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th by区别:历史上的今天(7月5日)
历史上7月5日这一天发生了哪些大事?
历史时段:1811~2000
(更新时间:
贺龙 周逸群
库尔斯克大会战
为八路军机关干部作报告的王稼祥
北平街头上的示威队伍
马寅初(左)陪同周恩来视察北大
多利
启德机场全景
为香港服务了73年多的启德机场于
“深圳”号导弹驱逐舰
附录1:
第八届奥运会在巴黎举行
1924年,是现代奥林匹克运动复兴30周年。30年前,国际奥林匹克运动指挥部——国际奥委会,在巴黎国际体育会议上成立了。几十年来,世界体育、奥运会都有了一个飞跃的发展,为了庆祝这个周年纪念,为了表彰奥林匹克运动的奠基人、不久即将卸任的国际奥委会主席顾拜旦在这方面所作的贡献,选择国际奥委会诞生地巴黎举行第八届奥运会,是众望所归,也是符合顾拜旦的心愿的。当时申请主办的有六个城市:阿姆斯特丹(荷兰)、巴塞罗那(西班牙)、洛杉矶(美国)、布拉格(捷克斯洛伐克)、罗马(意大利)和巴黎(法国)。国际奥委会稍事磋商,即选定了巴黎。
自奥运会决定在巴黎举行后,法国表现了相当的热忱。为开好这届奥运会,各种各样的设想、各种各样的设计方案,从法国各地纷纷寄到了巴黎奥运会筹委会。其中法国前橄榄球队长、上届奥运会银牌获得者伏一久查里克提出的,兴建一座能容10万观众的体育建筑群,和一个能安排两千人住宿的奥运会村的设想,得到了赞同。
运动会于
开幕式翌日,即
本届获奖前三名国家是:美国:金牌45枚,银、铜牌各27枚;芬兰:金牌14枚,银牌13枚,铜牌10枚;法国:金牌13枚,银牌15枚,铜牌11枚;如按前六名非正式团体总分排,则法国名次在芬兰之前。
巴黎奥运会各项比赛结束后,没有正式宣布名次,没有升获奖运动员所属国家的国旗,闭幕式上也没有举行授奖仪式。本届田径
不过,总的来说,巴黎奥运会还是比较成功的,改变了这个世界名城1900年留给人们的不好的印象,也使顾拜旦得到了某种安慰。
附录2:
贺龙与周逸群
贺龙
贺龙第一次见到周逸群就说:我早就想交你这个朋友了!
国共第一次合作时期的1926年7月,广东国民政府发出《北伐宣言》,号召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在中国的统治,争取革命在全国范围的胜利。贺龙很快响应,率部由黔入湘,任国民革命军第八军第六师师长兼湘西镇守使。
8月下旬,贺龙率部攻克慈利,月末,在逼迫湘军贺耀祖师倒戈以后,进入津市。当月,部队进行了改编,贺龙在常德就任国民革命军第九军第一师师长。旅团以下干部基本保持不动。师参谋长仍然是留日的乡党陈图南,秘书长则是严仁珊。不同的是新成立了两个机构:一个是训练处,由刘达五任处长;另一个则是师政治部,主任是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派来的周逸群。
周逸群于1898年出生在贵州铜仁,他家是当地的大地主。7岁入铜仁城南小学,15岁以优异成绩考入贵阳南明学校中学部,他博览群书,尤其喜爱中国历史,其作文《诸葛亮辅汉于蜀论》被评为全校优秀文章,刊于《南明杂志》。在中学时,周逸群就曾投身反袁复辟的斗争,被称誉为“有抱负的青年”。1919年,周逸群东渡日本,进入东京庆应大学攻读经济学。“五四”运动爆发的消息传到日本,周逸群组织留日学生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集会活动,声援国内反帝反封建斗争。1924年初,周逸群回到上海。同年5月,创办《贵州青年》旬刊,宣传孙中山的民族革命思想。10月,周逸群投笔从戎,进入黄埔军校第二期学习,并受到孙中山的亲切接见。11月,周逸群加入中国共产党,担任中共黄埔军校特别支部宣传委员,成为周恩来的助手。次年初,黄埔军校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成立,周逸群是该会的主要创始人和领导人之一,与极右的孙文主义学会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1926年7月,北伐战争开始后,周逸群受命在长沙组织北伐军左翼宣传队并担任队长。8月,他奉命率宣传队到达常德贺龙部,担任国民革命军第九军第八师政治部主任。
对于周逸群的到来,贺龙相当高兴。因为贺龙曾两次率部驻防铜仁,从别人口中早知周逸群是一个有抱负、有才干的青年。喜欢交朋友的贺龙,早就想见一见周逸群。于是,贺龙在秘书长严仁珊(他是周逸群的贵州同乡)的引见下,和周逸群相见了。
两人一见如故,贺龙笑着说:“以前我虽然没有和你本人见过面,但我和你家却是打过交道。我在铜仁的时候,队伍吃了你家谷仓里不少谷子哟!”
“没得关系嘛!”周逸群大笑:“我家的谷子,不怕你们吃得多,只怕是吃得太少了。吃得越多,打起仗来才有劲头呀!”
贺龙伸出三个手指头说:“三十多担哪!我带队伍刚到铜仁,没得东西吃,火烧眉毛哟!你丈人听说我贺龙缺粮,告诉我尽管派人去挑好喽。要多少挑多少,还不要过秤。好大方啊,分明是不让我还嘛。”
“这哪里有还的道理,应该送给你们革命军,支持你们革命嘛!”周逸群高兴地说。
贺龙笑得眯起了眼:“革命也不能让好人吃亏嘛,让我说是很对不起你老兄呀。从那时候起,我就想交你这个朋友了!”
“我家的谷子都是农民种的,让你们吃算不得吃亏。大家的东西大家吃,本该如此嘛!听你这么一说,我倒觉得铜仁的农民运动并不兴旺,不然的话,这些谷子应该没收,全部交给你们吃。”
贺龙知道黄埔军校青年军人联合会是一个左派组织,而周逸群又是里面的领袖人物,他很有可能是共产党人。当时是国共合作时期,共产党并不单独活动,贺龙觉得不便直接问人家是不是共产党。但是因为要合作共事,很想知道周逸群的真正身份,贺龙于是问道:“逸群兄,我在铜仁看见过你寄回去的材料,知道黄埔有个青年军人联合会,不知这个组织是国民党的,还是共产党的?”
周逸群回答道:“应该说两方面的人士都有,但在反对军阀,反对独裁等方面是一致的。”
周逸群虽然没有亮出自己的真实身份,但贺龙初步断定他是共产党。随后,两人进行了更加深入的交谈。多是贺龙提出问题,周逸群给予解答。诸如革命政府怎样领导军队?国民革命军为何要设立党代表、政治部并派驻政工人员?周逸群所带领宣传队的宗旨是什么?部队改编完了,怎样进行整训?等等。周逸群的回答,使贺龙觉得很解渴,听到了许多新鲜的道理。贺龙不仅对周逸群很敬佩,而且更多了一层信任。
第二天,贺龙召开欢迎大会,很郑重地把周逸群和宣传队介绍给全体官兵。
第三天,贺龙向周逸群开门见山地提出要参加共产党。贺龙说,自己在1914年参加了中华革命党,但1919年10月,中华革命党改组为中国国民党时,因为自己把握不准并没有参加。现在,他这个没有组织的人,想参加共产党。
听贺龙这么说,周逸群心里十分高兴,贺龙有朴素的阶级感情,有为穷人战斗的精神,具备了党员的基本素质,但碍于当时中共中央的有关规定,在友军内部不准吸收高级军官入党,周逸群并没有正式表态。他说:“共产党是不关门的。只要够条件,时机成熟,一定会有人来找你的。”
这次谈话进一步密切了两人之间的关系,有什么事贺龙总要和周逸群商量。不久,贺龙向周逸群提出:我想请你帮着改造部队。你也知道我的这支部队来自四面八方,成分很复杂,虽然经过多次整顿,但没有多少变化。这次说是整编,只不过多了两个机构,其他一概未变。北伐以来,有不少湘黔边境的地方武装加入本师,人员庞杂,哪像革命军队!听你说政治工作是革命军与旧军队的最大区别,所以想请你放大胆子,用新思想改造旧队伍。你们宣传队30多人,我本来想都留下,但广东方面却要10多人去了王天培部,剩下的人搞政治宣传都忙不过来,你看能不能请广东方面派点人来?
周逸群有些喜出望外:“师长,你能这么想太好了。本来宣传队是一个流动组织,四处宣传革命思想,你既然想彻底改造军队,我们可以好好合作。不过,要改造部队不用等广东派人来,最便捷的办法就是自己招收一些进步的青年学生,再选拔部分青年军官,开办一个青年军官政治讲习所,培养急需的政工干部。”
贺龙说:“这样好呀!就在随营军官学校的基础上,开办一个政治讲习所。”
“放在一起搞好,部队嘛,政治和军事不能分!”
不久,政治讲习所遵照周逸群的建议,在常德开始招生。在招生广告和录取学生榜上,公布的所长人选都是严仁珊。后来,严仁珊军务繁忙,无暇兼顾,就一直由周逸群实际负责。开办讲习所,是贺龙和他的部队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开端。
贺龙果断处决陈图南,与周逸群靠得更近了
一开始,由于周逸群出身于大地主,到日本留过学,又是黄埔学校学生,一师穷苦农民出身的士兵和行伍出身的军官自然在思想上与他有一些距离。贺龙、严仁珊的态度使一些人转过了弯子。更主要的是,周逸群的平易近人、博学多才很快使他成了全师官兵欢迎的人物。
但是,以参谋长陈图南为首的一干人始终持有偏见,总说周逸群不懂打仗,是个“卖狗皮膏药的”。
陈图南本人也留学过日本,学的是军事,他自恃自己位高权重,在中下级军官中拥有一批亲信,并且是贺龙的老乡,根本就没把周逸群放在眼里。等到周逸群担负了政治讲习所的实际工作,越来越赢得官兵好感的时候,陈图南感到了威胁。集中在两人身上的部队内部新与老、左与右的矛盾,逐渐显露出来。表面上看是周逸群取代了陈图南在贺龙心目中的位置,实际上更深刻的根源是:周是共产党,而陈是国民党中的极右派。
不久,陈图南与周逸群的矛盾公开化了。在贺龙召集的部队整训会议上,就上不上政治课,周和陈起了争论。周逸群坚持政治课非上不可,并平心静气地申诉了许多理由。而陈图南却面无表情地说:“部队整训是为了增强纪律性,而不是要听你散布革命要靠工农的大道理。你纵使有千条万条理由,我也不听你那一套。”最后,以贺龙支持周逸群而收场。通过此次争论,陈图南发现贺龙越来越左了。他曾私下提醒过贺龙,贺龙不以为然。
于是,陈图南加紧了拉帮结派的活动。团长柏文忠,营长陈黑、张松如、陈策勋,副营长赵福生、刘九同等和他搅和在一起。
半年之后,周逸群等人在一师发展了100多名党员。以至于唐生智找了个借口停发了一师的军饷,贺龙面临着艰难的抉择。同时,陈图南等人也在酝酿着秘密行动。
“老板(指贺龙)跟先生(指周逸群)越来越近乎,已经是言听计从了。”柏文忠有些泄气,“我看很难把他拉到我们这边来了。”
机枪营长陈策勋忽地站起身:“妈的,拉不过老板拉部队,我们机枪营我说了算,还有手枪营长陈佑卿、步兵营长刘锦星,还有一团的营长陈黑,四团是文忠的老底子……我就不信干不过姓周的。”
陈图南制止道:“你想的太简单了。只要老板在,恐怕一个兵也拉不出来。”
蒋介石的密使朱绍良说出了别人都不愿提起的话题:“老板不报销,一切都无从谈起。”
此言一出,陈图南等人都愣住了。停了半晌,终于有人打破了沉默:“只怕没人敢朝他开枪……”
陈图南似乎下了决心:“老板现在的日子也不好过,唐生智停了他几个月薪饷,当兵的一旦长时间领不到饷,只要有人挑头,部队起来一闹,我看他贺龙再神也拢不住……”
1927年4月,贺龙奉命第二次北伐,开赴河南前线。陈图南一伙感觉机会来了,出发前,他们利用久未发饷士兵不满的机会,唆使少数人闹事,企图谋刺贺龙。被贺龙发觉果断处理,将陈图南交地方枪决,迅速平息了骚乱。
闹饷事件标志着贺龙与国民党右派彻底决裂。贺龙思想的转变,周逸群在其中起了关键作用。
在周逸群的影响下,贺龙最终选择了共产党
在随后的北伐中,贺龙率领部队打了几个胜仗,部队被扩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贺龙任军长,周逸群仍为政治部主任。6月26日,贺龙率二十军回到武汉。
在贺龙南归途中,武汉的国民党左派政府已经开始右转,正在秘密准备对共产党人和工农群众的血腥屠杀。一些极右的国民革命军将领开始在其部队进行“清党”,左右摇摆者则将共产党员“礼送”出境。能公开“容共”的唯贺龙一人。贺龙对周逸群说:“虽然时局很紧张,蒋介石在上海残杀共产党人,汪精卫、唐生智等在武汉也有不寻常的举动,其他部队也在驱赶共产党,但我还是选择和共产党合作。所有在二十军工作的共产党员都要留下来继续工作,我不会'礼送’你们。这一点你可以放心。”
周逸群感动得不知说什么好,只是紧紧握住贺龙的双手久久不放。
实际上,此前贺龙就严词拒绝了朱绍良的拉拢,但颇讲义气的他并没有把这件事告诉周逸群。在他看来兄弟手足,该做的就做了,说出来反而看淡了彼此的情分。事情是这样的,蒋介石见其他军官纷纷向他表示忠诚,可贺龙一直没有动静。于是,派朱绍良当说客,向贺龙传话,只要贺龙表示拥护蒋介石,马上可以委任他为江西省政府主席,并附赠国民党中央委员的身份,在南京为他造一栋楼置一份产业。朱绍良左说右说,贺龙只是不言不语。朱绍良以为已与贺龙达成了默契,自己好向蒋介石交差了,便故做亲热,提醒贺龙小心共产党:“你尤其要小心那个政治部主任周逸群,不要心慈手软!”
贺龙终于开了口,并紧紧盯住朱绍良:“你知道我怎么想?”
朱绍良高兴地说:“不妨说来听听。”
贺龙冷冷地说:“我在想,是不是要把你抓起来。你这是故意扰乱军心,应该送交军法处处置。”
朱绍良忙站起来:“我这是为你考虑,为你考虑……”他一边说一边溜了出去。
坚定地与共产党合作奠定了贺龙后来参加南昌起义并加入共产党的思想基础。在周逸群把贺龙的情况向中共中央汇报后,当时的中央军事部长周恩来在武汉与贺龙就军事问题进行了一次深入的谈话,为还没加入党组织的贺龙担任南昌起义的总指挥埋下了伏笔。
南昌起义部队南撤到瑞金,在8月末或9月初的一天,由周逸群,谭平山介绍,经党的前敌委员会讨论,贺龙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贺龙曾说过,由于周逸群的影响,他思想上有了重大转变,在国共两党的对比中,他真正地接近了共产党,并最终选择了共产党。
附录3:
库尔斯克战役
被击毁的三号坦克
斯大林格勒战役以后,苏德战场暂时沉寂,双方都在准备新的战斗。1943年1月,德国宣布全国实行总动员,以挖掘人力补充前线部队和军事工业,并重新分配原料、燃料和电力以加强军事生产。德国统帅部计划以库尔斯克突击部队为主,发动一次代号为“堡垒”的夏季攻势,以改善战场形势。为了这次战役,德国调集了90万军队,1万门火炮,2700辆坦克和自动火炮,2000多架飞机。苏联最高统帅部洞悉德军战略意图,准备了占优势的军队、大炮、坦克和飞机,严阵以待。
附录4:
北平“七·五”惨案
学生们在北平东华门十字路口作宣传
1948年,内战全面开始,东北辽、吉两省的大、中学生约3000人迫于战火,纷纷流向北平,衣食住及读书问题均无法解决,他们派代表向北平市参议会交涉,但未得到答复。后来听说参议会会长许惠东要把他们送去当兵,学生们无比愤怒。
下午4时,学生们到达东交民巷许惠东家的大门口。后来学生又冲破大门蜂拥入院。宪警用木棍、枪托把学生逐出大门。双方对峙了一会,秩序逐渐平静下来。警备总部的王参谋长叫学生派代表谈判,不料在谈判期间,陈继承从北平西苑调来青年军的一个营,把学生团团围住,架起机枪,装上刺刀,作出射击姿势。学生们都已知道代表正在谈判,见此情景,既诧异又气愤,但为避免冲突,大家仍忍耐着坐在地上等候代表的消息。会客室内谈判的双方,均不知道外边的情况。当协议达成后,双方代表向大门口走来,准备向学生们宣布,外面的学生见代表出来,欢声雷动,纷纷拥向门口询问消息,青年军阻止不住,随即开枪射击,机枪声、冲锋枪声响成一片。学生们匆忙就地卧倒,但当学生们起来时,枪声又起,直至王参谋长派人专门通知,才制止住射击,青年军见惹出大祸,匆忙撤走,当时学生队伍也很混乱,除少数人留下救死扶伤外,其余均撤回住地。在这场惨案中,进步学生死伤百余人。
“七·五”惨案发生后,震撼全国,北平各校学生更是怒不可遏,纷纷游行抗议,要求惩办凶手,外地学生也奋起声援,一时间学生运动风起云涌,大有燎原之势。南京政府见势不妙,急忙派代表处理。后来由傅作义下令,对肇事头目撤职查办,优抚死伤学生,并答应解决学生的生活及读书问题,一场风波才算暂时平息。(人民网)
附录5:
马寅初发表“新人口论”遭厄运
马寅初
马寅初先生在做了以上各点的分析说明以后,提出了三点建议:(一)建议在1958年至迟在1963年进行普选时,再进行一次人口普查,使我们可以知道这5年中或这10年中我国人口增长的实际情况,接着认真举办人口动态统计,在这个基础上来确定人口政策,一面把人口增长的数字订入第二个或第三个五年计划之中,使以后计划的准确性可以逐步提高;(二)要节制生育,控制人口,第一步要依靠普遍宣传,使广大群众都知道节育的重要性,并能实际应用节育的方法,一面大力宣传早婚的害处,迟婚的好处。如果控制人口的力量还不够大,自应辅之以更严厉更有效的行政力量。国家理应有干涉生育、控制人口之权;(三)实行计划生育是控制人口最好最有效的办法,最重要的是普遍宣传避孕……以上就是马寅初先生“新人口论”的主要内容。
尽管现在来看“新人口论”在理论的周密和深度上以及对问题的阐述上,还有某些不足、不完善、甚至某些不确切的地方,但是,它确实提出了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今天重读“新人口论”,仍感到甚至更感到它的直接现实意义。如果从那时起,能像今天这样真正地重视这个问题,能正确地对待别人的意见,本着探索真理、追求真理的精神来研究这个问题,本着为真理而斗争的精神来宣传它,恐怕20多年来我国人口的增长不至有这么快,困难也不至达到今天这样的程度。遗憾的是,那时没有这么做。相反地,对马寅初先生及其“新人口论”却大加指责,大加批判,加了许多诬蔑不实之词。
当时给“新人口论”戴的第一顶帽子是:马尔萨斯主义。根据是:“新人口论”同马尔萨斯一模一样不从一定的社会经济制度出发来分析人口问题,而是抽象地谈论人的性欲、数量、质量、生殖率,以及它们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它否认了“人多是好事”这样一个所谓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原理;它谈论了人口的质量问题;谈论了人口和粮食的关系问题;等等。给“新人口论”戴的第二顶帽子是:否认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新人口论”中说:“我深信社会主义事业愈发展,机械化、自动化必然随之扩大,从前一千个人做的事,机械化、自动化以后,50个人就可以做了(假定到处都是二十分之一),请问其余950人怎么办?因此,我就考虑到人多,就不能很快地机械化和自动化。”又说:“我国搞社会主义,就应当多搞大工业,列宁也说过,没有大工业,就没有社会主义(列宁文集第7册第151页)。然而,我们过多的人口,就拖住了我们高速度工业化的后腿,使我们不能大踏步前进。”“今年增加的1300万人,能在工业中安插的不过100万人(据李富春副总理的第二个五年计划说明),其余1200万人要在乡村中工作”。马寅初先生认为,这就难免发生副作用。因为,“今日的农民对于自己生产出来的粮食,总想多留一些,对于生活上的需要逐渐要向城市居民看齐。他们要吃油,所以今日油的紧张超过粮食,他们要穿新衣,所以布不够……因此把每年增殖出来的1200万人口安插在农村,他们的劳动生产率在短期内既不能提高,而在生活需要上又要向城市看齐,长此以往,如何得了。”给“新人口论”戴的第三顶帽子是:对6亿人口缺乏感情。由于理论宣传片面,实际措施不力,致使我国人口迅速增长。
马寅初是浙江嵊县人,1882年生。早年留学美国,攻读经济学,获经济学博士学位。1915年回国,先后在北京大学、中山大学、交通大学、重庆大学、浙江大学任教,并曾任北京大学经济系主任、教务长、重庆大学商学院院长。马寅初是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努力奋斗,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英勇斗争的著名的民主战士。1948年,他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冲出国民党统治区,经香港进入解放区。
全国解放以后,马寅初先后担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代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副主席、浙江大学校长、北京大学校长,第一、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政协第一、二、三、四届全国委员会委员、第二、四届常务委员、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等职务,在发展我国文化教育和经济事业方面作出了贡献。
附录6:
世界第一只“克隆羊”诞生引起世人关注
克隆技术的成功标志——“多利”
尽管围绕“多利”还有些争议,可它毕竟是世界生物科学的奇迹,这一点没有人怀疑。
英国罗斯林研究所1998年4月23日宣布,克隆羊多利4月13日顺利产下一只体重2.7公斤的母羊羔,取名为邦尼。据称,目前母羊多利和小羊邦尼的身体状态良好。有消息称,多利是与一只威尔士山羊交配后怀孕的,为避免流产,自怀孕以来便处于隔离状态。研究所一直希望多利能生育,以证明克隆羊身体健康,而且有生育能力。人们原本担心,由于多利羊是从一只6岁的成年羊克隆出来的,它也许会过早衰老,但健康的邦尼消除了人们的这种担心。研究所已证明克隆动物有生育能力,例如用不同方法克隆出来的梅甘和莫里已有自己的后代。(人民网)
附录7:
香港启德机场正式关闭
飞机飞过香港闹市上空的景观将从此消失
为香港服务了73年多的启德机场于
据了解,最后一班抵达启德机场的航班,是5日晚11时39分抵港的港龙航空公司的KA841航班;最后一班从启德机场起飞的是午夜12时03分飞往伦敦的国泰航空公司CX251航班。
午夜1时,启德机场将举行跑道关灯仪式,正式关闭机场。
当天,香港机场管理局宣布机场搬迁行动按预定计划进行,从下午5时30分到6日早上6时30分,香港展开一项争分夺秒的行动--搬迁世界上第三繁忙的国际客运机场和世界上最繁忙的国际货运机场,到30公里以西的赤鱲角新机场。为此,有关方面动用1100多车次、14航次趸船以及30架飞机。
这一夜,大家都争着要做“启德的最后”,搭最后一班机离开启德、
乘最后一班机来港、做最后一位离开机场的乘客。
为了争做最后一位登机的乘客,一名外籍男乘客不惜上演了一场闹剧,于11时30分的原定起飞时间仍在候机室不停抽烟,航空公司人员多番上前劝他上机不果。洋汉最后在众人半推半送下登机,终于成为最后登机的乘客。
当晚驾驶最后一班离开启德机场敖机的英国飞机师金·沙曼,曾是第一位驾驶国泰客机从香港到伦敦的机师,而完成昨晚这班“最后航机”任务后,他亦会正式退休,与启德机场一起告别各自的飞行历史。
这位有2000多次驾驶客机出入香港的51岁机师说,3个月前,他已多次向航空公司要求驾驶最后离开启德机场的客机,以作为他退休前最后的一个飞行旅程,对能够完成这心愿感到十分兴奋。
他回忆说,最令他难忘的是在恶劣天气下降落启德,较降落其他国家的机场更为艰难,是高难度的挑战。
他说,他已将香港作为第二个家,两儿子都是在这里出生,所以希望可以与启德同度最后一刻,退休后,他将在英国开设茶店。
凌晨开始,大批警员进驻一楼的离境大堂及地下的接机大堂,警员更筑成人墙,不断向前方步进,迫令市民向前行,以尽快清场,为了成为最后一名离开大堂的人,一名电视台记者不惜以一秒一步的缓速,在30名蓝帽子“护送”下离开。
当凌晨最后一架飞机离开启德机场时,在场的主持仪式的官员随即鼓掌致意。民航处长施高理作简短致辞,他表示,有73年历史的启德机场,港人是会铭记于心的,现在最后一个乘客已离开,是时候熄灯了。凌晨1时17分,施高理按动按钮,机场跑道导航灯熄灭……
附录8:
中华第一舰:深圳号导弹驱逐舰
中国海军“深圳”号驱逐舰
东京时间2007年11月28日上午10时,中国海军导弹驱逐舰“深圳号”在日本护卫舰的引导下驶入东京湾晴海码头。这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军舰首次访问日本。
1995年于大连造船厂开始建造,1997年下水,1998年10开始海上试航,1999年2月正式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南海舰队并成为旗舰,其母港设在广东湛江,素有“中华第一舰”之称。
该舰是中国自行设计建造的大吨位、现代化的现役新型导弹驱逐舰。据英国《简氏战舰年鉴》介绍,该舰全长153米,宽16.5米,标准排水量5000吨,满载排水量6600吨,采用双轴驱动,最大航速超过30节。它装备有现代化的反舰导弹、舰空导弹、反潜自导鱼雷和全自动火炮等先进武器及对空对海搜索雷达、远程警戒雷达、导航雷达、火控雷达、舰壳声纳、变深度声纳、作战指挥系统和电子对抗系统等新型装备,还配备有舰载直升机,具有强大的对海攻击和防空、反潜等综合作战能力。
自1999年正式列编以来,“深圳”号曾多次接受国家领导人和中央军委领导的视察并多次完成重大军事演习任务。
同时,该舰也被誉为中国的“外交明星舰”。 此次访问日本也是该舰的第七次出访(经停),创造了人民海军舰艇出访(经停)次数最多的记录。到目前为止,“深圳”号已远涉太平洋、印度洋、大西洋,到访过欧洲、亚洲、非洲、大洋洲德国、英国、意大利、法国、印度、南非、新加坡、美国关岛、香港等十五个国家和地区,成为中国海军出访次数最多的军舰,出访的国家和地区在人民海军舰艇中也名列前茅,创造了中国海军对外交往的多项第一。
附录9:
加纳共和国
加纳地图
加纳国旗
加纳国徽
加纳首都 阿克拉
加纳货币 加纳塞地
黑星广场上的独立门
阿克拉现代化的教堂
加纳大学图书馆
中国援建的国家剧院
加纳的奴隶堡
恩克鲁玛的纪念堂 加纳国花海枣
加纳风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