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力学性能参数:贺雪峰：论熟人社会的人情(2)

贺雪峰：论熟人社会的人情(2)

发布时间:2011-10-17 17:17 作者:贺雪峰 字号：大 中 小 点击:289次 　　人情越来越频密，人情参与者越来越多，酒席费用越来越高，则用于人情的酒席支出越来越大。即使所有随礼金额的收送平衡，但因为办酒太多，大量人情随礼变成酒席费用。换句话说，农民手中的资源最终都被白白吃掉了。 　　再来看名的方向。 　　上面讲到酒席越来越铺张，这是普遍现象，前文讲到安徽繁昌农村的丧事，酒席同样是越来越铺张，目前每桌酒席花费要700—800元甚至更多。繁昌酒席花费相比浙江奉化农村，则又是小巫见大巫。2009年国庆，笔者到奉化西邬镇调研发现，当地农村办一桌酒席的成本已在2000元以上，若结婚摆30桌酒，仅酒席成本就至少要6万元。酒席成本高，所收人情就不能少。奉化农村，送人情的礼金最少也要500元，一般是700—1000元，这还只是邻里和朋友送礼，亲戚送的礼金就更高。 　　奉化农村为何要办如此之好的酒席，及为何要送如此之高的礼金？是因为奉化农村有人办得起好酒，送得起高礼。奉化农村应属沿海经济发达地区，有人经商办厂发了财，他们就有能力来办好酒送大礼。他们办好酒送大礼，就带来新的办酒送礼标准，达不到这个标准，就是说你办红白事不体面，没面子，比不过别人，让人瞧不起。无奈之下，奉化农村人们只能咬牙跟随，因为“一个人不就结一次婚吗？”和“不就生一次吗？”及“不就死一回吗？” 　　奉化农村近年来快速的经济分化带来人情新标准，只要办酒席，只要送人情，就要按此标准，这就使得农村中经济条件差的农民不再有能力参与人情循环。因此，有越来越多奉化农民不再举办酒席，不再参与人情循环。其结果是，有钱办得起铺张酒席的人们，通过大规模办红白事来扩大社会交往面和自己人范围，也在社区范围攒足了面子，经济条件差的农民过去本来可以通过办一般的酒席，送一般的人情，维持基本人情往来和社会交往，现在却不再可以维持得住。他们被富人排斥出村庄熟人社会范围之外。一些中间收入的村民则苦苦挣扎在人情负担之中。 　　六、人情异化的社会机制 　　从以上人情异化的逻辑来看，造成人情异化的核心是人情名实分离，名实分离背后则是之前维系人情循环的地方性共识的解体，地方性共识即人们认为的理所当然与政治正确。在社会转型的背景下面，在村庄经济发生分化的背景下面，在村庄边界越来越开放，村民预期越来越短的背景下面，关于人情的地方性共识弱化，人情被利用，从而发生了异化。 　　但在一些宗族等传统力量仍然较强的农村，维系地方性共识的村庄公共性力量仍然存在，决定人情状况的公共秩序仍然存在，这些力量就可能成为抵制人情异化的力量。举例来说，2009年暑假，笔者到鄂东南的大冶农村调查即发现，大冶农村人情异化程度很低，具体表现就是人情名目并未快速增加，随礼金额相对较低，而尤其重要的是，在送人情时，必须按血缘关系远近亲疏来送，送多送少是地方规范中早已有之的，多送少送会引起非议甚至可能带来严重后果。换句话说，在大冶农村，人情规则是服从村庄公共性规则的，在村庄公共性规则（主要是以血缘关系为主的宗族房头等传统规范）仍然坚强有力的情况下，人情是不能乱来的，王德福称之为村庄人情的公共性。[④]大冶农村正是湖北比较少有的宗族房头意识仍然较强的农村，可以算作是南方宗族农村的代表，正是南方团结型的宗族村庄，使村庄中有可以抵制社会转型与市场渗透等现代性因素冲击的力量，从而可以使农村的人情仍然保持传统的名实统一。[⑤] 　　而在缺少结构性力量约束的中部农村，一旦出现外来的现代性力量的冲击，地方社会并无缓冲或抵挡这种冲击的能力，村庄中的每个人都“理性”接应甚至利用这种现代性的力量。结果是，新的人情名目不断被发明，送礼范围越来越大，随礼金额越送越高，酒席越办越好。办酒席因此被一些人用于赚钱或用于恶性攀比。人情迅速异化。 　　因此，决定人情异化的关键是人情之实、人情内生规定性的丧失，这种丧失又与地方性规范，与地方公共约束的力量，与地方有无可以抵挡（至少是可以缓解）现代性冲击的结构性力量有关。 　　因此，我们在传统最为薄弱，结构性力量最少的分散的中部农村，可以见到最多异化的人情，人情越来越工具化，成为被个人利用的对象，人情之实越来越少，人情中的仪式越来越少，人情成为所有人不堪承受之重，人情因此可能盛极而衰，不再维持得下去。 　　相对南方团结型村庄和中部分散型村庄，北方分裂型村庄因为仍然存在超越个人的结构性力量，而使北方农村在面对现代性冲击时，可以保持人情的相对稳定性。不过，与南方团结型村庄相比，北方分裂型村庄中因为存在不同的小亲族及小亲族之间的竞争，在现代性的冲击下面，北方农村可能重新“发明”人情在村庄内部竞争中的作用，这种竞争表现在：红白事成为超出农户家庭的小亲族事务，不同的小亲族通过举办体面盛大红白事，来显示本族人员的团结，来展开村庄内部的竞争。这种竞争不同于中部农村以个体家庭为基础的竞争，个体家庭的竞争往往会变成以赢利为目的的竞争，而以小亲族为基础的竞争，则一定是要以慷慨、铺张为手段的面子竞争，这种竞争表现为参与人员数量（办酒席多少）、酒席丰盛程度、仪式的夸张制度（比如丧事上跳脱衣舞）。社会转型和现代性的渗透，在北方分裂的小亲族村庄，人情就可能被小亲族之间的竞争所利用，北方分裂农村人情异化程度及方式与中部分散农村大为不同。相对来讲，南方农村可以保持人情更大程度上的“稳定性”。 　　七、应对人情异化的实践 　　以上讨论可见，当前农村人情异化的最严重后果是人情的不可持续，人情“盛极而衰”。在人情普遍发生异化的情况下，如何可以维持最低限度的人情而不致使人情变成沙漠，就是一个重要的实践问题了。 　　从理论上讲，有两种方式来应对严重的人情异化，从而防止人情沙漠。人情异化的最关键之处在于所有人都不堪人情负担，而人情负担是由两部分构成的，即由人情频次乘以随礼金额。人情频次越高，随礼金额越大，人情负担就越重。因此，应对人情太重的办法就是减少人情频次或降低随礼金额，或至少是保持人情频次和人情视金的稳定。 　　依前面的讨论，可以有以下四种应对方式的组合：　　我们分别讨论以上四种类型： 　　Ⅰ.人情频次高，且礼金数额大。 　　这正是当前中国农村人情变异最严重的地区。东北最为典型，这类地区人情已成为农民不堪重负的麻烦事，人情循环很难持续下去，农村人情沙漠化，极端形式是村庄不再有人情往来[⑥]。通常状态是村庄人情范围严重萎缩，人情频次很低，人情难以维持一个熟人社会存在下去所需要的最低交往与自己人认同。 　　Ⅱ.人情频次高，礼金数额小。 　　这是我们在北方农村常可见到的景象。因为礼金数量小，这类地区所办酒席虽多，却一般不铺张。人情往来与循环因此可以有效增加村庄社会资本。 　　Ⅲ.人情频次低，礼金数额大。 　　这正是本文开头所调查安徽繁昌和广东番禺农村的情况。繁昌和番禺农村在随礼金额越来越高的同时，却将公共性比较强的社区性人情仅限于丧事办理，红事则采用小范围私人性办理，从而可以既保持村庄内最低限度人际互动、社会交往和自己人认同的需要，又不致使村民不堪人情重负。 　　繁昌与番禺农村也有差异，其一是繁昌农村礼金较高，而番禺农村，礼金虽高，主人却有退还部分礼金甚至不收礼金的义务，因此，在繁昌，办事是可以赚钱的，在番禺，办事则注定是要亏本的；其二是繁昌红事可小办，不办，也可以大办。而番禺农村，红事仅限于很小的亲友的范围，不属于公共性比较高的社区性事务。 　　其相同点则有三点，一是酒席都很铺张，二是频次低，三是社区性的人情往来维持在一个合理水平。 　　Ⅳ.人情频次低且礼金数额少 　　第四种类型人情有两种可能，一是人情频次太少礼金往来也少，人情不再能滋润农村社区性关系，农村社区出现了人情沙漠；二是人情频次虽低及礼金虽少，但人情仍能最低限度发挥村庄熟人社会润滑剂作用。前一种情况往往是依第一种人情异化而来，后一种情况则是村庄中有极强的公共性力量在支持，典型如南方团结型村庄。 　　一般情况下，礼金数额高的人情，酒席会比较丰盛，而礼金数额小的人情，酒席比较简陋。例外情况也有，如番禺农村，实际送礼金额较少，但酒席却相当丰盛。再如，笔者2008年底在贵州湄潭调研发现，湄潭农村，虽然社区邻里送的人情低，酒席因此简陋，但湄潭农村的人情中，亲戚所送人情往往巨大，湄潭农村因此有“整酒就是整亲戚”的说法，而亲戚所吃酒席与邻里是一样简陋。 　　人情频次是由两种因素决定的，一是人情名目的多少，二是参与范围的大小。笔者2005年在山西夏县农村调研发现，夏县农村办酒宴，可以同时开席达160桌，有上千人参与，这样的人情是在相当大范围内进行的，这样的人情就使熟人社会中的自己人范围极大。还有一种是在极小范围参与，但人情名目颇多，这样就可能形成一个小而紧密的自己人圈子，如中部农村，当社区性人情崩塌之后，即可能在很小的亲友范围形成如此人情模式。此方面更为具体的分析不再展开。 　　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列出如下几种应对人情异化的实践来： 　　1.人情频次高但礼金数额小的类型。典型如山西夏县，贵州湄潭农村。其中的差异在于，夏县社区性公共性人情名目较少（主要限于婚丧），但范围极广，而贵州湄潭农村则人情名目颇多，社区参与虽广，随礼金额却低。因为亲戚礼金高，所以湄潭农村人情让亲戚苦不堪言。 　　2.人情频次低但礼金数额大的类型。典型如本文开头所描述安徽繁昌和广东番禺农村。两地差异已如前述 　　3.人情频次低且礼金数额小。典型如江西等南方团结型的宗族村庄。这是以不变应万变。因为有超过人情的公共性力量在维持农村熟人社会秩序方面发挥着作用。这类似以不变应万变的农村人情，农村经济发展，农民收入增加，而随礼礼金不变，其实是礼金份量比过去更小了。 　　以上应对人情异化的实践，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为这些人情实践既使农村社区保持住了最低限度的互动和交往，农村熟人社会得以再生产，有未导致农民不堪异化人情的重负。 　　八、小结：人情与熟人社会 　　一个正常的熟人社会的维持，一定是低成本、有效率的。高成本的秩序是无法内生的，是会很快解体的。 　　人情因其特殊的功能，在熟人社会再生产中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在原子化程度比较高的中部分散型村庄，正是凭借人情循环与往来，而使原子化的分散的村民变成自己人，使熟人社会成为遵循乡土逻辑的熟人社会，[⑦]而不是相互利用和相互算计的关系。但也正是在这些原子化程度很高的中部分散型村庄，借社会转型、市场经济以及社会经济分化的力量，现代性强力侵蚀传统农村社会时，中部农村缺少基本的抵抗能力，从而发生了严重的人情异化。人情异化表现出来的是人情的繁荣，但当人情被榨取性利用之后，剩下的只是名实分离的人情空壳，人情循环中断，人情沙漠化了，村民之间基本的人际互动难以维系，且村庄中再无自己人认同的再生产机制，农村熟人社会的基本润滑剂失去了。这种情况下，农村的熟悉就可能变成每个个体凭借熟悉来相互算计。农村熟人社会因此解体。 　　这是目前中国农村和农民难以承受之重。 　　[①]贺雪峰：《村治模式：若干案例研究》，导论。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9年。
　　[②]贺雪峰：“关中村治模式关键词”，《人文杂志》2004年第6期。
　　[③]具体可以参看宋丽娜：农村人情的社会基础研究，华中科技大学社会学系博士论文，2011年。
　　[④] 王德福：《人情的公共性及功能》，《中国社会科学报》2009年11月5日。
　　[⑤] 宋丽娜在她的博士论文里详细讨论了农村人情与村庄结构的关系。见宋丽娜：农村人情的社会基础研究，华中科技大学社会学系博士论文，2011年。
　　[⑥] 总体来讲，东北地区是一个移民社会，村庄原子化程度很高。在我们的地区分类中，东北地区被当做中部地区，而非北方地方。具体理由请见贺雪峰：《村治模式：若干案例研究》，导论。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9年。
　　[⑦] 关于乡土逻辑与熟人社会的细致讨论，可以参看陈柏峰：《论熟人社会》，《社会》2011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