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raun buffel档次:中共一大的13位代表
脱党或被开除党籍的7人。 陈独秀(1879~1942)
1949年10月1日1976年9月9日,毛泽东在北京逝世,享年83岁。
董必武(1886~1975)一大后历任中共武汉区委委员,湖北民运部部长,湖北省委委员。第一次国共合作时领导筹建了国民党湖北省党部,并任湖北省国民党工作委员会主任,国民党中央候补委员。1928年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列宁学院学习。回国后历任中共中央党校校长,中央党务委员会书记,中央工农民主政府执行委员,最高法院院长,工农检察委员会副主任。1934年10月参加长征。到陕北后任中共中央党校校长、陕甘宁边区政府代理主席。抗日战争时期和抗战胜利后,是中国共产党同国民党谈判的代表之一。1945年代表解放区参加旧金山联合国制宪会议。建国后,历任中央财经委员会主任,政务院副总理,政务院政法委员会主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代主席。1975年1月任第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1975年4月2日在北京逝世,终年90岁。
何叔衡(1876~1935)邓恩铭一大后回到山东,积极开展建党和工人运动,历任中共青岛支部书记、山东区委、省委书记等职。1925年他组织领导了青岛纱厂工人大罢工,成为“五卅运动”的先导。他还参与领导了四方机厂的工人大罢工和青岛全市工人大罢工,组织成立青岛市各界联合会和市总工会。1928年因叛徒告密被捕,1931年在济南英勇就义。
牺牲后,由于消息隔绝,在党的七大仍被选为中 央委员。
陈潭秋是一大代表中唯一持枪杀敌在疆场浴血的革命战士。一大后他先后任中共武汉地委、武昌地委、湖北地委主要负责人。1923年参与组织了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在任江西省委书记时秘密配合南昌起义。1934年1月在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陈潭秋被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政府执行委员,粮食人民委员,在反“围剿”中保证了部队供给,做出了突出贡献。中央红军长征后,他留任中央苏区,领导开展游击战争,在一次突围中被子弹打中右耳。1935年赴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并留驻共产国际工作。1939年回国后任中共中央驻新疆代表和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负责人,1942年9月被新疆军阀盛世才逮捕,在狱中坚贞不屈被折磨致死。
一大后任中共山东区支部书记,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山东分部主任、山东省委书记等职。他发展党组织,开展工人运动,为党做了大量工作。1922年参加在莫斯科召开的远东各国共产党和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回国后积极组织罢工运动,担任过开滦五矿总同盟罢工指挥部的成员。1925年8月,因长期积劳成疾在青岛逝世,时年27岁。
作者:沈嘉禄,原题:《王尽美:未尽的才情——记最早辞世的中共一大代表王尽美》
50年代,毛泽东去青岛视察工作,在跟山东省的党政负责人回忆起中共一大代表时说:“你们山东有个王尽美,是个好同志。”
前不久不少报纸刊登了一条有关《共产党宣言》首版中译本的新闻,还配发了《宣言》的封面,匆促间,书名错印为《共党产宣言》,这也说明刚刚摆脱旧帝制的中国人民对西方文明思想的陌生与疏隔,但事实证明这又丝毫不影响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大地上如火如荼的传播。
记者曾经前往山东广饶县大王镇刘集村采访,在山东省境内第一个中共党支部——刘集村党支部旧址,看到了这本单薄而影响巨大的马列经典名著。它是用较淡的红色油墨印刷的,马克思的肖像已经模糊不清。广饶县博物馆馆长尹秀民告诉记者,这本于1920年出版的、中国最早的中译本《共产党宣言》发行量仅为1000册,如今已是极其珍贵的革命文物。
尹秀民馆长告诉记者,1925年早春,中共济南地方执委会刘集支部借农民学校成立,几天后适逢春节,女党员刘雨辉回到老家刘集村,怀里揣着一本红封面的《共产党宣言》。在农民夜校里,她指着封面对大家说:“他叫马格斯(陈望道中译本首次翻译时的译名),德国人,他跟一个叫安格尔斯(即恩格斯)的人一起写了这本书,共产党员都应该学一学他们的书,他们会让我们明白革命的目的。”
“这本《共产党宣言》很可能就是王尽美交给她的。王尽美在山东开展党建工作,并发展了第一批共产党员。”尹馆长说。
沉浮谁主问苍茫
1898年(清光绪二十四年)6月14日,王尽美出生在山东省诸城市枳沟镇大北杏村一个佃农的家庭。这个典型的中国乡村坐落在诸城、莒县、日照三县交界处,银带般的潍河,蜿蜒起伏的沂山山脉,一望无际的昌潍平原,在落日余辉下构成了一幅恬静而又美丽的图画。
在鲁东南这片土地上,大北杏村不算小了,有三百多户人家,还有地主十多户,王家男丁不多,到王尽美这代,还是两代单传。王尽美的父亲死得早,他是遗腹子,那时农民自然没能力拍照,所以王尽美成大后连父亲长什么模样都不知道。
当家人死得早,家里的经济条件当然不会好,连饭都吃不饱。王尽美小时候给地主家放过羊,后来地主看他聪明伶俐,就让他陪自己的儿子读书,这样,王尽美就意外地获得了读书识字的机会。私塾先生见他眉清目秀、聪颖好学,还为他起名瑞俊,字灼斋,那是很有中国古风的名字。但这种“陪太子读书”的日子没过久,地主家两个儿子先后得暴病而亡,很迷信的地主就认为王尽美是克星,将他逐出校门。
但是此时的王尽美已经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懂得了做人的道理,初步形成了远大的志向。回家后,他一直向往读书的日子,牛角挂书的情景想必也不是没有。母亲看他痴迷读书,就让他进了学费低廉的村塾。辛亥革命的影响波及到山东后,村塾被废除,成立了新式初等小学,王尽美因为成绩优秀,由校长破例决定免除学费继续学习。两三年后,王尽美以优异的成绩毕业,进入枳沟镇高等小学,又因为成绩优秀而成了唯一一名享受学杂费全免的学生。
在镇高小读书时,他结识了传播民主思想的王新甫先生。课堂上,先生慷慨激昂地讲述黄花岗七十二烈士、铁路风潮、武昌起义等故事,也介绍《革命军》、《天演论》、《民报》等进步书刊。这些重大事件与进步思想触动了王尽美的心。
1915年,王尽美毕业后回到家乡务农,由母亲作主结了婚。但成家后的他并没急于按照母亲的愿望留在家乡生儿育女,在1918年春天,时年20岁的王尽美毅然挣脱了家庭的羁绊,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取位于济南的一所官费学校——山东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不收学杂费和食宿费,很受贫家子弟的欢迎。在那里,王尽美的世界由此打开了另一扇敞亮的窗户。
春末夏初的一个早晨,王尽美背起简单的行装,依依不舍地告别饱经风霜的祖母、母亲和刚刚结婚不久的妻子,意气风发地奔赴济南。临行之前,他登上村前的南岭,俯瞰家乡的大好河山,赋诗一首,以抒胸臆:“沉浮谁主问苍茫,古往今来一战场。潍水泥沙挟入海,铮铮乔有看沧桑。”
在“五四”运动中脱颖而出
王尽美入校后不久就显示出了超人的组织活动能力。极佳的口才、横溢的文采以及事必躬亲的责任心,赢得了学生的爱戴。但真正使他走上前台的则是1919年在全国范围内爆发的“五四”运动。
“五四”运动的导火线是青岛主权的归属问题,山东省不可避免地成为全国人民关注的焦点,山东人民更是怀有对殖民统治的切肤之痛。王尽美被同学们推选为省一师北园分校代表,积极联络学生建立爱国反日组织,带领同学参加集会、游行,开展宣传活动。在他和石愚山、朱孟武等的倡导下,1919年5月7日晚,一师联合济南共21所学校学生代表70余人在省议会开会,正式成立全省学生联合会。并议定学联的目的与要求为:惩办卖国贼;废除“二十一条”不平等条约;拒签巴黎和约,无条件收回青岛和胶济铁路;抵制日货,提倡国货。争取学生有游行示威和讲演的自由。王尽美被推选为学联负责人之一。
山东学生联合会是继北京学联之后成立较早的学生爱国组织,标志着以青年学生为主体的反帝爱国斗争进入高潮。
省学联成立后,与各地学生爱国运动遥相呼应,迅速投入斗争。5月10日,省学联组织驻济各校学生数千人冒雨参加反日救国会,然后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5月23日,省学联发表了由王尽美等起草的《罢课宣言》,济南全市中等以上21所学校学生举行总罢课。随后,王尽美等又联合省商会,组织了济南全城大罢市,济南顿时变成一座“死城”。
省学联还组织学生到城关、商埠和市郊商店稽查日货,王尽美还带领同学们砸了刊有卖国言论的《昌言报》报馆,惩罚出卖国家民族利益的汉奸文人。抵制日货运动迅速在山东全省展开,很多经营日货的商店因此关门歇业,日本国内股市狂泻。
山东学生联合会的不断壮大,引起了当局的恐慌,山东省警察厅着手解散学生联合会。但省学联的斗争并未停滞,据当地报纸称:“学生等有硬行闯出者,在街演说,并散布传单……”为此,当局不得不由“省议会、教育会约来美国杜威博士讲演”,让学生“分期轮班听讲”,“一俟讲毕,即放阳历年假,庶不至再有罢课情事”。
这年夏天学校放假,王尽美回到家乡,来不及跟久别的亲人嘘寒问暖,就一刻不停地跑到诸城城里,到各个学校串联同学,又到枳沟镇母校进行演讲宣传。在母校,他遇到年仅13岁的小师弟王为铭,热情洋溢向他介绍“五四”运动的发生经过,谈论国家大事,鼓励他参加革命活动。
代表济南共产主义小组参加中共“一大”
1920年初,李大钊在北京成立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王尽美正好代表山东学生去北大联系事宜,得知这个情况后就在北大红楼拜访了神往已久的李大钊。两人相谈甚欢,王尽美当即提出加入研究会的愿望,李大钊非常高兴,当场让他填表,于是王尽美就成了该研究会的第一批外埠会员之一,得到了刚刚出版的中译本《共产党宣言》。
与李大钊的会面,是王尽美人生道路上一个重大转折,意味着他最终确立了共产主义的信仰。
加入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后,王尽美更频繁地来往于北京与济南之间,刻苦攻读所能找到的有关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文章。1920年秋,王尽美与邓恩铭等发起组织“励新学会”,创办《励新》半月刊,积极研究宣传新思想、新文化。接着又在济南贡院墙根街的教育会里创办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会员很快发展到五十多人。此间,王尽美的思想也产生了飞跃性进展,逐渐由民主主义者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
在积极领导开展工人、学生、农民运动和统一战线等各项活动的同时,王尽美还与邓恩铭一起组织劳动周刊社,编辑出版《济南劳动周刊》,进行旨在“提高劳动者地位”、“改善劳动者生活”的鼓动宣传,为革命进行思想准备。
1921年初,王尽美在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活动的过程中,考察和团结了一批信仰坚定、愿为共产主义献身的同志,形成研究会的中坚和核心。在此基础上,经北京、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帮助,1921年初他发起组织成立了山东共产主义小组,并积极开展秘密的宣传组织活动。
同年7月,他和邓恩铭以济南共产主义小组(只有8名成员)代表的名义赴上海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中共“一大”召开后,成立了中国共产党山东区支部,王尽美任支部书记。此后,他以大部分精力投入发展和建设党的地方组织工作。1921年冬天,王尽美在学校壁报栏内发表了一篇题为《饭碗问题》的讽刺文章,触怒了校方,被开除学籍,从此开始了职业革命家的生涯。那年他才23岁。
从进步学生到职业革命家
走出校门后,王尽美闯入一个更大的世界,从工厂、商会至铁路,都活跃着他的身影。他一袭长布衫,足蹬黑面布鞋,以平民的身份出现在联络点,受到民众的信任与拥戴。建党初期,党的活动经费少,王尽美尤其节约,从来不多花一分钱,住旅馆也是住最便宜的,风尘仆仆的奔波途中,除了长途必须坐火车,大多数是步行。
1922年1月,王尽美与邓恩铭、王象午、王复元、王乐平等作为山东的共产党、国民党及产业工人代表,参加中国代表团出席在莫斯科召开的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会后王尽美与其他代表一起在苏联参观学习半年,收获良多。
同年6月王尽美回国,建立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山东支部,任支部主任。时值军阀政府警察厅通令征收理发业“卫生执照”捐,他便组织发动理发工人大罢工,迫使反动当局答应免去“卫生执照”捐、全部释放被捕工人、允许自由组织工会等三项条件。罢工的胜利,使广大工人受到很大鼓舞,为济南开展工人运动起了很大推动作用。
这年7月,王尽美还到上海出席了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并向大会汇报了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精神及列宁对中国革命的重要指示。会后,王尽美留在中央,专做职工运动工作,是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书记处的负责人之一,参与了制订《中国劳动法大纲》的工作。
此间,为了提高工人的理论水平,王尽美还创办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山东支部机关刊物《山东劳动周刊》。王尽美任主编,同时他还担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山东分部主任,劳动组合书记部山东分部并入北方分部后,他就担任北方分部副主任兼秘书。
同年8月,王尽美奉派赴山海关领导山海关、秦皇岛工人大罢工,并为开滦五矿总同盟罢工指挥部成员。在他领导下,京奉铁路山海关工人于10月3日开展了声势浩大的罢工斗争,历经9天,终于取得胜利,争得工人俱乐部的合法地位,有力地推动了京奉铁路全线各地的罢工斗争。继之王尽美又参加领导了秦皇岛开滦五矿工人总同盟罢工斗争。1922年11月,领导建立秦皇岛地区第一个党小组。11月,王尽美在山海关领导建立党组织,在工人中发展党员。他还对山海关、秦皇岛等地的工会组织进行了整顿,以俱乐部的形式把数万名工人组织起来。
1923年1月,王尽美任京奉铁路总工会秘书。一个月后被严密监视他行为言论的反动当局逮捕,后经工人兄弟营救获释。出狱后王尽美马上回到济南,任中共山东地方执行委员会书记,负责领导山东党组织的全面工作。是年秋,他曾一度复往北京,任全国铁路总工会干事,参与营救“二七”大罢工中被捕的同志。
1923年10月,王尽美根据党的指示,以个人身份加入中国国民党,次年1月,出席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后在国民党山东省党部任职,积极帮助国民党在山东建立基层组织,同时吸收国民党中的优秀分子加入共产党。
12月,他又代表中共济南地委去北京听取李大钊的报告,归途中在天津饭店受到孙中山的接见,并被孙委以国民会议宣传员特派员,在山东进行宣传和筹备召开国民会议的工作。
毛泽东说:王尽美是个好同志
由于长年忘我工作和艰苦的生活,王尽美面容憔悴,经常咯血,并且越来越严重了,经医院检查后发现已经患上了肺结核病。但他置个人生命于度外,仍不辞辛劳地奔走于胶济铁路沿线,在青岛、淄博、益都等地开展国民会议运动,团结各阶层人士,成立国民会议促进会,为实现党的主张而忘我工作。
1925年1月,王尽美到上海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后,他意识到革命形势的紧迫,马上回到山东。春节前夕,在济南与反动的基督教徒连续进行3天大辩论,因疲劳过度吐血晕倒,住进医院治疗。但此时正值国民会议促成会和工人运动蓬勃开展之际,王尽美心急如焚,未等病情有所好转就急于出院,抱病赴青岛投入战斗,广泛联系群众,到处开会演讲。在他的艰苦努力下,迅速成立了青岛国民会议促成会。
接着他又与邓恩铭等领导胶济铁路和四方机厂工人大罢工,迫使路局和厂方答应了工人复工的基本条件。
3月,王尽美与王哲一起去北京参加国民会议促成会全国代表大会,并参加了孙中山先生的葬礼。
4月王尽美又去青岛,与邓恩铭一起领导青岛纱厂工人第一次联合大罢工,迫使日本资本家签署了9项复工条件。此时,他的病情继续恶化,到了6月,又逢肺病复发,在组织的安排下回到回莒县休养,但此时他仍然惦记着战友与工人兄弟,并努力学习革命理论著作。一个月后,病情没有好转,反而有趋于严重的迹象,于是组织上安排他到青岛医院治疗。
德国医生医术高明,但也无法与暴戾的死神抗争。临终前几天,饱受病魔折磨的王尽美预感生命即将终止,便委托中共青岛市委负责同志笔录了口授遗嘱:“希望全体同志要好好为党工作,为无产阶级和全人类的解放,为共产主义的彻底实现而奋斗到底!”
吃力地讲完最后一个字,冷汗已经湿透薄薄的衣衫。
8月19日,齐鲁大地的一代英豪,中共创始人之一王尽美永远闭上了明亮而睿智的眼睛,时年27岁。
照王尽美的山东老乡孔老夫子的说法,他还未到而立之年,但王尽美以中共创始人的高大形象永远镌刻在历史的丰碑上。
王尽美逝世后,青岛党组织及在青工作的战友为他举行了追悼会,党组织负责人宣读了他的临终遗嘱。嗣后,派人把他的灵柩送回大北杏村安葬在村东南的枣行墓地。
1959年,中共山东省委和山东省人民政府将王尽美遗骨迁到济南英雄山烈士陵园。1971年中共诸城县委在大北杏村前的乔有山上修建王尽美烈士纪念馆。王尽美同志的故居被列为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1949年9月,新中国政协会议召开之际,毛泽东接见山东代表时曾无限感慨道:“王尽美耳朵大,细高挑儿,说话沉着大方,大伙都亲切地称他‘王大耳’。”50年代,毛泽东在青岛视察工作时,还对山东省的党政负责人说:“你们山东有个王尽美,是个好同志。”
1961年夏天,董必武在去武汉视察途中,怀念起同为中共一大代表的王尽美同志,在列车上挥笔写了一首《忆王尽美同志》:“四十年前会上逢,南湖舟泛语从容。济南名士知多少,君与恩铭不老松。”在董老的感情深处,王尽美似乎还在人间,还在与他一起生活、工作。
多才多艺的英杰,根深叶茂的后辈
王尽美少年时发奋学习,成年后擅长赋诗填词,俨然一位蜚声革命界的“诗人”。除了离家前一挥而成的那首诗之外,一生中还留下不少壮丽的诗篇。比如参加一大后,他就作了《肇在造化——赠友人》一诗:“贫富阶级见疆场,尽美尽善唯解放。潍水泥沙统入海,乔有麓下看沧桑。”抒发了自己为解放全人类实现尽善尽美共产主义崇高理想的激情,他的本名“王瑞俊”也由此而改成“王尽美”。
还有一次在省立一中与伙房里一位姓王的老工人攀谈后,就在老王的折扇上写下一首诗:“为何贫困并非命,乃因世事太不公。如把脑筋肯放开,天下大事无不成。”在王尽美的影响下,这位识字不多的老王后来到博山煤矿当了工人,并参加了中国共产党。1922年王尽美创办了《山东劳动周刊》,也常在上面发表自己的诗作,其中有一首:“无情最是东流水,日夜滔滔去不停。半是劳工血与泪,几人从此看分明。”
除了写诗,王尽美还对音乐很有天赋,擅长乐器演奏,吹拉弹唱,作歌谱曲,似乎无所不能,这门“手艺”为他宣传革命理论提供了方便。1922年1月,王尽美参加了在莫斯科召开的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会后在各国代表团举行的联欢晚会上,他就用中国的古老乐器三弦,弹奏了民族乐曲《梅花三弄》。后来他与友人到莫斯科公园游玩,休息时吹起了竹笛,东方情调的优美旋律吸引了众多游人,大家随着他的笛声跳起舞来。
在组织学生或工人革命运动时,王尽美也编写歌曲,有一次他写了一首很长的曲子《长江歌》,歌词中有“山东又要似朝鲜,嗟我祖国,攘我主权,破我好河山……同胞愤怒声。……堂堂中华,炎黄裔胄,主权最神圣”等句子,极大地鼓励了民众的反帝反封建斗志。
王尽美还很注意用通俗的语言宣传革命道理,比如他为工人创作的歌谣就琅琅上口,便于传唱:“工人白劳动,厂主吸血虫,工人无政权,世道太不公。工人站起来,革命打先锋。”为农民兄弟编写的歌谣是:“穷汉白劳动,财主寄生虫;贫穷并非命,世道太不公;农民擦亮眼,革命天才明!”
王尽美对马列主义研究也相当精深,除了主编各时期的进步杂志如《励新》、《山东劳动周刊》、《晨钟报》、《现代青年》、《十日》等,还在革命实践中撰写了不少很有学术价值的雄文,比如从1920年10月到1921年1月,他先后在《泺源新刊》和《励新》半月刊上发表了《乡村教育大半如此》、《山东的师范教育与乡村教育》等三篇论文,对旧教育制度进行了深刻的揭露和猛烈的抨击。
王尽美为革命呕心沥血,英年早逝,在他去世后的第二年,他的妻子也追随他而去了。他们留下两个儿子,大儿子叫王乃征,小儿子叫王杰。由于王尽美长期在外工作,难得抽空写封信回家报个平安,久而久之,一封家书成了全家的喜庆大事,小儿子王杰因此得了个“来信”的小名。
王尽美去世时,两个儿子分别为6岁和3岁,党组织将王尽美的灵柩运回家乡时,王杰还与哥哥一起拉着母亲的衣角前去迎灵,落英缤纷的伤感情景,他在八十多年后还依稀记得大概。
建国后,党中央和毛主席一直关心王尽美的家属,指示山东省委将王尽美的母亲接到济南生活,派专人照顾。王尽美留存人间的唯一一张肖像照就是王母冒着生命危险藏在自家小屋墙洞里的,建国后重见天日,由中央档案馆收藏,是极其珍贵的文物。1953年,王尽美的母亲去世,享年73岁。王尽美的大儿子王乃征1937年入党,在老家组建过抗日游击队,解放战争时调往东北辽东军区工作,后留在东北。1966年初任吉林省军区参谋长、副司令员,1983年离休,2009年在沈阳以90高龄去世。王杰也很早参加了地下党,做过当地的区委书记,建国后作为南下干部到浙江,先后担任义乌县县委组织部长、县委书记、浙江省委组织部组织处副处长等职。后来又到了上海,离休前为上海市交通工作委员会党委副书记,今年已有89岁高龄,现在上海华东医院治病休养。王尽美的第三代有7人,第四代更是根深叶茂,人丁兴旺,分别从事着教育、科研、边防、医卫、运输等行业,在不同的岗位上继续着王尽美这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未竟的伟大而光荣的使命。
李汉俊(1890~1927)中国第一个共产党早期组织发起人之一,一大的筹备者之一。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家,董必武称之为自己的“马克思主义老师”。1922年李汉俊因与陈独秀、张国焘存有意见分歧,离开了中共中央。1925年彻底脱离中国共产党并于1926年加入中国国民党,1927年任国民党湖北省党部执行委员、省政府委员兼教育厅厅长、省党部青年部长。1927年12月在武汉被桂系军阀杀害。1952年,毛泽东为其家属签署了“革命牺牲工作人员家属证”,上面写着:“李汉俊同志在大革命中光荣牺牲,丰功伟绩永垂不朽。”
李达(1890~1966)
1921年7月,李达参加了中共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央局成员,分管宣传。后来,因与陈独秀在国共合作问题上激烈争论,遂离开党组织。此后,他长期从事理论研究和教育工作。1923年至1926年,任湖南法政专门学校学监兼教授。1927年1月,任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政治教官、代理政治总教官,兼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编审委员会主席。3月,回长沙筹办国民党湖南省党校,任教育长。9月,任中山大学文学院教授。1930年,任上海法政学院及暨南大学教授。1932年至1937年,先后任北平大学法商学院教授兼经济系主任、中国大学教授兼经济系主任、朝阳大学教授。1938年到桂林,任广西大学经济系教授兼系主任。1947年至1949年,任湖南大学教授。1949年12月,重新加入共产党。同月,被毛泽东任命为湖南大学校长,成为由中央政府最早任命的大学校长之一。1952年11月,李达被任命为武汉大学校长,直至去世。可见,李达的一生是以教师为职业的。
一大中央三人局成员,宣传主任。一大后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委员,并创办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出版机构--人民出版社。1922年在中国共产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受到张国焘的排挤,未能选进中央,从此淡泊明志,渐渐与党疏远。同年11月应毛泽东邀请到长沙出任湖南自修大学校长。1923年酝酿国共合作时,李达反对国共党内合作,主张党外合作,与陈独秀意见不合,又不满张国焘的行径,遂于1924年9月脱党。之后他致力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研究,成为卓越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1937年出版的《社会学大纲》,被毛泽东誉为是“中国人自己写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1949年,李达参加并策动了湖南和平起义。建国后,由刘少奇介绍,毛泽东、李维汉等人证明,李达重新入党。历任湖南大学、武汉大学校长和中国哲学会会长。1966年受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迫害,在武汉去世。
周佛海(1897~1948)周佛海是留学日本的海外代表,一大后,他奉党的指示,参加和领导上海劳动组合书记部的工作。周佛海有着强烈的个人欲望和政治野心,1923年在他毕业回国苦于找不到工作之即,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戴季陶邀请他去当秘书。1924年冬周佛海脱离共产党加入国民党。1931年当选国民党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抗战爆发后组织“低调俱乐部”,鼓吹“战必败,和未必大乱”的投降主义言论。1938年随汪精卫投敌,历任汪伪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汪伪政府警政部长、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上海市长、代行政院长之职,汪精卫死后任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南京高等法院以“通谋敌国、图谋反抗本国”罪行,判处周佛海死刑,后“减为无期徒刑”,1948年2月因心脏病死于南京老虎桥狱中。
在国内获得大学学历的4人中,就读于北京大学的有3人
陈公博(1892~1946)
陈公博是一大代表中唯一没有开完全程会议的代表。大会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李汉俊的哥哥李书城家里召开时,受到法国巡捕搜查,陈公博在受到盘问盯梢后受到惊吓,当夜他所住的旅馆又发生了一起谋杀案,惊魂未定的陈公博便于第二天便溜之乎也,没有参加“南湖会议”。回到广州后便开始与中央作对,支持陈炯明叛乱,还在给陈独秀的信中声明:今后独立行动,不受党纪约束。之后又在广州党组织会议上明确宣布:不再履行党的义务。1923年陈公博被开除党籍,1925年他加入国民党,在国民党二大上,当选执行委员会委员。抗战时期,陈公博追随汪精卫叛国投敌,在汪伪政府任立法院长,汪精卫死后,他任代主席兼行政院长,成为第二号大汉奸。日本投降后出逃日本,在国民政府的要求下被引渡回国,于1946年6月被处决。
张国焘(1897~1979)
这个主持一大会议,并在一大进入中央三人局,出任组织主任的风光人物,最后却走到了另立中央与党为敌的境地。他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四、五、六次代表大会上均被选为中央委员。1927年5月当选为中共五届中央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委。国共合作破裂后他是中共五人中央常委成员之一,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后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留在莫斯科参加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工作。1931年回国后,被中央派往鄂豫皖革命根据地,任鄂豫皖中央分局书记兼军委会主席。1935年6月率红军第四方面军在四川省懋功与毛泽东率领的红军第一方面军会师后,任红军总政治委员、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反对北上并擅自率四方面军南下,另立中央。1937年3月中共中央举行会议,清算了他的右倾分裂主义错误,并继续让他担任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1938年4月他只身逃离陕甘宁边区投奔了国民党。4月18日中共中央开除他的党籍。1949年张国焘移居香港,后转赴巴西和加拿大。1979年12月因病去世于多伦多。
刘仁静(1902~1987),又名亦宇、敬云、养初,湖北应城人。1918年考入北京大学外语系学习,1921年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中共一大会议上,他担任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的翻译。后来因为每天忙于革命工作而耽误了毕业考试,刘仁静没有获得北大的学历。1926年去莫斯科列宁学院学习,在该院参加托洛茨基派的活动。1929年4月回国,因参加托派组织活动,被开除出党。1935年被国民党逮捕。抗战前出狱,曾在国民党机关供职。1950年在北京师范大学任教,后任人民出版社特约翻译、国务院参事。1987年8月5日,因车祸在北京去世。
刘仁静1918年7月入北京大学学习,1919年参加五四运动,1920年春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同年10月,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成立,经邓中夏、罗章龙的介绍,刘仁静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第一次党的代表大会。刘仁静被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推选为“一大”代表,和张国焘一起,出席了党的“一大”会议。是13位代表中最年轻的一个,年仅19岁。1922年和邓中夏创办并主编社会主义青年团机关刊物《先驱》,同年9月去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1923年在上海任团中央书记,主编《政治生活》。
1926年去莫斯科列宁学院学习,参加托洛茨基派的活动。1929年8月回国后组织托派“十月社”。1929年因参加托派活动,被开除出党。
刘仁静一生坎坷,晚年任国务院参事,1987年8月5日因车祸意外去世。
刘仁静是一大中最年轻的代表,当时只有19岁,他也是最后一个离世的一大代表。一大后他和邓中夏一起创办并主编社会主义青年团机关刊物《先驱》,之后去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继又出席了少共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1923年任团中央书记。1926年去莫斯科列宁学院学习,参加托洛茨基派的活动,回国后组织托派“十月社”。1929年被开除出党。1948年他投靠国民党宣传部副部长陶希圣,在其授意下发表包括《评毛泽东的〈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等反共文章,成为国民党的御用枪手而向共产党开炮。解放后刘仁静重又回到党和人民的怀抱,1950年在北京师范大学任教,后在人民出版社从事编译工作,1987年8月因车祸在北京去世。
中国形势的报告
一九二二年十一月五日——十二月五
(在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发言)
刘仁静
我首先要谈谈中国的政治形势,从今年五月到六月,中国有两个政府被推翻了。这两个政府被推翻对中国的革命运动至关重要。
首先被推翻的是南方政府即孙中山的革命政府。这个政府是被他部下的一个军人,一个国民党员推翻的,这是由于是领袖孙中山和他部下的这个军人之间在北伐计划上有意见分歧。这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革命的军事计划完全失败。中国的国民革命政党国民党,多年来就已制定了军事革命计划,期望通过武力征服各省,然后在中国建立民主。它没有在国内开展群众性的宣传运动。它没有把群众组织起来。它企图单纯通过武力达到目的。它在一九二0年取得广东之前就已组织了政府。它希望倾广东全省的物力来装备一支远征部队,去讨伐充当封建军阀及世界帝国主义代理人的北洋政府。
开始,这个计划似乎是可行的,因为全体党员好象都同意这样做。但是一旦广东省被占领后,该省的军事长官,一个国民党党员,就抛弃了全部北伐计划,变得日益保守,日益满足于一省的地盘,不愿过问外省的一切事情。国民党内这种党员很多。他们在取得政权之前,是革命的,但夺取政权之后,就变得保守了。那位推翻南方政府的将军不过是这类人物的一个例子罢了。大多数国民党员按其本质说都是反动的。如果他们有一天在其他省份取得政权,他们也会象这个军事长官一样,反对军事讨伐的计划。这就表明武力征服计划的结果只能是军人专政,谈不上实现民主。还证明革命运动必须采取新方针。这就是说,为了取得革命成功,就必须组织群众,并且在群众中进行宣传,切不可单纯依靠武力。这种单纯依靠武力的方法在中国已经行不通了。
在北方,两派封建军阀在四、五月间发生内战。一派军阀亲日,一派亲美。结果是吴佩孚派军阀的亲美集团获得胜利。这个结果对于中国革命运动也是异常重要的。
北洋政府处于日本的影响之下大约有五年之久。日本帝国主义是通过贷款来施加它的影响的。这些贷款使北洋政府有能力继续内战。日本政府贿赂中国北洋政府的官员,以保证它在中国的采矿业中拥有股份和有权在山东建筑铁路等等。所有这些权利都是通过贿赂取得的。所以,中国人民对日本帝国主义和北洋政府中的日本的代理人抱仇视态度。中国人由于痛恨日本帝国主义,就日益支持美帝国主义。由于张作霖控制下的北洋政府十分反动,人民就开始比较同情吴佩孚那派军阀,仿佛吴佩孚思想比较进步。他主张裁减军队和废除督军(各省的封建割据),并且得到美国人的支持。最近吴佩孚和美帝国主义在中国得势,这证明吴佩孚不可能解决中国的政治问题,而且他和张作霖没有多大差别。尽管他支持民主政钢,但他不能实现裁军和废除督军的计划。这将使群众失望,并转而反对美帝国主义,这就意味着群众的激进化了。人民将会认识到唯有自己才能够实现民主,他们不能信赖任何军阀集团。群众将看到吴佩孚不会履行他在未掌权时所作的动人诺言。和平主义的小资产阶级因为吴佩孚作过改善他们经济状况的诺言而支持他,但这种倾向将日益消失,并最后在这样的政治变动中完全消逝。
让我们看看吴佩孚的所作所为。他声称不向列强借款,这使他赢得人民的同情。但他取得政权后,依靠一帮亲美的知识分子组织内阁,这伙人就立即着手向美国告贷。诸如此类的行为将促使群众觉醒。这样的形势将愈来愈有利于中国的革命运动。
其次,我要谈谈工人运动,今年工人运动有了很大的发展。今年初,香港海员罢工五十天,开始逐只限于经济要求,不久就带有针对英帝国主义的民族主义因素。这次罢工开始只有海员参加,但是后来发展成为香港殖民地反对英帝国主义的总罢工,并且向北方扩展,接着发生了一直扩展到华中的京汉铁路大罢工。此外还有香港的钢铁工人罢工,上海的纺织工人和卷烟工业工人罢工以及矿山工人罢工。所有这些罢工此伏彼起,间隔很短。反抗资产阶级的斗争的扩展几乎唤醒了工人群众。这说明中国的群众运动并不光是社会主义者的梦想,而是明摆着的现实。这还说明,共产党在群众中的宣传工作是能够获得很大成就的。由此可见,共产党和前几年它还只是一个派别和一个教育组织时的情况相比,今后将会取得很大的发展。今年我们已经有机会看到我们共产党在群众中的影响增长了。
现在我来谈谈中国共产党最近的政治活动。要在中国消灭帝国主义,就必须建立反帝的统一战线。我们党根据这一原则,已决定和国民革命的政党即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其形式是我们作为共产党员并以个人名义参加国民党。通过这样的形式,我们想要达到两个目的:第一,我们希望通过我们在国民党内许多有组织的工作中进行宣传并把他们争取到我们这边。第二,我们只有把自己的力量同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力量结合起来才能打击帝国主义,我们打算在组织群众和通过宣传说服群众方面和国民党竞争。如果我们不加入国民党,我们就会孤立,我们所宣传的共产主义就会是一种虽然伟大崇高,却不能为群众接受的理想。群众会宁可追随小资产阶级政党并且被该党利用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如果我们加入国民党,我们就可以向群众说明我们也是赞成革命的民主的。但是这种革命的民主对我们来说只是为了达到目的的一种手段。而且我们还能够指出,虽然我们是为了这一尚为遥远的目标而奋斗,但是我们并不忽视群众的日常要求。我们能够把群众团结在我们周围,并分化国民党。
包惠僧(1894~1979),原名包德芬,又名晦生,湖北黄冈人。1912年,包惠僧考入了省立第一师范学校。1917年夏毕业后回乡任教。后因反抗当地豪绅,再次逃回武昌。1919年春,包惠僧去了北京,在北京大学中国文学系做旁听生,真实地感受了五四新文化运动。回到武汉后,他又结识了黄冈同乡陈潭秋。当时两人都是《大汉报》、《汉口新闻报》的外勤记者,关系也越来越好。1920年2月初,陈独秀来武汉讲学,包以记者身份两次采访陈独秀,并给陈留下了较为深刻的印象。在以后20年的风风雨雨中,包惠僧与陈独秀一直保持着联系。中共一大后,包惠僧回到武汉,担任湖北共产党的负责人。1922年春天,毛泽东遭湖南警方通缉,逃难到武汉后就住在包惠僧的办公室里。包领着毛泽东在武汉游览,请毛泽东吃武昌鱼和豆皮。1925年2月,担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的周恩来参加第一次东征,廖仲恺临时任命包惠僧为留守黄埔军校的政治部主任。在1927年大革命的浪潮中,面对白色恐怖,包惠僧说环境“使我胆寒了”,于是便把周恩来给他去武昌找组织的介绍信悄悄地烧掉了,由此脱离了党组织。1930年冬,包惠僧为生存而加入国民党政府。1947年5月,包在南京政府内升任到人口局局长。1949年后包惠僧遭国民政府遣散,一家人到了澳门。这时他想到了当年的那几位中共朋友,于是亲笔给毛泽东写了封信,又分别给周恩来、董必武各发一份电报,其大概的意思是祝贺他们建立了新中国,同时也为自己的过去忏悔。
1949年11月,包惠僧回到了北京。回到北京的第二天,董必武就请包惠僧吃饭。席间,董必武对包惠僧埋怨道:“那时你做了国民党的官,就不要共产党朋友了?”同年12月25日,周恩来在中南海请包惠僧吃饭。1950年,按周恩来的指示,包惠僧到华北人民革命大学政治研究院学习,毕业后被分配到内务部研究室任研究员。此后,他写文章常用“栖梧老人”这个笔名。对此,他的夫人是这样解释的:包惠僧把新中国比作一棵茂盛的梧桐树,而把自己比作其间的一只小鸟。1979年7月2日,85岁高龄的包惠僧因病去世。
包惠僧实际上是替陈独秀参加一大会议的,这个被陈潭秋戏称为“暴徒”的情绪化的热血青年,在大革命时代也同样表现的狂热。一大后他出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长江支部主任、中共武汉区委员会委员长。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历任中央党部党员训练班委员兼任广东大学师范部教员、铁甲车总队政治教官、滇军干部学校政治部主任、黄埔军官学校政治部主任、黄埔军校第三团党代表,参加了第二次东征,之后调任黄埔军校教导师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1926年1月,被选为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1927年任国民革命军独立第十四师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八一南昌起义后,包惠僧与中共脱离组织关系,并于1930年恢复国民党党籍,一度升任人口局局长要职。1948年离开国民党后举家迁往澳门,解放后回到北京。曾任国务院参事,1979年7月病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