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家港到上海嘉定:我在台灣文壇看見真性情
我訪問台灣是10幾年前的事了，那時兩岸關係比較敏感，辦理赴台手續相當麻煩，出發前大家都做足了準備：我們在懷有「台灣情結」、渴望這次旅行的同時，心裡又不無壓力；在踏上台灣的土地後，興奮之餘還有些微的緊張。
一首抗戰歌產生共鳴
要感謝台灣的同行，率先打破了雙方心裡莫名的拘謹，使交流的氣氛變得自然而活躍起來。當晚台灣作家協會理事長程國強先生為大陸作家訪問團舉行歡迎酒會，主人先致辭，幾句熱誠友好必不可少的禮節性開場白過後，他話鋒突然一轉：「再過幾天就是『七七事變』紀念日，今晚我們要大唱抗戰歌曲」。
呀？他一下子把兩岸作家引到了一個懷有共同感受的話題上，大廳裡立刻激盪起高亢、悲愴的《松花江上》。眾人情緒為之一振，心底鼓盪起一股熱誠、慷慨的激情。相互間的隔閡、拘謹和生疏感漸漸消失，找到了一種心靈相契與神會。
大家都非常熟悉的抗戰歌曲繼續唱下去，大廳裡的氣氛變得熱烈。共同的民族情感，共同的記憶，使大家親近了。按照過往經驗，這種歡迎宴會很可能會變成一種客客氣氣的應酬，從禮節上說大家不能不見面，同時每個人心裡又都明白，見面後有許多話題要迴避。不敏感、不用迴避的話題只剩下一個：談文學。
莫非一見面就談文學，一握手就抓創作，把藝術當下酒菜？那會讓人更不自在，心裡不舒服，使作家們處於一種卡夫卡所說的違反自然的狀態，「像變了質的動物」。
感謝那抗戰的歌聲，使大家一下子有了生氣，有了豪氣，精神上也放鬆了，作家們的相聚變得真誠而有興味。
在另一次酒會上，酒過三巡，菜過五味，台灣老作家司馬中原，端著酒杯站了起來，一身中式藍布褲褂，一排緊密的疙瘩襻系得嚴嚴整整，精神奕奕地說：「日本是什麼東西我難道還不知道嗎？台灣分裂了還不是得認日本做乾媽！李登輝如果敢把台灣大卸八塊，我們不管就不是人。」他激昂充沛的民族意識，受到眾人的擊節讚賞，大家杯中的酒也一飲而盡。
所有說不出口的敏感和禁忌，被司馬先生幾句話就給捅破了，清除乾淨。我以為到台灣是進入「敏感地帶」，即使在大陸文壇也難見到這麼痛快的人，聽到這麼痛快的話。
司馬中原這位老者，平素心性平和，氣度從容。但有爆發，有酒後，有性之所至暢所欲言的時刻。這才是真性情，才是真實的作家。有時敢於大笑大罵、坦蕩無私，反而體現了一種人格的成熟。
當代文學不也正需要這種成熟的人格氣韻嗎？有人曾這樣挖苦也許是恭維藝術家：「他們經常是激烈的（偏激的）或具有破壞性的輕率的和急躁的」。我卻以為，有些藝術家正因為失去了這樣的「激烈」，哪怕是「偏激」，而變得太過聰明、講究實惠、工於心計、八面玲瓏、表面上四平八穩誰也不得罪，暗地裡撥弄是非、拉幫結派。魯迅不「激烈」嗎？不「偏激」嗎？然而那是多麼冷靜的「激烈」，多麼深刻的「偏激」！
台灣有個及時雨朋友
藝術不是公認為「醫治精神疾病的藥劑」嗎？倘若藝術家或藝術自身得了萎縮病、軟骨病，不僅不能醫治精神，反給人們添病。沒有膽氣，沒有激情，沒有義憤，沒有熱忱和力量，軟骨人寫軟骨作品，文學還有什麼前途？這是我在台灣獲得的一個重要收穫。
然而台灣還有另一種文人，他叫阮百靈，自稱是「林邊鄉的農民」，創辦了一個「及時雨文化基金會」。在我們訪台期間，他舉辦了也是訪問團成員、武夷山畫院院長蔣步榮先生的畫展，蔣先生義賣五幅作品，得款150萬新台幣，全部捐獻給台灣慈善事業。隨即引起轟動，並傳為佳話。
果然是「及時雨」。當今社會、當今文壇，太需要這樣的「及時雨」了。阮百靈先生跟隨台灣作家團多次訪問大陸，至今我們還保持著聯繫，或通電話，或過年時寄個賀卡。每想起在台灣有個「及時雨」朋友，心裡便覺得滋潤、愜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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