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dowssystem32:出席苏共二十一大追记

                  出席苏共二十一大追记

                  作者：阎明复　朱瑞真《百年潮》2007年第2期

       1958年9月5日苏共中央举行全会，决定在1959年1月召开苏共第二十一次非常代表大会，审议1959年至1965年的国民经济发展计划。消息传来，在中国国内引起不少疑问：1956年苏共二十大通过的1956年至1960年的第六个五年计划才执行了三年，为什么要提前召开代表大会审定七年计划？中国驻苏使馆反映，据苏方朋友称，“六五”计划执行情况不佳，与其到期完不成，不如搞一个新的长期规划，把“六五”计划的最后两年包括在内，好向党内外有个交代。也有朋友分析，中国的“大跃进”、毛泽东关于中国有可能比苏联先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的设想，对不甘心成为“落在后头的共产主义者”的赫鲁晓夫刺激极大，他搞的七年计划实际上是苏联版的“大跃进”。随后苏联报刊陆续发表了一些宣传苏联加快共产主义建设的文章。1958年11月苏共中央全会通过了七年计划草案并公开发表供全民讨论。计划草案中巨大的数字、宏伟的承诺，使人议论纷纷。对苏联的“洋跃进”，知情的中国朋友大都乐观其成。
　　在接到苏共中央的邀请后不久，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告诉阎明复，中央决定派周恩来率领中共代表团出席苏共二十一大，团员有康生、李雪峰、刘宁一和驻苏大使刘晓。杨尚昆征求意见，派哪些翻译去，阎明复建议派国务院外办的李越然和中办翻译组的阎明复、赵仲元随团去莫斯科，并请驻苏大使馆派俄文翻译协助工作，朱瑞真留守北京。杨尚昆采纳了阎明复的建议。后来我们看到代表团的名单，除团长、团员外，随行人员还有顾问熊复，周恩来办公室主任童小鹏、秘书浦寿昌、马列、何谦，保健大夫卞志强等。
　　
苏共二十一大前的中苏关系　　
　　1957年11月莫斯科会议前后中苏两党友好关系达到顶峰。随后的1958年上半年双方友好合作的势头继续发展。1958年4月赫鲁晓夫发动的对《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纲领草案》的批判，得到毛泽东的全力支持，他认为同南斯拉夫“修正主义”的矛盾是国际范围的阶级斗争的体现，因而开展了持久的、声势浩大的、无限上纲的批判运动。同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陈云，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李富春，作为观察员列席了八国经济互助委员会成员国共产党、工人党代表会议和华沙条约缔约国政治协商委员会会议。
　　1958年下半年，中苏两党关系由顶峰开始滑向谷底。7月，赫鲁晓夫提出的建立“共同舰队”的建议使毛泽东认为“斯大林的那一套又回来了”，两位元首第一次吵得面红耳赤，虽然双方最终弥合了已经出现的裂痕，但是这一事件给相互关系留下了无法消弭的阴影。8月，中国在没有告知赫鲁晓夫的情况下炮击金门，台湾海峡出现了空前的紧张局势。赫鲁晓夫对此大为震惊，生怕被拖入同美国的战争，认为中国蓄意破坏他的缓和同西方关系的努力，使他感到毛泽东声称的“以苏为首”毫无诚意，有必要同毛泽东的“冒险行径”拉开距离。毛泽东发动的“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更遭到赫鲁晓夫的抨击，使得毛泽东无法容忍。毛泽东和赫鲁晓夫双方在莫斯科会议前后建立起来的并不牢固的信任气氛荡然无存。
　　正是在这种双方明知互存芥蒂而又要维系友好合作的微妙的气氛下，毛泽东选派周恩来率团前往苏联。在中国共产党的高级领导人中间，周恩来同赫鲁晓夫交往最多，了解最多，坦诚批评也最多。这次周恩来去莫斯科除了出席苏共二十一大外，还要同赫鲁晓夫签署关于两国经济技术合作的新协定。
　　
中共不赞成取消“以苏联为首”的提法　　
　　中共代表团出发的前夕，1959年1月23日傍晚，苏联驻华使馆临时代办安东诺夫突然打来电话，说受苏共中央委托紧急求见中共中央领导，转交苏共中央的信件。当晩8时，邓小平、杨尚昆接见了安东诺夫，阎明复、朱瑞真担任翻译、记录。安东诺夫递交了苏共中央致中共中央的信。信的主要内容是苏共中央打算在即将召开的第二十一次代表大会上修改“社会主义阵营以苏联为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以苏共为中心”的提法，征求中共中央的意见。信中写道：“苏共中央认为，现在世界各国共产党都发展了、壮大了，相互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再用这种提法在当前已经不能充分地反映客观的事态。”邓小平当场明确表示不赞成取消这个提法。接见后，我们立即把苏共中央的来信译成中文，并整理了会见记录，交给杨尚昆。
　　当天夜间12时，杨尚昆向毛泽东汇报，把苏共中央来信读了一遍。毛泽东当即召集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彭真、康生等出席，讨论苏共中央来信中提出的问题。大家认为目前作这种改变不好，应该尽量说服赫鲁晓夫保留这个提法，以利于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和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会议决定：一方面委托周恩来到莫斯科后同赫鲁晓夫面谈，请他们不要提出这个问题；另一方面起草一封给苏共中央的复信，说明我们的态度。1月24日晚10时，杨尚昆接见安东诺夫，朱瑞真担任翻译。杨尚昆向安东诺夫转交了中共中央对苏共中央1月23日来信的答复。复信中表示中共中央不赞成改变“以苏联为首”的提法。中共中央认为，“在现在条件下提出这一问题是不妥当的”，理由是：1.社会主义阵营以苏联为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以苏共为中心，是历史形成的，“四十年来的事实是这样，而且也需要这样”；2.这个问题已经写入了1957年通过的《莫斯科宣言》，“决定是正确的，应该予以坚持”；3.帝国主义以此进行攻击是挑衅和诽谤，我们要予以批判和驳斥。
　　1月24日上午9时许，一夜未眠的周恩来率领中共代表团离开北京，乘坐苏联派来的“图—104”专机飞往莫斯科。以中央主席胡志明为首的越南劳动党代表团也同机飞往莫斯科。到机场欢送的，有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政治局委员彭真，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刘澜涛、杨尚昆，中央委员廖承志、伍修权、习仲勋等。
　　在飞机上，周恩来与胡志明就苏共中央来信交换意见。胡志明也表示不赞成取消“社会主义阵营以苏联为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以苏共为中心”的提法。1月24日下午3时45分（莫斯科时间）专机抵达莫斯科。到机场迎接中共代表团的有：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苏共中央书记阿里斯托夫，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苏共中央书记基里钦科，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科兹洛夫，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苏共中央书记苏斯洛夫等。苏方告知，赫鲁晓夫才从列宁格勒回来，未能到机场迎接。在这次会议期间，中共代表团下榻莫斯科列宁山政府别墅，一共住了两座别墅。
　　苏斯洛夫、基里钦科陪同周恩来到政府别墅。周恩来向苏斯洛夫、基里钦科转达了中共中央的意见，他说：中共中央认为在现在条件下取消“以苏联为首”和“以苏共为中心”的提法不妥当，我们不赞成，《莫斯科宣言》是正确的，应当继续坚持。社会主义阵营要有一个头，以苏联为首，这是自觉的，莫斯科会议也写进去了，这个武器不能取消，否则就等于把“刀子”交给别人，让他们搞我们。苏斯洛夫听后解释说：苏共中央提出这个问题，是因为考虑到这个提法已不能充分反映客观的事态，因而害多利少。他还表示，将向苏共中央和赫鲁晓夫报告中共中央对此问题的意见。后来，赫鲁晓夫给周恩来来电话，约定第二天（25日）下午3时同中共代表团会见，讨论这个问题。苏方赫鲁晓夫、米高扬、苏斯洛夫将参加会谈。会谈后双方共进晚餐。
　　1月25日上午，周恩来率中共代表团同朝鲜劳动党领导人金日成会谈，朝方参加会谈的还有朴正爱、李钟玉、李松云。双方就苏共拟改变“以苏联为首”和“以苏共为中心”提法的问题进行了讨论， 金日成表示同意中共中央的意见。双方一致认为现在不应当取消原来的提法

1月25日下午3时，赫鲁晓夫同周恩来举行会谈。中方参加会谈的还有中共代表团其他成员。苏方参加会谈的还有米高扬、苏斯洛夫、基里钦科、安德罗波夫等。由于苏斯洛夫已把周恩来所谈意见向苏共中央作了汇报，因此会谈一开始，赫鲁晓夫便对“以苏联为首”和“以苏共为中心”的问题作了说明。他告诉周恩来：苏共中央已考虑到了中共中央的意见，对二十一大报告中“以苏联为首”和“以苏共为中心”部分作了修改，主要对部分词句作了改变 。但他仍然认为“以苏联为首”和“以苏共为中心”的提法会给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造成困难，改变这个提法也是必要的，有助于社会主义阵营所有国家以及世界各国的共产党团结群众同敌人作斗争。
　　　

苏共二十一大对“以苏联为首”问题的说明
　　 1959年1月27日，苏共二十一次代表大会开幕，赫鲁晓夫作了《关于1959—1965年苏联发展国民经济的控制数字》的报告。他在报告中宣布苏联已“进入一个新的极重要的发展时期——全面开展共产主义社会建设时期”。同时他还把赶超美国的时间提前了两年。
　　赫鲁晓夫在报告中，既没有宣布取消“以苏联为首”和“以苏共为中心”的提法，也没有明确表示继续坚持这一提法，而只是对此作了委婉的说明。他首先指出，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各国党是平等的，在此基础上它们才建立起一种互相信任和自愿合作的关系。接着，赫鲁晓夫批驳了帝国主义和修正主义者散布的谎言。他说：“帝国主义思想家和跟着他们的调子喊的修正主义者，力图用一切方法破坏各国共产党日益增长的影响。他们散布谎言，硬说什么共产主义运动是‘莫斯科一手制造的’，还说什么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是从属于苏联共产党的。而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尤其卖力，他们企图证明，好像我们党力图建立对别的党的‘霸权’。”“修正主义者硬说，我们党干涉其他国家的内政，力图使其他党服从自己。”
　　然后，赫鲁晓夫进一步解释说：“必须着重指出，不论在共产主义运动中或者在社会主义阵营中，所有共产党和工人党以及各社会主义国家，过去和现在都是完全平等和自主的。实际上，苏联共产党没有领导任何其他的党。苏联也没有领导任何其他的国家。在共产主义运动中，没有什么‘上级’党和‘下级’党。所有共产党和工人党都是平等的、自主的，都对共产主义运动的命运、对共产主义运动的挫折和胜利负有责任。”至于我们党，它“40多年来，经过了伟大而艰巨的斗争和胜利的道路，终于建立了一个强大的国家，它是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和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堡垒。我们对于各兄弟党承认苏联和苏联共产党的历史作用，表示衷心的感谢。”
　　
赫鲁晓夫不指名批评中国　　
　　引起中共代表团注意的是，赫鲁晓夫在报告中所谈的关于向共产主义过渡、社会主义分配原则等理论问题。他讲的那些话，我们听起来明显是针对中国的人民公社的 。例如，他在谈到向共产主义过渡问题时说：“社会主义国家向共产主义高级阶段的过渡，是不能任意破坏或越过的合乎规律的历史过程。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认为建立共产主义社会是自己的最终目的。但是，社会不能够不经过社会主义发展阶段就从资本主义跳到共产主义。”“那种‘平均共产主义’只能使积累起来的资金都被耗光，并使得经济的进一步顺利发展和扩大再生产成为不可能。”
　　赫鲁晓夫在谈到资产阶级法权和社会主义分配原则时说：某些科学工作者认为，“按劳分配意味着在社会主义社会采用资产阶级法权……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的原则是从承认社会主义时期不可能平均分配这一点出发的。平均主义并不是意味着向共产主义过渡，而是破坏共产主义的声誉。”
　　再如，赫鲁晓夫在谈到集体农庄从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问题时说：“所有制的形式不是可以任意改变的，而是在经济规律的基础上发展的，它取决于生产力的性质和发展水平。集体农庄制度完全符合农村当前生产力发展的水平和需要。”
　　人们会问，为什么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一大上不指名批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呢？若干年后，赫鲁晓夫在他的回忆录中回答了这个问题。他说，在二十一大的报告中间接地谈到中国的公社问题是为了给苏联的干部“打预防针”，免得他们对中国盲目效仿，给苏联的经济和政治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赫鲁晓夫写道：“我在苏共二十一大所作的报告……相当中肯地分析了当时中国正在发生的事情，虽然当时我并没有点中国的名。我们的态度是明确的：我们不同意‘大跃进’。”赫鲁晓夫对周恩来在1957年1月莫斯科会谈中严厉批评苏共对兄弟党、兄弟国家的大国沙文主义极为恼火，宣称周恩来给他“上大课”，始终耿耿于怀。这次，他在苏联党代表大会上当着周恩来的面侈谈社会主义共同规律，影射批评了中国的人民公社化运动，算是报了“一箭之仇”。
　　尤金作为苏联驻华大使，在二十一大上的发言不愿直接批评中国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但又不能不表明自己的态度。他一方面吹捧赫鲁晓夫关于向共产主义过渡的论点没有丝毫的乌托邦主义，另一方面影射批评中国的人民公社不是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最好形式。他说：“我们可毫不夸张地说，赫鲁晓夫同志在报告中关于向共产主义高级阶段过渡的道路的论点是科学共产主义理论中的新篇章。他在这里严格遵循了列宁主义准则，在确定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条件方面没有丝毫的乌托邦主义。”尤金的发言根本没有涉及中国，但读过尤金发言的人一定会联想到，中国正在广泛宣传的关于徐水等地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道路和关于人民公社是由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最好形式的论点，是否是乌托邦主义？
　　
违心的表态　　
　　针对赫鲁晓夫在代表大会的报告中明显表明对中国的“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等大政方针的否定态度，周恩来和中共代表团成员研究后决定，对经毛泽东、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审定的向苏共二十一大的致词，肯定苏联建设成就和对国际形势的分析的内容不再改动，但要有针对性地正面阐述国内正在轰轰烈烈开展的“大跃进”、人民公社、总路线以及争取十五至二十年建成高度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的目标。
　　众所周知，毛泽东发动“大跃进”是从批判“反冒进”开始的，周恩来被迫一再检讨。到1958年末，“大跃进”、全民炼钢、人民公社化运动已经造成严重的后果。全民大炼钢铁造成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几千万农民被抽调去炼钢铁，严重妨碍当年的秋收；而一哄而起的人民公社，大刮“共产风”，大搞“平均主义”，急于从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严重伤害了农民的积极性。1958年冬毛泽东召开的第一次郑州会议和武昌会议表明，中共中央已经认识到并且开始纠正“大跃进”以来“左”的错误。周恩来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尽量推动了纠“左”的进程。但是，周恩来1959年1月28日在苏共二十一大上的致词中，为了反驳赫鲁晓夫对“大跃进”、人民公社的抨击，不得不全面肯定那些已经开始纠正的“左”的错误。难怪有人说，这是周恩来少有的“违心的表态”。
　　周恩来在致词中说：“最近一年，中国出现了工农业生产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的高潮。工农业生产的跃进，促进了人民公社运动的发展。人民公社运动的发展，又以新的力量推动着工农业生产的更大跃进。”
　　在致词中，他也充分肯定了苏联人民在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共中央的领导下在社会主义建设上取得的成就，肯定了苏联在社会主义阵营中的堡垒作用。他在谈到苏联的建设成就时说，“自从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以来，苏联共产党所采取的一系列的重大措施，包括反对反党集团和巩固党的团结的斗争、工业建筑管理的改组、发展农业的积极措施、实行学校和生活相联系的国民教育改革，等等，使苏联人民更加紧密地团结在苏联共产党的周围，并且更大地发挥了他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苏联的工农业生产有了极大的发展，1958年钢产量达到5490万吨，粮食产量达到85亿普特。苏联的科学技术不断涌现新的奇迹，继三颗人造地球卫星上天之后，第一个宇宙火箭又上了天。这是人类开始征服宇宙空间的最豪迈的壮举，也是苏联人民对于整个人类的划时代的贡献。”

周恩来还宣读了由毛泽东签署的中共中央给苏共二十一大的贺词。
　　周恩来走上讲台时，全场一致起立，热烈鼓掌。周恩来的讲话不断地被热烈的、长时间的掌声所打断。周恩来讲话结束以后，全场再度起立，热烈鼓掌。尽管赫鲁晓夫十分清楚周恩来致词中介绍的中国“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等正是对他的报告有关内容的反驳，他仍然和周恩来热烈握手，并且互相拥抱。这真是貌合神离，心照不宣。
　　中苏两国政府签订关于进一步扩大经济合作的协定
　　1959年2月7日，周恩来以国务院总理身份与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赫鲁晓夫签订了关于两国进一步扩大经济合作的协定。
　　协定规定：中苏双方进行合作，在1959—1967年间，在中国建设冶金、化学、煤炭、石油、机械制造等方面的78个大型企业和电站，苏联将提供设备、设计和其他各种技术援助，总值约50亿卢布左右。中国方面将根据中苏现行贸易协定，向苏联供应商品作为补偿。
　　这份协定的准备包含了中苏两国有关部门、专家的长期辛勤劳动，中国国家计委副主任顾卓新、对外贸易部副部长李哲人、驻苏使馆参赞张伟烈和张化东，苏联对外经济委员会主席斯卡奇科夫、副主席阿尔希波夫等人做了大量的细致的工作。遗憾的是，它竟成为中苏两国政府签订的最后一个经济合作协定，而且是未能兑现的协定。因为1960年赫鲁晓夫撕毁了两国间所有的协议、撤走了所有的在华苏联专家，这个协定也成了见证中苏关系破裂的“历史文献”。
　　2月8日晚10点15分（莫斯科时间），周恩来率领中共代表团乘“图—104”喷气式飞机离开莫斯科回国。到机场欢送代表团的有：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基里钦科、科兹洛夫，苏共中央主席团候补委员波利扬斯基，苏共中央委员安德烈耶夫、库兹涅佐夫、波诺马烈夫，苏共中央委员、苏联驻中国大使尤金。
　　
毛泽东对苏共二十一大的评价
　　 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一大的报告中不指名地影射攻击中国内政，开创了不指名攻击的恶劣先例。一个党的第一书记在本党的代表大会上公开地不指名地批评另一个党，只能加剧分歧，破坏团结。
　　 毛泽东注意到赫鲁晓夫在报告中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不指名的批评，但没有理会，仍强调以团结的大局为重。他在1959年2月1日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说，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一大的报告比二十大有进步。他在报告中讲的国际形势和对外政策，是符合1957年《莫斯科宣言》的原则的。他对二十大报告中的一些问题作了修补。例如，关于斯大林问题、和平过渡问题、社会党问题，基本上还是维持了1957年《莫斯科宣言》的口径。毛泽东说，我们同赫鲁晓夫的关系，还是十个指头中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关系，就是有一个指头不同，其他九个指头是相同的。因此，对于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一大上的影射，我们可以暂不理会，看看以后再说。我们之间是有分歧的，但现在不要说。
　　 现在看来，毛泽东暂不理会赫鲁晓夫的影射批评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们中央自己也发现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发生的“左”的倾向的某些问题，正准备在即将召开的第二次郑州会议上纠正这些问题。
　　 1959年苏共二十一大后的一段时间里，中苏之间尽管存在一些分歧，但是双方的关系还比较平静，似乎毛泽东和赫鲁晓夫都在忙于处理各自的“大跃进”，暂时无暇过问彼此的纷争，但是赫鲁晓夫对中国内政的影射攻击毕竟再次种下了新的不和的种子。
　　                                           (责任编辑 汪文庆 刘一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