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河交警大队:中国社会信任缺失到什么程度

中国社会信任呈缺失状态 学者吁强化法律威慑力
2011年10月17日 09:19:51　来源： 中国青年报
重构社会信任的着力点，必须使社会成员把对其他人的信任建立在对于社会制度、机制和规范的信任基础之上。
一
今天的社会呈现的信任缺失状态，极大地影响了人们对于他人尤其是陌生人的助人行为，从一个独特角度透视出社会道德所存在的深层困境和相关社会机制所存在的严重问题。
其一，社会转型带来了信任模式变迁过程中信任支点的松弛。在传统社会里，人际交往主要在血缘和地缘基础上展开，其特征是熟人信任，实质上是关系信任。随着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与工业化进程并行的城市化的力量，使人们的交往范围日益扩展，交往频率逐渐加大，交往对象不断更换，从而导致了一个现象，即人们将与越来越多的陌生人进行交往，而且与有些人的交往可能仅此一次。
在传统社会，人际信任的保障机制主要是关系加上个人特质如良好的人品、声望等。在现代社会，由于面对的是陌生人世界，关系难以覆盖所有方面，良好的人品、名声等个人特质已不再是最有效的信任保障因素。在现代社会中信任模式的特征是普遍信任，实质是制度信任。
处在急剧转型中的中国社会，传统的信任模式逐渐失效，现代的信任模式还在生成，在这种新旧交接的情势下，社会信任呈现一种空白状态。
其二，社会整合机制运行中的失当对社会信任状况造成了一定的毁损。社会整合就是促进社会和谐，防止社会的排斥与分裂。社会整合机制主要包括两方面：一是社会文化、价值观及其传播载体；二是社会制度、规范及其执行机构。近年来之所以形成“老人倒地扶不扶”的道德困境，与这两个方面的运行不当密切相关。
司法机关和政府部门都是社会整合机制的关键要素。它们的运行水准直接或间接地对社会信任状况具有巨大影响。近期在处置此类纠纷案件时，有的司法机关执法缺乏应有水准。“彭宇案”等的处理，或证据不足，或真相不明，法院判决表述、推断片面、主观，难以服人，非议巨大，产生了强烈的社会负面效应。如“彭宇案”的判决书使用了“从常理分析”、“与情理相悖”之类的措辞来判断彭宇之责。这些判断的依据中透出“法官”对于今天社会道德状况的预设：人都是自私的，怎可能有公德。
二
而更有些政府部门没能充分预见到此类事件潜在的巨大社会效应，反应迟钝，使“小事件”造成大热点。
有人说，道德失范、信任缺失已经使我们社会的人际纽带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一方面，重建社会规范、修复社会信任是一个需要不断努力的过程；另一方面，社会生活每天都难以离开信任这一保障。因此，当务之急是用法律的强力来提供对于规范重建、信任重构的应急援助。
按照一般逻辑，一种社会规范的形成在时序上表现出的规律性是：从习惯到习俗，从习俗到惯例，从惯例到法律制度。这是一个逐渐提升的过程。在一个高度文明的社会中，法律解决最底线的社会规范问题，道德调节更高级的社会规范问题。
但是，在社会失范严重的今天，重构社会信任的着力点必须放在建立完善的制度上面，即必须使社会成员把对其他人的信任建立在对于社会制度、机制和规范的信任基础之上。换言之，一个人对于另一个人或另一些人的信任是因为相信有合理、完善的制度保证了这种可信任性，而不是出于对这个人或这些人的个人关系以及对其人格特质的透彻了解。
通过完善有关法律的方式来为社会规范提供援救，用法律的强力来重构社会信任和助推社会文明。着力点之一是，在社会中建立具有长效的惩罚机制，其最重要的功能是阐明一个社会其成员不被允许的行为取向。
作为社会信任的一种保障性基础，应该在涉及每个社会成员切身利益的制度安排上，进行一系列操作层面的严密设计。在建立正向性的激励机制(设立见义勇为奖)的同时，还亟须建立一种长效的惩罚机制。具体而言，一旦某个人出现了有损社会公德的行为，那么，他所将受到的惩罚力度一定会是非常巨大的、长期的——既包括某些眼前可计算的物质利益的丧失如罚款等，又包括在未来一定时期中可能丧失获得发展的重要机会。
这种机制的威慑力，无疑会极其有效地强化着社会成员，形成基本的却是敏感的诚信意识，并竭力维护好自己的诚信档案。让助人者不要再受冤屈，让获助者不能随意诬陷，应该成为建立相关法律法规的一个基本目标，例如，英国设有“见死不救罪”，规定一个人“没有对涉险人士予以协助”，就会面临法律的惩罚。新加坡则建立了这样的惩罚机制：如果获助者事后反咬一口，则必须亲自上门向救助者赔礼道歉，并接受其本人医药费1～3倍的罚款惩处。那么，对于相关机构或部门，是否也应该建立一定的法律法规呢？
三
依靠法律的强力来重构社会信任，实属初级阶段不得已而为之的做法。通过法律厘清底线，可望能够重新树立起人们的信任感。
在社会转型加剧，文化传统正在消失的今天，人们面对越来越多的“陌生人”，重构社会信任的确任重道远。从根本上说，正是在通过建立完善相关法律法规等制度安排及其运行机制来推进社会信任的过程中，社会成员对于遵守规范从认知开始，逐渐加以接受，直至实现内化，最后达成服从。于是，道德行为的内在控制便得到了根基性的生长。因此，社会信任的建立便从一个敬畏法律的阶段，进入一个享用法律的阶段。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者 沈杰
媒体聚焦重建中国社会信任:健全法治是基本保障
2011年10月17日06:44    来源：《中国青年报》
编者的话
改革开放30多年，中国经济持续繁荣，但中国的社会信任却未能得到同步发展。诸如街头有老人摔倒，鲜有人愿意上前扶一把的现象频频发生，不免让人感慨：这个社会究竟怎么了？
老人倒地，扶还是不扶？在传统道德氛围里，这不应该是一个问题。然而，在今天却成为一个道德选择难题。从2006年“彭宇案”，到今年“殷红彬案”、“许云鹤案”，这一难题由于执法因素的介入，变得使人更加困惑。不久前，卫生部公布《老年人跌倒干预技术指南》，专业技术指导也无助于破解社会道德难题。
由此，我们更联想到：信任，本是一个和谐社会里最基本的要求——
不是吗？当你打开水龙头，要相信里头流出来的水没有毒；过马路，要相信所有汽车都会在亮红灯的时候停下来；坐高铁、地铁，要相信它不会突然追尾；就是你睡觉，也要相信这屋不是“楼脆脆”；遇事报警，要相信警察不是盗贼的同伙……如果吃荤的怕激素，吃素的怕毒素，喝饮料怕色素，喝白水也怕有害元素，我们还能吃什么？
讲小道理，如德国社会学家卢曼所说：“当一个人对世界完全失去信心时，早上甚至会没办法从床上爬起来。”讲大道理，一个缺乏信任的民族没有希望，一个缺乏信任的国家没有未来。大到社会，小到个人，没有信任，便如大海里的船，看不到航行的标识。
也许这个话题并不那么简单。如果正如学者们尖锐指出的：社会信任远不是靠一个时期的舆论引导或政治动员就能建立的。那么，我们该如何重建中国的社会信任？《思想者》特邀3位学者就此发表看法，以飨读者。
毕竟，我们是“老百姓”，不要变成“老不信”。十人中有九人缺德，不是德不好；十人中一人有德，就是德尚在。总得使有德的人多起来，总得让道德的土壤厚起来。古人说“厚德载物”，其实“厚德”，才能承载市场经济。
重建信任：“原汤化原食”
“信任危机”来自“信仰危机”。毋庸讳言，当前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存在信仰危机，其形成主要肇始于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过度追逐物质利益，人的发展片面化，忽视或无视信仰和人生价值。加上中国传统信仰的世俗性与西方信仰的崇高性简单对接，有些人便会远离崇高，随顺世俗；面对社会上的各种不良现象和社会问题，一时间是非难分，荣辱莫辨；而信仰、道德教育虽有好的顶层设计却难接地气，在耀眼的金钱面前显得苍白无力。
当前信任危机的蔓延，主因是传统的信任在市场经济面前遭遇了尴尬。“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利”字当头，“信”也低头，熙熙攘攘，信任没了！但是，尽管我们痛心疾首地呼喊“民无信不立”，也不可能像孔夫子极而言之的那样，“去食”而立，“去市场经济”而立。民以食为天，“去食”何以立？社会主义也有市场，我们吃够了藐视市场、不要市场的苦头。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需要市场经济，特就特在能更好地发展市场经济。在市场经济中重建信任，我们别无选择。
信任日渐式微，是近年来在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发生的，是市场经济发展不足的伴生物。许多不道德、不诚信的行为，在一定程度上是与市场经济的不规范、不发达相关的。俗话说，“原汤化原食”，重建信任，要在进一步发展和完善市场经济中努力。
市场经济本身就是“信用经济”，没有信任就没有市场，就没有市场经济。发达的市场经济与发达的信任、信用密不可分。市场经济是通过市场机制的作用配置社会资源的一种经济体系，它通过供求、价格竞争这些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机制，把人力、物力、财力等各种资源的潜力最大限度调动起来，并加以合理配置，从而推动生产力不断向前发展。市场经济毕竟是人类文明进步的一种历史形式，其道德的进步性在于：在人的独立性基础上形成的主体利益意识、自主自立意识、竞争意识和开拓创新精神，促进人的个性、能力的自由和多方面的发展，从而归根到底对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起着巨大的解放和推动作用。正是建立在“自由、平等、所有权”的前提下，才产生了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道德维度，即，尊重、诚信、守时、互利、效率等相关内容，这应该、也可以成为我们找回信任、重建信任的“内生”基础。
“市场经济”≠“市场社会”
发达的市场经济，不仅需要自发的价值规律这只“看不见的手”调节，当然也需要政府宏观调控这只“看得见的手”调节。但信任出问题，往往在于“看得见的手”不受制衡。从政治学的原理看，不受制衡的权力会导致腐败，绝对不受制衡的权力会导致绝对腐败。从经济运行的现实看，不受制衡的政府过度干预经济，会放大党政不分、政企不分的弊端；绝对不受制衡的政府过度干预经济，会导致权力与资本结合的“权贵资本主义”。
政府的公信力是社会信任的基础，重构公信力应首先从政府着手。传统社会，以吏为师。但如果“吏”变成了“经济人”，且得不到有力的监督与约束，何堪为师？各级政府部门及有关组织必须主动作为，一方面接受公众的监督，遵循必要的法规，约束自身的行为；另一方面适应当前渠道多元、利益多元、诉求多元的新情况，建立并完善鼓励诚信、有利于重构社会信任的制度体系。进一步完善市场经济体制，使市场经济体制蕴含诚信的伦理道德，最终成为全社会普遍认同的行为规范。这包括，对所有参与市场经济活动的企业一视同仁。
市场经济需要政府“看得见的手”的作用，但应当有明确的边界。政府参与市场行为，需要有严格的法律限定，政府不能“越位”，不能随意决策，对造成重大经济损失的行为后果，必须追究决策者的行政责任。
从个体来看，市场竞争中着眼于长远利益的人，才能真正赚钱；所以市场经济里的每个人——“老百姓”也要注重自己的名声。仅就利弊核算来讲，如果人们背信的风险成本很小而收益很高，越来越多的人会倾向于背信；如果人们背信风险成本很高而收益不大，越来越多的人会倾向于守信。社会要快捷地重建信任，就要以制度促进人们追求长期利益而不是短期利益。
面对利润这个“聚宝盆”，手持利益这把“双刃剑”，身处市场这个逐利场，要坚守伦理底线，明晰道德边界，有所为，有所不为。“市场经济”不是“市场社会”。经济追求无止境，社会道德有底线。背信则名不达，名不达则利难至。要让守信重义者“名利双收”，背信弃义者身败名裂。
重建信任：弥补市场缺陷
既要通过促进市场经济的发展，把蛋糕做大；又要通过完善市场经济制度，把蛋糕分好。普遍平等产生普遍信任。信任不会在一个等级社会中生根。贫富过度悬殊，富人警惕穷人，穷人不会信任富人。只有当人们相互视为平等的成员时，他们才易于相处，易于相信陌生人，易于形成共同的价值，易于彼此结合凝聚力量。世界上贫富差距大的国家都是普遍信任度低、而小团体信任发达的国家，贫富差距小的国家都是普遍信任发达、而小团体信任趋于平淡的国家。
前些天，李光耀在新加坡圣淘沙圆桌论坛上，在回答 “您认为在中国崛起过程中将会面临的最大挑战是什么”时表示，“我想中国最大的问题就是贫富差距，特别是沿海地区与内陆地区的差异”。其实，邓小平早就说得很明白：沿海如何帮助内地，这是一个大问题…… 共同致富，我们从改革一开始就讲，将来总有一天要成为中心议题。
反复出现的问题，要从规律找原因；普遍出现的问题，要从政策想办法。现在既然信任问题已反复出现、普遍出现，就必须加大政策力度促进社会公平，缩小贫富差距追求普遍平等。
重建信任，不能仅靠发展市场经济，还要为弥补市场机制的缺陷而努力。因为：
——市场经济本身并不能分辨善恶，不能规定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东西可以或不可以在市场上进行交易，只要双方自愿交换，平等互利，就不与市场经济“自由、平等、所有权”的原则相悖。于是，市场就可以容纳各种各样对整个社会来说极不道德的交易，如开设赌场、卖淫等。
——市场经济本身不存在产生利他占主导地位的道德机制。等价交换和平等互利原则是在力量对比和利益争夺的竞争中得到贯彻的。虽然市场契约能够抑制过度的利己行为，但不可能消除产生这种行为的可能性。何况，人类的许多活动不是靠市场契约，而是靠信任去连接运转的。
——主要靠驱动个体利益运行的市场经济机制，不会自动产生为社会整体利益着想的道德意识。例如，市场经济本身只关注资源配置的最佳有效方式，却缺少对资源贮存和来源的合理考量。盲目开采、掠夺性的能源攫取、无节制的资源浪费和不负责任的环境污染，造成了当今人类日趋严重的“生态伦理问题”。
可见，市场经济对道德需求存在“二律背反”：一方面，资本追逐利润，个人追求利益，导致拜金主义泛滥，排斥道德；另一方面，社会追求公平、整体要求正义，导致市场要求自律，遵守道德。
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之外，还写下了《道德情操论》，这本书至少被温总理5次公开推荐，还大声疾呼，企业家的血管里要流着道德的血液。斯密的论述，实际上触及了市场经济对道德需求的“二律背反”问题，但并没有解决这个问题。马克斯·韦伯试图解决这个问题，倡导“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提出在基督教文明中推进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要靠一种“宗教精神的力量”来维持和制衡。据说这一套也曾管用，可在华尔街鼓捣出的金融危机面前，显然失灵。这些“金融大鳄”的血管里，流着的是金融衍生品的血液。“二律背反”的难题，仍在困惑当代市场经济。
因此，必须通过道德规范和道德教化的力量，来弥补市场机制的缺陷，克服市场主体因片面追求自身的局部利益而削弱社会整体利益的自发倾向，从而实现由对个体道德进行调节达到对社会整体利益的维护，为重建信任奠定社会基础。
重建信任：“信任”自己的努力
马克思认为“道德的基础是人类精神的自律”。人如果在金钱面前什么都不管不顾不怕不要了，人就病入膏肓了；社会如果利令智昏恬不知耻肆无忌惮之徒比比皆是了，社会就危在旦夕了！
人之所以能“自律”，是因为人有敬畏之心的“他律”。这个“他”或许看不见却总在你心中。这个“律”可以支配一切而不被一切所支配。“守信”所以能“守”，是因为心存“敬畏”。人应该不怕鬼神，但不能没有敬畏之心。人可以没有宗教信仰，但不能没有精神信仰，没有“敬畏”。
市场经济发展中的问题，只有通过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来解决。重建信任，更需要起码的“信任”。以诚感人者，人亦诚而应。有一种美丽叫信任：一个信任的眼神可以化解矛盾的坚冰，一个信任的口吻，足以让人刻骨铭心，永难忘记。与欺骗一样，不信任其实也是一种伤害，尤其当它指向一个原本应该给予信任的事物时，这样一种伤害对于社会诚信建设的破坏力，可能比欺骗造成的伤害更大。
让我们在努力发展市场经济、完善市场机制中，都来积德、厚德，都来重建信任，开创“厚德载物”、厚德载市场经济的新天地。
（责任编辑：刘则华
人民日报人民论坛：和谐诚为先
张真
2011年10月17日00:00    来源：人民网-《人民日报》
时下，“不信”，似乎成了生活的主语：做好事，不信，认为是作秀；帮助人，不信，认为有企图；甚至有人遇险去解难也不信。媒体报道，广东肇庆一70多岁阿婆跌倒后被人扶起，闻讯赶来的阿婆女婿却对其恶语相加：“周围的人都不扶，就你来扶？不是你撞的你会扶她？”多亏有监控录像证明。这个故事真让人感慨。
我们的目标是建立一个和谐社会。要和谐，诚为先。诚，不仅是和谐的润滑剂，而且是和谐的奠基石。可以说，离开诚，谈和谐，无异于缘木求鱼。事情就是这么简单：人与人如果互不信：“话到嘴边留半句”；或者是互猜疑：“未肯全抛一片心”；或者是互防范：“明是一盆火，暗是一把刀”，能和谐得了吗？
同样是媒体报道，安徽合肥一76岁老大妈搭本村顺风车意外身亡，车主四次提出赔偿都被老人亲属婉拒，理由是要做好事人的钱，良心会不安。这种以德报德、好人好报的故事，展现了社会风气的另一端，折射了人性诚挚美好的一面，读来让人温暖感动。
和谐诚为先，就是把诚视为做人的根本。常言道：“不信不立，不诚不行”。对于诚，我们的中华文化早有定论：唐代的李翱，把“诚”视为“人之性”；北宋的周敦颐，把“诚”看作“人之本”；普通的老百姓，更是把天行四时、地育万物当作“诚之源”。可以说，自古诚行天下，而今诚比金贵。事实最具说服力。且不说过去那个老喊“狼来了”、“狼来了”的小孩，由于自己的不诚而险些被狼吃掉的故事，就是当今那些头上带有不少光环的专家、学者、教授，最终由于自己的学术不诚，或抄袭、或造假，不照样落个身败名裂的结局吗？
和谐诚为先，就是为人处世要诚心诚意。诚者，“开心见诚，无所隐伏”之谓也（《后汉书·马援传》）。可以肯定，做事只图其表，不叫诚；干事只谋私利，更与诚风马牛不相及。诚，只能是以心待之，诚恳、诚挚；以实处之，实心、实意。喜欢上镜、热衷造势，蓄了一尺水，却掀一丈浪，尽管所为之事是好事，所干之事是实事，也难免让人疑窦丛生。毕竟，真诚，用不着表白。其心，人能感；其意，人能知。生活就是这样：人心自有一杆秤，心心相通可预知。
和谐诚为先，就是诚字当头，行在其中。诚，不是外衣，穿穿就行；而是行为，只有行动才行。这种行动，不是比谁说的动人，而是比谁行的扎实。这种扎实，自不妄语始：即便有天大本事，也决不说天大话语；自做小事始：见有难，帮一把；见有哭，问一声；自放身段始：处高，向低走；有根，向群众。相信，只要这样做了，说不上能感天地，泣鬼神，倒是可以天天心舒畅，夜夜入梦乡。毕竟，诚字当头，于人有相长之益；行在其中，于己无自辱之患。
和谐诚为先，既是一种道德追求，又是一种行动底线。是道德追求，就要宣传教育；是行动底线，就要法律约束。实践证明，一种好的行为形成，只靠教育、不靠法律是不成的。不能设想，人人都是雷锋。对信奉“不说假话办不成大事”的，对有诚信不良记录的，就要靠法律与纪律，不仅使之得不到便宜，而且让其处处碰壁。如此，才能让“诚果”累累，才可使和谐满园。
由人民日报评论部主编，汇集了人民日报“人民论坛”和“人民时评”两个专栏文章的《人民日报评论年编2010》，与《人民日报任仲平60篇》、《人民日报社论选》、《人民日报理论著述年编》等，作为“人民日报传媒书系”重要书目推出后，受到社会广泛关注。近期，许多读者来信来电希望购买。有关购书事宜，请直接与人民日报出版社联系，电话为：（010）65369530，65363527。
叶小文：当前信任危机蔓延 重构公信应从政府着手
2011年10月17日 09:06:12　来源： 中国青年报
编者的话
改革开放30多年，中国经济持续繁荣，但中国的社会信任却未能得到同步发展。诸如街头有老人摔倒，鲜有人愿意上前扶一把的现象频频发生，不免让人感慨：这个社会究竟怎么了？
老人倒地，扶还是不扶？在传统道德氛围里，这不应该是一个问题。然而，在今天却成为一个道德选择难题。从2006年“彭宇案”，到今年“殷红彬案”、“许云鹤案”，这一难题由于执法因素的介入，变得使人更加困惑。不久前，卫生部公布《老年人跌倒干预技术指南》，专业技术指导也无助于破解社会道德难题。
由此，我们更联想到：信任，本是一个和谐社会里最基本的要求——
不是吗？当你打开水龙头，要相信里头流出来的水没有毒；过马路，要相信所有汽车都会在亮红灯的时候停下来；坐高铁、地铁，要相信它不会突然追尾；就是你睡觉，也要相信这屋不是“楼脆脆”；遇事报警，要相信警察不是盗贼的同伙……如果吃荤的怕激素，吃素的怕毒素，喝饮料怕色素，喝白水也怕有害元素，我们还能吃什么？
讲小道理，如德国社会学家卢曼所说：“当一个人对世界完全失去信心时，早上甚至会没办法从床上爬起来。”讲大道理，一个缺乏信任的民族没有希望，一个缺乏信任的国家没有未来。大到社会，小到个人，没有信任，便如大海里的船，看不到航行的标识。
也许这个话题并不那么简单。如果正如学者们尖锐指出的：社会信任远不是靠一个时期的舆论引导或政治动员就能建立的。那么，我们该如何重建中国的社会信任？《思想者》特邀3位学者就此发表看法，以飨读者。
毕竟，我们是“老百姓”，不要变成“老不信”。十人中有九人缺德，不是德不好；十人中一人有德，就是德尚在。总得使有德的人多起来，总得让道德的土壤厚起来。古人说“厚德载物”，其实“厚德”，才能承载市场经济。
重建信任：“原汤化原食”
“信任危机”来自“信仰危机”。毋庸讳言，当前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存在信仰危机，其形成主要肇始于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过度追逐物质利益，人的发展片面化，忽视或无视信仰和人生价值。加上中国传统信仰的世俗性与西方信仰的崇高性简单对接，有些人便会远离崇高，随顺世俗；面对社会上的各种不良现象和社会问题，一时间是非难分，荣辱莫辨；而信仰、道德教育虽有好的顶层设计却难接地气，在耀眼的金钱面前显得苍白无力。
当前信任危机的蔓延，主因是传统的信任在市场经济面前遭遇了尴尬。“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利”字当头，“信”也低头，熙熙攘攘，信任没了！但是，尽管我们痛心疾首地呼喊“民无信不立”，也不可能像孔夫子极而言之的那样，“去食”而立，“去市场经济”而立。民以食为天，“去食”何以立？社会主义也有市场，我们吃够了藐视市场、不要市场的苦头。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需要市场经济，特就特在能更好地发展市场经济。在市场经济中重建信任，我们别无选择。
信任日渐式微，是近年来在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发生的，是市场经济发展不足的伴生物。许多不道德、不诚信的行为，在一定程度上是与市场经济的不规范、不发达相关的。俗话说，“原汤化原食”，重建信任，要在进一步发展和完善市场经济中努力。
市场经济本身就是“信用经济”，没有信任就没有市场，就没有市场经济。发达的市场经济与发达的信任、信用密不可分。市场经济是通过市场机制的作用配置社会资源的一种经济体系，它通过供求、价格竞争这些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机制，把人力、物力、财力等各种资源的潜力最大限度调动起来，并加以合理配置，从而推动生产力不断向前发展。市场经济毕竟是人类文明进步的一种历史形式，其道德的进步性在于：在人的独立性基础上形成的主体利益意识、自主自立意识、竞争意识和开拓创新精神，促进人的个性、能力的自由和多方面的发展，从而归根到底对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起着巨大的解放和推动作用。正是建立在“自由、平等、所有权”的前提下，才产生了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道德维度，即，尊重、诚信、守时、互利、效率等相关内容，这应该、也可以成为我们找回信任、重建信任的“内生”基础。“市场经济”≠“市场社会”
发达的市场经济，不仅需要自发的价值规律这只“看不见的手”调节，当然也需要政府宏观调控这只“看得见的手”调节。但信任出问题，往往在于“看得见的手”不受制衡。从政治学的原理看，不受制衡的权力会导致腐败，绝对不受制衡的权力会导致绝对腐败。从经济运行的现实看，不受制衡的政府过度干预经济，会放大党政不分、政企不分的弊端；绝对不受制衡的政府过度干预经济，会导致权力与资本结合的“权贵资本主义”。
政府的公信力是社会信任的基础，重构公信力应首先从政府着手。传统社会，以吏为师。但如果“吏”变成了“经济人”，且得不到有力的监督与约束，何堪为师？各级政府部门及有关组织必须主动作为，一方面接受公众的监督，遵循必要的法规，约束自身的行为；另一方面适应当前渠道多元、利益多元、诉求多元的新情况，建立并完善鼓励诚信、有利于重构社会信任的制度体系。进一步完善市场经济体制，使市场经济体制蕴含诚信的伦理道德，最终成为全社会普遍认同的行为规范。这包括，对所有参与市场经济活动的企业一视同仁。
市场经济需要政府“看得见的手”的作用，但应当有明确的边界。政府参与市场行为，需要有严格的法律限定，政府不能“越位”，不能随意决策，对造成重大经济损失的行为后果，必须追究决策者的行政责任。
从个体来看，市场竞争中着眼于长远利益的人，才能真正赚钱;所以市场经济里的每个人——“老百姓”也要注重自己的名声。仅就利弊核算来讲，如果人们背信的风险成本很小而收益很高，越来越多的人会倾向于背信；如果人们背信风险成本很高而收益不大，越来越多的人会倾向于守信。社会要快捷地重建信任，就要以制度促进人们追求长期利益而不是短期利益。
面对利润这个“聚宝盆”，手持利益这把“双刃剑”，身处市场这个逐利场，要坚守伦理底线，明晰道德边界，有所为，有所不为。“市场经济”不是“市场社会”。经济追求无止境，社会道德有底线。背信则名不达，名不达则利难至。要让守信重义者“名利双收”，背信弃义者身败名裂。
重建信任：弥补市场缺陷
既要通过促进市场经济的发展，把蛋糕做大；又要通过完善市场经济制度，把蛋糕分好。普遍平等产生普遍信任。信任不会在一个等级社会中生根。贫富过度悬殊，富人警惕穷人，穷人不会信任富人。只有当人们相互视为平等的成员时，他们才易于相处，易于相信陌生人，易于形成共同的价值，易于彼此结合凝聚力量。世界上贫富差距大的国家都是普遍信任度低、而小团体信任发达的国家，贫富差距小的国家都是普遍信任发达、而小团体信任趋于平淡的国家。
前些天，李光耀在新加坡圣淘沙圆桌论坛上，在回答 “您认为在中国崛起过程中将会面临的最大挑战是什么”时表示，“我想中国最大的问题就是贫富差距，特别是沿海地区与内陆地区的差异”。其实，邓小平早就说得很明白：沿海如何帮助内地，这是一个大问题…… 共同致富，我们从改革一开始就讲，将来总有一天要成为中心议题。
反复出现的问题，要从规律找原因；普遍出现的问题，要从政策想办法。现在既然信任问题已反复出现、普遍出现，就必须加大政策力度促进社会公平，缩小贫富差距追求普遍平等。
重建信任，不能仅靠发展市场经济，还要为弥补市场机制的缺陷而努力。因为：
——市场经济本身并不能分辨善恶，不能规定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东西可以或不可以在市场上进行交易，只要双方自愿交换，平等互利，就不与市场经济“自由、平等、所有权”的原则相悖。于是，市场就可以容纳各种各样对整个社会来说极不道德的交易，如开设赌场、卖淫等。
——市场经济本身不存在产生利他占主导地位的道德机制。等价交换和平等互利原则是在力量对比和利益争夺的竞争中得到贯彻的。虽然市场契约能够抑制过度的利己行为，但不可能消除产生这种行为的可能性。何况，人类的许多活动不是靠市场契约，而是靠信任去连接运转的。
——主要靠驱动个体利益运行的市场经济机制，不会自动产生为社会整体利益着想的道德意识。例如，市场经济本身只关注资源配置的最佳有效方式，却缺少对资源贮存和来源的合理考量。盲目开采、掠夺性的能源攫取、无节制的资源浪费和不负责任的环境污染，造成了当今人类日趋严重的“生态伦理问题”。
可见，市场经济对道德需求存在“二律背反”：一方面，资本追逐利润，个人追求利益，导致拜金主义泛滥，排斥道德；另一方面，社会追求公平、整体要求正义，导致市场要求自律，遵守道德。
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之外，还写下了《道德情操论》，这本书至少被温总理5次公开推荐，还大声疾呼，企业家的血管里要流着道德的血液。斯密的论述，实际上触及了市场经济对道德需求的“二律背反”问题，但并没有解决这个问题。马克斯·韦伯试图解决这个问题，倡导“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提出在基督教文明中推进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要靠一种“宗教精神的力量”来维持和制衡。据说这一套也曾管用，可在华尔街鼓捣出的金融危机面前，显然失灵。这些“金融大鳄”的血管里，流着的是金融衍生品的血液。“二律背反”的难题，仍在困惑当代市场经济。
中国社会信用体系待完善 造假事件多发引信任危机
2011年10月14日 08:42:19　来源： 法制日报
面对当前艰巨的诚信社会建设任务，需要人们寻找新的思路和方法，而创新社会管理模式则正是打造诚信社会的关键。
强化和提升政府的公信力，是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重要环节，是诚信社会建设的重要内容。
在提升政府公信力的基础上，我国社会信用体系建立和完善，还存在不少问题和亟待改善的地方。建立和完善社会信用体系，还要完善法律法规，加强执法监督和查处力度。
近年来，各行各业层出不穷的造假事件不断冲击着人们的心理底线，从地沟油到学历造假，从味千拉面“骨汤谎言”到假“达芬奇”天价家具……来自社会各领域的诚信问题令人担忧，也在全社会范围内引发了如何重建诚信体系的思考。
温家宝总理在今年2月同海内外网友进行在线交流时说：“现在影响我们整个社会进步的，我以为最大的是两个方面：一是社会的诚信，一是政府的公信力。这两个方面解决好了，我们社会就会大大向前迈进一步。”
有关专家认为，完善社会诚信行为规范，建立符合我国国情的信用管理制度是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重要环节，也是诚信社会建设的重要内容。
增加说谎造假成本提升信赖感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北京大学中国信用研究中心副主任杜丽群近日在接受《法制日报》记者采访时说，很多人之所以认为当前社会说谎之风泛滥，是因为目前社会上存在虚假或欺诈现象，例如伪劣产品、虚假广告、假合同、假文凭等。
“社会环境中的这些虚假现象和欺诈行为对社会个体产生不良影响，促使人们作出非理性的选择，让人觉得说实话对自己不利，为了有利于自己只能说谎。因此，在这种大背景下，许多人选择说谎。另外，中国特殊的人文、社会、历史制度形成了一种怪现象，即不说假话办不成大事、不说谎话难以很好生存。”杜丽群说。
杜丽群认为，当前一些人热衷于说谎的根本原因在于，说谎的成本很低。“我们经常看到这样一些报道，如开发商说谎骗取业主的信任等，还有不少因说谎导致家庭不和睦、雇主和雇员冲突、邻里之间关系紧张、朋友之间反目成仇等社会不和谐的现象。人们之所以抱怨说谎已成为一种风气，确实是因为当前说谎的成本太低。而另一方面，因为说谎能够降低成本、提高收益，才导致有些人什么瞎话都敢说、什么谎都敢撒，而说谎者不需承担任何责任，更不会受到严厉的处罚”。
“造成当前说谎成本低的原因主要在两个方面。”杜丽群说，一方面，甄别谎言的机制尚未形成，调查谎言的难度很大。中国是个关系社会，很讲人情，一个说了谎的人不会在熟人中承认自己说谎，否则会影响人们对他的评价，别人在熟人中也很难查验他是否说了谎，因为这会毁掉调查者不少的社会关系。这样一来，由于调查说谎的难度大、成本高，使得说谎者不费吹灰之力就可以通过说谎赢得利益。另一方面，谎言被揭穿之后的惩罚成本也小。一个人在社会生活中说谎被揭穿之后，如果是小谎，大家一笑了之；如果经常说谎，大不了大家不相信他的话，以后不再有任何交往而已，但是对其个人生活的影响并不大。很少有人会因为说谎而被社会鄙视和隔离，甚至有时说谎者还会被看作是生活的弱者从而得到原谅和多余的同情。
就企业而言，其诚信缺失的原因就更为复杂了。“企业诚信缺失原因是多方面的，而且是非常复杂的。首先一大原因是市场经济体制尚不完善，对暗箱操作提供了更多的空隙，由于市场经济活动数量大、变化快，加之信息公开披露没有实现，交易双方信息严重不对称，又由于市场管理、市场监管信息反馈等方面缺乏完善的制度，这些给企业失信和欺诈提供了可乘之机。”杜丽群说。
此外，杜丽群还认为，企业说谎欺骗消费者的行为与个别地方政府的行为也有一定的关系。
“个别地方政府以地方保护主义为出发点，对假冒伪劣商品包庇和纵容，由于个别地方政府监管缺失，企业对消费者不讲诚信不负责任的行为不能得到及时有效的抑制。”杜丽群说，从社会管理的角度看，目前对于企业的说谎失信行为还没有比较好的法律法规加以约束和制约，特别是失信的惩戒机制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
对于如何提高个人和企业说谎者的成本，杜丽群给出自己的建议：从社会管理角度看，一方面，要加大惩罚力度，增加说谎者的交易成本。根据说谎者的行为动机和结果，应进行指责、道德谴责、严厉惩罚；对那些产生严重后果的说谎者，应给予经济和行政处罚。另一方面，应对个人或企业的信誉及彼此之间的信赖感赋予较高的权重。一旦说谎的成本实现，其后果将是作为个人或企业这一个体所无法承受的，因此在准备说谎前个人或企业都必须首先考虑说谎的成本，以避免承受不能承受的说谎成本。
打造诚信社会需明确责任主体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程红在接受《法制日报》记者采访时说，面对当前艰巨的诚信社会建设任务，需要人们寻找新的思路和方法，而创新社会管理模式则正是打造诚信社会的关键。
“打造诚信社会，应明确各级政府是建设诚信社会的首要责任主体，在社会管理创新中加强政府公信力建设。政府的公信力是诚信社会的基石。人无信不立，国无信则衰。一个良性的社会应当形成政府、社会、个人完整的诚信链条。在整个社会诚信体系中，政府的诚信即政府的公信力则始终处在核心和主导地位。人们常说'提纲挈领’,在诚信体系建设中，政府就处于'纲’与'领’的地位。”程红说。
程红认为，强化和提升政府的公信力，是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重要环节，是诚信社会建设的重要内容，具体来说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首先要实现信息公开化。个别地方政府之所以出现诚信危机，是因为长期以来，从地方政府的机构设置、人员的招录升迁、职责权限到权力的运行规则、程序、方式等都很难为外人所知。因此，阳光政府的建立是政府取信于民的重要途径。
“其次要实现权力的有限化。地方政府部门应坚决避免角色的越位与错位现象，尽快实现政府角色向服务型的转变，推动社会管理向精细化、前端化管理转变。”程红说。
此外，程红认为，还要完善对地方政府部门权力的监督机制。在地方政府部门内部，要按照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相互制衡的原理，解决权力过度集中的难题。在外部，则要充分发挥各级社会组织和人民群众的监督作用，确保政府部门行为的公平性与公正性，确保政府官员的言行一致性与可核查性，从而形成政府部门与社会之间相互信任的新关系。
在提升政府公信力的基础上，杜丽群认为，我国社会信用体系的建立和完善，还存在不少问题和亟待改善的地方：
“管理部门要创造一个良好的市场环境，给市场主体一个长期的预期，使他们能够在一个透明的、可以预见的环境下生存发展，而不需要通过说谎或讲假话来获得预期的收益，以便为社会信用体系的建立提供制度保障。”杜丽群说，由管理部门和专业机构建立规范的打假渠道，接受举报，进行调查和处理。为了避免腐败，调查过程和处理结果应该透明、公开、公正、公平。
杜丽群认为，建立和完善社会信用体系，还要完善法律法规，加强执法监督和查处力度。对说谎的治理应该是一个综合的系统工程，需要政府部门和民间、立法和执法等部门多头并举。政府、企业和社会应努力推崇、鼓励坚持原则和说真话的人，让说真话者不吃亏，让说谎者无处藏身，逐步形成一种良好的社会风气。
“还要建立公民诚信档案，让说谎者为说谎付出沉重代价。随着我国网络系统日渐发达，可以考虑利用网络平台，通过整合司法、金融、税务、交通、质检等部门的资源，以公民的身份证为载体，录入个人的基本信息，采集各类交易记录，披露失信情况，建立公民诚信资讯档案。这个档案可以通过网络平台共享，而且可以通过立法使得一些有不良信息的公民，在社会交往包括信贷、就业、职务升迁等方面受到相应限制，以此来规范公民的行为。”杜丽群说。（记者杜晓 实习生杨卉）
和谐诚为先
2011年10月17日 09:07:03　来源： 人民日报

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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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下，“不信”，似乎成了生活的主语：做好事，不信，认为是作秀；帮助人，不信，认为有企图；甚至有人遇险去解难也不信。媒体报道，广东肇庆一70多岁阿婆跌倒后被人扶起，闻讯赶来的阿婆女婿却对其恶语相加：“周围的人都不扶，就你来扶？不是你撞的你会扶她？”多亏有监控录像证明。这个故事真让人感慨。
我们的目标是建立一个和谐社会。要和谐，诚为先。诚，不仅是和谐的润滑剂，而且是和谐的奠基石。可以说，离开诚，谈和谐，无异于缘木求鱼。事情就是这么简单：人与人如果互不信：“话到嘴边留半句”；或者是互猜疑：“未肯全抛一片心”；或者是互防范：“明是一盆火，暗是一把刀”，能和谐得了吗？
同样是媒体报道，安徽合肥一76岁老大妈搭本村顺风车意外身亡，车主四次提出赔偿都被老人亲属婉拒，理由是要做好事人的钱，良心会不安。这种以德报德、好人好报的故事，展现了社会风气的另一端，折射了人性诚挚美好的一面，读来让人温暖感动。
和谐诚为先，就是把诚视为做人的根本。常言道：“不信不立，不诚不行”。对于诚，我们的中华文化早有定论：唐代的李翱，把“诚”视为“人之性”；北宋的周敦颐，把“诚”看作“人之本”；普通的老百姓，更是把天行四时、地育万物当作“诚之源”。可以说，自古诚行天下，而今诚比金贵。事实最具说服力。且不说过去那个老喊“狼来了”、“狼来了”的小孩，由于自己的不诚而险些被狼吃掉的故事，就是当今那些头上带有不少光环的专家、学者、教授，最终由于自己的学术不诚，或抄袭、或造假，不照样落个身败名裂的结局吗？
和谐诚为先，就是为人处世要诚心诚意。诚者，“开心见诚，无所隐伏”之谓也（《后汉书·马援传》）。可以肯定，做事只图其表，不叫诚；干事只谋私利，更与诚风马牛不相及。诚，只能是以心待之，诚恳、诚挚；以实处之，实心、实意。喜欢上镜、热衷造势，蓄了一尺水，却掀一丈浪，尽管所为之事是好事，所干之事是实事，也难免让人疑窦丛生。毕竟，真诚，用不着表白。其心，人能感；其意，人能知。生活就是这样：人心自有一杆秤，心心相通可预知。
和谐诚为先，就是诚字当头，行在其中。诚，不是外衣，穿穿就行；而是行为，只有行动才行。这种行动，不是比谁说的动人，而是比谁行的扎实。这种扎实，自不妄语始：即便有天大本事，也决不说天大话语；自做小事始：见有难，帮一把；见有哭，问一声；自放身段始：处高，向低走；有根，向群众。相信，只要这样做了，说不上能感天地，泣鬼神，倒是可以天天心舒畅，夜夜入梦乡。毕竟，诚字当头，于人有相长之益；行在其中，于己无自辱之患。
和谐诚为先，既是一种道德追求，又是一种行动底线。是道德追求，就要宣传教育；是行动底线，就要法律约束。实践证明，一种好的行为形成，只靠教育、不靠法律是不成的。不能设想，人人都是雷锋。对信奉“不说假话办不成大事”的，对有诚信不良记录的，就要靠法律与纪律，不仅使之得不到便宜，而且让其处处碰壁。如此，才能让“诚果”累累，才可使和谐满园。（张真）
叶小文：我们是“老百姓”不能“老不信”
2011年10月17日 09:31:31　来源： 中国青年报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第一副院长 叶小文
编者的话
改革开放30多年，中国经济持续繁荣，但中国的社会信任却未能得到同步发展。诸如街头有老人摔倒，鲜有人愿意上前扶一把的现象频频发生，不免让人感慨：这个社会究竟怎么了？
老人倒地，扶还是不扶？在传统道德氛围里，这不应该是一个问题。然而，在今天却成为一个道德选择难题。从2006年“彭宇案”，到今年“殷红彬案”、“许云鹤案”，这一难题由于执法因素的介入，变得使人更加困惑。不久前，卫生部公布《老年人跌倒干预技术指南》，专业技术指导也无助于破解社会道德难题。
由此，我们更联想到：信任，本是一个和谐社会里最基本的要求——
不是吗？当你打开水龙头，要相信里头流出来的水没有毒；过马路，要相信所有汽车都会在亮红灯的时候停下来；坐高铁、地铁，要相信它不会突然追尾；就是你睡觉，也要相信这屋不是“楼脆脆”；遇事报警，要相信警察不是盗贼的同伙……如果吃荤的怕激素，吃素的怕毒素，喝饮料怕色素，喝白水也怕有害元素，我们还能吃什么？
讲小道理，如德国社会学家卢曼所说：“当一个人对世界完全失去信心时，早上甚至会没办法从床上爬起来。”讲大道理，一个缺乏信任的民族没有希望，一个缺乏信任的国家没有未来。大到社会，小到个人，没有信任，便如大海里的船，看不到航行的标识。
也许这个话题并不那么简单。如果正如学者们尖锐指出的：社会信任远不是靠一个时期的舆论引导或政治动员就能建立的。那么，我们该如何重建中国的社会信任？《思想者》特邀3位学者就此发表看法，以飨读者。
毕竟，我们是“老百姓”，不要变成“老不信”。十人中有九人缺德，不是德不好；十人中一人有德，就是德尚在。总得使有德的人多起来，总得让道德的土壤厚起来。古人说“厚德载物”，其实“厚德”，才能承载市场经济。
重建信任：“原汤化原食”
“信任危机”来自“信仰危机”。毋庸讳言，当前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存在信仰危机，其形成主要肇始于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过度追逐物质利益，人的发展片面化，忽视或无视信仰和人生价值。加上中国传统信仰的世俗性与西方信仰的崇高性简单对接，有些人便会远离崇高，随顺世俗；面对社会上的各种不良现象和社会问题，一时间是非难分，荣辱莫辨；而信仰、道德教育虽有好的顶层设计却难接地气，在耀眼的金钱面前显得苍白无力。
当前信任危机的蔓延，主因是传统的信任在市场经济面前遭遇了尴尬。“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利”字当头，“信”也低头，熙熙攘攘，信任没了！但是，尽管我们痛心疾首地呼喊“民无信不立”，也不可能像孔夫子极而言之的那样，“去食”而立，“去市场经济”而立。民以食为天，“去食”何以立？社会主义也有市场，我们吃够了藐视市场、不要市场的苦头。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需要市场经济，特就特在能更好地发展市场经济。在市场经济中重建信任，我们别无选择。
信任日渐式微，是近年来在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发生的，是市场经济发展不足的伴生物。许多不道德、不诚信的行为，在一定程度上是与市场经济的不规范、不发达相关的。俗话说，“原汤化原食”，重建信任，要在进一步发展和完善市场经济中努力。
市场经济本身就是“信用经济”，没有信任就没有市场，就没有市场经济。发达的市场经济与发达的信任、信用密不可分。市场经济是通过市场机制的作用配置社会资源的一种经济体系，它通过供求、价格竞争这些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机制，把人力、物力、财力等各种资源的潜力最大限度调动起来，并加以合理配置，从而推动生产力不断向前发展。市场经济毕竟是人类文明进步的一种历史形式，其道德的进步性在于：在人的独立性基础上形成的主体利益意识、自主自立意识、竞争意识和开拓创新精神，促进人的个性、能力的自由和多方面的发展，从而归根到底对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起着巨大的解放和推动作用。正是建立在“自由、平等、所有权”的前提下，才产生了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道德维度，即，尊重、诚信、守时、互利、效率等相关内容，这应该、也可以成为我们找回信任、重建信任的“内生”基础。
“市场经济”≠“市场社会”
发达的市场经济，不仅需要自发的价值规律这只“看不见的手”调节，当然也需要政府宏观调控这只“看得见的手”调节。但信任出问题，往往在于“看得见的手”不受制衡。从政治学的原理看，不受制衡的权力会导致腐败，绝对不受制衡的权力会导致绝对腐败。从经济运行的现实看，不受制衡的政府过度干预经济，会放大党政不分、政企不分的弊端；绝对不受制衡的政府过度干预经济，会导致权力与资本结合的“权贵资本主义”。
政府的公信力是社会信任的基础，重构公信力应首先从政府着手。传统社会，以吏为师。但如果“吏”变成了“经济人”，且得不到有力的监督与约束，何堪为师？各级政府部门及有关组织必须主动作为，一方面接受公众的监督，遵循必要的法规，约束自身的行为；另一方面适应当前渠道多元、利益多元、诉求多元的新情况，建立并完善鼓励诚信、有利于重构社会信任的制度体系。进一步完善市场经济体制，使市场经济体制蕴含诚信的伦理道德，最终成为全社会普遍认同的行为规范。这包括，对所有参与市场经济活动的企业一视同仁。
市场经济需要政府“看得见的手”的作用，但应当有明确的边界。政府参与市场行为，需要有严格的法律限定，政府不能“越位”，不能随意决策，对造成重大经济损失的行为后果，必须追究决策者的行政责任。
从个体来看，市场竞争中着眼于长远利益的人，才能真正赚钱;所以市场经济里的每个人——“老百姓”也要注重自己的名声。仅就利弊核算来讲，如果人们背信的风险成本很小而收益很高，越来越多的人会倾向于背信；如果人们背信风险成本很高而收益不大，越来越多的人会倾向于守信。社会要快捷地重建信任，就要以制度促进人们追求长期利益而不是短期利益。
面对利润这个“聚宝盆”，手持利益这把“双刃剑”，身处市场这个逐利场，要坚守伦理底线，明晰道德边界，有所为，有所不为。“市场经济”不是“市场社会”。经济追求无止境，社会道德有底线。背信则名不达，名不达则利难至。要让守信重义者“名利双收”，背信弃义者身败名裂。
重建信任：弥补市场缺陷
既要通过促进市场经济的发展，把蛋糕做大；又要通过完善市场经济制度，把蛋糕分好。普遍平等产生普遍信任。信任不会在一个等级社会中生根。贫富过度悬殊，富人警惕穷人，穷人不会信任富人。只有当人们相互视为平等的成员时，他们才易于相处，易于相信陌生人，易于形成共同的价值，易于彼此结合凝聚力量。世界上贫富差距大的国家都是普遍信任度低、而小团体信任发达的国家，贫富差距小的国家都是普遍信任发达、而小团体信任趋于平淡的国家。
前些天，李光耀在新加坡圣淘沙圆桌论坛上，在回答 “您认为在中国崛起过程中将会面临的最大挑战是什么”时表示，“我想中国最大的问题就是贫富差距，特别是沿海地区与内陆地区的差异”。其实，邓小平早就说得很明白：沿海如何帮助内地，这是一个大问题…… 共同致富，我们从改革一开始就讲，将来总有一天要成为中心议题。
反复出现的问题，要从规律找原因；普遍出现的问题，要从政策想办法。现在既然信任问题已反复出现、普遍出现，就必须加大政策力度促进社会公平，缩小贫富差距追求普遍平等。
重建信任，不能仅靠发展市场经济，还要为弥补市场机制的缺陷而努力。因为：
——市场经济本身并不能分辨善恶，不能规定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东西可以或不可以在市场上进行交易，只要双方自愿交换，平等互利，就不与市场经济“自由、平等、所有权”的原则相悖。于是，市场就可以容纳各种各样对整个社会来说极不道德的交易，如开设赌场、卖淫等。
——市场经济本身不存在产生利他占主导地位的道德机制。等价交换和平等互利原则是在力量对比和利益争夺的竞争中得到贯彻的。虽然市场契约能够抑制过度的利己行为，但不可能消除产生这种行为的可能性。何况，人类的许多活动不是靠市场契约，而是靠信任去连接运转的。
——主要靠驱动个体利益运行的市场经济机制，不会自动产生为社会整体利益着想的道德意识。例如，市场经济本身只关注资源配置的最佳有效方式，却缺少对资源贮存和来源的合理考量。盲目开采、掠夺性的能源攫取、无节制的资源浪费和不负责任的环境污染，造成了当今人类日趋严重的“生态伦理问题”。
可见，市场经济对道德需求存在“二律背反”：一方面，资本追逐利润，个人追求利益，导致拜金主义泛滥，排斥道德；另一方面，社会追求公平、整体要求正义，导致市场要求自律，遵守道德。
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之外，还写下了《道德情操论》，这本书至少被温总理5次公开推荐，还大声疾呼，企业家的血管里要流着道德的血液。斯密的论述，实际上触及了市场经济对道德需求的“二律背反”问题，但并没有解决这个问题。马克斯·韦伯试图解决这个问题，倡导“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提出在基督教文明中推进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要靠一种“宗教精神的力量”来维持和制衡。据说这一套也曾管用，可在华尔街鼓捣出的金融危机面前，显然失灵。这些“金融大鳄”的血管里，流着的是金融衍生品的血液。“二律背反”的难题，仍在困惑当代市场经济。
因此，必须通过道德规范和道德教化的力量，来弥补市场机制的缺陷，克服市场主体因片面追求自身的局部利益而削弱社会整体利益的自发倾向，从而实现由对个体道德进行调节达到对社会整体利益的维护，为重建信任奠定社会基础。
重建信任：“信任”自己的努力
马克思认为“道德的基础是人类精神的自律”。人如果在金钱面前什么都不管不顾不怕不要了，人就病入膏肓了；社会如果利令智昏恬不知耻肆无忌惮之徒比比皆是了，社会就危在旦夕了！
人之所以能“自律”，是因为人有敬畏之心的“他律”。这个“他”或许看不见却总在你心中。这个“律”可以支配一切而不被一切所支配。“守信”所以能“守”，是因为心存“敬畏”。人应该不怕鬼神，但不能没有敬畏之心。人可以没有宗教信仰，但不能没有精神信仰，没有“敬畏”。
市场经济发展中的问题，只有通过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来解决。重建信任，更需要起码的“信任”。以诚感人者，人亦诚而应。有一种美丽叫信任：一个信任的眼神可以化解矛盾的坚冰，一个信任的口吻，足以让人刻骨铭心，永难忘记。与欺骗一样，不信任其实也是一种伤害，尤其当它指向一个原本应该给予信任的事物时，这样一种伤害对于社会诚信建设的破坏力，可能比欺骗造成的伤害更大。
让我们在努力发展市场经济、完善市场机制中，都来积德、厚德，都来重建信任，开创“厚德载物”、厚德载市场经济的新天地。（中央社会主义学院第一副院长 叶小文）
从信任出发，凝聚社会共识
2011年10月01日 10:22:26　来源： 新京报
从新中国成立到今天，已经走过了62年。两天前，“天宫一号”的那次腾空，仿佛在预示和强化着，每年的这个时候，我们都有理由提振更宏大的自信心。
现在，我们开始探寻一个基本共识——社会总是在前进的，那么62年之后，当我们乃至世界都为中国已经取得的成就所感佩之后，我们还缺什么？
62年的新中国的历史，似乎可以粗略地划分为几个重要的历史阶段。前30年里，我们在用各种方式，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进行探索，在回答一个重要的问题：“我们是谁”；而自改革开放始的30余年里，我们又在用一种几乎全世界艳羡的发展速度，回答另一个重要的问题：“我们有什么”；到了今天，我们可能要重新审视自己，并回答一个更艰难的问题：“我们还缺什么？”
与62年前相比，我们的确收获了许多东西。一个满目疮痍、家徒四壁的共和国能够如今天这样物资丰满，当惊世界殊，值得庆贺与骄傲。但一个社会的全面和可持续发展，不仅需要物质的大发展大繁荣，还需要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还需要美德和精神的呵护与坚守，但是，这种共识是不是已经坚定地存在于每一个中国人的心里？
如果这个答案是肯定的，为什么焦虑感会从各个环节流露出来？为什么近期“老人倒地该不该扶”成了很多人的普遍困惑？为什么频频发生的“拼爹”新闻之后，舆论几乎本能地指向不受约束的特权？为什么在食品安全、列车追尾等热点事件发生之后，常常伴有大量流言被转发转信？许多人都感到，今年以来舆论纷扰成为一种社会现象，雷人事件频出让人们不知道该相信谁。这不单是媒体的焦虑，更是社会的焦虑。
为了寻找共同的价值观基础，我们需要重建另一个更艰难的命题，那就是社会的信任。社会群体彼此信任，才有可能找到更符合时代特点的价值观并因此达成共识。
其实，事情本身并不可怕，缺乏信任才可怕。不难发现，很多事件发生后信任之所以变得困难，是因为种种不平等导致规则被动摇。所以，重建现代社会的信任也很简单，那就是你有的权利我也有，你没有的财富我帮你合法争取，我没有的权利你让我投诉有门。平等产生信任、信任催生共识。
一个社会的共识，是通过每个人的体验完成的。随着时代发展，我们也更应该寻找一些有时代性的答案。比如1949年的锣鼓声，告诉全体中国人，中国是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我们是国家的人民；比如1979年的春天，告诉全体中国人，我们是要奔向富足繁荣的一代人。但独立自主之后还应追求什么？国家繁荣之后对公民意味着什么？
一个国家的诞生，仅仅只是迈出独立富强的第一步；一个国家的繁荣，也只是现代化和文明进步的出发地。一个伟大的国家，应该永远保持清醒、不断自省。因为对一个国家来说，最可怕的不是从焦虑中醒来，而是安于现状悠然入睡。
从今天出发，从信任启程，每个人多迈一步，身处不同群体的中国人才有可能靠得更近，而一个有着广泛社会共识的国家，也才能更具魅力，更有美好前途。
从熟人社会到陌生人社会 该如何重构社会信任
2011年09月22日 07:38:14 　来源： 人民日报
●互不信任增加了社会运行的成本，也让人的情绪变得负面。一方面对陌生人处处提防，另一方面抱怨“人性冷漠”；一方面指责他人“麻木不仁”，另一方面又提醒亲人朋友遇事少“出头”。这种纠结提示，从传统的熟人社会向陌生人社会转型，必须处理好重构社会信任这一课题
老人摔倒没人扶——最近，各地频频出现的这类事件让人普遍感到心痛又困惑：人与人之间怎么可以如此冷漠？
冷漠不是偶然的。稍加留意，多数人会发现，我们早已习惯用戒备的眼神、怀疑的心态来对待陌生人。
幼儿园里教育孩子：“不吃陌生人的糖果”、“不给陌生人开门”；在家中叮嘱老人：“陌生的电话号码不接”、“买东西不听陌生人的推荐”；银行门口摆放着提示牌：“不给陌生账户打款”；社区警务站贴着海报：“陌生人搭讪轻易别理睬”……
到2010年底，全国常住人口超过500万的城市已有20多个，其中北京、上海等特大城市的人口已达2000多万。社会学家说，中国已进入“陌生人社会”。美国知名学者弗里德曼有一段关于“陌生人社会”的经典描述：“走在大街上，陌生人保护我们，如警察；陌生人也威胁我们，如罪犯。陌生人教育我们的孩子，建筑我们的房子，用我们的钱投资……”
从过去的“熟人社会”走向“陌生人社会”，首先是一种进步。这意味着经济规模扩大、人员流动性增强、公共服务的社会化程度提高。但是，刚刚离开“鸡犬相闻”的村落、单位不再“办社会”，难免要面对种种不适应。首当其冲的就是：该如何和陌生人相处？
多数人会本能地希望把必须要相处的陌生人变成熟人，托关系、人找人，因为“熟人信得过”、“熟人好办事”。对偶然相遇的陌生人，则首先选择不信。公共场合看紧自己的包，如果别人委托看包，多半要摇头。面对陌生人的求助，心里先犯嘀咕，“不会是陷阱吧”。看到小偷，犹豫着是否要干预，担心过后被报复。而诸如“扶人者被诬陷为撞人者”、“拾金不昧却被讨要更多的钱”等案例，更强化了“帮助人可能惹麻烦”的心理，放大了人与人之间的不信任。
互不信任增加了社会运行的成本，也让人的情绪变得负面。一方面对陌生人处处提防、认为这是让自己利益免受伤害的必要方式，另一方面抱怨“人性冷漠”、“道德滑坡”；一方面指责他人“麻木不仁”、“见死不救”，另一方面又提醒亲人朋友遇事别“出手”、少“出头”。透过这种纠结，不难发现，人的内心始终在向往温暖，良知和传统美德远未消失。同时这种纠结也提示，在从传统的熟人社会向陌生人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必须处理好重构社会信任这一课题。
“陌生人社会”并不必然伴随着冷漠。如果说在“熟人社会”，日常生活更多地可以通过道德来实现自律和他律，那么在陌生人社会中，彼此不熟悉、人员流动性强等因素会削弱道德的他律作用。这时就需要建立起法制的权威以规范社会成员的行为。一个高度法治化的社会，法律制度凭借其中立性、公正性、权威性承载着社会成员最普遍的信任。彼此陌生的人交往时，尽管他可能并不清楚对方的状况，但会相信一旦出现欺诈失信行为，可以通过正当的方式“讨到说法”，也相信能得到公正的裁决。相应地，陌生人摔倒了多半会去扶，因为相信万一被讹诈、法律会还原真相，而不诚信的一方会受到制裁。
信任的重建是个宏大的系统工程，大力推行诚信教育、道德教育无疑极其必要。不过，当完全陌生的两个人相处并涉及种种复杂的利益时，道德是否缺席是谁也拿不准的事。核心的任务当是树立起法制的权威，让人们对法律“惩恶扬善”的功能有信心，进而自觉按照规则和公共精神办事。(白天亮)
党国英：建立社会信任需要深化改革
2011年10月17日 09:31:31　来源： 中国青年报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学者 党国英
社会信任远不是靠一个时期的舆论引导或政治动员就能建立的。鉴于社会信任背后的复杂因素，必须把建立社会信任当做社会政治改革的战略性任务加以推动。
社会信任水平进步还是退步了
笔者不大赞成那种认为我国目前阶段社会信任水平绝对下降的看法。这种看法过于简单。社会信任既然是由一系列制度支撑的，我们进行的多年改革不可能不对社会信任的建设发生有益影响。有论者之所以认为现在社会信任度降低，实际上还是对社会信任的理解有所不同。
从表象看，改革开放前的社会信任要好于现在，但实际情形要复杂一些。
一方面，新中国刚刚建立，客观上有利于社会信任的建立。社会动荡不论发生在何种基本制度之下，都不利于社会信任的建立。举例来说，人们不信任蒋介石政府败走台湾时发行的纸币，但对取其而代之的人民币却会完全信任。一个社会对政府纸币失去信任，这个政府离垮台就不远了。所以，1949年之后，新生政权迅速稳定了市场秩序和金融秩序，就有了建立社会信任的基础。
另一方面，也必须承认，那时的社会秩序迅速转好也有其他因素在起作用。一是革命政权建立不久，人们对权威力量表现出极大服从。频频发动的政治“运动”也形成很大的社会紧张与压力。我在农村调查时曾听到，1958年的某一阵子，当要求农民吃集体食堂时，有的农户把自己偷藏的粮食又悄悄地抛到野外。这种行为不是基于信任，而是基于恐惧。“文革”期间连家庭成员之间也相互猜忌防范，多是出于恐惧。二是那时的社会流动程度比较低，所谓“熟人社会”之下的道德压力在起很大作用，对人们遵守公共规则有所裨益。所以，我们不能简单地认为改革开放前已经确立了成熟稳定的社会信任。从逻辑上讲，如果改革开放前果真建立了稳固的社会信任关系，并有坚实的制度给于支撑，也不至于在改革开放之后突然感受到社会信任滑坡的情形。
事实上，改革开放的大量举措对建立社会信任是有益的。中国改革引进或扩大的商业原则，有助于以商业原则来培养国人的契约精神；私人产权得到重新承认，为社会信任确立了财产权基础；执政党和政府的开放度也有了显著进步，人民群众的言论空间得到大幅度扩张，既增强了舆论监督的力量，又使公共领域的社会参与有所深化；社会治理的法制因素整体上有所增强，有利于稳定社会预期，对社会信任的建立提供了帮助；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社会财富增加，提高了国民抵御社会风险的能力，扩大了国民社会选择的空间，有利于国民躲避信任缺失的公共领域。总体上看，改革的过程就是社会分权的过程，有利于我国社会信任的确立。
既然改革开放成绩巨大，且有利于确立社会信任，为什么我们却感受不到这种好处？其实，换个角度思考，结论就不一样。依笔者看，我们普遍感到的社会信任缺失，不是因为我们搞了改革，而是因为改革不平衡、不深入；换句话说，是改革得还不够。上面提到的那些改革成就，相对于改革前是成就，但对确立稳固的社会信任，还远远不够。 确立社会信任必须坚持改革开放
为确立社会信任，需要继续推进改革开放。笔者以为重视以下几方面的改革，会有助于确立和巩固社会信任。
（一）尊重私人财产权是社会信任的基础
社会信任的确立必须基于合理的产权关系。在经济领域，社会信任意味着交易的各当事人对自己的资源有比较可靠、明晰的权利边界，并且，交易当事人能尊重彼此之间的权利。一个人对另一个人进行诈骗，实际上是不尊重、不承认对方的权利。所以，社会信任意味着相对稳定、明晰的产权获得法律的保障。如果一个社会产权不牢靠，权利边界不稳定，甚至会使诈骗也变得合理。就以农村土地流转为例，有的农户土地撂荒而难以流转到需要土地的人手里，原因之一是现行土地制度存在产权不清的弊端。土地承包权在现实中往往不稳定，接受流转者怎么肯给土地投入？类似的情形还有很多。
（二）收入与财富合理分配是社会信任的必要条件
现实经济生活中，一部分人收入低下，不能全怪他们自己。如果这部分人收入上升的通道被关闭，势必使他们产生对社会的怨恨。政府必须通过劳资关系的调节，改善国民收入第一次分配；必须通过税收和转移支付等手段，实现国民收入分配的第二次调节，更大程度地保障收入和财富的公正分配。目前，当务之急是对家庭确立以房产税为核心的财产税，同时设立赠与税和遗产税，防止财富过分集中到少数人手里，使年轻一代在社会竞争中有一个大体公平的起点。
（三）政府公信力是社会信任的重要支柱
西方有句谚语说：如果你骗我一次，你应该感到羞耻；如果你骗我两次，我应该感到羞耻。依我看，如果“你骗我三次”，则是政府的羞耻。骗人者以骗为荣，以骗为生；而被骗者因无以制裁骗人者而感到愤怒，就意味着社会进入某种无序状态。如果一个社会处于结构转变时期，人们还没有给新的行业与新的社会关系制定准则，骗子就可能横行无忌。
要让人们彼此信任，首先政府要值得信赖。人类的进步正是公共权威不断获得公众信任的过程。人们发明了一系列制度，专门用来约束政府官员，防止他们滥用权力。政府一旦倾向于均衡考虑其他众多经济集团的利益，那就要遵守一个公正的游戏规则，以给自己树立一个公正的形象。所以，越是商业化的社会，越需要公正，而政府也越有可能公正。这种历史逻辑给我们以希望。
（四）健全法治是社会信任的基本保障
立法要尊重社会公理。如果立法违背社会公理，法律的效力将大打折扣。美国曾经有过禁酒令，结果一塌糊涂。只管立法，不管法律实施的可行性，不是法治社会之所为。法律失去权威，社会信任也就失去了保障。
法律面前要人人平等。惟其如此，国民才会有普遍的行为范式，国民在参与社会活动时才能有稳定预期。对违法者的惩处，是对诚实守信者的褒奖。
法治当然不能解决建立社会信任的一切问题，却远比道德劝说对于建立社会信任要重要得多。笔者不赞成那种认为中国只适合德治、不适合法治的说法。任何现代社会都必须以法治为基础。法治会付出较大的费用，所以需要给德治留下适当的空间，但如果法治废弛，德治就会无所作为。
（五）扩大公共领域社会分工有助于完善社会信任
在那些社会信任得以良好确立的国家，其公共领域大都有明晰的社会分工，而非政府包打天下。公共事务如果由政府一家承揽，未免使政府不堪负担。通常，私立教育部门、教会、志愿者组织、民间团体都可能分担公共事务。反观我们国家，大量公共事务由政府部门来承担，难免顾此失彼。
政府要改变思路，不仅把私人事务交由市场调节，对部分公共事务也大胆放手，政府只做好立法监管即可。让人民群众自己广泛参与到公共事务中，会更有利于建立社会信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学者 党国英）
求解社会诚信的“囚徒困境” 三大“软肋”致诚信受困
2011年09月08日 08:35:25　来源： 半月谈

漫画：南京徐老太后遗症
日渐苍白的社会诚信
近段时间，“达芬奇”问题家具事件、一些地方发生的“萝卜招聘”及官员履历造假等事件，一而再再而三地触痛民众对于社会诚信的敏感神经。
在福建福州，一位8旬老人摔倒在人行道上，围观的五六人无一出手相助。“别去呀，到时他反咬你一口怎么办？”一句话让两名欲救助女子缩回了手。老人躺在冰冷的马路上度过生命最后几分钟。无独有偶，广东深圳市福田区一位78岁的老人在小区里跌倒，保安和路人无一上前搀扶。待其儿子发现老人孤零零地趴在地上，已经没有了呼吸。
上海财经大学法学院教授单飞跃以及部分基层干部认为，上述两组事例看起来毫无关联，实则非常值得深思。“达芬奇”造假等事件引发的是人们对诚信危机的担忧；而接连发生的老人跌倒无人相扶惨剧，则折射出一种复杂的社会心理：一方面，人们呼唤诚信，谴责诚信缺失的不道德行为；另一方面，在考验个人诚信时却不愿站到道德高地。
由于彼此间缺乏信任，许多人倾向于采取“不诚信或者不首先诚信”的消极策略，来防止对方可能的不诚信给自己带来伤害。这种人与人之间筑起的不信任高墙导致社会诚信陷入“囚徒困境”。
上海市政协的一项调查反映出诚信在当下社会的尴尬境地：诚实守信在相当一部分人心目中已成为“无用的别名”，有90.2%的人认为诚实守信在不同程度上会吃亏。大量的不诚信事件，已深刻改变了一些民众的价值认知与行为预期，许多人走进了一个渴望诚信却又被迫不诚信的怪圈。
三种“囚徒困境”心态
明哲保身，置身事外的看客心态。新生代市场监测机构的一项调查显示，如果遭遇别人不诚信，约半数被访者的第一反应是“愤怒，但是没有办法”。许多人采取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态度。半月谈记者曾就“老人摔倒无人救助”事件进行随机采访，多数人表示对围观者“理解”。许多人称，如果自己遇到这种情况，可能也不敢轻易施救。“谁知道对方是不是讹人的骗子？”
随波逐流，别人不诚信我也不诚信的放任心态。位于天津滨海新区的洋货市场，原是华北地区首家专营进口货的市场，现在却成了有名的“假货市场”。200多元的“劳力士”、100多元一瓶的“名酒XO”、10元钱一包的“万宝路”香烟充斥市场。来自江苏淮安的游客刘成表示，这里的“名表”砍价后只要100多元，大家对假名牌都心知肚明。
利用制度漏洞，主动实施不诚信行为以获取短期利益的“加害者”心态。“谁诚信谁就是傻子!”浙江金华一位做饰品生意的商人讲起自己的遭遇就痛心疾首。他说，他们公司设计生产的饰品，通常在一周之内就会被大量仿冒，甚至上市第三天就在市场上发现山寨版。“仿冒者没有设计费，也不需要搞研发，成本自然比你低很多。还申请什么专利！还搞什么知识产权保护！我也去仿冒好了！”
“习惯性诚信缺失”引发社会问题
对诚信缺失见怪不怪的“习惯性诚信缺失”，容易引发一系列社会问题。
一是扰乱了市场秩序。浙江宾王扑克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楼茂兴告诉记者，公司每年打假的直接费用支出达数百万元，而由假冒伪劣产品带来的市场份额损失、信誉损失则难以计算。
二是极易引发群体性事件。每年岁尾年初，由企业合同失信、拖欠工程款引发的众多农民工上访事件接二连三，有的引发群体性事件，给社会稳定带来隐患。
三是一些极端的诚信缺失事件突破了法律底线，一小部分人藐视法律、肆意践踏法律。“双汇瘦肉精”等事件使人们对市场失序状况的失望、对法律政策稳定性的忧虑、对人际交往的防备等情绪迅速扩散。不信任的社会心理集聚，将使有些人无视法律的存在，做出违法甚至犯罪行为。
山东省社科院社会学所所长李善峰说，政府作为社会诚信的引导者、监督者、身体力行者，各种不诚信问题、不信任情绪最终都有可能将矛盾引向政府，严重影响政府的公信力。
三大“软肋”致使诚信受困
天津市社科院哲学所所长王伟凯博士说，近年王海式打假模式逐渐式微，方舟子学术打假遭受广泛质疑，陈光标捐款被斥为“暴力慈善”，种种心态映射出当下社会诚信重建成本太高，实施太难。
——对诚信道德和诚信意识的培育远远落后于市场经济的发展速度，精神与物质的发展不匹配，致使社会陷入不诚信的恶性循环。10年前，北京大学信用研究中心主任章政教授在日本时，有意识地在一座大楼门口放了一把雨伞，之后每次去日本都要去看看雨伞还在不在。10年过去了，雨伞还静静地挂在那里。“我们还远没有建立起这种诚信的基础。”章政认为，改革开放30多年，我们过于强调物质的东西——财富、高楼大厦，但是高楼大厦的背后要有精神来支撑。
——社会“诚信淡漠”的文化氛围对诚信的滑坡起到了推波助澜作用。人们只有对诚信的利益判断，而忽视了对诚信的价值判断。上海市政协社会和法制委员会副主任苏建萍认为，唯利是图、功利性的社会风气使我们失去了对诚信问题的道德敏感性，许多人不觉得失信是一件丢脸的事情，反而觉得这是社会的常态，于是逐渐丧失了追求诚信的内生动力。
——社会诚信法律制度建设滞后于经济建设，守信成本高，失信成本低，这是造成诚信危机的重要原因。据了解，美国有关诚信的专门法律多达13部，而我国尚无专门的诚信立法，也没有系统的信用法律法规、信用评估体系，各地出台的个人、企业征信、政府信息公开等地方措施都缺乏上位法的支撑。
武汉一女士被车撞伤 指认搀扶其男孩为肇事者　“天津许云鹤”在武汉出现现实版？
女士被车撞伤 指认搀扶她的男孩为肇事者
本报讯（记者 商为智）昨日下午，“天津许云鹤”在武汉成为现实版，一女士在汉口民权路铜人像附近被电动车撞倒后，被一名15岁的男孩扶起，女士咬定男孩为肇事者，而男孩表示，肇事的是前面一辆电动车，他在后面看到后才停车相助。
昨日下午4时40分许，记者赶到现场时，15岁的张某正被交警带走接受调查，120救护车将受伤的宋女士送往市十一医院救治。
据市民李胜强介绍，昨日下午4时许，他在现场听到呼救声，随后看到一名男孩正停车将倒地的女士搀扶着，他连忙跑过马路合力将女士扶到路边。李先生告诉记者，交警调查时，有两名路人自称是目击者，他们留下电话表示愿意为男孩作证。
随后，记者赶到江汉交警大队事故处理中队，“肇事者”张某称，事发时他驾车往江边方向行驶，前面距离他五六米有一辆电动车装满了货物，将路边的一名女士撞倒后直接开走，他见状连忙停车上前搀扶女士，“当时，她还对我说背时啊，背时，谢谢你。警察一来，她却一口咬定是我撞的。”
随后，记者在医院急诊室见到了受伤的宋女士，她也回忆称，当她被撞倒地时，眼睛的余光看到距离她五六米处有一辆电动车，车上载有货物。
据处理此事的付警官介绍，他们与两名留了电话号码的目击者联系，一名留下手机号码的男子表示，他看到时，男孩正去扶受伤的女士，该男子不能算是目击者证人，另一名留下的是固定电话，但是一直无人接听。
记者在现场注意到，在距离事发地不到30米处有一个监控视频。对此，付警官表示，警方将会调阅监控视频，给市民一个完美的答复。
据了解，男孩张某今年15岁，为一所职业学校的高一学生。伤者宋女士左腿胫骨及腓骨骨折。
链接：“天津许云鹤”案：2009年10月21日，天津王老太违章爬马路护栏摔倒受伤，车主许云鹤下车将其扶起，却被王老太指认为驾车撞她。法院判决许云鹤赔偿王老太10万元，理由之一为老人因被车主突然驶来的车辆惊吓而摔倒。对于此判决不少网友称是翻版“彭宇案”，车主目前已提起上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