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觉统合失调多大能好:“仇和现象”

从“仇和现象”反思制度建设2004年02月06日
毛寿龙
　　2月5日的《南方周末》报道了中国一位“最富争议的市委书记”———江苏省宿迁市市委书记仇和的事迹。八年来他一直以激进的手段推进改革，有人说他是酷吏，有人说他是青天……　　仇和依靠其超常的影响力，也就是所说的政治优势，在江苏省主政沭阳县4年零20天，干出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他个人也因此升任中共宿迁市委书记。　　对这一现象，人们各有各的见解。我们关心的是，“仇和现象”产生的原因是什么？在制度学看来，仇和之所以在江苏沭阳能够得心应手地推行其想法，与当前的政治体制和他在这一体制中的治道密切相关：　　他作为县委书记，在当前政治体制的制度安排之内，无疑具有实质性的权力。在这样的一个位置上，他在一定程度上拥有着全县的决策权力。他对下属拥有人事任免，甚至工资增减的权力。他在执政期间，尽可能用各种各样的办法争取民心。而他以上级党委常委成员的特殊身份，以及振兴贫困县的沉重使命，更使得他能够抵挡各种压力，来推行自己的想法。　　中国2000多个县的县委书记，应该说都有类似的制度空间。他们拥有很大的政治优势，能够调动整个县的人力、财力和各种各样的资源，为其施政目标服务。但不幸的是，这些地方并非都摘掉了贫穷落后的帽子，过上自由富足体面的生活。　　与这些不幸的人们相比，沭阳人民是幸福的。因为仇和具有极强的经济发展意识，而且发展战略经营有方，取得了骄人的政绩。这些政绩说明，仇和不仅仅是一个成功的政治家，他在现行的体制内把自己的行动空间扩展到极致，使自己的施政目标能够实现。他还是一个成功的“企业家”，因为他成功地发展了地方的经济。他更是一个成功的公共管理者，在他的铁腕治理下，用很少的财政资金，提供了高质量的公共服务。也正是在他的领导下，使得沭阳县的吏治有了根本的改观。　　显然，他是一个好人，也是一个能人。有这样的好人和能人，是一个社会的福气。人们肯定会这样说，如果中国有更多的这样的能人多好。　　可惜，这样的人总是稀缺的，而且也不是稳定的。结果，与其相关的发展，也往往“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也就是人们经常说的“人亡政息”。在发展中，难以持续、难以累积是最大的问题。据此，人们有理由怀疑，沭阳奇迹，能够持续多久。　　要让人们打消这个怀疑，制度学的看法是，要建设支持发展的制度。要实现持续的发展，人力资源是重要的，而优秀人才尤其宝贵，有了宝贵的人才，就可以有更多的发展。　　但为了让更多的领导人才能够脱颖而出，让更多的领导人才充分发挥作用，让更多的领导人才在发挥作用的时候还不会具有争议，重要的是要有一个非常适当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以及可支持累积性发展的各种各样的制度。比如，民主的政治制度支持政治家，给政治家提供充分的民意支持，让政治家的施政方略充分反映民众的需求，并获得民众的广泛配合。市场经济的制度给众多的企业家提供广阔的作为空间，使其充分发挥经营才能，为经济发展提供动力。有效的公共服务制度能够给公民提供充分的公共服务，让公民能够过上自由、富足和体面的生活。　　有了这样的制度平台，发展就有了稳定的基础，就有了源源不断的动力，就避免了纯粹的“好人”所带来的不确定性问题。　　当然，制度并不是自己生长起来的，而是具有企业家精神的政治家、企业家和具有创新精神的学者精英积极努力的结果。中国需要这样的制度建设者。在这个方面，仇和显然是努力不够，或者说基本没有什么作为。　　来源：新京报   
  “仇和模式”不容易推而广之
　　 2月5日，《南方周末》报道了江苏省宿迁市市委书记仇和的8年为官生涯，仇和在担任沭阳县县委书记与宿迁市市委书记期间，以非常手段推进了一场又一场的“激进”改革。他的改革成效卓著，而他本人也成为了一个“最富有争议的市委书记”。
　　 一个国家不选择改革，可能就不会有类似发生在仇和身上的那些争论。可是中国必须改革，在这个过程中，如果能够幸运地找到“仇和”式的人物，正如英国哲学家哈耶克所分析的，效率将会提高，现代化的进程会大大加快。
　　 毫无疑问，法律在某种程度上具有刚性，而随着现代化的进程，某些条文与社会之间会有脱节或冲突之处。这种脱节或冲突会影响我们前进的脚步，可是我们不能轻易按照新的社会关系修改法律，因为这样朝令夕改，没有了确定性，法律会被人所轻视。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在法律的框架内，能找到一个道德高尚、忠实于公共福祉的人，赋予他在保护公共利益范围内通过他的学识、修养和智慧进行判断，酌情处理问题的权力，让他的行为为公众谋取最大福利，将是最好的选择。这也是江苏省给予宿迁市和仇和政策支持的原因。
　　 可是，我们必须看到，这样的人并不容易找到，往往是百里挑一，千里挑一的。而且即使有了这样的人，也不见得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能做出为公众谋最大福利的决策，因为即使他非常努力，也难免有犯错误的时候，还有一点，赋予其极大权力而缺乏有效的监督，久而久之他也可能“变坏”。
　　 因此，如果进行全盘考虑就可以看出，法律的刚性有时可能会妨碍发展，但这样的代价和“仇和”模式付出的代价相比，要低廉得多。所以，我们只能按照法律制度进行现代化建设，在法律制度的框架内寻找变革的路径。
　　 从报道来看，在沭阳县，仇和是成功的，但是这仅仅是个案，是在各种条件都具备的条件下才能结出良好的果子。如果有个条件欠缺了，结果可能南橘北枳。
　　 我们可以打一个不甚恰当的比喻来说明这个问题，封建时代的包办婚姻中也有幸福的，但是我们不能因为少数婚姻的成功就赞同或者推广这种模式。所以我们在为沭阳县与宿迁市祝福的同时，也要指出“仇和”模式很难具有普遍性，不容易推广。对此，江苏省政府的一位工作人员也认为“其他地方万万是不可学的”。
　　 “仇和”模式还有一个重大不足，那就是昨日本报特约评论员毛寿龙先生所指出的，“对制度建设的贡献不足”。我们看到，仇和也认识到了，“仇和”模式尚未能够做到通过个人魅力来推动制度的建设，然后在制度建设中“祛魅”，让制度独立运行。无法做到这一点，人们就有理由怀疑，沭阳县或宿迁市在仇和离开以后，会不会出现退步的现象。从这个角度上，我们也认为“仇和”模式不容易推广。
　　　□本报评论员 陈永苗  
仇和现象启示录
http://www.sina.com.cn 2007年01月07日14:08 法制日报
　　沭阳：一座由乱到治的小城　　在江苏沭阳一个十字街中心有一尊塑像；三匹马在向三个方向奔跑。以前，当地老百姓曾经戏称：“三匹马没方向，一匹北京告状，一匹南京要账，一匹下乡扫荡。”　　清代诗人袁枚曾为沭阳县令，政绩卓著。但他在为沭阳编写的县志上，劈头第一句就写道：“沭阳民好诉讼，性懒惰，思赌博，好争斗。”据一个当地店主说，仇和来之前基本还是那样。整个沭阳就像一个烂泥坑，全城没有下水道、垃圾堆积如山，人们干什么都好像没有奔头。　　而如今，走在沭阳的大街上，不仅整洁有序，数量众多的高楼大厦比肩而立，而且一派繁荣的商业景象，众多店铺前面张灯结彩，播放着音乐。在大街上行走的人们安乐祥和、从容不迫、充满信心。自行车整齐有序地排列到街道旁边。城市中楼房错落有致，绿树与花草相互掩映。显然整个城市看上去就像经过了精密布局而成。而宿迁则更胜一筹。进城的迎宾大道不仅平直，而且细微之处也处处独具匠心。进入宿迁，60米宽的大道，通畅典雅。一位同行的人压抑不住激动的情绪说，“我敢保证，这些路肯定没有回扣！”它虽然地处苏北，但在很多方面具备了江南园林的精致与优雅。城在花园中，花园在城市间。　　经济发展、社会稳定、环境优美、交通便利、人民安居乐业。这就是仇和，这就是仇和留给宿迁的“遗产”！　　仇和的“成绩单”　　实行“一卖到底”：从出售国有单位门面房，到所有国企，再到强行推进教改医改，变卖幼儿园和医院；　　铁腕反腐：坚决查处买官卖官现象，不但将前任县委书记依法查办，而且查处相关的上百名干部；　　推行小城镇建设：以铁腕强力进行大规模城市拆迁，老百姓先反对后赞赏；　　民主尝试：在全国首推干部任前公示制度，公推竞选制度、勤廉公示制度，从制度上杜绝官员腐败的现象。对此制度有关领导曾专门作过长篇批示，后来被写进《干部任免条例》，在全国推广实行；　　全民招商：宿迁推行1/3干部离岗招商、1/3干部轮岗创业；副处级干部的任务是500万元/年，完不成任务的干部，所在部门一把手免职；　　强行借资修路：通过企业垫资，要求公务员、教师借出工资等方式筹资来进行修路等基础设施建设；　　引导民风，纠正当地一些百姓散乱的陋习：仇和当年看到一个妇女跨越道路两旁的栏杆，便驱车追赶一直到女厕所，最后打电话让女工作人员把她从厕所里“请”出来加以教育。为治理“人情宴”，推出“限桌令”，将婚丧酒席限制为干部不超5桌，群众不超8桌，并因此处理多名干部。　　仇和能量的“爆发”，首先引起人们注意的是他主政沭阳时期的激烈改革措施和他骄人的政绩：1996年底，仇和在担任宿迁市委常委、副市长的同时，兼任沭阳县县委书记。他的改革是从沭阳开始的，为期4年的改革，让沭阳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1997年以前，沭阳经济排全省倒数第一。到2001年，这个全省最贫困的县，国内生产总值和财政收入在全省排名分别提升了13位和6位，职工平均工资、农民人均纯收入两项分别提升了21位和9位，GDP增长率全省第二，位次提升幅度全省第一，一举成为江苏省最有活力的县之一。　　成绩结论　　仇和的改革具有综合性，涉及到经济建设、社会稳定、民风民俗、反腐倡廉、党风党纪、人居环境、交通发展等各个方面。为官一任，他想把什么事情都办好，是一个追求完美的现实主义者！　　仇和：彰显政绩“显规则”　　在很多人眼中，官场中有一个潜在的规则：“年龄是个宝，文凭不可少;德才做参考，后台最重要”。具备了这些条件，只要不出事，不犯错误便可青云直上。而仇和1996年初到沭阳时年仅39岁，具备大学文凭和高级职称，完全可以做个太平官，等待时机一走了之。可他偏偏屡屡“犯事”，他以“高压”破坏了官场生态和固有的游戏“潜规则”。在几乎不顾一切后果的改革过程中，在群众的非议声中，在媒体的“狂轰滥炸”中，仇和开始了艰难施政。从1996年到2006年，10年之间仇和实现了飞跃式发展。论官场背景，仇和乏善可陈，是个典型的苏北农村娃。自幼家境贫寒，八个姐弟死了两个。仇和的成功，完全是政绩“显规则”的受益者。　　更令人深思的是，曾经对仇和改革给予包容和鼎力支持的原宿迁市委书记徐守盛，如今已任甘肃省代省长之职。　　从他们身上，我们真实地感受到从前所谓的溜须拍马、以关系取胜的所谓“潜规则”正在消失，“能者上”正在成为官员升迁的“显规则”。无疑，仇和是这个规则的标本。　　在取得成功的过程中，他也许有些悲壮和孤独。只有与他有些相同经历的山西长治市原市委书记吕日周使他得到了些许安慰。2004年7月14日，他曾赶赴宿迁会晤仇和，两位“改革明星”做了深入交谈。而仇和能够走上副省长的高位，则是其冲击“潜规则”取得成功的宣示。　　他的升迁具有标本意义：一个铁腕的个性官员，不仅能被体制容忍，还走上了副省长职位，这对强调谨慎稳重、四平八稳、回避个性色彩的干部任免机制是一种突破；走出了“改革者没有好下场”的怪圈，折射出积极的用人导向：宁肯用敢干事、能干事的“争议”干部，不用“宁肯少干事、甚至不干事、千万别出事”四平八稳的“误事”干部，是对埋头苦干、锐意进取、敢闯敢试精神的肯定。仇和的擢升表明：只要执政为民，人民不仅容忍个性官员，还能为他们提供更广阔的政治舞台，这从某种程度上反映出干部评价体系和用人导向上的微妙变化，政绩规则在选拔任用干部时已经日益“显山露水”。无疑，这也是政治文明取得巨大进步的一个表现。　　铁腕，执政者能力建设的生动诠释　　由于干部的频繁交流，很多领导干部在离任后被念念不忘者甚寡。　　仇和则不同。　　至今，仇和离开沭阳已经6年。但是沭阳县城大街上卖冷饮的大妈、小餐馆的店主都还津津乐道他们的仇书记。仇和赴任副省长职位，至今已将近一年。但是宿迁的很多干部谈起仇和，还喜欢说“俺仇书记”。那种感激、留恋、敬佩之情，溢于言表。　　仇和走进了人们的生活中，留在人们的脑海里，主要是因为他惠及了当地的百姓，改变了那里的面貌。　　仇和能在人们的记忆中打下深深的烙印，还在于他极富个性的综合改革思路，及其用“铁腕”强力推进改革、毫不迟疑、不顾一切、义无反顾的工作方式。　　很多人对仇和感兴趣，主要是因为他施政过程的惊心动魄、胆识与传奇；是因为他以自己的坚强个性和坚硬“铁腕”，诠释了加强执政者能力建设的内涵。　　在如今的政治体制下，地方党政一把手的权力几乎是巨大的。这种权力的疆域广阔、边界模糊，除了军事、国防、外交等国家事务之外，他们都有权力干预，也有义务管理。用最普通的话说就是：为官一任，造福一方。能否造福一方百姓，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主政者的智慧与勇气、责任心与使命感。　　异乎寻常的决策能力 　　从沭阳和宿迁发生巨变的结果看，作为主政一方的仇和的确具有领导智慧和远见卓识。对所处环境的各种因素的了解分析使他洞若观火，不仅能在短期内审时度势果断做出超乎寻常的正确决策，而且还都有相应的理论作为支撑。　　例如，已经在百姓中流传的几个事例，就能在一定程度上说明问题：　　●在一份仇和的“施政纲领”里，开篇有这样一段话：“一个地区的发展状况和态势，主要取决于五大因素，即区位、资源、政策、机制和人才。而从现实情况看，一个地方的区位不可选择，资源难以改变，政策调控余地也很有限，人才的引进、培养、使用又受到若干条件的制约，只有在机制创新上可以大做文章。”　　针对当地民风凋敝，仇和没有怨天尤人，没有迁怒于百姓，而是深刻地指出：“民风不正，弊在官风。”为此他定出了一个“四风”的行动计划：端正官风、引导民风、净化乡风、树立县风。　　●仇和行动的步伐很快，有时快得惊人。一组数字可以让人们领略什么是“仇和速度”———到2000年底，沭阳共启动民间资金15亿元，新建小城镇楼房356万平方米，是1996年底总数的38倍。新增城镇人口26.5万，人口城镇化率从7.5%上升到22.1%；沭阳城区新辟街道39条，新铺水泥路62万平方米，新建楼房198万平方米，新增公共绿地208万平方米，一座全新的县城出现在沭阳百姓面前。人们每天感受着变化，感受着“仇和速度”。“我之所以凡事必采用飞快的速度，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这些措施一上马往往就招来争议，甚至反对，我必须争取用最快的时间让人们看到结果。好的结果出来了，争议自然就消失了。”　　●宿迁是江苏农业、农村、农民“三农”比例最高，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三化”进程最慢的一个地区。区划调整导致宿迁市处于特殊的市情、特殊的区位、特殊的地位、特定的发展阶段。宿迁没有中心城市、没有经济中心、没有文化中心、没有社会事业发展中心。针对宿迁的现状，宿迁市委、市政府制定了一个“54321”的发展战略，就是实施五大战略，实现四大目标，调整三大结构，提高两大收入，建设一座中心城市。五大战略即强农富民、工业突破、城镇带动、全面开放、科教兴市。四大目标即改革开放大突破、经济结构大调整、中心城市大推进、区域发展大跨越。三大结构即产业结构、所有制结构、城乡结构，而且明确提出以城乡结构调整为先导，带动产业结构和所有制结构的调整。这个“54321”的发展战略是仇和为宿迁的未来构建的制度框架和发展模式，核心目标就是提高城乡居民的收入。仇和强调：“老百姓花钱总是比政府花钱有效，民间资本投入总是比官方资本投入的回报率高，藏富于政府不如藏富于民。”　　●关于医疗、教育改革，仇和说：“我不办穷人医院、穷人学校。政府包办的后果，事实上穷人受损、富人得益、官僚得利，这种情况，其实只有让市场来发挥功能，政府的作用应该是直接给穷人发补贴。”　　●关于市场主体，仇和的观点是“公权支配最小化，市场支配最大化”。“资本只有人格化，才有动力。”他曾经将萨缪尔森的《经济学》从8版熟读至14版，却偏爱马克思《资本论》中的这句名言。仇和解释他的动机，“私营经济只是个人经济权利的实现，”他甚至否认“对个私经济的偏爱”，在他的眼里，经济改革就是一个经济民主的实现过程，而个私经济只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最基本形式，投入个体化、风险个体化、动力个体化。“全球经济因此停滞了30多年，直到发明股份制。”“股份制是一场革命，是经济制度民主化的表现”。仇和因此认为党的十六大最大的突破，是肯定“股份制是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　　“仇和说我们是财政人员供养者、社会财富创造者。”沭阳县一位私营企业老板至今对此印象深刻，“这话评价好高啊。”　　●在一次“软环境整治会”上，仇和要求：凡是政策没禁止的，先上车，后补票，这话受到投资者的热烈追捧，但也引起了一场混乱。宿豫县的一位政府部门负责人就抱怨：“那还要我们政府部门干什么？”　　宿迁市四处可见绿树，但看不到一块草坪，百姓说“这是仇书记的思路，他认为草坪华而不实，绿树可以遮阴。”　　●仇和当时决策进行大规模建设，更大的一个背景是基于经济测算：1997年至1999年，全国物价低迷，沭阳城每平方米建筑成本仅400多元，乡镇仅为250元。正是这一点，后来为他赢得了民心：沭阳城的房产价格现在涨到了1500元/平方米，乡镇则涨到了300多元。　　●从后来的测算来看，4年时间，沭阳共启动民间资金50多亿元，用于修路、城区改造以及小城镇建设。这些资金的启动，大部分是政府力量强制性推动，而可以作为参照的是，宿迁全市一年储蓄余额也才100亿元。短时间的强投入，使沭阳城乡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这些是仇和的政绩，而老百姓投入的资金，则可看作购买了长期利益的“股票”。同样费思量的，还有他逼农民栽杨树，屋前屋后，沟边渠边全部种上，不少农民当时反对，甚至用开水去浇，现在杨树却成了他们最大的财产，宿迁现在办起了2300多家木材厂，一个产业已经形成。这是一个双赢的结局。　　仇和现象再思考 　　张有义　　争议，魄力。　　宿迁市原市委书记仇和，至今仍不能消失于媒体视线。只要提起仇和，人们仍会联想到“争议和魄力”这两个词语。　　“后仇和时代”留给了人们更多的思考。或许，也只有在“后仇和时代”的宿迁，才能真正看清仇和、了解仇和，才能理解仇和对于当代中国的标本意义所在。　　仇和时代的标本意义是什么？　　孟子曰：徒法不能以自行，盖有治法而无治人，有良法而无良吏，法亦徒然。　　根据古代圣人的这句话，仇和演绎后的解释为：“能不能用人治来推动法治，用不民主的方式来推动民主呢？”　　仇和也选择了这样的从政路线：“限桌令”、让违法者亮相电视台、勒令5000干部做清洁工、强行集资修路、“惨烈的”旧城改造……　　但他这样做的负面效应随即出现，被评价为“充满唐·吉诃德式的个人英雄主义，背离了法治社会的基本要求”。　　但更多的人是在为他摇旗呐喊，尤其在他的改革成果有目共睹、宿迁百姓得到实惠之时。　　也有人疑问：“嘉禾拆迁案”中，嘉禾县委的一班人马可谓同样“铁腕”，却遭批评遭撤职甚至断送政治前程，而仇和却能安然无恙呢？　　这个问题的答案，其实就是“仇和时代”的标本意义所在：他能善舞于政策与法律之间，但从未突破法律之底线。　　“嘉禾拆迁案”中的一班人，就没有像仇和那样把握好法律的底线。他们的口号是“谁影响我一阵子，我影响他一辈子”。在这种原则下的行为，毫无疑问地打破了法律的疆界，构成了明显的违法事实。　　仇和呢？看似“激进”的行为背后，有着他细致、准确的“预警机制”：或步行或骑自行车进行微服私访；对准备开展的可能会引发大面积群体性事件的举措，他会亲自上阵，细致耐心地解释说服；他也会使用一些“小聪明”，比如在疏通京杭大运河时，他组织各界人士去参观、表态。一些不愿出财出力的人在这种环境下也不得不做出高姿态，心里想的是“随便说说而已”，但他们没有想到，这些表态随即在电视台公开，“随便说说”就变成了言之凿凿。　　更为重要的是，行为之后实际效果的显著。即使现在，宿迁的百姓提起仇和的贡献，都会亲切地称他为，“俺们仇书记”。　　坚守法律底线的做法来源于仇和的思想底线，他曾经说：“我们要用五十年走完西方国家三百年走完的路程，我们必须要进行‘压缩饼干式的改革’。”而对于这种改革，仇和的解释也恰到好处：“为公才改革，为私谁改革？”　　对于这位曾被称为“最富争议的市委书记”，此前媒体的报道并没有给人们留下太多的思考空间。2007年年初伊始，重新审视“仇和现象”，或许能让人们领会到更新的内涵。对“后仇和时代”的考察，也许更能给人们以新的启迪。我们解读仇和现象，目的是试图重现，让人们看到仇和是如何处理政策与法律的博弈的同时，更让人们看到干部政绩“显规则”的力量。     
从仇和的“升迁路线图”看中央用人新导向2009年02月19日 星期四 22:42   
仇和，这个曾被“无法用好与坏来评论的”领导干部，这个最富有争议的领导干部，在春意昂然的昆明，因为再次掀起官场旋风，使其又一次成为人们的关注的焦点和热点。他从沭阳县委书记一路升迁到云南省委常委、昆明市委书记，用了十二年的时间。这个十二年，他高昂地奏响了改革开放的乐曲；这个十二年，他光彩地画出了改革开放的路线；这个十二年，他一直以激进的手段推进当地改革；这个十二年，使他实现了由处级到部级的光彩转换。    他的这个“升迁路线图”，给了人们很多很多的思考。在我看来，他的升迁，不是因为“宁肯不干事，也千万不出事”的稳重，而是因为他 “想做事、肯做事、能做事、敢做事、会做事、作成事”，而是因为他锐意于大胆创新、积极改革开放的“新政”。这个“新政”，标示创新精神。因为创新，他创造了令人注目、令人叹服的“仇和速度”。他可以用半年的时间把原来民居密集的地方变成八横八纵的步行街区；可以在三天以内办妥一个庞大的投资项目；甚至可以在两周之内将一个原本垃圾成堆的县城变得干净整洁。到2000年底，沭阳共启动民间资金15亿元，新建小城镇楼房356万平方米，是1996年底总数的38倍。新增城镇人口26.5万，人口城镇化率从7.5％上升到22.1％；也是到2000年底，沭阳城区新辟街道39条，新铺水泥路62万平方米，新建楼房198万平方米，新增公共绿地208万平方米———一座全新的县城出现在沭阳百姓面前。    这个“新政”，富有改革意义。因为改革，他不顾骂名，以富有“个性化”的施政方式对某些体制局限进行了大胆挑战，不是吗？1998年，宿迁市下属的沭阳县，给教师下达“招商引资”任务，结果引起集体罢课，此事被央视《焦点访谈》披露；1999年，又是沭阳县，将犯有小偷小摸等行为的人，在电视上予以亮相、念检讨书，取名“沉重的忏悔”，此事被《南方周末》曝光；2002年，宿迁推行1／3干部离岗招商、1／3干部轮岗创业，政府催生了上千“官商”，这同样引起媒体集中轰炸；2003年，宿迁强行推进教改医改，变卖幼儿园和医院，引起激烈争议。从7月12日至10月2日，短短一个半月时间，被很多官员视为“政治杀伤力极大”的《焦点访谈》，三次聚焦宿迁。江苏一位官员评价，如此高频率关注一个地区，实属罕见，实非寻常。而所有这些引起争议的事件，背后都站着同一个人——仇和。他没有在这些争议中溃退，更没有在这些争议中倒下，而是在这些争议中继续得到了升迁。当我们回头看中国古代的改革人物，有几个有好结局？商鞅变法遭遇“车裂”，王安石变法中途夭折，戊戌变法悲惨收场……而仇和，这位改革者的价值得到了充分的肯定，并赋予其更大的政治舞台。    从仇和的“升迁路线图”，我们看到了中央用人的新导向。在前不久召开的中央组织工作座谈会上，胡锦涛指出：“要坚持正确的用人导向，真正把那些政治上靠得住、工作上有本事、作风上过得硬、人民群众信得过的干部选拔到各级领导岗位上来。要在党内特别是干部队伍中大力营造鼓励探索、支持创新、宽容失误的环境和氛围，教育和引导广大党员、干部自觉坚持锐意改革、奋勇创新，自觉反对不求进取、得过且过，激励广大党员、干部不断保持和增强蓬勃向上的朝气、开拓进取的锐气、不畏艰险的勇气，真正推动出现一个广大干部奋勇争先、与时俱进、为党和人民建功立业的生动局面。”其中的“鼓励探索、支持创新、宽容失误”，表达了总书记对提高各级干部开拓创新能力的深切期望。习近平同志在在这个基础上，明确提出了用人的“六大导向”，进一步为总书记的“鼓励探索、支持创新、宽容失误”作了全面的诠释。这个用人导向，为那些敢于改革、勇于创新、锐意进取的干部打了气、撑了腰、壮了胆；那么，仇和的升迁，当然也就成为了必然。    改革开放固然需要“新政”，但是，没有敢于施行“新政”的改革者，还是纸上谈兵。中央的用人新导向，将为锐意“新政”者的脱颖而出创造更加宽松、更加和谐的政治条件和灿烂前景。    愿仇和的“升迁路线图”，成为激励锐意“新政”者的标杆；愿中央这种用人的新导向，化为催生锐意“新政”者的春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