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10不显示图片内容:中国百年大政经周期中的天津沉浮

2012年02月06日 12:42
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 作者：刘玉海 叶一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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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百年大政经周期中的天津沉浮
没有无终点的衰落 期待可持续的繁荣
本报记者 刘玉海 叶一剑 天津报道
2011年，天津经济增速高达16.5%！
如此超高速增长不仅使天津成为2011年中国经济增长最快的省(市)，也使天津“十一五”期间年均经济增速高达16%的景气形势，得以延续至“十二五”。如果考虑到天津这个“北方第一城”在过去一个多世纪中的兴衰与沉浮，可以说，自“十五”开始，尤其是“十一五”以来，天津再次进入了其新的最理想的政经周期。
“地当九河津要，路通七省舟车”的天津，东接渤海，南北控遏京杭大运河。“河海通津”的便利，使其在中国历史上繁荣显赫一时：金元以来，依托粮食运输与南北贸易，迅速崛起为“蓟北繁华第一城”；在清末中西对抗交流的“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成为东西激荡的前沿、中国近代化的先行之地，并一跃超过北京，成为北方经济中心，与南方的上海并驾齐驱、交相辉映。
因港而兴的天津从来都不是一个单纯的经济之城，其经济的兴衰沉浮，总是与其在中国乃至全球政经格局中的政治角色扮演如影随形，城市变迁的非经济因素总是若隐若现：辽金以来，五朝定都北京，天津作为首都门户的角色，使其与北京“一荣俱荣”，繁华之名远播四方；而1949年之后，中央政府对天津发展定位的迭经变迁，客观上使天津一蹶不振长达半个世纪之久——其在本世纪之初以来的城市大势岌岌可危，以致天津民间一度传出“要将天津变成县”的讥讽与焦虑。
但自2006年中央政府将其定位为北方经济中心之后，天津得以重得国家政经大势之眷顾，在年均增长30%以上的固定资产投资的强力刺激下，迅速崛起。而且，2011年5月中央政府正式批准天津北方国际航运中心核心区建设方案，以此为标志，天津可谓又重新回归其世界港口城市之本色，在中国乃至全球城市格局，可谓完成一个超过百年跨度的港城兴衰轮回。
自2008年以来，全球经济正经历新一轮的周期性调整，而2012年，更是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政经发展新周期关键性转折时刻， 很多关键性项目投资和发展规划都将今年作为实施节点的天津，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延续本轮繁荣？
百年天津，没有没有终点的衰落，更期待能有一个可持续的繁荣。
1. 政治中心北移与天津港兴
时值隆冬，穿津城而过的海河，水冻冰封。即使盛夏七月，海河亦波澜不惊——自1984年天津在海河下游兴建二道闸以后，海河天津段彻底成为一座水库，失去通航功能。如今，徜徉海河两岸，丝毫看不出这里曾帆樯林立、船来舟往；但睽诸天津历史，海河上的港口却是这座城市跌宕起伏命运的起点。
地处海河“九河下梢”的天津，上可通过海河支流永定河、子牙河、大清河上溯华北各地，下可沿海河干流直达渤海湾，使其在汉唐时代就曾成为军粮转运码头。元代以后，贯通中国南北的交通大动脉京杭大运河汇聚于此，更使其坐拥“河海通津”之便，并且是大运河北段唯一一个依河傍海的城市。
不过，单单“河海通津”的“地利”，尚不足以支撑天津的勃兴——汉唐时天津码头的昙花一现即是证明。在历史研究者看来，真正造就天津“晓日三岔口，连樯集万艘”繁华景象的，与唐末以后中国的政治中心北移与经济中心南移这一中国政经格局在地理上的变迁密切相关。
中国自辽金以后，历朝历代都将北京作为首都。中国的政治中心，遂由过去黄河流域的关中、中原地区，北移到华北平原北部边缘。
“北京作为国都，可以控制华北地区，可以稳定整个少数民族动乱造成的中国社会不稳定。”天津历史学者罗澍伟指出，自战国以后，北方少数民族一直是中国安全的主要威胁，到宋代，经济发展达到相当高度，“四大发明”有其三，但政治上先是宋辽对立，再是宋金对立、宋元对立，最终还是亡在来自北方的漠北蒙古手里。“所以，金元以后，中国政治形势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以前在黄河流域、甚至是长江流域都可以从经济上来控制中国，但唐宋以后不一样了，哪个政权都必须掌握华北地区、掌握华北地区的中心，才能保持全国的稳定——换句话说，只有保证了北方地区的稳定才能保证全国的稳定”。罗澍伟说。
与政治中心北移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唐末以后，中国的经济中心开始从中原地区逐渐南移到长江流域。于是，作为北方最大消费城市的京师，不可避免地需要仰赖南方的粮食供应，南粮北运由此绵延数百年，天津也得以借粮运之利，长盛不衰。
本来，天津只是个粮食中转站：南粮北运，无论是沿运河北上抑或是走海路，天津都是必经之地，且必须在此换船。货物集散使天津城北、城东三岔口、直沽码头一带，成为天津最繁华的地方：商店、银号、会馆，尽皆云集于此。天津傍河筑港、临港兴城的格局由此奠定。
“中国城市的发展不像西方——西方是以商业兴起的；而中国，政治是形成城市第一位的因素，从一开始就是这样。”天津社科院历史所所长张利民指出，天津虽然是以港口兴，但还有个政治依托，“没有政治依托，天津也兴盛不起来。”
这种政治依托在1860年开埠以后的天津近代城市发展中更是被体现的淋漓尽致。
2. 中外政治博弈与天津开埠
尽管长期从事华北商品经济发展研究的南开大学历史系教授许檀断定，“到清代中叶，天津已成为华北最大的商业中心和港口城市了。”但其时，无论是城市人口规模还是经济影响力，天津都难以望京师之项背。
为天津超越北京提供契机的是开埠——而天津开埠本身即是一场中外政治博弈的结果。
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英国人在订立《北京条约》的过程中，强烈要求加入增开天津为商埠的要求。这一条款之前在英国议会中经过了激烈的辩论：有人建议开秦皇岛为商埠，而不是天津。英国政府最终的选择是天津。
“英国选择开天津为商埠而不是秦皇岛，我想主要还是政治上的考虑。”天津史学者罗澍伟说，“因为天津离清王朝的管理中心非常近，可以很方便地影响清朝中央政府。”
在罗澍伟看来，天津租界多达9国之多，亦反映了天津政治上的特殊性——这反映了各国都想直接、独立地影响中国中央政府。
伴随着天津开埠通商，鸦片、洋货进口大增，停靠于港阔水深的紫竹林码头的洋行轮船日益多过停靠三岔口的帆船，天津港口重心从繁盛了数百年的三岔口，下移至租界里的紫竹林港区。紫竹林一带，也逐渐形成码头、仓库、洋行、银行、住宅区依次分布的格局。至今，从解放桥沿解放北路南行，还可依稀看出这种格局的残存。
“毫无疑问，租界本身就是列强侵略中国的产物——以租界为依托，垄断、控制着天津的对外贸易，保持海关，操纵金融市场。”天津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尚克强说，“但是，历史的发展往往不是沿着一条直线前进。”
“租界无形中把西方近代城市建设的理念和成果引进了天津。”尚克强认为。
张利民则注意到租界对中国的公共卫生、公共意识的促进。“中国以前都是自扫门前雪，没有公共意识、没有公共厕所，走路也不分左右。”
天津由此成为中国接触现代文明的窗口。“西方事务来到中国以后，在别处不太容易引起注意，来到天津以后，就非常有影响。”罗澍伟认为，一般人注意没用，“如果是引起中国最高级官员的注意，就会产生很大影响。”
3. 洋务政治红利与北方经济中心
李鸿章即是被天津洋务所吸引的清廷最高级官员之一，并在洋务的刺激下一改拒斥态度转而推动了中国声势浩大、影响深远的洋务运动。
自1870年出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坐镇天津后的25年间，李鸿章办工厂、兴学堂、建水师，将“洋务运动”开展得如火如荼。在其支持下，中国最早的电报电话，最早的邮政邮票，最早运营的铁路，最早的现代高等学堂，相继在天津诞生，使天津成为“引风气之先”的洋务重镇。
嗣后的直隶总督袁世凯亦悉心经营天津，不仅在天津率先建立了中国现代的警察制度、检察厅、审判厅，更大兴“北洋实业”，建立了铁厂、北洋造币厂、陈列所等一批近代工商业和职业学堂，将直隶打造成了清末“新政”的“模范省”。
“洋务运动、北洋新政，天津都是试验场，在天津办，实际上是给中央政府看的。”
李鸿章、袁世凯在天津的洋务努力虽然最终未能挽回清廷大厦将倾之势，却使天津城市本身得以迅速崛起，并一跃超过传统的北方中心城市北京，成为新的北方经济中心，乃至当时东北亚最大的工商业城市。
据1928年天津社会局的调查，在天津的中国城区(不包括租界区)，共有中国人开办的工厂2186家，资本总额约3300余万元，其中制盐、碱、棉纱、面粉、火柴等17家大型工厂资本额合计为2900余万元，占资本总额的93.3%。另外，各国租界内还有中外工厂3000多家。从而共同构筑起天津以轻工业为主的近代工业格局。
与天津相比，北京解放前较有名的近代企业仅为石景山铁厂和清河制呢厂，其他工业主要是传统的手工艺品制
造业，近代工业制成品如牙膏、香皂、钉子等，则要靠外埠(天津等地)生产供应。
天津城市人口，也从开埠之初的20万人迅速上升至解放前的195万人，超过传统的北方中心北京。
同期，天津的港口腹地覆盖“三北”，远至甘、青、新、藏，成为外贸总额仅次于上海的城市。20世纪30年代，天津港的贸易总额占华北地区的60%以上。其中，棉花出口占全国的47%，畜产品出口占全国的60%，面粉进口占全国的1/3以上，均居全国首位，成为当之无愧的北方经济中心。
并且，在当时天津的近代工商企业大多由私人投资——国民政府首都已由北京南迁南京，天津开始向一个经济之城转变。但好景不长，一场历史巨变彻底中断了天津的发展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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