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看新闻勇者斗恶龙gba有哪些:王大珩：漫谈科学精神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偶看新闻 时间：2024/04/29 11:26:37
漫谈科学精神
作者：王大珩 文章来源：北京日报
据湖南省基础教育教学研究资源网
王大珩(1915.2─) 应用光学家。原籍江苏苏州，生于日本东京。1936年毕业于清华大学。中国科学院长春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研究员、所长、名誉所长。我国光学事业奠基人之一。1955年选聘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学部委员）。1992年与其他五位学部委员倡议并促成中国工程院的成立1994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1999年荣获“两弹一星功勋奖章”。他被誉为 “中国的光学之父”，在他的带领下，我国熔炼出了第一炉光学玻璃，研制出了第一台电子显微镜。
近些年来，我们在科普方面做了一些工作，但是工作好像不那么突出。回想起来，我们做科普工作，只谈科学事实，但是对科学精神讲得少。在这种情况之下，我想就这个问题谈谈自己的一点感受。自己很胆怯，也许谈出来的观点不够科学精神，还请大家批评指教，我甘当这方面的小学生。
要了解科学精神，首先要了解什么是科学
什么是科学呢？我自作主张地写了这么一条，科学是对客观事物正确认识和理解的知识体系。对知识这个词我应该解释一下，这里我用比较简单的方法来说明。知识问题要回答五个W，这五个W是什么呢？就是what、why、where、when、who，就是何事、何故、何时、何地、何人。何事，小到基本粒子，大到整个宇宙，所有的事物都可以称得上什么事情；何故，就是物质相互的机制、原理；何时，就是整个宇宙历史，从很长的时间到最短的时间；何地，地是代表空间，从基本粒子的尺寸到宇宙的尺寸，这也包括生物的。我特别提出来，我们万物之间，除了固定的东西，还有活动的东西，其中包括生物空间；何人，就是从一个人到世界上的全人类。在解决这几个“何”字的问题上面，这些知识叫做自然科学，自然科学没有包括人的因素。把人的因素包括在内，特别是研究人与人或者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我们把这些方面叫做人文科学，或者是社会科学。
科学的特征与科学的作风
科学有哪些特征呢？我总结出以下六点。
第一个特征叫做一元性。万物运动都有自然的规律性，而规律性是唯一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说得更神秘一点，事实上是不以别的因素为转移的。如果把自然物质运动规律说是天意的话，那么只有一个天，没有第二个天。不应把一元论看作一种说教或者教条，它是经过人类长期历史实践得出来最基本的也是最原始的规律。
第二个特征叫做诚实性，也可以叫做严格性。科学的认识，是知识活动的一种基本形式，它的核心是认识事物的本质。孔子有句名言，“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这才是科学上的“知”，是真知。这里特别要说明的是，不以“不知以为知”，把真知和“不知以为知”摆在一起看，是知识是否具有科学性的一个分界线。
举个例子说，有神论就是把“不知”当作是“知”，是不科学的。人类从愚昧走向文明，在这个过程中，许多事物开始是不可以理解和推测的，于是，有人把这种现象的出现归结为神的意志，这种认识到现在至少已经有几千年了。而人类对科学的认识只有几百年的历史，有神论的传统和文化至今仍弥漫着整个的世界。许多国家把有神论和政权密切地结合起来，作为维持社会秩序和安定的手段。我在国外就碰到这个事情，他问我信什么教，我说没有教，他说岂有此理，人还有不信教的。当代科学高度发展，但在意识和行为上，仍保持着有神论的烙印，科学家也有如此。在实验室里他是无神论者，但是在社会上也可能是随着有神论的大流，成为有神论和无神论的两面派。我也这样做过，在国外的时候，因为申请一个专利，到专利局去，主事的要我把手放在他的圣经上，要我保证讲的话都是真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何必说我不信你的教呢？算了，我也就随大流了。这说明，当前整个社会的思想意识还远远落后于科学思维所指出的先进道路。要使全人类的意识形态都自觉地科学化，还有漫长的路要走，这恐怕也是实现科学社会主义的一个主要障碍。
第三，正确的科学路线，就是严谨性。对真理的认识是可望而难以企及的，在认识过程上，科学路线是由表及里，由浅入深，由简入繁，由中间向两头扩展。科学不承认没有事实依据的先验论，科学的核心所在是理性认识从低级到高级的过程。但是，理性认识要经过严谨的论证和事实的考验来确立。
第四，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句话我不用多解释了，只是说现在用的方法有哪些。首先是经过实验室的试验论证和模拟试验，直接论证；第二个是利用自然环境进行各种因素的观察和分析。比如说研究气象，天空的条件不能搬到实验室里来，只能就地观察；第三是触类旁通和举一反三，取得旁证。有些规律本来是适用于局部范围的，但是从各种现象的推论上，可以扩展它的适用范围。比如说力学的定理，是在地球上做的，但是可以扩展到天文上面，这就是举一反三取得旁证；第四是局部试点，逐步修订完善。要认识某些工作的做法是不是合适，有什么问题，可以进行局部的试点，通过试点找出问题，然后逐步修正，使你采取的措施更加接近于实际。此外，还可以从事物的内在因素寻找相互关系，在社会科学上恐怕很多都是这样做的，把社会各种因素的相互关系找出来，印证你这个理论是不是合适，是不是可以见诸行动。另外，异常现象的发现表示其中蕴藏着新的东西，初料不及的异常现象常常是发现新事物、新规律的源泉。我说一个故事，有一次我和一个美国的科学家坐一个车子，我问他，你研究的工作做出来的结果和你原来料想的结果完全一样，你是高兴还是不高兴？他说那是最倒霉的，因为什么新东西都没有得到。假设他在实验室里出现了他没有预料到的问题，那他会高兴，那样才会有新的发现。也正是因为这样，通过这种不可预料的问题的解决，才能使得科学或者我们一切的行动和工作，取得进展。事实上，许多获诺贝尔奖的科学发现，都是获得者在偶然的发现之下提出来的，他的发现引起了科学上的一大片或者一个领域的进展。最后就是等待时机，实在没有办法了，你就只好等。爱因斯坦研究相对论，要做试验，只好等，只有日食的时候，才可以做这个试验，这个试验做出来是对的，是有事实论证的。
第五，同一性，也可以叫做严密性。不同的学科在理论问题的提出上，各有其特点，在相邻和交叉学科中，必然出现理论上的相互覆盖，这在原理上只能是相辅相成，相互补充，决不应该出现互相矛盾的地方。举个例子，中西医各有一套理论说法，而且在实践上都见成效，终究这两种理论会统一起来，舍弃当中不确切的地方，补充应当补充的部分。这也是科学进步的一个途径。
第六，科学与技术并行发展，这是提倡科学精神的一个主要点。除了认识世界以外，通过认识世界进行改造世界，这是科学精神的一个主要观点。当前由于科学上的新发现，应用于生产实践，导致现在的高度的物质文明，特别是高新技术不仅改变了当前社会经济面貌，也帮助促进了人类思维的科学化。
非科学的几种表现
下面再谈一谈非科学的诸多表现。第一个是有神论，上面已经谈过了。第二是不切合实际的教条主义和盲动主义，这两种倾向违反了实事求是的精神，自以为是，形成左倾或右倾路线。第三是伪科学，在事物的论证中，以科学的表面隐藏着非科学的基本内容，以表面的正确倾向掩盖不正确的方面，哪怕是一点点也不行。这是科学严肃性方面要注意的问题；在科学的论断上，不允许有一点点伪科学、似是而非的东西；在结论上，有时失之毫厘，差之千里，就会出大问题。最后是巫术和迷信。关于非科学的作风问题，如弄虚作假，伪造数据，抄袭剽窃等等，这可以说是学术上的窃贼。
这些非科学的行动和措施给社会造成极大的危害和损失。因此，科学思想的适用范围是全社会的，不仅仅是单纯科学技术工作者所需要的。
我们需要什么样的科学思想？我们所需要的科学思想是什么呢？第一是实事求是；第二是审时度势，这里面包括时间性和空间性，也包括现在和将来，也包括可持续发展的一些问题；第三是传承创新，就是科学有继承性，每一个发现和成就，都是在已有规律发现的基础上形成的。我们一方面要对这种已有的规律进行传播，另一方面要继往开来，做创新的工作；第四是寻优勇进，有了创新的工作，让它在社会上起作用，还要找出实施这个措施的最优途径，而且还要有创新，使它实现。
科学精神是适用于全社会的，今天我们已经进入到了知识经济的时代，我们把一切经济的活动、措施建立在理论的基础上，就是在有知识理论的基础上，这个知识肯定是科学的知识。知识已经进步到这个程度了，技术也进步到这个程度了，过去没有办法研究的问题，今天有办法进行研究了，一些更加复杂的问题也能研究了。但是，基础科学有一部分还没有很好发展，一个就是生物科学，因为它复杂，过去是避免往这方面研究。现在是往新的方面走，比如说对生命科学的研究。还有一个就是社会科学。社会科学作为一门科学，是要靠定量的办法去研究。过去的经济学，好多虽是定性的，实质上也是往定量方面走，特别是现在，许多科学方法，已经为研究社会科学准备了很多条件。大家都感觉到了，你做一个经济报告的时候，假设没有数据作为依据的话，你这个报告就没有说服力。今天像统计学、运筹学等学科，在很大程度上都是为了研究社会问题提出来的。
半个世纪以来，我们国家发展经历了许多曲折。原因之一是有些做法、有些探索、有些方针政策是不符合实事求是的原则，这方面我们有很深刻的教训。方针、政策是否科学，是要通过实践来检验。还有很重要的一条，就是当科学化能够搞得好一点的话，大家的认识就容易达成一致。在科学化的基础上，我们最容易形成共识，最容易团结在一起。我们相信，科学化为我们建设强国会起到非常积极的作用。让我们很好地认识科学化这个问题，在科学精神的指引下，大家携手共同前进！
悼念王大珩 怀念胡耀邦 [转贴 2011-07-21 20:18: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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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柳村编者的话：
王大珩先生离我们而去了，悼念！王先生以专家而重视科普，长期关心和支持，令人感佩！
特别令人难忘的是，他所主持的长春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文革前曾邀在清华大学建筑系工作的我的妻子前去研究光栅机的防震问题。当时光机所是全国唯一拥有光栅机的单位，他们这台机器，造成已有半年，但一直未能生产出一块合格的光栅，他们认为关键是受到环境震动的影响，希望能从建筑技术的角度得到帮助，经过共同的努力，第一块合格的光栅刻出来了，清华大学校刊的报道留有记载。（陶德坚风雨人生[38]研究防微震）更令人刻骨铭心的是文革中，在陶德坚被当作“特务”、“反革命”来清查时，长春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也掀起了大抓“特务”的黑风。王大珩先生被诬为“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总后台”，一次又一次地进行批判和迫害。“四人帮”倒台后，这一冤案被揭露和得到复查，但在“两个凡是”没解决前，仍然阻力重重，是在胡耀邦同志的直接过问下，“结果证明被打成‘特务’的一百六十六人全部都是冤案。”这段血泪的历史是不能淡化更不能抹掉的。悼念王大珩，不由得想起胡耀邦。为此谨将新华社老记者戴煌的有关记述附录于后，以志不忘。--2011年7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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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条新闻
：【光学家王大珩病逝 曾获两弹一星功勋奖章】“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光学家王大珩因病于7月21日13时02分在北京去世，享年96岁。王大珩是中国光学、仪器仪表和计量科教事业的奠基人之一。http://t.cn/aWeEQt
今天 17:36 来自新浪微博 | |
著名科学家王大珩院士逝世 享年96岁
2011年07月21日 17:36:16 来源： 新华网
新华网快讯：我国著名科学家、“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王大珩院士，因病于２０１１年７月２１日１３时０２分在北京逝世，享年９６岁。
王大珩简历
中国科学院提供的资料显示，王大珩生于 1915年2月，祖籍江苏吴县。1936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物理系。1938年考取“庚款”留学生，在英国伦敦大学帝国理工学院应用光学专业学习，获理学硕士学位。1941-1942年在英国雪菲尔德大学玻璃制造技术系攻读博士学位。1942-1948年在英国昌司玻璃公司从事光学玻璃研究工作。1948年回国，1949-1951年任大连大学教授，应用物理系主任。1951年到中科院工作，1952-1983年在长春从事光学仪器与工程研究，1983年调至中科院技术科学部工作。
王大珩先生在光学与光学工程研究领域作出杰出贡献，他领导研制中国第一台靶场装备大型精密光学跟踪电影经纬仪；领导研制中国第一台激光红外电视电影经纬仪和船体变形测量系统，为发展中国的尖端武器做出杰出贡献。王老曾荣获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成就奖、国家“两弹一星功勋奖章”、“863计划”特殊贡献先进个人称号等。
王大珩先生从战略高度上思考并联合其他科学家对国家科学技术发展提出多项重大建议，关于跟踪研究战略性高技术发展的建议，最后成为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863”计划)，使发展高科技成为实现中国科技现代化的一项重要战略部署。这些建议为国家科技决策发挥积极作用，产生深远影响。
王大珩先生历任中科院长春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所长、中科院长春分院院长、中科院技术科学部主任、中科院空间科学技术中心主任；解放军总装备部科学技术委员会顾问；长春光学精密机械学院院长，哈尔滨科学技术大学校长；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副主席，北京市科学技术协会主席，中国光学学会理事长，中国仪器仪表学会理事长，中国计量测试学会理事长，中国高技术产业化研究会理事长等职。他还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四、五、六届代表，全国政协第三、七届委员。
中国工程院新闻办公室称，该院正计划为王大珩先生出版传记。 （资料来源：中国新闻网）
震撼全国的“真理标准”大讨论(二)摘录
长春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冤案
那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一文正处于紧张修改完善阶段的4月2日，《内部参考》刊登了新华社吉林分社副社长康国志的一篇报道——“长春光机所前主要负责人单奎章残酷迫害科技人员制造的冤案得到昭雪平反”。
报道说，长春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是建国初期建立的技术力量较强、设备条件较好、拥有光机电配套齐全的研究机构，并附设专为科研服务的大型实验工厂。在毛主席的科研路线指引下，全所科技人员、干部和工人奋发图强，团结战斗，早在五十年代就研制成我国第一台电子显微镜、高精度经纬仪、晶体谱仪、大型光谱仪、万能工具显微镜等多项重要光学精密机械仪器和一个系列的光学玻璃。激光技术一兴起，这个研究所就和国外几乎同时起步投入研究，而且相继取得了同样的研究成果，对开辟我国光学科研领域，促进经济建设、国防建设和科研事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1958年，毛主席在科学院科研成果展览会上，视察了这个所的科研成果，并高兴地在高精度经纬仪旁照了相。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吉林省委前第一书记把他的亲信、“四个帮”的爪牙单奎章安插到这个科研所，窃据了这里的党政领导权，并怂恿支持单奎章大搞法西斯专政。
于是单奎章全面否定广大科技人员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取得的进步和做出的贡献，肆意颠倒敌我关系，以知识分子为仇敌，视科学为罪恶，狂叫“光机所是封资修的大染缸”、“研究室是修正主义的黑苗圃”，诬蔑知识分子是“知识地主”，“知识资本家”，“知识越高，权威越大，思想越反动”，是“用技术专无产阶级的政”。他甚至用下流语言辱骂知识分子是“猪”、“狗”、“鬼”，“一肚子黑心烂肠子”。他疯狂地叫嚣科技战线的主要矛盾就是无产阶级与知识分子的矛盾，“党的基本路线就是要抓一个‘斗’字”，对知识分子“斗争就是政策”，“工资八十元以上的都要批判”，就是要把知识分子“打个落花流水”，“打个人仰马翻”，“打个灵魂出窍”。
从而单奎章无中生有地说：“光机所有四条特务线”，“有六层阶级敌人”，“各种阶级敌人应有尽有”，“特务多得连成了线，结成了网”，像“毛毛虫满地爬”，掀起了大抓“特务”的黑风。一霎时，被他抓出了“特务”或当做“特务”隔离审查的多达一百六十六人。其中研究员、副研究员和总工程师、副总工程师的百分之八十二，工程师的百分之五十七，助理研究员的百分之五十和教师的百分之五十，都被打成了“特务”；剩下来的研究员、副研究员和总工程师、副总工程师之全部，助理研究员、工程师和技师的一部分，也准备打成“特务”。
面对这多如“毛毛虫满地爬”的“特务”，单奎章狂叫“抓起来就审，一审就解决问题”，“不用出门调查核实就可以定案”，并私设公堂，动用多种酷刑逼供——科技会员证就是“特务身份证”，收音机就是“收发特务情报的电台”，个人存款就是“特务活动经费”，照相机也是“特务活动工具”，甚至通晓哪国语言、去过某个国家，也成了是这个国家“特务”的证据。
在这种惨无人道的残害下，有的科技人员被打死，有的被逼自杀。单奎章竟天良丧尽地说：“自杀说明他们问题严重。”
单奎章制造了这些冤案，不但在政治上、生活上、升学招工等方面直接影响着受害者的子女，而且还向外省市许多单位发出所谓的“敌情通报”，使许多受害者的亲友受到株连，轻者长期背着黑锅，重者被隔离审查甚至被迫害致死。
单奎章进而把技术上的分歧、学术上的争论，以及科研、生产上的责任事故，也统统说成是“阶级敌人的有意破坏”，并蛮不讲理地说：“你说无意，我说有意，你怎么解释，嗯?!”因此而受害的就有近百人。
为建立光机所、发展我国光学科研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的国内外著名光学专家王大珩教授，也被单奎章诬蔑为“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总后台”，并诬蔑他上边有根子，“根子就在北京”，对他一次又一次地进行批判和迫害。
总之，单奎章把一个好端端的光机所糟蹋殆尽，使国家光学科研事业受到了严重破坏。
然而吉林省委前主要负责人王淮湘却对这样一个无恶不作的人极为欣赏。他让单奎章总结“大抓特务”的经验，组织报告团在省内六个地区巡回报告几十次，听众数十万人，流毒很广，后果极坏，仅中国科学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就有一百一十一位老科学家和青年科技人员被打成了“特务”。不仅如此，王淮湘还让单奎章当上了省委候补委员，把他由光机所党委书记、革委会主任提升为省科技局党组书记和局长，把持全省科技大权。
尽管如此，忍无可忍的光机所很多职工仍与单奎章不断地进行着坚决的斗争，要他按照党的政策平反“特务”冤案，为受害者恢复名誉。但是单奎章以王淮湘为后台有恃无恐，对这些职工乱扣 “否定文化大革命”，“攻击无产阶级专政”等大帽子，疯狂地进行打击报复与镇压。他说：“说我不落实政策，我看是落实过头了!要说不落实，就是批得还不够!”他更嚣张地说：“说我整知识分子，秦始皇一次就整了八百个，我算个啥?光机所有八百知识分子，批掉三百，还有五百呢!”
“四人帮”倒台后，单奎章在吉林省的大后台王淮湘也倒了台。新的吉林省委坚决执行中央领导同志关于光机所问题的指示，派出工作组进驻光机所，带领广大职工深入揭批“四人帮”和王淮湘、单奎章的罪行，查清了单奎章隐瞒了几十年的为汉奸和日本强盗效劳的罪恶历史；同时对一起起“特务”案件进行了复查，结果证明被打成 “特务”的一百六十六人全部都是冤案。为此工作组召开了全所职工、家属和本地外地科研单位的代表以及受害者亲友共五千多人参加的大会，宣布了平反决定和平反名单，使九载沉冤得到了昭雪。工作组还向二十个省市自治区的一百五十个单位发出了一百九十五份平反通报，为受害者的亲友和受株连者挽回影响，将一切诬蔑不实之词统统推倒，对受害职工安排适当工作，伤残的给予治疗，死亡的开了追悼会并做好遗属的抚恤和安置；对被当做“罪证”抄走的财物，已经查到的全部归还，扣发的工资全部补发，生活困难的给予补助。
对于单奎章，待其他问题查明后，将由司法部门依法严惩……
4月8日，胡耀邦看到了这个报道，立刻从历史的高度作了一个相当长的批示。他批道——
这是一个骇人听闻的材料。对我们党的干部人事部门、政治部门都有深刻的教育意义。我们党从有政权以来，已经有五十一年的历史了[注1]。五十一年以来，经常出现这样或那样的极其错误的审干政策和肃反政策；在错误路线的统治或干扰下，这种政策可以发展到极端荒唐、极其野蛮的地步。这个材料就充分说明了这种情况。这是什么原因?我认为，原因是多方面的：同坏人当权有关，同我们平时教育不严有关，同人们的法制观念不强有关，一句话，同我们的整个经济、文化落后有关。因此，我们的干部部门、政治部门应该经常注意用这种反面材料教育我们的同志，以提高我们这一方面的政治和文化水平。
胡耀邦在邓小平“文革”复出因周总理病重而主持国务院工作时，曾一度担任过中国科学院党组织的领导职务，对中国科学家和知识分子们的一切都特别关心，此刻又担任了中央组织部部长，正在叶剑英、邓小平、陈云等老一辈革命家的支持下发动党的各级组织人事部门大力平反冤假错案、拨敌反正，恢复党的实事求是和其他一切优良传统，对这篇材料作出这样的批示，不但合乎情合乎义，也是完全公允，无可指责的。
新华社编辑部得到了这一批示，当即给吉林分社康国志挂了长途电话，要他火速来京把这篇《内参》稿改为公开广播稿，并将这个批示作为《新华社编者按》，冠于广播稿前。《人民日报》闻讯，也按照这个批示的内涵写了一个短评，将配合这篇广播稿一齐见报。两大新闻单位的这一默契，得到了全面支持中国科学院工作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方毅和密切关怀知识分子与民主党派人士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乌兰夫等人的支持；但是到了分管宣传的党的副主席汪东兴面前，这《编者按》和短评被全部砍掉。新华社在当月28日只光溜溜地向全国播发了这篇报道，第二天的《人民日报》在第二版左下角予以见报——《吉林省委彻底昭雪长春光机所“特务”冤案，“四人帮”的爪牙、冤案直接制造者单奎章将依法严惩》。（摘自戴煌：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 震撼全国的“真理标准”大讨论(二)_读书频道_新浪网）
作者：王大珩 文章来源：北京日报
据湖南省基础教育教学研究资源网
王大珩(1915.2─) 应用光学家。原籍江苏苏州，生于日本东京。1936年毕业于清华大学。中国科学院长春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研究员、所长、名誉所长。我国光学事业奠基人之一。1955年选聘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学部委员）。1992年与其他五位学部委员倡议并促成中国工程院的成立1994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1999年荣获“两弹一星功勋奖章”。他被誉为 “中国的光学之父”，在他的带领下，我国熔炼出了第一炉光学玻璃，研制出了第一台电子显微镜。
近些年来，我们在科普方面做了一些工作，但是工作好像不那么突出。回想起来，我们做科普工作，只谈科学事实，但是对科学精神讲得少。在这种情况之下，我想就这个问题谈谈自己的一点感受。自己很胆怯，也许谈出来的观点不够科学精神，还请大家批评指教，我甘当这方面的小学生。
要了解科学精神，首先要了解什么是科学
什么是科学呢？我自作主张地写了这么一条，科学是对客观事物正确认识和理解的知识体系。对知识这个词我应该解释一下，这里我用比较简单的方法来说明。知识问题要回答五个W，这五个W是什么呢？就是what、why、where、when、who，就是何事、何故、何时、何地、何人。何事，小到基本粒子，大到整个宇宙，所有的事物都可以称得上什么事情；何故，就是物质相互的机制、原理；何时，就是整个宇宙历史，从很长的时间到最短的时间；何地，地是代表空间，从基本粒子的尺寸到宇宙的尺寸，这也包括生物的。我特别提出来，我们万物之间，除了固定的东西，还有活动的东西，其中包括生物空间；何人，就是从一个人到世界上的全人类。在解决这几个“何”字的问题上面，这些知识叫做自然科学，自然科学没有包括人的因素。把人的因素包括在内，特别是研究人与人或者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我们把这些方面叫做人文科学，或者是社会科学。
科学的特征与科学的作风
科学有哪些特征呢？我总结出以下六点。
第一个特征叫做一元性。万物运动都有自然的规律性，而规律性是唯一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说得更神秘一点，事实上是不以别的因素为转移的。如果把自然物质运动规律说是天意的话，那么只有一个天，没有第二个天。不应把一元论看作一种说教或者教条，它是经过人类长期历史实践得出来最基本的也是最原始的规律。
第二个特征叫做诚实性，也可以叫做严格性。科学的认识，是知识活动的一种基本形式，它的核心是认识事物的本质。孔子有句名言，“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这才是科学上的“知”，是真知。这里特别要说明的是，不以“不知以为知”，把真知和“不知以为知”摆在一起看，是知识是否具有科学性的一个分界线。
举个例子说，有神论就是把“不知”当作是“知”，是不科学的。人类从愚昧走向文明，在这个过程中，许多事物开始是不可以理解和推测的，于是，有人把这种现象的出现归结为神的意志，这种认识到现在至少已经有几千年了。而人类对科学的认识只有几百年的历史，有神论的传统和文化至今仍弥漫着整个的世界。许多国家把有神论和政权密切地结合起来，作为维持社会秩序和安定的手段。我在国外就碰到这个事情，他问我信什么教，我说没有教，他说岂有此理，人还有不信教的。当代科学高度发展，但在意识和行为上，仍保持着有神论的烙印，科学家也有如此。在实验室里他是无神论者，但是在社会上也可能是随着有神论的大流，成为有神论和无神论的两面派。我也这样做过，在国外的时候，因为申请一个专利，到专利局去，主事的要我把手放在他的圣经上，要我保证讲的话都是真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何必说我不信你的教呢？算了，我也就随大流了。这说明，当前整个社会的思想意识还远远落后于科学思维所指出的先进道路。要使全人类的意识形态都自觉地科学化，还有漫长的路要走，这恐怕也是实现科学社会主义的一个主要障碍。
第三，正确的科学路线，就是严谨性。对真理的认识是可望而难以企及的，在认识过程上，科学路线是由表及里，由浅入深，由简入繁，由中间向两头扩展。科学不承认没有事实依据的先验论，科学的核心所在是理性认识从低级到高级的过程。但是，理性认识要经过严谨的论证和事实的考验来确立。
第四，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句话我不用多解释了，只是说现在用的方法有哪些。首先是经过实验室的试验论证和模拟试验，直接论证；第二个是利用自然环境进行各种因素的观察和分析。比如说研究气象，天空的条件不能搬到实验室里来，只能就地观察；第三是触类旁通和举一反三，取得旁证。有些规律本来是适用于局部范围的，但是从各种现象的推论上，可以扩展它的适用范围。比如说力学的定理，是在地球上做的，但是可以扩展到天文上面，这就是举一反三取得旁证；第四是局部试点，逐步修订完善。要认识某些工作的做法是不是合适，有什么问题，可以进行局部的试点，通过试点找出问题，然后逐步修正，使你采取的措施更加接近于实际。此外，还可以从事物的内在因素寻找相互关系，在社会科学上恐怕很多都是这样做的，把社会各种因素的相互关系找出来，印证你这个理论是不是合适，是不是可以见诸行动。另外，异常现象的发现表示其中蕴藏着新的东西，初料不及的异常现象常常是发现新事物、新规律的源泉。我说一个故事，有一次我和一个美国的科学家坐一个车子，我问他，你研究的工作做出来的结果和你原来料想的结果完全一样，你是高兴还是不高兴？他说那是最倒霉的，因为什么新东西都没有得到。假设他在实验室里出现了他没有预料到的问题，那他会高兴，那样才会有新的发现。也正是因为这样，通过这种不可预料的问题的解决，才能使得科学或者我们一切的行动和工作，取得进展。事实上，许多获诺贝尔奖的科学发现，都是获得者在偶然的发现之下提出来的，他的发现引起了科学上的一大片或者一个领域的进展。最后就是等待时机，实在没有办法了，你就只好等。爱因斯坦研究相对论，要做试验，只好等，只有日食的时候，才可以做这个试验，这个试验做出来是对的，是有事实论证的。
第五，同一性，也可以叫做严密性。不同的学科在理论问题的提出上，各有其特点，在相邻和交叉学科中，必然出现理论上的相互覆盖，这在原理上只能是相辅相成，相互补充，决不应该出现互相矛盾的地方。举个例子，中西医各有一套理论说法，而且在实践上都见成效，终究这两种理论会统一起来，舍弃当中不确切的地方，补充应当补充的部分。这也是科学进步的一个途径。
第六，科学与技术并行发展，这是提倡科学精神的一个主要点。除了认识世界以外，通过认识世界进行改造世界，这是科学精神的一个主要观点。当前由于科学上的新发现，应用于生产实践，导致现在的高度的物质文明，特别是高新技术不仅改变了当前社会经济面貌，也帮助促进了人类思维的科学化。
非科学的几种表现
下面再谈一谈非科学的诸多表现。第一个是有神论，上面已经谈过了。第二是不切合实际的教条主义和盲动主义，这两种倾向违反了实事求是的精神，自以为是，形成左倾或右倾路线。第三是伪科学，在事物的论证中，以科学的表面隐藏着非科学的基本内容，以表面的正确倾向掩盖不正确的方面，哪怕是一点点也不行。这是科学严肃性方面要注意的问题；在科学的论断上，不允许有一点点伪科学、似是而非的东西；在结论上，有时失之毫厘，差之千里，就会出大问题。最后是巫术和迷信。关于非科学的作风问题，如弄虚作假，伪造数据，抄袭剽窃等等，这可以说是学术上的窃贼。
这些非科学的行动和措施给社会造成极大的危害和损失。因此，科学思想的适用范围是全社会的，不仅仅是单纯科学技术工作者所需要的。
我们需要什么样的科学思想？我们所需要的科学思想是什么呢？第一是实事求是；第二是审时度势，这里面包括时间性和空间性，也包括现在和将来，也包括可持续发展的一些问题；第三是传承创新，就是科学有继承性，每一个发现和成就，都是在已有规律发现的基础上形成的。我们一方面要对这种已有的规律进行传播，另一方面要继往开来，做创新的工作；第四是寻优勇进，有了创新的工作，让它在社会上起作用，还要找出实施这个措施的最优途径，而且还要有创新，使它实现。
科学精神是适用于全社会的，今天我们已经进入到了知识经济的时代，我们把一切经济的活动、措施建立在理论的基础上，就是在有知识理论的基础上，这个知识肯定是科学的知识。知识已经进步到这个程度了，技术也进步到这个程度了，过去没有办法研究的问题，今天有办法进行研究了，一些更加复杂的问题也能研究了。但是，基础科学有一部分还没有很好发展，一个就是生物科学，因为它复杂，过去是避免往这方面研究。现在是往新的方面走，比如说对生命科学的研究。还有一个就是社会科学。社会科学作为一门科学，是要靠定量的办法去研究。过去的经济学，好多虽是定性的，实质上也是往定量方面走，特别是现在，许多科学方法，已经为研究社会科学准备了很多条件。大家都感觉到了，你做一个经济报告的时候，假设没有数据作为依据的话，你这个报告就没有说服力。今天像统计学、运筹学等学科，在很大程度上都是为了研究社会问题提出来的。
半个世纪以来，我们国家发展经历了许多曲折。原因之一是有些做法、有些探索、有些方针政策是不符合实事求是的原则，这方面我们有很深刻的教训。方针、政策是否科学，是要通过实践来检验。还有很重要的一条，就是当科学化能够搞得好一点的话，大家的认识就容易达成一致。在科学化的基础上，我们最容易形成共识，最容易团结在一起。我们相信，科学化为我们建设强国会起到非常积极的作用。让我们很好地认识科学化这个问题，在科学精神的指引下，大家携手共同前进！
悼念王大珩 怀念胡耀邦 [转贴 2011-07-21 20:18:45]
字号：大 中 小五柳村编者的话：
王大珩先生离我们而去了，悼念！王先生以专家而重视科普，长期关心和支持，令人感佩！
特别令人难忘的是，他所主持的长春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文革前曾邀在清华大学建筑系工作的我的妻子前去研究光栅机的防震问题。当时光机所是全国唯一拥有光栅机的单位，他们这台机器，造成已有半年，但一直未能生产出一块合格的光栅，他们认为关键是受到环境震动的影响，希望能从建筑技术的角度得到帮助，经过共同的努力，第一块合格的光栅刻出来了，清华大学校刊的报道留有记载。（陶德坚风雨人生[38]研究防微震）更令人刻骨铭心的是文革中，在陶德坚被当作“特务”、“反革命”来清查时，长春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也掀起了大抓“特务”的黑风。王大珩先生被诬为“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总后台”，一次又一次地进行批判和迫害。“四人帮”倒台后，这一冤案被揭露和得到复查，但在“两个凡是”没解决前，仍然阻力重重，是在胡耀邦同志的直接过问下，“结果证明被打成‘特务’的一百六十六人全部都是冤案。”这段血泪的历史是不能淡化更不能抹掉的。悼念王大珩，不由得想起胡耀邦。为此谨将新华社老记者戴煌的有关记述附录于后，以志不忘。--2011年7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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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条新闻
：【光学家王大珩病逝 曾获两弹一星功勋奖章】“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光学家王大珩因病于7月21日13时02分在北京去世，享年96岁。王大珩是中国光学、仪器仪表和计量科教事业的奠基人之一。http://t.cn/aWeEQt今天 17:36 来自新浪微博 | |
著名科学家王大珩院士逝世 享年96岁
2011年07月21日 17:36:16 来源： 新华网
新华网快讯：我国著名科学家、“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王大珩院士，因病于２０１１年７月２１日１３时０２分在北京逝世，享年９６岁。
王大珩简历
中国科学院提供的资料显示，王大珩生于 1915年2月，祖籍江苏吴县。1936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物理系。1938年考取“庚款”留学生，在英国伦敦大学帝国理工学院应用光学专业学习，获理学硕士学位。1941-1942年在英国雪菲尔德大学玻璃制造技术系攻读博士学位。1942-1948年在英国昌司玻璃公司从事光学玻璃研究工作。1948年回国，1949-1951年任大连大学教授，应用物理系主任。1951年到中科院工作，1952-1983年在长春从事光学仪器与工程研究，1983年调至中科院技术科学部工作。
王大珩先生在光学与光学工程研究领域作出杰出贡献，他领导研制中国第一台靶场装备大型精密光学跟踪电影经纬仪；领导研制中国第一台激光红外电视电影经纬仪和船体变形测量系统，为发展中国的尖端武器做出杰出贡献。王老曾荣获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成就奖、国家“两弹一星功勋奖章”、“863计划”特殊贡献先进个人称号等。
王大珩先生从战略高度上思考并联合其他科学家对国家科学技术发展提出多项重大建议，关于跟踪研究战略性高技术发展的建议，最后成为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863”计划)，使发展高科技成为实现中国科技现代化的一项重要战略部署。这些建议为国家科技决策发挥积极作用，产生深远影响。
王大珩先生历任中科院长春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所长、中科院长春分院院长、中科院技术科学部主任、中科院空间科学技术中心主任；解放军总装备部科学技术委员会顾问；长春光学精密机械学院院长，哈尔滨科学技术大学校长；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副主席，北京市科学技术协会主席，中国光学学会理事长，中国仪器仪表学会理事长，中国计量测试学会理事长，中国高技术产业化研究会理事长等职。他还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四、五、六届代表，全国政协第三、七届委员。
中国工程院新闻办公室称，该院正计划为王大珩先生出版传记。 （资料来源：中国新闻网）
震撼全国的“真理标准”大讨论(二)摘录
长春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冤案
那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一文正处于紧张修改完善阶段的4月2日，《内部参考》刊登了新华社吉林分社副社长康国志的一篇报道——“长春光机所前主要负责人单奎章残酷迫害科技人员制造的冤案得到昭雪平反”。
报道说，长春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是建国初期建立的技术力量较强、设备条件较好、拥有光机电配套齐全的研究机构，并附设专为科研服务的大型实验工厂。在毛主席的科研路线指引下，全所科技人员、干部和工人奋发图强，团结战斗，早在五十年代就研制成我国第一台电子显微镜、高精度经纬仪、晶体谱仪、大型光谱仪、万能工具显微镜等多项重要光学精密机械仪器和一个系列的光学玻璃。激光技术一兴起，这个研究所就和国外几乎同时起步投入研究，而且相继取得了同样的研究成果，对开辟我国光学科研领域，促进经济建设、国防建设和科研事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1958年，毛主席在科学院科研成果展览会上，视察了这个所的科研成果，并高兴地在高精度经纬仪旁照了相。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吉林省委前第一书记把他的亲信、“四个帮”的爪牙单奎章安插到这个科研所，窃据了这里的党政领导权，并怂恿支持单奎章大搞法西斯专政。
于是单奎章全面否定广大科技人员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取得的进步和做出的贡献，肆意颠倒敌我关系，以知识分子为仇敌，视科学为罪恶，狂叫“光机所是封资修的大染缸”、“研究室是修正主义的黑苗圃”，诬蔑知识分子是“知识地主”，“知识资本家”，“知识越高，权威越大，思想越反动”，是“用技术专无产阶级的政”。他甚至用下流语言辱骂知识分子是“猪”、“狗”、“鬼”，“一肚子黑心烂肠子”。他疯狂地叫嚣科技战线的主要矛盾就是无产阶级与知识分子的矛盾，“党的基本路线就是要抓一个‘斗’字”，对知识分子“斗争就是政策”，“工资八十元以上的都要批判”，就是要把知识分子“打个落花流水”，“打个人仰马翻”，“打个灵魂出窍”。
从而单奎章无中生有地说：“光机所有四条特务线”，“有六层阶级敌人”，“各种阶级敌人应有尽有”，“特务多得连成了线，结成了网”，像“毛毛虫满地爬”，掀起了大抓“特务”的黑风。一霎时，被他抓出了“特务”或当做“特务”隔离审查的多达一百六十六人。其中研究员、副研究员和总工程师、副总工程师的百分之八十二，工程师的百分之五十七，助理研究员的百分之五十和教师的百分之五十，都被打成了“特务”；剩下来的研究员、副研究员和总工程师、副总工程师之全部，助理研究员、工程师和技师的一部分，也准备打成“特务”。
面对这多如“毛毛虫满地爬”的“特务”，单奎章狂叫“抓起来就审，一审就解决问题”，“不用出门调查核实就可以定案”，并私设公堂，动用多种酷刑逼供——科技会员证就是“特务身份证”，收音机就是“收发特务情报的电台”，个人存款就是“特务活动经费”，照相机也是“特务活动工具”，甚至通晓哪国语言、去过某个国家，也成了是这个国家“特务”的证据。
在这种惨无人道的残害下，有的科技人员被打死，有的被逼自杀。单奎章竟天良丧尽地说：“自杀说明他们问题严重。”
单奎章制造了这些冤案，不但在政治上、生活上、升学招工等方面直接影响着受害者的子女，而且还向外省市许多单位发出所谓的“敌情通报”，使许多受害者的亲友受到株连，轻者长期背着黑锅，重者被隔离审查甚至被迫害致死。
单奎章进而把技术上的分歧、学术上的争论，以及科研、生产上的责任事故，也统统说成是“阶级敌人的有意破坏”，并蛮不讲理地说：“你说无意，我说有意，你怎么解释，嗯?!”因此而受害的就有近百人。
为建立光机所、发展我国光学科研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的国内外著名光学专家王大珩教授，也被单奎章诬蔑为“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总后台”，并诬蔑他上边有根子，“根子就在北京”，对他一次又一次地进行批判和迫害。
总之，单奎章把一个好端端的光机所糟蹋殆尽，使国家光学科研事业受到了严重破坏。
然而吉林省委前主要负责人王淮湘却对这样一个无恶不作的人极为欣赏。他让单奎章总结“大抓特务”的经验，组织报告团在省内六个地区巡回报告几十次，听众数十万人，流毒很广，后果极坏，仅中国科学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就有一百一十一位老科学家和青年科技人员被打成了“特务”。不仅如此，王淮湘还让单奎章当上了省委候补委员，把他由光机所党委书记、革委会主任提升为省科技局党组书记和局长，把持全省科技大权。
尽管如此，忍无可忍的光机所很多职工仍与单奎章不断地进行着坚决的斗争，要他按照党的政策平反“特务”冤案，为受害者恢复名誉。但是单奎章以王淮湘为后台有恃无恐，对这些职工乱扣 “否定文化大革命”，“攻击无产阶级专政”等大帽子，疯狂地进行打击报复与镇压。他说：“说我不落实政策，我看是落实过头了!要说不落实，就是批得还不够!”他更嚣张地说：“说我整知识分子，秦始皇一次就整了八百个，我算个啥?光机所有八百知识分子，批掉三百，还有五百呢!”
“四人帮”倒台后，单奎章在吉林省的大后台王淮湘也倒了台。新的吉林省委坚决执行中央领导同志关于光机所问题的指示，派出工作组进驻光机所，带领广大职工深入揭批“四人帮”和王淮湘、单奎章的罪行，查清了单奎章隐瞒了几十年的为汉奸和日本强盗效劳的罪恶历史；同时对一起起“特务”案件进行了复查，结果证明被打成 “特务”的一百六十六人全部都是冤案。为此工作组召开了全所职工、家属和本地外地科研单位的代表以及受害者亲友共五千多人参加的大会，宣布了平反决定和平反名单，使九载沉冤得到了昭雪。工作组还向二十个省市自治区的一百五十个单位发出了一百九十五份平反通报，为受害者的亲友和受株连者挽回影响，将一切诬蔑不实之词统统推倒，对受害职工安排适当工作，伤残的给予治疗，死亡的开了追悼会并做好遗属的抚恤和安置；对被当做“罪证”抄走的财物，已经查到的全部归还，扣发的工资全部补发，生活困难的给予补助。
对于单奎章，待其他问题查明后，将由司法部门依法严惩……
4月8日，胡耀邦看到了这个报道，立刻从历史的高度作了一个相当长的批示。他批道——
这是一个骇人听闻的材料。对我们党的干部人事部门、政治部门都有深刻的教育意义。我们党从有政权以来，已经有五十一年的历史了[注1]。五十一年以来，经常出现这样或那样的极其错误的审干政策和肃反政策；在错误路线的统治或干扰下，这种政策可以发展到极端荒唐、极其野蛮的地步。这个材料就充分说明了这种情况。这是什么原因?我认为，原因是多方面的：同坏人当权有关，同我们平时教育不严有关，同人们的法制观念不强有关，一句话，同我们的整个经济、文化落后有关。因此，我们的干部部门、政治部门应该经常注意用这种反面材料教育我们的同志，以提高我们这一方面的政治和文化水平。
胡耀邦在邓小平“文革”复出因周总理病重而主持国务院工作时，曾一度担任过中国科学院党组织的领导职务，对中国科学家和知识分子们的一切都特别关心，此刻又担任了中央组织部部长，正在叶剑英、邓小平、陈云等老一辈革命家的支持下发动党的各级组织人事部门大力平反冤假错案、拨敌反正，恢复党的实事求是和其他一切优良传统，对这篇材料作出这样的批示，不但合乎情合乎义，也是完全公允，无可指责的。
新华社编辑部得到了这一批示，当即给吉林分社康国志挂了长途电话，要他火速来京把这篇《内参》稿改为公开广播稿，并将这个批示作为《新华社编者按》，冠于广播稿前。《人民日报》闻讯，也按照这个批示的内涵写了一个短评，将配合这篇广播稿一齐见报。两大新闻单位的这一默契，得到了全面支持中国科学院工作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方毅和密切关怀知识分子与民主党派人士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乌兰夫等人的支持；但是到了分管宣传的党的副主席汪东兴面前，这《编者按》和短评被全部砍掉。新华社在当月28日只光溜溜地向全国播发了这篇报道，第二天的《人民日报》在第二版左下角予以见报——《吉林省委彻底昭雪长春光机所“特务”冤案，“四人帮”的爪牙、冤案直接制造者单奎章将依法严惩》。（摘自戴煌：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 震撼全国的“真理标准”大讨论(二)_读书频道_新浪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