勇者斗恶龙9职业装备:约翰·刘易斯、薛理泰：中国军事战略方针及核战略之演变

约翰·刘易斯、薛理泰：中国军事战略方针及核战略之演变

　　自从中国核武器面世以来，西方人对中国有关核武器的有限的概念或理论性的声明一直感到困惑。多年来，中国官员和专家仅简单地重复中国在1964年10月首次原子弹试验以后发表的关于中国核武器工程的防御性质以及不首先使用和彻底核裁军的声明。对于共产党主席毛泽东的军事思想的坚持以及中国在冷战时代应对核袭击的脆弱性所赋予的紧迫性妨碍了核概念的发展。但过去二十年中，对核概念的发展的限制已经大为改观。

　　解放军理论家经过多年的延宕和争议，终于面对一项任务，即把国家战略概念系统化并纳入一个整体性的理论体系。我们这项研究旨在探讨同上述任务有关的现况以及在解放军内部最高层次正在进行的相关概念的变化。同解放军军事装备的持续不断的改善相比，体制及概念的现代化也在蹒跚而行，并正在重新形成包括对核武器的长期看法的军事战略和政策。在此过程中，解放军也正在审视与核相关的概念和术语，并列为工作重点之一。

　　军事战略方针是军事战略的关键，从革命时代以至人民共和国，它仅涉及国家的常规军事力量。我们认为，战略方针的核心是“积极防御”，这在理论上保持一成不变，可是过去六十年中，在实际运用中表现非常灵活。1964年10月，在中国首次进行核试验时，作为积极防御的总则，“后发制人”决定了中国包括不首先使用及基本的防御性和最终的威慑性在内的核政策的精髓。核政策是制定核战略的主要原则，是政治性质的，几乎是一成不变和公开宣示的；而核战略是军事性质的，是能够改变的，在很大程度上是保密的。解放军高级军官将中国核战略等同于美国核部队单一综合作战计划（Single Integrated Operational Plan，简称SIOP）或核战争计划，而且至今才将核战略同发展中的军事战略方针完全结合起来。

　　军事战略各层次术语

　　首先，我们简要地回顾一下正式的定义和基本的军事战略概念，这是了解中国军事思想的不可跨越的起点。若干术语是解放军及其领率机构在著述和训练中经常使用的。下列是最重要的术语：

　　军事科学：郑文瀚主编的《军事大辞典》下的定义是：“亦称‘军事学’。研究战争和规律，并用于指导战争的准备与实施的科学。”军事科学从世界军事、政治和经济史中汲取并总结了主要的经验教训或“规律”。军事科学进而分为知识分支如军事学术。黄玉章等主编的《军队建设大辞典》指出：“军事学术是关于战争指导和武装力量建设的理论及其应用的各门学科的总称。它是军事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包括战略学、战役学、战术学、军队指挥学、军制学、军队政治工作学、军事后勤学、军事教育训练学、国防经济学、军事运筹学，以及军事历史、军事地理学等学科。其中战略学、战役学和战术学是军事学术的主导部分。狭义的军事学术仅指战略学、战役学、战术学这三个学科。”

　　军事理论：这个概念同军事科学密切有关，可是也有区别。《军事大辞典》下的定义是：“关于战争和军队的概念、范畴、原理、原则等的体系。是军事斗争胜利或失败的重要因素。”中国军方用“军事思想”这一个性化的术语，形容最著名的军事思想家的军事理论体系，例如毛泽东军事思想或克劳塞维茨军事思想。当解放军理论家从其先人汲取经验教训时，确实受益于《孙子兵法》蕴藏的浩瀚智慧，包括优先确立战争的政治目标、知己知彼以及联盟的重要性和局限性。

　　“军事科学”、“军事理论”这两个术语及其主要组成成分构成了所有其他军事概念的基础。它们的文字内容不断地被充实并且经历着变化，成为每名军官接受早期军事教育的基石。即使它们的核心原则不需要被重复，无论在解放军高级军事会议和军事报告中，或者从高级指挥部传达给战场上的指战员，其重要性和关联性是可以理解的或者是司空见惯的。

　　就此而言，这些概念是贯穿军事文化的基础，赋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并且受到具有更广泛层面的民族文化的影响。在本文中，我们贯注于由此产生的下一个亦即操作层面的概念。军事科学和军事理论为下一层次的概念提供了知识甚至学术的基础，直接关系到操作层面的战略。下述三个主要的概念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下一层次的军事术语，这三个概念将是本文的重点：

　　国家战略：向旭在其主编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手册（陆军分册）》中指出，国家战略亦即西方所称的大战略，“泛指一国综合运用国家的政治、经济、军事和精神等各种因素以实现国家目标的艺术和科学。”国家战略涉及“如何协调运用综合国力的问题”。国家战略可以概括划分为国家发展战略和国家安全战略。这层战略思考源自从孙子到毛泽东的中国文化和革命传统。这些传统作为解放军军事训导的核心，并充实军事战略的内容。

　　军事战略：《军队建设大辞典》谈到，军事战略是“指导战争全局的方略，包含于国家战略之中”。“军事战略既可以是全球性的，也可以是区域性的，这取决于所面临的特定威胁。”宋时轮主编的《中国大百科全书（军事）》指出，军事战略即“战争指导者为达成战争的政治目的，依据战争规律所制定和采取的准备和实施战争的方针、策略和方法”。基此，军事战略包括对国家经济资源、人力资源以及国家承诺和士气的考量，决定了主要战场的建设、各军种内部如何分配资源以及优先制造的武器装备的种类和数量。

　　军事战略作为一个国家总的军事政策，是国家安全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武装力量建设与运用的基本依据。尽管军事战略这个术语被广泛使用，其概念仍然比较抽象，它的主要功能是为当前的军事战略方针的内容提供支撑。

　　军事战略方针：《军事大辞典》对这个概念作出如下定义：军事战略方针是“指导战争全局的行动原则。有总的战略方针和具体的战略方针”。总的战略方针是稳定的，实际上长期以来在文字表述上如同“军事战略”。此外，1980年代以来，相比“总的战略方针”，解放军更多地使用“军事战略”。

　　探讨一下这两种战略方针之间的关系。总的战略方针是指导战争全过程的方针；具体的战略方针则是为了贯彻总的战略方针，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或者不同的战争阶段制定的方针。

　　至于具体的军事战略方针，按照王文荣主编的《战略学》的说法，其功能是为应对一场可能爆发的战争或者在特定的时期内对军事战略的灵活应用。因此，可以用两种方式理解军事战略方针：总的战略方针是稳定不变的，在文字表述上如同“军事战略”；而具体的战略方针在适当的时候是可以灵活运用的。质言之，具体的战略方针是军事战略的核心与集中体现，是一定时期内规定战争准备与战争实施必须达到的总目标和应该遵循的基本方针。

　　军事战略方针分两种

　　总的军事战略方针的核心是“积极防御”的概念。回溯到毛泽东的革命时代，这个术语即涵盖了整个红军乃至解放军的军事行动。以反攻和进攻作为最终目的，在实践中，“积极防御”包含防御作战以及“主动采取攻势行动挫败进犯之敌”的攻势作战。

　　《孙子兵法·虚实篇》揭示：“战胜不复，而应形于无穷。”作为军事战略在一定时期内的核心与实际运用原则，具体的战略方针自然不是一成不变的。基此，在解放军评估、因应外部世界情势时，具体的战略方针的适用性非常强，实际上是军事战略的灵魂。

　　大多数研究中国军事问题的外国学者不清楚，尽管军事战略是根本性的，却是原则性的、抽象的，而具体的战略方针才是灵活的、运用性的。如所周知，军事运筹学和军事指挥学的实际运用的要旨就是“以变应变”。一言以蔽之，军事战略仅是“常法”，而战略方针才是“变法”。真正映射解放军对外部世界的看法及其在国际危机爆发前后的可能动态的，不是军事战略，而是具体的战略方针。

　　尽管许多年以来中国军方一直沿用“积极防御”这个概念，在称呼上持久不变，以军事战略或者总的军事战略方针冠名，可是这个概念的诠释和应用却灵活地改变了很多次，以符合特定时期的具体条件，其要旨亦以具体的战略方针的形式体现出来。

　　当军方被允许发展防御性和进攻性能力及相应的战略的时候，需要对外交或防卫的基调同中国安全政策的政治合理性进行协调，对这个术语的诠释和应用能够满足由此产生的若干需要。虽然在实践中可以灵活运用，这个术语在任何时候仍然受到共产党领导层给予定义的国家核心利益的制约。

　　军事或国防政策：有时中国军方把“军事政策”和“国防政策”合称为“军事国防政策”。这个术语适用于无数的操作层面的指示，决定采取“军事手段以实现”国家的政治目的以及执行当前的战略方针。《军事大辞典》指出，任何军事政策的主要内容可以包括为了落实建军、战备以及和平与战争年代军队行动而采取的方法。

　　军事政策还包括被冠以不同名称的更详细的指令，如命令或号令、条例或条令以及指示。此类政策仅适用于当前需要解决的问题，有效期相当有限。正如任何官僚机构，众多机构以及中国军事统率部门或最高指挥部中央军委的各军种司令部也会发出这些军事指令或高层级文件。虽然这里使用的“政策”这个称谓是指特别、具体的指示，一旦涉及核武器，“政策”就起着更重要的作用了。本文稍后将讨论核政策的作用。

　　具体的战略方针的演变过程揭示了几个主要的问题。具体的战略方针的变化究竟如何决定了解放军军兵种的作战观念的确立？一旦中央军委指派若干小组重新思考核战略与现行具体的战略方针之间的互动关系，立即出现了下列新问题：北京如何在既定的核战略与新制定的战略方针之间进行协调？核战略出现的变动又如何导致常规武器与核武器之间关系的变化？

　　战略和具体的战略方针

　　正如西方同行所做的那样，中国战略家作出努力，界定了主要的军事概念之间的关联和连系，而这些努力产生了新问题。北京领导层认为，军事战略必须服从于国家政略以及党和国家的政策，并指导军事行动。过去三十年中，国家战略优先考虑如何在和平、稳定的国内外环境中，发展国民经济并增强综合国力。这些优先考虑构成了党和国家政策的核心。这一强调等同于北京认知的国家利益。

　　中国战略家很少使用西方术语“大战略”。然而，有时他们也在一些讨论中把这个词等同于他们的国家战略。这两个术语都强调，国家为实现中心任务而发展和使用“政治、经济、科学、精神和军事力量”。国家战略需要一个国家在运用综合国力时进行整体性的协调。政治领导层最终决定国家战略以后，最高级的党和军方官员将持续致力于贯彻的过程中，不过党和军方的最高层经常很难区分。

　　在中国进行的指挥层次的讨论中，涉及军事战略，解放军军官们主要使用战略方针这个术语，在大多数情况下是指被视为国家安全战略的核心组成部分的具体的军事战略方针，具体的军事战略方针决定了军事力量运用原则、作战计划和战术。

　　不少研究中国军事问题的美国专家往往进入一个误区，把中国军事战略方针混同于军事战略，又把总的军事战略方针混同于具体的军事战略方针。在这篇文章里，我们将只研究具体的军事战略方针。除非特别指出，后文提到的军事战略方针或其简称战略方针，即指具体的军事战略方针。

　　中央军委制定军事战略方针，是为了提供“整体性的指导原则”，以指引中国如何打一场战争、在什么条件下打仗以及战争的目的究竟是什么，等等。作为军事战略的根本性组成部分，战略方针指明最紧迫的军事挑战来自何方或者所称的“战略方向”，并决定军事行动的聚焦方向或者地理范围以及相应的军事部署。作为战备和军事行动的指导原则，战略方针在战前和战时决定了涉及军事的所有相关努力。中国战略家认为，战略方针的正确与否决定了战争的胜负。

　　总之，具体的战略方针是“积极防御”军事战略在具体时期或紧急情况下的灵活运用。中国人坚持说，每个战略方针都反映了“积极防御”军事战略的本质，甚至宣称它的含义因应了现实世界的变化。通过强调“本质”这个词，中国人坚持认为，自从革命年代以来，“积极防御”军事战略保持了完整性。

　　“积极防御”军事战略的基本组成部分或核心是：后发制人。在革命年代，解放军在贯彻这一战略时，根据的是毛泽东制定的战略上防御、战术上进攻的原则。解放军在力量薄弱时，采用防御态势；然后，在战局取得进展时，如果出现可能性，即转而改取攻势。此外，按照“积极防御”的概念，在冲突爆发之前，共产党和解放军经常展开外交活动并坚持和平解决的主张，以争取最大的政治优势。

　　许多美国专家在研究中国军事问题时，把中国军事战略方针混同于军事战略。他们认为自从共和国建国以来，中国军事战略发生了多次变化。之所以进入这样的误区，归因于他们没有搞清楚解放军遵循的军事战略、总的军事战略方针以及具体的军事战略方针这三者之间的关系。

　　战略方针变化的历史

　　实际上，六十多年来，中国军事战略和总的军事战略方针从来就没有变化过，亦即“积极防御”这四个字，一以贯之；发生变化的仅是具体的军事战略方针，以应对来自外部世界的军事威胁、符合国家确定的某个时期的中心任务以及适应国家综合实力的变化。半个多世纪的战略方针演变过程简述如下：

　　第一次：1955年4月，国防部长彭德怀向毛泽东汇报战略方针时，毛指出：战略方针是积极防御，决不先发制人。1956年3月，彭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系统地阐述了“积极防御”战略方针，要旨是在预设防区阻止敌军进攻，通过持久作战消耗敌军，逐渐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彭设想敌人主要来自海上，其后又提出在沿海重点设防的部署方针，加大了组建守备部队和战役反击力量的投入。这个战略方针构成了中国历年战略方针的基础。1959年，毛在庐山会议上批判彭、黄、张、周等人以后，军内把彭在沿海重点设防的方针批判为“消极防御”。

　　第二次：1960年1月，新任国防部长林彪在一次军委扩大会议上提出了新战略方针“北顶南放”，亦即北起鸭绿江、南至浙江象山港，对登陆的敌军要坚决顶住；北起浙江象山港、南至广西北部湾，对登陆的敌军要诱敌深入。当然，诱敌深入也有一个限度，以广西、广东、江西等地的北端为界。“北顶”是出于保卫北京的需要，必须堵住敌军在北方大平原上长驱直入，并有背靠苏联“大沙发”，在必要时等待苏军援助的考虑（后来中、苏反目成仇，这层战略涵义就很少有人提起了）；“南放”是出于南方多山区的考量，解放军可以在纵深地域组织梯次防御阵线，并进行战役机动。毛泽东迅即批准林的建议，甚至表示广西首府南宁在诱敌深入的过程中都可以放弃。

　　第三次：1964年6月，毛泽东提出新战略方针“对付四面八方”，准备在多个战略方向对付可能入侵之敌，说是不知道敌人从哪里来，所以要处处戒备。针对“北顶南放”的战略方针是否管用，他说“我看不一定”。他指出，“敌人不一定从南北两翼来，而很可能对我中间突破、割断南北”。毛岂有不清楚“处处戒备”，没有突出重点，也就是“处处没有戒备”的道理？

　　当时美国日益介入越南战争，南疆烽火连天，北京同莫斯科的纷争却局限于“打笔墨官司”的阶段。毛泽东清楚，眼前大多数中共领导人不会接受为什么要把苏联列为中国最危险的敌人。如果他直白地讲出，必然会引起猜测，所以不便说明白。他的意图是通过“吹风”促使其他领导人把注意力从南边和东南边引开到其他方向，然后再逐步使之倾注于北边的苏联。

　　稍后，毛泽东掀起了“三线”建设的高潮，理由是为了因应美国扩大越南战争而对中国造成的军事威胁。饶有讽刺意味的是，当时三线企业选址原则是远离苏军基地，靠近美军基地则无妨。例如起初国家计委把甘肃省酒泉和四川省攀枝花并列为建设新钢铁企业的厂址，偏向于前者。毛泽东决定建在攀枝花，因为酒泉还是离苏联太近了。可是攀枝花却靠近美军基地。当时他已经认为今后中国不需要再担心美国空袭了。近年中国官方著作承认，三线建设是“将过去背靠苏联建设的项目进行一次大调整，重新安排国家工业建设的布局”。

　　此时毛泽东已经决定在中南海围墙内整肃同克里姆林宫声应气求的“中国赫鲁晓夫”及其余他所称的“修正主义分子”，在他的战略部署中，“关门打狗”势在必行了。他担心，这番在现行体制内伤筋动骨的大动作必然会导致情势陡转，从而触发莫斯科的强硬干涉甚至军事入侵。因此，他认为必须在此刻就把苏联视为中国未来的头号敌人。

　　这次北京决定改变战略方针，不是出于因应外部军事威胁的考量，而是由于毛泽东进行史无前例的激烈的内部政治斗争的需要。这就是毛出于内部政情评估的需求而导致对外部军事威胁的重新定位，值得学界关注。

　　第四次：1969年3月，中、苏在珍宝岛发生了武装冲突，大战一触即发。毛泽东将“积极防御”的立足点放在“诱敌深入”上。他指出，为什么姜太公钓不到鱼？因为他的鱼钩上没有鱼饵。苏军不尝到甜头，是不会罢休的。诱敌深入，好消灭它。拿破仑不打到莫斯科，是不会惨败的。此后，“诱敌深入”成为新战略方针的核心。

　　“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在执行过程中，也需要因地制宜，灵活运用。早在1960年代中期，军委有人提出，如果敌人从东南沿海向上海进犯，怎么办？毛泽东说，还是要把敌人放进来，才好消灭。南京军区司令许世友建议，上海不能放，要顶，要保卫大上海。毛同意，说不能一开始就把敌人放进来，要先顶住，以便进行战争动员。他又指出：“我们不要学蒋介石那样，让日本人长驱直入，很快打到南京、武汉、长沙；不要学斯大林那样，让希特勒长驱直入，一下逼到莫斯科、列宁格勒城下。要防止敌人向纵深空降。”由此可见，战略方针的执行不拘一格，是相当灵活的。

　　第五次：1976年9月，毛泽东去世。次年12月，军委制定了“积极防御，诱敌深入”的新战略方针，重点仍是“诱敌深入”。基本精神是：“战争初期，最主要的是粉碎敌人的战略空袭，保存我们的有生力量；制止敌人长驱直入，掩护国家转入战时体制。随后，有计划地诱敌深入到预设战场，视情况通过规模不等的运动战，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军委已经多年沿用这个战略方针，这次是在文字上予以肯定。

　　1995年12月，军委召开扩大会议，提出了“两个根本性转变”，即在军事斗争准备上，由准备应付一般条件下局部战争向准备打赢现代技术特别是高技术条件下局部战争转变；在军队建设上，由数量规模型向质量效能型、由人力密集型向科技密集型转变。2000年，军委又对这个新战略方针作了相关的文字修改：“在军事斗争准备上，由准备应付一般条件下局部战争向准备打赢信息化局部战争转变。”至此，新战略方针从文字结构到具体内容都已经相当明确，足资中国军队遵循办理。

　　从此，中央军委决心依靠科技进步，把解放军建设成为一支数量规模适度、体制编制科学、武器装备精良、人员素质很高、指挥高效灵活、后勤保障有力的军队。这是军委既定的目标。国内外形势以及中国军方主客观条件是否允许解放军在指定的期间内达成这项目标，尚须拭目以待。

　　军委内部的争议

　　建国以来中国军队战略方针演变的历史一如上述。再看看对战略方针的转变的方向以及对促使战略方针转变的因素的评估，在中国军方高层内部是否发生过争议。

　　自1964年至1980年，关于战略方针的要旨的公开陈述，诚如毛泽东曾经指出的那样：在大规模战争的初始阶段，解放军在诸如大城市等战略要地坚决地挫败敌军的攻势计划的同时，将收缩战线，以保存有生力量，并为国民经济从和平体制转入战时体制争取时间。在战局进入战略相持阶段以后，解放军将有计划地诱敌深入到预设战场，在运动战中通过攻势作战歼灭敌军。

　　尽管多年来战略方针的主线基本保持不变，毛泽东去世以后，他的战略观念的遗产仍然有所褪色，接踵而来的迭次重大事件造成的影响缓慢地在战略方针上体现出来。决定性的时刻始于1979年。中、美关系在逐年改善，苏联在这年2月中越边境战争中无所作为，北京终于相信苏联对中国采取军事行动的可能性消退了。1980年，军事科学院院长宋时轮向中央军委提交了题为《关于战略方针问题的建议》的报告，建议把中国实行多年的“积极防御，诱敌深入”的八字军事战略方针，调整为“积极防御”的四字军事战略方针。军委领导人邓小平、叶剑英批准修改。至此，迈出了修改毛泽东制定的原则的第一步。

　　自从毛泽东在1976年去世以后，即使“积极防御”仍然是中国军事战略方针，从1980年到1992年，其实质内容开始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邓小平重新执掌权力以后，1977年8月23日，他在军委座谈会上指出：“要承认我们军队打现代化战争的能力不够。要承认我们军队的人数虽然多，但是素质比较差。”他又指出，“特别是各级干部的指挥、管理能力弱。指挥现代化战争，包括我们老同志在内，能力都不够”。他在会上提出一项原则：在没有战争的条件下，要把军队的教育训练提高到战略地位。他的目标是建设一支人数较少、效率较高而又消耗较少军费的军队。他对经济建设列为中心任务的执著性没有丝毫动摇。

　　邓小平主要着眼于发展、致富及改革开放，他认为经济发展和政治稳定是压倒一切的当务之急。他的主要战斗口号是：开发，致富，并向世界敞开中国的大门。战备不再成为国家的中心任务。其后十多年中，国家重大优先事项转向以及通货膨胀导致军事预算占GDP的比率越来越低。有一段时期，国内外形势相对稳定，国家防务决策和军事实践没有产生促使军事战略方针发生变化的因素。

　　当军队建设给经济发展让路时，中央军委主要关注军队质量的提高而没有给予发展武器装备以过多的考虑。军委接连发布命令，提高军队打一场现代战争的能力，并把军官培训列为优先事项。

　　1980年代，中、美关系和中、苏关系开始同时趋于稳定及改善，中央军委得出在未来数十年中两个超级大国不可能同中国迎头相撞的结论以后，决定在军事战略方针上作出相应的变化，并在实际的防务政策中吸纳更多的军事观念。早在1985年中，邓小平宣示：“过去我们的观点一直是战争不可避免，而且迫在眉睫。这几年我们仔细地观察了形势，得出结论，在较长时间内不发生大规模的世界战争是有可能的。”1986年，中央军委将国家战备的基本使命从打一场大规模战争转变为打一场局部战争。两年后，随着超级大国的威胁进一步削弱，军委开始将战略重点转移至南中国海，因为南中国海成为新出现的潜在的对抗地域，并呼吁解放军准备打一场局部战争或应付突发事件，并强调中国有必要保护“海洋权益”。

　　中央军委正在为未来打一场现代战争整顿军队指挥体系并调整军力结构。上述战略方针的内容的变化也对军事部门产生几乎是严苛的后果。在1980年代、1990年代，中国政府财政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从1978年的31.24%下降到1993年的15.33%，跌幅超过百分之五十；另一方面，中央财政收入占整个财政收入的比重从1978年的60%以上下降到1992年的38.6%。中央财政无力负担解放军正常运转的经费。军费支出由1980年占国家财政支出的15%跌至1992年的不足7%，国家财政拨付的军费严重不足。

　　在冻结甚至削减国防预算和通货膨胀的压力之下，中央军委的一系列决定对军队产生了压力。例如，军委撤销了基建工程兵、铁道兵这两个兵种，指战员集体转业。邓小平也反对花费巨款购买包括军机在内的外国军备，军委内部为此发生了争议。

　　显而易见，解放军负责人感到不快。基此，邓小平对他的将军们提出告诫：“军队要忍耐。”国防部长张爱萍对邓小平一再裁减国防开支的决定，颇不以为然，在若干场合给予批评。国际上出现的事态在客观上为张爱萍等人的主张提供了支撑。

　　邓小平出席讨论军费的一次中央会议。会上出现反对削减军费的呼声，邓小平发怒了。他说：“你们不是推荐我当军委主席吗？我的第一道命令就是砍军费削减军费！国民经济上不去，军队建设也不行。军队的同志要忍耐，要服从大局，你们有意见没有？没有意见，散会！”

　　经过邓小平一锤定音，军队高层不时发出的“杂音”就此消音，可见当时他气魄之大和决心之果断。邓强调抓住有利的国际环境提供的机遇，优先发展国民经济，“等将来有了钱，可以买上它一万架飞机”。他坚持认为，先集中力量发展国民经济，有朝一日中国富强起来以后，终将拥有强劲的外购能力。对此，解放军高层有人颇不以为然，腹诽心议者大有人在。时至今日，中国的经济实力再也不是昔日的“吴下阿蒙”了，国内外采购时的大手笔，举世瞠目结舌。当初张爱萍等将领不予理解。看来邓的判断毕竟高人一筹。

　　打赢一场高科技局部战争

　　1991年，当全世界目睹美国取得海湾战争的决定性胜利之际，在国际军界暗潮开始涌动。美国人业已进行了一次军事革命，在这场军事革命中，美国军队紧密地结合了现代信息和通信系统、情报能力、空间技术、新型军机和先进的战术，浑为一体。在北京对执意走向台独的忧虑与日俱增的背景下，这场军事革命撼动了邓小平及其将军们的自信心，并促使中央军委制定新的军事战略方针以及启动一项相应的建军计划。

　　1993年1月，中央军委召开会议，讨论如何对战略方针进行调整。13日，军委主席江泽民通知解放军将领们，新时期军事战略方针是要把军事斗争准备的基点从应付一般条件下的战争转移到打赢现代技术特别是高科技条件下的局部战争上来。概言之，新的军事战略方针就是未来要在东南沿海地带（亦即台湾海峡）打赢一场现代技术条件特别是高技术条件下的局部战争，加速解放军的质量建设，提高应急作战能力。

　　与此相适应，为实施这个新战略方针所需的各项要素迅即被付诸实施。其后，军委加快军队信息化建设，致力于武器的电子火控系统和作为战场神经中枢的指挥自动化系统的建设，同时对现有武器装备进行信息化改造，以信息化带动机械化，以机械化促进信息化。另外一项重点工作是各军兵种、各大军区抓紧组建快速反应部队。

　　新战略方针重新界定了解放军的中心军事使命，定位了中国主要的假想敌，并设定了今后作战的规模和模式。中央军委随后引入了深入而广泛的变化，培养关键人才，采购先进的武器系统，拟定创新的军事理论，并着手改变落后的军队编制。打一场高技术局部战争首次被列为解放军的首要任务。新战略方针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促使解放军摆脱为应付陆地入侵而进行战备的重负。尽管国家战略仍然是在准备打赢一场高技术局部战争的同时给予和平与稳定优先考虑，台湾分裂势力及其美国支持者已经被定位为下一轮的假想敌。

　　1995年12月，中央军委充实了新战略方针的内容，发布了关于第九个五年计划时期军队建设的简明大纲的文件。大纲要求解放军在2000年之前要实现“两个根本性转变”，即在军事斗争准备上，由准备应付一般条件下局部战争向准备打赢现代技术特别是高技术条件下局部战争转变；在军队建设上，由数量规模型向质量效能型、由人力密集型向科技密集型转变。次年11月，军委又颁发文件提出“科技强军”的口号，敦促解放军向高科技要战斗力，向改革创新要战斗力，并强调军队建设必须遵循这一战略。

　　军委迭次下令重申1995年大纲，并相继对大纲的内容予以充实。中国军方从西方战略学著作中汲取养分，西方国家关于现代信息、通信和指挥的概念不断汇入解放军的军事术语。2000年，军委指出，在信息时代所有的“高技术局部战争”都是信息化条件下局部战争，并对新战略方针作了相关的文字修改：“在军事斗争准备上，由准备应付一般条件下局部战争向准备打赢信息化局部战争转变。”

　　世纪之交在即，军委认为时机已经成熟，就可以在军事科学、军事学术的基础上从事扎实的研究，制定在信息化条件下打一场高科技局部战争的战略指导原则。相关的八条“战略指导原则”终于出台：

　　o 在战前，尽包括积极的外交手段在内的一切努力，以避免或遏制一场迫在眉睫的冲突。

　　o 如果战争被证明是不可避免的，则准备打赢这场战争。一旦战争降临，在战略防御和攻势行动之间，寻求适当的平衡。

　　o 制定任何冲突的有限的目标和规模，并事先制定中止冲突的策略。

　　o 针对敌人的弱点，研制所谓的“撒手锏”武器装备，以利用这些弱点，

　　并争取获得主动。

　　o 攻击敌人的关键节点，破坏其作战和后勤系统的完整性，以破坏其有计划的攻势行动。

　　o 充分发挥人民战争的威力。在信息时代，人民包括互联网“网民”，侵入敌方的电脑或者让互联网充斥假消息。

　　o 在寻求赢得速决战的同时，要做好打一场有限战争和一场持久战的两手准备。

　　o 在整体上要结合军事、政治和经济各个领域的斗争，在遵循毛泽东关于枪杆子要永远掌握在党的手里的原则，军事目的要服从于政治目的。

　　尽管国家对国民经济增长以及国际和平与稳定作出了承诺，人们需要关注，对于战争目的和行为的逐步升级的可能性，上述行动原则仍然包涵着偏执性。

　　截至2002年底，就军队是否采取了适当措施以应对世界军事革命，在北京领导人中引起了热议。他们得出结论，中央军委早就作出了反应，作出了及时的决定，并采取了有力的行动。

　　2004年，胡锦涛接替江泽民担任军委主席以后，特别要求军方在调研国家安全问题时必须给予不利条件以更多的考虑。2006年4月11日，他又再次强调“科技强军”的口号，创建以计算机为基础的数字化部队，敦促解放军向科技要战斗力，打赢信息化局部战争。江泽民早就强调，解放军要通过“科技强军”的途径，向科技要战斗力，才能真正建设成为一支现代化军队。由于惰性作祟，军队迟迟没有迅速行动起来。这次胡锦涛发出大声疾呼，发聋振聩，起到了催促的作用。

　　胡锦涛强调军队的高机动性，并催促增加快速反应部队，取代传统的机械化部队。尽管中国宣称，“积极防御”的军事战略保持不变，然而，在新战略方针关于高科技局部战争的定义的指引下，解放军重申“积极防御”时更注重对外投掷兵力的能力。正如一位解放军海军军官近日讨论中国正在浮现的全球性海军战略时对我们指出的那样：

　　当中国采取行动保护其与日俱增的海外利益的时候，不稳定的关系对中国向海洋发展的事态带来了变数。当我们的国家利益超越了我们的领海时，解放军海军应当如何保护这些利益？我们的海上贸易交通线需要我们保护。这是一项至关重要的利益。

　　此外，1990年代末，在很大程度上被忽略的一项更重要的事态变化正在浮现，这是关于高科技局部战争的战略原则性语言的一个简单的变化，称中国现正面对“核威慑条件下的信息化战争”。解放军进入新世纪之际，中央军委把这个国家面临的外部世界的威胁引申为一场“在核、生、化威慑条件下的高技术常规战争”。这个说法可以被解释认为，敌人在一场高技术常规战争中可能使用战术核武器。显然，如果这项评估正确无误，无论是“积极防御”的引申应用，还是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现行政策，都不足以应付这个更危险的情势。

　　1991年以前，军委正式把后发制人列为第二炮兵的战略方针。军委在一项指示中称，中国军事战略以综合国力为基础，以积极防御思想为指引，为当前战备和今后打仗作出了全面性和整体性的计划和指导。目前还不清楚，核武器在这个“全面性和整体性的计划”中究竟起到了何种作用。

　　在1990年代末发生的上述变化，首次将军事战略和核战略结合在一起。现在我们开始对两者的结合进行分析和研究。这两者的结合促使核战略在过去十年里发生了微妙的尚未公开的变化。

　　当代中国核战略的前身

　　1964年10月16日，中国首次进行核试验。随之，中国政府在一则声明中宣告核试验成功，同时公布了至今仍然行之有效的核政策。该声明称中国研制核武器的目的是打破美国的核垄断，反对核讹诈。声明指出：

　　“中国政府郑重宣布，中国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会首先使用核武器…… 中国政府向世界各国政府郑重建议：召开世界各国首脑会议，讨论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问题。作为第一步，各国首脑会议应当达成协议，即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和很快可能拥有核武器的国家承担义务，保证不使用核武器，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核武器，不对无核武器区使用核武器，彼此也不使用核武器。”

　　当时，西方及苏联认为该声明只是一种宣传策略，目的是抵挡国际社会反对这次核实验的呼声，并掩饰中国的战略弱点，因而没有给予重视。虽然西方在很大程度上忘却了这则声明，中国官员和专家们却仍然经常提到这则声明。另外，当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声明与前述“积极防御”的军事战略及其“后发制人”的原则并列起来，这项声明同毛泽东革命性的方针的合理性立刻凸现。

　　长期以来，中国始终坚持1964年声明中关于核武器的立场以及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政策（这项政策在和平时期很难被证明或者否定），中国在道义上占领了制高点。事实上，即使毛泽东对于核战争的想法也曾经发生过变化。1965年1月，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问毛泽东有否改变他对原子弹是纸老虎的论断，他作出回答：“那仅是一个说法而已。真打仗是要死人的。”一旦中国面临核战争的现实，就根据核威慑的原则，付诸谨慎的行动。

　　新披露的资料说明，尽管毛泽东发表过核武器是“纸老虎”的著名论断，其实核武器不但吓唬了其他人，也吓唬了这位主席本人。1969年，中、苏面临一场全面战争。他在这年6月指出，“就是核战争也没有什么么可怕。中国地广人多，苏联丢几颗原子弹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对于苏军核武器，他多次说过，别人怕，可是“鄙人不怕”。吴法宪在回忆录中提到，据当年汪东兴告知，10月中旬，毛收到了一份情报，苏联将对北京实行核突袭，他的态度立刻变化了。14日，毛正在吃午饭，江青来了，吩咐服务员增添碗筷。毛感到不快，说他来不及同江青一起吃饭了，让江青到外边吃饭去。江青只能怏怏地离去。毛匆匆吃完饭，立即乘专列离开首都，绝尘而去，直奔武汉。可见毛毕竟是现实主义者，听说蘑菇云可能在北京上空浮现，避之唯恐不及。

　　时至今日，第二炮兵（中国战略导弹部队）以及海军核潜艇部队和空军核打击部队仍然在对一系列战略概念进行系统的研究。在中国首次核试验以后长达25年期间，毛泽东军事思想主导着中国的战略研究，并制约了这个领域的创新思路。1960年代，毛表述了他对核武器的若干看法，这些看法被认为对于中国研制核武器的工程进展起到了足够的指导作用。他的经典说法是：中国核武器的“数量不会多，即使我们[的战略武器工程]成功了”。“有少量原子弹就够了，六颗就够。”“[我们的战略武器工程]成功了，将给我们自己壮胆并吓唬别人。”“无论如何，我们都不会比其他国家生产更多的原子弹和导弹。”“[原子弹要]有一点，少一点，好一点。”

　　至1960年代中期，毛泽东的教导已经指明了实施战略武器工程的必要性，并为规划中的核武库设定了技术和概念的范畴。在那段期间，他的语录和简明指示成为所有规划和作训部门的精神食粮。据此，这些部门发出秘密指示或者公开报导。

　　历经几十年，现代规模的核武库终于建立起来了。这不仅增强了北京领导人慑止核战争的信心，也使几代中国领导人对毛泽东的教导更加深信不疑。一个原则是明确无误的，即他们把本国核武器视作慑止核战争的手段，而不是打赢核战争的工具。

　　核武器概念的研究

　　“核学说”这一术语并不是解放军经常使用的战略词汇，解放军仅在讨论西方或者俄国军事概念时使用这一术语。中国专家在谈到中国核力量时主要使用四个概念，表述他们对于核力量的整体看法，即“核政策”、“核战略”、“战略运用原则”和“作战条令”。尽管他们认为这四个概念是紧密相连的，可是还没有充分地阐释这些概念的定义、差别以及彼此在理论上的内在联系，以此形成一个整体性的学说。不过，中国军方认为，这一概念体系是全面的、合理的，因为它规定国家核力量受到中国总的军事战略方针的制约，并且首先服从于中国优先考虑的国家安全利益。

　　以上四个概念中，核力量战略运用原则尤其是作战条令，比其他两个概念更为具体，对战略导弹部队的组织结构、训练、部署以及与其他军种核武器运载系统的配合使用，都有详细的规定。作战条令是重要的军事法规，也是军事单位作战、训练的基础。1999年1月，中央军委为陆军、海军、空军和二炮颁布了13项作战条令。针对战略导弹部队的条令概述了关于该部队发射、后勤保障以及在联合作战中的任务分配的准则。先前我们在关于战略导弹部队的相关著作中，已经对战略导弹部队的战略运用原则和作战条令作了一些详细的论述。在本文中，我们将重点讨论中国核政策和核战略。

　　o 世界上的核武器应当予以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

　　o 中国发展核武器，是核大国的核威胁所致。中国掌握少量核武器只是为了自卫。

　　o 中国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决不首先使用核武器。

　　o 中国不对无核国家和无核区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中国对无核国家提供消极和积极的双重安全保障。

　　o 中国反对核扩散，永远不会帮助其他国家发展核武器，并且不会在其他国家部署核武器。

　　o 自1980年代以来，中国一直要求从中国进口同核有关的材料和设备的国家接受国际安全保障措施，未经中国允许不得向第三国再次转让这些材料和设备。中国还保证所有进口的核材料与设备将仅用于和平目的。

　　至于核战略，解放军资料称，这个术语不仅适用于中国，也适用于所有核武器国家，尽管对中国而言，核战略的制定受到“积极防御”的军事战略和中国核政策的制约。我们应当指出：中国核政策显然受到国家的政治考量和政治决策的主导，而中国核战略则主要受到军事层面的考量的制约。北京领导人在传统上一直把核武器视作政治工具，其主要作用是威慑敌国。这种信念导致中国关于国际军备控制的声明的众所周知的一个特点，即通常提到或者解释中国核政策，却不涉及中国核战略。简言之，核政策可以公诸于世，用来广泛宣传，而核战略是敏感的，很少对外公开。

　　核战略受到核政策的制约，包括涉及威慑、武器采购、部署、使用和民防等的一系列决策。中国官员声称，这些相互关联的决策是核战略的“内容”和“要素”。核战略涵盖的内容包括核威慑的要求或者核力量的使命、核力量组成、核战备以及关于核预警和在战争状况下确定打击目标的总体原则。我们在采访时，中国军事专家把中国核战略同美国单一综合作战计划或核战争计划相提并论，又增加了一点意见，即尽管核战略涉及秘密，却可以“而且应当由合格的中、美安全专家在有限的范围内进行讨论”。

　　历史上，核政策与核战略的两分法影响了解放军对核战略的研究及其在相关核力量的运作方面的应用。我们在前面提到，第二炮兵在1966年7月1日正式组建以后，那些当初负责筹建核导弹部队的领导人，从毛泽东到聂荣臻元帅，仅对核政策而没有对核战略提供指导。就制造和使用核武器而言，他们仅根据拥有“起码的还击手段”的需要而决定中国核武库的规模，却几乎没有提供详细的指导。由于这个因素以及文革期间接踵而来的十年动乱，在制定严格的作战和选定打击目标计划方面，第二炮兵进展十分缓慢。

　　邓小平在1977年返回北京权力中枢以后，可能看清楚中国确有制定核战略的需要。可是由于毛泽东在战略学界留下的遗产如此沉重，况且他还需要在政坛应付其他方面的挑战，所以他一时无暇顾及。不久，中国在导弹技术方面获得了进展，邓需要作出相应的决定了。在1980年代初，第二炮兵相继部署了远程导弹东风四号和洲际导弹东风五号。1983年，中央军委出于对核反击力量的生存能力日益下降的担忧，大幅度增加了战略导弹部队的经费，并且调遣了大量工程兵部队，启动了第二炮兵历史上最大的地下导弹洞库工程（代号长城工程）：为战略导弹修建了大量地下水平巷道和地下竖井，若干导弹发射营被置于一天24小时的战备值班状态。

　　然而，“道高一尺，魔高一丈”。随着超级大国对地下目标的侦察、探测水平的提高，数年以后，战略导弹部队的生存能力仍然没有改观。

　　随着导弹部队作战和戒备能力的提高，制定真正的核战略的必要性就凸现了。此时邓小平的威望如日中天，逐渐摆脱了毛泽东战略遗产的沉重负担，解放军终于开始了各项战略研究。1983年，第二炮兵委任第二炮兵军事学术委员会一位副主任主管关于第二炮兵战役学的研究。一个课题组开始着手编写《第二炮兵战役学》手册。然而，这批军队专家意识到，核导弹部队的战役学自然受到核战略的制约，迄今中国核战略付诸阙如，又何从编写第二炮兵战役学？于是，他们开始着手探索核战略涉及的各项要素。

　　1980年代中期，第二炮兵抽调一批高级军官，增加这个课题组的人手，限期完成这项任务。1988年，课题组完成了有关中国核战略的初稿，在第二炮兵、总参、军委相关部门中进行传阅。这份初稿打破陈规，根据中国历代领袖关于核武器的相关讲话的精神，向军委建议，采用“有限核报复”作为中国的核战略。据称，核战略主要源自邓小平数次同外宾谈话时提到的“有限报复”的说法。自此，上自军委、总参、第二炮兵下至各导弹发射支队（导弹旅），均按照中国核战略的精神，规定了导弹部队的指挥机构体制和科学化的作战程序，以应对战时可能发生的突发事件。对第二炮兵来说，当时主要的突发事件应当是苏联可能对中国实施的核突袭，尽管在这份初稿截稿时，这种可能性已经急剧下降。

　　当然，解放军关于核战略学的系统研究业已开始，尽管这项研究的最初成果直至中国首次核试验之后25年多才告突破。例如，国防大学委派该校第二炮兵教研组主任李悦堂带领一个课题组，负责为第二炮兵军官编写有关核战略学的教材。这个课题组花费了几年时间，终于编写完成题为《中国核战略思想体系》的教材。从此，国防大学为研究生增设了关于核战略学的新课程。当然，在编写此类教材的过程中，主要挑战来自如何在与时俱进的核战略与始终一成不变的国家核政策之间保持一致性。

　　2006年，中国首次宣布了它的“自卫防御”的核战略，这个核战略自然是受到“积极防御”的军事战略及国家核政策的制约的。该战略的根本目的是遏制其他核国家对中国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此后，在大多数场合，“自卫防御”取代“有限核报复”成为中国公开宣布的核战略。为实现慑止敌国对中国发动核袭击这一首要目标，在获悉敌国可能发动核袭击的警告时，将立即启动包括防御措施、预警及导弹部队选定打击目标等一系列措施。当初设计这一系列措施，都是着眼于最大限度地发挥核威慑的效应。

　　中国学者坚持认为，中国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政策是合理、可靠的，因为这个政策基于坚实的战略评估以及北京领导人关于核武器除了遏制核打击之外并无用处的牢固信念。自从冷战结束以来，中国并不忧虑外国常规武力的入侵，因此，中国认为核武器在避免常规战争升级时发挥不了作用。中国只需要拥有在敌国核突袭以后可以生存下来的少量的第二次核打击力量，就足以确保本国核威慑的可信度。

　　基此，多年来，中国小规模的核武库或者可以生存下来的核力量看来已经拥有“足够的”数量了，况且，中国核战略规定，本国核武库只能留作最后的报复手段。为此，中央军委授权采用“面目标”的核反击政策，亦即把敌国大城市作为中国核反击的主要打击目标，这样就把敌国精英层囊括其中，成为中国永久性的人质，从而可以确保中国核威慑的可信度。毫无疑问，中国之所以制定这样的核反击政策，是因为中国导弹的精度不足，其制导系统无法针对敌国战略武器本身实行“点目标”的精确打击。当然，近年中国部署的先进的陆基机动导弹及海基远程导弹的精度已经改观了，今后有可能不限于打击“面目标”。

　　近年第二炮兵对战略运用原则和作战条令进行了实用性的“调整”，似乎是第二炮兵出于应对电子战的需要所致。随着时间的流逝，如此这般的调整可能最终在实际上改变了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政策的含义。如今若干导弹发射营已经被授权使用常规导弹，以摧毁敌方电子战的攻击源。解放军认为，这种反应支撑了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政策，增强了核威慑的效力。不过，在核威胁条件下，各种常规式的军事反应究竟能否像预期的那样增强威慑的效果，还是导致战局迈向核战争，都是不可能未卜先知的。

　　毫不奇怪，中国军人已经对西方早期威慑理论的关键因素进行了研究，并在汲取养分以后，作了符合中国国情的新的阐释。在私下的谈话中，他们承认曾经受益于西方理论。解放军下一代弹道导弹是否会改变全球战略平衡及相关概念尚待观察。

　　中国核战略面临四大挑战

　　当代武器和卫星技术日新月异，邓小平及其继任者比毛泽东更为务实和冷静。多数中国军事专家承认，中国核报复力量受到的威胁正在与日俱增，人们开始质疑包括不首先使用原则在内的中国核政策是否尽善尽美。若干军事专家在评估本国是否拥有第二次打击力量时，引述一句谚语：“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他们首先关切的是核力量的生存力，如果生存力不足，则中国长期坚持的不首先使用及“少而好”的政策面临挑战，需要审视现行核战略的合理性。在新世纪的头十年，关于核政策与核战略的辩论浮现并继续深入。现在我们简要地讨论一下前述争论中提出的中国核威慑力量面临的四大挑战，其中前三个挑战在中国以及西方学术著作中已经得到广泛评论。

　　1. 生存能力

　　中国为解决核力量生存能力不足的问题，多年来不断在改进相关技术。我们在论述第二炮兵的历史的著作中，已经对那种探索进行过研究。当代卫星侦察和精确打击的技术日益精进，隐蔽在竖井里的战略导弹的生存能力被证明是非常低的。就此而言，技术制约了核战略。第二炮兵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以提高战略导弹的生存能力，譬如研制新的机动导弹、24小时戒备系统、导弹部队与指挥机构的分散配置、加强隐蔽以及加固导弹竖井和地下水平巷道，等等。

　　早在1991年海湾战争证明美国人在战时无法发现并摧毁伊拉克机动发射的导弹之前，中央军委已经得出结论，生存能力更多地依赖于导弹部队的机动能力。

　　新军事战略方针规定，解放军要准备在核威慑条件下打一场信息化局部战争，以及研制进攻性高科技武器开始向陆基和海基机动发射系统倾斜，核战略变得与尖端技术一样重要。新出现的挑战是：如何让核战略既适应不断演变的军事战略，也适应以下三个挑战。

　　2. 核包围圈

　　1998年印度、巴基斯坦进行核试验。2006年和2009年的朝鲜核试验填补了中国周边核包围圈的一个缺口。此外，西方及亚洲对中国急剧崛起的关切，可能加快日本再次成为亚洲主要军事大国的步伐，并迫使印度民族主义者向中国施加更大的压力。核包围圈使中国应急计划和打击目标的选定更趋向于复杂化。

　　今日中国处在邻国核武器的包围圈中，而且这些邻国多数或者在历史上同中国有着纠缠不清的恩怨情结，或者在战略上同中国处于彼此戒备的状态。尤有甚者，这些邻国拥有令人可怖的核武器，却仅隔着一条界河或者一座山脉，同中国相对峙。邻国拥有核武器的危险性在于，两国领土和主权纠纷可能导致国家关系迅速恶化，而且这些纠纷涉及主权及民族尊严，两国政府各自受到国内民族主义情绪的牵掣，没有回旋余地。倘若两个核武器国家发生了激烈的边界冲突，在军事上急剧升级，又缺乏自我克制意识及调适机制，则后果实在不堪设想。

　　况且，如印度同巴基斯坦爆发了核战争，可能殃及中国。即使没有直接的牵连，放射性蘑菇云飘至中国，也会危及中国人的生命和健康。再说，一旦邻国核武器或高度放射性核材料失控，也有可能落入中国境内的恐怖分子手中。假使“脏弹”潜入北京，在市中心造成为患长达千年的巨大的“黑洞”，即可能直接危及国家安全。

　　毋庸置疑，中国被核大国视为假想敌，是中国面对的主要的核威胁。然而，中国身处复杂的核态势之中，在审视核战略、核政策时，也要考虑将来本国核力量执行多样化使命的可能性。

　　3. 导弹防御降低了中国核威慑的可信度

　　新世纪以来，美国在亚洲部署导弹防御体系，对中国战略威慑政策是一个新挑战。美国军事专家认为，美军依仗核力量的绝对优势，可以一举摧毁中国80%以上的战略导弹，然后，依靠其在全球部署的导弹防御系统，足以拦截中国剩下的不足20%的战略导弹。北京完全有理由相信，美国全面部署了导弹防御体系，足以降低中国核威慑的可信度，甚至可以让中国第二次打击力量失效，尤其是美国在台湾部署导弹防御系统的话。

　　另外，从中国的视角看，中国核战略弱点难免会推动台独势力铤而走险。一旦台独势力诉诸法理台独，两岸冲突可能急遽升级。中国军方关于小规模核武库即可慑止敌国核突袭而且中国在承受敌国首次核突袭以后还能进行毁灭性的核报复的评估方式，似乎越来越成问题。

　　如今中国战略家判断，美国计划在阿拉斯加和东亚部署导弹防御体系完全着眼于将来拦截来自俄、中两国的洲际弹道导弹。如果美国扩大部署导弹防御体系，“矛”、“盾”兼备，“攻”、“防”并举，则在中、美两国战略平衡中，促使战略平衡向不利于中国的方向倾斜，将迫使中国在事实上变成“无核”国家。中国可能再次被迫生活在美国核讹诈的阴云之下。这种考量也促使中国对奥巴马政府关于“无核世界”的呼吁，疑虑重重，频频提出质疑。鉴此，中国一名高级外交官公开强调，中国将会采取必要措施，确保最低限度的核反击手段，从而为中国大幅增加核武器的数量提供了正当理由。

　　4. 高科技局部战争中常规战略与核战略的互动关系

　　从整体上说，核反击体系比核武器本身更加重要。打赢一场高科技战争的要求，按中国专家所称，实际上就是美国人所说的对现代信息通讯系统、情报能力、空间技术、未来航空器与先进的战术策略的有机整合集成而已。此类整合集成既适用于常规战争，也适用于核战争，况且，总的来说，将涉及许多相同的技术和发射平台。在美国，这个结论是很明确的，在中国却不怎么清晰。这种关联互动是本世纪初解放军核战略规划者遇到的一个问题。在他们看来，行动－反应－行动不断反复循环，会导致高科技局部战争的逐步升级，最终核战争可能爆发。

　　北京反复强调，台湾问题涉及国家核心利益，在其战争计划中，如果台独势力宣布独立，就可能引爆一场大规模战争。中央军委明白，即使仅在台湾海峡发生一场逐步升级的常规战争，也可能促使美、中两国战略武器体系卷入其中，并摧毁核武器体系的辅助系统的若干关键性的组成部分。在北京的战略评估中，任何针对中国指挥控制体系和战略武器基地的常规轰炸，也可能危及中国核报复能力及核导弹的生存能力。应当注意的是，随着北京开始重新思考核战略，常规战争与核战争之间存在的关联互动关系，促使许多中国战略家对美国政府有关“无核世界”的呼吁非常警惕，因而强调这-呼吁的局限性。

　　今日不同往时。今日北京领导人要提出问题：究竟现行核战略能否保证国家安全？如果不能，应当作哪些改变？为了寻找答案，他们推动了应当推行何种变革的争论。总之，尽管中国专家仍在继续争论，中央军委一直对修订核战略持稳健保守的态度，同时也不打算改变中国基本的核政策。

　　中国首次核试验以来，将近半个世纪过去了。漫长的时间已经证明，“有限核报复”及其衍生品“自卫防御”的核战略在维护国家核心利益上是卓有成效的。长期存在的，就是合理的。据此，可以认为，军委的判断是有道理的。

　　结语

　　当然，对于中国核战略面临的前述四大挑战，解放军作何反应，我们所知有限。我们知道，多位有影响的中国战略家认为，中国有必要对核战略作若干调整并对军事战略和核战略进行整体性的考虑。例如，2009年，第二炮兵司令、政委在《求是》杂志上撰文提出，需要按照通行的军事理论和二炮战略方针，研究和制定核力量的“战略威慑”政策以及“实战”战略。显然，中国军方正在进行广泛的、相关的战略评估。全世界都将密切关注此类评估的结果。

　　本文涉及高端的军事科学和解放军的战略方针，并讨论了当前中国军方、学界关于核战略的争论。如同我们过去发表的多数学术著作一样，我们主要依据中国出版的资料，因为单纯用西方观点根本无法理解众多亟待解释的东西。不过，即使在解放军指挥层级，对于前述看法也存在着不同的观点，焦点围绕着未来中国如何制定核战略。1960年代在北京和莫斯科之间发生的激烈争吵，为现行核政策提供了政治和道义上的正当性。现在全世界正在面临变革、国家转型以及当代武器竞相角逐的混乱局面。尽管军事技术的发展日新月异，这场关于核战略的争论不仅挑战参与这项角逐者，也威胁他们的职业生涯。

　　通过这项研究，我们认识到，中国不会停止对一个被广泛接受的核战略的追求，也没有一项计算机程序适用于中国核力量的单一综合作战计划。中国核武库的规模远较西方核国家为小。中国人面对严峻的挑战，仍然坚持核裁军的愿景。这不仅源自他们继承的毛泽东战略观念的遗产，也是他们对摆脱核武器困境的途径的深刻理解。因此，当中国核斗士和专家们愿意分享他们几十年以来积累的关于核时代不确定性的探索经验的时候，我们可以确信，他们对于人类在核时代遭遇的普遍挫折已经有所体认。

　　（相关简介：约翰·刘易斯，斯坦福大学国际安全和合作中心荣誉高级研究员；薛理泰，斯坦福大学国际安全和合作中心研究员。）

　　（刊于《领导者》总第38期（2011年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