纸的质量等级:开启中国行政划分历史新纪元的宏伟构想——丁晓宇先生关于构建中国八大城市集群和三大自然保护区...

1410

支持

开启中国行政划分历史新纪元的宏伟构想——丁晓宇先生关于构建中国八大城市集群和三大自然保护区方略的历史意义

作者：丁晓宇 2010-04-01 19:35:51 发表于：博客中国

开启中国行政划分历史新纪元的宏伟构想

胡达

【作者胡 达教授简介】 吉林大学经济系毕业、经济学教授。曾任中国生产力经济学会理事、铁道部党校系统经济学会副秘书长、新华社经济参考报经济拓展部总编辑、高级编辑。出版著作9部、在国家和省部级刊物发表文章46篇。

**此文发表于《中国商学院联盟》2010年2月，今系转载**

开启中国行政划分历史新纪元的宏伟构想

——丁晓宇先生关于构建中国八大城市集群和三大自然保护区方略的历史意义

胡 达

行政区划是国家结构体系的安排。即根据政权建设、经济建设和行政管理的需要，遵循有关法律规定，充分考虑政治、经济、历史、地理、人口、民族、文化、风俗等客观因素，按照一定的原则，将国家领土划分成若干层次、大小不同的行政区域，并在各级行政区域设置对应的地方国家机关，实施行政管理。行政区划的基本要素，包括该行政区划单位的行政层级、类别，行政隶属关系和管辖关系，行政区域界线、面积、人口，具体的地方国家机关驻所地。

行政区划改革在中国一直是争议的焦点。既源于两千年来分分合合的天下大势，又联系当今区域政治经济发展的现实。行政区划承载的不仅仅是中央政权九州一统的政治意图，更浸入中国人的心理与生活。不同的行政区内演化出丰富多彩的地域文化。历史上的行政区划经历了多次演变，既有行政层级的增减和辖区规模的调整，又有名称、级别的变更和权力、利益的争斗。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文思想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国人民大学中原崛起与人才战略博士生研究会专家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东方文化研究学会副会长、中国城市战略研究中心主任丁晓宇在其宏篇论著《中国崛起方略——八大城市集群规划》（中国文联出版社2007年版，以下简称《方略》）一书深刻地阐述了人类历史上国家行政体制的本质，雄才伟略地提出了“建立推动城市化进程，服务于城市集群建设和优化城市化功能的崭新的以市场为权威，以市场、资源、技术、人才国际化为基础的城市集群的政府主导体制是我们首要解决的问题设计方案”（见《方略》第531——532页）的新思路，指出了“崛起之路的关键是城市化，城市化的实现之路是城市集群方略。城市集群方略的核心重点是实现国际化城市集群管理制度的创新”（见《方略》第532页），提出了建立中央政府、八大城市集群和三大自然生态保护区政府、市政府、区政府四级政府制度的构想。

此构想如石破天惊，前无古人，开启了数千年来中国行政区划的新思路，规划了今后数百年乃至更长时间的政体蓝图。这个蓝图以崛起为方向，以“诗意栖居”为目标，以建立八大城市集群为方略，以四级政府制度为保障；是科学规划，理性实施的以科学发展和人们的本原利益为理念和出发点的全新思路和举措。它将使中国稳步跨入科学发展史轨道。虽是一家之言，却具有跨时代的创新精神和里程碑的现实与历史意义。

封建郡县制、行省制是农业文明下中国政体行政区划的产物

中国古代继宗法分封制度（“分封制”即古汉语“封建”的原始含义；古文献中之“封建”即“分封制”）之后出现的以郡统县的两级地方行政制度，盛行于秦汉，完善于唐宋，完结于明清。两千多年前，秦始皇把全国划分为36郡，下设县，长官郡守、县令由皇帝直接任免。由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史称郡县制度。

郡县制是古代中央集权制在地方政权上的体现。它形成于战国时期。春秋初期，秦、晋、楚等国往往在新兼并的地方设县。县与卿大夫的封邑不同，是直接隶属于国君的地方行政区域，有利于国君对边远地区的统治。春秋中期以后，设县的国家增多，有的在内地也设置了县，县开始成为地方行政组织。春秋末期，有的国家又在新得到的边远地区设置了郡。这时的郡，虽然面积比县大，但是由于偏僻荒凉，地广人稀，地位却比县低。进入战国后，郡所辖的地区逐渐繁荣，人口增多，于是在郡的下面分设了县。战国时期，各国先后在边地和内地设置了郡县，产生了郡统辖县的两级地方行政组织。至此，郡县制开始形成。郡县制于分封制最大的不同是：郡守于县令由皇帝直接任免，不得世袭。郡县制使君主有效地加强了中央集权，有利于政治的安定和经济的发展。

秦统一后郡县制遂遍行于全国，汉继秦制，比秦更为严整。司马迁说秦始皇分天下为36郡，《晋书》以为统一后又有所增设，可达40郡之多。

郡县制确立后，中央通过考课和监察以加强对地方政权的控制。秦汉之制，郡守于每年秋冬向中央朝廷申报一年的治状，县也同样要上集簿于郡，中央或郡即在这时各对其下属进行考核，有功者可受奖赏或升迁，有过者轻则贬秩，重则免官、服刑。和考课相辅而行的是监察制。中央派郡监或刺史以监郡，郡县也各派督邮或廷掾以监县或乡。刺史、督邮等可随时按劾有罪赃的守、令或其他官吏。由于自上而下的层层督课，使得中央政令能较为顺利地贯彻到最基层，保证了政令的划一性。秦汉的郡县制代替了周的分封制，也即从地方分权演进为干强枝弱的中央集权制，为后来2000年的地方行政体制奠定了坚固的基础。东汉末年，原监察区性质的州转变为郡以上的行政区，地方行政制度始成州郡县三级。隋开皇三年（583）， 罢天下诸郡，以州统县。至元，郡名完全废弃。

郡县制于分封制最大的不同是：郡守于县令由皇帝直接任免，不得世袭。郡县制使君主有效地加强了中央集权，有利于政治的安定和经济的发展。在郡县制度下，国王对国家的主权、财源、军队、政府、领土都有绝对的控制权力，由上上下下的各级官吏代替国王实行管理权，取消了原有贵族、封建领主的特权，剥夺了他们的财税权和私人军队。而在封建制度下，封建领主对国王听封不听调，国王不能直接管理封建主领地内的民众；国王不能直接对封建领主内的民众收税；只是靠封建领主上贡来维持；封建领主都有私兵，完全由领主自己掌握；国家发生战争时，听从国王号召，派出部分军队协助国王对外作战；封建领主都有自己的一套班子，封建领主有权将领地内的土地封赏给别人。

分封制体现了“薄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一统天下的政治局面，各封国具有保卫王畿、保护国君绝对安全的义务，这和西周时期经济发展水平低、政治不平衡、文化差异较大的情形相适应，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但是，由于各诸侯国在封地上拥有绝对的统治权而变成了大大小小的独立王国。在一定的条件下，这些王国演变成完全独立的国家，直接或间接地威胁国君的安全，酿成了列国争霸，互相兼并，国君权力衰微，大权旁落，最后导致完全分裂的政治局面。春秋争霸局面的形成，可以说是分封制的必然产物。

郡县制的出现及其推行，消除了由分封割据而带来的隐患，使皇帝能够直接控制地方的行政制度，成为中国两千多年封建专制统治的组成部分。王夫之说：“郡县之制，垂二千年，而弗能改。合古今上下皆安之，势之所趋，岂非理而能然哉。”由此可见，郡县制对中国传统封建社会的社会调控产生了深远影响。但是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郡县制由于建立在军事占领和维护王权统治的基础上，限制了地域之间的经济交流、商贸往来和文化传播，形成了封闭和闭关自守的经济格局，极大的阻碍了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这也是中国几千年来经济缓慢发展的重要原因。

到了元朝，由于是游牧民族，地广人少，为了统治，元朝统治者发明了行省制。行省制是蒙元统治者在行政区划和政治制度方面为实现少数人对多数人，野蛮善骑的游牧民族对文明农桑的定居民族有效统治的一大创造。

自元行省始，行省三司督抚的高层督政区体制较稳定地确立了下来。元行省制是古代多民族统一国家发展壮大过程中中央与地方权力结构不断调整、完善的产物。它并非单纯的中央集权或地方分权。它是一种以行省为枢纽，以中央集权为主，辅以部分地方分权的新体制。其有三个特点：行省性质具有两重性又长期代表中央分驭各地，主要为中央收权兼替地方分留部分权力，所握权力大而不专。元行省制引起了13、14世纪中央与地方权力结构的较大变动，对元代社会和后来的明清、近代影响至深。
　　元代行省是行中书省的简称，其渊源可追溯到魏晋隋唐的行台和金代行尚书省。蒙古国时期，燕京、别失八里、阿母河三断事官及归降的金朝官吏、军阀等，也称为行尚书省或行省。严格意义上的行省是从胡必烈建元朝后，正式在朝廷设置中书省总领全国政务，时称“都省”。不久，又沿用前朝旧例，频繁派中书省宰执带相衔临时到某一地区负责行政或征伐事务。如中统和至元前期的陕西四川行省、河东行省、北京行省、山东行省、西夏中兴行省、南京河南府等路行省、云南行省、平宋战争前后的荆湖行省、江淮行省等。其中，设立于至元十年（1270年）的云南行省等，已带有地方最高官府的色彩。这一阶段的行省已显现朝廷派出机构与地方最高官府的两重性端倪。只不过此类两重性仅表现在云南等少数行省范围内，多数行省的性质仍然是朝廷的临时派出机构。
　　大约在世祖末成宗初，随着江浙、湖广、江西、陕西、四川、甘肃、辽阳、河南等行省的改置或增设，行省逐渐演化为常设的、固定的地方最高官府。几乎与此同时，元廷又对行省的名称、品秩、事权作了重要调整：其一，“嫌于外重”，一律取消中书省宰执“系衔” ；其二，降行省品秩为从一品，通常以平章政事二名为长官、少数行省特许增置左丞相一员，但品秩仍比都省低一级 ；其三，江南等处行枢密院并入行省，实行“絜兵民二枋而临制于阃外” 的体制。这三项举措大体奠定了行省作为地方常设机构的规模和权力框架。
　　具有两重性质和代表中央分驭各地的使命，是元行省制的一个基本特征。还有，元廷设置十行省的目的和作用，各有侧重，并不完全一致。如“生齿繁夥，物产富穰，水浮陆行，纷轮杂集”，“土赋居天下十六七” 的江浙、湖广、江西三省，大抵以镇压新征服区域和搜刮财赋为基本宗旨，其治所相应地均设在行省北端的水陆交通要冲，而不置于该行省的中心地带，以便朝廷的联络和指挥。位于中原、关中及西南边徼襟要，驻有许多蒙古军团的陕西、四川、云南、河南四行省，又以军事襟要的镇遏控制为重心。“太祖肇基之地”，“诸王星布棋列” 的岭北行省及辽阳、甘肃等行省，则以廪养或防范蒙古诸王，控制蒙古部众及供给军需作为主要使命。从以上设置目的和作用看，元行省主要着眼于政治上的统治和军事上的控制，酷似十个大军区。无论是作为朝廷的临时派出机构，抑或作为常设的地方最高官府，其代表中央进行政治控驭和军节镇遏的色彩，一直非常浓厚。
　　另外，朝廷为部分行省提供经费。尽管朝廷拨给经费虽限于甘肃、河南、岭北、云南等部分行省，时间上却囊括行省演化嬗变的前后两个阶段。这既可以看做是朝廷对部分行省的财政支援，也是行省作为朝廷派出机构在财政方面的证据。设置目的各有侧重和半数左右行省经费由中央提供，也可以从侧面印证元行省并非纯粹的地方官府。

总之，在行省受朝廷委付提调军马的体制下，行省长期坐镇藩服，统辖戍军，成为地方诸官府中少数握有较大军权的机构之一。从形式上看，在中央与地方军事权力分配中，行省似乎应该是地方军事势力的代表，行省掌握较多军事权，也应是意味着军事方面的地方分权了。然而，由于行省所具有的朝廷派出机构的性质，由于行省掌军时与朝廷的上述特殊关系，在实际效果上行省并未能构成名副其实的地方军事机关和独立的地方军事势力。行省所掌军事，既体现军事权力分配给地方的部分，又在很大程度上代表朝廷控制地方军事。其为元廷中央集权服务和倾向于地方分权的双重效应，是显而易见的。从总体上看，行省受委付提调军马，并没有对中央集权带来多少危害，反而主要发挥了某些有利于中央集权的作用。
　　丁晓宇在《方略》一书中指出：行省制也好，封建郡县制也好，都是为统治者维护专制的“家天下”服务的，是农业文明时期产生的封建专制行政区划模式。其不仅不具备现代城市文明的为民众服务的任何意识和特征。且且是以最有效压制奴役人民为其本质的，因此，是腐朽和反动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行政区划的变更和行政区划的改革

建国60年来，我国行政区划几经几经变化，先后已撤销的省级以上行政区6个，即东北区、华北区、西北区、华东区、西南区和中南区；撤销的省级行政区包括：平原省、察哈尔省、绥远省、辽东省、辽西省、松江省、热河省、西康省；

撤销的行署区：旅大、苏北、苏南、皖北、皖南、川东、川南、川西、川北；撤销的直辖市：沈阳、旅大、鞍山、抚顺、本溪、长春、西安、南京、武汉和广州。现在形成了华北地区北京市、天津市、河北省、山西省和内蒙古自治区；东北地区辽宁省、吉林省和黑龙江省；华东地区上海市、江苏省、浙江省、安徽省、福建省、江西省和山东省；中南地区河南省、湖北省、湖南省、广东省、广西壮族自治区和海南省；西南地区重庆市、四川省、贵州省、云南省和西藏自治区；西北地区陕西省、甘肃省、青海省、宁夏回族自治区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港澳台地区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省。

近来，政治改革再一次提到了国人的议事日程上。政治改革的主要项目是民主化与行政改革。对于前者，朝野之间仍存在严重的歧见，在改革的目标与途径上尚未取得共识。对于后者，意识形态上的障碍较小，但同样缺乏深入的研究与探讨。行政改革涉及行政系统的人与事两方面。公务员制度改革已经破了题，可惜进展比较缓慢，不能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随着政企分开，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市民社会的发育，公共行政事务的范围将逐步得以厘清，全能国家将向“小政府、大社会”的方向演化。行政系统内部的调整，首先涉及行政层级与地方行政单位的数量，即行政区划方面的改革；其次涉及中央与地方各级政府之间的相互关系与事权的划分。行政区划调整是指行政区划基本要素的变更。依法进行的行政区划调整，规范的是单个或多个行政主体的行政行为。

人口、文化、市场和自然等因素应该是行政区划最主要的根据和标准

当今世界和人类社会发展趋势，城市化是一个世界性的潮流。目前，发达国家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普遍超过80%，发展中国家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也已达到30%以上，全世界平均城市化水平接近50%。中国1949年的城市化水平为10.6%，1957年提高到15.4%，以后的20年中由于政策失误，城市化水平一直在15%左右徘徊，到1980年代才达到20%，但距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尚有相当差距。我国的省、县两级行政建制，是在两千多年的农业社会中逐渐形成的，在城市化浪潮的冲击下，其缺陷已经暴露无遗。近几年我国的城市化进程大大加快，传统区划与城市化发展的矛盾更加突出，东西差距、沿海和内陆差距越来越大。

丁晓宇在其《中国崛起方略》中提出了完成中国城市化是21世纪，特别是前50年的基本国策理论。他结合人类和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实际，设计了中国21世纪城市化进程和更长时间的战略规划。作者首次提出并勾画了在中国九百六十万平方千米的国土上，根据人类栖居的习惯、未来高品质生活与社会发展要素，实现中国城市化的科学之路——建立北京、上海、广州、海峡（中国台北）、沈阳、郑州、武汉、成都八大城市集群的战略框架，规划了中国崛起的实施方略。与此同时，他根据中国人口分布、自然生态、地理位置、经济发展水平和潜力，设立与之配套的保护、优化我国和亚洲自然生态环境的青藏高原——高级自然生态保护区、云贵高原——林、牧业自然生态保护区和三北农、林、牧业自然生态保护区的三大生态保护区，实施我国国民全面实现诗意栖居的生态保护总国策。

中国是一个地广人多的大国，不能象多数发展中国家那样，只靠一两个大城市的发展来实现城市化的目标，而必须同时发展几百个大中型城市，使之成为相应地域内经济发展的“增长极”。中国现在有2000多个县级行政建制，在每个县的县域内建成一个大中型城市，显然是不可能的；在一个省的行政区域内，则需要同时形成10—20个经济“增长极”，由省级行政单位去统一管理，必然顾此失彼，显然也不适宜。这就使得地区一级行政单位的地位与作用突显了出来。

长期以来，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片面强调发展生产型城市，造成中国城市工业生产功能过分突出，其它功能相对薄弱。城市的许多管理、服务功能不是由社区来承担而是由“单位”来承担，单位与城市的开放性、流动性都非常差，使之变成了“都市中的村庄”、“封建土围子”。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政企不分的单位正在还原为单纯的经营性企业，单位过去所承担的社会管理、服务功能必然要回归到社区，即由单位化转向社区化。这就是要求设立街道一级服务机构的大背景。

地方行政建制一般分为地域型与城市型两种类型。在中国历史上是没有城市型行政建制的，省、道、府、州、县都是地域型行政建制。清末北京市的市民就分别隶属于两位县太爷管辖。市制建立于民国时期，是中国向现代化、城市化的世界潮流靠拢的标志之一。从世界范围看，随着人口结构的变化，城市型行政建制不断壮大，地域型行政建制则逐渐萎缩，但是两种地方行政建制界线明确、平行发展的基本格局始终没有改变。而中国在经历近30年的城市化停滞后，从1980年代中期又开始了一次奇异的以发展小城镇为主要内容的“城市化”跃进。

由于实行地市合并与整县改市，现在，大多数中国人在统计口径上已经可以算作城市人口了。这既造成概念上的混淆，也造成表达上的困难。譬如说，某某企业是重庆市涪陵市南川市办的，对于重庆市以外的人来说，就很难理解其确切的涵义。人们通常会把这个企业当作三个城市合办的企业，而不会把它理解为重庆直辖市所辖的涪陵地级市所辖的南川县级市的企业。更重要的是，这种名义上的“城市化”其实质是取消或者削弱城市型行政建制，重新回到一元化的地域型行政建制体系。上述的重庆市、涪陵市、南川市三级政府，现在都不是城市型行政单位，而是传统的地域型行政单位。如果所有的地区都变成地级市，所有的县都变成县级市，这种“全国一片市”的城乡合一的行政建制体系，并不符合世界城市化发展的通行做法。

行政区划最主要的根据和标准就是人口、文化、经济和市场等因素。经济实力雄厚，市场包容和辐射力强，完全有能力、有条件接受与适应区域再规划的改革。改革行政区域划分形势紧迫，意义重大。行政区划改革是完全可行的，也是很有必要的。

丁晓宇提出了建立八大城市集群的宏大构想，构建了具有科学、历史、市场和社会意义的现代中国行政区域重新划分的宏伟蓝图

基于对历史上中国几千年来传统的行政区域划分的思考和反思，顺应世界和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潮流，结合中国现实的经济和市场、文化、自然生态、人口分布和民族特点，丁晓宇破天荒地提出了八大城市集群和三大自然生态保护区的战略构想即：

——以北京、天津为中心，以华北、海河平原，山东半岛，黄河下游平原为范围包括石家庄、济南、青岛的环渤海呈C字形的北京城市集群。（北京城市集群系八大城市集群之首，是我国城市集群方略的龙头。）到2050年时承载3亿城市人口。

——以上海、南京为中心向长江中下游平原、长江三角洲、钱塘江杭州湾及其周边为范围包括蚌埠、合肥、杭州、台州呈平行四边形的宁沪杭上海城市集群。（该集群是中国实现城市化以后中国八大城市集群的龙头。）到2050年时承载3亿城市人口。

——以广州、香港为中心东起汕尾西到防城、南宁、包括海口、东西江、珠江、河源、清远、梧州的南沿海岸北部湾沿岸呈西宽东窄矩形的广州城市集群。到2050年时承载2亿城市人口。

——以台北、厦门为中心的台湾海峡两岸包括台湾岛和大陆上北起温州，南到汕头、揭阳东海沿岸区域为范围的呈海峡两岸双轨形的海峡（台北）城市集群。到2050年时承载1亿城市人口。

——以沈阳、长春为中心，以东北平原为范围，西起大兴安岭脚下的朝阳、齐齐哈尔，东到长白山鸭绿江的丹东市和兴凯湖；南起渤海之滨的大连，北到小兴安岭之麓松花江畔的佳木斯、鹤岗的广大地区呈南大北小斜梯形的沈阳城市集群。到2050年时承载1亿城市人口。

——以郑州、西安为中心，以渭河平原、黄河中下游和故道沿岸的黄淮平原为范围的西起宝鸡、东到徐州、连云港，北起邯郸，南到信阳的呈东西长南北短的十字形郑州城市集群。到2050年时承载2亿城市人口。

——以武汉、长沙为中心，长江中游平原，湘江、赣江沿岸的两湖平原为范围，包括宜昌、南昌、衡阳沿江呈圆形的武汉城市集群。到2050年时承载1亿城市人口。

——以成都、重庆为中心，长江上游嘉陵江、岷江沿岸的四川盆地呈椭圆形的成都城市集群。到2050年时承载1亿城市人口。

丁晓宇提出的八大城市集群将实现中国沿海全面开发，联动中部崛起的城市化方略，把中国推进到真正的城市时代，并为全面进入海洋时代实现向海洋食物链和产业链的全面转移提供崭新的平台。但是，要在中国实行八大城市集群的城市化建设，实现“诗意栖居”的美好生活，营造和保护美妙的自然环境是必不可少的。没有自然环境的保护和建设，光有城市集群的繁荣是远远不够的。那是有繁荣而无诗意、无恒久、无和谐、无回归自然的惬意和浪漫的乏味的栖居。为此，他提出的建立三大自然生态保护区的战略构想更是与八大城市集群配套的造福于千秋万代、利国利民的宏伟蓝图：

——青藏高原高级生态自然保护区。东经78度至103度和北纬26度至39度，海拔均在2000米以上，包括西藏自治区、青海省和四川西部的阿坝、甘孜两个藏族自治州，凉山彝族自治州北部和甘肃省的甘南藏族自治州广大青藏高原区域。

——云贵高原自然生态保护区。东经97度至117度和北纬21度至31度的广大云贵高原及周边河流发源地山地地区。这一地区海拔均在1000米以上，是仅次于青藏高原的我国第二海拔地区。

——三北农林牧自然生态保护区。东经73度至132度和北纬31度至53度的内蒙古高原、黄土高原、塔里木盆地、河西走廊、塔科拉干沙漠、喀喇昆仑山脉、天山山脉、阿尔泰山脉、大小兴安岭山脉、太行山脉、秦岭山脉等广大地区。构想科学，设计宏伟，思索深邃,富于诗意。

三大自然保护区成三级阶梯形，从高级自然生态到高原自然生态到农林牧自然生态，涵盖大自然和人类需求的方方面面的地理生态自然资源。将城市集群、自然生态保护、海洋三者有机布局，相应成趣，相得益彰、相互呼应、相互补充，形成综合优势。八大城市集群在三大自然生态保护区宽阔的自然胸怀中，面向宽阔的大海，且八大城市集群中星罗棋布着无数个小型自然生态保护区，保护区中有城市，城市中散落着保护区，城市集群居三大自然保护区怀抱，面浩荡大海秋波，享都市集群之无限魅力。

著名散文作家张天福用形象、生动、诗一般的语言描绘了这一战略构想的宏伟画面：中国崛起腾飞的一条巨龙：龙头是海洋文明，龙身是八大城市集群，龙尾是三大自然保护区，点睛之笔即“诗意栖居”。城市集群的兴起，龙身的勃勃舞动，必将形成更大的城市魔力将拉动中国崛起，铸造出中国城市化的栖息生活平台，大步朝着“诗意栖居”之境界迈进。

丁晓宇规划了建立八大城市集群的宏大构想，构建了具有科学、历史和社会意义的现代中国行政区域重新划分的宏伟蓝图，开创了把行政管理和人文、经济、市场、自然和谐共处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伟大工程，这一杰作，开启了21世纪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新篇章。千秋功过，谁人予以评说，历史、只有历史；人民，只有人民。

胡 达 吉林大学经济系毕业、经济学教授。曾任中国生产力经济学会理事、铁道部党校系统经济学会副秘书长、新华社经济参考报经济拓展部总编辑、高级编辑。出版著作9部、在国家和省部级刊物发表文章46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