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陈路98号区泗泾:寻找上海“魂灵头” 新华网上海频道

    “魂灵头”是上海方言里很有意思的一个词汇，小时候听大人训斥小孩做事不专心，怪道：“侬魂灵头到哪里去了？”从字面上来看，这个词似乎是和灵魂性的东西有关，但如若完全解释作灵魂，似乎又太严重，如若理解为“心思”又觉得不尽然，可以肯定的是，“魂灵头”是身躯里面的一个无形的东西，它跟心灵是有关的，自然非常重要，但与灵魂相比，它似乎轻灵许多，好像喜欢活动，是可以随时溜走的。我们知道，如果一个人灵魂丧失，那恐怕是再也找不回来了，而“魂灵头”的丢失，却是可以找回来的。

    上海在这十年里和自己的“魂灵头”捉迷藏。在最初的拓旧中，一声又一声震耳的打桩声重重锤打着城市的心脏，我们有着难以言说的痴狂，眼睛里仿佛已经看见“比过香港”、“东京第二”、“东方曼哈顿”那样了不起的摩登新都。然而,那城市的“魂灵头”，却在变迁中仓皇而固执地躲了起来，所幸的是，上海还未完全忘记自己。

    无论未来的上海变成什么模样，如果有一天，上海人对自己的“魂灵头”完全忘却了，那么上海也令世界厌倦了。在那一天可能到来之前，让我们先到那些变迁过后的褶皱里，去寻找上海的“魂灵头”。

    谁来捏准怀旧情结的要领

    仿佛是约定俗成，今天的上海人在改头换面跃向未来世界的同时，从未休止对老上海的追念，关于老上海的叙述变成了上海人含糊不清的地方情结，务实的上海人却一直捏不准这怀旧情结的要领———直到有一天，在王家卫的电影里发现了潘迪华，才与那个根深蒂固埋在上海浮光之下的念旧的魂灵头迎面相撞。

    《花样年华》里的潘迪华年过七旬却依然气度优雅，说着寥寥几句客气的上海话，是精明的亦是有人情味的。上世纪60年代，潘迪华从香港红到了西方，用华语、英语、法语、意大利语唱给全世界听，真正所谓上海的又是世界的。几十年之后面对香港娱乐圈不再属于自己的喧哗，潘迪华没有用驻颜术和八卦新闻来勉强人们记住自己，因为她实在知晓内心的底实只会令时间敬重，所以，她面带微笑任凭自己优雅老去，即便衰老，也是矜贵的。

    十多年前陈逸飞拍摄电影《人约黄昏》时，为了一段房前台阶上的戏，在上海市中心到处选景，但结果不甚满意，那时候上海市政建设已经在“大胆”地“破旧”，陈逸飞提出要“保护上海”。选女演员，陈逸

    飞在一大堆漂亮的上海女孩里挑来挑去，没有中意的，他脑海中的女主角要有一点“做旧”的感觉，但他无法在当时的上海女孩身上找到。谁也说不清楚他所谓的“做旧”究竟是何意，但是后来当我们从银幕上看到高高瘦瘦、并不漂亮甚至有几分颓靡的张锦秋时，仿佛从这个鬼故事里瞅见了上海的“魂灵头”，也似乎领会了一点他心里那“做旧”的意思。

    世人大部分都爱跟陈逸飞的大视觉、大美术较真，其实他的“视觉产业”做来做去，只是想“让周遭的房子和人都变得漂亮、好看些”，这十年中上海有钱的人越来越多，但未必每个有钱人都懂得什么好看。在城市翻新的过程中，品位低下的新建筑随处可见，人容易在惶促中误解什么是美。

    《长恨歌》/平安里———市井的汪洋

    好几年前上海新天地刚落成时，好多人跑去看里面的石库门，大多上海人看过之后是有一点失望的，

    因为站在那片仿旧却时髦的天地里，触目只有崭新的商业气息———新到我们一点想不起过去。当我们意识

    到曾经“螺蛳壳里做道场”的石库门，竟然变成可以卖钱的上海名牌时，反倒觉得隔阂起来。在这十年里，我们一边从市区弄堂迁移到了内环线以外的长方体里，一边任凭石库门越来越多地被放到一个消费语境中去说。所幸的是，王安忆那部《长恨歌》，在十年里还给我们一点本该记得的东西。

    《长恨歌》里女主角王琦瑶的原型，是以前住在江苏路480弄“月村”里的一位老太太，叫蒋梅英，某一个夜里被一名年轻的警察因私情杀害了，她年轻的时候是旧上海出名的美女，可惜晚年很凄惶，那一切常人不可想象的人生表演，却都在窄小的弄堂里自生自灭。

    王安忆想象着多年前死去的蒋梅英，渐渐写出了自己的王琦瑶，也渐渐在弄堂里琐碎的细节中，拼凑还原出来这座城市的魂牵梦系。小说中的平安里，就好像是城市背景一样的东西，它并不辽阔，却是市井黝黑的汪洋，人的一生就撒在这样的汪洋里，再激荡的沉浮也容易被湮没。弄堂里挤满了对这座城市有幻想的小人物，也收容并流失了他们的“魂灵头”，高不成低不就，只容坊间流离。弄堂生活是人间的寄居，哪怕三代同堂，大群落也经不起世道变迁或者社会转型，仿佛一冲就散。公用空间给了人们热闹的假象，在这样的环境里生活久了，人会分不清自己究竟是有归属的还是寂寞的。如此的心绪曾经穿梭在整座上海，只因那时的上海的脉络，是由弄堂以及无数接通弄堂的小路构成的。

    一个女人与一座城市的邂逅

    很多时候，人们用一位作家来暗示一座城市的“魂灵头”，比如狄更斯之于伦敦，乔伊斯之于都柏

    林，波德莱尔之于巴黎，张爱玲之于上海。

    这个女人生前所留下的文字以及生活，都被看作是用来诠释上海“魂灵头”的证明。这个时代对张爱玲的膜拜仿佛是从十几年前开始，1993年、1994年，电影《红玫瑰与白玫瑰》开拍，差不多同时，上海现代人剧社在上海商城上演话剧版的《红玫瑰·白玫瑰》，由此开始，诸多导演将张爱玲的作品陆续搬上大银幕或话剧舞台，但大部分观众都觉得在“活动起来”的张爱玲故事里，看不见张氏的“魂灵头”，也正因为此，大导演李安的新作《色·戒》引发上海人的好奇与担忧———还原张爱玲的味道，真的不容易。

    上海女作家淳子用这十多年的时间独自考证着张爱玲，亦考证着上海，她一次又一次去寻访张爱玲住过的房子，因为相信，那里依然存了张爱玲的气息，存了上海的“魂灵头”。淳子所绘制的张爱玲地图，让我们看见一个女人与一座城市的邂逅。张爱玲说：“我们回不去了。”而淳子说：“张爱玲告诉我们，这座城市是如何来的。”

    荡出日脚来，吃出名堂来

    一名陕西的才子来到上海，转悠了一圈，甚感无趣，说：“你们上海到处人多，排队买生煎馒头的人一长溜。”可是，如果有一天上海马路上没什么人了，也看不到卖生煎馒头，那上海也就不是上海了，好比自己拔光眉毛画一副新的，一照镜子却看着有点后怕，有时候走在上海某些新改建的地段，就有几分类似的后怕。

    真正懂得上海生活的人，是会理直气壮把市井常俗当宝的，也从来不想去和别城的家当做攀比。比如，被陈丹青称作师尊的作家木心，就在《上海赋》里有滋有味地描述了上海人喜欢“荡马路”、喜欢吃的图景，“上海是人的海，条条马路万头攒动，人人都在张嘴咂舌，吃掉的鱼肉喝掉的茶酒可堆成山流作河。”

    ———所谓众生，就是这副模样，这也是上海“魂灵头”

    里最喜气的一面。人的海是用逛来逛去的脚和口舌来恣意汪洋的，从生煎馒头、馄饨、酒酿圆子到松鼠黄鱼、草头圈子再到罗宋汤、起司小牛肉，“每天海关的大钟一敲，晨光一照，商店的千门万户一开，上海又上了海，精神一小时一小时抖擞起来。……‘食’的现世轮回又转动了。”

    上海人一边吃一边“轧闹猛”的热情任凭多少老房子老街道覆没也不会消减，就在这十年里，华亭路没了，襄阳路也没长寿，而吴江路这样脏乱的美食街却如“老油条”一样屹立不倒。新的生活空间，独立的厨房会让上海人有更多的时间独自在家里吃饭，可是上海的情怀偏偏是要在人堆里大肆吞食才能绝处逢生的，所以近些年电视里大热的美食栏目，在上海收视率最高的不是让一个厨子在厨房教大家烧菜，而是让一个无所事事的主持人在拥挤的街头巷尾混来混去地吃。

    苏州河，上海“魂灵头”的变身　

    在很多人眼里，苏州河是上海“魂灵头”的变身。

    十年前第六代导演娄烨拍摄的电影《苏州河》，被上海的文艺青年贬为对苏州河“做作的臆想”。在苏州河畔长大的上海人，曾经亲眼见到小伙伴的尸体从苏州河里被打捞上来———我们从来深信，关于苏州河，上海以外的人是没有感念的。倒是台湾人登琨艳的到来改变了这一观念，自从他在苏州河边摔了一跤，便摔出了他“想在这里搞出点什么名堂”的信念，也摔出了他与上海“魂灵头”的渊源。

    移居上海十多年的登琨艳在上海设计了张爱玲纪念馆和张信哲的“三千院”，容易被人理解为偏爱旧砖旧瓦，对此他断然否认，“那是一个美丽的错误，我不是一个怀旧的人，旧砖旧瓦是一种讽刺，把别人拆掉的拿来用是出于文化保护的观点。我根本就是一个前卫建筑师。”在这个前卫的设计师眼里，“小我”

    拘泥于一座座房子的建造，“大我”躬身于旧城的保护，在城市化进程中对旧城的破坏让他痛惜，身为“城市的建筑师”，他希望用自己的专业观点去调整这一现状，这被他称之为“以身侍佛”。可见的例子是苏州河仓库的保护，旧时上海著名的杜月笙粮仓，成了登琨艳的工作室。

    在上海玩了十几年的登琨艳，喜欢的是上一个世纪保存完整的那个处女大都市，安静而温和，眼下他只能从苏州河找到一些彼时的影像了，寸土寸金的上海，在又脏又臭的苏州河畔留下了一个盲点，那里能看见上海的原相。在登琨艳的标准里，这条把上海从中间切开成两半的河流，跟这个城市的历史以及百姓的生活环境如此密切，它才是真正的血管，代表了上海江南文化的母源，而大家普遍认为的黄浦江是不够格的。

    老洋房，上海生活里的西方印迹

    在上海的市中心淮海路附近随便踱步，冷不防就会撞进一片隔绝喧嚷的静谧天地，比如，新康花园，在那里，你距离那看不见的上海“魂灵头”，可能近在咫尺。

    新康花园南北贯穿淮海路和复兴路，是上海最漂亮的洋房弄堂，宽敞的大弄堂里有西班牙式的小洋楼，是带了汽车房的那种，螺旋形柱、红色筒瓦以及凹廊式的大阳台，是弄堂里永远看不厌的景色，它们都提醒着我们，很多年前，西方人在这个城市里曾经悠哉地过着市民生活。在这样的弄堂里漫步，是不见人声鼎沸的，偶尔耳畔边传来断断续续的钢琴声，陈丹燕有过这样的描写：“就听见自己的皮鞋跟在身后的墙壁上笃笃地响过。”

    新康花园建于1934年，原本是英籍犹太人开设的新康洋行所建的私人花园，原本园内设施很齐全，有网球场、游泳池，现在是上海市优秀近代保护建筑。

    许多华侨在此居住，据说许多年前还曾有英国王室成员来此举行婚礼。许多上海文化名人的家就在新康花园里，比如著名表演艺术家赵丹、袁雪芬，而中国第一代油画家颜文梁，也曾经在这里居住过。大画家颜文梁曾在民国时期，同徐悲鸿、林风眠等先后赴欧洲学习西洋艺术，他们从西方带回到中国的，不仅仅是绘画的技艺，更有一种与他们自幼熟悉的东方迥然不同的生活印迹。据说，颜文梁生前在新康花园的家中有一间落满灰尘的大客厅，客厅里摆放着一架大三角钢琴，上面供了一只法国式的大水罐，插了干旧的玫瑰，颜老先生就喜欢在这样灰扑扑的钢琴上自弹自唱，有时还拉小提琴。

    这样的画面在很多年以前的上海新式里弄里并不难见到，如今却在城市风景里渐渐淡出，那些曾经住在老上海洋房里的西方人的后辈们，在这十年里又陆续回到了上海的洋楼里“过家家”，而许多原先住在洋楼里的上海人，却因为种种原因迁到了别处。也许生活空间将不再布满灰尘，而那些最美好的时光成了凝固的记忆画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