坦率地说,一个五千年延绵不断的文明本身就是人类历史上一份最伟大的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我们对此首先要心怀敬意。中华文明是世界上惟一的活着的古老文明,虽然古老,但至今根深叶茂、生机勃勃。它今天所展现出来的一切,绝对不是“先进”和“落后”、“民主”和“专制”、“高人权”和“低人权”这些过分简约甚至简陋的概念可以概括的。中华文明的内涵要比这些概念丰富一千倍、一万倍。凡是能够持续数千年而香火不断的东西,一定有其独特的地方,乃至伟大的智慧,我们切忌简单地拿西方所谓现代性的标准来随意否定自己的文明,而是要像对待一切珍贵的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那样,认真地呵护,理性地分析,看看它们已经给我们带来了多少成就与辉煌,看看它们还能给我们中国和世界带来什么特殊的意义,其中很多内容可以通过继承发扬和推陈出新而成为我们超越西方模式的最大精神和智力资源。中国这么一个古老的文明今天以一个现代国家的形态而迅速崛起,在人类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这种“文明型国家”既是一个国家,又是“百国之和”。作为一个国家,它有世界上最难得的民族凝聚力和宏观整合力,作为“百国之和”,它有世界上最罕见的内部差异性和复杂性,但作为一个历史延绵不断的统一国家,这些差异最终又能“和而不同”地共存,良性互动,相得益彰,造福国人,惠及世界。摘录自张维为著《中国震撼》p.63-79中国模式可能胜出
张维为
摘录前言请见于《中国震撼》(摘录)
1987年10月,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总书记卡达尔(Janos Kadar) 来华访问,邓小平与他会晤。当时东欧和苏联的动荡已经初现,邓小平向他提出忠告:不要照搬西方的做法;不要照搬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做法;不要丢掉自己制度的优越性。我想卡达尔本人是赞成邓小平观点的,但他党内的同事与他意见迥异,主张在匈牙利进行“彻底的政治改革”,使匈牙利变成“民主社会主义的实验室”。结果就有了后来的政治和经济的“两个激进”疗法,即政治上激进转型,由原来的共产党体制迅速转变为西方式的多党制;经济上采用激进的“休克疗法”,由原来的计划经济迅速地转向私有化、市场化。
二十年过去了,匈牙利的情况怎么样呢? 2008年世界知名的GFK公司在匈牙利做了民凋,结果是:62%的匈牙利人认为现在的生活不如二十年前的卡达尔时期;只有14%的人认为现在是“最幸福的时期”,而60%的人认为卡达尔时期是“最幸福的时期”。我1989年访问过匈牙利,二十年后又去了一次,我的所见所闻可以印证这个民调。关于匈牙利和东欧的情况,我在第七章中再详谈。
现在看来邓小平当初对卡达尔讲的三条意见,就是对中国模式总体思路的一个很好概括:不照搬西方,不照搬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不放弃自己的优势。在这“三不”的基础上大胆探索体制创新,大胆学习和借鉴别人的长处,同时也发挥自己的优势,逐步形成了自己的发展模式。在应对席卷世界的金融海啸中,中国又展现了强大的宏观调控能力,使中国经济率先走出了金融危机的阴影,难怪美国金融家索罗斯最近多次感叹:中国是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也是这场金融危机的最大受益者。为什么中国能够成为最大受益者? 我认为最主要原因就是中国通过自己的大胆探索和试验,已经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发展模式。
中国模式主要有八个特点,即实践理性、强势政府、稳定优先、民生为大、渐进改革、顺序差异、混合经济、对外开放。这些特点也是我对过去三十多年中国改革开放经验的总结,而这些特点的基础是中华文明,特别是人口、地域、传统、文化这四个“超级因素”。这些因素大致规范了中国发展道路的独特性,规范了中国改革开放的路径依赖,规范了中国模式的所有特点。过去三十多年中,中国也有人尝试着跳出这八个特点,但最后在实践中又总是被拉回来,可谓“万
变不离其宗”,追究其原因,大概就是“文明型国家”的超强基因带来了某种规范:一旦我们不照这个基因图谱生长和发展,中国的发展就容易遭遇挫折和失败。
1.实践理性
中国模式的哲学观主要是实践理性,也就是在“实事求是”的思想指导下,一切从实际出发,不搞本本主义,不断总结和汲取自己和别人的经验教训,推动大胆而又慎重的体制改革和创新。这种哲学观和中华文明拥有世界上最强的人世文化有关。中国文化中对人生、对现实、对社会的关注总是第一位的。中国没有西方意义上的神学传统,中国今天的实践理性背后是中国文化的世俗性。
实践理性可以追溯到先秦时期的“名实论”。“名实论”的一个原则就是“名有待于实”,或曰“名副其实”,其中“名”指的不只是名称,而是指一切关于事物的价值判断都有赖于“做”。学者赵汀阳曾这样概括中国哲学传统的一个特点:哲学一般关心的问题是“to be”(即关心“存在”、“是什么”的“存在论”)和“ought to be" (即关心“应然”、“应该是什么”的“规范沦”),而中国人有重视实践的文化传统,它更关心的是“存在即做事”(to be is to do) 或者叫“做什么因而是什么”(to do thus to be),也就是以“做”,“干”、“实践”、“试验”为基础的“实践论”。
中国人不满足于西方那种“存在论”和“规范论”的推演,而是把“实践论”放在首位。中国改革实践者也不满足于西方话语中对“市场经济是什么”、“市场经济应该怎样”、“民主是什么”、“现代性是什么”等论述,而是力求通过自己的“做”和“实践”来“格物”,来对现有的各种观念作出自己独立的评判。也就是说,中国模式的成功不是靠“价值真理”本身的推演,而是把“实践真理”置于“价值真理”之上,并通过自己的成功实践,颠覆了西方的一些所谓的“价
值真理”.
大概是由于这种哲学观上的巨大差异,西方主导的改革总是从“修宪”开始,然后是修改法律,修改有关规定,最后才落实到行动。中国的做法正好相反,中国总是从“试验”开始,改革措施先在小范围内试点,成功了再推广,然后再制定相关的规定、法律直至修宪。我们使用的更多是“归纳法”,而非“演绎法”,即从试验和实践中总结经验产生理论。我们承认理论对于实践有一定的指导意义,但不认为现实必须遵照理论,而是认为现实发展有其自身的规律,我们要做
的是通过实践来逐步发现这些规律。我们也不接受现实必须适应理论这种政治浪漫主义的观点,这很大程度上也是我们汲取了过去政治浪漫主义的深刻教训。中国模式的这种政治文化逻辑使中国避免了一个又一个政治和经济陷阱,特别是避免了震荡疗法、全盘私有化、金融危机、伪“民主化”导致的国家解体等重大陷阱,实现了中国今天的全面崛起。
2.强势政府
中国有一个比较中性的、强势的、有为的政府,它有明确的现代化导向,能够制定和执行符合自己民族长远利益的战略和政策。中国政府在发展经济中的作用,从本质上看,也是人口、地域、传统、文化这四个“文明型国家”的“超级因素”所决定的。自秦汉以来,在中国这个超大型的国家里实行的就是大一统体制,所谓“百代多行秦政治”,地方上搞的就是郡县制,官员由中央通过考试考绩来选拔任命,而不是像欧洲那样的世袭贵族政治,应该说中国的文官制度领先
了欧洲上千年。欧洲是到了启蒙运动后才从中国借鉴了文官制度。
中国超大型的规模也意味着国家治理的复杂性和艰巨性。古代的治水防灾、戍边征战等需求使这种强势有为政府的传统延续至今。这个传统与中国人口众多、地域广阔的国情密不可分。以中国每年的“春运”为例,老百姓春节就要回家团圆,要探亲访友,这本身就体现了中国文化传统。每年一个短短的春运就有超过20亿的人次上路。2010年春运的客运流达到25亿人次。25亿是个什么概念? 这意味着把美洲、欧洲和非洲的人口在一个月内都挪动一下。除了像中国这样一个比较高效运转的政府体制外,没有任何一种体制可以处理这种挑战。
在过去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中,中国历史中形成的政府权威,长期革命和建设中形成的政党权威都被用来推动中国的现代化事业,用来组织落实各种改革措施,用来对改革中出现的各种矛盾进行协调。纵观整个发展中世界,凡是采用了西方模式的国家,它们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缪尔达尔(Karl Gunnar Myrdal) 所说的“软政府”问题。“软政府”的执行能力极弱,政府被各种既得利益绑架,政客们没完没了地扯皮,往往连修建一条公路的共识都难达成,更无法推动计划生育政策,结果是国家的现代化事业举步维艰,人民生活迟迟得不到改善,更不要说赶超发达国家了。
在过去三十多年中,中国完成了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工业革命和社会革命,但这个过程自然也是矛盾和冲突增加的过程,一个比较中性的、强势的、有为的政府使我们成功地防止了不少国家变革中出现的那种社会失控和国家解体,减少了改革中不同利益的矛盾与冲突。中国通过政府动员和劝导,大大降低了解决复杂矛盾的代价。中国今天具有世界上最强大的行政组织能力.这从举办奥运会、世博会,应对金融海啸的过程中可见一斑。这种能力对于中国最终成为一流的发达国家至关重要.
当然,从国家治理的角度来看,各级政府自身的改革任务也不轻。在如何进一步调整好政府与企业、政府与社会关系的问题上,在如何确保对政府工作的有效监督等问题上,我们还要不断地探索和创新。政府在经济事务中应该有所为,有所不为,有所抓,有所放。但是在中国特定的政治文化中,政府职能的转化与弱化也要靠政府来推动,中国改革开放过程中政府主动地、大范围地放权就是一个例子。
3.稳定优先
我们较好地处理了稳定、改革和发展三者的关系。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人均资源有限的国家,这就容易引起围绕资源的竞争,造成不稳定。另外,“百国之和”形成的巨大版图使中国有着比一般国家复杂百倍的地域文化差异和民族文化差异,稍处理不当就容易引起各种矛盾甚至冲突。中国的稳定至今还受到内部分裂势力和外部敌对势力的挑衅。多少西方势力都在期盼着西藏独立、新疆独立、台湾独立、内蒙古独立,期盼着中国会像前苏联和前南斯拉夫那样解体。但中国强势政府的传统、中国人源远流长的“大一统”情结以及正在形成的世界最大的统一市场等因素决定了西方这种企图终会落空。
“文明型国家”的超大型规模也意味着其国内的不稳定因素一定多于一般国家。这种不稳定因素可能造成的破坏性也更大,所以“稳定压倒一切”是改革开放最高领导人邓小平留给国人的伟大政治遗训。他说过,“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是需要稳定。没有稳定的环境,什么都搞不成,已经取得的成果也会失掉”。邓小平在1992年南方讲话中还深有感触地说过,“历史给与中国发展的机会不多,国家垮起来可是一夜之间啊,垮起来容易,建设就很难”,“乱了十几年都恢复不过来”。这是邓小平凭借自己丰富的政治阅历,对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的经验教训总结后得出的深刻结论。
我自己也作过一个粗粗的计算,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1978年改革开放的140年间,中国最长的稳定时间没有超过八到九年,农民起义、外敌入侵、军阀割据、内战连绵、政治运动,结果国无宁日,经济停滞,百姓遭殃。最后,正是邓小平这位中国最高领导人下了决心,以非常强势的姿态来保持政治稳定,改善民生,我们终于实现了人类历史上罕见的跨越式发展。在坚持稳定的前提下,大力推动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这是中国模式成功的关键。在中国这样一个超大规模的“文明型国家”里,没有稳定,什么事都做不成。
但是,反过来看,“文明型国家”也展示了这样一种文化传承:只要国家保持政治稳定,并执行比较开明的政策,人民就会丰衣足食,社会就会繁荣富裕,因为中国人有世界上最强的勤劳致富的传统。无论在国内还是在海外,只要有了稳定,大多数中国人都能通过辛勤劳作,逐步富裕起来。中国文化中把“太平”和“盛世”联系在一起,就点出了这个道理。只要中国稳定了、发展了,很多存在的问题都可以在发展中逐步解决。当然我们有必要指出,稳定优先不是回避
或掩盖矛盾,而是通过稳定来创造条件,从而更加有效地解决矛盾。
4.民生为大
中国历史上有数千年的民本经济传统,有“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古训,也就是说人民是国家的基石,只有巩固国家的基石,国家才能安宁,而民生问题解决得好坏,将决定一个国家的前途命运。在过去漫长的自然经济状态下,“民以食为天”、“人人有饭吃” 一直是中国历代政府面临的头等大事。改革开放初期最大的压力也是如何解决广大人口的吃饭问题,后来提出的实现“温饱”和“小康”目标,也是这种民本思想的延续。
中国过去三十多年的一条重要经验就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一定要以民生为大,把消除贫困、改善民生当作核心人权来推动,因为贫困,特别是赤贫,损害了人起码的尊严和权利。从这样的理念出发,中国大力推进民生的改善,特别在消除贫困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据联合国统计,过去二十年中,中国脱贫的人数占世界脱贫人数的70%。世界上仍然有约一半人口生活在贫困之中,而西方模式解决不了发展中国家最基本的民生问题,大量的人力、财力、物力都被政客用于搞政治,搞互相争权夺利的所谓“民主化”。结果是“大象打架,草地遭殃”,弄得民不聊生。
从“民生为大”的理念来看,即使一个国家推动政治改革,也应该着眼干在更高、更广的层次上提升民生的品质,政治改革不应与改善民生脱节,改善民生本身也有利于创造政治改革所需要的条件,而政治改革最终一定要落实到政府能为百姓提供更为优质的服务,能让人民过上更安全、更自由、更幸福、更有尊严的生活。西方推动“民主化”压倒一切,结果造成了政治改革与民生改善完全脱节,造成了非西方国家无穷的动荡和战乱。实践证明如果一个发展中国家的政府不能凝聚社会共识于改善民生,而是把解决各种问题的希望寄托于激进的政治改革,毕其功于一役,其成功概率为零。激进的政治改革使人民产生过高的期望,导致政治参与爆炸,经济社会陷入混乱和人民更大的失望。这种激进的做法在人口不足300万的蒙古和人口不足600万的吉尔吉斯斯坦都成功不了,更不要说中国这种13亿人口超大规模的国家了.
5.渐进改革
对于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地域辽阔、情况复杂的国家,决策者面临的最大挑战是信息不足,信息不足也意味着决策风险很大,所以中国决策者在推动改革开放过程中,倾向于减少风险,使政策可能产生的消极影响处在可控范围之内。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央政府比较注意发挥条条块块的积极性,比较鼓励各种各样的试验,试验成功了再推广。中国的一些传统智慧,如“摸着石头过河”、“欲速则不达”等,也被用来引导中国的渐进改革。
另外,由于地大人多,即使在改革开放前,中国也没有形成像苏联、东欧那样一种非常完整严密的计划经济体系,这使得中国在改革的初始条件上比苏联、东欧更加领先一步。即使在当年的计划经济体制下,中国仍然保持着许多自发、分散和无组织的活动,地区差异和部门差异都很大,随着改革开放放松了控制,市场因素比较容易地自发成长起来。这些情况再通过中央政府的观察和认可,逐步上升到改革开放的战略层次,推向全国,这个过程也是渐进的。
渐进改革与“休克疗法”为代表的激进改革不同。激进改革是以政治多元化为前提,结果造成了政治参与突然爆炸,完全破坏了原有的政治秩序;而渐进改革则是以维护政治秩序的稳定、确保政治体制的相对集中为前提的。我们拒绝了“休克疗法”,推动了渐进改革。我们不是放弃现有不完善的制度,另起炉灶,而是尽可能利用现有不完善的体制来运作,并在这个过程中,逐步改革这个体制本身,使之为现代化事业服务。改革不求十全十美,但求持续渐进,不断纠错,最后通过渐进改革的积累来完成改革大业,实践证明这是一条行之有效的成功之道。这里要补充的是,渐进不一定就是慢。恰恰相反,我们改革开放的总体战略是渐进的,但各项具体措施往往是立竿见影的。比如说,我们对外开放从建立四个沿海经济特区开始,在总体战略上,这是渐进,但就建立特区本身而言,我们很快作出了决定,很快开始了实施,效率非常之高,体现了渐进改革战略指导下的中国速度与效率。
6.顺序差异
我们确立了比较正确的顺序差异。改革不求一步到位,而是分轻重缓急。过去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形成了先易后难的清晰格局。我们总体上把改革看作是一个整体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有先有后,一般的做法是先从成本较低的改革做起,形成增量,这样阻力比较少而收益面比较大,这一步迈出后,再来处理存量改革。例如,我们的改革事业先从比较容易的农村改革开始,企业改革先从比较容易的扩权让利人手,使受益方大大地超过受损方。这样先走一步的改革为其他改革创造了必要的条件,积累了经验,减少了阻力,而且带来了连锁反应。农村改革的成功为城市提供了广阔的市场、充足的劳动力和良好的示范效应,也推动了城市改革的开始。同样,民营经济的迅速发展,创造了增量,创造了竞争的市场环境,也推动了国有经济存量的改革。
这种顺序差异的背后是中国人整体思维和辩证思维的传统。在世界所有文明中,中国人的整体思维和辩证思维能力大概是最强的。中国人认为解决任何一个问题都要有整体观,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这使我们做事情比较有战略眼光,能分轻重缓急。过去三十多年改革开放也因此而形成了一个清晰的顺序格局:先农村改革,后城市改革;先沿海后内地;先经济改革为主,后政治改革。绝大多数改革并不谋求一步到位,甚至出现进两步、退一步的情况,但总体上我们保证了改革的持续性,出现的问题得以逐步纠正,最后通过逐步积累来完成改革大业。这种方法符合中国人口众多、幅员辽阔、内部差异巨大的国情.
7.混合经济
中国现在的经济体制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种经济体制本质上也是一种混合经济。它是“看不见的手”与“看得见的手”的混合,是市场的力量和政府的力量的混合,是“市场经济学”与“人本经济学”的混合。
总体上看,我们已经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既发挥市场经济支配资源的高效,也确保社会主义宏观整合的长处,同时拒绝市场原教旨主义。比方说,有人认为十地要素需彻底地市场化,国家应该放弃对土地的控制权,这才是市场经济。但中国人均耕地面积是世界上最低的国家之一,土地私有化带来的最大可能就是土地迅速向少数人集聚,造成广大农民失地而陷入贫困。中国历史上的传统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历代革命者的理想都是“耕者有其田”。我们现
在没有效法西方的主流模式,而是把土地的所有权与使用权分开,把宏观整合与市场机制结合起来,结果形成了世界上最大的城市化进程、最大的房地产市场、最大的高速铁路网和世界第二大高速公路网,实现了高于发达国家的住房自有率,绝大多数农民的居住条件也大为改善。
随着“温饱”、“小康”目标实现,中国日益现代化,并和世界经济融为一体。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已经基本掌握了西方的“数目字管理”,有些方面比西方做得更好。与此同时,中国还发展了自己的“宏观整合力”。这种“宏观整合力”的基础包括了国家对土地、金融、大型骨干企业的控制权,包括了“集中力量办大事”的能力和宏观调控能力,也包括了大力推动民营经济实现跨越式的发展。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中,中央政府发挥着对这个超大型国家提供宏观指导和保证稳定平衡的作用,而各级地方政府通过税收、土地和政策等资源,吸引投资,推动了地方的就业收入和社会繁荣,最后促进了整个国家的迅速崛起,可以说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都是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发动机。这种中央和地方政府的互动关系也可以追溯到秦汉的“郡县制”,追溯到王安石的垂直控制的“郡县”思路和司马光的地方与地方乡绅互动,追溯到毛泽东提倡的“两条腿走路”。中国人
口众多,幅员辽阔,一个省的人口往往就等于欧洲十来个国家,所以中国形成了世界上最庞大的地方政府体系。正因如此,如何调动地方政府的积极性,又保持整个国家的宏观稳定,一直是中国“文明型国家”治理成功与否的关键。
经济学家张五常认为中国经济奇迹的最大秘密就是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特别是“县际竞争”,因为土地使用权的决策主要在县一级的政府,“通过承包责任合约的扩张…政府机构与私人企业之间的合约安排,佃农分成于层层承包的串联”,产生了“令人敬畏的经济力量”。经济学家史正富也认为中国的“三元主体”(中央领袖、部门科层、地方政府) 良性互动是中国经济成功的关键所在。他认为前苏联和东欧国家只有“二元主体”(中央领袖和部门科层),结果造成了部门科层出于既得利益总是抵制改革,最后改革事业全部半途夭折。相比之下,由于中国版图如此之大,地方政府也成了经济发展的利益主体,从而突破了“二元主体”带来的僵局,实现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
当然“三元主体”也有自己的缺点,特别是如何解决政府“寻租”和地方保护主义等问题。但不容否认,“三元主体”对中国整体进步所发挥的积极作用远远大于其缺陷所产生的消极影响。我们应该在肯定“三元主体”成就的前提下,对之进行完善。我们不要削足适履去迎合西方经济学和政治学教科书上的教条,而是要通过对中国模式的考察和研究来改写西方的教科书并撰写自己的教科书。实践证明,中国各级政府的作用本质上是中国核心竞争力的一部分,但这种作用也应该有更为清晰的边界,其存在的缺陷也应该在今后的实践中不断得到修正。
作为一个“文明型国家”,中国似乎总需要有某个东西,比市场经济学站得高一点,比公司站得高一点,比个人站得高一点,才能把这么个“文明型国家”的政治和经济事务治理好,才能把方方面面的积极性调动起来,才能实现中国经济“让人民满意”这种中国特有的目标。这个东西大概就是邓小平所说的那种“踱踱方步”,那种中国人特有的整体考量和战略思维能力,以及与之匹配的了解“民心向背”的比较中性和强势的政府。如果“文明型国家”没有这一切,如果中国模式失去了这一切,那么中国的经济和政治发展的前途就不容乐观,甚至在全球竞争中优势丧尽、全盘皆输。
8.对外开放
从历史传统来看,中国自秦汉一直到明代郑和下西洋都是相当开放的。开放、互动、交流极大地丰富了中华文明,也向世界传播了中华文明。但是郑和下西洋之后的明朝皇帝下令封海,从此中国走向了封闭。如果当时中国保持对外开放,中国至少不会错过工业革命,那么整个世界的历史恐怕就要改写了。
邓小平推动的中国全方位对外开放战略独具特色:先是沿海开放,后来是沿江开放、沿边开放,然后是整个内地的开放,现在中国已经形成了东西南北中全方位开放的格局。冷战时期,美国有意识地把前苏联阵营排除在世界市场之外,而斯大林推行的“两个世界市场体系”(社会主义市场体系和资本主义市场体系)正中了美国下怀。邓小平的战略不一样,他认为中国近代落伍的主要原因就是闭关自守,所以他大力推动中国全方位开放,融入国际市场,参加国际竞争,在国际竞争中改进自己,发展自己,并有选择地适应外部世界,有选择地学习别人的经验,但以我为主,绝不盲从。
这种高度开放政策背后的自信心也来自中国的历史传承:中华文明只要对外开放,就可以焕发活力,推陈出新。历史上是这样的情况,今天还是这样,今后还会是这样。对外开放激活了中华文明的所有要素,使中国这个“文明型国家”通过国际互动、借鉴、碰撞、竞争而面貌焕然一新。与此同时,对外开放也使我们更好了解了外部世界存在的种种问题,使我们确立了更多的政治自信和文化自觉,中国智慧可以为人类作出自己的贡献。
中国独特的发展模式对外界的吸引力显然已经越来越大。我们做到了既能顺势发展,又能逆势前进。俄罗斯经济学教授波波夫(Vladimir Popov) 在2006年9月就这样评论过中国模式;“中国的发展模式对所有发展中国家具有无法抗拒的诱惑力,因为这种模式引发了世界经济史上前所未有的一轮增长,这种模式与美国开出的西方民主和新自由主义处方可谓背道而驰。”塞内加尔总统阿卜杜拉耶·瓦德(Abdoulaye Wade) 也指出:“虽然西方国家抱怨中国在推进民主改革方面步履缓慢,却无法掩盖中国人比批评者更具竞争力、更有效率、更能适应非洲商业环境的事实。不仅是非洲需要向中国学习,西方也有很多需要向中国学习的地方。”美国前财长萨默斯也感叹:再过两三百年,历史学家会发现,“9·ll”事件、伊拉克战争都不重要, 2l世纪惟一重要的事件就是中国的崛起。
当然,在看到中国模式取得巨大成功的同时,我们也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因为中国模式本身还在发展之中,也衍生出不少问题,有些还相当严重,非认真解决不可。例如,我们的政府干预过多,造成某些市场发育不足;我们某些领域的政治改革相对滞后,导致一些行业的垄断和寻租腐败;我们的贫富差距问题、生态问题、教育问题、医疗问题等等,都引起许多不满。但是只要我们头脑清醒、意志坚定、集思广益,这些问题最终部能找到解决的办法,甚至可以成为我们下一步发展的良机。中国改革的一条重要经验就是把所有的问题都当作更上一层楼的机遇。
从某种意义上,我们也可以说中国模式是一种最不坏的模式,也就是说,这个模式虽有缺点,有些还相当严重,但它比其他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的发展模式要好得多,特别是你把中国过去三十年的发展与那些执行西方主导的发展模式的国家相比:西方1980、1990年代曾在非洲推行了一个所渭“结构调整方案”,大力削减公共开支,结果导致非洲国家经济和社会危机恶化。美国在俄罗斯推行了“休克疗法”,今天被很多俄国人称为俄罗斯历史上出现的第三次“浩劫”(前两次分别是13世纪蒙占铁骑的入侵和“二战”中德国纳粹的入侵)。“华盛顿共识”要求发展中国家,不管条件成熟与否,都推动资本市场自由化,结果引来了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和后来的阿根廷金融危机,不少国家的经济倒退二十年,美国今天也尝到了市场原教旨主义给它自己带来的灾难。回想起来,如果中国没有自己的主张,未能坚持自己的发展道路而是盲目地跟随西方,后果将不堪设想,甚至对中国可能是灭顶之灾。
过去三十来年,中国已经大体上摸索出了一条自己走向现代化的路径。在一个人口比欧盟、美国、日本、俄罗斯之和还要多的国家,进行这样一场翻天覆地的工业革命、技术革命、社会革命,国家保持了稳定,大部分人的生活水平有了显著提高,还成功地避免了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开始的金融浩劫。纵观世界任何国家,能够取得其中一项,就已经很了不得了,但我们几乎全部实现了,这就是中国模式成功的证明。
中国模式是在大规模国际互动与竞争的过程中形成的,所以它充满了生命力和竞争力。中国模式的具体做法在世界上不一定具有普遍意义,但其背后的一些理念,如“实事求是”、“民生为大”、“和谐中道”、“整体思维”等对世界很多国家都会有启迪,对解决许多世界性的问题都会有帮助。这一点我在下一章中将探讨。
摘录自张维为著《中国震撼》p.98-114 可能影响世界的中国理念
张维为
摘录前言请见于《中国震撼》(摘录)
一个国家的政治话语非常重要,而政治话语的核心是理念。中国迅速崛起虽然引人注目,但中国崛起背后的理念似乎没有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不少人甚至认为中国虽然在经济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中国并没有产生大的理念,更有人认为中国还处在过渡阶段,最终还是要全盘接受西方理念,融人西方文明。而我认为,中国这种“文明型大国”的崛起过程就是一个不断产生理念的过程。
我曾于 2009年10月1日为美国《纽约时报》《国际先驱论坛报》撰写了一篇题为“中国成功背后的八个理念”的评论。文章发表时,《纽约时报》的编辑特地加了一个题注:“西方最好还是研究一下中国戏剧般崛起背后的理念。”(“The West would do well to study the ideas behind China's dramatic rise.”)西方虽然对中国仍怀有难以摆脱的偏见,但一些有识之士已开始关注中国理念了。中国学人对中国理念的研究更应该有一种紧迫感和使命感。没有理念上的崛起,一个民族是无法真正崛起的。
我梳理出的八大中国理念是:实事求是、民生为大、整体思维、政府是必要的善、良政善治、得民心者得天下与选贤任能、兼收并蓄与推陈出新、和谐中道与和而不同。虽然中国理念还有很多,但我认为如果能够把这些理念阐述清楚,我们就可以大致勾勒出中国迅速崛起背后的关键思想以及它们对世界可能产生的影响。
1.实事求是
“实事求是”理念最早见于《汉书·河间献王传》,指一种做学问的诚实态度,后来的明清时代又形成了“实学”,强调通过对事物本身的探索来发现规则,英文则把这个概念翻译成“从事实中寻找真理”。毛泽东把这个理念定为中国革命成功的思想精髓。1978年,邓小平再次提出这个理念,并把“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确立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指导思想,强调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这个理念使中国摆脱了东、西方教条主义的束缚,开启了改革开放的伟大进程。这个理念与欧洲启蒙运动提倡的“理性至上”有共通之处,双方都因此而摆脱了僵化意识形态的束缚,突出了人的理性精神,并都推动了各自划时代的工业革命但两者也有差异:“实事求是”是中国古老文明与现代文明互动的产物,避免了过去西方理性主义所包含的种族主义和唯我独尊等历史局限,强调了一切理性活动都需要通过社会实践来检验,而检验的标准是这些活动是否有利于人民
的整体利益。正因如此,在“实事求是”指导下的中国崛起是和平的崛起,没有像欧洲崛起那样给世界带来战争,而是带来了和平与发展的大量机遇。这个理念使中国成了世界上意识形态偏见最少的国家之一,使中国能大胆地借鉴别国在现代化建设过程中的一切经验,从而大大推动了中国方方面面的进步。
中国人从对事实的检验中发现:在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方面,苏联集权模式没有成功,西方民主模式也没有成功,因而决定大胆地探索自己的路,改革束缚中国发展的各种制度和做法,借鉴人类文明创造的一切成果,并逐步摸索出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这条道路并非完美无缺,但在消除贫困和实现现代化方而,确实取得了比其他国家更大的成就。
“实事求是”对于世界的意义在于:它提醒世人务必保持清醒的头脑,不要人云亦云,不要相信教条,而是要理性地、客观地、准确地看待并探索一切问题。比方说,西方这么多年在世界各地推动了所谓“民主化”,表面上看“民主化”怎么会有问题,但仔细看一看事实,人们就不得不质疑:为什么南斯拉夫一推行西方的“民主化”就崩溃了?为什么苏联这样做就解体了?为什么戈尔巴乔夫在西方那么受宠,但却被本国大多数民众所鄙视?为什么台湾地区现代化起飞了之后转学西方模式,结果经济滑坡了,贪腐更严重了,社会也分裂了?为什么韩国“民主化”之后的情况也和台湾地区类似,还不幸地先后成为1997年和2008年两次金融危机的重灾区?为什么东欧“民主化”已二十年了,但其民主品质,按照欧洲权威机构的评估,属于最差的地区之一,其经济命脉也大都落入外国手中。为什么整个第三世界都找不到一个通过西方民主化而变成现代化强国的例子?总之,信奉“实事求是”的人,头脑是清醒的,他们知道西方制度的长处和短处,也知道自己制度的长处和短处,也知道一旦有人把西方民主模式推到了极端,就会变成民主原教旨主义,其结果只会是失败,甚至灾难。
2.民生为大
如前所述,中国人有“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古训,也就是说人民是国家的基石,只有巩固国家的基石,国家才能安宁,而民生问题解决得好坏,将决定一个国家的前途命运。中国人还说,悠悠万事,民生为大。中国过去三十多年改革开放的一条重要经验就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一定要全力消除贫困,努力改善民生,这是一个政府重中之重的工作·正因如此,中国在消除贫困、改善民生方面,创造了人类历史上的奇迹。
中国“民生为大”的理念纠正了西方人权观念长期存在的一个偏差,即只重视公民政治权,不重视民生权。追溯其历史原因,我想大概是因为欧洲18世纪启蒙思想家提出自由、平等、私有财产权等人权的时候,他们所代表的是当时新兴的有产阶级。在他们那个年代里,种族主义、殖民主义、奴隶贸易都是合法的,最悲惨的贫困发生在殖民地,不在欧洲。今天世界已经进入2l世纪,但世界人口的一半还生活在极端贫困之中,继续这种偏差是说不过去的。
“民生为大”还意味着在所有人权中,应该优先推动与民生有关的权利。美国从不认为消除贫困是人权问题。欧洲最多把消除贫困看作是消除享受人权的障碍。而对于中国,这不仅是一个人权问题,而且是一个核心人权问题,更重要的是,中国在实践中已经这样做了,而且还将继续这样做。中国模式在消除贫困方面的成绩大大好于西方主导的发展模式,其主要原因就是双方在认知上的这种巨人差别。
世界上仍然有约30亿人饱受战乱、赤贫、饥饿、基本生活品匮乏的煎熬。采用西方政治制度的发展中国家大都无法解决好民生这一基本问题。在这个背景之下,我们也许更能理解中国模式来之不易。随着时间推移,我认为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会从中国模式中取经。坦率地说,不是中国模式非常好,它有自己的代价,而是西方模式在发展中国家的表现实在太差,使大多数老百姓根本看不到脱贫的希望。
3.整体思维
中国人的整体思维和辩证思维能力比较强,所以中国人做事情比较有战略眼光,能分轻重缓急。中国人反对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主张统筹思考,辨证认知,标本兼治。整体思维的出发点是整体包含了部分,但整体大于部分之和。由于这种整体思维观,中国早在1980年代初,就制定了七十年分三步走的现代化战略,并一步一步地实现着这个战略。
中国人的整体观也涉及如何才能更好地实现人的安全、幸福、自由、尊严这些价值。这些价值在西方几乎完全属于个人价值范畴,但是在中国文化中,这些价值往往与国家安康的信念紧密相连。中国历史上经历了太多的战乱,人民把确保“天下太平”和“国泰民安”看作是任何一个称职的政府都不可推卸的天职。中国长达数千年的家庭伦理又衍生出了“舍己为家”和“保家卫国”这种“家国同构”的传统,使得今天大多数的中国人都把自己国家的强盛和尊严看得很重,并认为这与个人安全、幸福、自由、尊严密不可分。
中国过去三十多年的相对成功表明,一种历史形成的传统,不管是东方的还是西方的,总是有利有弊,关键是要学会趋利避害。中国这种把国家与个人看作一个整体的理念只要运用得当,可以比西方模式更有效地促进个人价值的实现。西方人做什么事都喜欢从个体人手,因为它有个人主义的传统。如果我们也用这种方法,可能只能永远在西方后面爬行。我们发挥了自己的长处,从整体人手来促进个人利益更好地实现。我们创造的奥运模式不仅使我们取得了辉煌的奥运战绩,而且也推动了无数中国人热心地参与到体育、健身和公益事业中。我们举办残奥的模式也推动了无数中国残疾人个人权利的改善。我们主办世博会的模式也是如此。我们通过以整体为出发点的努力,既带动了城市建设理念的跨越式进步,又使无数个人更好地了解了什么是低碳环保的城市生活。
总之,在推动个人价值的实现上,中国采用从整体出发,推及个人的方法,似乎比西方通过个人主义的理念和方法更为有效。我甚至可以说,两种方法在效果上的差别大概就是邓小平的方法和特雷莎(特雷莎修女在印度做了许多扶贫善事,并因此而获得了诺贝尔奖)的方法之间的差别,邓小平的方法是从整体人手,逐渐惠及个人.特雷莎的方法是从个体人手,逐渐感动整体;邓小平的方法使近4亿个人脱离了赤贫,获得了更多的尊严、自由和幸福,而特雷莎的方法拯救了很多个人,也感动了无数的人,但是整个印度扶贫事业迄今却没有多少起色。发展中国家特别需要较强的整体思维能力,因为它们的资源紧张,不可能同时实现所有发展目标,如果没有一种整体出发的、分轻重缓急的发展战略,它们的现代化事业很难成功。
西方哲学强调个体,中国哲学强调整体,两者本来完全可以互补,就像看到树木也要看到森林,看到森林也要看到树木,这样可以深化我们对世界事物的认识。中国已从西方强调个人的理念中获益匪浅,西方其实也可以从中国强调整体的理念中学到很多东西,因为西方民主制度面临的一个巨大挑战就是政客短视的问题。西方政客往往只关心部分选民的短期利益,而忽视民众和世界的整体利益;往往只关心自己的选票和任期之内的事,而忽视更加长远的问题。如果这种短视继续有增无减,那么处理包括金融危机在内的全球性问题就会非常困难。在当今世界上,全球治理的问题越来越多,我们需要更多一些的整体思维,才能解决好这些问题。中国人做事讲究通盘考虑,讲究一个度,讲究动态平衡,讲究解决问题的最佳火候和时机。这些智慧对于解决西方面临的许多棘手问题,对于解决全球治理面临的许多难题都有积极的意义。
4.政府是必要的善
西方历史上由于强政府带来过诸如宗教迫害、极权主义等问题,所以很多西方人都把政府看作是一种“必要的恶”(necessary evil),中国情况则不同,中国历史上最繁荣的时代往往都和强势开明的政府联系在一起,中国传统中人们往往把政府看作是不可缺少的“善”。历史上,由于幅员辽阔,自然灾害频发,需要一个比较强势的政府来协调和治理;幅员辽阔还意味着中国各种地方和部门利益比一般国家复杂百倍,这也需要一个比较中性的中央政府来协调。
中国从秦始皇时期开始就实行了郡县制,各级官员由政府任命,而非世袭,科举制度也有上千年的历史,这些都比欧洲早了l 500、l 600年,无疑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政治制度。中国强势政府有其内在的动力,有数千年历史的传承,也有数千年的实际操作经验,是中国政治文化传统的一部分。一个传统一旦形成,就有其相对稳定性。强势政府的优缺点都很明显:优点是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弱点是容易导致专断。
中国邓小平比苏联戈尔巴乔夫棋高一着的地方就是他认为没有必要放弃强势政府的优点,而是要对其进行改革并使之转型,从过去为实现乌托邦理想而奋斗的政府,转化为一个为实现现代化而服务的政府。实践证明这种方法比另起炉灶,重建一个新的政治制度要有效得多。一种新政治制度从建立到运作,谈何容易,俄罗斯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直到普京上台,才开始理出一点头绪。即使像波兰这样转型比俄罗斯更为顺利的国家,转型二十年后的今天尚未能够把总统和总理的权限划分清楚。中国的做法虽有不足,但总体上是一种利大于弊的选择,中国在一个具有现代化导向的强势政府领导下迅速崛起。在金融海啸的冲击下,连美国这样一个一贯怀疑政府作用的国家,也开始实行大规模的政府干预,难怪有人戏称:美国开始走美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了。
在一个游戏规则完全由发达国家制定的世界上,不通过强势政府来推动经济,参与国际竞争,一个发展中国家根本就发展不起来,恐怕最多也只能跟在发达国家后面爬行。一些学者书生气十足,整天在那里谈论要实现教科书中那种没有政府干预的完全竞争的市场经济。他们似乎不了解今天这个世界上存在着无数个虎视眈眈的西方投机大鳄,从石油到粮食,到一切可以想象得到的领域,他们都在那里兴风作浪,究竟在多少领域有“完全竞争的市场”?稍有不慎,整个国家的经济都可能就被他们吞噬。强势政府使中国的社会和市场有了一个比较有效的保护层。
不久前,欧盟环境专员斯塔夫罗斯·迪马斯(Stavros Dirmas)在谈到如何应对气候变化问题时承认:考虑到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巨大要求,解决气候变化问题就等于是打一场战争,政府须发挥更大的作用。回顾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政府的作用和作为,很像指挥一个接一个的战役,我们打了农业改革的战役,打了建立特区的战役,打了沿海城市开放的战役,打了浦东开发的战役,打了加入世贸组织及其相关的体制改革与创新的战役,打了奥运会和世博会的战役,现在正在打经济转型的战役,正是这一连串战役的胜利奠定了中国今天崛起的基础。
当然,从国家治理的角度来看,中国各级政府自身的改革任务也不轻。在如何解决好廉洁自律的问题上,在如何进一步调整好政府与企业、政府与社会关系等问题上,在如何确保对政府工作的有效监督等问题上,我们还存有许多问题,仍需不断地探索和创新。但“政府是必要的善”这个理念对中国和世界的意义,特别是对于发展中国家的意义,是毋庸置疑的。
5.良政善治
关于“良政”或“良政善治”(英文叫good governance),国际社会还没有形成普遍接受的定义。一些西方国家想垄断这个概念的定义,但笔者认为回归常识判断就能理解这个概念。中国人讲的“以人为本”、“励精图治”,其实就是中国人理解的“良政”,每一个中国老百姓都懂得这个概念,外国人理解也不困难,其基本含义就是要想尽一切办法,作出一切努力,为了人民的利益把国家治理好。
西方很多人总喜欢强调所谓“民主与专制”的对立。不少中国人也喜欢套用这个概念来分析政治问题,这个概念可以解释一部分现象,但同时又明显地缺少诠释力,因为这个观念显然把千差万异的世界政治形态过分简约了:这个世界只剩下民主与专制的对立,不是民主就是专制,民主是好的,专制是坏的,而民主和专制的概念又是西方界定的。如果世界真可以这么简单分类,那么民主制度选出了希特勒该怎么解释?西方认为不民主的那个新加坡,其国家治理水平远远超过所有第三世界“民主”国家,又该怎么解释?
如果一定要找到一个更为中性,更有诠释力,同时又能把世界政治简化为两大类的概念,我认为只有良政(good governance)与劣政(bad governance)。我2008年在印度谈中国模式时,一位印度学者曾问我:“您是不是想证明‘专制’比‘民主’更有效率?”我说:“不是‘专制’比‘民主’更有效率,而是‘良政’比‘劣政’更有效率。中国模式的相对成功表明:不管什么政治制度,最后一定要落实到‘良政’才行,落实到中国人讲的‘以人为本’、‘励精图治’才行。‘良政’可以是西方政治制度,如瑞士,也可以是非西方的政治制度,如新加坡,中国在这方面虽有不足,但远比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做得好;‘劣政’可以是西方政治制度,如海地、伊拉克、菲律宾、刚果、格鲁吉亚,也可以是非西方政治制度,如缅甸。”
换言之,中国人从自己“实事求是”的理念出发,强调从“内容”和“结果”来判断一种政治制度的质量,这对于只强调“形式”和“程序正确”的西方“民主与专制”话语是一种颠覆,一种范式变化(paradym shift),这也更符合我们这个世界的现实。中国人认为无论是什么制度,最终都必须体现在是否能够实现良政上,体现在自己人民的满意和认同之上,并认为这才是民主的实质。西方的主流观点往往认为形式正义就会自动产生实质正义.这不符合我们所观察到的事实。中国认为实现民主的最佳途径是由实质正义衍生出适合每个国家具体情况的程序正义。在当今这个世界上,只要能够放弃冷战思维,我们就不难发现,绝大多数的情况下,国家治理早已不是一个民主与专制的简单问题,而更多的是一个自由与集中的辩证关系。自由和集中孰多孰少,都是国家治理的手段,关键是如何使得人民得到更多的实惠。
中国人的这种理念也从本质上否定了那种_十分幼稚的“历史终结论”。世界各国都在根据本国国情进行各种体制创新。第三世界体制创新的任务固然繁重,但发达国家这方面的任务也不轻:冰岛和希腊都破产了,不政治改革行吗?美国这么庞大的金融体系弊病丛生,金融危机到了爆发前夕,美国政府几乎毫无察觉,结果给美国和整个世界带来了巨大灾难,这种政府及其体制不改革行吗?总之,我的观点是“以人为本”、“励精图治”的“良政”,应是包括美国和中国在内
的世界各国都要争取达到的目标。
6.得民心者得天下与选贤任能
中国“文明型国家”的政权合法性的论述也是独特的:中国政权的合法性来源于“民心”,即“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而“民心”并不等同于“民意”。中国人讲“民意如流水”,但讲“民心大于天”、“民心向背”就是这个意思。“民心”指的不是一时一刻的“民意”,而是指实现人民的整体和长远利益。这种跨长度的历史眼光和整体思维能力是中华文明的独特产物。正因为有这么一种不同于西方的合法性论述,绝大多数中国人很难接受每四五年换一次中央政权这种从西方发源的所谓多党民主政治。中国人把国家长治久安、国运昌盛放在一个更为显著突出的地位,而这种政治文化传统的一个主要源泉就是中国历史上长期实行的通过考试来选拔官员的科举制度和“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从政传统。
中国历史上朝代更替经常是一个暴力的过程,而中央政权的每次更替往往给中国社会带来巨大的生命和财产损失,所以一般老百姓都不希望看到频繁的政权更替,人们普遍憎恨动乱,希望国家长治久安,国运长盛不衰。政权更替一般发生在中央政权彻底失去“民心”之际。否则的话,期待国家长治久安、渐进改良总是民意的主流,这与我们“文明型国家”幅员辽阔、人口众多、人均资源相对紧张而形成的民族文化传承有关,这也为我们今天全面超越西方模式奠定了良
好的政治文化基础。
有些人认为采用西方政治制度才能保证国家的长治久安,这不符合历史事实。中国历史上两百年到三百年的中央政权延续是常见的现象,而西方文明在过去两三百年中经历了多少跌宕起伏?从无数次殖民战争到大规模的奴隶贸易到灭绝印第安人,从法国大革命到“宪章运动”到美国南北战争,到几乎使两方文明毁于一旦的两次世界大战,都说明了这一点。此外,我们还有“民可载舟,亦可覆舟”这种警示统治者的传统,统治者惟有勤政敬德才能保持自己统治的合法性,这种警示统治者的政治传统也是中华文明中的宝贵政治资源。
学者潘维有一个很好的论述:中国历史上,一个开明的皇帝代表一个朝代,具体做事的是一个儒家执政集团,好的朝代延续数百年之久,远远超过美国的整个历史,一个朝代及其儒家执政集团代表的是“天命”,如果退化腐朽,丧失民心,老百姓揭竿而起,朝代更替,然后是一个新朝代与新的儒家执政集团,天命的时间跨度一般都是上百年。中国今天的执政党也是以复兴中华为己任的“天命”执政集团。中国共产党不是美国的共和党或者民主党,也不是英国的保守党或者工党,中国执政党继承的还是中国古代代表人民整体利益的儒家政治传统,而不是代表某一部分民众利益的西方意义上的政党。中国政治文化中普遍反感结党营私,而是认为“君子不党”,君子不拉帮结派。
中国“民心”的理念对于西方推动的所谓民主化模式是一个巨大的挑战。西方国家把本应该是内容丰富、文化深厚、操作精致的民主大大简化,连经济发展、教育水平、法治社会、公民文化、人才素质这些优质民主的基本要素都变成了可有可无的东西,惟有多党制和一人一票的“程序民主”才代表真正的民主,才赋予一个政权合法性,选出什么人反而不重要。这种做法直接导致了第三世界劣质政府层出不穷,他们的国家也因此频频陷于动荡甚至战乱之中,经济凋敝,民不聊生。
2006年,我参加了在布鲁塞尔欧盟总部举行的一个关于中国政治改革的研讨会。一位欧洲学者当时直截了当地问我,中国政府的产生不是通过多党竞争和普选,怎么能有合法性?我则反问他:“如果你这种话语也能够成立,那么是不是美国的开国元勋都没有合法性?因为他们根本没有经过任何选举就自称代表了美国人民。泰国采用了西方民主制度,但选来选去,选出来的人的威望从未超过泰国国王,泰国国王的合法性从哪里来?美国最不受公众信任的政治人物是谁?是美国国会议员,可他们是选出来的。整个西方都是在现代化实现了之后才实行了普选,我们是否可以推论:实现现代化以前的西方各国政府都没有合法性?美国黑人和妇女权利的获得,不是通过民主制度,而是在强大的民权运动推动下,最后由司法判定而确定的。从历史上看,如果靠一人一票,美国根本废除不了奴隶制度,奴隶制度是通过战争废除的。你们这个欧盟也不是选出来的,怎么就有了合法性?”他无言以对。
中国数千年形成的“选贤任能”的政治传统和“民心向背”的治国理念是今天中国模式超越西方模式的核心竞争力。法国汉学家西里尔•雅瓦里(Cyrille J-D Javary)曾这样说过:“中国两千多年来,被单一政党领导”,以前中国的领导层是通过选拔产生的“文人儒臣”,现在是通过选拔产生中共领导层。中国在政治改革的探索中已经把“选拔”和“选举”结合起来,这是个好思路。在过去三十多年中,我们已经在整个体制内推行了以政绩合法性为基础的“选贤任能”制度,大致形成了能够致力于民族长远和整体利益的精英团队和梯队。虽然从全国范围来看,在落实政绩合法性上仍有诸多偏差和不足.需要不断改进,但从总体上看,中国把扶贫、环保(现在开始变得日益重要)等指标列为官员晋升的关键标准,这是中国取得巨大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
有人认为政绩合法性的困境在于万一政绩不好,比方说出现了经济危机,合法性就会丧失。其实事情不那么简单。中国人的主流是公道的,你过去有政绩,现在也在认真做事,人民理解你,即使犯了错误,也可以改正。其实,努力克服各种危机的过程本身就是政绩合法性的一部分,甚至是巩固政权合法性的最好时机。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人的这种合法性观念对于自己的领导人的要求明显高于西方人的理念,因为其特点是程序与政绩都很重要,而且两者相比之下,政绩更为重要,这也反映了中华文明高度务实的文化特点。
把程序合法性放到了至高无上的地步,很像学生上课报个到就是好学生,学习成绩好坏反而是无所谓的。但中国政绩合法性的理念要求这个学生报到上课,他还必须不断通过考试,而且必须是高分通过,否则就得退学。从长远来看,一个只了解“民意”的政治制度将竞争不过一个既了解“民意”又懂得“民心”的政治制度;一个只知道“选举”的国家也将竞争不过一个能够把“选拔”和“选举”结合起来的国家。这也正是中国“民心”理念和“选贤任能”理念的国际
意义所在。
7.兼收并蓄与推陈出新
中华民族是一个热爱学习的民族,因为我们有“三人行必有我师”的千年古训,我们有程门立雪、悬梁刺股、囊萤夜读等无数传说典故。但在我们历史的某些阶段,由于某些特殊的原因,我们闭关自守和闭门锁国,结果导致了国家的落后和衰败。但从1978年开始,我们又重新打开国门,走上了全方位开放之路,中国人很快就向全世界展现了巨大的学习能力和适应挑战的能力。
中国的口号是建立学习型社会、创新型国家。上至中央政治局的定期学习制度,下至无数职员忙着给自己“充电”,都展示了中国人好学不倦的学习精神。中国人兼收并蓄,从善如流,好的东西我都要学。中国在几乎所有的领域都有选择地借鉴别人的经验:从经济特区的建设到市场经济的形成,从企业管理到政府运作,从股票市场到证券市场,从科技研发到文化产业,从高速公路到高速铁路,可以说在我们所有的行业,所有的领域,所有的部门,都借鉴了其他国家
的好经验、好方法,并结合中国的实际进行了消化和创新,这一切推动了中国方方面面的进步。
更为宝贵的是在学习别人的过程中我们没有失去自我,而是用自己的眼光来判断,博采众长,兼收并蓄、推陈出新。比方说,在金融改革这个领域,我们学习了很多西方的经验,但我们保持了国家对主要银行的控股,我们在开放资本市场问胚上采取了谨慎的态度,结果是我们成功地进行了国有银行体制的改革,同时避免了国际金融浩劫。我们拥抱了信息技术革命并成为这场革命的佼佼者。我们把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进程变成了一个大规模的学习、适应和创新的过程,使中国的经济和贸易规模很快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相比之下,西方故步自封了。西方不少人真以为自己的一切都代表了历史的终点,结果骄傲使人落后,特别是美国,连续八年国运直线下降,并陷入了世界二次大战以来最严重的金融危机。欧洲多数国家也面临体制僵化、严重缺乏活力等难题。许多发展中国家也不具备学习和创新能力,只知道跟着西方话语走,结果导致各种政治经济社会危机不断,从菲律宾到泰国,从伊拉克到阿富汗,从乌克兰到格鲁吉亚都是这样。在当今这个竞争空前激烈的世界上,一个民族惟有不
断地学习、兼收并蓄、推陈出新,才能立于不败之地。这就是中国理念对当今这个世界的启迪。
8.和谐中道与和而不同
“和谐中道”与“和而不同”也是重要的中国理念。中国古书《周易》中最早提出了“中道”概念,而“和谐”由“中道”观念衍生而来。“和谐中道”不是消极的妥协,而是有原则地“求大同、存小异”,达到“和而不同”的境界。这种理念使中国避免了欧洲上千年的连绵不断的宗教战争,这些战争曾几乎把西方文叫毁于一旦。中国过去三十年发展道路的最大特征就是不偏激,不走极端,而是走一条告别折腾的稳健改革之路,中国也因此而迅速崛起,崛起当然也产生了新的矛盾和问题,这些矛盾和问题再多,大多数中国人认为还是用“和谐中道”、“和而不同”的理念来解决更好。这也是历史上中国人治理庞大而错综复杂的社会时所信奉的理念。
中国拒绝西方的对抗性政治,并大力强调不同利益之间的共同之处,极力化解社会迅速变革带来的各种矛盾。西方模式强调社会不同利益的博弈,喜欢斗争哲学;而中国经历了百年动荡,现在更强调社会不同利益的共生,喜欢和谐哲学,最后就是看解决问题的实际效果如何。西方模式在第三世界成功率极低,而中国模式在中国的效果还不错,所以中国会继续坚持自己“和谐中道”、“和而不同”的理念,当然也会汲取其他国家的一切好经验。
“和谐中道”、“和而不同”的理念无疑具有国际意义。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全球治理的难题日益增多,从反恐到全球变暖,从环境治理到消除贫困,从防止流行性疾病到国际金融体制改革等,惟有世界各国以和为贵,通力合作,取长补短,才能应对这些挑战。柏林墙虽然例了,但世界穷国富国之间的墙、强国弱国之间的墙、不同宗教之间的墙、不同文明之间的墙却越来越高了。这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西方民主与市场原教旨主义话语造成的,但是随着伊拉克战争困境和美国经济危机的深化,人们也日益了解了这种原教旨主义的不智。中国人今天要做的就是通过“和谐中道”、“和而不同”等理念去影响这个世界,揭示“唯我独尊”思维可能会给人类带来的灾难,点破意识形态偏执狂的愚昧,给西方话语霸权画上一个句号,从而为世界赢得更多的公正、繁荣与和平。
如果不走这条道路,而是走西方喜欢的“价值观外交”之路,能解决问题吗?我看很难。这样做的话,西方和伊斯兰的文明冲突的问题就解决不了,世界贫困问题也解决不了,全球环境问题也解决不了。西方以基督教传教士的精神来改造其他文明已被证明是一条只会引来更多文明对抗的道路。另外,在西方民主制度下,一个政客只对本国的部分选民负责,而不对其他国家的人民负责,为消除世界贫困而主张减少本国农业补贴的政客在自己国家里得不到选票;为世界环保而推动给本国汽油加税的政客也得不到选票,靠这种过分的以自我为中心的价值观和制度安排,怎么可能解决治理世界的这么多难题呢?解决这些难题需要中国智慧。中国从全世界,包括从西方,汲取了大量的智慧,所以才有中国今口之崛起,才会有明天更多的辉煌。但同时我也认为今天任何一个全球问题的解决.光靠西方理念已经不够了,坦率地说.造成今天诸多全球问题的主要原因往往就是西方的一些理念和实践,从全球变暖到文明冲突,再到金融危机,都是这样。这是西方需要认真反省的,否则西方自己的前途、整个世界的前途都不容乐观。13亿中国人通过三十多年实践证明的理念是站得住的,对于解决当今世界的许多棘手问题也是有帮助的,对于西方自己认定要进行的那些改革也有参考意义。中国理念丰富了世界的智慧,构成中国政治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中国政治软实力的崛起,对中国和世界实在是件非常好的事情。
摘录自张维为著《中国震撼》p.126-143中国触动全球(摘录)
张维为
日内瓦外交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日内瓦亚洲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兼 任教授,清华大学特邀研究员,暨南大学客座研究员,日内瓦韦伯斯特大学兼任教授,比利时欧洲亚洲研究所理事会理事,欧盟Europe-China Academic Network (ECAN)特邀专家,欧洲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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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西方“民主”遇上中国“实事求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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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政治改革:走自己的路(1)
2008年3月在巴塞罗那参加一个学术会议,遇见西班牙前外长Josep Pique先生。他回忆起几年前访问中国的经历后对我说,“当我第一次登上长城的时候,我突然觉得自己对中国政治有了一种新的感悟,这就是我们再也不能用传统苏联共产主义的概念来理解中国了。”对于中国人来说,中国模式和苏联模式的差别是显而易见的,但对于一个西方政治人物,这个认知来之不易。现在许多西方人还是把中国看成是苏联,看作是一个放大了的东德。但这位西班牙的前外长,通过与中国的接触,与中国历史和文化的接触,感受到了中苏两种体制的差异,感悟到了一个重要而朴素的真理:今天中国的政治发展是中国自己历史传统的一种独特延续,这种延续决定了中国道路的独特性。
西方学界和媒体经常讨论中国的未来,但概括起来不外乎这么三种观点,一是“中国崩溃论”,认为中国的发展带来了各种问题,这些问题最终将导致中国的分裂和崩溃。二是“和平演变论”,认为随着中国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中国会变得更加繁荣,最终也会走上西方民主的道路。三是最近开始流行的一个观点:中国可能既不会崩溃,也不会走西方民主的道路,而是变成一个“富强而专制”的国家(如美国《洛杉矶时报》前驻华记者詹姆斯·曼的新书《中国幻象》所描述的那样)。第一种观点,由于这么多对中国的悲观预测均告失败,现在相信的人已大大减少。但第二种、第三种观点,西方接受的人还不少,其实,这三种观点的最大盲点在于其西方中心的历史观和西方话语的局限性,不了解中国政治的发展和演变已经超出了西方中心论衍生出来的理论框架和西方话语的诠释能力。我的好朋友,法国学者高大伟曾说过这么一段有意思的话:“在中国面前,西方要学会谦虚。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中,至少有7个朝代的历史比整个美利坚合众国的历史都长,还有长期精英政治文化的传统,很难想象中国会完全跟着西方模式走。中国一定是我们新世界的一个共同设计师(co-architect)。”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相对成功就说明了这一点。西方主流经济和政治学者从来没有想到中国走自己的路会如此之成功,也没有想到他们自己主导的发展模式在发展中国家会如此之不成功。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相对成功,在某种意义上,为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我们经济改革成功有三条根本的经验,第一是坚持“实事求是”,从中国的历史和现实出发,而不是从一个完美的理想设计出发;第二是循序渐进、不断试验、摸着石头过河、逐步地推动体制转型;第三是拿来主义,非送来主义,也就是说,学习别人的一切长处,但以我为主,以自己的眼光来决定取舍,绝不盲从。这种成功的思路也可以大至勾勒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前进道路。在西方历史上,与这种渐进改革思路比较接近的是英国历史上的经验主义变革思路。从国际经验来看,走经验主义的道路比理想主义的道路代价要小。英国是经验主义政治变革的典型,法国则是理想主义政治变革的典型。英国从1688年光荣革命后,其国内制度就一直是渐进的改良,坚信一个民族约定俗成的文化习俗和判断力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坚持英国思想家埃德蒙·伯克“有保留的改革”的理念,坚持他在《法国革命感想录》中提出的英国人“永不仿效他们所未曾尝试过的东西”,并坚持一个国家的政治体制应该主要从自己的传统中衍生而来,而不应该像法国大革命那样通过追求一种理想的模式而来。英国一直是不断地磨合,小步地改革,从未切断自己的历史。这种渐进的方法使英国比法国获得了更长时间的稳定与发展。在1837年开始的维多利亚时代(她在位64年),英国达到了自己强盛的顶峰。英国当时工业生产的能力,超过了全世界工业能力之合,其富庶程度为当时的法国所望尘莫及。一个法国人看了1851年在伦敦水晶宫举行的第一届世界博览会后曾感叹:法国是一个“民主国家”,却未能养活自己的人民,而英国是个“贵族国家”,却养活了自己的人民。(注意,当时人们普遍把英国看做是“贵族国家”,非“民主国家”)
四、政治改革:走自己的路(2)
的确,走理想主义道路的法国很长时间内处在不停的动乱和革命中,经济也远远落后于英国。法国的作法是先确立一个伟大的理想,特别是卢梭“主权在民”的思想,然后波澜壮阔地去实践这些理想,但法国付出的整体代价比英国要大很多。从1789年法国大革命以来,法国的政治制度一直比较动荡,甚至到了1946年的第四共和国还没有稳定,政党过多,议会过强。一般认为法国政治体制稳定下来是在戴高乐的第五共和确立了总统制之后。加拿大学者纳多和巴尔洛两人合写的介绍法国文化的畅销书《6000万法国人不会错》中对此作了一个总结:从1789年法国大革命到1962年法国政体稳定下来的173年间,“法国一共经历了五个民主政府、三个皇室政权、两个帝国、一个法西斯政权,而且所有这些政府都是以暴力而告终的。”从中国人的角度看,我们还要注意人口上的差异。法国大革命时,法国人口才2000多万,比今天的上海多一些,即使到了1962年,法国的人口也才4000多万,而中国今天已是一个13亿人口的大国,如果像法国这样折腾的话,内乱不说,全世界都受不了。从中国1949年以来的历史来看,前30年的经历更像法国,后30年的经历更像英国,而后30年的情况总体上比前30年要好得多,大部分人民得到了实惠,中国的崛起已不可阻挡。对于中国今后的政治改革来说,经验主义的渐进道路应好于理想主义的激进道路。但是我们不少国人也有类似法国人这种政治浪漫主义情节和激进主义的传统,总希望通过激进的政治变革来解决中国存在的所有问题,毕其功于一役。其实,在中国这么一个超大型的国家里进行政治改革,一定要考虑每一项改革政策的代价。稳妥地推动政治改革,以较小的代价换取较大的成果,这才是中国前进的最佳之路。经验主义模式是内需驱动的,而内需中关键是有效内需。有效内需驱动的改革比较稳健,一个国家的思想、文化、民情等方面都产生了真正的内需,才会是有效内需,这也是改革最大的内在动力。打个比方,中国房产业的发展,使得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成了拥有物业的有产者,进而产生了对《物权法》的实实在在的内需,随之而诞生的《物权法》就很有针对性和操作性,起到了较好的效果。在政治领域,中国目前阶段,最强的内需可能是反腐机制建设、党内民主机制建设、服务性政府的建设、法治社会的建设。由于西方的强势推动,在许多第三世界国家创造了一些人为的内需、虚假的内需,而这些国家的内部并没有产生那种思想、文化、民情等方面的真正内需。结果就出现了上下结构的完全脱节。2007年4月肯尼亚NTV做了民调,老百姓最关心的问题,第一是就业,第二是治安,只有不到2%的人关心宪政改革,而肯尼亚议会讨论的第一是宪政改革,第二还是宪政改革。还有议员则提出了“向文明国家学习,废除死刑”的议案。这种上下严重脱节的情况,和8个月之后开始的种族厮杀也有一定的联系。2008年2月美国《国际先驱论坛报》发表了一个西方6国国民对自己国家现状满意程度的调查,结果发现不满意的人大大超过满意的人:
您对自己国家的现状是否满意(%)?满意 不满意;意大利 4 80;法国 7 67;美国 19 52;英国 20 41;德国 28 36;西班牙 30 38;(资料来源:2008年2月8日《国际先驱论坛报》)
《纽约时报》2007年10月30日也刊登了一个美国民调,80%的人对本届国会的工作不满意,68%的人认为国家的方向出现了问题,60%的人认为自己下一代的生活会比现在差。人们对美国政府解决问题的信心已经低于60年代越南战争和1974水门事件时期。而美国非常有影响力的皮尤研究中心2005年对17个国家进行的调查,发现72%的中国人对自己国家的现状表示满意,在被调查的国家中拔了头筹。76%的中国人认为自己生活质量在今后5年中还会提高,这个结果也高于其它国家。在2008年该中心又对24个国家内进行了类似的民调,中国又再一次拔了头筹,86%的人对国家的总体状况表示满意。2008年3月,在美国“世界民意网站”对全球领导人信任度的民调中,中国领导人在本国的信任度为93%,远远高于西方领导人。
四、政治改革:走自己的路(3)
您对自己国家的现状是否满意(%)?满意 不满意:中国 72 19;约旦 69 30;巴基斯坦 57 39;西班牙 51 44;荷兰 49 50;英国 44 51;加拿大 45 52;土耳其 41 55;印度 41 57;美国 39 57;黎巴嫩 40 58;印度尼西亚 35 64;法国 28 71;俄罗斯 23 71;德国 25 73;波兰 13 82;(资料来源:PEW Global Attitudes Project, 2005。
如果上述由美国学者独立进行的民调大致反映了各国的实情,那么我们可以说,尽管中国的政治体制还有许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尽管国人还抱怨各种各样的问题,但中国人对自己国家现状的总体的认可度,对本国领导人的信任度、对自己未来的信心都名列世界前茅。这不能不使人重新思考中西体制优劣等一系列问题。如果考虑到西方国家的人均资源消费量为中国的10倍以上(根据Jared Diamond的计算,美国的人均资源消费量为中国的11倍),而人民的满意度还如此差强人意,这种反思就更需要进行。当然,中国人口众多,即便有72%或者86%这么高的满意度,不满现状者,尽管比例低,也不会是一个小数目,所以我们没有任何骄傲自满的理由,相反,我们必须如履薄冰,认真地解决各种存在的问题,使老百姓的满意度进一步提高。客观地说,中西制度都有许多需要改进的地方,但过去30年内,中国总体上在不断地改革进取,而西方则显得思想僵化,故步自封了。欧盟一位荷兰籍高官曾私下对我说,“虽然我们和中国举行人权对话时,要求中国进行各种改革,但我们自己国内的改革却步履艰难。比方说,为了每周增加一小时的商店营业时间,政府和工会代表谈了十几年才达成协议。这对公共利益是好还是坏?当然不好。”他坦率地对我说。中国体制的务实、高效、有序等特点,现在已很少有人否认。这使我想起了自己和一位德国朋友吃饭的经历。那次,这位非常喜欢中国文化的德国人请我到一家知名的德国餐馆吃饭,服务员不停地给我们换盘子,他笑着对我说:你看,中国菜比我们德国菜可口得多,但我们吃饭的仪式比你们隆重,你们就是一双筷子,我们德国菜没多少东西吃,但不停地换刀具,换杯子,换盘子。我后来一想,这个比方似乎也很政治。如果说饭菜质量的好坏是“内容”,盘子换来换去是“形式”的话,那么我们制度中的不少“内容”,并不亚于西方,甚至优于西方。比方说,过去30年我们制度的总体表现,明显超过了采用了西方政治制度的发展中国家,甚至在一些方面也超过了不少发达国家:美国2005年“卡特利娜”飓风救灾的表现和中国2008年的抗震救灾怎么能比?法国2003年8月一场突来的热浪,竟造成了全国1万多老人非正常死亡,举世震惊;意大利像走马灯一样地换政府,但连城市垃圾等问题多少年都处理不好,更不要说解决根深蒂固的黑社会问题;前面引述的民调结果某种程度上也反映了西方体制的诸多深层次的问题。西方政治制度很像西餐,有一整套规范的形式。这种形式又可以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为内容服务的,如西餐一定是分餐制,一人一份,比较卫生,很像通过票决制来确保选民对候选人有某种监督;另一部分是形式高于内容的,更多一些美学功能,如不同的酒水要使用不同形状的杯子。西方民主体制中的登记投票、组织集会、电视辩论等,也有一种类似的形式美。尽管西方体制实现的“内容”与我们的“内容”相比,各有千秋,但在形式和程序方面,西方的许多做法,往往比我们的做法更有吸引力。他们的做法更容易拉近政治人物和民众的距离,使公众更容易有一种参与感。比方说,竞选双方的辩论,许多话都是竞选语言,没有多少人把它当真。但辩论这种形式、既可以让百姓了解他们的政策,又为百姓创造了一种喜闻乐见的政治参与形式。电视辩论对民众有不小的吸引力,甚至有点像我们的春节晚会,成了许多国家的保留节目,大家都喜欢看,但看完之后又说没太大意思。在发达国家,除了法国等为数不多的国家外,一般大选的投票率都不高,约在50%左右,但主要候选人的电视辩论往往收视率很高,这说明很多老百姓只想看一出好戏,至于哪一位候选人当选,对他们的生活并不产生很大的影响。
四、政治改革:走自己的路(4)
我们要结合中国的国情进行民主形式的创新,从而使老百姓有更多的政治参与感和认同感。内容和形式比,内容更重要,但形式不能被忽视。我们在形式方面可以借鉴西方的一些形式,也可以从我们自己的传统资源中进行提炼和创新,也可以土洋结合,创造出新的形式,从而使我们的民主在形式上更规范,更有活力,更为丰富多彩。我甚至认为,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政治改革的重点就是从重视“内容”走向“内容与形式”并重,从强调“结果”走向“结果与程序”并重。中国人是很善于学习别人长处的。还是拿吃饭作比较,中餐是合吃,不如西式分食那么卫生,但只要在菜上加一双公筷,就解决了合吃的卫生问题,中西形式就接轨了。当然,西方政治制度值得我们借鉴的不只是形式,也有内容,比方说三权分立的学说强调了对权力的制约,我们要结合中国的实际来借鉴权力制约这个思想,我们也可以汲取西方在权力制约方面的一些设计。但是像美国那样的三权互相势均力敌,对美国可以,对其它西方国家也不一定适用。法国、德国等西方国家,其实也是行政主导型,法国总统和德国总理的权力都大于议会。欧盟本身也是如此,欧盟委员会的权力大于欧洲议会。德国和丹麦的议会也是协商一致为主。当然,我们在保持行政主导的同时,也要借鉴国际经验,大力加强对权力的监督和制衡。在借鉴西方的一些做法时,我们没有必要,也不需要像西方那样,把形式和票决看成是至高无上的唯一。我们要把民主从西方那种僵化的和狭隘的话语中解放出来,走民主创新之路。西方在推销自己民主模式的时候,把本应该是文化深厚、形式多样的民主,简化成了一人一票竞选总统,这本身是对民主事业的一个巨大伤害,使我想起了法国政治学家托克维勒的名言:有两种人最能伤害民主:一种是反民主的人,另一种是民主激进论者。今天西方推动“颜色革命”的人就属于后面一类。
我们的民主建设一定要有创新精神。民主建设应该是一种生机勃勃的事业,民主可以有一千种、一万种形式,而不应被局限于一人一票普选这一种形式。我在研究台海两岸关系时曾提出:双方应坚持“先易后难”的原则,从小事情做起,从“职能合作”做起,“积小变为大变”,“积量变为质变”,积无数个互相合作的“小中华”,最后形成全面合作的“大中华”,最终完成祖国统一大业。我觉得我们的民主建设也可以是一个类似的过程,民主建设应该从我们身边无数的“小民主”开始,最终汇成中国的“大民主”。“小民主”就是我们每天都看得见、摸得着的事情,如住宅小区的“阳光”管理、事业单位的“阳光”财务、单位第一把手权利的限制、各种各样的论证会、听证会、辩论会、记者招待会、市长热线、电子政府、人性化管理、信访制度的完善和规范、逐步取消城乡二元户口制度、差额选举比例的扩大、各种各样的民意调查、平面媒体和网络媒体讨论政府的公共政策、不同阶层和不同群体的利益协调等等。我们要使人民群众能够实实在在地感到我们生活中的民主气息越来越多,感到他们可以参与讨论的事务也越来越多,同时这个改革的过程又是一个渐进的、有序的、使大家不断受益的过程。民主与阳光共生,民主从身边做起,民主从小事开始。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大家实践和经验的积累,随着社会经济和文化条件的日益成熟,无数的“小民主”最后一定能汇成中国整个社会和体制的“大民主”,这种“大民主”的最终形式将在不断探索中逐步形成。
我们的政治改革一定要与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相辅相成,而不是互相对立和损害民生。西方推动的人为内需,其特点就是政治变革与经济发展、民生改善等完全脱节,甚至是破坏后者的。菲律宾的政治变革就是单一政治方向的,与经济发展无关,与民生改善无关,甚至是矛盾的。吉尔吉斯斯坦的“颜色革命”也是这样。在一个经济发展比较落后的国家,一个政府如果不能凝聚全社会对于发展经济、提高生活水平的共识,并在此基础之上,推动政治体制革新,而是把解决一切问题的希望都寄托在激进政治改革上面,风险极大,因为政改和革命往往会使社会产生过高的期望,而政改和革命最后又不太可能满足这些期望,结果期望很快就转变成失望,而且是具有巨大破坏力的失望。
四、政治改革:走自己的路(5)
我们在民主建设中要超越西方民主模式,特别是美国的民主模式,因为这个模式本身就存在诸多问题。美国的民主与西方许多先哲的理想已经相差很远,在美国本国和欧洲均受到很多批评,美国民主的商业化(铺天盖地的广告)、庸俗化(一切为了讨好选民,一旦选上,自己的承诺又不能兑现)和金钱化(美国民主制度之昂贵,绝非一般人可以想象)就表明了这一点,连美国2008年总统候选人奥巴马在他的《希望的勇气》(The Audacity of Hope)一书中都坦陈:“竞选,需要电视媒体和广告,这就需要钱,去弄钱的过程就是一个产生腐败影响的过程,拿了钱,就要照顾提供钱者的利益。虽然也可能使用政府的钱(但这个钱很有限,不足以应付竞选,可能还会附带很多条件)。”
我们政治改革中还要防止邯郸学步。学习别人的长处是对的,但如果还未把别人的长处学到家,就放弃了自己一些行之有效的土办法,这就成了邯郸学步,这也是可怕的。邯郸学步的情况发展中国家不少。例如,一些非洲国家,采用了西方的法律制度,但总是水土不服,但又把自己原来传统中的习惯做法丢得干干净净,结果就出现了国家治理的失序,甚至瘫痪。
至于中国以后会不会产生对西方政治体制的内需?也许会,也许不会,现在尚难判断,这是一个留给未来的问题。如果中国以后真正的内需和美国的真正内需一样,那么今后可能会产生类似美国的制度。如果内需不一样,就不会产生类似的制度。中国的政治传统和美国的传统差异如此之大,我很怀疑中国会出现和美国一样的内需。但美国制度的某些方面,我们可以借鉴,就我个人的观察而言,美国民主制度的长处之一是它的基层民主,特别是它的社区自我管理,而非劳民伤财的美国总统选举。我们应该借鉴世界上一切好的经验,结合中国的实际来学习,并在传统与现代的互动过程中,为中国的长治久安奠定坚实的体制基础。
我们可以按照经济改革成功的经验,摸着石头过河来进行政治改革,在相当时间内最需要的不是“路线图”,恐怕也拿不出“路线图”,拿出来也是一个“花架子”,但像经济改革一样,我们可以有一个“指南针”,需要知道一个总体方向。经济改革的总体方向是市场导向的改革,发展生产力,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政治改革总体方向应该是实现励精图治的良政,确立一流的人才选拔机制、一流的民主监督机制、一流的社会协商机制,最终落实到人民的“优良的生活”。在探索和实践的过程中,某种更为完整的思路,或者叫“路线图”,在适当的时候一定会应运而生,就像通过16年的改革和开放,我们终于形成了内容丰富,而又可以操作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念,没有摸着石头过河的16年实践,是提不出这样的理论的。我们是一个大国,在中国实践成功的东西,就是真理,西方现在可以不理解,可以挖苦,可以反对,但只要中国老百姓拍手叫好,只要最终事实证明我们的选择和做法是正确的,他们就只能来理解你,诠释你,并最终不得不接受你。中国模式最终一定会影响世界政治的游戏规则,丰富世界民主政治的形式和内容。西方自己的模式也是这样一路走来,并最终成为强势模式的,例如英国创立了君主立宪制,但很长时间内,别人还是把它看作“贵族国家”,而非民主国家。这就像学外语,如果你认为世界上只有英语好,那么你就永远是别人的学生,他永远可以说你哪些地方不对了,甚至给你打个不及格。现在中国崛起了,学习中文的人越来越多了,中文也自然会成为国际社会的一种强势语言,你要和我交流,就要好好学习我的语言,尽量达到我的母语水平,我还可以纠正你的发音和语法,也可以给你打不及格。如果说30年前,我们中不少人还比较习惯仰视西方,那还情有可原,毕竟中国刚刚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经济凋零,百业待兴。但经过了3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已经走出了一条适合自己国情的发展道路,如果今天还是像一些人士那样,动不动就是美国怎样,西方怎样,就有点贻笑大方了,恐怕连西方人对你都要少三份敬意。我们才对自己的政治制度进行了一些“挖潜”和“微调”,国家就迅速崛起了。如果我们继续推动符合国情的政治体制改革,把中国人民的智慧和潜力进一步发掘出来,那才是更加巍巍壮观的事业,好戏还在后头呢。我们应该自信地、从容不迫地、不卑不亢地平视一下西方,看看他们制度的长处在那里,短处在哪里,再对照一下中国,我们的长处在哪里,短处在哪里,从而搞清楚,对于西方的东西,哪些我们应该学习和借鉴,哪些应该反诘和扬弃,最终都是为了走出一条适合中国自己情况的政治发展道路,一条能使中国实现国家长治久安、人民生活幸福安乐的康庄大道。
中国触动全球(邓小平资深翻译走访百国后的思考)
作者:张维为
出版社:新华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8年10月
作者介绍:张维为,复旦大学外文系毕业,日内瓦大学国际关系硕士、博士、曾为英国牛津大学访问学者。现为日内瓦大学亚洲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日内瓦韦伯斯特大学国际关系教授、复旦大学兼任教授、清华大学特邀研究员。
著有《邓小平时代的意识形态与经济改革》(英文)、《改造中国:经济改革及其政治影响》(英文)、《重塑两岸关系的思考》等学术专著。发表过许多关于中国经济与政治体制改革、中国发展模式、比较政治、外交政策以及两岸关系的文章。
上世纪80年代中国期曾担任取小平及其他中国领导人的英文翻译。走访过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
张维为:上世纪80年代中期,我又有幸为中国改革开放事业的最高领导人邓小平担任过英文翻译,亲身感受了他作为一个杰出政治家的才略和气度以及作为一个普通人的情趣和性格,随后我又在一个更广阔的范围内,感受到了他的思想对中国崛起所产生的决定性的影响,感受到他的智慧对于解决中国和世界面临的挑战所具有的意义。
全书目录
第一章中国,赫然崛起
一、第一次出国的震惊
二、在海外感受中国崛起(1)
二、在海外感受中国崛起(2)
三、中国崛起:不同凡响的意义(1)
三、中国崛起:不同凡响的意义(2)
四、中国的另外四种选择(1)
四、中国的另外四种选择(2)
四、中国的另外四种选择(3)
四、中国的另外四种选择(4)
第二章最不坏的模式?
一、最不坏的发展模式?
二、东亚模式之争(1)
二、东亚模式之争(2)
三、中国模式:你的独特之处(1)
三、中国模式:你的独特之处(2)
四、中国:政治软实力的崛起(1)
四、中国:政治软实力的崛起(2)
第三章西方“民主”遇上中国“实事求是”
一、慕尼黑的一场辩论(1)
一、慕尼黑的一场辩论(2)
二、从贝·布托遇刺到肯尼亚骚乱(1)
二、从贝·布托遇刺到肯尼亚骚乱(2)
三、好民主才是好东西(1)
三、好民主才是好东西(2)
四、政治改革:走自己的路(1)
四、政治改革:走自己的路(2)
四、政治改革:走自己的路(3)
四、政治改革:走自己的路(4)
四、政治改革:走自己的路(5)
第四章应该失语的不是我们
一、谁创造了人类普世价值?(1)
一、谁创造了人类普世价值?(2)
二、应该失语的不是我们(1)
二、应该失语的不是我们(2)
三、也谈人权(1)
三、也谈人权(2)
三、也谈人权(3)
三、也谈人权(4)
四、公民社会之我见(1)
四、公民社会之我见(2)
四、公民社会之我见(3)
五、让理性的声音占上风
第五章中国:不要自己打败自己
一、贫富差距:一些国际比较(1)
一、贫富差距:一些国际比较(2)
一、贫富差距:一些国际比较(3)
二、缩小贫富差距的难与易(1)
二、缩小贫富差距的难与易(2)
二、缩小贫富差距的难与易(3)
二、缩小贫富差距的难与易(4)
三、建立良性循环机制
四、腐败问题:国际视角的观察
五、经济发展、民主制度与反腐败(1)
五、经济发展、民主制度与反腐败(2)
五、经济发展、民主制度与反腐败(3)
六、生态文明:中国的机遇(1)
六、生态文明:中国的机遇(2)
六、生态文明:中国的机遇(3)
第六章 环球同此凉热(略)
第七章 软实力,更触动世界(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