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go3星满级:尼克松访华时不吃中方早餐：中国污染太多

　　陈晓楠：1972年的中国就像是一部损耗过度的机器，只能够艰难得运转，两位最重要的领导人，毛泽东和周恩来已经过了挥斥方遒的年纪，步入了生命的最后阶段，然而尼克松抵达北京三个小时之后就受到了毛泽东的接见，这无疑是他此次中国之行最大的惊喜。

　　按照毛泽东的话来说，他和尼克松一个是社会主义魔鬼，一个是资本主义魔鬼，如今两个对立的人不仅坐到了一起，而且彼此并不厌恶对方。毛泽东的接见对尼克松而言，就像是一张盖了玉玺的通行证，为尼克松之后的访问扫清了障碍，而对中国这部劳损的机器而言呢，也就像是一股润滑剂，让它努力地回到正常的运行轨道。

　　解说：尼克松到达北京的当天晚上，为欢迎尼克松及夫人一行举办的盛大国宴在这里举行，一个小时之前尼克松和周恩来刚刚结束了两人的第一次会谈，相比谈判时的紧张氛围，此时的气氛显然让尼克松舒服了很多。

　　一个小时候后，我们在人民大会堂参加宴会，彼此又碰了头，这时中国方面的人好像自在得多了，这或许是因为我们的访问已经得到毛的正式许可，也可能只是因为我们已经开始合得来了。

　　大会致词：我们希望通过双方坦率地交换意见，弄清楚彼此之间分歧，努力寻找共同点，使我们两国的关系能够有一个新的开始。

　　尼克松：尊敬的总理先生和在场的各位来宾，我代表全体美国民众对你们的盛情款待表示真心的感谢。

　　解说：在当晚的宴会上，干杯成了使用频率最高的词汇，而对于入乡随俗的美国人来说，中国人餐桌上的酒文化还是让他们难以招架，即便是在外交场合久经考验的基辛格也不例子。

　　宴会上的中国人只有向美国人敬酒时才喝酒，嘴里欢叫着干杯，那可是言下无虚，当真每次都喝干的，敬酒的人显示自己的空杯，逼得无对方不好意思不跟着干杯，是谁都蒙混不过去，由于中国主人是我们的两倍，而且喝惯了他们自己的酒，于是随着一场接一场的晚宴，我们也就热情奔放起来了。

　　解说：在热闹的祝酒之中，现场军乐团的一首曲子将宴会的气氛推向了高潮。

　　江承宗（外交部新闻司记者处副处长）：国宴过程中间，中国的军乐队除了演奏中国的歌曲以外，居然还演奏了一首美国的民歌，叫做《美丽的亚美利加》《BeautifulAmerica》，居然演奏外国的歌曲，民歌，美国的民歌，这个是很不寻常的，当时还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所有外国歌曲都是遭批判的。

　　解说：面对种种压力，在周恩来的坚持下，军乐团最终还是选择了这首曲子，尼克松听到之后大为激动，因为这也是他在总统就职典礼上挑选的一支歌曲。

　　江承宗：谁都没想到，我就坐在乐队前面，我们记者们就坐在最后一排，眼看着尼克松端着茅台酒杯就过来了，过来就专门给军乐队敬酒，谢谢你们，你们演奏得太好了，我就在旁边。

　　解说：这次国宴菜品可谓精致之极，但是在座的美国人大都不会使用筷子，只好手握刀叉对付眼前的极品佳肴，可唯独尼克松夫妇不同于他人，他们不紧不慢地用筷子享受着盘中的美味。

　　刘馥敏（原钓鱼台国宾馆服务员）：后来这30周年他姑娘来的时候，我们才知道，他在家已经练过了，可是过来他假装不那什么，还跟我学，我觉得那你跟我学就证明你喜欢中国，对吧，我还特别耐心地教他，后来我说他学得够快的。

　　解说：刘馥敏，当时是钓鱼台国宾馆18号楼的工作人员，尼克松夫妇访华期间的日常生活都是由她负责。

　　刘馥敏：他是住的二层，18楼是二层楼，二层楼呢因为我是管楼上小餐厅，就允许我一个人过去，其他别人就楼梯那儿都不允许上人了，他是五步一个哨，所有的楼里边都是从大门口开始，五步一个哨。

　　解说：除了严密的安保之外，尼克松的生活饮食也同样是一级戒备，就连厨师做饭的材料都是从美国随机运到中国的，甚至刷牙用的漱口水都是美国的。

　　刘馥敏：早饭就在钓鱼台，我给开的。开始就是他们不吃，都是他那个厨师在楼上专门给他弄了一个炉子，因为他自己要求的，我们专门给他搞的。但是呢，我们照常先把我们的那些什么小吃啊，早点啊，先给摆在桌子上，因为我是这个小餐厅的主人，所以我就都先给他准备好。因为我们已经英文训练了嘛，开始给他介绍这是中国的什么，吃了有什么好处，所以这个什么，他也尝试了，就开始吃了，开始说不吃，说不能吃，因为好像就是那意思吧。现在我理解了，就是中国的污染的东西太多。

　　解说：1972年2月22日下午，尼克松和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进行了第二次会晤，这次会晤中，尼克松发觉周恩来的身体出现了问题。

　　我们会谈进行到大约一半的时候，周吃了几颗白色的小药丸，我猜想这药是治他的高血压的，我对他思想的敏锐和耐久的精力有很深的印象，我注意到随着下午会谈时间越来越长，和议员低声的讲个不停，双方的一些年轻人开始打瞌睡，然而73岁高龄的周在4个小时的会谈中，自始自终都保持着机警和全神贯注的神态。

　　刘馥敏：因为那个时候呢，我会给总理送药，医生是不可以进去的，只要我一过去单独过去给他拿白水，因为不是茶水，必须用白水，总理就很清楚，他过来直接一下就拿过去，我也就把那小盒就给他搁到手心，他自己就吃了，我们就到那个时候也不知道总理是病了，以为吃的是营养药，因为他太熬了。

　　一天你看吧，他吃饭的时间都没有，有的时候就是我们那儿那个厨师，原来我们有一个陆师傅，他是总理的老乡，他烤那个花生米就特别好吃，属于那种用佐料，泡完以后烤的，干的，我每次就给他带点那个，然后他就点那个就那样，一个国家的总理，真的。

　　陈晓楠：1972年尼克松访华的时候，周恩来73岁，从当时的资料画面当中来看，我们可以看到周恩来的身体已经是非常消瘦，精神也显得很疲劳了。事实上就在尼克松离开北京三个月之后，医生就在周恩来的尿液里检查出了癌细胞，可见接待尼克松的时候，周恩来的身体已经出现了问题，但即便是这样尼克松访华期间的接待工作，周恩来仍然要亲力亲为。

　　据当时的工作人员回忆说，小到宾馆厨房的卫生，大到给美国人员安排行程，几乎都是要上报到周恩来那里，其中安排美国记者采访是中方比较谨慎的，因为美国记者一向是以挑剔尖锐著称，如何让这一部分人看到社会主义中国的优越性，中方也是想尽了办法。

　　解说：在我同周进行会谈时，帕特的日程也排得很满，其中包括参观北京动物园和颐和园，当晚我们在宾馆碰头时，他说虽然他遇到了中国人都很和气，和有合作的愿望，他感到对我们的接待多少有点拘束，不让他同外面的人接触，只有在北京饭店参观厨房时，他才接触到官方陪同人员以外的人。

　　江承宗：这个时候，我们也都有组织，都有人陪同，那些高级翻译精英分给各个陪同的记者。他们有一个反映说，不让我们自由地采访，后来我们给他解释，因为安全问题，太自由了，社会上，万一你们出点什么事怎么办，后来他也算理解。

　　荣学志（原民族饭店工作人员）：他事先得跟外交部得报这些行程，你想采访哪儿怎么怎么这得报，同意你什么路线都得说好了，到时候告诉你这段，长安街西段到复兴路这块比如说什么什么什么，你们要记者要经过或者采访，告诉你们，到时候关系戒严一下完了，俩钟头完了，好了就这样。

　　解说：对于刚刚揭开了神秘面纱的中国，美国记者是十分好奇的，中方也给外国记者安排了一些去工厂、学校，农村的采访，所到之处都让人有过分干净的感觉。据当时陪同的人员回忆，居委会派出所都提前踩过点，有的家里人口多住房拥挤的，先挪出去几口，一些问题的回答也是事先有所训练的。

　　正是如此，尼克松的夫人才会向尼克松抱怨接待得有些拘束，但是尼克松对于这些现象是有所准备的，他在回忆录中就这样写到。

　　二十年激烈的反美宣传不是在一夜之间就能够消除的，需要有一段时间，才能使中国的群众消化北京提出的新路线。

　　解说：从另一个方面而言，安排美国记者采访就必须有中国的翻译陪同，但是在当时，偌大的北京城却凑不齐翻译的数量。

　　江承宗：外交部的人肯定不够用，当时北京的翻译的精英，外文出版社，什么社科院等等吧，还有一些新闻机构都在干校呢，在干校，后来有的像社科院美国所研究所所长资中筠，她后来告诉我们，她也是被从干校里面弄来的，她说当时我们在干校已经铁了心了，不再接触什么英文，什么国际关系，我们就劳动改变了，当农民了，这样的思想了都。

　　没有想到一道命令下去，都是周总理批准的，一道命令下去几十个人都回来继续把你的外交文捡起来，她说没想到的，所以这个也是改变了她的人生，没错，不是一个人，我刚才说的是北京的外语界的精英啊，把他们成就出来了。

　　解说：尼克松来到中国的第二天晚上，经过政治局的批准，在安排尼克松夫妇观看革命样板戏红色娘子军的时候，让江青出面跟周恩来一起陪同观看演出。演出还没开始，江青就停地向尼克松挑起话端，谈到她读过的一些美国书籍，并且不停的提出问题，对此尼克松也只是敷衍做答。

　　毛泽东、周恩来和我所遇到的其他男人具有的那种随随便便的幽默感和热情，江青一点都没有，我觉得参加革命运动的妇女要比男子缺乏风趣，对主义的信仰要比男人更专心致志，事实上江青说话带刺，咄咄逼人，令人很不愉快。那天晚上，她一度把头转向我，用一种挑衅的语气问到，你为什么没有早一点到中国来，当时芭蕾舞的演出正在进行，我没有搭理他。

　　解说：看来江青并没有通过这次努力争取到的机会，给尼克松留下什么好的印象，而对于江青一手炮制的这出戏，尼克松的评价是。

　　舞剧的情节涉及一个中国年轻妇女，如何在革命成功前领导乡亲们起来推翻一个恶霸地主，江青在试图创造一出有意要使观众感到乐趣又受到鼓舞的宣传戏方面无疑是成功的，在感情上和戏剧艺术上，这出戏比较浮浅和矫揉造作。

　　刘馥敏：那个时候，真的看见总理那个眼睛里边都有血丝，就熬到那种份儿上，而且那个时候关键是什么啊，总理苦就苦在好不容易有点时间吧，还得接见红卫兵。红卫兵还揪他，那个更劳神，没法答复，你答复不了，因为这边有主席的这个什么，他也没摸清楚，那边又不知道江青又怎么样，江青一急了就找恩来呢，就这样。就马上就叫到我们17楼的交谊厅，有的时候总理气得那手就直哆嗦，说话特别冲。

　　解说：江青曾经是竭力反对尼克松访华的，她没料到尼克松最终还是成了毛主席书房的客人，晚上看完演出之后，基辛格又和中国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关进了会议室，研究《中美联合公报》的每一条草案，尼克松回忆说。

　　有时周同他们一起工作，有时基辛格走过两栋宾馆楼之间的小桥向我汇报，他们取得了进展或遇到了问题，由于晚上还要进行这些谈判，我们没有几个人能够睡多少觉，基辛格则几乎完全没有睡觉。

　　刘馥敏：他们谈话都到马路上去散步，不在房间里边，因为房间里说话怕录音，灯底下看材料怕录像，实际上咱们那时候没有，所以他们基本上就是咱们那个台灯底下都不在，他跟基辛格都到马路上去说事。

　　解说：不仅美国人对中国如此提防，事实上在当时那种环境下，这种不信任是相互的。

　　杨正泉（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副台长）：那时候传说说是美国人在文化宫里面，靠这个红外线直接可以看到我们电台内部工作的情况，直接可以收到我们播音的声音，我们发声的消息播出的声，他们都能知道。对这个技术问题，我不是太清楚，当时如何应对，后来就买了一批遮光的红布，把东边墙上所有的窗户，统统遮起来。

　　陈晓楠：尼克松的到来，为当时封闭的中国带来了触摸世界的机会，而同样美国人也因为此行，解开了社会主义中国的神秘面纱，尼克松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就曾经这样写到，这一次访问给他留下的一个鲜明的印象，就是周恩来无与伦比的品格。他说呢，他和毛泽东会晤的时间太短，又过于正式，使得他对毛泽东只能有一个浮浅的印象，可是和周恩来有过长时间的接触，所以呢能够看到他的才华和朝气。

　　尼克松说世界上的很多领导人和政治家，往往全神贯注于某一事业或问题，周恩来却不一样，他能够广泛的谈论人物和历史，他的观点为他那种刻板的意识形态的框框所歪曲，然而他知识的渊博是惊人的。从这段话可以看出来，虽然尼克松和周恩来有着截然不同的意识形态，但是他对于周恩来的人品和才华，还是相当尊敬的。

　　解说：这一天尼克松与周恩来的会谈在钓鱼台举行，当周恩来的车到达时，尼克松、罗杰斯、基辛格都已经站在楼门口迎接，周恩来走下车准备脱掉大衣的时候一旁的尼克松走过来，很自然的把周恩来的衣服接了过去。

　　刘馥敏：那时候接总理大衣是最难的，总理只要是进门，他肯定要脱大衣，就是在他的礼节当中，穿着大衣给人家握手是不礼貌的，就是要对等，人家不穿大衣，你也不能穿大衣，就人家要穿大衣，他也可以穿上大衣就这样，所以在大门口看门的这个，我们在底下不知练了多少遍，真的是那样。有的时候，你看明显的，那就是服务员的一个失误就没接到嘛，但是因为那个时候距离尼克松很近了，所以尼克松给接了一下。

　　解说：这个镜头很快通过卫星传到大洋对岸，美国民众也对尼克松的这一举动投来赞许的目光，甚至有人说，尼克松是在为自己做竞选演说，不管怎样，尼克松的举动确实为破解中美隔绝几十年的坚冰注入了一股暖流。在公众视线下，尼克松和周恩来交谈甚欢，可是一旦走进会议室气氛骤然凝固，当时负责为会谈服务的刘馥敏现在仍记得双方会谈时的艰苦。

　　刘馥敏：我是听那时候王海容啊，还是唐闻生啊，有时候就过来在会谈之前，那么她们有时候会在门口跟我们一块说说什么的，我们也无意当中会这个什么，问怎么样什么的，会简单地问，也不敢太问，因为这是国家机密嘛，她们可能有的时候就摇摇头，那我们就知道没有多大进展，可能挺困难的，就给我们这种感觉。

　　解说：在尼克松与周恩来会晤的同时，还有两个会谈也在进行，美国国务卿罗杰斯和中国外交部长姬鹏飞，主要商讨促进双边贸易和人员往来的问题，基辛格与中国副外长乔冠华则关起门来负责起草中美联合公报，这三个层次的会谈虽然有着不同的内容，但谈判却是一样的艰苦。每次会谈都要进行到深夜，因此为了舒缓代表们紧绷的神经，中方也在会谈间隙为他们安排了一些文艺表演。

　　这天晚上北京开始下雪，而且越下越大，根据天气预报的说法第二天的雪会更大，这一消息让中方的接待人员焦虑不安，按照计划尼克松第二天要去长城游览，而此时，尼克松在周恩来的陪同下，饶有兴致地观看体育表演。

　　他们搬出体育器械的方式和高举红旗入场式显示了惊人的力量，男女运动员的外表，当然还有那精彩的乒乓球表演不仅给人以持久的印象，而且还给人以不祥的预感。亨利的警告无比正确，随着岁月的推移，不仅我们，而且各国人民都要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才能同中国人民的巨大能力干劲和纪律性相匹敌。

　　解说：这时体育馆外面已经下起了鹅毛大雪，中方陪同人员都开始担心，第二天的活动会受到影响，但是一旁的周恩来却没有表现出焦急的样子，神色淡定，只是在晚上九点半的时候，走出去打了一个电话，然后又一脸平静的坐回原位，继续观看演出。

　　第二天清晨尼克松夫妇惊讶的发现昨天夜里街道上厚厚的大雪居然消失了。

　　江承宗：要保证第二天尼克松去长城路上要干干净净，不要出车祸，说车轮不要滑，就组织人扫雪，刚才我来的我们楼里还有一个老同志，一个女的，她是北京哪个中的老师，就沿着中南海天安门的，她老师带着学生就去扫雪，很早就去扫雪很早，头一天晚上开始，下雪开始，不断地扫，而且扫几遍，有的一遍扫完了还在下，又扫第二遍，扫第三遍，后来尼克松的弟弟来访问，请管礼宾方面的同志讲，管礼宾的同志讲到这个事，为了尼克松第二天去长城，我们组织人扫雪，去长城的路上多长的路啊，一共是80万人次扫雪。

　　刘馥敏：那个时候几乎北京市的沿道上这些群众都参加了，开始的时候比较厚嘛，就撒盐，撒那个盐，撒完盐以后再扫，晚上下那么大雪，第二天早晨就这沿路上干干净净的。

　　荣学志：就组织这些扫雪队伍多了去了，什么队长的，机关的，到那儿去反正路面都不让见雪，雪也不是很大，但是有，但是有危险，雪化以后就跟现在有冰。

　　解说：后来尼克松才知道前一天晚上周恩来是出去给北京市领导打电话，布置扫雪任务，据说那天夜里北京出动了100多辆洒水车，80万人的扫雪队伍，从钓鱼台一直扫到长城的烽火台，尼克松对这一切感到不可思议。

　　江承宗：这个尼克松一听，哎呀，他是非常感慨，不得了啊，你们这个扫雪的人次，比我们美国组织阿波罗上天，阿波罗到月球的实际劳动力的人次一倍还要多，他们的统计是不到30万人次，咱们光这一件事扫雪就80万人次。

　　陈晓楠：一夜之间发动80万人扫雪，在尼克松看起来，这种事情除了中国之外，很难再有别的国家能够办到，既使是他这个美国总统也是根本不行的，尼克松甚至还对中国人的这种集体性感到忧虑。他在回忆录中这样写到，我们必须在今后几十年之内在中国还在学习发展他的国家力量和潜力的时候，搞好和中国的关系，否则的话，我们总有一天要面对世界历史上最可怕的强大敌人。

　　现在我们或许很难知道尼克松写下这些话时候的心情，是一笑而过的呢，还是如临大敌的，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在中国的这些经历是尼克松在别的地方不曾遇到过的，这个他曾经一心向往的东方古国还是一如既往的神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