平台，更成为市民茶余饭后的谈资。相对来说，好莱坞影片并不切中中国现实的话题领域，无论是《泰坦尼克号》还是《变形金刚》，高票房与国人思想领域的脉动并无太大关联，然而刚刚下线的美国灾难大片《2012》之成为话题，却实实在在是因为这电影与中国人的思想症结、情感欲求发生了深切的关联。

概括我的观影感觉是：160分钟丝毫没有让我觉得过瘾，反而感觉平淡无奇，故事越到后来越让人失望，节奏拖拖拉拉，甚至让人不厌其烦。这是一部典型的好莱坞大片，迎合最广泛中产阶级的价值观，不放过一切机会表达最稳妥的美国主流意识形态，没有一点僭越和挑战。最大的失望莫过于影片在可以展示人性深处的地方停步不前，最大的郁闷来自于影片安排全球秩序的自以为是和中国形象实际上的“缺席”，然而更深的挫折则来自于国人对大他者认同的谦卑渴望在21世纪依然如此强烈。

人性探索 浅尝辄止

影片以圣经洪水方舟故事为原型，讲述在2012年地球生命面临彻底毁灭，以美国为首的全球八大国家首脑联合密谋方舟拯救计划，各国高级政客、拥有10亿欧元一张船票的全球富豪和必需的科技工作人员这三类人登上方舟，而绝大多数平民在对灾难全不知情的情况下丧生，唯有男主角杰克逊一家人凭借智慧和勇气也登上方舟获救。在看电影前我已了解到这样的情节，因而预期这应该是一部在人性挖掘上有探索的片子。本来，影片故事必然触及生命的价值与平等这样的问题，什么样的人有资格获救？生命是否有优等、低等的区别？如果承认基因有差异，那是谁有权力进行比较和筛选？是选择更聪明的，还是选择更善良的？如果信任每个人的生命是平等的，那么绝对的平等是否会导致人类整体的毁灭？还是应该用抽签选择？人类理性的决断必定是少部分人被选择进来得以获救，这是最理性的计划，那么破坏这一计划的人是善还是恶？该受到褒扬还是谴责？电影在所有这些问题上都浅尝辄止，显然是导演根本不想让影片给观影者带来思想上的挑战、产生对伦理和道德的怀疑，从而牵制由奇观般的特效带来的观影快感或是痛感。

因此，影片伦理态度左右游移，前后矛盾，展现残酷又残酷不到底，歌颂人类之爱又显得那样虚弱。方舟计划是残酷还是理性，两位男主人公是仁慈还是自私？影片不愿深入思考，只循着最表面的逻辑肯定前者。在预知绝对不可避免的灾难将要来临之时，各国政客密谋建造方舟，权力掌握者作为计划的执行人自然把自己纳入方舟人选，除此之外，便是出巨资使方舟得以建成的富豪，而在权力与资本之外的人就被统统放弃。人性之恶在这个计划中体现得淋漓尽致，那个美国白人政客安豪塞就是自私、冷酷的代表。

然而，从另一个角度看，这岂不是人类理性最集中的体现？舍此还有他法吗？方舟计划岂不是人类理性最成功的一次实践？安豪塞说得很清楚：“你要让人类全部毁灭吗？”“没有他们（指富豪），方舟就不可能建成”。面对这样的辩驳，阿德里安每次都哑口无言。他与总统的女儿是导演放置在政客中的良心角色，是影片最认同的价值，他们不停地怀疑计划、同情被抛弃的百姓。但是显然，他们并没有真正试图搅乱计划、告知百姓——他们本有大把的机会宣布真相，因为他们正是既得利益者，他俩谁也没有放弃登船，阿德里安内心的挣扎一点也不深刻真诚。最后当在他的号召下，几国首脑一致同意打开舱门，音乐响起，似乎是人类互爱的本性胜利，但这实在不过是既得利益者的小恩小惠，早些时候他们干嘛了？同时，无所不能的杰克逊带领一家人通过走后门进入方舟机关，结果导致舱门无法关闭，差点使全船性命葬送。实施“最后一分钟营救”的英雄主人公解决了麻烦，舱门得以关闭，通过监控录像看到一切的人们不只为舱门成功关闭欢呼，更为看到杰克逊终于浮出水面而欢呼，人类的互爱精神又一次高昂，似乎大家都忘了正是他的行为导致了恶果。俄罗斯金融寡头和他的儿子，在我看来是影片刻画得最真实生动的人物，为富不仁与爱子情深一点也不矛盾，反而很真实。当两个胖儿子因作为他们家庭司机的杰克逊迟到而不满，登机前回过头来冷漠地说“我们会活，你会死”的时候，冷漠残忍令人心一寒，但是影片显然不愿延续这样的残酷，后来杰克逊一家与他们一路逃难，没有任何铺垫，两家人就变得互帮互助。

最后，船舱中阿德里安与总统的女儿一起念杰克逊书上的句子：“我们只能听到彼此的呼吸，提醒我们还在分享着共同的回忆、希望和想法，直到今天早上，我才明白，不管怎样，我们都是亲如兄弟的一家人。”《2012》彻头彻尾迎合着美国中产阶级价值观，极为“政治正确”，一定要展示人类互爱战胜自私，维护家庭观念，孩子、爱情。影片最后的段落实在暴露了导演光明尾巴的意图，当幸存的人们走出舱门，迎接他们的是那样温暖的金色阳光，丝毫没有灾难的痕迹，无论在海面上，还是在人们的笑脸上——在那海面上本该飘着人类同胞的尸体，在这些活着的丑陋的人心里，本该有良心的拷问。

全球秩序：刻板脸谱与美国中心

人们不难辨别出《2012》与以往的好莱坞灾难片的不同，不再是美国孤胆英雄拯救地球，英雄主人公不再是因为战胜了邪恶势力而使人类得救。这一回，灾难无可避免，没人能够胜利，美国再不能一国制胜，而是全球八大国联合行动、密切合作。好莱坞制作从来都敏锐地响应时事变化，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使得世界经济秩序和政治秩序都在发生变化，一个全球联动的故事显然更符合现实与人心。《2012》在全球范围内票房飘红，实在与其呼应百年一遇的金融海啸这一现实境遇相关。在灾难（既是影片中的环境灾难，也是现实中的经济灾难）面前，人类命运息息关联。

其实好莱坞向来善于讲一个人类的故事，只是此前都是抽象的全人类，而这回则是具体的一个个民族国家的人民组合在一起的具体的人类，是具体的美国人、俄国人、意大利人、中国人在遭受威胁。因此我们看到了具体的每个国家的总统和人民的表现，更看到了影片不遗余力地用特效制造出世界各国人类文明象征物的毁灭，从白宫，到西斯廷大教堂，再到长城和天安门（当然国内放映时被剪掉了）。同时影片更极力贴近现实，美国黑人总统，加州演员州长，德国女总理，都与真实一致。

在具体的对全球国家的铺陈中，《2012》充分展现了一种美国人对于全球秩序的想象，这种想象看似突破了传统的美国英雄主义，实则在对各个国家的位置和功能的有心设计中，凸显的仍是美国中心主义和它对其他国家的刻板印象：

印度科学家很牛、智商很高，最先发现灾难来临，但无力登上方舟；阿拉伯人巨富，而略显神秘，买船票；俄罗斯寡头巨富，买船票，体格肥胖，自私，俄国机器制造业很牛；意大利人虔诚；中国人集体力量强大……

这些着意安排的形象丝毫没有突破人们的惯常理解，依旧是刻板的脸谱，似乎印度人就是头脑聪明而物质和身体贫弱，俄罗斯人肯定是身体强健而头脑和心思都简单，阿拉伯人定然是暴富而野蛮，这些在好莱坞电影中重复了无数次的偏狭面孔在《2012》中完全被照搬。与此相比，欧洲诸国如法国、德国、英国等国家面目倒很模糊，或者更准确说来是统一，那是一个统一的西方文明的面目。

尽管美国孤胆英雄不再奏效，但在这个全球协作的计划中，美国毫无疑问是主导，从影片开场印度科学家发现问题不向自己国家报告，而告知美国地质学家朋友开始，美国就是拯救计划的策划者、实施者、组织者与决定者，乃至到了中国制造的方舟之上，也仍是美国政客和技术人员在决策。即使地壳乾坤大挪移，陆地变海洋，平原变高峰，方舟里幸存的人们中也依然是美国人主导。

中国形象　缺席的在场

根据艺恩娱乐咨询的数据，自从11月13日《2012》全球同步公映，截至到笔者写作本文之时，《2012》在中国上映5周，票房累计4.47亿元，正式成为内地电影历史票房榜的第一，其次是《变形金刚2》（4.30亿），再次是《建国大业》（4.20亿）。《2012》全球吸金7.1亿美元，而中国成为海外市场中票房最高的国家。这样的票房神话，自然同中国电影市场自身的高速发展密切相关。自从大片时代来临，随着中国电影市场的拓展，银幕总数的不断增加，影院观众的养成，这样数字刷新就在不断震惊着人们的心理预期。过亿曾经是不敢想象，如今大导明星大制片的影片已经可以轻言亿元票房。然而为何同样题材的灾难大片在国内票房表现则甚平平，比如同是罗兰•艾莫里奇的《后天》（8235万）？

《2012》对中国人来说显然带有特殊的东西。这部影片属于典型的口碑片，就是在没有铺天盖地的强大宣传攻势的条件下，依靠观影人的口碑传播而使越来越多的人走进影院。这口碑中到底是什么？“中国元素”显然是最突出的东西，所谓“中国拯救世界”，“中国在好莱坞电影中第一次有了正面形象”等等。几乎所有的时事文化周刊都对《2012》做了深度报道，几乎所有的题目都突出了中国在影片中的位置。

我也是在同事的口碑推荐下，带着观看“中国元素”的期待坐到影院中，旁边一对情侣不时指点屏幕寻找中国偶然出现的影子，当标有巨大CHINA字样的地图展开时，全场笑声。然而，我相信任何平心静气的人都会明白地看出，影片根本没有表现“中国拯救世界”，不过是“世界工场”、“中国制造”的现实位置，不过是中国以国家集体主义力量从事一项巨大的制造。不说中国并未参与拯救计划的实施与决策，就连在方舟内，管理、运行、操作层面也没有中国人，显然，中国人做的是底层基础的工作，就像影片中天钦的位置一样。在这里，中国实在是一种“缺席的在场”，看似在场，实则缺席。

而更进一步看，制造方舟的地点选在西藏喜马拉雅的隐秘山谷中，出现的中国人也多为藏族人，说着藏语、一点普通话和英语。西藏一贯作为人类净土的象征，而影片正是把最后的救赎之地放在这里，这是否意味着一种贯有的西方人对自身文明的反思，理想投射在东方、在雪域高原，而实际与平原上的大部分的中国是无关紧要的？在巨浪面前淡定敲钟的喇嘛，显然不过是一种人类普遍精神的显化。

看出这些丝毫不难，问题是为何我们会不由自主地生发联想，把无限的想象投射到影片中？为影片中的“中国元素”奔走相告，实在是中国人自己一厢情愿的“世界想象”。也许是历来好莱坞电影中关于中国的缺席和负面论述，早在1910、1920年代的经典好莱坞电影中，中国人要么是反面人物，要么是供白人猎奇的异族女性形象，由此激励了国人拍摄民族电影的意志。而近距离的，比如在007第一集（1962年）中，大反派诺博士就是个中国人。这些情况使得中国观众迫切地需要，尤其是在“中国崛起”的背景中，从主流好莱坞影片中看到对中国的正面表述。作为一种社会心理结构的，渴望被“美国”这一理想对象承认，并能够参与到美国的“全球事务”之中的需求是多么的迫切——哪怕是“灾难”也好。《2012》的热映似乎真的是因为中国观众乐于在其中看到“中国拯救世界”而获得想象性的满足——所以那些不能被满足的观众或许会认为影片“辱华”，但无论如何，这不过是一种一厢情愿的“单相思”罢了。

从《功夫熊猫》，到《阿童木》，再到《2012》，所谓中国元素不断引发中国人的情感波动，其实影片是否展现了肯定性的中国形象根本就不重要，重要的是为何我们如此关注这一切，如此在意美国好莱坞大片对中国的态度。百余年来创伤性的历史经验一直在中国人的心底，基于创伤而来的民族主义的自负与自卑是一枚硬币的两面，那种寻求认同的谦卑的渴望，并不是大国的健康心态。

作者：唐宏峰，中国艺术研究院青年学者

来源：《中国报道》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