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阳哪里卖医疗器械:一位“失踪”的人民英雄——一则金门战俘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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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失踪”的人民英雄——一则金门战俘的故事    

           

         (转贴) 刘继堂:一位失踪的人民英雄------一则金门战俘的故事

                                  邢 志 远

    1999年10月下旬,是金门登陆战失利50周年。金门岛,位于福建省东南部沿海,紧靠大陆,与台湾省隔着台湾海峡。

  1949年10月,在全国大陆大部分已经解放、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的大好形势下,我人民解放军福建前线第十兵团指挥员,轻敌急躁,没有认真调查研究敌情、海情,对蒋军固守金门的决心和兵力估计过低,对我军没有海空军、用木船夜间渡海作战的困难估计过低,在准备不足特别是船只极不够用的情况下,便轻率地命令作战部队用三个团发动对金门的攻击,其结果是三个团与敌三个军激战三天,后援不继,全部覆灭。

  这是我军在解放战争中最大的一次损失,使我军高级领导深受震动,并引起了毛泽东主席的高度重视。他连续发出指示,要求全军力戒骄傲轻敌情绪,在渡海作战时要做好准备,必须有充分把握而后战,从而保证了我军解放海南岛、舟山群岛、万山群岛以及其他沿海岛屿的胜利。

  可是,金门失利的情况,几十年间并不为广大读者所知。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发扬实事求是的精神以后,有关此次战斗失利的经过和英雄人物的事迹,才逐渐由一些书刊发表出来。当年登上金门的干部战士,浴血奋战,有的葬身海岛,有的被俘去台湾受尽折磨,留下了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值得大书特书。

  今天,我要把一位遭遇十分坎坷的英雄的经历告诉大家,借以纪念金门失利50周年。


  一位华东三级人民英雄

  1990年,我和老战友丛乐天(他是参加金门战斗侥幸没有过海的原224团宣教干事)同志一道,受有关单位委托,编一本有关金门之战的回忆录(此书名为《回顾金门登陆战》,已于1994年由人民出版社在京出版)。我俩采访了许多同金门之战有关的同志,掌握了不少情况,但对于登上金门在岛上作战的情况所得甚少。而了解岛上作战情况的,只有那些因失去战斗力、被蒋军俘虏去台湾,后来又回到大陆的同志。我们得知,这些同志于1950年、1951年回大陆,经当时的华东军区审查,大多数被开除军籍、党籍打发回乡,有些人还被判刑。

  直到1983年,党中央发出文件,要求对这些被俘又回归的干部战士进行复查处理,南京军区做了大量调查研究,恢复了大多数人的军籍、党籍,对判刑的人也做了重新处理。我们要找这些同志,必须到南京军区才能查到他们的下落。于是,1991年6月,我从北京赶到南京。南京军区军事法院的同志给我看了一本名册,简单地介绍了一些人的情况。

  其中一人引起了我的注意,他是244团特务连副指导员刘继堂,原是华东三级人民英雄,在金门作战中被俘到台湾,在蒋军集中营内犯有变节叛变性质的罪行,回大陆后被开除军籍、党籍、判有期徒刑12年。1984年南京军区军事法院根据中央指示精神,改变了对他的处理,撤消了有期徒刑,恢复其军籍,改为复员军人。我回到北京对丛乐天同志一说,原来丛乐天认识他,证实他确是华东三级人民英雄。于是我决定到刘的家乡访问他。

  1991年11月,我和北京军区作家陈惠方同志一道,来到河北省任县环水村,找到了刘继堂,发现这位68岁的老人,住在一间早先是养牲口的房间内,室内堆着一些杂物,既没有任何家具,也没有木床或火炕,只有一座用青砖垒成的台子供他睡觉,整个房间既潮湿又阴冷。

  原来他的父母早已去世,妻子改嫁也去世了,惟一的儿子因水灾淹死了。目前他依靠侄子刘文彬照料。早年给生产队看牲口,后来给村办企业看门,靠一点微薄的收入维持生活。想到当年的人民英雄落到这步田地,我禁不住有些心酸。


  在金门岛上奋战敌坦克

  刘继堂,出身贫苦,因家乡环水村十年九淹,生活无着,于抗日战争后期外出逃荒,参加了汉奸部队所谓华北治安军。每天站岗放哨,没有打过仗。

  1946年德州解放,他参加了八路军,政治觉悟不断提高,作战十分勇敢。他先后参加过泰安战斗、老河口战斗、济南战役、淮海战役、渡江战役,转战数千里,入了党,并由战士提升为班、排长和副政治指导员。

  1948年8月,刘继堂被评为华东三级人民英雄。华东军区司令部、政治部授给他三级人民英雄奖章一枚。人民英雄奖章颁授证明书上写道:刘继堂同志为人民立下功劳,对爱国自卫战争有重大贡献,殊堪嘉奖,根据本军颁授人民英雄奖章条例,授予三级人民英雄奖章一枚,以示尊荣,特此证明。很可惜,他的英雄奖章和证明书,在金门一战中统统丢失了。证明书上这些话,是我从另一位人民英雄保存的证明书上抄来的。刘继堂当了英雄之后,战斗积极性更加高涨。进攻上海吴淞口时,有一个敌人团指挥所,兄弟连队几次攻不下来。上级命令刘继堂带队去打。他奋勇当先,一口气完成了任务,又荣立一大功。上海解放后,他到常熟参加了28军首届英模大会。接着,他又南下参加了解放福州和平潭岛的战斗。

  1949年10月进攻金门之前,刘继堂患了疟疾,身上忽冷忽热,病了好几天,浑身乏力。团长兼政委邢永生对他说:小刘,这一仗你别参加,留在后头休息吧。刘继堂想,他们这个特务连连长刚调走,既无连长又无副连长,指导员张廷轩患有夜盲症。他若不参战,指导员一个人很困难,自己又是英雄,应当发挥带头作用,便不顾邢团长的劝阻,带病参战。特务连只有两条木船,指导员带一条,他率领两个排带一条。船上还有两名船工。

  10月25日凌晨,244团的船队还未接近金门,就被敌人发觉了。敌人打照明弹,用探照灯扫来扫去,向我船队开炮。刘继堂眼看着有的船被敌炮弹打坏,在海中团团转,并互相碰撞,他这条船也有两人牺牲,三人负伤,便叫战士们用身体掩护船工,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当船接近金门海岸,海水还淹到脖子时,他就带领战士用事先准备好的、用粗竹竿扎成三角架套在身上,浮着水抢滩登陆。

  上岸后他回头一看,附近看不到别的船,连指导员那条船也找不到了。这个登陆点地名叫什么?刘继堂不知道。离海岸80米,就是敌人的前沿阵地。敌人向他们开火,他们就猛烈冲击,很快就占领了敌人的地堡和交通沟,还活捉了40多个敌人。他们又继续前进,快天亮时,占领了敌人据守的一座沙丘。刘继堂决定先守住这个沙丘,等待团指挥所的命令再行动。这时,他带的两个排,在登陆前后都有伤亡,只剩下三个班了。

  25日天亮后,敌人开始反扑,有4辆坦克掩护步兵冲向沙丘,敌坦克先打炮,接着就向沙丘压过来,整个沙丘都在颤动。刘继堂他们一方面同敌步兵交战,又要奔跑踊跃,躲闪敌坦克的攻击。因为没有重武器,他们无法阻挡敌坦克。刘继堂把两颗手榴弹捆在一起,去炸坦克的履带,也不起作用。从天亮到上午九点,敌人的沙丘进攻六七次,敌坦克在沙丘上来回转圈子,把交通沟都压塌了,压平了,使刘继堂他们无处藏身。他们打死不少敌步兵,自己最后也只剩七个人。

  在整个战斗过程中,刘继堂只听到远处枪炮声,没有看到本团本连的人,也没有看到兄弟部队,他们押着的几十名俘虏,看到他们孤立无援,便不老实起来。敌人一进攻,这伙人就呐喊助威,大呼大叫:弟兄们使劲打!他们没几个人。有人还要逃跑。刘继堂又急又气,便用冲锋枪把这些家伙统统打死!这算不算枪杀俘虏?刘继堂认为不算,因为这些人要暴动,不能不予以消灭!打到最后,他们七个人大都负伤了。刘继堂的后背也被敌炮弹片刮伤。敌人包围上来,用枪逼着,把他们带下沙丘。这样,刘继堂就成了蒋军的俘虏。时间是1949年10月25日上午10时许。


  在台北敌人集中营备受摧残

  刘继堂和一些被俘的同志,被蒋军用轮船押送到台湾,关押在台北内湖集中营。在这里,他见到本连的指导员张廷轩,本团政治处孙主任,还有兄弟部队部分领导,听说团长邢永生也受伤被俘,但刘继堂始终没有看见他。后来听说邢团长被敌人杀害了。被俘的干部战士,在敌人集中营内备受摧残。吃不饱饭还要劳动,稍作反抗就要挨打受骂。凡与敌人坚决对抗的,就要受肉刑,或被敌人拉出去处死。为了瓦解被俘人员的革命信仰和斗争意志,敌人经常给他们上课,吹捧国民党,污蔑共产党,并强迫大家讨论。

  被俘的251团政委田志春和副团长马绍堂,拒不发言,敌人称他二人为最顽固份子,组织一些解放战士开斗争会,并对他二人施加残酷的肉刑。当时被俘的大部分干部和少数战士,有这样一种想法:金门失利是解放战争的局部损失,并不影响大局,金门和台湾很快会解放,国民党很快会彻底完蛋。他们虽然被俘,但很快就会回到自己的队伍,还会有机会干革命。他们认为,既然没有在战场上牺牲,那么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如今就要设法保存自己,以便今后有机会继续干革命。

  于是,他们便尽可能采取一些两面派的办法,同集中营的敌人周旋,而不是同敌人硬顶。例如敌人叫喊反动口号,有些人便光举手不张口,叫唱反动歌曲,有些人便光哼哼不唱歌词。刘继堂也采取这种态度。在斗争田志春政委的会上,他不发言,敌人便写了字条叫他念,他便照念了一遍。对于暴露了干部和共产党员身份的被俘人员,敌人便强迫和诱骗他们宣布退出共产党。

  因为被俘的战士当中,有不少解放入伍的,有的还是在平潭岛和大嶝岛解放的,入伍不过一两个月。他们被俘虏后,很快就把我军被俘的干部和党员一一指认出来。刘继堂的干部党员身份,也很快被暴露了。但他报个假姓名金昌,反而没有被揭穿。因为那些指认他的解放战士,光知道他是党员干部,而不知他的真实姓名。

  有一次,敌人叫刘继堂等人在黑板上写下自己的姓名,他写了金昌二字。接着敌人就宣布:你们这些人,都算宣布退出共产党了。集中营敌人最后的一招,是强迫被俘人员参加国民党军队,那些当过国民党兵的解放战士,大都重新当了国民党兵。还有些参加革命不久,年纪较轻的战士,也被强迫当了国民党兵。40年后,这些人有不少回大陆探亲,成了台湾同胞。而大多数干部和一些战士,却坚决不肯参加国民党军队,一再用种种理由要求回大陆。敌人认为这些人内心倾向共产党:中毒太深,留在台湾有害无益,便从1950年6月起,把他们分三批释放回大陆。刘继堂便是头一批回归大陆的。

  当时的华东军区,把回到大陆的连以上干部,集中到南京学习。并发给大家新军装和大盖帽。刘继堂很高兴,连忙上街照了一张相片寄回河北老家。


  回大陆后被定罪判刑

  在南京学习,实际上是审查。领导上给大家进行形势教育、气节教育,放电影《赵一曼》和《钢铁战士》,讲刘胡兰的故事。然后引导大家自我交代被俘前后的表现,并进行自我批判,然后由大家互相帮助,也就是互相揭发批判,最后由领导作结论。奇怪的是,244团政治处孙主任,同样是被俘归来,却担任学习队副队长,带领大家学习。

  到1951年9月26日,华东军区军法处给刘继堂下了判决书,内容讲刘在台湾宣布脱党,斗争被俘的领导干部,还揭露了孙主任等4名机关干部的身份,决定开除其党籍军籍,判有期徒刑12年!刘继堂惊呆了!他认为,说他脱党斗争领导干部,是有些根据的,但说他揭露了孙主任等4名机关干部的真实身份,却毫无根据。

  他想,这是孙主任利用他作为副队长组织学习的条件,通过诬陷别人立功赎罪。因为孙主任率领一个营偏离了预定登陆点,脱离了本团指挥所,也没有接受兄弟部队首长的指挥,在战斗中无突出表现。更奇怪的是,抗战中的战斗英雄,被敌人称为最顽固分子还受过电刑的251团副团长马绍堂,被判了5年徒刑,而孙主任给敌人写过诬蔑我军的书面供词,不但没判刑,反而要分配他作军事教员。很显然,这是孙主任光帮助别人搞清罪行,而没有如实交代自己的罪行。于是,众多受审查的干部愤怒了,纷纷检举孙主任在台湾的罪行,最后他也被判了5年徒刑。刘继堂写了申诉,说明孙主任冤枉了他,但上级置之不理。刘继堂对比着赵一曼、刘胡兰等烈士,觉得自己确实有罪,便安心去服刑。因他在劳改中表现好,被减刑1年,1962年就被释放回家了。

  上级为什么不理刘继堂的申诉呢?

  看来可能有三条原因:一是他的主要罪行是孙主任检举的。孙是老资格,又是领导干部,虽然也被俘,上级对他还有些信任,二是刘当过汉奸部队的兵,是解放入伍的;不少从国民党军队解放过来的兵,被俘到台湾后都叛变了,由此类推,上级也不相信刘这个解放入伍的。三是刘在敌人集中营内确有失节的表现,有其一必有其二,因此孙主任的揭发便无可怀疑了。


  在复查处理过程中被遗漏

  在同刘继堂谈话最后,我问他复查处理以后的情形。他吃惊地问我:什么复查处理?是什么时候的事?听了他的话,我也大吃一惊。南京军区法院的同志明明告诉我,早已取消了对刘的刑事处分,为什么他至今还不知道呢?

  我问他:1983年中央发了文件,要复查你们被俘人员的问题,你不知道吗?刘答道:我隐隐约约听说有这么回事,但始终没有接到正式通知,也没有人来找过我。我到县城找武装部政委问,政委说不知道这件事!我请政委帮助问一问,政委说,这是你自己的事,我们管不着。(据我所知,中央关于复查处理金门被俘归来人员的文件,是1983年9月15日下发的《中办发字(1983)74号》,当年11月7日发出,共印两万余份,县武装部不可能看不到)我问刘:以后你没有再问过吗?刘答:以后我得脑血栓,半身不遂,差点死掉,很久才恢复,哪有时间和力气去问。再说,当年在南京,我申诉无人理,如今我到哪里申诉呢?我说:当年判决,是华东军区;这次复查,是南京军区。马副团长、孙主任的5年徒刑都撤消了,你的徒刑也撤消了。刘说:为什么我不知道呢?我马上去找南京军区,我要找孙主任对质,没有钱我借路费也要去!

  我看他着急的样子,怕他再犯脑血栓,便劝他先别急,我可以代他再问一下南京军区法院。离开刘继堂的住地走到街上,一大群农民把我和陈惠方同志包围起来。乡亲们听说我二人是北京来的解放军干部,便七嘴八舌地为刘继堂鸣不平。一位志愿军复员战士问我:当年刘继堂当了英雄,喜报寄来,我们村唱了3天大戏,全村人都觉得光荣!后来他在金门被俘,回来变成劳改释放犯,他到底犯了什么大罪?如今连从台湾回来探亲的国民党官兵都有人接待,神气十足,为什么刘继堂没有人过问,什么待遇都没有?我问这些人:文化大革命抓叛徒,你们揪斗过他没有?一位农民答道:他已经劳改十多年,回乡后老老实实劳动,我们斗他干什么?另一位农民说:现在到处搞平反,刘继堂的事你们要管管。我回答说:要复查,我们管不了,我们只能向上级反映一下刘的情况和意见。



  南京军区早已复查过


  回到北京,我心中疑虑:南京军区到底给刘继堂复查了没有?是否重新处理了?我在南京,是否听错了法院同志的介绍?如果是我搞错了,那么对刘的影响就太严重了!

  我觉得我有责任把这件事查清楚,否则就像我心上压着一块大石头。然而为此事再去南京不可能,我便写信给老战友、《解放军报》驻南京军区记者曹锦华同志,请他帮忙就近到军事法院问一下。老曹很认真负责,很快就给我寄来两份复印材料。

  一份是南京军区军事法院刑事判决书(1984年刑再字第22号),内称:刘继堂1949年10月,在金门战斗失利的情况下被俘。被俘后参与斗争我被俘同志,主动供出我4名被俘人员的身份,以及本团编制武器配备,其行为已构成犯罪,但情节较轻,原判不当。故依法判决如下:

  一,撤消原华东军区军法处1951年9月26日对刘继堂的判决,改判为免于刑事处分。

  二,恢复军籍。

  另一份是南京军区政治部和中共南京军区纪律检查委员会致河北省军区政治部和中共河北省军区政治部和中共河北省军区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公函(1984年南法字第20号)。


  内称:刘继堂一案经南京军区军事法院复查,已撤消原判,改判为免于刑事处分,恢复军籍。关于其党籍、待遇、安置等问题根据中办发(1983)74号文件规定,请你们研究决定(建议按连职作复员处理)。并请协同地方政府做好善后工作。发函时间为1984年6月5日。此函还注明:该员现住河北省任县环水村。

  看了这两份材料,我感到其内容似乎矛盾。它们继续肯定了刘的犯罪事实,同时又撤消原判,改为免于刑事处分,那他的犯罪情节到底如何呢?为何前后判决悬殊如此之大?但我仔细一想,也就明白了南京军区法院的苦衷,因为事隔30多年,要准确地查清刘在台湾的犯罪事实,是不可能的。那位检举刘继堂的孙主任,也不会推翻自己说的话。对刘免于刑事处分,实际上同对大多数被俘同志的处理毫无区别。刘继堂可能还不满意,但也只能接受下来。当前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南京军区这两份材料1984年6月即已发出,为什么河北省军区到1991年秋还没有办理落实?河北省军区到底收到这两份材料没有?


  河北省军区落实重新处理

  事到如今,只好找河北省军区询问。我把南京军区两份材料复印寄给刘继堂,同时请《解放军报》总编室副主任李谦同志给他认识的河北省军区政委任佩瑜写信,请他过问一下此事。刘继堂的侄子刘文彬带着南京军区的材料跑到石家庄,通过在省军区后勤当处长的老乡,找到了河北省军区纪律检查委员会负责人。我相信,这件事一定引起了河北省军区领导的重视,并做了大量工作。具体情况我就不了解了。下面的情况,都是刘继堂叔侄写信告诉我的。

  1992年3月26日刘文彬来信说:我于3月21号,到了石家庄省军区,后勤张占英(刘的老乡)领我找到纪检主任。纪检主任表示痛心和同情,并答应解决问题,还说可以恢复党籍。

  1992年7日15日,刘家叔侄来信说:麦收前省军区赵副政委、邢台军分区刘政委、县武装部政委一齐来到家里,了解情况,随后不久,把党籍给恢复了。


  我想象得到,这三位军、师、团领导到达刘家,一定会在环水村引起轰动。可惜的是,刘来信没有写清这三位领导同志以及纪检主任的名字,而他们都是值得表扬的。


  我相信,因为事隔多年,机构和人员都有变动,这些领导同志对于拖延解决刘的问题,都是没有什么责任的。而为什么发生了拖延,要查清也不容易。刘继堂的态度是只要最后落实了,也就不必再问。我赞成他这种态度。

  1992年12月31号,刘文彬来信说:我伯父的落实政策情况,终于得到了解决,恢复了军籍党籍,按连级复员,补发5000元复员费,是最近补发的。以后的生活待遇,由县民政局定期定量发生活补助费。

  至此,从1984年起,到1992年底止,对刘继堂的复查处理,经过7年的耽搁,终于得到了落实。我心上的石头也终于落了地。



  又是7年过去了

  1999年初,我收到刘继堂元宵节的来信。他说:我近来身体虽然不如从前,但生活较好,体格比较硬朗。同时寄来两张近照。这位当年的战斗英雄,已成为鬓发皆白的老翁。屈指算来,他已经是76岁了。他这一生,真是不平凡的一生。1949年10月以前,他是解放军的英雄;1949年11月,他是敌人集中营内的囚徒;从1951年起,他是人民共和国的罪犯,实际劳改11年;从1962年起,他被称为劳改释放犯,这顶帽子,他一直戴了30年;到1992年,他才恢复了人民解放军干部、中国共产党员的光荣称号。当然,有些事物不可能恢复。如三级人民英雄称号就没有恢复。还有在金门战斗中丢失的淮海战役纪念章渡江战役纪念章,也无法补发了。

  但是,他被俘前的光荣历史,是不能抹煞的。在某集团军战史的战斗英雄名单中,还记载着他的姓名。至于他被俘后回大陆的大半生,我认为他虽然不再是英雄,但也堪称党的好儿子。刘继堂对自己大半生的遭遇,也没有什么怨言。50年前的金门失利,是在我军尚未建立海空军、对渡海作战缺乏经验的客观条件下出现的。

  如今我军已拥有强大的海空军和各种现代化武器装备,早已用不着乘木船渡海作战了。我们坚持用和平的方式统一祖国。但如果有人要搞台湾独立,或外国势力进入台湾,我们有能力有把握用武力解放台湾包括金门等岛屿。刘继堂等同志的遭遇,再也不会重演。今天回忆金门之战,我们主要是要继承先烈遗志,坚持不懈地斗争,取得统一祖国大业的最后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