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藏展示柜 中山:第五节 中国道路与中国模式赢得未来

第五节  中国道路与中国模式赢得未来 电视连续剧《因为爱你》中有一句台词：“那，早已是昨日黄花了！”“昨日黄花”源于对宋·苏轼《九日次韵王巩》诗“相逢不用忙归去，明日黄花蝶也愁”和《南乡子·重九涵辉楼呈徐君猷》词“万事到头都是梦，休休，明日黄花蝶也愁”的误用，但因俗而正而成为固定成语了，比喻“过去的辉煌”。每个人、每个国家都会为过去的辉煌而自豪和骄傲，但更重要的在于现在和未来的辉煌。

　　中国有过5000年的辉煌，有过新中国60年的辉煌，更有过改革开放30年的辉煌，因而有了影响世界的“中国道路”与“中国模式”的盛誉。但这都是“昨日黄花”。“中国模式”并不是一个完美的模式。经济上的成就虽有目共睹，社会政治等方面存在的问题难以因为经济的发展而顺理成章地得到解决。一种新模式从产生到成熟，需要很长的过程。西方的民主模式已运转200多年，至今仍然问题不少，何况我们才几十年呢?“中国模式”的发展道路也不会是平坦的，它需要全国人民的关心、耐心与呵护，需要一段较长的时间不断加以完善。

　　《三国演义》中有“关羽大意失荆州”的故事。当13亿中国人和中国的所有朋友们都津津乐道“中国道路”与“中国模式的时候，千万不可掉以轻心，千万不可松懈，逆水行舟，不进则退，更重要的是开拓进取，让中国道路和中国模式赢得未来。要让中国道路与中国模式赢得未来，就必须使中国道路与中国模式可持续发展。中国道路与中国模式的魅力不仅在于它已经取得的成功，更在于是否具有可持续性。可持续性是中国道路与中国模式在当今世界能否真正站稳脚跟并产生广泛和持久影响的关键所在，也是中国道路与中国模式的生命力之所在。

　　让完美的持续完美和更加完美，让不完善的尽快完善和持久完善，这是中国道路与中国模式赢得未来的关键。中国道路与中国模式赢得未来，既有国内的含义，也有国际的含义。就国内而言，如何克服现阶段的“中国模式”的缺陷，赢得最大多数民众的支持、能更高效、更有质量、更节约、更公平、更科学地发展，让改革开放和发展的成果惠及更多的老百姓是赢得未来的关键。而在国际上，中国道路与中国模式赢得未来表现为中国的和平崛起、中国的国际地位的提升，中国的发展理念和发展道路为越来越多的国际人士所认同，也为各个国家的发展，尤其是发展中的国家打破强权，破除世界发展单一道路的迷信，积极依照独特的国情探索自身发展道路提供强有力的实例支持。

　　一、坚决维护中国的统一、稳定和长治久安，是“中国道路”和“中国模式”继续存在和持续发展的基石

　　中国历史上虽然经历了多次久分必合与久合必分的震荡，但久分必合始终是历史的主流。所以，在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中，中华文明成为唯一延续至今而不断的文明。新中国60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道路与中国模式促成了中国复兴和中国崛起。

　　统一、稳定和长治久安则“中国道路”和“中国模式”存，否则“中国道路”和“中国模式”亡。中国国家的统一、稳定和长治久安是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最高利益和核心利益。在60年前的反法西斯战争中，中国人民以2100万人的牺牲、整个社会发展滞后几十年的代价，在悲愤与血泪中认识到国家的安全和领土完整的重要性。

　　中国的统一、稳定和长治久安已经是维护世界稳定和发展的重要力量之一。但世界上一些反对中国的国家、组织和反华人士，总是“亡中国之心不死”，他们极不情愿一个富裕、强大、稳定的中国在世界上出现，总希望中国崩溃和解体。一方面，在理论上不断地诋毁“中国道路与中国模式”，不断制造和渲染“中国崩溃论”、“中国威胁论”、“中国经济水分论”等“妖魔化中国”的论调；另一方面，则在行动上千方百计培植和支持对中国的分裂势力。

　　近几十年来，美国始终是世界上颠覆他国和肢解他国的主要力量，其目的是试图全世界都“美国化”和“西方化”，都成为美国或者西方列强的势力或者附庸。美国通过输出“华盛顿共识”和新自由主义，先后搞乱了拉丁美洲、非洲和亚洲的一些国家。近几年来，又如“多米诺骨牌”似的在前苏联加盟共和国搞颜色革命，颠覆这些国家的政权，培植亲美政权。

　　在冷战期间和冷战后，号称以民主理念立国的美国一直采用非政府组织的形式推广美式民主，“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又译为“国家民主捐赠基金会”，简称NDE）及其下属四大机构，即共和党的国际共和研究所、民主党的全国民主研究所、美国商会国际私营企业中心及劳联－产联的国际劳工团结美国中心等，是其重要运作工具。 NED打着“加强其他国家的民主团体和机构的力量”的旗号，在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开展所谓“民主”援助活动。

　　在中国不断走向复兴和崛起的过程中，美国NDE图谋颠覆和肢解中国的行动从来没有停止过。主要是频频资助“民运”、“藏独”、“东突”等各种反华势力，仅2007年，NED的涉华资助总额就达到600万美元，其中“民运”250万美元，“藏独”45万美元，“东突”52万美元。对此，我们绝不可以掉以轻心。

　　由于国际上“极端民族主义”抬头的大气候的影响，国内的少数民族主要是藏族、维吾尔族中的少数顽固分裂分子与国外的分裂主义组织和势力内外勾结，时不时制造事端，破坏国家统一、稳定和安定团结的良好局面。西藏2008年“3·14事件”和新疆“7·5事件”则是其突出表现。中国依靠自己的经济实力、政治实力和政策实力及时有效地平息了骚乱。但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稳定和长治久安的任务还任重道远。

　　台湾自古就是中国一个省，只要台湾没有回归一个中国大家庭，中国不仅不能说“完全统一”，而且更是中国国家安全面临的重大不稳定因素。而影响台湾统一的因素又涉及到以美国为核心的国际因素和台湾岛内政治因素的变动。台湾回归一个中国大家庭，既是涉及中国国家主权的核心利益，又是全体中国人民的共同愿望和迫切心愿。只要台湾问题没有最终解决，“中国道路”和“中国模式”就是不完善和不完整的。而这一问题的最终解决，不仅有待国家经济实力、政治实力、军事实力的进一步增长，也需要高超的政治智慧。
中国幅员辽阔，有20多个邻国，与15个国家领土接壤。虽然20世纪90年代以来，与不少邻国的领土边界问题逐步得到解决，但由于复杂的历史原因，与一些国家的领土争端还没有完全妥善解决。与印度边界问题的解决还需要一段时间。中国与日本在钓鱼岛和东海上的争端不时激化。

　　领海和领土，都是国家核心利益。争端，尤其是海洋权益争端，对我国主权和安全的影响在增大。中国南海疆域的一些岛礁不断被东南亚一些国家“占领”进行所谓的“经济开发”。而美国不断以各种手段插手南海事务，试图把南海问题“国际化”。要解决这些问题，如同台湾问题一样，不仅有待国家经济实力、政治实力、军事实力的进一步增长，也需要高超的政治智慧。

　　面对国内外的挑战，中国人民唯一的对策，就是坚持和平发展，增强自己的力量，不但要有经济上、技术上、军事上的硬实力，而且要有政治上、文化上、心理上、价值观上的软实力。要始终明确自己国家民族最重要的战略利益之所在，不为霸权主义所吓倒，不为扑朔迷离的国际环境所左右，不为外界各种战略动作所迷惑，也不被国内外谬论所误导。我们的主动地位是建立在立足于应付严峻挑战情况下的抓住机遇，以保卫国家稳定、安全和统一。

　　在全球化的时代，保卫国家主权、维护国家独立、统一和完整的意义已经多元化，这就是由国家的地理疆域和政治文化疆域构成的完整国家理念。“中国道路”和“中国模式” 在融入世界中不能迷失自己，民族精神和民族凝聚力不容受挑战，以“大一统”为核心的爱国主义传统永远承传。

　　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践行科学发展观，努力提升中国道路和中国模式的内在凝聚力

　　中国道路与中国模式要赢得未来，首先要赢得国内、赢得现在、赢得民心。为此，必须首先努力把国内的事情搞好，让中国道路和中国模型更具有内在凝聚力。

　　新中国60年的发展，特别是改革开放30年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这是中国道路和中国模式取得巨大成功的基本物质内容。但同时也产生了一系列负面问题：城乡和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差距扩大；贫富差距的拉大，以致产生了两极分化，并发劳资矛盾的尖锐化；贪污腐败滋生并恶性蔓延，严重损害了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信誉和党群、干群关系；社会信誉普遍下降，市场秩序混乱，假冒伪劣坑蒙拐骗严重；资源过度开发，环境污染严重，严重损害了人民群众的生存空间；教育、医疗领域的改革过度市场化，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滞后，造成人民群众的严重不满；等等。

　　由于这些问题的存在，严重加剧了社会矛盾，严重损害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信誉，使得许多人“端起碗吃肉，放下碗骂娘”，甚至妖魔化党，妖魔化政府，妖魔化官员，妖魔化改革。这些问题的存在，正是前几年在社会上行成“反思改革”大争论的基本原因，也是近两年及当前不断爆发各种“群体性事件”的基本原因。因此，尽快解决当前人们最关注的各种社会问题，首先在国内完善中国道路和中国模式的关键。
第一，要从严治党和从严治政，坚决打击和清除腐败，不断增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建立严政和善政，构建严治和善治，努力恢复党群、干群之间的雨水关系。

　　第二，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严格执法，健全市场经济法制体系，坚决打击假冒伪劣坑蒙拐骗，坚决打击和消灭各种社会丑恶现象，努力恢复市场和社会信誉，规范各种劳动关系，推进企业实施社会责任。

　　第三，进一步贯彻科学发展观，统筹城乡发展、地区发展和行业发展，努力缩小城乡差距、地区差距、行业差距和贫富差距，把城市和农村、工业与农业、市民与农民作为一个整体纳入国民经济学发展的统一规划，重点着眼于在城乡一体化协调发展框架下解决农民社会地位、农民增收、农民生存环境等一系列问题。

　　第四，加快推进民生建设，这涉及到就业、教育、社会保障、医疗卫生、住房、社会管理、生存环境等各个方面。就业是民生之本，教育是民生之基，社会保障是民生之盾，医疗是民生之需。努力解决这些问题，让全体人民共享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成果。

　　第五，切实贯彻又好又快发展的方针，更加关注经济发展的质量，努力进行“两型社会”即“资源节约型社会”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坚决控制“三高”（高投资、高消耗、高污染）、“两低”（低质量、低效益）和“一依赖”（能源和矿产资源依赖于海外），在经济实力、政治势力、军事实力、文化实力不断崛起中，确保中华民族健康生存和有序发展的绿地蓝天。

　　三、努力营造中国和平崛起的国际环境，是“中国道路”和“中国模式”不断发展和完善的重要外部环境

　　在全球化和世界经济一体化日益发展的时代，中国的和平崛起离不开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新中国的60年，无论是前30年，还是后30年，都不断地在为构建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不懈努力。

　　在1840~1949年先后遭受外国七次大的侵略、受尽了磨难的中国，梦寐以求的就是需要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因此，“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是新中国60年一贯的基本方针。20世纪50年代初，当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把战火烧到中国东北大门口时，中国不得已坚决进行了抗美援朝战争，在极度困难、代价极大的条件下打出了在国际战场的威风。60~70年代中苏对抗，促使中国大幅度调整外交政策和国际关系，实现了与美国关系的解冻。毛泽东于1974年首次提出“三个世界”理论，使中国的国际关系得到全方位的发展。

　　改革开放伊始，邓小平一开始就从全球的视野上思考中国的改革开放和发展问题，提出了一系列适应新时期现代化建设需要的国际新战略，并在实践中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创造了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

　　邓小平首先看到了和平与发展是时代的主题，立足新的历史阶段，面对变化了的“国情”和“世情”，对时代特征进行了重新审视和判断，得出了“在较长时间内不会发生大规模的世界战争是有可能的”重要论述，精辟地指出：“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同时，把“较长时期不发生大规模战争”的时间段设定“希望至少有七十年的和平时间。我们不要放过这段时间。”这“70年和平期”，正好是中国从1980年到2050年间的这个历史时期，就是中国现代化建设“三步走”发展战略的胜利实现时期，也就是中国和平崛起的关键历史阶段。

　　在对国际战略形势正确估计的基础上，中国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集中精力解放生产力，一意一心谋发展；在国际上建立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国、谋求与世界各国的互利合作、共同发展的新型国际关系。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针对当时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等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顶住西方国家对我们的施压和制裁，邓小平提出了坚持“韬光养晦、决不当头”和的战略方针。“韬光养晦”就是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要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审时度势，量力而行。要收敛锋芒，含而不露，善于守拙，避免张扬。要埋头苦干，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决不当头”是从中国的基本国情和国际力量对比的现实出发，永远不当第三世界和社会主义国家的“头”。这在当时使中国摆脱了大量可能引起对抗和冲突的矛盾和摩擦，从而赢得了和平发展的宝贵时间和空间。

　　20世纪90年代，因“苏东剧变、苏联解体”，持续了半个世纪“两个超级大国”争霸世界的格局以和平而非战争的方式解体。虽然有资格、有能力打世界大战的只有单边主义美国，而美国也受到世界各种力量的钳制，大规模世界战争的危险程度大大降低，人类可望在总体和平、局部战争，总体缓和、局部紧张，总体稳定、局部动荡的战略形势下，逐步走向全面的和平与发展，和平与发展成为世界的主题。
世界人民越来越关爱和平的大趋势极大地影响了世界大国之间的相互关系，一改冷战对抗、非敌即友、泾渭分明的结构状况，总体趋向缓和。对外战略选择各自以国家利益为基轴，表现为摆脱冷战、多边对话、相互制衡、争取合作、尽可能避免对抗与“零和”游戏的结局，在“与狼共舞”中寻求“双赢”或“多赢”。

　　伴随着世界格局的大变动，新经济兴起，经济全球化时代到来并向纵深发展。虽然全球化的起始首先源自美国和西方强国主导的美国化和西方化，如基辛格直截了当所说：“全球化实质上意味着全球采纳美国的模式。”其实质是通过全球化利益流向美国等强国，而代价则留在第三世界。但时代不同了，世界各国追求平等的力量越来越大，联合国以及各种国际组织规则的完善化，全球化一旦形成潮流，世界所有国家都以捍卫自身利益纳入其中，并不以美国等强国的意志为转移。

　　从20世纪后期到21世纪初，世界上走向崛起的不只是一个中国，而是一个“大国崛起群”。特别是当代世界的“金砖四国”中国、印度、俄罗斯、巴西，以及欧洲、日本等，都奉行和平崛起的道路，成为世界多极化和平崛起的格局。和平已经是世界的主潮流，关爱生命与爱好和平已经成为21世纪世界各国人民所突出强调的核心价值。如果谁要干扰、破坏、遏制中国的和平崛起，也是对所有“大国崛起群”的挑战。

　　世界格局的大变动，特别是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成为全球化世界的重要成员，为中国和平崛起带来了更的大机遇。这就是，中国有可能通过和平方式和市场途径获得国际分工的重新选择和战略资源的重新配置。中国也可以在全球范围内灵活自如地开展多边外交关系，努力营造中国和平崛起的国际环境，并作为新崛起的负责任的大国充分发挥构建和谐世界的积极作用。

　　实际上，中国的这一积极作用已经凸显。例如，“博鳌亚洲论坛”自2002年在中国举办以来，已成为亚洲以及其他大洲有关国家政府、工商界和学术界领袖就亚洲以及全球重要事务进行对话的高层次平台。现在，这一论坛的有关专业会议已经走出国门，迈向世界。世界重要经济论坛“达沃斯论坛”在瑞士达沃斯举办了36届冬季会议之后，从2007年起在中国举办夏季论坛。中国在世界各个重要平台上的话语权日益提高。世界和平发展的历程表明，中国营造和平崛起的国际环境，不仅可以通过积极开展国家之间的双边关系，也可以通过各种政府的或者非政府的、工商界的或者和学术界的舆论平台推进。

　　四、世界金融和经济危机是中国模式转型和改革深化的契机

　　2008年由美国引发而迅速蔓延全球的金融和经济危机，是经历了上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动荡时期，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全球性经济迅速衰退。

　　中国是世界上少数的没有原生金融和经济危机的国家之一。但作为已经融入经济全球化的中国，不可能单方面“独善其身”。世界金融和经济危机首先严重冲击了中国的外向性企业，在外需和国内就业等方面蒙受了严重损失，并辐射到全国所有经济。面对突如其来的世界经济灾难，中国没有逃避也不可能逃避，没有作“壁上观”，而是以负责任的新兴崛起大国的姿态“兼济天下”，站在国际前沿与美国、欧洲、日本等重灾区国家共商反危机对策，并首先尽国力出台了一系列有利于中国也有利于世界反危机措施，成为世界反危机的重要领军国家之一。

　　作为中国自己来说，更需要认真思考和探索的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模式如何化危机为契机，化挑战为机遇、变被动为主动，应对金融危机，确保国民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也进一步优化和提升中国道路和中国模式。

　　金融危机使中国出口受阻，挑战中国长期以来靠投资和出口为导向的发展模式。“中国模式”的成功在于30年持续的高速增长，用短短30年解决了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贫困问题。但这种以投资和出口为导向的发展模式一方面面临环境和资源的巨大压力，另一方面因民生领域欠账不少，又造成内需不振，越来越难以维持中国经济高速发展。这种模式，无论是否发生金融危机，在其边际收益最大化之后，调整的周期迟早都会到来，金融危机不过将这种周期大大提前，并成为“逼迫”中国进行经济转型的一个外在的契机。所以，表面看来，金融危机冲击是出口产业，但是它冲击的实质是传统的经济增长方式，冲击的是传统产业结构，冲击的是我国微观基础结构和体制性障碍。

　　在金融危机背景下，践行科学发展观、确实推进中国发展模式的创新，绝非不疼不痒的一句口号，必须是真正触动某些利益集团的切肤之痛甚至的伤骨之痛，这场被称之为“二次革命”的改革其难度绝不亚于30年前启动的改革。包括构建与科学发展观和科学政绩观相一致的政府官员考评机制、进一步深化资源产权、资源价格、生态环境补偿的市场化改革，理顺其价格体制，加快财税、金融体制以及宏观调控体制的改革。

　　金融危机的冲击也再次拷问我国自主创新能力。自主创新能力不强带来的问题就是国际竞争力比较弱，从实践中看到，凡是自主创新有自我品牌的企业都发展很好，逆势飘红。目前我国企业还是普遍重生产轻研发，重引进轻消化，重模仿轻创新。创新的层次较低，高端、首创性、集成性创新较少，创新没有成为大多数企业的内在动力。现有的用人制度、激励制度不健全、风险投资机制不成熟，是制约制度创新的因素。“中国模式”的创新也必须顺应发展潮流，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建立以企业为主体的自主创新体系，完善科技管理体制，提升企业用于自主创新的比例。

　　过去30年的改革改变了中国国力贫穷积弱的局面，为中国创造了非凡的器物文明，但过去的发展模式是“生存型”的发展模式，“生存型”的发展模式为尽快摆脱贫穷落后，发展模式过分关注物质财富的增长，而忽视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发展。我们只用30年时间走过西方社会上百年走过的路程，既会面临与其他社会转型类似的共性问题，也会产生属于自己的独特挑战，各种矛盾和问题往往比较集中地凸现出来。快速跨越的历程，必然是一个机遇不断涌现、问题层出不穷，传统的痼疾、时代的痛楚叠加交织的过程。

　　因此，“生存型”的发展模式不可避免地带有人类早期工业文明重增长轻发展的烙印，即发展中难以避免急功近利，单纯以物质财富为本，发展不顾资源与环境代价，为增长而增长。“生存型”的发展模式没有把增长只作为发展的手段，而是把劳动者本身也作为增长的工具异化了，我们把它称为以物为本的发展模式。以物为本的发展模式导致了产能的相对过剩。

　　目前，我国已经由“生存型”阶段向“发展型”阶段转变，在发展模式上也应该与阶段性特征相适用。进入新世纪以来，无论是我国经济增长方式还是社会公共需求、政府职能都面临日益突出的转型压力。金融危机的影响更全面加剧转型压力，中国未来能否在产业升级、财富分配、制度文明等方面实现实质性跃迁，能否让经济发展更加惠及普通民众，让普通民众分享更多繁荣，对后30年的中国改革发展无疑是一个战略性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