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看新闻南宁老成都联系方式:没有人民的民国续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偶看新闻 时间：2024/04/27 21:03:53
美国学者韦慕庭在其著作《孙中山：壮志未酬的爱国者》之中说，自1895年起义之后，孙中山在长达16年的时间里，仅有三次在上海，一次登陆广西的短暂停留，其余时间，“从未踏上中国的土地”。他穿梭往来于美国、英国、日本、香港之间，所从事的工作多数是筹款、部署起义、建立联盟。动员民众之事，根本无从谈起。他与国内社会阶层之联系，除却学生与知识阶层之外，主要集中在袍哥等会道门之上，对于普通民众，并无实在的工作。
而所谓三民主义虽然提出，即便在孙中山主政期间的全国和广东，从来就未曾落实成为可以执行的制度。他一生的事业都在武装及与武装相关的事务。
杨天石在研究辛亥革命的领导力量时，在《帝制的终结》一书中，否认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这一提法，而将领导群体归结为“共和知识分子”。具体的数字是：留学生，1906年13000人；国内新式学堂学生，1909年162万余。事实也证明，在辛亥革命与建立民国的过程中，这样一批人，尤其是留学生，占有重要地位。
然而，这个人数在当时整体的中国国民中所占据的比例，依旧是小的可怜。1911年中国总人口5.64亿，而农民占据了95%。辛亥革命几乎所有战争，全然在城市进行，而其少得可怜的制度变更，也一一都只在城市之中。民众只知上面改朝换代，何来什么全民动员！
孙中山及其所领导的同盟会，以及与革命相关联的各党各社，对于将革命普及至下层，并没有足够的部署，甚或没有足够的兴趣。自1900年的惠州起义起，所有的起义，均在军中与知识阶层之中，以城市暴动作为主要方式，“谋逆”而已。而革命的兴起，也就短短10年，如何得到民间的认可与支撑？
至于辛亥革命，实在是猝发的偶然性事件，同盟会本来就是仓促响应。至于民国草创，也是顺水推舟的一种认证，于民间而言，并无太多裨益。
美国史学家周锡瑞在其博士论文《改良与革命》中，坦率指摘道：“辛亥革命标志着中国精英与乡村的疏远。”这显然与革命的目的就背道而驰。考察至武昌起义之后的军政府的结构、斗争与结局时，其情态更是惊心动魄。
由于辛亥革命突起于青萍之末，革命者本身殊无政府纲领和组织。于是他们大量地邀请了旧有政治势力入主，其中包括湖北的黎元洪，以及湖南咨议局议长谭延闿。这些上流阶级立即与革命党之间起了冲突，对于政治权力的建设与分配南辕北辙。其后，革命党、立宪党和旧官僚之间纵横捭阖，孙武汇入黎元洪系统，文学社领袖或死或走。但无论这些人如何分化组合，权力无非在旧有的上层阶级与新的革命党之间流转，和普通民众之间并没有“半毛”的关系。而湖南在谭延闿主政下，虽然政局相对平稳，结果却是“清朝新政可能把人民的捐税负担增加了一倍，事实上，革命再一次把负担翻了一番。”
周锡瑞在第一版的绪论中写道：“省城里的、地方上的上流阶层发现，通过革命，他们的权力和权威加强了。”
就这样，推翻帝制的革命，是人民没有参加的；建立民国的好处，是人民无份参与的。推翻帝制、建立民国，先是革命党的自娱自乐，后是上流阶层的分润摘果。这样的民国，毋论谁坐江山都是窃国。这样的民国，自然是风水轮流转明年到我家的力量游戏。军阀混战有什么好奇怪的？
所谓意识形态革命的建国，制度下行乃是一种必然。这实实在在意味着对于所有地方法律的颁布与施行，权力的簃转与变更，土地与资源的切割与分配。反观清朝末年的制度变更，包括科举制度的取消、法制律令的颁布、民间经济的放宽与发展，假以时日，反而可以蔚为大观。
国人嗜好品评国外的共和总是一蹴而就，却总视而不见其中历经几百年的宗教、制度与民众利益的分化。惟有民间基本的变化，方才是革命成功前提。缺乏意识形态转变的大清子民，在辛亥革命的大旗变幻之中惊慌失措，随波逐流，到最后，只是“被民国”了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