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旗银行有哪些部门:邹振环：日记文献的分类与史料价值

日记文献的分类与史料价值

邹振环

日记是应用文中一种最为常用的体裁，日记是一种自我交流的形式，一般来说，日记不是为了发表而进行的创作，日记写作者（下简称“记主”）往往面对的只是自己的内心世界，而不是抽象的读者和公众。因此，写作日记的过程中就形成了创作这类文献时所具有的“非公共写作”的特有心态。但事实上就整个日记文献来说又比较复杂，目前我们所见到的日记一般可以分为：一为记主生前公开发表的日记，如郭嵩焘《使西纪程》、曾纪泽的《曾侯日记》等；二是撰写时就准备日后发表的，如《李慈铭日记》、《曾国藩日记》等；三是不愿意公开或全部公开而死后作为遗文面世的，如孙宝瑄《忘山庐日记》、《张元济日记》等，四是一种日记体的文学创作，等等。第一、二类日记很难说是在“非公共写作”的心态支配下完成的，难免故作庄重，常常少说私话和隐秘的事情，文字上也有很大的修饰和增补。胡适从留学日记起，不但重视日记的内容，而且很注重形式，如正文引文的款式，读书札记、诗文手稿、往来书信和剪报杂件的排列方式，标点符号的用法等都很讲究，前后一致，到了一定的时候装订成册，题写封面。[1]可见他也是把日记当著作来写的。公开发表的日记未必就没有史料价值，虽然其中涉及一些个人隐秘的方面固然会有曲笔和讳饰，但大量的内容还是不妨实话实说的，特别是游记、行纪，基本上都是为传世而写的，典型的如《徐霞客游记》、郭嵩焘《使西纪程》、薛福成的《四国日记》等，仍有着非常高的史料价值。而丁玲《莎菲女士的日记》、秦瘦鸥的《劫收日记》等以日记体创作的文学，应该属于另一个范畴。[2]本文所讨论的日记文献不包括用日记体创作的文学作品。

关于日记，国内外的学者已从若干角度做过许多出色的研究。1935年郁达夫曾经在《再谈日记》一文中介绍过英国研究日记的学者阿谁·崩松倍（Arthur Ponsonby ）撰著的《英国日记作家》（British Diarists）小册子，该书作者把日记的种类分成历史、宗教、游记与牧猎、社交与文艺、军事与职业、家庭、妇孺七类。[3]1963年法国阿兰·吉拉尔著有《日记和人的概念》（PUF ）；1978年德罗兹出版社出版有格勒诺布尔研讨会的论文集《日记和它的文学形式》；1988年费德出版社出版有皮埃尔·埃贝尔著《魁北克的日记：结构、演变和接受》；1988年克兰克西子午线出版社有勒内·鲁罗《日记研究：一种蕴涵理论的素材》；1990年阿蒂埃出版社出版有皮埃尔·帕歇著《灵魂晴雨表：日记的诞生》等。[4]日本学者玉井幸助著有《日记文学概说》一书（日本国书刊行会1982年出版）颇值得重视。该书分绪言及三篇和结语。第一篇中国的日记；第二篇日本的日记；第三篇日记年表略。第一篇中国的日记分三章，第一章概观，分学究与日记、历史与日记、日记的两个源头及其分流、日次的日记、日记的展开、文学的日记等六节；第二章时代的通观，分初期的日记、宜州家乘以后的日记、中国日记年表三节；第三章分类的考察，分日记的分类、中国日记分类书目两节。第二篇日本日记分成六章，主要讨论日本日记的本质、日本日记的发生与展开、平安时代的公日记和私日记、歌合等的日记、镰仓时代以后的日记六章。全书尽管是中日日记的综合性研究，但该书的重点是在日本日记的研究。全书近800页，而中国日记研究部分仅占170多页，关于中国日记文学的研究，基本还属于以目录学的方法对中国日记进行一种较为系统的梳理。目前国内关于日记文献的研究，还处在初期阶段，专门论著不多。其中最突出的是数十年萃力研究历代日记的专家陈左高的《中国日记史略》和《历代日记谈丛》，[5]1990年第5期《文教资料》曾推出《日记学研究专辑》，收录乐秀良等《建立中国日记学的初步构想》、张文华的《日记的真实性与体式探微》、孙继林辑《现代外国日记译作书目提要》、徐群《残简遗墨见真情——记应修人日记》、丁丁《现代日记名篇的锦集——介绍林乐齐编著的〈现代日记文学〉》等。日记作为一种历史研究的专门文献，其究竟应该如何进行分类，学界仍莫衷一是，其作为史料的利用价值还有待进一步认识，本文正是基于这一角度出发，对日记文献的分类和史料价值提出自己的看法，以求教于方家。

　　一、日记文献概说

林华编著的《日记文作法讲话》一书曾为日记这样下过定义：“记载个人日常的生活，语言，思想，行动的文字，就是日记。”[6]日记是作者本人对每天所见、所闻、所历、所感、所思有选择的记录，因此也称为“日录”、“日历”、“日谱”、“日志”、“日谈”、“日注”、“计日”，也有称“纪略”、“纪事”、 “纪实”、“偶记”、“余记”、“述略”、“日游琐识”等。因为日记所记的重点有别，所以名称还有很多变化，如记述所游所感的日记，用的是“纪游”、“纪程”、“行记”、“游录”、“旅话”、“行程记”、“纪行录”、“纪程集”、“驿程记”、“旅行记”；读书考据日记多使用“随笔”、“笔录”、“杂录”、 “笔记”、“笔略”、“载笔”、“丛谈”、“庸谈”、“札记”等名称；工作日记则称为“侍行记”、“于役志”、“扈从记”、“随使纪”等；战难日记会称为 “北征录”、“备尝记”等名称。

日记一体起源于何时，目前还没有统一的说法。根据清代学者的研究，大致有三种说法，一是起源于西汉说。张荫桓认为西汉已有出使日记：“陆生（陆贾）使越，苏武使匈奴，张骞寻河源，陈汤、甘延寿顶郅支，博征约记，史佚之耳。”二是起源于东汉说。俞樾认为东汉马笃伯《封禅仪记》，就已逐日记载登泰山之事，导日记的先河。三是起源于唐代说。唐代的确不乏日记作品，据《新唐书？艺文志》的地理类，就有戴祚《西征记》、魏聘《使行记》、僧法盛《奉使高丽记》等。现在留存下来的，最早的可能是唐德宗时赵一元著的《奉天录》四卷，记叙建中四年（783）太尉朱呲（三点水）搞兵变，唐德宗出奔奉天以及还都的始末，所记见闻杂感，接近于一部日记。唐宪宗元和四年（808）李翱（772-841）作《来南录》，共840余字，排日记载其接受岭南节度使杨于陵的邀请，携妻眷从东都（今河南洛阳）往广州的行程，以及沿途的所见所闻，累记半年。被许多学者认为是存于今世最早的日记文献的篇章。薛福成当年已经指出：“日记及纪程诸书，权舆于李习之《来南录》、欧阳修《于役志》，厥体本极简要。”陈左高指出：“二十多年前，江苏扬州掘到一座西汉宣帝时平民王世奉墓葬，棺内保存了十余件木牍，系具有年月日之简单日记。作者因‘有狱事’，在狱中随手记下亲友来探监之经过。这一王世奉《狱中日记》木牍出现，给我们提供了最早一位有具体姓名的日记作者，有年月日的日记作品，足以印证日记溯源，推前至二千前的西汉。”[7]也算是给上述张荫桓的观点提供了切实的材料依据。

日记的名称起源于何时呢？汉刘向《新序杂事》：“司君之过而书之，日有记也。”后因称每日记事之册为日记。据陈左高的研究，日记的名称作为一个整词是出现在王充的《论衡？讥日篇》，但其所指的日记，与我们今天的日记并非同一个概念，实质上是一部“述吉凶以相戒惧”之书，有类似术士择日的记述，和后来的生活日记毫不相关。唐代史籍中已有奉使纪行日记及史官记事日记相继萌发，但多标以异名，或曰录，或曰志，或曰行纪，或曰日历，均未用日记这一名称。直到宋代，不少学者文人怀着书写日记的浓厚兴趣，对纪行、记游、记出使、记征战、记亲友交往等日常行止，视为自己生命不可缺少的随录，于是自觉的冠以“日记”、 “日录”等字眼，《宋史·艺文志》中就有《赵概日记》一卷，司马光《日录》三卷，王安石《舒王日录》十二卷。

在传世的北宋日记大致可以分成以下几类：一是记贬谪生活，如欧阳修的《于役志》按日载露自己贬谪夷陵的行程。二是记出使生活，如徐兢《使高丽录》记载 1123年到高丽（朝鲜）一路上的经历和朝鲜使节酬酢情况。三是记科举制度，如赵汴的《御试备官日记》详细记录了御试考题、点检、详定等亲身的经历，是研究宋代科举史的宝贵史料。四是记游日记，如张礼《游城南记》。南宋日记最多的是记游日记。当时的记游日记的代表作，首推陆游的《入蜀记》六卷和范成大的《揽辔录》等，从两宋留下的众多的日记来看，中国日记文献已经进入了初兴的阶段。元代九十多年，历时短暂，留存的日记较少，只有无名氏《征缅录》，记载元朝统治者和缅甸交战的史实，还有徐明善等少数几种。这可能与元代的统治者对汉族文化人采取歧视的政策，使士大夫不愿留下有关现实的文字记录。

明代帝王多标榜文治，“网罗图籍”，诏求“四方遗书”（《明史·艺文志》）。因此，文人武将撰日记和读日记而蔚成风气。从洪武到嘉靖时，出征记事之作崛起，万历时期更涌现出许多长篇巨帙，所叙或涉朝章典制，或属论学谈艺，或关旅行勘探，或详园林建筑，内容广泛，行文清隽。天启崇祯以后，明王朝由盛转衰，日记作者生于忧患，触景生情，直抒切肤之痛。形诸日记的作家有萧士玮、朱祖文、许德士、冯梦龙、陆世仪等。[8]

至清代，日记创作进入了中国文献上的鼎盛阶段，出现了不少长篇巨帙，有的超过一二百万字，所记内容非常广泛。清代官吏，不论大小，都有长期写日记的习惯。袁世凯手订的《袁氏家塾训言》对清代社会培养学生写日记的教育方面还有所反映：“头二班诸生，各立日记一册，将逐日所习功课，及晚饭后自修所读各书，别有心得之处，详细记载，届星期六呈阅一次，藉占志趣而稽勤惰。”[9]清初康熙雍正时期的盛世日记气势磅礴，名篇纷陈；另一方面是南明王朝的抗清之士排日记述抗清复明活动，乾嘉时期，学者竞写日记，堪称繁兴。道咸时期的日记名家辈出，如李慈铭的《越缦堂日记》，可以说在散文领域内是独树一帜。同治光绪时期随着中外交流的日益频繁，出现了大量的星轺日记，如郭嵩焘、曾纪泽、薛福成、张德彝、刘锡鸿等。清代日记保存下来的甚多，有的持续时间很长，如康熙时代的詹元相（1670——1726）是个农村的秀才，徽州博物馆保存有他1699至1706年的《畏斋日记》；清末民初的徐绍桢从1890年起几乎20年“未尝或辍，有时日在兵间，亦据鞍书之，偶与门人讲学，日录且盈数十页，盖所积不啻数百本矣。”《翁文恭公日记》前后写了47年，有二百数十万言。王闿运的《湘绮楼日记》今见者起始于同治八年（1868），结束于1916年，为时近半个世纪，1927年商务印书馆有铅印本，1977年有马积高主编的标点本。叶昌炽的《缘督庐日记》上起同治庚午的1870年11月5日，下迄1917年10月30日，前后长达48年。山西太原县清代举人刘大鹏（字友风，1852—— 1942）所著的《退想斋日记》从1890年写到1942年，前后记日记51年，现存41年，有乔志强标注本，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清代日记中最长的可能要数郑孝胥日记，郑孝胥（1860——1938）一生79年，几乎与中国近代史的首尾相当，在此期间中国所发生的政治、军事、外交、文化上的种种急剧的变化，在他56年未曾间断的日记中留下了他的亲历、亲见和亲闻。

就文献的数量来说，日记是文献山脉里最多的“富矿”。日记文献数量巨大，尚未发现的、分散的、未印行的还有大量的留存于世，价值很高者数量还不少，这也是日记文献特别诱惑学者的地方。钱锺书在《复堂日记序》里指出：“简册之文，莫或先乎日记，左右史记言动尚已。及学者为之，见彼不舍，安此日富。”[10]日记文献作为文献宝库中一种珍稀的史学资源，实在有进一步深入挖掘和研究的必要。

　　二、日记文献的分类

日记文献的分类方法有很多种，英国学者阿谁·崩松倍（Arthur Ponsonby ）在《英国日记作家》（British Diarists）一书中把日记的种类分成历史、宗教、游记与牧猎、社交与文艺、军事与职业、家庭、妇孺七类。[11]上海南强书局1933年出版的阮无名（阿英）编选《日记文学丛选》，该书分文言卷和语体卷两部分、文言卷辑录历代名人日记18篇，作者有范成大、陆游、黄淳耀、王士祯、姚鼐、陆陇其、王壬秋等；语体卷是一部现代日记总集。第1卷纪游日记，有陈衡哲的《北戴河一周间》、钟敬文的《海行日述》等；第2卷社会考察日记，有郭沫若的《灾区视察日记》、巴金的《京沪五日间》等；第3卷私生活日记，有周作人的《苦雨斋日记》、徐志摩的《眉轩琐语》等；第4卷读书日记，有鲁迅的《日记与夜记》、胡适《读书日记》等。两部分书前都有编者的序记。该书堪称是现代第一次对日记文献所作的科学分类。

方法的不同就产生了不同的日记分类，20世纪80年代起，有不少学者就日记的分类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如韩少华从日记的内容出发，认为日记可以分为备忘式、记实式、随感式、研讨式四类。[12]林乐齐编著有《现代作家日记》，文心出版社1989年出版，前言中对中国现代日记文学发展概貌及特点做了分析。其分类为记事备忘日记（排日记事型）和著述立言型（志感型、描写型、报告型、笔记型）两大类。[13]有从史料价值的角度来进行划分的，如罗以民在《日记与史学》一文中把日记划分为六类：一写给自己看的，这是日记的正宗嫡派；二是写给别人看的，如李慈铭日记；三开始写给自己看，又准备死后留给别人看的，如周作人日记，据手稿影印本，他在1949年后还修改过一次。四是完全伪造的日记，如《希特勒日记》；五真假参半者，如袁世凯《戊戌日记》；六特定时代的违心日记和伪日记。[14]也有对断代日记的内容与特点进行分类的，如冯尔康在《清代人物传记史料研究》的日记部分中，将清代日记归纳为生平日记、学术日记、差事日记和其他日记（如旅行日记）四类。[15]孔祥吉等就将晚清日记分为重要政治人物日记、学者型日记、一般文人日记三种。[16]而陈恭禄则将日记分为“真迹日记”与 “排印日记”等。[17]日本学者玉井幸助所著《日记文学概说》一书第一篇第三章为“分类的考察”，第一节专门讨论日记的分类，作者统计了550种中国日记，将这些日记分为三门六种二十类，六种日记分类为：一、家居日记：分日次记、回想记等；二、纪行游记：分诸旅行记（分公役、出征、事务、观光等）、行乐游记（分一日或数日）；三、一事件的私记；四、官记·起居注；五、随笔家集类：分学的随笔、一般随笔（分诗文、书画、好古、诸艺、感想、杂笔等）、古典注释考证校勘、读书抄录、修养谈·语录、教戒·规范、一般教养书、野史杂纂、古事谈·巷说、见闻杂录、人物评传、家集；六、创作日记。[18]这一分类虽然精细，但从文献利用上却略显烦琐。

参照崩松倍、玉井幸助等人的分类，根据中国的日记文献的实际状况，笔者从便利史料利用的角度着眼，兼顾形式与内容，把中国的日记文献分成以下十四类。

1）记事备忘日记：这是最为普遍出现的一种日记形式，此类日记数量最多。按日记下比较重要的事情，属于流水帐似琐碎记录，作者一般较少写出自己最真实的感想。其作用犹如吴宓所言：“体例一取简赅，以期能不中断，如电铃之扣码、书库之目录。凡藏储脑海者，他日就此记之关键，一按即得。故惟示纲目，而不细叙，藉免费时而旋中辍云。”[19]这些日记往往保留了寻找作者思想历程的重要线索，如《鲁迅日记》等。《张元济日记》也是比较典型的记事备忘日记，商务印书馆1981年出版，73万字，是作者1912——1926年间担任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所长和经理工作时的记事备忘日记，2001年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了经张人凤整理，增加了1926年辞监理后的日记，1937年日记的残本和1949年参加建国后的两会日记，总字数多达85万字，并制作了人名和书名的索引，极便使用。研究者则可以从这些流水帐式的细节描述中发现很多鲜为人知的材料，体味一种触摸历史真实的快感，很多张元济的传记和出版史的研究者都不同程度地利用过《张元济日记》。

2）工作日记：可以分为集体工作日记和个人工作日记两类，古代的扈从日记和差事日记、近代以来的航海日志等均属于这一类。如高士奇在康熙朝南书房行走，随同康熙东西巡幸，作有日记多种，为《松亭行纪》、《扈从东行日录》、《扈从西行日录》、《扈从纪程》等，其中除了沿途山川地理、地名由来、古迹风俗的记述，还有行程中君臣的对话和不厌其烦地记述自己受到康熙皇帝的赏赐和感恩之情，显然他这些工作日记是希望康熙详细审读的。乾隆五十五年（1790）七月至次年二月，王昶奉命到湖南处理工作后写下的《使楚丛谈》，除记录入楚后闻见的自然灾害的情况外。还叙述了汉江、沔江、洞庭湖等泛滥的情况。潘祖荫（1830——1890）八次派往西陵办事，写有《西陵日记》，1858年以正考官赴陕西，有《秦輶日记》等，都属于工作日记的性质。这类日记一般比较简明扼要，有的是分条提纲式的记录一天中主要的工作情况，以备日后查考，基本上不记录自己的思想。1936年上海生活书店出版的潘文安的《粤桂印象》，是作者参加1936年上海工商界两广实业考察团赴粤桂考察的文言体的日记，1940年上海杂志公司出版的白朗著的《我们十四个》，记述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组织的“作者战地访问团”1939年6月中旬至9月初的访问活动，云山樵的《锁闱日记》写了1931年7月参加国民党政府官吏考试的典试工作。这些都属于工作日记。前不久，浦东大桥政府每天记《民情日记》受到市民的欢迎，应该也是属于集体工作日记。

3）学术考据日记：这不是普通生活的记录，而是主要记录作者每天获取的新思想、新知识和新观点。其中包含读书日记，包括读书的提要、摘录、考证和批评。比较典型的有董康比勘日本所藏版本异同的《书舶庸谈》；李慈铭日记中选出的读书笔记《越缦堂读书记》，也是典型的后来经过了一定加工的学术考据日记。光绪十一年（1885）出版的谭献（1831——1901）《复堂日记》是经过其本人删润的，上半部是诗文评加读书札记的集萃，比较典型地记录了作者潜研经史百家的内容。1926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徐绍桢的《学寿堂日记》，据吴衍慈的《跋》中称：“书中讲明性理之学者为多，间有涉于考据词章，不过百之一二；其揽入政治时局，则千中之一而已。”他少年时代所写的日记，索性称为“读书日表”，记录“研经史”、“习文艺”、“讲吏事”、“记出入”四项内容。[20]可见主要也是读书考据。杨昌济1896年称自己每日自课五种，读《诗经》，写诗经日记；读《通鉴》，写通鉴日记，后来白天改念《礼记》，晚上阅览《左传》；以后日课变为六项，阅读《皇朝经世文编》、《御批通鉴辑览》、王夫子《宋论》以及时文闱墨，另外两项是写日记和念英语，他的很多日记，是典型的学术日记。1915年由商务印书馆印刷的清代学者林传甲的《筹笔轩读书日记》，也是记述他在1900年的读书心得。2001年江苏教育出版社推出的《黄侃日记》也是一部典型的读书考据日记。起于1913年6月20日，至于1935年10月7日（逝世前二日）。这些日记基本上是读书生活的记载，“访书、订书、购书、理书、借书与还书、翻书、点书、抄书、评书、讲书、写书，是《日记》的中心。”（吴永坤《附记之后》）日记按年月编排，有些时段直接以当时所读书所记载。如“读全史日记”、“阅严辑全文日记”等等。黄侃认为对于学者来说：“记日记是很好的方法，既可留下心得，又能锻炼手笔。”[21]

4）宗教人生日记：这种日记不是生活琐事的忠实记录，而是重在思想的轨迹的叙述，灵魂光点的及时捕捉，并借此使灵魂得到慰藉。这种日记可以举出的例子有孙奇逢的《孙征君日谱录存》，这是一部典型的理学家的生活和思想日记，孙氏之学“以慎独为宗”（卫荣先《日谱》序引汤斌语，见《日谱》卷首），强调以体认天理为要。日谱中有记主自我警醒之语，也有与友人及门人的问答之言。[22]1937年中国基督圣教书会出版的郭中一编录的《冯玉祥日记选抄》，就是从冯玉祥1920至1926年的日记中选出的有关宗教礼拜的部分，形成一本典型的宗教日记。1936年上海三味寺出版的宽道《消闲日记》，记述一个僧人从 1936年春节到5月间的日记。1996年中国世界语出版社出版了金满慈著、南怀瑾批点的《参禅日记》，该书记录了旅居美国多年的金满慈晚年慕道，用功坐禅，并将自己禅坐过程中生理、心理变化及学习心得作的详细日记。

5）游历探险日记：行旅者对山川风物、人情习俗的记录。如南宋陆游的《入蜀记》共六卷。乾道六年（1170）陆游由故乡山阴出发，赴夔州上任，沿途逐日记下他的旅行经历，详述山川风土并考订古迹，《四库全书简明目录》的作者认为该书“叙次颇为雅洁，辨订亦多有根据。”（卷六）元末宋濂《游钟山记》是 1361年按行程记录的游金陵钟山的经历，作者每到一处必叙其古迹掌故；明代王稚登的《荆溪疏》，是1583年作者往游江苏宜兴南的荆溪时所作。徐霞客的《游记》系三十年间探险旅行的实录，集中考察了地理、水文、地质、植物的自然状况。明代都穆一卷本的《使西日记》是出使宁夏所作的日记。其正德八年（1513）四月从京都出发，经河南、陕西，于六月底到达宁夏，出使途中，凡遇有山川形势，河流水道、名胜古迹、碑碣遗址、自然景观，皆亲往观览，遗闻趣事，均一一加以记录，并详加考订，如龙兴寺、望汉台、赵简子墓、比干祠、张果骑驴处、妲己梳妆台、化石、盐池等，对考古、历史地理和民俗研究，都有很高的价值。[23]万历中潘允端的《玉华堂日记》，起至1586，止于1601年，主要记述他在上海附近各县游历的生活，所记各种园林花卉颇多。王韬《扶桑游记》是他1879年出游日本的记述。从中可见当时日本与中国文化人之间的交流非常频繁，中日之间当时并无什么签证之类，中国士大夫的生活水平似乎要比日本士大夫要高。1936年上海宇宙风社出版有清代学者舒白香的《游山日记》，包括《天香随笔》十卷和《天香手稿》二卷，是作者1804年游庐山的日记。漂泊日记也属于这一类，如1928年亚东图书馆出版的刘复的1927年4月至11月的漂泊生活的日记。

6）使行日记（星轺日记）：专门指外交人员、官方人员或私人在出访途中或回国后写的有关出使和考察的日记，是传统“使行文献”重要的构成。中国历代王朝都有要求出使大臣回国后完成出使游历记的规定。《周礼·秋官·司寇》中称周朝就有“大小行人之官”，主要职责为四方宾客往来的外交活动，“俾得以周知天下之故。”规定“小行人使适四方，所采风俗别善恶之事，各各条录，别为一书，以报上也。”[24]北宋宣和五年（1123）二月至八月，徐兢以国信所提辖官身份随使高丽，归来后写了《宣和奉使高丽图经》。全书记述了宣和奉使高丽从受诏、治装、出海，到受到接见以至回程的全过程，留下了宋代中韩外交的礼仪与交往方式的资料，成为研究宋代中韩关系史的重要文献。明朝有倪谦的《朝鲜纪事》一卷，是记录1450年奉使朝鲜纪行之作。出使日记在晚清一般称“星轺日记”。从19世纪50年代至20世纪初的晚清，共有数十位作者留下了考察西方史地风俗的百余种文献，其中大部分是驻外使领参赞等外交人员留下的“星轺日记”。如晚清郭嵩焘的《伦敦巴黎日记》，刘锡鸿《英轺日记》、张德彝《航海述奇》、薛福成《出使英法义比四国日记》，曾纪泽《出使英法俄国日记》、戴鸿慈《出使九国日记》等。使行日记集中反映了晚清以来与外国交通发达后通过外交官和使行游历者眼光所获得的“天下诸国”的直接信息，如金绍城的《十八国游历日记》（收录“近代中国史料丛编续编”第21辑）记述了作者1910至1911年间考察日本、美、英、法、比利时等十八国政治制度、法律、监狱等实况。虽然这些游历见闻的日记有的比较肤浅，有的戴着深度的有色眼镜看问题，但多少都从一个特殊的角度，揭示了有关西方文明和域外知识的第一手资料。日本学者实藤惠秀将中国人考察和研究日本的日记体著作统称为“东游日记”，他毕生收藏的“东游日记”就多达227种，其中晚清的约150种，民国的77种。著名的“东游日记”有罗森《日本日记》、王韬《扶桑游记》、何如璋《使东述略》、傅云龙《游历日本余记》、黄庆澄《东游日记》、刘学洵《游历日本考察商务日记》、张謇《东游日记》、盛宣怀《愚斋东游日记》、蒋黻《东游日记》、缪荃孙《日本考察学务游记》、王景禧《日游笔记》、吴汝纶《东游丛录》等，内容涉及日本的政治、商务、农业、文化、学校教育和民情风俗等各个方面，是研究近代中日关系史的宝贵资料。

7）志感抒情日记：这类日记不注重生活小事的记录，而是一种真情的实录，这在清初遗民的日记中比较突出，如叶绍袁（1589——1648）的《甲行日注》8卷是明亡以后所写的一部日记。日记始于1645年秋，止于1648年九月。深感国破家亡，带着四个儿子出家为僧，开始了数年的流亡生活，日记正是他流亡生活的一种记录。记载了记主在清兵南下、吴中抗清义军起事失败后逃难的始末。从1645年八月二十五日记到1648年的九月二十日为止，期间正好是三年又一个月。真实地反映了明末遗民流亡生活的辛酸和悲苦，身受物质匮乏和心灵痛苦的双重折磨。在逃难中，他与江南抗清义军暗通消息，出谋划策，投笔从戎、跻身绿林。虽最后遁入山林，隐于佛门是他对清兵占领的一种激烈的抗议。日记处处以犬戎比满清，表达了对异族入侵的愤懑之情。叶绍袁所代表的许多明末知识分子遗民生活，在日记中也有反映，他对不参加清廷主持科举考试的知识分子进行表彰，对屈膝献媚的降清之徒进行斥责或冷嘲热讽，他们的坚定态度足以影响当时的民心向背。[25]黄淳耀（1601——1644）的《甲申日记》中不断强调气节，字字句句表明了对清王朝的不满。这一类日记中还包括恋爱日记，如1933年上海天马书店出版的吴曙天的《恋爱日记三种》，是记述作者1927年间在乡间和上海时所写的日记，卷首有其丈夫章衣萍写的序。

8）文艺日记：如明朝嘉兴人、万历进士李日华从事书画鉴赏四十多年，是晚明与董其昌齐名的文人画家。其《味水轩日记》是一部比较典型的文艺日记，起1609年，迄1616年，其间鉴别评论书画，附载艺坛逸闻内容多达百分之九十。因为他当时系画坛的中心人物，有机会看到许多名画，日记中有大量关于名画的评论，其中还有一些画坛的野史，如关于张择端《清明上河图》的“王生作伪临摹说”就是李日华听说记录下来的。乾隆时的吴锡麒（1746——1818）的《有正味斋还京日记》、《南归记》主要记述他由杭还京时与画家诗人交往，赏析书画拓本、赋诗连句的内容。同治年间的杨恩寿的《坦园日记》中，主要记述他聆赏各种剧曲的内容，其中对湘剧的批评尤多。他本人是个“颇有戏癖”的戏迷，常常是无论远近，不分寒暑，不问晴雨，都要去观戏，日记中记载两年中观戏总数有70多次，130多出，对每回观戏的具体地点、戏班和剧目全部加以记录，还有不少赏析文字。内容涉及剧情、艺人的表演和剧目等。[26]袁励准的日记手稿《秋篱剧话》主要记述的也是京剧演出的史料，所演剧目和简单的剧评，部分内容还涉及文明戏。[27]

9）战难日记：这种日记写于战争年代，有的是战争的参加者，有的是战争的受难者。这些日记以一种特殊的形式见证了战难，对于我们了解当时战争的整个过程、分析战争的胜败原因和战争所带来的灾难等，有着非常高的史料价值。如乾隆己丑庚寅年（1769——1770）王昶的《征缅纪闻》，记载了随从清廷经略大臣傅恒、副将军阿里衮出征缅甸，除叙述战争的过程外，还道出了清军最后“士卒染瘴病、殁者甚众”，被迫从缅甸撤军的原因。太平天国时期的汪士铎的《乙丙日记》、李准的《金坛守城日记》、《花溪日记》、鲁叔容的《虎口日记》、爱庐主人的《庚申日记》等，都有大量有关战难的描述，为我们了解太平天国战乱提供了第一手的资料。1938年战时出版社出版的郝梦玲、刘家祺著的《阵中日记》，是两位牺牲在山西抗日前夕的国民党将领的战时日记。1979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肖锋的《长征日记》，展示了1934年10月离别中央苏区，1936年12月到达西北山城堡的红军长征历程。杜鹏程将自己1947至1949年参加西北解放战争的日记直接取名为《战争日记》（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98年）。轰动一时的德国拉贝救助中国难民的日记和《东史郎日记》（江苏教育出版社1999年）、《东史郎战地日记》（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年），都是典型的战难日记。

10）科学日记：这种日记往往为科学家所记，多出于某种科学研究的需要，着力写下自己对某些问题的观察记录或科学思考的想法。科学工作者在实验、考察和研究的过程中，常常有联想和思考，其中往往蕴涵着一定的科学问题的追寻，对问题的咀嚼和反思，一下子很难形成完整的论文和报告，因此，科学日记是记录这些零碎而不系统的思想闪光点的最佳手段，是科学思想灵感的一种真实记录。如英国达尔文的《达尔文观察日记》。近代徐建寅1879年的《欧游杂记》描述了他参观考察德、英、法各类钢铁厂、机器厂、造船厂、玻璃厂、油烛肥皂厂等实录。1934年南京亚细亚学会印行的王应瑜的《黄河视察日记》就是作者1931年10月巡视黄河80天的日记，对黄河为害的原因，言之甚详，全书8万字，附照片49幅。《竺可桢日记》（1936——1949）可以看作是有关气象学、物候学、地理学的观察日记。1926年北京朴社出版的陈万里的《西行日记》描写了1925年春天作者参加了由美国华尔纳率领的美国敦煌考古队的活动。

11）家庭妇女日记：近代家庭中常有的一种日记形式，由家人轮流撰写，主要记述家庭共同的事情，这就是所谓家庭日记。1940年北京正气书局出版的林语堂的女儿林如斯、林无双用英语写的家庭日记《吾家》（黄景华译），内分“吾家五林”、“美国”、“欧洲”、“中国”4编，前有赛珍珠写的序。该书出版后销路很好，同年11月有上海港社的朱川译本；1941年有北京沙漠画报社的李木译本、1943年有桂林文风社的华明译本。还有女性日记，如1933年上海生活书店出版过作家鲁彦和妻子覃谷兰合写的《婴儿日记》，全书10万字，按月分为12章，记述女儿丽莎降生后一年内的成长发育为线索，记载了家庭的欢乐，人生的艰辛和时代的动乱。1935年上海女子书店出版有绿萍的《母亲日记》，收有作者通过日记记载婴孩的生活和成长的过程。郁达夫认为“家庭的琐事，也是反射社会风俗的一面镜子；像主妇的气愤行动，小孩的疾病治疗，男女佣人的脾气，日常起居的调度之类，也是日记的材料，这一种日记就是所谓家庭的日记；记者也许不很出名，而当我们读他或他的记事时，却也能感到无上的快乐。”他还指出：“妇人观察精细，并且也较多闲暇，所以记下来的日记，虽觉累赘，但在另一方面，却能把当时的琐事，比较正确完全地记叙下来。”[28]女性日记确有不同于男性的地方，特点是细致和琐碎，如清末外交官钱恂的太太钱单士厘（1856——1943）在1903年完成的《癸卯旅行记》，讲述她随同丈夫游历日本、朝鲜和俄国时的日记，叙述抒情绘景状物都极其细致，首次详细地向中国读者介绍了俄罗斯艺术，特别提及了托尔斯泰。1945年重庆青年文化出版社出版的李蓼编的《少女日记》，收有黎缇维、陆小曼、丁绿珊、王文宣、蔼娜、陆晶清、吴曙天、蔡文星8人的日记。1935年上海女子书店出版有影华等编的《少女日记》，收有影华、余沧粟等8人的日记，事实上是作为姚名达主编的“现代中国女作家创作丛书”的一种。女作家日记显然也应归入这一类，如1933年上海开华书局出版有张立英辑的《女作家日记选》和1935年中央书店出版有王定九编的《当代女作家日记》，收有谢冰心、丁玲、陈衡哲等14部日记。1936年上海仿古书店出版的俊生编的《现代女作家日记选》，收有谢冰心、陈衡哲、丁玲、陈学昭等10余人的日记；花城出版社1985年出版的著名女作家杨沫的《自白——我的日记》，对1945至1983年间的许多事记述得相当细致，如她记录了1966年8月23日老舍的死，确是非常珍贵的历史记录。

12）学生日记：学生是一个很乐意写日记的群体，有很强的自我意识，或自愿，或被迫的，因为很多学校规定中学生要写日记，而且学生日记往往有其显著的特点：纯洁而富有激情。其中也应该包括留学日记，如北京大学图书馆收藏有胡适1906年在上海澄衷中学的日记，从中可以见出当时上海中学教育的实况和中学生社团活跃的情景，如他们成立的社团有“阅书社”、“理化研究会”、“英语研究会”、“球会”、“运动会”等。从该1906年《澄衷日记》所附录的课程表，可见该校的英语课时分量很重，星期一至星期六每天都有英语课，有《英文读本》、《英文文法》、《英文地理》、《英文默书》、《英文历史》、《英文作句》、《英文演说》、《英文作文》等，每周42课时，英文占15课时。从胡适和其同学选读过的业余英文读本如彼得·帕利的《通史》（Peter Parley’s Universal History ）、威尔斯的《世界史纲》（Outlines of World’s History ）、阿诺德·乔斯特（Arnold Jorster）的《国民读本》（Citizen Reader）、卡彭特《地理读本》（Carpenter Geographical Reader），可见当时中学的英语教育已经达到相当的水准。[29]《宋教仁日记》其实也是他先后在日本宏文学院和早稻田大学留学期间写下的日记，也属于学生日记。1947年上海三民书店出版有宓崇晖编的《高级模范日记》，选辑中学生日记148篇；1936年汕头市立女子中学编有《汕头市立女子中学学生日记选》。1934年北新书局出版的赵景深编的《青年日记》中所收19篇暑假日记也应属于学生日记的范畴。学生日记有时会以自己的激情和热情产生意料不到的文化震撼力，如2003年网上发布的宁夏回族自治区学生马燕的日记轰动了欧洲，被译成英、法、德、意多种文字，许多欧洲人被孩子向往复学的真诚愿望所感动，纷纷写信慰问、捐款，也引发了国内外学界对中国教育权、教育经费状况的考察和关注。马燕后来成为其所在村的第一个女初中生。

13）囚亡日记：被囚和死亡前的此类日记虽然不多，但其内容很丰富，心理反映往往非常真实，特别是死囚在被宣判死刑到死刑执行之前的日记，内容往往有非常相似的地方，如对父母手足和爱人的怀念，还有对童年时光的追忆。临死前的记述，对于理解作者的内心世界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如1931年出版的郑子健的《虎窟余生记》，描述记主从上海到福建途中遇海盗，被困惠阳140多天，写出了被困和窟中生活的情况。1938年汉口生活书店出版的王研石的《被日寇囚系半载记》是记述这位新闻记者在抗战初期的天津被囚半年间所写的日记。汪伪政权中陈公博与周佛海都存有临死前的日记。《陈逆公博狱中日记》1946年由上海大风社出版，是陈公博被判处死刑前的日记，从1946年3月15日至4月21日；而周佛海1946年11月7日以汉奸罪判处死刑，1948年2月28日病死狱中。他生前对日记倍加爱护，抗战胜利后日记被军统局查抄，他曾想以十根金条赎回，因家人反对而作罢。身患癌症、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的陆幼青（1963年10月——2000年12月），2000年8月据说他的生命只有最后100天了，在生命的最后一段行程中，他不想“默默地、全然静止地”等待着死神的召唤。“我要将死亡的过程袒露出来。但这不是死亡降临的恐惧，更多的是探讨活着的价值，让所有的癌症病人关注生的意义。”他每天清晨6点半起床，捧着电脑写我真实的生活，一篇二、三千字的日记，要用去他四五个小时，他要在这100天里把自己的“文字带给另一些人，那些在我们身边，还在苦苦地跟癌症作战的人。”[30]

14）外人在华日记：这一类别是指曾来华活动或在华长期居留的外国人写下的与中国有关的日记。如清初在宫廷中服务的法国耶稣会士张诚的日记。张诚（1654——1707）1688年受法王路易十四的派遣到中国来传教，抵华后认真学习汉文和满文，1689年曾参与中俄双方的尼布楚条约的谈判，不久留在宫廷中为康熙讲授天文地理、数学医学知识。皇帝出塞巡行，也常随同前往，1707年病故于北京，1972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张诚日记》，描述了他 1688年5月29日至1689年6月12日首次随中国使团参加中俄边境谈判，1691年5月至9月随康熙参加多伦会盟；1692年9月至10月随康熙巡视蒙古地区的经过。译文是据1735年出版的荷尔德神甫编的《中华帝国和蒙古地理、历史、编年史、政治与自然状况的概述》一书的英文版，由张宝剑译出。葡萄牙传教士徐日升（1645——1708）的日记，被他人整理成《耶苏会士徐日升关于中俄尼布楚谈判的日记》，商务印书馆1973年出版中译本。收藏在荷兰国家档案馆的荷兰东印度公司档案中保存着菲力普·梅的一本日记，作者曾被印度公司派往亚洲，在台湾住了十九年。郑成功登陆后，在与荷兰侵略者谈判中，梅氏参加了谈判的过程，并协助郑成功测量屯垦土地。在日记中梅氏逐日如实记载了1661年4月30日至1662年2月9日郑成功收复台湾过程中在台湾的生活情形。在他的笔下记载了赤嵌城的荷兰殖民者投降过程和郑军分配屯垦的状况，郑军与荷兰军对峙的形势图，赤嵌成地理位置图等在日记中也有详细的介绍。这本《梅氏日记》首次公开，由台湾史学家江树生译注。[31]近代这类日记更多，如记北京西什库教堂1900年被围事的安特雷《京师拳祸记》；北京天主教樊国梁主教的《樊主教日录》，记述1900年5月13日至8月16日的事件。其他还有英国使馆职员笛南姆·威尔（辛普森）所著的《庚子使馆被围记》，所述系作者 1900年5月12日以来两个多月的亲历、亲见、亲闻，逐月逐日地记载他眼中的义和团运动及各国使馆被围的内部情况，他叹息租界里平静生活的被打乱，从个人性命能否保留到对大英帝国利益的忧虑。他本人还亲自参与对义和团的屠杀和参与对紫禁城皇宫的抢劫。我们现在所知的有关圆明园被焚烧和抢掠的记述，都来自英国谈判代表额尔金的日记和军队指挥官格兰特的日记，因为他们是1860年这场持续三天的浩劫的见证人。这一部分又易和战争日记混淆。《傅兰雅日记》的“驶向中国”的部分曾在1997年的《档案与史学》上连载，原件现藏美国加州大学的伯克利分校的图书馆，是他1861年首次来华的途中日记。外人日记还包括外国人直接用中文撰写的日记，其中最突出的是朝鲜赴京使团留下的明朝成书的“朝天录”和清朝成书的“燕行录”。《朝天录》有台北珪庭出版社1978年刊本，共4册；《燕行录选辑》有汉城成均馆大学校大东文化研究所1962年版。其中有不少珍贵的资料，如徐浩修1790年随使团来京，所撰《燕行纪》记载了乾隆晚年和珅“代传皇旨”，以及福康安、福长安如何联手对抗和珅的情况。朴趾源（1737——1805）的《热河日记》，记述他1780年随朝鲜赴京使团从鸭绿江到北京、热河（承德）后所写的庞大的记行文，该书大部分为日记体，也有随笔、政论文等，比较全面描述了清朝的政治、经济、文化、风俗和名胜古迹。对于研究当时中国社会的风貌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1887年朝使李承五写有《燕槎日记》4卷，逐日记述使团往返途中的所见所闻，使团与中国官私间的交往。晚清还有很多日人在华日记与历史研究的关系极为密切，如日本冈千仞于光绪十年（1884）至十二年来华旅游，写有日记——《观光纪游》10卷。《近卫笃磨日记》、《井上雅二日记》有大量内容涉及戊戌变法和康有为、梁启超在日本活动的记述，以及长江流域自立军活动的史料，这正是中文文献中所缺乏的。[32]

文献的分类总难完全合理，日记文献亦是如此。日记中最多的还是复合型的。如《胡适日记》、《吴宓日记》既是记事备忘式的，又是学术考据式的，也不乏志感抒情的内容。游历探险日记自然也会有科学的内容，有时又与文艺日记有关。使行日记（星轺日记）也会有游历探险的内容。陈左高的《中国日记史略》和《历代日记谈丛》两书，虽前后相隔十余年，但都是将中国的日记文献按时代的先后分类编排，基本上没有进行性质上的区分，实在也有其不得已的苦衷。

三、日记文献的史料价值

真实性是日记的生命；内容的保密性、形式的灵活性、选材的广泛性、志感的自由性构成了日记的一般特点，也正因为如此，日记文献在历史研究的史料利用上有着其他文献所无法替代的价值。

1、日记文献强调尊重客观事实，是考订史实、补正历史的重要依据。

“做日记的人，应该有忠实的态度，对自己的生活忠实，对环境忠实，用着一付忠实的态度，由你自己锐利的观察结果，忠实的写出来”。[33]这就是说日记是第一手的史料，一般来说它是回忆录和自传的素材，当然比自传和比回忆录有更高的史料价值，往往可以纠正传主叙述的真伪，揭示回忆者企图隐瞒的事实。日记和回忆录的最大不同，在于日记是记载当事人亲身的经历，一般应是实录，因此，日记较据正史、传闻记述的故事和回忆录有着更为可靠的真实性，可以据此补订史实。如康熙曾经对其子说自己亲手杀死过很多老虎，有的学者对此有疑虑，后来公开的《张诚日记》中称康熙确实用火枪亲自射死过三只老虎，并且有详细的过程记录。康熙甚至能左右开弓，骑术过人。[34]金安清所著的《林则徐传》称传主主张严禁鸦片，奉旨入京，道光皇帝曾召见过他19次，但根据后来抄见的《林则徐日记稿》，显然只有8次。像皇帝召见这样的大事，林则徐决不会漏记的。现在我们所说的李秀成被捕后的乞降变节行为的主要根据一是他囚笼中所写的《李秀成自述》，另一就是曾国藩、曾国荃的机要幕僚赵烈文的《能静居士日记》。赵烈文参与了刑讯李秀成的全过程，他与李秀成有几次谈话，有直接的答问记录。有人怀疑会不会有故意伪造的可能。但就在同一本日记中，赵烈文记录了天京陷落后清军的烧杀淫掠和曾氏兄弟与李鸿章和左宗棠之间的明争暗斗，可见日记的记录是真实的。理论上讲一切重要的历史事件一般都会见之于名人的日记，因此日记还有重要的证伪作用。如通行的教科书现在都称康有为在获悉《马关条约》的消息后，邀约120余名举人至松筠庵集会，联名上书，与会者在康有为起草的万言书上签了名。5月2日，各省举人排着里许长的队伍，向都察院递呈。其实当时反对签约的人甚多，有封疆大吏和大批现职官员，也有数百名举人，但据说有上千人签名的这封著名的“万言书”却不见于当时人的日记，倒是1895年7月10日的《申报》上刊有康有为的《公车上书记》一书的出版广告，此距松筠庵的会议只有68天，有人怀疑所谓“公车上书”可能又是康有为的一种弄虚作假的“作秀”行为。

日记文献留下了许多历史事件发生过程的记录，可以补正正史记载的不足。如清末新政中制定了许多新法，但究竟有无起草出宪法一直是个谜，而《汪荣宝日记》手稿中详细和清楚地记录了中国第一部宪法草案《钦定宪法》的内容和草宪的全过程，以及起草者的观点和心态。[35]《张文虎日记》同治八年三月二十日（1882年5月1日）写道：“耶稣教人所建讲书堂每日聚众，讲其所谓耶稣救世、代人赎罪、劝人入教者，不厌不倦，已为可笑。今竟有妇女持教者亦聚众讲书，高立台上，口讲指划，与盲婆唱书相似，廉耻之道尽矣。”[36]这里的妇女应该是指中国妇女，可以考见19世纪80年代已有中国女性传教士聚众传教了。有的日记作者，处于显要的地位，接触面广，处理的事物较多，根据自己亲身的经历写下的政治内幕的消息，处理事件的是非、得失和当时人所负的责任等，常常是重要的历史资料，如《曾国藩日记》。一般的历史书上很难知道清代皇帝是在什么时间会见大臣的，而在日记中我们就知道清代皇帝是在清晨处理政务的，因此住在紫禁城外的军机大臣半夜就得入值，军机大臣王文韶日记、《曾纪泽日记》都记述他们是半夜二时办公。因此中国官员多不能参加驻京外交官的晚间活动，这是否影响中国官员了解外交信息还是很值得研究的问题。上述这些内容都是我们在正史中无法看到的。

日记还有重要的记事簿作用，可以据此考订历史事件发生的确切时间，如甲午战争的丰岛海战中，日舰发动突然袭击打响第一炮的具体时间是记录在近年发现的《济远航海日志》中的。该志称1894年7月25日上午七时四十五分，“倭三舰同放真弹子轰击我船，我船即刻还炮。”[37]一般近代史都认为张之洞撰写《劝学篇》进呈，是在戊戌政变之后为了表白自己不同于康、梁，而据《郑孝胥日记》，进呈《劝学篇》的时间确实是在戊戌年（1898）七月二十七日，即在戊戌政变之前。以前人们一直没法确认毛泽东与胡适见面的时间，后来就在胡适日记上发现，1920年1月15日记有“毛泽东来谈湖南事”一条，对照毛泽东7月9日发给胡适的明信片的内容，可以确认他们会面的事实。三联书店在介绍《吴宓日记》时称，该书是吴宓数十年学术生涯、个人际遇和在学界的活动与交往情况的记录，也是二十世纪中国学术史、教育史的珍贵记录。正是从这种意义上，柳诒征在为赵彦称的《三愿堂日记》写的题记里指出：“国史有日历，私家有日记，一也。日历详一国之事，举其大而略其细；日记则洪纤毕包，无定格，而一身一家一地一国之真史具焉，读之视日历有味，且有补于史学。”[38]

2、日记是研究历史人物最好的素材，也是记主内心世界最真实的记录，因此是研究历史人物生平与思想的宝贵文献。

最早利用日记文献来研究历史人物的是清末学者金梁，所编的《近世人物志》就广泛地利用《越缦堂日记》、《翁文恭公日记》、《湘绮楼日记》和叶昌炽的《缘督庐日记》中关于人物的内容，形成此书。他认为李、翁等四人的日记，对所记人物的评骘，“不必即为定论，而与通行史传，颇有异同，实足备参考。”四人日记中所涉及的人物约600位，皆近代要人。其编排方法是以人物为纲，将不同作者关于某人的记述，排列在其名下，并以日记出现的时间先后为序。如关于缪荃孙的资料，摘自李、叶日记，内有他的学识、为人、作史、族亲诸事，特别讲到缪氏在史馆为某人是否立传而据理力争的刚正不阿的品格，缪氏在自撰的年谱、日记中也叙述此事，但经他人道及，史料价值就显现出来了，[39]早期没有人物照相资料，而日记作为一种私人化的文本，往往会有人物形象细节的生动记录，如新发现的荷兰《梅氏日记》就提供了郑成功外形的第一手宝贵资料。该日记生动地描述了郑成功的相貌与性格：“郑成功坐在铺有刺绣桌布的桌子后面，身穿麻纱长袍，头戴插有羽毛的褐色尖角帽”，“他年纪约四十岁，皮肤略白，面目端正，眼睛又黑又大，很少有静止的时候，不断到处闪动。胡子不多，但长及胸部，说话的声音严厉，咆哮又激昂，右手拇指戴着一个大的骨制指环”。[40]再如《曾国藩日记》记载清军攻下南京后：“熊登武挖出洪秀全之尸，扛来一验，胡须微白可数，头秃无发。左臂股左膀尚有肉，遍身用黄缎绣龙包裹。”[41]当时洪秀全只有50多岁，似乎已非常衰老，肯定不像我们所看到的洪秀全塑像那样伟岸。光绪十一年（1885）五月十四日（6月26日）《郑孝胥日记》描述李鸿章：“中堂颀然，赤面白髭，望之甚伟。声亮而和，谈吐颇有条理。”[42]日记中会留下一些非常逼真的场景描写，如光绪九年（1883）二月十七日（3月25日）记乡试座师宝廷：“先至书厅，几榻殊草草，旁列残花数盆。奴仆羸敝，院落静无人声。雨后莓苔初生，湿土中渐作绿意。有顷，竹坡方出，服敝服，裂处露棉几尺许。”清流派人物宝竹坡的清苦生活景象历历在目。而与显宦徐桐的府邸又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厅中书史环列，中悬姚伯昂联，左右壁则门人颂德之文，院体，书以金笺，大率皆已掇巍科者。盖京师以鼎甲为重，若其文翰，则俗弱鄙稚，无入目者。”[43]（同年4月2日日记）而德国税务司德璀琳的住宅则另有一番景色：“园中绿荫甚繁，中空亩许，芳草如缛。双鹤高三尺，尚是鹤雏，高步睨视，缟衣朱顶，舒翮俯仰，若将起舞，容止疾徐，甚都且闲。寥廓之质，云霄之姿，不虚也。”[44]（1885年8月16日）这些描述给了我们很强的历史现场感。

林华《日记文作法讲话》一书中指出：“人类的心理好似海洋的波浪一样，时常千变万化的，日记的作者，不特要写出自己内心生活态度，并且要分析揭破自己心理的变化——变化的姿态和变化的历程。”[45]日记除了记录历史人物的活动外，还常常记录了个人生活中的一些最秘密、最深沉、最亲切的感情，可以说就是自己写给自己看的书札。作为最纯粹的私人写作，日记反映了个人精神生活的隐秘领域，而这些恰恰正是正式的官方史书中所缺乏的内容。鲁迅在《华盖集续编·马上日记》中写道：“我本来每天写日记，是写给自己看的；大约天地间写这样日记的人们很不少。……不象做内感篇、外冒篇似的须摆空架子，所以反而可以看出真的面目来。”[46]正因为日记有私密性这一特点，因此记主在日记中常常直抒胸臆，臧否得失，畅言无忌。其中可以看到许多历史事实的真相，和作者本人最真实的想法，往往是抒发肺腑之谈和由衷之言，即所谓志感的自由性。张佩纶的《涧于日记》，对其岳父李鸿章在甲午后屈膝求和，认为负疚实深，还不及深闺中的女儿。张謇的日记中，根据他长期与张之洞的交往，他写下了南皮有五气的印象：少爷气、美人气、秀才气、大贾气、婢姬气，这些真实看法往往只能在日记中才能找到。《郑振铎日记》中记有他喜欢“雀战”，并多次在日记中发誓戒赌，但又再次重犯。《郁达夫日记》中很喜欢记载钱塘江畔花牌楼和杭州拱宸桥两地的妓寨和妓院，宋云彬日记也记述自己和徐铸成在解放后还逛过八大胡同的妓院。这些日记作者在世时是肯定不愿意将此类日记内容公之于众的。无怪乎邓云乡称：“我最爱看古人日记，在日记中看到的大都是活泼泼的坦率自然的活人，在文集中看到的则是衣冠整齐、道貌岸然，甚至装模作样的假人，而在历史书中则常常看到的是斧削的或殡仪馆化了妆的死人、假人，死人自然都没有活人亲切好看。”[47]一些写给自己看的日记，往往为了保证私密性，而采用一些特殊的符号和文字，如赵元任的日记，有时使用五线谱，有时是图像，有时是外文和方言，有时夹杂着只有其本人才明白的符号。日记文献是记主自己内心的最为隐秘、最为深刻的思想的独白，因此，从某种意义来说，日记也是思想史和心态史研究最好的第一手资料。

3、日记选材形式的广泛性，使日记中常常保留了各种问题大量线索，是社会文化史研究提供了绝好素材。

一些记事备忘日记往往会留下关于社会生活的广泛记录，如著名学者浦江清在1929年初的日记中记述自己所记日记的宗旨：“练习有恒的笔墨，一也；作日后追忆过去生活之张本，二也；记银钱出入、信札往来，备一月或一年内查考，三也；记零星的感想及所见所闻有趣味的事，备日后谈话或作文的材料，四也。”[48]其所著《清华园日记·西行日记》中留下了当时南北市场的行情、战后大后方民生艰难、解放之际北平海淀货币流通的实况。普通日记多记录日常天气的实况，这就为气候的变化，为一个历史时期，特别是古代的气象学提供了可贵的数据。如明代文学家李日华的《味水轩日记》起于万历三十七年己酉正月，终于万历四十四年丙辰十二月，共八卷，每年一卷。作者不仅对每日的天气情况记载非常详细，而且也记录了一些奇特的天文景观，对于气象学史的研究者，提供了当时详尽而真实的天气资料，对于研究地区气候变迁和研究某种天文现象出现的规律，都是非常宝贵的记录。竺可桢的有关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初步研究的报告，就曾引用了元代郭畀《客杭日记》、陆友仁《砚北杂志》中有关气象描写的资料。吴锡麒的《有正味斋日记》记录了记主沿运河从北京南归的水利网和漕运等，是研究扬州、淮安、天津等重要关口的运河地理资料。再如历史上的物价是经常变动的，而有时在正式的文献中很难找到这方面的资料，但根据大量当时人所写的日记收支帐册，我们就可以还原当时的物价的情况。如婺源詹元相（1670——1726）于康熙四十一年（1702）从家乡出发，经杭州到金陵参加乡试，日记记录用项，如 “屯溪搭船到杭州，计银六银八分”；苏州“叫船到丹阳，去银一两三分”；在句容住在王姓家里，每日交银三分半，以及当时田租、粽子等价格等，可见当时的物价和撰主的经济状况。[49]阅读学术论著我们总是希望其写得简练，讨厌烦琐。但对于日记却不一样，往往希望其越琐碎越好，如根据安吉日记载录的1794年前后七、八年间琐碎的用布细帐，就可略见乾隆时期物价递变的具体指数。根据《鲁迅日记》，就可以看到当时的书价、西餐店的价格和当时大学教师的工资和消费的情况。陈明远《文化人与钱》（百花文艺出版社2001年）一书中就大量利用了鲁迅、柔石等人的日记，考察当时北京、上海等地文化人的生活环境的。

西方文化的影响研究，一直是比较难把握的内容，因为清代许多学者都讳言自己受过西学的影响或自己在异域环境中因为文化差异所陷入的窘境，但日记中却往往会留下一些非常真实的记录。如明末清初开始了中西交往的过程，理学家孙奇逢的《孙征君日谱录存》和清初理学家陆陇其的《三鱼堂日记》中都有与西学接触的记录。前者记述顺治八年九月十五日记有“西学谓有始而无终者，灵魂是也；人死后灵魂不散，但非饥食渴饮有形体之物。”后者记述了记主多次到天主教堂观自鸣钟、浑天球，与传教士南怀仁、利类思等讨论历法问题，从他们那里得到了《主教要旨》、《御览西方要记》、《不得已辩》、《超性学要》等多种西书，并可以见出当时民间研究历法的人很多，市场上也有历法书出售。[50]1886年出任美国、西班牙、秘鲁三国公使的张荫桓在日记中记录了自己因为不懂外语而常常在外交场合陷入窘境，如1887年2月3日晚上“赴总统宴，不带翻译”，结果搞得非常狼狈：“余不谙西语且不认识，直无从周旋。”1888年6月13日他与美国和法国机器师同舟外出，两位“时为余排闷，特言语不甚通，翻译又不暇，仍闷而已。”而同一场合的日本使节：“倭使携妇致敬，西装西语，灵慧趋时”，与自己的笨拙形成鲜明的对照。多次写道：“自愧不谙西文”：“弥悔不预习西国语言文字，各使总以能谙他国方言以为称职。”并强调在中外商业贸易中掌握外语同样至关重要：中西人合股生意“当在华订办时，西人巧为迎合，方深信之，及抵外洋，言语不通则事事受其挟制。”华商杨兴赴西班牙参加“赛会”，“亦为西人所挟”，“此皆不谙西语之亏也。”[51]《郑孝胥日记》中则留下自己1891年6月20日在与其一起在日本使馆任职的李一琴劝导下，于7月21日开始学“英国语言文字”的记录：“每日四字，各二体，凡八字也。”以后的日子里经常有“受英语”的记录；1892年11月17日与李一琴“至丸善书肆买英文书数种。” 李一琴还将英国人学华语的教科书《公余琐谈》、《英文捷诀》送给他。1893年4月18日他还在报纸上登广告“请英文先生”。1893年11月17日他还托人买了“英文《地理志》及《地球略史》。”[52]可见其英文已大有长进。这些有意思的记录在正式的官方文件档案里都是无法看到的。

普通日记的顺序都是按时间序列编写的，有的日记跨度极大，如岳麓书社1997年出版的王闿运《湘绮楼日记》，上起清同治八年（1869），下迄 1916年，这是中国社会发生巨变的时期，王闿运以其特殊的身份和学识，记录了近半个世纪的社会变化，这对于了解和研究清末民初的文化、历史、政治，具有很高的文献价值。《退想斋日记》的作者刘大鹏在科举制度废除前后的一二十年间在山西太谷县一富商家塾中任塾师，刘家又世居山西的首县太原县，太谷是富甲山西的商业集中地区。刘大鹏一生所居均属中国内地经济条件较好且信息较流通的区域。罗志田所写的《科举制的废除与四民社会的解体》一文的副标题是“一个内地乡绅眼中的近代社会变迁”，就是以《退想斋日记》作为基本资料。指出刘大鹏眼中山西与北京、开封等地在晚清多方面的差异，从信息传播和信息掌握的角度，提示了近代中国各地思想和心态发展不同步这一现象的第一手依据。[53]日记选材不拘，形式各一，可以是客观的描述，可以用写信的方式，可以用随笔的形式，也可以是写成片段的不连续的杂感式的记录。日记文献不仅对于考订事件发生的前后关系和编写记主的年谱和学谱都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而且也是解剖近代社会文化变迁的绝好资料。

4、日记与作者正式发表作品之间具有互证作用。

日记是一个人不断地发现内心世界，并发展和积累自我人格的过程，也是一种审视自我与进行内心交流的重要手段。因此，日记是作者思想最原始的记录，对于一个想成为作家或从事写作的人来说，写日记是非常重要的一环。一个从事任何类型写作的人，不管是文学家还是思想家，在真正发表自己的作品前，都有一段或长或短的前写作阶段，在此阶段中，日记的写作占有很大的分量。周国平指出：“一切真正的写作都是从写日记开始的，每一个好作家都有一个相当长久的纯粹私人写作的前史，这个前史决定了他后来之成为作家不是仅仅为了谋生，也不是为了出名，而是因为写作乃是他心灵的需要，至少是他的改不掉的积习。”[54]而这种私人写作往往与其后来的公开写作之间有着非常密切的关联。由于不是出于发表的需要而是出于心灵的需要，因此早期日记也是研究一个作家或学者后来作品的思路和文风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材料。以20世纪90年代发现的《司马光日记》与其存世的十六卷本记载宋太祖至神宗旧事的《涑水记闻》互相比照，可以发现司马光删编材料、撰写史实的许多有趣的问题。胡适称自己的留学日记中记载了“自己的文学主张，思想演变，都写成札记，用作一种‘自言自语的思想草稿’ （thinking aloud）”。他认为这种思想草稿对于将来的写作是非常有帮助的。[55]我们将其日记与其后来正式发表的文学革命的理论相对照，可以清楚地找到胡适思想发展的线索。

5、日记文献中的矫饰和删改问题。

有些日记是在记主在世时就准备公开出版的，因此在撰写的过程中已经考虑到公共发表的可能性，其中的记述难免有矫饰和虚假的因素，如《越缦堂日记》，晚清文廷式就批评李慈铭日记“是非亦多颠倒”，“其《日记》以意气之盛，时伤偏激，然论学书事，可供甄采，毕生致力，勤而有恒，闿运《日记》，未能与侔也。廷式尝摘抄慈铭《日记》，间加批识，并有小序云：‘李莼客《日记》数十册，尚未刊。其中论时事，记掌故，考名物，皆有可采。匆匆阅过，未能甄录，颇觉可惜。’”[56]鲁迅批评他抄上谕，希望将来有“御览”的可能。达官贵人忌讳多多，因此有的日记记述极为简略，如曾国藩日记纪事过于简略，后人光靠日记难以搞清所记事情的来龙去脉。翁同龢日记中同样存在隐瞒事实的问题，如甲午战后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到北京活动，翁同龢亲往其寓所访见，请李赞助维新改革，事见于李提摩太的英文传记，但在翁同龢日记中却未见记载。[57]曾纪泽在日记写作时也已考虑了面世后的问题，他命从官持续缮录副本，并且核校，删削寻常琐事，增补重要内容。已有学者通过刊本与手稿的校对，发现他对光绪四年日记进行过多次修改，目的无非为了表白自己不畏艰险、为国尽职，显示自己在处理外交事务方面较之郭嵩焘更高明。[58]胡适的《日记》无疑是研究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史的珍贵文献，但日记也有隐晦和矫饰，后来公布的他与美国一位图书管理员韦莲司小姐（Miss Edith Clifford Williams）的英文情书，[59]可见他日记中并没有真实记录自己隐秘的感情生活。他的日记并非事无巨细，而是有审慎的内容选择，所记者“凡关于吾一生行实者；论事之文；记事之有重要关系者；纪游历所见；论学之文。”[60]钱锺书在给《吴宓日记》所作的序中称：“其道人之善，省己之严，不才读中西文家日记不少，大率露才扬己，争名不让，虽于友好，亦嘲毁无顾藉；未见有纯敦厚如此者。于日记文学足以自开生面，不特一代文献之资而已。”[61]其实吴宓写日记也有将来面世的想法，如1915年1月1日他就称自己在写日记时要注意文字的表述：“行文必期于简练之功，口吻堂皇，词旨正大，使吾之日记，无不可为人见者，且当有永久之价值。”写的时候就在考虑将来的“为人见者”。因此，《吴宓日记》早期有些记录的隐秘性也颇令人生疑。

唐振常在《论史随笔》中写道：“因为人各不同，即自写日记自己看，也有人是让自己壮自己的观瞻。下笔之间，不免带有盲目性，虽然不能说就是欺骗自己，至少有自我陶醉之用。透过自得之情去状自己，看他人他事，难免亦失其真。我研究吴虞，看了他数十年间几十本日记之后，就有这种感觉。他在日记中说的，并不能完全相信。……尽管作为史料说，日记较之回忆录更为可靠一些，还得鉴别，分析，并从其人一生的行事与思想加以判断，并非凡日记皆可信。”[62]有的日记虽然最初是写给自己看的，后来自己又决定公之于众，因此就有必要将其中某些个人隐私和不宜公开的事件，经过删削，或者进行委婉的技术处理，这就大大影响了原来日记的真实性，如金梁最早注意到《翁同龢日记》中有所篡改，其中所反映的关于康有为的记述就进行非常精细的剪贴，1895年公车上书过程中康有为曾寻求军机大臣翁同龢的支持，曾到翁同龢处拜访，翁同龢也屈尊回访过康有为。戊戌政变后翁同龢害怕受牵连，将日记中康有为“狂生”的名字改成李慈铭，哪知道李慈铭一年前已经去世，因此日记的篡改就露了马脚。也有是出版者和后人进行的删改，如翁同龢后人翁克斋和张元济在出版翁氏日记时，删去了光绪初年郭嵩焘出使欧洲时他咒骂郭松焘的话，造成谢俊美在《翁同龢传》中得出了翁同龢支持郭嵩焘的结论。[63]曾国藩的日记同样有此类问题，如孙丽萍指出，曾国藩在仕途上先后受到权臣穆彰阿、肃顺的赏识与援引，而祁寯藻则与穆、肃两人积怨甚深，因此影响了曾国藩与祁寯藻之间的关系，但道光二十五年以后曾国藩的书信、日记中却很少提及穆彰阿；在数百万字的曾氏家书、信函中，对肃顺也几乎只字未提，这与后来穆被革职和肃被论斩有关。在诡谲的政局变化中，曾国藩精心删改有关文字，淡化与穆、肃的关系，是出于明哲保身的考虑。[64]因此利用曾国藩的日记和书札，同样要考虑到删改后真实性削弱的问题。

也有的日记整理者会因为各种原因删改日记原件，如吴汝纶日记生前有部分公开于《东游丛录》等书中，但为避免人事纠葛，部分有关留日学生学潮的若干意见也有所删节，1928年莲池书社刊行的由其子吴闿生编成的《桐城吴先生日记》，发表前则经过细致加工的，已不同于按日记述的日记，而成为一种分门别类的正式著述。再如《周佛海日记》的整理者蔡德金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出版的《周佛海日记》中“因出于某种考虑”而删去了“一九四三年三月二日、四日、八日、九日日记中，本记有中共地下党组织派冯龙对其进行策反的记载。”[65]

6、伪造的日记文献。

正是因为日记文献在历史研究中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史料价值，因此出现了出于各种目的伪造日记文献。有政界人物出于政治目的而编写的日记，如袁世凯为了掩盖他戊戌变法中出卖维新派的罪行，改变其给世人留下的“诈而无信”的形象，在《申报》上推出了《戊戌日记》，捏造情节称谭嗣同腰间带着凶器疯狂地威逼他参与政变。[66]英国的好事之徒白克浩司（Sir Edmund Trelawny Backhouse ）根据景善的生平资料，费尽心机地伪造了一本《景善日记》，曾译为中文，经学者考证发现其中漏洞百出，实为伪作。再如《石达开日记》，因为是有传说称石达开有“日拈笔自述其生平行事，小字密行，至盈四卷。殉国后，清川藩录一副本，庋之藩库，其真本则在臬库。闻两本皆尚完好无恙，蜀人多有见之者，云其文笔迥在李秀成上。”《春冰室野乘》亦有关于石达开日记的记载，称该日记四册“记载最详”。正是基于这样一种由头，世界书局的经理沈知方与通俗小说家许指严共同策划编造了《石达开日记》，当时许指严正为经济拮据所困扰，于是他们一起在福州路言茂酒店饮酒时决定了交稿日期，沈知方凭着自己敏锐的商业眼光，认为该书一定会有销路，于是慨然同意先预支稿费200元。许指严获得该款后，每天晚上动笔，他根据《石达开传》中的故事和种种传说进行编写，并自称“石在大渡河为川军唐友耕所败，进至老鸦漩，势穷被缚。在狱中述其生平事迹，及天王其事以来与清军相持胜败得失之由，为日记四册”。（许指严《石达开日记·自序》）托言自己得到四川藩库吏节录之本，“考订各家记载，联缀其事，润色其辞，将以便通好者之涉猎”，其实该书“事迹牵强，情节支离”，完全是洋场才子作文言小说之笔墨。[67]世界书局为此书大登广告，称许指严怎样得到原稿，信口开河乱吹一通，于是购者甚多，一版再版。[68]

四、余言

日记实际上也可以被看作是一种按年、月、日顺序编写的个人编年体史书，宋教仁将自己的日记命名为“我之历史”就是这层意思。编年体创作最初是属于官方编写历史的文件，如《春秋》所依据的鲁国史书，也可以视为一般不记载个人琐事的国家性质的“集体工作日记”。私人“逐日记事”形式“日记”的出现，可以说是一种文化的解放。个人将自己每日所见所闻、所感所思，用文字的形式记录下来，虽然并非是“国之大事”，但以鲜活的日常叙事，为我们提供了传统正史所缺乏的丰富的民间社会活动。这种私人日记数量的不断增加，形成了一种新的文献种类，即日记文献，从而自觉或不自觉地赋予了历史记述以不同的面目。日记文献将历史的记述从官方文献的纪事垄断中解放出来，形成了一种“民间语文”，打破了传统正史文献在历史表述上的话语垄断，这无疑是一种巨大的历史进步。

浙江大学教授郭汾阳提出，有必要建立一门“日记学”。因为日记、书信和年谱是文史研究的三大基础，近代以来的历史人物的日记公诸于世，无一不是给研究带来巨大的财富，通过这一文献的宝藏来发掘历史的底蕴，正是“日记学”的任务。[69]笔者以为日记作为一种文献，也是历史文献学研究的重要对象，日记文献分类是文献目录学的一个方面；日记文献所涉及到的稿本与刊本的问题、版本的真伪问题，是文献版本学的题中之义；日记文献所涉及的删削、增补、涂抹，原文中的避讳字等，都属于文献校勘学的组成部分；日记文献的标点、断句、原稿天地头补注追述文字的处理，日记中的外文翻译等，都属于文献整理的重要构成。所谓“日记学”其实就是“日记文献学”。

日记作为传记文献体裁之一，就文献史料的可信度和准确性而言，一般说来是评传不如回忆录，回忆录不如年谱，年谱不如日记。将作为史料的日记文献加以公开，绝对是一件大好事。但也要注意一种倾向，即将日记这种“非公共的创作”转化为一种公开的创作。如《天涯》杂志前不久连续不断地发表各种日记，如 1977——1978年的《高考日记》、1989年的《死囚日记》、1988——1991年的《商人日记》、1997年的《女大学生日记》，[70]并在该刊上陆续刊登当代人的日记创作。据钱谷融的《我与日记》一文称，现在还有人办了所谓《日记报》，专门用来公开人们的日记，而且还“旺盛”和“富有生命力”。[71]有的书商甚至在网上公开征集女大学生有隐私、有故事、有情节的日记，计划集结成册。[72]对此笔者深感忧虑，日记作为一种隐秘性质的文献价值或许会因此而发生异化，日记文献可能会成为某种商业利益而策划的创作。最近互联网上又出现了所谓的“日记革命”：Blog，汉语称之为网志，有的翻译成“博客”，是网络日志（Weblog）的缩写。从事Blog写作者将自己每天所见所闻的信息或心灵的感受，写在网络上以供众人阅读，让所有人都可以进入自己私密的空间来分享自己的私人生活。[73]笔者以为这类写作实际上已经丧失了日记的基本特征，即与自己单独进行灵魂对话的私密性，已经完全失去了。日记文献的可信度就明显下降，其准确性也大打折扣。日记写作成为完全公共状态下的产物，实际上演变成一种日记体的文学创作了。

注释：
1《胡适全集·日记》第27卷，曹伯言“整理说明”，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页8-9.
2也有介于日记文献和日记体文学创作之间的作品，如郁达夫的《日记九种》（北新书局1927年），是真实记述和文学创作的一种混合。有学者将日记列为 “传记文学的各种体裁”之一（参见萧关鸿《中国百年传记经典·序》，载《中国百年传记经典》第一卷，东方出版中心2002年，页17），笔者很难苟同。 “传记文学”本身是一个含糊的概念，“传记”应该追求高度的真实性，而“文学”是可以虚构的。
3原载《文学》月刊，1935年8月1日第5卷第2号。
4上述西文出版的信息来自法国菲力浦·勒热讷著、杨国政译《自传契约》，三联书店2001年，页183-184、191-193.
5陈左高《中国日记史略》，上海翻译出版公司1990年；《历代日记丛谈》，上海画报出版社2004年。国内出版日记文献的选本不少，其中也包含了一些分析和研究，1933年上海南强书局出版有阮无名（阿英）编选《日记文学丛选》，该书分文言卷和语体卷两部分、文言卷辑录历代名人日记18篇，作者有范成大、陆游、黄淳耀、王士祯、姚鼐、陆陇其、王壬秋等；语体卷是一部现代日记总集。第1卷纪游日记，有陈衡哲的《北戴河一周间》、钟敬文的《海行日述》等；第2卷社会考察日记，有郭沫若的《灾区视察日记》巴金的《京沪五日间》等；第3卷私生活日记，有周作人的《苦雨斋日记》、徐志摩的《眉轩琐语》等；第 4卷读书日记，有鲁迅的《日记与夜记》、胡适《读书日记》等。两部分书前都有编者的序记。上海天马书店1934年出版有朱雯选编《中国文人日记抄》，收入欧阳修、郭畀、李日华、林则徐等14人的日记，附有作者小传。长沙商务印书馆1938年出版有汪馥泉选注《古今名人日记选》，选录历代名人日记20篇。作者有李翱、欧阳修、黄庭坚、陆游、归庄、林则徐、曾国藩等，书前有选注者导言。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出版有《古代日记选注》，选录古人日记多种。上海书店1992年出版有郑逸梅、陈左高主编《中国近代文学大系·书信日记集》1-2集。
6林华编著《日记文作法讲话》，乐华图书公司1934年，页2.
7陈左高《历代日记谈丛》，上海画报出版社2004年，页1.
8陈左高《中国日记史略》，上海翻译出版公司1990年。
9邓云乡《水流云在书话》，上海书店出版社1996年，页50-51.
10谭献《复堂日记》，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清末王锡祺辑“小方壶斋舆地丛钞”初编、补编等收录过大量“使行日记”；岳麓书社20世纪80年代出版的钟叔河主编的“走向世界丛书”中又将多种使行日记进行整理，旁注要义，末附索引、译名对照。台湾吴相湘主编《中国史学丛书》初、续、三三编中收录清人日记15种，有不少是未刊手稿，史料价值珍贵。中华书局编辑出版有“中国近代人物日记丛书”，已出版有《李星沅日记》、《王文韶日记》、《翁同和日记》、《王韬日记》、《郑孝胥日记》等多种。上海人民出版社推出过“名人日记”丛书，其中有赵丽宏、沙叶新、王沪宁等个人日记。近年来日记文献出版已出现了小小的高潮，河北教育出版社推出有“近世学人日记”丛书，收录《张元济日记》、《桐城吴先生日记》、《鸥堂日记》、《张謇日记》等多种；山西教育出版社推出有“中国现代作家日记丛书”，收录有《郑振铎日记》等选本；上海书店出版社也推出“近现代名人日记丛刊”，出版有《张文虎日记》、《张荫桓日记》等。广陵书社影印的清人日记有《林宾日日记》、《潘祖荫日记》、《（袁）寒云日记》、《盛宣怀日记》、《越缦堂日记》等。大象出版社推出有“大象名人日记文丛”，出版有《周作人日记》等。
11郁达夫《再谈日记》，原载《文学》月刊，1935年8月1日第5卷第2号。
12韩少华一文载中国青年报知识部编《应用文写作知识》（档案出版社1983年），转引自乐秀良等《建立中国日记学的初步构想》，载《文教资料》1990年第5期。
13参见乐秀良等《建立中国日记学的初步构想》，载《文教资料》1990年第5期。
14参见宋云彬《红尘冷眼——一个文化名人笔下的中国三十年》，山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页5-6.
15冯尔康在《清代人物传记史料研究》，商务印书馆2000年，页213.
16孔祥吉、[日]村田雄二郎《罕为人知的中日结盟及其他——晚清中日关系史新探》，巴蜀书社2004年，页358.
17陈恭禄《中国近代史资料概述》，中华书局1982年，页213-218.
18[日]玉井幸助著《日记文学概说》，日本国书刊行会1982年，页139-149.
19吴宓著、吴学昭整理注释《吴宓日记》第2册，三联书店1998年，页19.
20徐绍桢《学寿堂日记》，吴衍慈的《跋》，商务印书馆1926年。
21《黄侃日记》，江苏教育出版社2001年。
22《孙征君日谱录存》36卷本，复旦大学图书馆藏有光绪十一年（1885）刊本，兼山堂藏版。“续修四库全书”史部第558至559辑有《孙征君日谱录存》36卷；前者有曾培祺等序言数篇：“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第20辑载有《孙夏峰先生日谱残稿》。
23都穆《使西日记》一卷，北京中国书店1959年影印嘉靖刻本。
24《周礼·秋官·司寇》“小行人”疏，《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79年，页894.
25叶绍袁《甲行日注》（外三种），岳麓书社1986年。
26杨恩寿《坦园日记》，陈长明标点，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
27陈左高《历代日记谈丛》，上海画报出版社2004年，页219.
28参见《再谈日记》，原载《文学》月刊，1935年8月1日第5卷第2号。
29曹伯言整理《胡适全集·日记》第27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页1-57.
30《面对死神，他仍在微笑——〈死亡日记〉作者陆幼青的故事》，载《新民晚报》2000年8月16日。
31《〈梅氏日记〉透视郑成功》，载《新民晚报》2003年5月30日第19版。
32参见孔祥吉等《罕为人知的中日结盟及其他》，巴蜀书社2004年，页369-374；汤志钧《乘桴新获》，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年，页348.
33林华编著《日记文作法讲话》，乐华图书公司1934年，页20.
34《张诚日记》，载《清史资料》第5辑，中华书局1984年，页166.
35详见王晓秋《清末政坛变化的写照——宣统年间〈汪荣宝日记〉剖析》，载《历史研究》1989年第一期。
36陈大康整理《张文虎日记》，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页175.
37戚其章《甲午战争史》，页54.
38赵彦称的《三愿堂日记》，《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94辑935号，页3.
39冯尔康《清代人物传记史料研究》，商务印书馆2000年，页233.
40《〈梅氏日记〉透视郑成功》，载《新民晚报》2003年5月30日第19版。
41《曾国藩日记》中册，同治三年六月二十八日，宗教文化出版社1999年，页335.
42劳祖德整理《郑孝胥日记》第一册，中华书局1993年，页60.
43劳祖德整理《郑孝胥日记》第一册，中华书局1993年，页33-34、36.
44劳祖德整理《郑孝胥日记》第一册，中华书局1993年，页65.
45林华编著《日记文作法讲话》，乐华图书公司1934年，页59-60.
46《华盖集续编·马上日记》，载《鲁迅全集》第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页308.
47邓云乡《水流云在书话》，上海书店出版社1996年，页85.
48浦江清《清华园日记·西行日记》，三联书店1987年，页24.
49《畏斋日记》，载《清史资料》第4辑，中华书局1983年，第235-266页。
50陆陇其《三鱼堂日记》，卷三，康熙十四年乙卯（1675）三月十九日、二十一日、二十三日；四月初五、初八、十三、十九日。1841年初刊本，同治九年（1870）湘乡杨氏重刻本。
51《张荫桓日记》，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年，页117、292、107、36、117、374-375.
52劳祖德整理《郑孝胥日记》第一册，中华书局1993年，页210、219、227、237、346、348、382.
53参见罗志田《权势转移：近代中国的思想、社会与学术》，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页161-190.
54《私人写作》，载《边缘思想：〈天涯〉随笔精品》，南海出版社1999年。
55曹伯言整理《胡适全集·日记》第27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页101-102.
56文廷式《闻尘偶记》，载徐凌霄、徐一士著《凌霄一士随笔》（三），山西古籍出版社1997年，页1088——1089.
57陈恭禄《中国近代史资料概述》，中华书局1983年，页207.
58刘志惠点校辑注《曾纪泽日记·前言》，《曾纪泽日记》，上册，岳麓书社2000年，页5-9.
59参见周质平《胡适与韦莲司：深情五十年》，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
60《胡适全集·日记》，第27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页233.
61《吴宓日记》，三联书店1998年，第1册，页2.
62唐振常《繁弦杂奏》，上海书店出版社1997年，页172-174.
63孔祥吉等《罕为人知的中日结盟及其他》，巴蜀书社2004年，页365-366.
64孙丽萍《曾国藩与祁寯藻往事辨疑——并析曾文正书信日记的真实性》，载《晋阳学刊》2000年第2期。
65参见蔡德金编注《周佛海日记》，中国文联出版社1998年，页3-4.
66陈恭禄《中国近代史资料概述》，中华书局1982年，页207-208.
67徐凌霄、徐一士著《凌霄一士随笔》（二），山西古籍出版社1997年，页383-386.
68栾梅健《民国掌故小说家——许指严评传》，载《挑开宫闱绘春色的画师——张恂子》，南京出版社1994年，页179.
69《日记：一种更可靠的文献》，载《北京日报·理论周刊》，2003年8月18日。
70《天涯记录：〈天涯〉民间语文精品》，南海出版公司1999年。
71载《新民晚报》2003年2月24日。
72《上海壹周》2004年10月27日B 新闻版。
73参见《Blog：公众关注下的私人生活》，载《东方早报》2003年9月26日，风尚版。
作者按：原载《复旦史学集刊》第一辑《古代中国：传统与变革》，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6月，第307—334页，论文部分内容曾在2005年6月26至28日由复旦大学历史系主办的“社会转型与多元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宣读，本次网上发表有若干增改，特此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