佘宗明：每寸冷漠，都在“碾压”道德

2011年10月17日 03:06
来源：华西都市报 作者：佘宗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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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3日，在佛山黄岐，一面包车将2岁女童撞倒碾压后逃逸，路人无人伸援手，接着第二辆车也从女童身上碾过。18个路人经过，都没救援或报警，直到一名拾荒者发现后将她扶起，呼喊救人。至今，女童还未脱离生命危险。

冷漠，刺痛了人心。在惨案中，司机的凶残、路人的拒救，交织成了面色冷漠的众生相。痛感、悲悯心匮乏，仿佛“人性方向盘”失灵的推土机，横冲直撞，尽情碾压着道德伦理的底线。

灾祸与“冷漠围观”结伴而行，已是当下尴尬的情景。每次“老人倒地无人扶”，都会被作为道德滑坡的“标本”；频仍的“助人为祸”，总能激起“好人难做”的嗟叹。“女童被碾，路人旁观”的悲情场面，不啻为“冷漠流行症”的再度发作。车辆两度碾压，18人无一搭救，冰冷的看客姿态，印证着道德底线下移的喟叹。

若按“人心向善”的道德想象，女童被撞，肇事者当迅即救人，稍减良心上的负罪感，路人也当积极伸手相助。

然而，一切都被反转过来了：司机逃了，路人视若无睹，“敬畏生命”俨然是纸上空谈，少管闲事式的明哲保身，才被奉若信条。对善美信念的放弃，构成了人心的暗区。于是乎，幼小生命，差点毁于车轮下，抑或被集体冷漠葬送，失去了尊严——幸而，拾荒者打破了辛酸局面，慷慨施救，以朴素的悲悯情怀挽住气若游丝的生机。

个体境遇，总是世态的微观映射。女童的突遭劫难，投射了人际关怀的冷暖。不堪想象，当她劫后余生，又怎样遗忘这段刻骨铭心的记忆？她对社会的体认，会不会受到负面影响？

那些围观者，剥离了冷漠的标签，也是普通的民众。他们未尝就不懂，没有人是座孤岛，相互搀扶才能同舟共济；“乐于助人”是传统的人伦美德，漠视生命，会让良知溃散。或许换个语境，他们也会痛斥“铁石心肠”，呼吁人性回归。可一旦轮到自己做“路人甲”，他们就打起酱油，从“审丑”向“示丑”自然地角色切换，原因何在？

究其症结，不过是“行善有风险”，出手不得不谨慎。将道德流失归咎于“世态使然”，是公众一贯的逻辑转化。你看，“彭宇案”殷鉴在前，“做好事遭恶报”，谁还敢冒险救人？理由看似铿锵，其实是伪命题——真正道德，理应跳出物化的代价考量。行善成本，不应是冷漠的通行证。

忽略人性反思，是对个体责任的遮蔽。修女特蕾莎说：“你如果行善事，人们会说你必定是出于自私的隐秘动机，不管怎样，还是要行善事；将你所拥有的最好的东西献给世界，你可能会被反咬一口，不管怎样，还是要把最宝贵的东西献给世界”。道德践履，本该更果敢，超越利弊权衡。

2011年03月12日 16:41
来源：中国青年报 作者：易艳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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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来源：中青在线-中国青年报冰点时评，作者：易艳钢，原题：《我们对坏消息的免疫力正在增强》

总有一些新闻会让人产生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从头看到尾，你会觉得它们其实是旧闻，只不过事件发生地由北京变成了南京，或是主角由张大妈换成了王大婶。江西宜黄钉子户因拆迁而爬上屋顶自焚，很容易让人想起去年那个死去的成都女人唐福珍；江苏新沂一辆宝马车将男童撞倒后碾压致死，不过是再次提醒人们“豪车出没请注意”；而那些颜色鲜亮却让人不寒而栗的小龙虾，也只不过又给我们上了一堂生化课，课程内容是“横纹肌”和“哈夫病”。

新闻媒体似乎天然地更偏爱“坏消息”，甚至以“坏消息就是好消息”为职业信条。现代新闻业面临的一个现实困境是，很多曾经可以拿来做头条的“坏消息”，在今天却很难再引起读者关注。我们似乎从来都不缺这样的新闻，但“坏消息”层出不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就让公众产生了钝感。

何以至此？阈值使然。这跟水的沸点类似，更高的压强推高了水的沸点，100℃已经不能让水沸腾起来；同样，如果今天打开报纸看到在幼儿园疯狂砍人的郑民生，明天打开电视看到正在插播最新的矿难消息，后天上网发现铺天盖地的关于毒奶粉的讨论，我们体认和感知“坏消息”的触发点就在无形中被慢慢推高。

阈值上升，我们的同情心就会变得稀薄，这是最直接的反应。以拆迁为例，在几年前，当“强制拆迁”刚刚闯入我们的视野时，任何一条与之相关的新闻都让人痛心疾首，恨不得将拆迁队的祖先都挨个骂一遍；到后来，强拆似乎成了一件稀松平常的事，甚至连地方都市报都少了它们的位置，直到唐福珍“拆迁自焚”，才让人有了几分痛感。只不过，当越来越多的拆迁户开始将自焚当做最后武器时，“拆迁自焚”终于成了一个很俗的词语。尽管这些拆迁户的命运没有因为媒体报道的日常化而有所改善，但我们对他们的悲悯之心却明显不如从前。

前两天，报道江西宜黄拆迁自焚事件的记者在微博中感慨：“每一次极端事件被报道后，都抬高了同类事件报道的门槛。”实际上，不仅极端事件如此，几乎所有事关“坏消息”的报道概莫能外。当看守所的“非正常死亡”变得跟交通事故一样平常，当拆迁自焚变得和矿难一样频繁，当突发事件的死难者抽象为冷冰冰的数字，当公众摸清了这些“坏新闻”的要素和套路，它们作为新闻的传播性和可读性早已严重缩水，也更难触发公共痛感。

阈值上升，还会让我们更加谙熟社会运行的“潜规则”，变得更为世故。南京“彭宇案”之后，又陆续发生了几起助人为乐反被诬陷的纠纷，这让很多人开始意识到，如果有人跌倒千万不能去搀扶，否则易被讹诈医药费；“彭水诗案”、“灵宝帖案”、“稷山文案”、“高唐网案”之后，很多人知道“因言获罪”并没有退出历史舞台，眼见不平之事最好假装看不见。就这样，我们以世故规避助人为乐的风险，又以沉默纵容坏人作恶，成为这个社会溃败过程中的帮凶。

曾几何时，一群“不明真相”的群众的确以为“围观可以改变中国”。到后来，他们发现这个世界的运行规则并没有因为你的“围观”而改善，一觉醒来，不公平和非正义从未离开，凄惶的现实终于让我们意识到，“围观”也许并不是炸开鸿蒙世界的手榴弹，很多时候只是毫无威慑力的“酱油瓶”。

2011年03月12日 17:01
来源：半月谈 作者：周伟 李兴文 伍晓阳 戴劲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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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来源：《半月谈》2010年第16期，作者：周伟、李兴文、伍晓阳、戴劲松，原题：《官德缺失七大怪现状》，本文有删节。

原文编者按：当前，道德滑坡现象已引起社会各界广泛关注。其中，少数领导干部失德问题尤为突出。有的滥用权力、以权谋私，有的欺上瞒下、报喜不报忧，有的贪图享乐、玩物丧志，有的官气熏天、横行霸道，有的信念丧失、求神拜佛，有的趣味低级、包养情妇……这已成为腐败屡禁不止的重要诱因，不断突破老百姓心理承受的底线。

官德不彰，民风难淳。从古至今，概莫如此。加强官德建设，刻不容缓。要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夯实党的执政根基，必须直面官德缺失之痛，下猛药治沉疴！

近年发生的一系列官员腐败案件，犹如一部连续剧，不断刺激着社会大众的敏感神经。其中折射出的官德缺失现象，已经到了无法容忍的地步。

怪现状之一：趣味低级，生活腐化

“生活作风”问题一直是领导干部的“高压线”。然而，由于对官员考核大多“唯政绩论英雄”，而对官员“私生活”却缺乏有效监督，以至一些官员流连于声色犬马，包养情人、“二奶”，甚至嫖娼狎妓、共用情妇……

近些年被查的领导干部腐败案件中，生活腐化是一个带有共性的问题。生活腐化的贪官，可列出一大串名单，比如陈良宇、李嘉廷、杜世成、陈绍基、王华元、陈同海、王守业等。据报道，现行婚姻法修改起草专家小组主要负责人巫昌祯教授调查发现，官员腐败60%以上跟包“二奶”有关系，被查处贪官中95%的人有“情妇”。更为严重的是，不少官员对个人生活作风问题几乎麻木不仁，甚至还有一些人对此不以为耻，反以为荣。

记者点评：领导干部作为党和政府的“形象代言人”，生活腐化不仅败坏了自身形象，也损害了政府在百姓中的威信。凡是沉溺于灯红酒绿，又包养情人的，往往都会与腐败结缘。而作为领导干部，他们掌握着公权力，一旦醉心享受，一心思淫欲，就会逐步与其他贪腐势力合流，进而陷入腐败的泥潭。

怪现状之二：滥用权力，法为私器

8月7日，媒体报道了一则来源于最高检察院的消息，内容说最高检订立新规：“今后一段时间内，对于公安机关提请逮捕的诽谤案件，受理的检察院经审查认为属于公诉情形并有逮捕必要的，在作出批捕决定之前应报上一级院审批。”这个看似波澜不惊的消息，实际上透露出诽谤罪批捕将从严审批的信号。有媒体评论指出，这是高层对滥施淫威官员的警告。

在法治社会不断进步的同时，一些官员的法治观念不但没有增强，权力意识却恣意膨胀。近几年，民众因散发短信批评地方领导，或者散发材料检举地方官结果因言获罪的事例不在少数，如重庆的“彭水诗案”、山西的“稷山文案”、河南的“孟州书案”等。

不只是普通民众，一些媒体的记者也遭到某些握有公权力官员的强力“阻截”。前不久，《经济观察报》一名记者因报道某上市公司负面消息，便遭到浙江丽水遂昌县公安局网上通缉，记者所涉嫌的罪名是“损害公司商业信誉罪”。后在各种压力下，遂昌县公安局撤销了决定。更早之前，还曾出现过辽宁西丰县委书记让警察进京抓记者一事。

记者点评：种种荒唐事件的背后，是一些地方政府官员滥用公权力的恣意妄为和无所顾忌。在一些官员的眼里，法律就是他们的私器，谁敢对他们有所批评，就会以公权泄私愤，此中权大于法的错误观念暴露无遗。

怪现状之三：官气熏天，横行霸道

记者点评：有的领导干部常常强调要在作风建设上率先垂范，以身作则，可实际工作作风却骄横霸道，这背后是特权意识在作怪。

怪现状之四：贪婪疯狂，欲壑难填

有的领导干部掌权为己，贪婪无度，从收受礼物发展到大笔受贿、索贿甚至敲诈，最终官德尽丧，落得个身败名裂的下场。江西婺源县原县长杨峰利用职务之便，先后多次收受他人贿赂。杨峰对金钱的贪婪近乎疯狂，开口就向私企老板索要上千万元。他恬不知耻地对客商说：“你在婺源发了财，不对我表示表示是无论如何说不过去的。”陕西神木县原副县长高晓明受贿241万元，一审获刑12年。他在万言悔过书中称，对于送礼的人，由开始的拒绝接受到后来的来者不拒。收受钱财多了，慢慢地就习惯了。

记者点评：当官员对金钱的贪婪演变成一种习惯时，他就不会感觉到贪腐的耻辱与违法的畏惧，这就是官场上的“麻木腐败”。失控的权力会逐步让人麻木，进而在心理上变得心安理得、习以为常，最后欲壑难填。

怪现状之五：胆大妄为，不择手段

有的领导干部听不得反对声音，容不得不同意见，为一己私利，逞一时之气，竟然是非不分，置法律于不顾，动用黑恶势力加害同僚。

今年4月9日，江西省九江市人才市场门口发生一起故意伤害案，九江市人才交流中心主任熊明华在单位门前被几名不明真相人员挥拳殴打致伤，打人者随后驾车扬长而去。令人大跌眼镜的是，该案幕后主使竟是熊明华的顶头上司——九江市委组织部原副部长兼人事局局长王俯耕。因两人工作上存在嫌隙，王俯耕竟指使他人报复下属，酿成这一恶性伤害案件。与其类似的还有黑龙江省鹤岗市交通局原局长白玉库指使杀害继任者。

此外，一些官员为摆脱情妇纠缠进而行凶杀人，也成为舆论关注的热点。前有济南市人大常委会原主任段义和为摆脱情妇纠缠，伙同他人在济南闹市区引爆其情妇驾驶的汽车的血案；后有辽宁凌源市卫生局原副局长吕仲学雇凶买炸弹谋害情妇的惨剧，再有温州瓯海区原区委书记谢再兴杀害情妇并分尸、抛尸……

记者点评：官员雇凶杀人、伤害他人的案件近年时有发生，由此可见，个别领导干部在面对利益时是多么的心狠手辣，而在他们眼中法纪观念又是何等淡薄！

怪现状之六：信念丧失，求神拜佛

不少干部患上了“权力依赖症”——对权力既崇拜，又缺乏安全感；既渴望拥有权力，又害怕失去权力。一些干部甚至认为，人生不过是组织部门的一张纸，风乍起飘向何方，自己无法掌握。为了让仕途顺利，一些干部开始讲风水、寻大师、求神拜佛。这也就不难解释，为何有的地方党政机关要重新修建大门改变朝向，有的地方为了修复“龙脉”而建不能走车行人的“风水桥”，有的地方想把犯官场忌讳的“骆马湖”改成“马上湖”……

国家行政学院综合教研部研究员程萍完成的一项调查显示，在接受调查的900多名县处级公务员中，有半数以上存在相信“相面”、“周公解梦”、“星座预测”和“求签”等迷信现象的情况，对其中一些迷信现象的相信程度相当或高于一般公众。

记者点评：一些党员干部已经丧失了马克思主义信仰，把自己的命运寄托于鬼神。他们忘记了一条基本道理：权力来自于人民，权力是用来为人民服务的。无数事实证明，政绩、前程是干出来的，而非风水先生算出来的。

怪现状之七：欺上瞒下，谎报虚夸

现实中我们经常看到这样的情景：一些干部面对群众的质疑，张口说谎，故意夸大、编造或者隐瞒事实真相。一些急需政绩的干部，将升迁希望寄托在政绩工程和数字游戏中。一些官员出于现实利益考量，欺上瞒下竟然成为他们工作中的一种常规手法、生存秘籍。“官出数字，数字出官”就是这种生态的生动写照。

记者点评：弄虚作假是可怕的，更可怕的是长期公然造假，最可怕的是对造假行为熟视无睹。一个很虚伪、不诚实、喜欢搞些作假的干部，不可能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如果这样的官员多了，必将对整个社会风气造成很大伤害。

2011年03月12日 17:25
来源：资治文摘 作者：李志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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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摘自《资治文摘》2010年第12期，作者：李志起 系北京志起未来营销咨询集团董事长，原题：《诸“门”事件显现中国商业伦理缺失》

“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这也是一个最坏的时代。”

今天的中国乳业市场，正如这句话所形容的。一方面我们看到的是各大乳企业绩年年飘红，国内外各种获奖无数；另一方面这个行业被说成是“烂透了”：从“三聚氰胺事件”到圣元“激素门事件”，再到如今的“陷害门事件”，还有多年前发生的“未晚事件”，每一次事件的爆发都让消费者惊愕不已。

政府监管滞后且缺失

几乎在每一起重大事件中，相关政府部门的“出手”总是迟迟不见，既不能立即出来辟谣发布权威信息，也没有立即宣布查处或叫停相关产品，没有做到防患于未然，更没有总结出前车之鉴，结果事件无论真假，往往给社会民众造成心理上的重创，以致出现“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负面心态。

为什么各种恶性的“门”事件层出不穷？

事件发生后，舆论往往会认为，这是政府监管的滞后和缺失所致。食品安全的重要性怎么强调都不为过，近年来食品行业频频发生三聚氰胺风波，奶粉“早熟”风波等等，无一不在社会上引起轩然大波，但几乎在每一起重大事件中，相关政府部门的“出手”总是迟迟不见，既不能立即出来辟谣发布权威信息，也没有立即宣布查处或叫停相关产品，没有做到防患于未然，更没有总结出前车之鉴，结果事件无论真假，往往给社会民众造成心理上的重创，以致出现“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负面心态。

可以肯定，如果政府监管及时有力，准确有效，坚持从道德面层到法律层面均可追究责任的话，往往会对企业之间的恶性竞争形成相当大的威慑力，从而减少恶意炒作、负面攻击和不正当竞争的可能性。

但在今天的中国，完全指望政府监管到位，就能还中国商业社会一个海晏河清，肯定还不太现实。监管还仅仅是外力的作用，目前的中国商业社会缺乏的是一种自发性的商业道德规范与准则，这就是商业伦理。

无良媒体在助长恶性竞争

当企业都开始重视用媒体来宣传自己时，部分中国媒体的责任感并没有因为其影响力的增大而提高，反而呈现出了一种“权大于责”的局面，于是在缺乏监管的力度下，各种失德的媒体开始层出不穷。

媒体的监督功能缺失可能部分导致这一问题的产生。

弘扬社会正气、强化舆论监督、引导社会热点、通达社情民意，媒体确实应该发挥重要的“软实力”作用，所以媒体才会被誉为“社会的良心”。但这些年来传统媒体由于走向市场化后的生存压力，许多传统媒体已经自动放弃了责任，要么一味为良莠不齐的企业鼓吹代言，要么故意炒作、甚至断章取义地故意放大某些事件，比如将含有微量二恶烷直接说成是“致癌”，以达到耸人听闻的效果。

而新兴的网络媒体、手机媒体等，由于自身尚处在发展和变动的过程中，其生存环境更为混乱和恶劣，以致往往成为了事件的发源地、流言的散布场和攻击的角斗场，“水军”横行，“五毛党”遍地，许多公关公司都把网络营销和“删负面贴”发展成为主要的盈利来源，这甚至成为了行业中的“潜规则”。

当企业都开始重视用媒体来宣传自己时，部分中国媒体的责任感并没有因为其影响力的增大而提高，反而呈现出了一种“权大于责”的局面，于是在缺乏监管的力度下，各种失德的媒体开始层出不穷。在网络媒体、电视媒体上，各种虚假新闻和虚假报道屡见不鲜，某些企业获利，某些企业遭炮轰，某些企业成功打击了竞争对手，某些企业遭竞争对手的诽谤……在这尔虞我诈的背后，隐藏的是一个完全获益的庞大媒体，而这也正是它们更愿意助长恶性竞争的原因。

竞合还只是一种理想

行业无序竞争是导致恶性竞争的直接因素。今天的中国乳业严重缺乏行业自律和行业协商的机制及力量：比如行业组织之间严重不和，比如著名品牌之间常常相互拆台、互不信任。并不是所有的游戏都是零和博弈，并不是自己的幸福都建立在他人的痛苦之上，即使伤害他人也可能“损人不利己”，所以博弈双方存在“双赢”的可能，进而合作，这就是竞合。所有商家的最佳状态肯定是竞合、双赢。

但在目前的中国，竞合还只是一种理想、一种口号而不是现实的原因，还是在于社会环境与社会风气。树欲静而风不止，竞合之路还有很长的距离要走。

商业伦理离我们还有多远

学校教育中，商业伦理几乎是一个空白。即使是商学院，也更多强调战略、经营、管理等，商业伦理仅具有形式象征性。

蒙牛、伊利的这一场波及全民的“运动”，让我想到一个异国的老人，他已经逝世60多年——圣雄甘地。在上一个世纪，面对苦难的印度，他提出毁灭人类的“七宗罪”，其中有一条就是“没有道德的商业”。

近些来，在资本的驱动压力下，中国企业越来来重视规模、利润，却忽略了道德和法律的约束。一味追求速度，而不是“又好又快”，就带来直接的杀伤力。总体来看，我们生活在一个过度商业化的环境里。在这样的环境里，恶的种子开始生根发芽。

如果“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的理念被人嗤之以鼻，如果“人无横财不富，马无夜草不肥”被长记心间，我们看到的就会是一个商业伦理缺失的市场，是一个自生魔鬼的市场。因为我们总是抱持着怀疑论，会用最大的恶意去猜测别人，相信别人心里都住着一个魔鬼，于是自己也会化身魔鬼，而这个魔鬼一旦没有制约，便膨胀得越来越大。

“没有道德的商业”有什么样的危害？消费者的利益长期被忽视，消费者对企业严重不信任，社会公众会成为惊弓之鸟，就会对企业更无忠诚度可言，稍有风吹草动，都会对企业造成相当大的杀伤力。如果没有商业伦理的建立，我们就将一直在这样恶性循环中徘徊而不可自拔。

其实，商业伦理的建立，离不开“四种角色”：

倡导者——媒体

目前的舆论环境几乎是成功一元论。多大的企业规模，多少的销售利润，多少的企业市值，都成为衡量一个商业体是否成功的唯一标准，而不论他以什么样的方式获得。要成功建立商业伦理，离不开舆论的引导，我们应当有效利用媒体和舆论的正面力量进行商业伦理的倡导。

培育者——教育机构

一个过度商业化的社会，很多人包括很多企业家脑子中却没有商业伦理这回事。“轻商”的传统中国家庭教育，使得商业伦理认识是完全缺失的；学校教育中，商业伦理几乎也是一个空白。即使是商学院，也更多强调战略、经营、管理等，商业伦理仅具有形式象征性。显然，商业伦理的培育已经必须提上教育议程。

管控者——政府

道德还需法律的红线管控。监管体制的及时完善，及时跟进，法治社会，事事有法可依，有据可查，让监管制度化、透明化，尽量不让那些无良商人钻到法律的空子，给消费者更大的信心，才能为商业伦理的回归提供一片良性的土壤。

践行者——企业家

企业家是这个链条最后的一环，如何真正去遵循商业道德，并落到实处，如何真正从消费者处着手，为消费者服务，满足消费者需求，做一个有良心的商人，做一个堂堂正正的商人，应该是每一个企业家的自我追求和自我要求。

只有在一个商业伦理中建立起来的社会，企业之间才能建立互信机制，才能以竞合方式实现长久发展，中国社会要商业化，但绝对不应该是只有商业化的社会。从这个意义上讲，诸“门”事件拷问的实际上是整个社会，是这个时代的缺失。

恶意竞争源于惩罚太少

超常规竞争往往发生在竞争非常激烈的行业中的势均力敌的企业之间，例如当年的长虹、康佳和TCL之间的彩电价格大战，娃哈哈和农夫山泉之间的纯净水、矿泉水标准之争，中国移动和中国联通之间的3G标准之争，格兰仕和美的之间的微波炉市场份额之争。

有些竞争则已经超越了“激烈竞争”的范畴，而是采取直接或者间接攻击和贬低竞争对手，试图将竞争对手打压下去的手法。当年，为了争夺当地的手机用户，运营商们不惜代价，互相收购对方的手机卡，以遏制对方用户的增长；某品牌为了抵制农夫山泉矿泉水，联合全国几十家纯净水企业抵制农夫山泉，双方的口水战在媒体上不绝于耳；至于一些家电企业将终端的恶斗与价格大战和标准纠缠持续了若干年，但是，谁都没有成为最后的胜利者。

“在这些恶意竞争的背后，其实无非是企业争夺行业领导地位、取得市场竞争优势和重树行业标准这几种形式，为了达到这些目标，企业往往不惜冒着道德风险，实施对竞争对手的广告打击、渠道打击和公关打击。”DM网络整合营销机构总经理刘东明说。

既然恶意竞争对双方都会造成伤害，那么为什么中国的企业还在不断地上演着商场的你死我活的恶性竞争？刘东明认为，中国企业之间的差异化竞争太少了，竞争手段过于单一。由于技术、研发、产品、价格、渠道均呈现同质化非常突出的特点，企业之间很难显示出明显的竞争优势，于是一些企业才不惜道德风险，铤而走险，采用比较低级的手段对竞争对手实施诋毁、诽谤、打击，以揭短的方式试图将对手搞臭，从而抢占其市场份额。

“在国内，对于企业的恶意竞争，无论是道德层面还是法律层面都显得比较宽松，以往媒体也少有关注，而且历来没有相关对此类事件给予严惩的案例，因而大家都会认为法律成本相当低。这就导致了企业实施恶性竞争缺少顾虑和承担较低风险。因此，一些企业有恃无恐，将恶意竞争当成一种惯常的手段。”赢道顾问快消品营销中心高级顾问穆峰说。

很多行业协会作为一个行业中的管理协调者，在企业之间的争斗过程中却往往扮演着“无为”的角色，对于两家企业之间的争斗往往是听之任之，主要企业能经常给协会提供必要的经济支持，行业协会就很满足了。

与其竞争不如竞合

如今，在商业领域，“Win—Win”的合作战略被越来越多地提及和实施。

索尼和三星曾经是国际市场上的两个直接的竞争对手，在电器、电子领域均是势均力敌的竞争对手。随着三星的全面崛起，索尼不得不调整其竞争策略，尤其是在痛失液晶显示器的最佳发展时机后，与三星合作对索尼来说不失为一种现实的选择。

在运动服装领域，大品牌之间也从竞争走向竞合，阿迪达斯之于锐步，耐克之于匡威，在经过一番角力竞逐后，深感与其互为敌手，拼个鱼死网破，不如握手言和，结成利益共同体，一起分享市场蛋糕，这就是竞合。

在分工越来越细和经济全球化趋势加快发展的形势下，大到国家集团，小到企业，竞争双方各自的利益产生了交汇点，越来越多本来处于你死我活关系的对手不得不收敛起将对手置之死地而后快的野心，寻求不同程度的合作，开始与“敌”共舞。

在很多领域，企业越来越成为分工的一个环节，成为连接许多资源的中枢，没有一种资源是企业独有的，各种企业在发展过程中相互依赖，结成一个合作共生的“生态系统”。例如电脑这种高科技产品汇聚了多种高技术，不是任何一个厂家所能独享，Wintel联盟即是基于硬件与软件的联合。

在国内，企业竞合的案例也很多，例如七匹狼和爱都之间的合作就颇为成功。在男装业新的竞争格局下，产品细分化、差异化成为趋势。突破单一化、走多元化道路是高速成长的男装企业选择企业竞合的主要动机。十亿元是服装企业发展的重要瓶颈和分水岭，单一品牌要突破年销售十亿元会有很多障碍，品牌通过竞合选择多元化元道路，抢占不同类型的消费人群，是发展的必然趋势。七匹狼通过品牌多元化竞合而取得巨大成功：七匹狼、与狼共舞、港士龙、七匹狼运动、马克·华菲、七匹狼鞋业等品牌规模庞大。

2011年02月27日 19:13
来源：人民网 作者：孙立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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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来源：人民网四川视窗，作者：孙立平，原题：《中国社会正在加速走向溃败》

孙立平，男，1955年5月出生。现为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1978年入北京大学中文系学习，1983年获学士学位。1983——1999年在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工作，曾任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北京大学社会生活口述资料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大学社区发展研究中心主任。2000年转到清华大学工作。研究方向为社会发展、社会结构变迁和口述社会史。

1.我们是不是焦虑错了问题？现在人们都在关心社会矛盾、社会冲突、群体性事件等问题。之所以有这样的关心，是担心发生大的社会动荡。但事实上，对中国社会最大的威胁可能不是社会动荡，而是社会溃败。

2.社会动荡是指严重的社会冲突会威胁政权和制度的基本框架，而社会溃败则是社会肌体的细胞坏死，机能失效。说的形象一点，动荡好比是健康的身体被别人打伤了，而溃败则是自身的组织或细胞出了严重的毛病。费孝通先生的“社会侵蚀”和亨廷顿的“政治衰败”两个概念可以深化我们对这个现象的认识，尽管这两个概念与我们这里讨论的“社会溃败”的含义并不完全一样。其中后者的含义可能会更接近一些。

3.社会动荡的反面是社会稳定，社会溃败的反面是社会健康。尽管这两者经常是有关联的，但需要加以区别。现在的问题是，对前者的误判往往成为治愈后者的障碍。这就好比一个癌症病人，需要做手术。但医生误诊其有严重心脏病，无法做手术。实际上这个人可能并没有心脏病，或即使有也比较轻。但这种对前者的误判无疑会导致对后者的治疗。在现实社会生活中，对克服社会溃败所必须进行的一些变革，往往由于担心其威胁社会稳定而被束之高阁，结果是使社会溃败的趋势日益明显。

4.在最近的文章中我一再强调，尽管目前社会矛盾较多，甚至有激化的迹象，但中国发生大规模社会动荡的可能性并不大。对于这个问题，大约10年前我就曾经写过文章，去年年初在南方周末上也有两个版的访谈，一再强调的就是这个观点。在过去的十几年中，由于对不稳定因素、对危机发生的可能性估计过高，使得我们形成了一种稳定压倒一切的思维定势。在这种思维定势中，稳定似乎成了一种终极性的否定因素，一切都要为稳定让路。结果是许多该做的事情无法去做。其实，一年365天，不是有这样的事情就是有那样的事情；一个国家13亿人口，大灾小难也总是免不了的。如果总是刻意寻找不稳定因素，当然会找得到的。更何况失控的权力还会不断制造出“群体性事件”（如最近贵州铜仁地区德江县的所谓群体性事件就是由政府异想天开的制止群众性娱乐活动引起的）。关键是用什么样的心态看待这些问题。世界上哪个国家像我们这样刻意地去寻找不稳定因素，都是找得出来的。但只有我们有稳定压倒一切，有“维稳办”这样的机构。

5.近些年来，社会溃败的迹象已经明显开始出现。其中最核心的是权力的失控。在过去30年改革的过程中，尽管建立起市场经济的基本框架，但权力仍然是我们社会的中枢。因此社会的溃败首先表现在权力的失控，腐败不过是其外在的表现。我这里所说的权力失控是指，权力成为不但外部无法约束而且内部也无法约束的力量，而在此之前，尽管外部约束是缺乏的，但内部约束是相对有效的；权威基础削弱，前几年就有所谓政令不出中南海一说，地方性权力、部门性权力已经成为既无上面约束，又无下面监督，同时还缺少左右制衡的力量，这意味着国家权力的碎片化；官员不能负责任地进行工作，为保官升官不惜牺牲体制利益（不要说社会利益了）。在此背景之下，腐败已经处于失控和“不可治理状态”。

6.这种社会的溃败蔓延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潜规则盛行于社会，甚至成为基本的为官为人之道，对此吴思先生有很好的分析；社会底线失守，道德沦丧；强势利益集团已经肆无忌惮，社会生活西西里化趋势出现；利益集团的肆无忌惮，对社会公平正义造成严重侵蚀；职业操守和职业道德的丧失是相当普遍的现象；整个社会的信息系统已经高度失真，统计数据的弄虚作假代表了体制性的对信息的扭曲。“村骗乡，乡骗县，一直骗到国务院”，几乎可以说是比官方统计数据还可靠的现实。

7.社会认同和社会向心力在急剧流失。正月元宵节央视一场大火，损失达几十个亿。然而，网络上一片幸灾乐祸之声。没有悲伤，没有痛心。幸灾乐祸中透露的是某种难以言表的快意。有人说，这表明了人们的冷漠；有人说，我们这个民族没救了；还有人问，那些幸灾乐祸的人就没想想烧掉的几十亿当中也有你的一份啊（央视毕竟是国有资产啊）？这让我想起大约是80年代沈阳的一场大火，当时许多人站在大街上痛哭失声。用国民性来解释说不过去吧？！问题在哪里？在对我们这个社会还认同不认同上。在沈阳大火中的痛哭失声，是他们感觉被烧掉的是“我们的”；而在这场央视大火中，有人这样说，几十个亿烧掉就烧掉吧，不被烧掉也会被吃掉。这里的吃喝当然是指公款吃喝。还有人说，心疼的是救火要用掉多少水啊，现在天旱啊。在这些议论的背后，实际上是一种心理上的疏离感，即那些“东西”是“他们的”，而不是“我们的”。心理的疏离是结构性疏离的反射。

8.社会失去进行长远思维的能力。在权贵资本主义上形成的既得利益集团又过于注重眼前，既无古代帝王对子孙后代的责任，又有无贵族的超脱和超越精神。在我们的社会中，一种倾向，即短期问题夸大症与长期行为麻木症并存。对于所有眼前遇到的问题，无一不草木皆兵；而对于关乎子孙后代、社会长远发展的问题，则一概视而不见。今朝有酒今朝醉，成为一种体制性行为。在资源和环境问题上的竭泽而渔，在体制的弊病上能拖就拖。邯郸十年换了七任市长，全国市长任期平均1.7年。新班子上马前半段是被“扶上马，送一程”，后半段则是寻找培养接班人。眼前的权力与利益分配就是一切，真正做事情的时间没有多少。

9.反腐败为什么不能有效进行？体现了从既得利益出发的一种权衡，即是腐败更可怕还是将反腐败的措施诉诸社会更可怕。这样的逻辑对于某一个具体的腐败分子而言，当然是成立的，但如果将其转化为一种体制性逻辑，问题就严重了。很不幸的是，上述逻辑远非是非体制性的。多年来的反腐败，基本停留在表演性和杀鸡儆猴的层面，而对于实质性的反腐败措施，尽管从上到下心知肚明，但一直没有根本性的推进，特别是将反腐败的措施诉诸社会，更是噤若寒蝉。

10.维护既得利益是一件很累的事情，而我们社会把精力和资源过多地用到了这个地方。为了维护既得利益，不得不压制言论自由。可以想想，为了压制那些言论，我们用了多少的精力和资源？为了维护既得利益，就不得不千方百计想绕过民主这个坎儿。可以想想，为了不民主我们费了多大的劲儿，编造了多少理由和理论。为了维护既得利益，我们就不得不压制民众正当的利益表达，于是酿出了多少群体性事件，为了解决群体性事件就花费了多大的精力？为了维护既得利益，很多在其他国家行之有效的反腐败措施我们都不敢采用，为此我们不得不使用那些笨拙而无效的运动型办法，为此又浪费了多少的资源和精力？须知，要同时实现既得利益最大化和维护社会的正常运行这两个目标，是一件相当困难和费力的事情。因此，我们这个体制是很累的，管理者也是很累的，从体制到管理者的心理负担都很重。更重要的是，为了维护既得利益，我们这个社会要付出更深远的代价。比如，为什么要如此大张旗鼓批普适价值？是普适价值中的什么让我们大动肝火？说穿了无非是民主自由，因为民主自由威胁既得利益。但直接批民主自由又不好听，只能拿普适价值说事了。但在信仰尽失、道德沦落的今天，连普适的价值也成了批判的对象，结果是可想而知的。但为了既得利益，又不得不如此。

11.造成社会衰败的根本原因是权贵资本主义的形成。过去很多人把权力和市场看成是截然对立的东西，现在看到这两个东西在中国结合起来了。好比原来人们眼中两个最不能结婚的人结婚了，不但结婚了，而且日子过得很好。过去认为权力在市场情况下会受到限制，现在恰恰是市场的出现使得权力有了更大的行使机会和场所。市场是权力在当中起作用的市场，权力是在市场当中行使的权力。而且，现在的权力因为市场化而有了更大的行使机会和场所，卖出了好价格。这是我们现在面对的问题。在2002年的时候，我曾经提出“断裂社会”的概念；权贵资本主义下的既得利益集团会形成一种“我们”与“他们”的区分或区隔。正如上面的分析所表明的，这种区隔已经在造成一种心理上的疏离感。

12.面对权钱结合时的中国思想界。对于权钱的结合，既要规范权力，也要规范市场。但更重要的是要切断两者结合的链条。最近茅于轼先生提出，不让有钱的人有势，不让有权的人捞钱。说的也是这个道理。要看到，关键的问题是权钱的结合。但目前中国思想界的情况好有一比：权力和金钱两个看起来不能结婚的两个人组成了一个小家庭，而且日子过的还相当不错。这时，左派和右派的分歧形成了，一派说，你家的丈夫是个好丈夫，妻子是个坏妻子；另一派说，他家的妻子才是好妻子，丈夫是个坏丈夫。并为此吵得不可开交。殊不知，人家小两口日子过得甜甜蜜蜜。

13.由于思路错误，“维护稳定”的种种措施导致使社会健康化的变革无法进行，结果是进一步加剧社会的溃败。社会动荡是可以用“维护稳定”去对付的，而社会溃败却更难办。记得在菲律宾前总统埃斯特拉达因腐败而倒台的时候，美国的一家媒体评论道，这个国家的腐败所造成的内伤，可能需要这个社会的人用100年的时间为之付出代价。当腐败成为一种生活方式，当腐败成为一种无可厚非的价值，当腐败成为一种人人欲诛之又人人欲得之的东西的时候，整个社会生活开始进入变态的状态。历史将会证明，“稳定”不仅不会压倒一切，很可能会毁灭一切。因为这种僵硬的稳定压倒一切的思路，会将那些使我们这个国家健康起来的努力被消灭在萌芽状态。

14.权钱结合以及由此形成的腐败，从根本上扭曲了中国社会发展的进程。去年是中国改革30周年。本来，在这样一个重要时刻，人们期待着对改革的认真总结和深刻反思，期待将30年这样一个时刻作为发展新的起点。但遗憾的是，廉价的颂扬、言不及义的套话，使得这个大好的时机被放过。这说明，我们已经失去了面对现实，包括面对改革的勇气和能力。实际上，正如我在2005年的一系列文章中所强调的，改革从某种意义上说已经开始成为财富掠夺的战争，改革的共识已经基本破灭，改革的动力已经基本丧失。原因何在？就在于改革已经受制于既有的既得利益框架，即使是真正开明的改革者也无法摆脱这种制约。在这种情况下，扭曲改革的机制已经形成。即使是出发点良好的改革，最后的结果往往也是南辕北辙。

15.其实，中国的改革既没有有些人说的那么好，也没有有些人说的那么坏。我一直不同意将经济发展速度和人们物质生活的改善完全归功于改革，只要没有特殊的天灾人祸，经济本来就会发展。有人经常用今天的物质生活和30年前对比，以说明改革的成功，其实这当中除了在技术进步推动下社会正常发展的因素之外，生育率的下降和家庭平均人口的减少是一个重要的因素，试想如果今天城市中的许多家庭是3个孩子的话，其生活是一种什么样的生活？因此，可以说改革开放是沾了计划生育的光，改革是沾了开放的光（加快了技术进步）。我这样说不是否定改革，而是说对改革也要有一种理性的态度。改革的真正意义是使中国从一个扭曲和变态的社会转变为一个正常的社会，是汇入人类发展的主流文明。市场经济只是其中一个有限的部分。而这个过程其实远没有完成，近些年且有倒退之势。

16.中国的改革先天不足。回思改革的起点可以让我们重新认识一些问题。中国的改革其实并不是始于“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改革的启动是几股力量合在一起的结果。这当中有民众改善经济状况的现实要求，有知识分子改变现状的理想，但其实更有力量的，是文革中失势者重归权力中心的要求。后者又有两部分人，一是想回到文革前的17年，一种是想借此走向一种新的文明。80年代初期改革即在这部分人的掌控之下了。不过，能够和当时形成对比的，是文革的荒唐岁月，所以掌握权力者充满自信。这种自信造成了80年代的开明。然而开明的表象掩盖了改革的根本缺陷，即没有一种真正的走向新文明的价值目标。

17.稳定已经开始演变为维护既有利益格局的一种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