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10 快速访问设置:（046）军统大案之西安事变

12月22日，宋子文、宋美龄、蒋鼎文、端纳以及戴笠等人飞抵西安。这是十天之内，“中央”第三批来陕人员了。
　　第一批是12月13日，蒋介石夫妇的私人朋友、澳大利亚人端纳。
　　第二批是12月20日，宋子文。
　　第一夫人驾到，非同小可，张、杨亲自在机场迎候，张学良且到飞机上问候宋美龄。
　　寒喧之后，宋美龄说，汉卿，我的行李希望你不要检查。张说：“岂敢！岂敢！”
　　实际上何待她言，倾慕宋美龄的，不仅是胡宗南，张学良也是其中之一。
　　戴笠可就没这个待遇了，戴是最后一个走下飞机的，刚一露头，就被杨虎城看见了，随即示意卫士上前搜身，下了戴笠的手枪，此事令戴笠始终耿耿于怀。
　　此后，据多数文献记载，都说张学良马上令从人将戴笠单独送走，弄到金家岭公馆，找了个地下室，软禁起来。

　　但据宋子文记载：
　　“抵西安后，我告诉他们先让蒋夫人去照顾委员长。我与张、杨进行了讨论，戴与蒋鼎文将军亦在场。”
　　谈话之后，张将戴笠送到自己公馆的地下室里，实际上是对他的一种保护。
　　戴笠没有想到，连跟蒋见面的机会都没有，至于“营救”云云，更是闲话一句了，他预感到自己的时间恐怕不多了。在此期间，戴笠曾留下一份遗书，这份遗书，军统一直保存，做为后来培训干部的重要教材。遗书的内容，是这样的；
　　“自昨日下午到此，即被监视，默察情形，离死不远。来此殉难，固志所愿也，惟未见领袖，死不甘心。——领袖蒙难后十二日戴笠于西安张寓地下室。”
　　这份遗书，本人高度怀疑是后来补写，当然仅仅是怀疑，没有任何证据。如果是真的，那就算笔者以小人之心度“大人”之腹。毕竞我们是常人，而戴笠不是常人，因为历史上有他一笔，而我们当中的绝大多数，几乎可以肯定，不会出现在将来的任何一本历史书上。
　　戴笠有点过于悲观了。谁也想不到，事情的转机来得这样快。
　　12月25日，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张学良于当日亲自陪同蒋介石飞离西安。

　　如同事变的发生一样，事变的解决也毫无征兆，三天时间就拐了这么大一个弯。在西安的许多问题还存在诸多变数的情况下，张学良单方面释放了老蒋。
　　之所以特别强调“单方面”，是因为张的举动，未得到任何一方面的充分谅解，张学良再一次表现了他不为任何人左右的一面。
　　事变的发生，固然以张学良为主导，但并不意味着张有权漠视他人的存在。
　　首先，张的坚强盟友杨虎城（此时已经成了难兄难弟），对此坚决反对。这一点，张本人的回忆，宋子文的日记，都透露了这一点，无可怀疑。两人一度争论得非常激烈，据张回忆甚至“拔枪相向”。短短三天之内，两人已经几乎到了反目成仇的地步。
　　杨虎城不同意，张学良的另一个盟友共产党也不赞成，因为蒋并没有在双方协定上签字，只是口头保证“以领袖人格”担保，一定会履行诺言。问题是，蒋介石是政治家，政治家的人格，能不能用来担保，恐怕还要讨论。
　　当然，这个诺言，老蒋后来确实兑现了，但非常费劲，要不是仅仅半年之后就发生了“七七”事变，国共双方到什么时候能够谈拢还很难说。
　　再有一点，就是张学良自己的东北军内部，没有达成共识。特别是直接站在捉蒋第一线的那些人，如刘多荃，再就是以应德田、孙鸣九、商同昌为代表的那些青年军官、中下级军官。张学良贸然地送走了蒋介石，而且在事前未与杨虎城及东北军高级将领通气的情况下，在即将与蒋介石一起登上飞洛阳的飞机之前，交给杨虎城一道“手令”：
　　“弟离陕之际，万一发生事故，切请诸兄听从虎城、孝候指挥。此致，何、王、缪、董各军、各师长。张学良，廿五日。”
　　张学良此举，连蒋介石都觉得不妥，据《西安半月记》记载：

　　“临发时，张坚请同行，余再三阻之，谓：‘尔行则东北军将无人统率，且此时到中央亦不便。’张谓：‘一切已嘱托虎城代理，且手令所部遵照矣。’”
　　张学良把事情想得太简单了，他手下的那些骄兵悍将，哪里是杨虎城能够指挥和约束的。张只看到了他们对自己唯唯诺诺的那一面，而忽视了这些人的独立人格，也没有考虑到这些人在政治上的幼稚程度。
　　这不奇怪，因为——张学良本人，在政治上就不甚成熟，遑论其手下！
　　张走后不久，东北军内部就发生了兄弟睨墙的悲剧，最终导致东北军这个曾经风云一时的军事集团于不久后的土崩瓦解。
　　12月25日，蒋介石到达洛阳，并在洛阳发表了《对张杨的训词》，12月26日，蒋介石抵达南京。
　　当老蒋与特地赶来迎接的国民政府主席林森“鞠躬致谢，并向诸人答礼”的时候，他身边站着的，除了宋美龄和宋子文之外，还有面带微笑的戴笠。
戴笠没有理由不笑，西安之行，戴笠以死求活，败中取胜，最终“咸鱼翻生”。
　　戴笠以自己的命做赌注的这一场豪赌，取得的结果，甚至超出了他的预期——西安之行，戴笠不但一举摆脱自己了“失陷领袖”的罪名，保住了特务处，而且因祸得福，PK掉了所有对头和潜在的对手，在重多的特务机构中，隐隐然取得了一股独大的地位，为今后的军统打下了坚实基础。
　　戴笠真应该好好感谢宋子文。事实上，此后多少年，戴笠与宋子文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关系。
　　有得意的就有倒霉的，而且是得意的少，倒霉的多。
　　老蒋回到南京，开始秋后算账，除了张学良要上军事法庭以外，还有其他人。

　　第一个应该是玩忽职守的蒋孝先，可他人已经死了，又是蒋的后辈，俗话说“人死万事休”，不但无罪，且追晋中将，予以厚恤。
　　再一个是侍卫长钱大钧。
　　12月8日，张学良曾找到钱大钧，对他说，委员长专列的机车出了问题，要开到西安去维修一下，很快就会修好，问钱有什么意见。钱哪知其中有计，当下一口答应，也没有报告老蒋。
　　回到南京，满腔怒火的蒋介石找钱大钧算账，问他为什么与张学良串通一气，把机车弄到西安，导致专列无法开动，是何居心。
　　钱大钧赌咒发誓，说自己真不是故意的，纯属为张所愚弄。蒋看在他为自己挨了一枪的份上，没有继续追究此事，免掉了他侍一处处长的职务，让他去疗伤。抗战开始以后，特务处改组为军统局，钱大钧当上了挂名的军统局局长。
　　其他的人，就没这么便宜了。
　　第一个倒霉的，就是被张学良“请”到西北当参谋长的晏道刚。
　　12月30日，蒋介石发出手令，大意是：“晏道刚、曾扩情不尽职责，不知廉耻，着即撤职查办。”
　　据晏道刚回忆，他本人于12月28日被杨虎城第二批释放，当天乘飞机回到南京，住在中央饭店。30日，军事委员会一个副官找到他，给他看了军委会办公厅抄录的蒋介石“手令”。
　　晏当即问他，“你给我看这个是什么意思?”对方说：“这是军委会办公厅朱培德主任叫我拿来给你看的，他说请你到羊皮巷军法处去。”

　　晏又问他：“这是什么罪名?何以将我与曾扩情并列呀?”副官说：“这是委员长亲笔写的，朱主任也曾问过委员长，委员长说，晏道刚是不尽职责，曾扩情是不知廉耻。大概为的是西安事变吧!办公厅也不好确定罪名，只好抄录原条给你看，请你即刻到军法处去，汽车也预备好了。”
　　晏说：“好!我同你一道去。”
　　从此，晏道刚就算被关起来了，地点就在羊皮巷，与戴笠关押特务处犯了纪律的“同志”的“乙”地，是一个地方。
　　其实，晏道刚真的很冤，要说在西安事变的问题上，最不应该受到到指责的，就是晏道刚了。9月份，拿着张学良的材料亲自去向蒋汇报的，正是这位晏参谋长。当时蒋介石说他“胡说”，现在反过来又指责晏道刚有亏值守，毫无道理。
　　不过，官场上，哪有那么多讲理的地方！
　　所以，颇有人为晏鸣不平,于是有人找军法处处长王震南，说：“晏甸樵（晏道刚字甸樵）是个无罪的人，要他在军法处不过是委员长在西安受伤，回来发泄他的脾气而已，你处要优待他。”
　　晏道刚自己，也多次催军法处“定案”，其实也是讨一个“说法”的意思。否则，不明不白地就这么关起来，算怎么回子回事？
　　催了几次，也没人理他这个茬。直到抗战爆发以前，蒋介石才下了一道手令，释放了晏道刚。

　　1937年8月，经何应钦保荐，晏道刚曾担任军政部武汉办事处主任，后又任重庆抗日战地党政委员会委员，都不是什么太重要的位置，与他原来承担的职责相比，那是天差地别了。
　　1945年8月，晏道刚被勒令退职。解放以后，晏道刚被选为湖北省人民委员会委员、省政协委员，任省参事室参事。
　　晏道刚于1973年去世，享年84岁。
被蒋痛斥为“不知廉耻”的曾扩情，事发时任西北“剿总”政训处处长。
　　曾扩情，1895年生，四川威远人。军校一期毕业。
　　曾扩情在一期生中，属于岁数比较大的，1924年入学的时候，曾扩情已经快30岁了，比很多教官都大，因此大家都很尊重他，叫他“扩大哥”。
　　按：军校一期生的年龄差距特别大。曾扩情生于1895年，还不是岁数最大的，最大的是1893年生人，有四个。还有像一期生中比较出名的李之龙，是1896年生的，都属于岁数比较大的那一拨了。
　　相反，一期生中最小的，是1907年生的，入学时才17岁，相比最大的同学，足足小了14岁，几乎差了一代人。
　　曾扩情他们这些个岁数比较大的，比较起那些十几岁的小孩子同学，肯定要成熟得多，机会又好，有的提拔得特别快。
　　像李之龙，从军校毕业出来，第二年就当上了海军局政治部主任，海军少将，这时他才29岁。1926年，李之龙又代理海军局局长，晋升为海军中将，这在后来是不可想象的事情。

　　曾扩情也是如此。1931年11月，36岁的曾扩情在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上当选为国民党第四届中央候补执行委员，后又当选国民党第五届中央执行委员。曾是黄埔同学中第一个当上国民党“中委”的，比胡宗南都早。
　　1932年，曾扩情参与创建了“复兴社”，成为“十三太保”之一，由于他的岁数比较大，大家称之为“大太保”。
　　按：曾扩情是一期一大队的，这个队厉害，“十三太保”中占了仨，除曾扩情外，还有贺衷寒、邓文仪。
　　1934年4月，曾扩情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北京分会政训处处长，实际上是复兴社华北分社负责人，所以在这个阶段，曾扩情与华北分社书记郑介民是搭档。

　　这里所说的“搭档”是指复兴社的工作，而不是指特务处的工作。复兴社与特务处是两条线，而且复兴社是大概念，特务处只是复兴社的一个部门。
　　但是这种区别，外人是不了解的，往往把复兴社与特务处混为一谈，一说复兴社，就是特务。另外，在事实上，复兴社及其在各地的分枝机构，其工作内容，也确实包含着对军情、政情、社情的搜集，只是不那么太专业而已。所以，说复兴社整个就是一个特务机构，也不算冤枉他们。
　　因此，在1935年7月6日，华北军分会代理委员长何应钦与日方代表、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签订的《何梅协定》中，日方特别提出了：“蒋孝先、丁昌、曾扩情、何一飞之罢免”，以及“蓝衣社、复兴社等有害于中日两国国交之秘密机关之取缔，并不容许其存在。”的要求。
　　1935年11月26日，蒋介石通过行政院下令撤销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该会政训处处长曾扩情调任西北“剿总”政训处处长。
　　12月12日，被外界视为“复兴社特务”的曾扩情，被杨虎城拘禁。
　　事发之后，张学良找到曾扩情，跟他谈了谈，希望他能够公开发表一个讲话，把“西安事变”的原委告诉世人。曾扩情同意了。
　　据曾回忆，在此期间，他做了三件事：
　　第一，发表了一个广播讲话，说“蒋委员长在张副司令和杨主任的关怀照顾下，很为平安。西安所发生的事变是一个政治事件，只要南京方面派有关人员来西安，同张、杨两将军开诚协商，问题就会得到迅速解决。”
　　第二，给地处要津的黄埔同学胡宗南、贺衷寒等人写信，告诫他们“奔车之上无仲尼”，意思是说，如果想“领袖”平安，只能谈判，不可动武，否则，“象孔丘那样的人，坐在狂奔的车子上，也难免会跌倒的。”
　　第三，给“校长”也写了一封信，托张学良转交，其实就是张让他写的。信中，曾扩情先是自我检讨：“我未尽到事先察觉和防范之责，致有事变之发生，引为内咎。”

　　然后话锋一转，为张、杨“开脱”：“张副司令、杨主任两人并无别意，完全是为了国家民族的存亡问题，而采取一时权宜之计，只要接受其要求，不惟无损于尊严，而且更能博得他们的拥戴，以慰‘群伦喁喁之望’。”
　　最后，曾扩情又说了句官话：“因有张副司令、杨主任两人的殷勤照顾，我虽未能随侍在侧，也很为安心，万望为国珍重。”
　　“扩大哥”办的这三件事，把蒋介石气得七窍生烟，几乎要毙了曾扩情。
　　要说这老蒋也没法不生气，自己都被人给抓起来了，曾扩情作为自己的学生、而且是重点培养的学生、亲信的学生，不与张、杨拼命也就罢了，居然还胳臂肘往外拐，为张、杨去讲“公道话”，说他们“完全是为了国家民族的存亡问题”。
　　试问：张、杨是“为了国家存亡”，那我老蒋是为了什么？曾扩情岂不是指着校长的鼻子在骂大街！
　　有这样的学生，当校长的蒋介石怎能不生气、怎能不寒心、怎能不说他“不知廉耻”！
　　因此，曾扩情一回到南京，在机场等候他的，正是军校的同学、复兴社的“同事”、西安事变的难兄难弟、不久前还命悬一线、如今却红得发紫的戴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