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美间谍

What makes a perfect spy tick？

    “你是一名完美间谍，你所需要的只是一个目标。”———约翰·勒卡雷《一个完美间谍》

    本文作者在越战期间被派往越南担任情报官员，他发现自己是一名天生的间谍，这个职业让他感到如鱼得水。但是，他一直想要知道为什么自己会和谍报行业如此般配。直到25年之后，他才慢慢找到答案。

    1967年春一个雨天，我走进美国陆军情报学院的一间教室。学院位于马里兰州的霍拉伯德堡，巴尔的摩东部一片肮脏工业区。教室里约有30人，大多是大学毕业生，包括刚刚通过司法考试的律师、几名刚刚收到征兵通知的前嬉皮士。这是为期7个月的培训课程的第一天，课程名叫“地区研究”，实在是一个让人不得其解的名字。事实上，我们将要学习如何做一名间谍。

    老实说，没有几个人期望能成为未来的詹姆斯·邦德。我们大多数人自愿申请为情报部门效力，主要是想避免被立刻发一支步枪送往南越战场。

    当然，情报工作确实听上去很令人兴奋，似乎有那么一点危险。我怀疑我们中没有人真正知道等待我们的到底是什么。也许是《不可能的任务》+《柏林谍影》？

    百叶窗被放下。前面墙壁上有一张长方形红色标示牌，上面写着“绝密”。一名讲师走上讲台。我记得他的话大概是这样的：“这是在美国陆军中唯一可自愿申请又反悔退出的项目。”他说，这是因为，在一些人看来，我们将要从事的是非法并且不道德的工作。

    它名叫谍报。他解释说，我们不是去做间谍，而是要当“项目官”（caseoffi-cer），任务是招募外国人做间谍。换句话说，他接着解释，我们将要说服外国人成为叛国者，说服他们去盗窃他们国家的秘密。我们将要学习如何撒谎、偷窃、欺骗，以便完成我们的任务，如果有必要，我们还要背叛信任我们的人。最后，他说，任何人如果感到反感，无法接受，现在就可以离开。

    他扫了我们大家一眼。一个人站起来离开了。其余的人似乎有点忐忑不安还是留了下来。

    然后训练开始了。谍报训练其实非常有趣，简直是一个男孩的梦想———在巴尔的摩城中到处乱窜，在公园的长椅下设置“情报点”；躲避抓间谍的人；在城市街道上练习如何利用“擦肩而过”的短暂时机交换情报；用隐形墨水书写信息。我们学习如何将间谍派遣到铁幕后，再将他弄回来。在最后一次训练中，我乘坐潜艇抵达康涅狄格州，再到一座中西部城市和目标见面。

    可惜，越战正酣，派驻柏林（《柏林谍影》的舞台）是不能指望了。在语言学院培训一年后，我被送往越南岘港。我花了一年时间潜伏当地，经营一个间谍网。除了偶尔在荒凉的沙滩上和送信的人秘密接头，每隔几天溜进破旧的酒店和我的间谍们会面之外，一切和我们在训练中假想的情景———从西柏林向苏联占领的东欧派遣间谍———大相径庭。

    但是，这依然是我干过的最有趣，也许也是最有意义的事情。我的任务是阻止或破坏针对城市和美军的火箭炮袭击，事关重大。这场战争恶劣透顶，但我并没有冲锋陷阵，没有朝人开一枪一炮，间谍这一行我很擅长。我获得了一块奖章，几乎没留下任何伤疤就光荣回家。

    如果不是因为这是一场极不正义的战争，我可能还会继续干下去，或是直接进入中情局。但是，即使在我从这一行退出之后，谍报生涯的烙印却深入到我的骨髓。向毫无防备的人收集信息；直觉地回避个人问题；甚至时不时地检查是否遭到跟踪，这些习惯跟随了我好几年。我生活在一个另类宇宙中，在华盛顿到处可看到间谍（真正的或想象的）踪影。

    我似乎是一名天生的间谍，有时，我也好奇这到底是为什么。我的招募者，那些让我接受大量测试的人，是否早已知道这一点？直到25年后，我才得到第一条线索。

    1941年，在日本人突袭珍珠港后，罗斯福政府几乎在一夜之间迅速成立了一个战时情报和破坏机构，当时被称为“战略服务办公室”（O SS）。但是它很快就发现，很多被派往纳粹占领欧洲地区的名校毕业生并不适合情报工作。

    “早期的情报官员大多毕业自常春藤名校，这一点并非刻意，而是自然发生的结果，”《谍报字典》一书作者约瑟夫·C·古尔登不久前写道。“他们大多曾经到欧洲旅游或居住，熟悉当地的语言和文化。”

    但是，能够身穿燕尾服说一口优雅的法语并不意味着能够乘坐降落伞深入敌占区，或是炸掉敌人行军道路上的桥梁。据研究O SS的陆军少校路易斯·M·班克斯说，很多人因为巨大的压力出现“严重精神崩溃”。据报告说，一名被派驻南斯拉夫的O SS上尉对于秘密的反抗纳粹行动感到沮丧，亲自写了一张充满辱骂言辞的明信片寄给阿道夫·希特勒。

    O SS还从纽约、费城和底特律招募了黑手党狂人，派他们到意大利从事破坏活动。还有人不称职到滑稽地步的。比如一位O SS官员的秘密身份弄得尽人皆知，当他走进自己最喜欢的餐厅时，乐队立刻开始演奏《B oo！B oo！我是一名间谍》。

    1943年，O SS决定重新来过。它雇了一群心理学家，将他们送到费尔法克斯的一座代号为“S站”的秘密训练营，对新招募的新人进行全面的心理测试，从而判断究竟谁适合从事情报工作。

    但问题是，心理学家们并不知道从事间谍和破坏工作到底需要一些什么样的技巧。因此，他们发挥自己的想象，提出了一系列的假设。

    据2003年西肯塔基大学心理学教授萨利·库仑施密特发表的一份报告，“体格壮硕”的类型被认为适合担任“破坏者”：“受教育程度较高但体能较弱者”将被培养为“未来间谍”；“而”宣传员“大多是”较有艺术气息的移居外国者“。

    最终，O SS采纳了一套系统，它更注重于一个人的“整体”素质，而非一些特殊职业技能。新的重点在于被招募者的动机、体能、主动性、智力、解决问题的能力、情绪稳定性、身体条件，当然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能够管住自己的嘴巴，保守秘密。

    根据官方历史记录，O SS招募方案“显然成功地排除了15%至20%的明显不适合这一行业的人。”但是，30年后，当年招募方案的设计者之一唐纳德·麦金隆在一份研究报告中承认，“在预测海外成绩方面，这一方案并不是非常的成功。”

    我坐在岘港公园的一张长椅上，心里忐忑不安，还要故作镇静地边喝咖啡边吃一个面包卷。一名男子坐在不远处，好像在读报纸。他是在跟踪我吗？他看上去很眼熟。可惜的是，越南人的脸看上去都那么相似。

    我吃完了面包，起身离开，竭力装出随意的样子。我慢吞吞地在露天集市上溜达，偶尔停下来捏一捏路边出售的蔬菜，顺便向四处张望。到处都是戴着锥形帽的农民，人头攒动。到底要如何确定自己是否被跟踪？

    还有其他要担忧的地方：我将要和我手下的间谍干将在酒店见面，我的助手是否已经彻底检查了酒店前的街道，确保此次会面的安全？和我见面的人能够准时到吗？我应该等多长时间？

    突然，我意识到我把小提箱忘在公园的长椅下。里面装着一支点45口径的手枪，还有价值几百美元的越南货币。我吓得脸色苍白，还得故作镇静地原路返回。谢天谢地！箱子依然还在那里。

    这个插曲让我最终确定，自己并不适合这一类行动（虽然后来我将听到过更加“离谱”的行动失误）。对我而言，招募并管理间谍，不成问题。及时发现行动中的问题，不成问题。撰写类似短篇小说的分析报告，也没有问题。但是，前线工作———小心翼翼地行动、反侦查、不可预料的故障、甚至枪战———这些却不适合我。这类工作需要有着入室窃贼一样坚韧的神经；我可能更适合于坐在办公桌后。

    情报分析的确是中情局业务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是，行动分支（诞生于1952年，现称“国家秘密勤务局”）依然是中情局的刀刃及性格代表。而这个性格由中情局的医学办公室在招募新人时就决定了。

    “基本的原则在于心理测验的标准保持不变，”前近东行动部负责人弗兰克·安德森在电子邮件中说，“我的意思是用于招募新人的心理性格测试选择的是相同的个性特征，因此，最终招募的总是具有同样个性的人。”

    他们是那些喜欢打破常规的人。前线行动人员不仅要收集情报；有时候他们还需恐吓外国官员、科学家和商人；贿赂工会领导；潜入大使馆；实施暗杀；推翻政权；甚至还可能更糟。当然这一切手段（无论多么卑劣）都是为了崇高的目的。

    “无论是冷战时期，还是在现在的反恐战争中，人们从事情报工作大都出于爱国情操，”退休的中情局行动官员杰克·德万说，“这样说也许听上去很虚伪，但最终这的确是我们的动力。情报工作的神秘、刺激和冒险的性质当然很不错，但归根结底还是为了捍卫国家和它的价值观。”

    一些中情局老雇员在谈到他们的动机时则少了冠冕堂皇，更加坦率。在冷战最黑暗的时期，乔治·怀特是一名中情局前线特工。当时的任务包括用毫不知情的人测试迷幻药的效果。怀特的一项任务是混进旧金山的一间酒吧，将L SD （迷幻药）悄悄放进人们的饮料中，看他们喝下去之后会有什么反应。

    “我全心全意地扑进工作，只因为它非常有趣。”怀特在一封写给老板的信中写道。这封信在他死后被公布于众。信中还说，“除了这里，一个热血的美国青年在哪里还能在上级的批准和祝福下撒谎、欺诈、杀人、盗窃、强奸、掠夺？”

    更典型的答案来自中情局特工罗伯特·鲍尔。他在贝鲁特的经历成为2005年乔治·克鲁尼主演的惊悚间谍片《辛瑞那》（Syriana）的蓝本。他加入中情局时，美国人因为越战、水门丑闻和中情局暗杀事件认识到政府和间谍机构真正的丑陋面目，开始对它们失去信心。

    鲍尔说，“加入中情局，我就可以不靠卖鞋为生。”

    上世纪80年代初，查尔斯·“山姆”·法蒂斯在华盛顿州司法部长办公室任检察官，前程似锦，但他却选择了辞职。“部分原因是对旅游的渴望，”他说，“我无法想象每天开车12英里去上班。加之，当时世界上发生了很多大事，我希望成为其中一部分，而不仅是在报纸上读到。”

    在一本杂志上他看到了关于中情局前线特工的职业描述：外国旅行、掌握外语、危险、精明、报效国家。“我当时就想，这是我想做的，”他说，“当然，首先我需要说服我的妻子。”（她后来也成为一名特工。）

    与此相似的是，1981年，吉恩·史密斯在印地安那州担任副检察官。一份中情局招募广告吸引了她的视线。“我原来的世界很小，”她谈到自己的前一份工作，“如果干得好，你可以把坏人抓起来，让他们远离街道，帮助受害者。但是我觉得自己是在一步一步地拯救世界……现在，我想要一个更大的世界。”

    约20年前，苏联意外地突然解体。敌人消失，中情局开始萎缩，大幅裁员。情报机构失去了大任务。

    2001年9月11日，它又再次复苏。

    在很多方面，中情局的新一代和他们的前辈非常相似。他们聪明、富有想象力、爱国、爱冒险、敢于面对死亡、为了对付敌人不惜使用肮脏手段。但是，相似之处到此为止。出生上流社会的白人精英们主宰中情局的时代宣告结束。比如现任中情局局长乔治·特伦特就是希腊和阿尔巴尼亚移民的后代。在中情局兰格利总部到处可以看到女性和少数族裔。

    “9·11让我非常生气，”一名不愿透露真实姓名的女士说。当被恐怖分子劫持的飞机撞向世贸中心和五角大楼的时候，她是一名空中乘务员。“我想要为国效力，为反恐出一分力。”2005年她被派往伊拉克，指挥一个间谍网络对抗反叛武装。

    在上世纪90年代，中情局的老人们开始注意到特工队伍的另一大变化。大量的新人似乎并没有将情报工作视为长期职业。他们似乎对于常规间谍工作———也许是在莫桑比克招募一名年轻的中国工程师；或是在卡拉奇跟踪一名伊朗贸易官员———感到厌倦。

    新一代特工渴望行动。他们想要电影中的间谍的生活。和400多名“项目官”挤在巴格达绿区，出行时乘坐装甲车还必须有车队保护，这并不是他们期盼的生活。

    “当我最初入行的时候，有很多人是响应内心召唤而选择这一职业的，”法蒂斯说。他已于2008年退休，之前曾担任一个核、生化武器追踪小组的负责人。“他们是真正受到这个地方的吸引，他们认为这是一个很特殊的职业，特殊到需要为之付出终身。”

    “但是，随着时间推移，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人只是把它当作又一种职业，出于某种原因他们选择了这个职业。这类人迫切追求回报，比较没有耐心。”

    “我不愿说他们有一种‘理所应得’的特权感，”曾经花了四分之一个世纪与苏联克格勃斗智斗勇的杰克·普拉特说，“但这其实非常接近事实。”

    普拉特年近八十，是一个硬朗的瘦高个。他依然在“多个美国政府机构”授课，教导学生如何摆脱恐怖跟踪、如何躲避恐怖分子。

    “他们（新一代）会玩游戏，受过良好教育，年纪轻轻就去过世界很多地方，比我当年乳臭未干的时候见识更广，”他谈到中情局新一代说，“技术上他们也很精通。”但却缺少了什么。

    二战一代和战后婴儿潮出生的一代“从很小的时候就认识到，挣扎将是人生的伴侣。……我们从沙地棒球、街头斗殴、修建草坪、在加油站打工这样的事情中学会了坚韧和耐力，”普拉特说。更加重要的是，战争迫使数百万的年轻人和那些从前也许永远没有机会认识的人近距离接触。这在一定程度上抚平了美国社会的阶级差距，中情局从中获利匪浅。

    “一些年轻人非常优秀，”他迅速补充说，“而且足够坚强。我会毫不犹豫地与之合作，追随他们。但是这一代也有太多的年轻人轻言放弃，如果一项任务持续时间超过42分钟，似乎就足以让他们感到厌倦疲惫。

    精神病医生大卫·L·查尼花了几十年时间治疗中情局特工的情绪问题。他说，前线特工们都“对刺激上瘾”。他们很快对一项任务感到厌倦，转向另一个任务，就像转盘子的杂技演员，不停地增加旋转的盘子，直到所有的盘子被打碎。

    “他们就像有注意力集中障碍的多动症患者，”他说，“你可能以为多动症患者连鞋带都不会系。事实正相反。他们精力充沛、安静不下来，必须不停地运动。他们不能容忍安静地待在办公桌后面。他们无法忍受无聊。”

    但是，在我看来，这一切———多动症、渴望冒险、勇敢、好奇、爱国主义等等———都只是光鲜的表面，一些人选择间谍职业只是肤浅的、表面的原因。我想要知道，我究竟为什么会被间谍这个行业所吸引，为什么如此擅长这一行？

    大卫·康维尔于上世纪50至60年代在英国情报机构工作，就在那一时期，很多英国情报要员被发现是苏联奸细。于是他给自己取了一个笔名，约翰·勒卡雷，开始写间谍惊悚小说，专门探索间谍的双重甚至是三重生活。

    勒卡雷的父亲就是一名病态的撒谎者，勒卡雷在他的半自传性质的惊悚小说《一个完美间谍》中有对父亲的描述。该书的核心角色是马格努斯·皮姆，一名英国情报官员。他的父亲像勒卡雷的父亲一样，是一个大骗子。皮姆幼年时的大部分时间都用来监视他的父亲，一层层地剥开他的谎言，就像撕掉老旧的墙纸。

    在勒卡雷的书中，皮姆在瑞士读书时的密友，一个叫阿克塞尔的捷克人突然和他取得联系。此人已经成为捷克特工，他抓住皮姆的心理，引诱他背叛自己的国家。皮姆犹豫不决，但阿克塞尔实在太了解自己的老朋友了。他恳求皮姆说：“你是一个完美的间谍。你所需要的只是一个目标。我有。”

    在拜访查尼之前，我观看了根据《完美间谍》改编的电视剧。我问他是否看过。

    他点点头。我决定与他分享一个私人故事。

    我告诉他，从很小的时候开始，我反复做一个令人疑惑的梦：我和父亲，一名虔诚的圣公会教徒，坐在教堂里。父亲开始一张张地将钞票递给我。在他身后，十字架发出耀眼的光芒。但是，我发现他递给我的钞票却是假钞，像是大富翁游戏中所用的钞票。

    然后我就从梦中醒来。我告诉查尼，这个梦一直追随着我，从情报学校到越南再到返回美国。后来我成了反战分子，因此辞去了情报工作，但是我从不后悔自己的间谍生涯。事实上，我很高兴曾经是一个局内人，哪怕只是很短暂的一段时间，这段经历让我了解了谍报人员的思维方式。在过去30多年的时间，我将这些知识运用到记者生涯中。

    查尼一言不发，静静地倾听。

    这个让人不解的梦依然在继续，一年又一年。我的父亲和我的关系一直不太亲密。因此我从未和他讨论这个问题。然后，在1992年的一天，我偶然得知他并非我的亲生父亲：我是母亲和另一个男人的风流韵事的产物，当时我的父亲正在海外打仗。父母一直对我隐瞒了这个家庭秘密。

    得知真相后，我当然大吃一惊。但是，突然之间，我梦到假钞这个问题突然找到了合理的解释：我父亲对我的爱，虽然值得嘉许，但本质上却是虚假的。

    之后，这个梦消失了，再也没有出现。这就是我的故事。

    查尼听后点了点头。“很多选择进入执法部门或是情报机构的人，由于各自童年的原因，带着一种保护、寻求真相、纠正错误的使命感，”他慢慢地说，“他们寻求事实的真相。本能地发现错误。由于童年的经历，他们发誓不要让错误再犯。”

    这正是我的写照。我猜。我大概也是一个完美间谍。所需要的只是一个目标。

    原文：Jeff Stein

    原载：WashingtonPost Magazine

    网址：http://www.washingtonpost.com/lifestyle/magazine/what-makes-a-perfect-spy-tick/2012/01/09/gIQAXWvL1Q_story.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