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识形态与文学(2011-07-08 23:22:06)
“首尔国际文学论坛”于今年五月下旬举行。五月二十五日，高行健发表《意识形态与文学》演讲，内容论述：意识形态的终结并非文学的终结，意识形态的终结也并非思想的终结。蔓延了一个世纪的乌托邦的崩溃早该如此，而精神的贫困正向文学发出呼唤。诚然，文学无法拯救这个世界，作家也不是救世主，而且恰恰得摆脱这种虚幻的角色，回到实实在在而又脆弱的个人，才可能对人世有一番清醒的认识。 —— 《明报月刊》编者
意识形态与文学
高行健
意识形态牵制、左右、主导乃至于炮制和裁决文学，在二十世纪是一个极为普遍的现象，不仅就文学创作而言，还有文学评论，也包括文学史，往往都打上意识形态的印记。意识形态可以说几乎成了一种难以防御的世纪病，有幸能抵御这种时代病的作家，他们的文学便得救了，日后也还经得起再看。
能称之为意识形态的理论和言说，首先得有个哲学的框架，并提出某种世界观和相应的价值观。马克思主义无疑是建构得最为完备而影响最广泛的一派，深深影响了好几代知识分子，且不说在前共产主义国家成为官方的思想支柱，在全世界的左翼知识界也一度是主流思潮。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也同样可以演变成为意识形态，成为政党和国家倡导的思想和价值观。而知识界之中，当然也包括文学和艺术领域，现代主义或后现代主义，以及所谓后殖民主义都可以变成某种价值判断，乃至于弄成僵化的教条。
意识形态的建构原本为的是解说世界，并给人类社会建立一种价值体系，为国家权力和社会结构提供一个合理的根据。如果说哲学仅限于形而上的思考，而意识形态则同现实社会的结构和各种利益的价值判断联系在一起。然而，文学却是人的感情和思想的自由表述，原本超越现实的功利。作家一旦丧失独立思考，去追随意识形态的这种或那种思潮，现时代不幸的文学往往就这样丧失了自主，成为意识形态的附庸，二十世纪的文学已经留下了太多的教训。
以意识形态来代替宗教，也是二十世纪的一大蒙昧。在理性的旗号下，用乌托邦的教条来改造现实世界，形形色色的革命煽动暴力，导致群众乃至全民族的疯狂，造成了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巨大灾难。纳入到意识形态框架中的文学，鼓吹暴力与战争，制造英雄和领袖崇拜，颂扬牺牲，如今虽然已销声匿迹，但号召文学介入的呼声仍然不断。把文学变成改造社会的工具，恰如把文学变成道德规范的软化一样，只不过代替道德规范的是现今的政治正确。当今的文学并没有就此解除意识形态的束缚，所谓介入，也即介入现实政治，这种文学观仍然流行于当今知识界。
以文学从政的作家身不由已
知识分子论政现今也是相当普遍的现象，如果不切身投入，大抵也仅仅流于清谈，对政局和社会影响甚微。而现实政治现时代不过是政党政治，知识分子如果不投入政党，成为职业政治家则难以有所作为。从事文学的作家如果想影响政治更是两难，这也正是文学介入政治的尴尬处境。然而政治并不理会作家的这种困境，甚至也不理会为政治立论的意识形态，一旦这样或那样的主义同政党政治面临的现实利害有所抵触，不是党抛弃理论，便是理论家修正或重新诠释以便适应现实政治的需要，所谓政治正确就这样一再变脸。
可怜的作家，这里指的是以文学从政的作家，捆绑在政治的战车上，身不由
己，摇旗呐喊，却丧失了自己的声音，当然也就留不下日后还可再看的作品。更为不幸的是连身家性命都被葬送掉，这便是在共产党集权政治下的许多为革命而牺牲文学的“革命作家”的命运。历史并没有终结，在民主政治下，从政的文学前途也未必美妙。再说，文学不是媒体，不能天天见报，而各党派都有自己的大众传媒，尽可以充分阐述政见，并不指望文学效劳，文学介入政治充其量不过是为这种政党政治时不时增添一点花边和点缀。
意识形态原本是为现实政治立论，而左右政治的现实利害和权力的较量并不取决于理论，政治总比意识形态更活跃，今是而昨非，而且永远正确。执着于意识形态的作家，或者说，出于对某种主义的信仰，发现自己追求的理想竞一而再、再而三被现实政治抛弃，引起的苦涩和失落，并非是意识形态的不周全或过错。与其去修正某种主义，还不如干脆从政，这也是文学介入政治导致的必然结果，这样的文学自然也就丧失了文学固有独立和自主，而从属于政党政治。
作家，这里说的是从事文学创作的作家和诗人，而非写时政评论和报刊的专栏作家，那是另一行职业，现今这样的作家和诗人也很难以文学谋生。如果既不从政，又不屈从市场炮制的时尚和大众趣味而坚持文学写作，首先得出于内心的需要，不吐不快，其实这原本也是文学的初衷，而且古往今来，东方与西方可以说从来如此。这样的文学既超越意识形态与政治，也超越现实功利，乃是人类生存条件和人性的见证。
现今这全球化的时代，事实上，经济的实利已取代了意识形态，或者说意识形态也只是一番过时的空话，充其量不过是政坛上一张虚晃的牌子，所以，不妨称之为后意识形态的时代。有幸解除意识形态束缚的当今文学，如果不理会市场炮制的时尚，又敢于面对人当今的真实处境，文学就得救了。这样的文学求之于作家的是真诚，也即毫不回迁人在现实社会中的种种困境，这种真实与真诚的文学正是现时代人们期待的文学。
回到实在而又脆弱的个人
意识形态的终结并非文学的终结，意识形态的终结也并非思想的终结。蔓延了一个世纪的乌托邦的崩溃早该如此，而精神的贫困正向文学发出呼唤。诚然，文学无法拯救这个世界，作家也不是救世主，而且恰恰得摆脱这种虚幻的角色，回到实实在在而又脆弱的个人，才可能对人世有一番清醒的认识。
文学只能是作家个人的声音，一旦弄成人民的代言人或民族的喉舌，这声音且不说虚假，而且一定声嘶力竭。作家也并非真理或正义的化身，自身的弱点与毛病并不比寻常人少，只不过藉文学写作而得以净化。再说，作家也不是法官，不做是非的裁决和道义的审判。作家更不是超人，替代不了上帝，这种自我无限膨胀的时代病，如同上述的意识形态，应该说还确实风行过一时。现今的作家如果也能解除自身的这种虚妄，以平实的态度和一双清明的慧眼，既清醒关注这大干世界的众生相，又冷静观审混沌的自我，笔下的作品也就有可能经得起一看再看。
作家正是社会和人性的观察家，一旦摆脱现实的功利，突破内心潜在的障碍，明心见性，这种观察便透彻入微，而且无所忌讳，才可能深刻揭示并呈现人生的真实处境。文学不满足于真人真事的实录，作家对人生和人性的洞察力固然来之于作家的生活经验，而更为重要的则是作家独特的秉赋，那种洞察幽微的能力，并且把唤起的感受诉诸审美而通过语言加以陈述。
作家留下人之生存的见证所以如此生动有力，经久不衰，不仅来自语言的功
力，更在于作家赋予他的人物的审美感受，这种感受不同于简单的是非和道德判断，而是注入了人的情感，当然也出自作家对人物的态度，正是这种审美感受把人物变得呼之欲出、活灵活现。
悲剧或喜剧，或也悲也喜，乃至于人的七情六欲，都得以审美的呈现，或悲悯，或奸笑，怪诞与幽默，崇高与滑稽，都是作家赋予的，这种同感情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审美较之理性的认识无比丰富。这也是文学同哲学的分野，文学既不是意识形态的附庸，也不去诠释哲学，虽然有时也可以达到相近的认识。当哲学诉诸纯理性的思辨，文学达到的认知却总也同感性和情感联系在一起。
文学与哲学以不同的方式达到对世界和人的认知，无所谓高低和优劣之分。理性与感性都是人认知的必要途径。文学可以把人生中的困惑与焦虑、追求与迷误展示得如此透彻，把人性的幽微悉数呈现，发人深省，这种惊人醒世的功能既超越政治是非和道德说教，更远非后现代语义的解析和词语的游戏所能比拟。文学语言的背后，作家人生的经验即使转化为思考，也还得注入作者或人物的情感，纳入作品中特定的情境，而非纯理性的观念的表述和演绎。
有两种思想家，一种是诉诸理性形而上思辨的哲学家，另一类则是诉诸文学形象的作家，前者如古希腊的先哲，后者见于同时代希腊的悲剧和喜剧作家，他们分别以不同的方式启迪了后人对人的生存环境（而通常是困境）和人性的认知。当欧洲中世纪的经院哲学思想窒息的时候，倒反而是诗人但丁对世界和人的认知更为充分。莎士比亚则无疑是他那时代最伟大的思想家，而歌德与康德同样深刻。
如今，那股后现代思潮似乎也已经过去了，面对这精神贫困而令人困惑的时代，看来还不能不期待文学给人们带来某些启示。全球的金融和经济危机把经济学家们首次推到了思想的前台，而哲学却沉默不语，人类究竟向何处去?人是否能预测未来?或是再重建一回乌托邦?或是重新洗牌再玩一次语义的游戏?然而，文学毕竟多少能对人们面临的现实社会做些描述。
文学从哲学说不到的地方开始
文学当然不止于摹写现实。现实主义文学曾经是重大的文学潮流，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出现了不少伟大的作家和许多传世的杰作。二十世纪的现代主义文学转向人的内心世界，开拓了文学的另一个局面，现代社会的荒谬和对存在的意义的叩问用理性不足以解答。哲学也同样从传统的命题转向。而摹写社会现实的文学则在意识形态的牵制下变成了革命宣传。在当今的社会条件下，文学是否还可能反映现实?当然是可以的，问题只在于得丢掉主义，突破意识形态的框架和教条，消解政治正确的说教，回到作家真切的感受，用个人独立不移的声音述说，哪怕这声音十分微弱，不甚中听，毕竟是人真实的声音，文学的价值便在于此。
文学是人对自身存在的确认，脆弱的个人虽然无力改造世界，却可以说出自己要说的话，关键只在于作家是否确有自己的话，而非重复权力和媒体广泛散布的声音。个人的精神独立才是文学的主心骨，这也就是文学的独立自主。文学既不依附政治势力，也不依赖市场，乃是人精神自由的园地，虽然谈不上神圣，却可以维护不受侵犯，也是人之为人不多的一点骄傲。
人处于现实社会种种制约中，自由并非天赋的人权，总得付出代价，而且有条件，从来也不是无偿赐予的。只有精神的自由才属于个人，然而也还取决于个人的选择，文学的独立自主则是作家可以选择的。这既是做人也是文学拥有的尊严。
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学乃是个人意识的觉醒，作家从自己的良知出发，观察人世，同时也观审自我，将清明的意识注入到作品中去。个人对世界这独特的认知不能不说是个体的存在对生存环境的挑战。文学作品达到的认知因而总带上作家个人的印记。恰恰是这一个个的个案，文学才饶有趣味而不可替代。当哲学的思辨诉诸抽象，文学却回到生活，回到活人的感受，回到情感，换句话说，文学正是从哲学说不到的地方方才开始，这种认知也是哲学无法替代的。
当古典哲学企图用概念和理性建构一个思辨的体系，对世界作一个尽可能完备的解说，说不完的地方则留给上帝。而文学却总也说不尽，不妄图提供某种世界观，而且总是开放的，令人浮想联翩，感慨不已，也因为文学面对的生活无限多样，并不因为主人公或作者的死亡或作品的结局而告终。
每一个作家都提供一个独特的视野，却不以这种独特来取代别的作家，不像哲学以批判作为立论的前提，往往宣布为最后唯一正确的真理。后现代哲学虽然主张多义，乃至于消解意义，却建立在前人皆亡的前提上。文学没有这种排他性，不以批判开道，各自陈诉，干变万化。
文学也不以社会批判为己任，不以一个预设的世界覩和由此建立的价值观来裁决现实社会，文学的见证只诉诸审美。审美首先出自于人性，也同人类历史长期积淀的文化熏陶密切相关，而且超越语种，是可以传译而普世相通的。作家注入作品中的这种审美唤起的情感如此强有力，竟然能唤起不同民族不同时代的读者的共鸣，从而成为人类可以分享的精神财富。
因而，作家赋予文学作品中的审美可以说是终极的判断，既超越现实功利、是非善恶，也超越社会习俗和时代。只要这作品还流传在世，还有人阅读，这文学的见证唤起的审美情感便超越历史而长存。
在文学面前，严格说来，时代是没有意义的，虽然每一个作家每一部作品都多多少少留下了时代的印记。把文学划分为不同的时代不同的主义是文学史家的事，同作家的创作没有关系。二十世纪的现代主义也是在一批作品出来之后，文学评论家归纳，由此分类和立论，这对文学研究有所帮助，却同作家的创作关系不大。诚然，也有一些作家标榜为现代主义，那也是当他们的先行者和代表作已经得到公认和共识之后，便也聚集在这旗号下汇成潮流。而作品有无文学价值却不在于旗号，还得看作者和作品是否提供了独特的认知和审美呈现。
从一批极不相同的现代作家的作品中抽出的现代性就有可能变成教条。而现代性在一些富有独创精神的作家和作品之后归纳成时代的标记，到二十世纪的后半叶确实已成了僵化的美学教条。教条之一便是所谓颠覆，把对前人的颠覆作为一个模式，以否定的否定作为推动历史的普遍法则，而且又成为后现代主义的基本策略。归根结蒂，这也还是来自马克思主义，从黑格尔的辩证法出发的马克思主义一旦引入到文学和美学，文学和艺术的不断革命便成了文学与艺术的历史书写。
抽空了人性和人的情感的丰富内涵，后现代美学纯然蜕变成了一番修辞和言说，以语义的解析来取代审美，把哲学和文学都变成语言的游戏，意义当然也就消解了。这种后现代的颠覆策略甚至也不指向社会，人的生存和生存的困境也消失在空洞的话语中，只剩下没有作家也无作品的一个时代空虚的标记。
作家创造与革新本民族语言
文学固然诉诸语言，但作家笔下的语言同语法学家乃至语言学家研究的对象相去可说是十万八千里，且不说风马牛不相及。语法和对语法结构功能的解析与描述应该说只是语言的最低层次，当然也可以做出无穷无尽的学问，诚如任何一门学科，但是语法离文学还极远。
文学的语言是人的思想、情感和精神的载体，况且人类如此丰富的文学遗产毋庸置疑已经在那裏了，每个时代的作家只不过尽可能不断做出新的表述，从而进一步丰富他们赖以表述的语言。从这个意义上说，作家乃是他本民族语言的创造与革新者。
对作家而言，文学不是符号，而是人活生生的声音，人的七情六欲尽在其中。作家写作时这声音就活在心裏。文学语言是可以朗读的，也可演出，有声有色，可以活在舞台上，引起读者和观众强烈的共鸣。作家创造的正是这样栩栩如生当当作响的语言，而非语言学研究的无声的所指与能指。作家往往还不止于前人已经写出的语言，总在发掘新的表述以传达新鲜的感受，对语言的表达力的追求也没有止境。这种追求并不颠覆前人的成就，正是在语言已经达到的表述的基础上再求其幽微。
宣告作家已死的后现代这种时代性的标记也该终结了，恰如文学革命并未结束文学，却自行结束了。作家和文学尚在，历史也来终结，只不过问题是当今的文学怎样面对现时代人的生存条件和文学面临的困境，作家是否有勇气呈现人的真实处境，并找到更为贴切的文学表述。
作家是文学样式和文学语言的创造者。文学不是记实的书写，这也是文学同历史记载的巨大差别。作家的感受得同文学的样式、表述的方法和语言风格同时生成，每一个有成就的作家都有自己偏爱的文体和风格。而联想与想像同样参与创作。从诗歌、散文、小说到戏剧，每一种样式作家都可以再有新发明，没有僵死的格式。作家要传达的审美感受离不开一定的文学形式，纯形式的美学是没有意义的空谈，文学中的诗意也然。
然而，在这个政治无孔不入、利润的法则充斥全球。人欲横流的时代，诗意何在?至于美，且已成为日益遥远的记忆。人，说的并非是人道主义那抽象的大写的人的理念，而是现实社会中孤单的个人，从来没有这样脆弱，面对孤独才是人实实在在的存在。这孤独的个人并非没有思想，对生存的意义的叩问恐怕比以往任何时代都更为自觉，对自由的把握也更为迫切。应该说，还没有一个时代有这许多人从事写作，文学恰恰成了这精神困乏的时代的寄托，希冀留下一点生命的痕迹，这多少也说明现时代文学并未就此衰亡。至于什么时候再现新一轮文艺复兴，却只能期待历史的偶然，而文学如同生命，正取决于一个个偶然的个案。
二O—O年十二月八日于巴黎
（作者是二OOO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偶看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