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案介入理论:『煮酒论史』 隋唐名将列传之高仙芝

隋唐名将列传之高仙芝
　　 
　　从隋文帝杨坚登基，也就是从公元581年开始，中国进入了其历史上最为辉煌的强盛期。从此往前的三百余年，军阀割据，战乱连年，周边的少数民族尤其是北方游牧民族最大限度的参与了这场浩浩荡荡的大动乱，游牧民族的武力和汉族文化的相互吸引，使这场动乱的最终结果成为汉族与少数民族双方最大程度的融合，这种融合的积极的外力来自于北魏孝文帝以及北周的宇文泰，他们为后来者奠定了文化的和制度的基础，之后即便在此过程中出现过反动潮流，也最终没能影响到历史的整体趋势；从此往后的三百余年，就是由上述结果造就的中华民族（从上面的意义上说，这时候的中国就已经不只是狭义的汉族人的中国了，或者若更较真的话，从来都不是）在隋唐两代的繁荣。经过隋朝半个世纪的磨合，到唐太宗时，政治制度、经济和文化三者的结合逐渐臻于完美，从后世的研究来看，唐代初期的社会，堪称农业时代的典范。而在这种国力强盛之下的军事扩张，更像是前述三者的副产品——制度、经济和文化对整个亚洲的诱惑力远远超过了武力征服的力量。
　　
　　而在公元581年前后三百年左右的时间里，国际局势的变化同样引人注目，阿拉伯半岛与欧洲的每一次事件，似乎都能给遥远的中国带来一些微妙的影响。这些影响的纽带，大概就是广袤的中亚高原以及居住于这一地区的民族。公元395年，罗马帝国分裂为东西两个帝国之后，就不可避免的走向了衰落，这个巨大的帝国所遭受的灾难，似乎和同时期的中国甚为类似。在阿提拉入侵罗马帝国并攻入罗马时，罗马人的恶劣处境也达到了顶峰。然后是哥特人，厌哒人，还有阿瓦尔人的轮番骚扰，两个罗马帝国不断的接受着各种考验，风雨飘摇。但他们的噩运远远没有结束，随着公元581年后伊斯兰教的阿拉伯人的崛起，先知穆罕默德及其后裔们对欧亚和非洲大陆的一系列的征服活动，夺去了罗马人在非洲和西班牙的权威，使他们一再遭受重创。而消灭了近似于中国在中亚的代言人的波斯萨珊帝国之后，中亚，尤其是阿姆河和锡尔河河间地区，也逐渐被其蚕食，这使得远在长安的中国皇帝品都尝到了几分心痛的感觉。
　　
　　也许吐蕃人的野心和他们在中亚地区与大食的利益争夺是值得唐朝政府庆幸的事？但吐蕃人又何尝不是令唐朝乃至以后的中国皇帝们寝食不安的扎在背上的一根拔不掉的刺？经过隋和唐初一系列的征伐，到公元713年唐玄宗即位时，北方和西北的突厥人已经不再具有大的威胁，他们甚至成了唐朝皇帝坚定的同盟和进行武力扩张的前驱。吐蕃人却依据其特殊的地理位置以及几个著名领导人的卓有成效的治理与隋唐一起强大起来，并最终成为中亚利益的另一个强有力的争夺者。
　　
　　这就是这一时代世界最主要地区的形势，大食、吐蕃和唐在中亚地区的错综复杂的纷争，构成了众多英雄人物出场的绝佳背景。虽说是“边庭流血成海水，武皇开边意未已”，但将士们更多的是把到边疆去建功立业当作无尚荣光。唐朝的将军们也和早期罗马帝国的将军们一样，以虏获和凯旋作为炫耀自己武功的资本。这是评价这些将军们的一个基准，他们远远不是历史的决定者，但是历史精彩的创造者，远离了这个基线，评价将变得不切实际。
　　
　　高丽人高仙芝无疑是那个时代众多武将中的佼佼者，这个朝鲜族将领与当时的其他少数民族将领一样，以其杰出的才能受到了唐政府的重用。根据其姓氏和生活的年代，高仙芝的父亲高舍鸡可能是唐太宗或者唐高宗征服高丽时当作奴隶移民到内地，继而被送往安西都护府去戍边的高丽王室的遗族，可以想见作为一个外籍奴隶成为将军的困难程度，高舍鸡却能因战功升官升到四镇十将，诸卫将军。虽然大概到死也没脱掉那双代表其奴隶身份的袜子，但所受到的信任已可见一斑。在从旧唐书到新唐书直至资治通鉴的一系列经典中，都认为高仙芝所在的那个时代唐政府的大量任用少数民族将领是宰相李林甫为杜绝边将入相而威胁其官位的一条奸计，并部分地把安史之乱的起因也归咎于此，这显然过于片面了。很清楚明了的一个事实是，从隋文帝直到唐朝的皇帝，都多多少少有些少数民族的血统，李渊及李世民，至少可以确定的是，其妻子是少数民族，或者还有人说李氏家族也本是胡人，赵郡李氏，十有八九是往自己脸上贴金的一种讳饰而已。现在看来，把唐朝政府任用的少数民族官员与汉族人明确的区分开来，倒像是当时的奸佞之徒如杨国忠之流的刻意制造和后世民族主义情绪高涨的情形下一些人故意加强的行为，在李渊李世民眼里，他们手下那些为其江山出生入死的文官武将才没有这些汉与胡、贵与贱的不同哩！
　　
　　对比史籍中高仙芝长相的描述和现在的南北朝鲜人，一个身材高大，姿容俊美，儒雅有风度的美男子形象呼之欲出。所谓知子莫若父，却也有失误的时候，儿子才二十多岁就跟打了一辈子仗的老爷子同列为将军，高舍鸡还因为仙芝的“儒缓”，恐其不能自守而忧心忡忡。一勇之夫的父亲哪里知道，儒雅大度的性格才是将帅材的必备条件，高仙芝在其戎马生涯中所表现出来的独特的人格魅力，也都源于此。除此而外，在作为一名出色的武将所具备的硬件方面，善于骑马射箭，武艺超群，作战勇猛果断，智计百出的高仙芝，又是同辈中的拔尖选手。旧、新唐书都将高仙芝、封常清和哥舒翰列于一篇中做传，这给了我们作比较的机会，哥舒翰勇猛有余而智谋稍逊，封常清沉稳过人但武略较差，唯独高仙芝勇和谋兼而有之。
　　
　　高仙芝先后跟随安西节度使田仁琬，盖嘉运转战于天山南北，也许是因为太年轻，并没有受到这两人的重视。看田、盖二人在西域与吐蕃，突骑施等部落的征战历史，尤其是他们以及夫蒙灵察前后对勃律（克什米尔地区）的失败的征伐，参与了这些战争的高仙芝，无疑积累了大量的与游牧民族作战的经验，并对西域地区的地理人文有了比较成竹在胸的把握。这为其以后对这些地区的传奇式的成功征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夫蒙灵察是赏识和提拔高仙芝的第一个人，他使年轻的高仙芝平步青云，成为了自己的左右手，安西副都护、四镇都知兵马使的职位使高仙芝有了独立指挥军队的权力，也就有了放开手脚来施展自己军事才能的机会。
　　
　　封常清算是与高仙芝真正惺惺相惜、生死与共的好搭档，这样一上一下，一前一后配合默契的上下级，在中国古代可称典范。说起来高封二人的相遇，竟像是宿命的安排，已成为千古美谈。高仙芝在成为安西军政二把手之后，可以有自己的仪仗排场了，于是要招三十余名侍从，这对于胸怀大志的封常清来说，本应该不是个机会，但看到招摇过市衣着光鲜气度不凡的高仙芝时，他被这个人的威仪折服了。后来证明封常清的眼光果然是准确的，他看到高仙芝时就知道跟随他一定能够功成名就。作为一个脚有些跛，背还有点驼，大约眼睛还有点近视（最后一句我捏造的）的这样其貌不扬的人，却去应征自己并不擅长的要展示将军威仪的侍从职位，可想而知难度有多大。在遭到屡次拒绝后封常清指责，“将军是要成就大事业的人，我羡慕你的高义，才来投奔你，这么点容人之量都没有，还妄谈什么慷慨抱负”，这句话的效用再加上每天在高仙芝的必经之路蹲点，软磨硬泡，终于使高仙芝在不太情愿的情况下接受了他。想象一下，高仙芝和封常清两个人在这个小小的拉锯事件中多么有血有肉的可爱，而且历史随后证明，这一事件不仅是封常清的好运气，也是高仙芝自己的好运气。
　　
　　在以勤俭节约为美德的中国人眼中，奢华排场的高仙芝在这方面大概应受到指责，所以史籍中都乐意说他贪欲，但我更欣赏比高仙芝早一些的张文瑾的说法，“此天子所以重枢务、待贤才也，吾等若不任职，当自引避，不宜节减，以自取名”。说白了，这是你代表国家形象的必备之仪，不是你可以随意裁减用来沽名钓誉的工具。这样的话直到今天，仍然对那些表面上自奉为人民公仆，背地里却行贪赃枉法之事的官僚们有实际的意义。高仙芝决不是个完美无缺的人，但他是个表里如一的人。
　　
　　在接受了封常清这个形貌丑陋的侍从后，高仙芝打了一场漂亮的胜仗。大约是在公元741年左右，原先归附唐朝的西突厥达奚部落叛变，从哈密附近逃往碎叶（哈萨克斯坦境内的江布尔，李白的诞生地）。夫蒙灵察指派高仙芝率领2000骑兵越过天山山脉追击，这是典型的高仙芝式的战斗。在追及敌人之后，审时度势，趁其远行疲惫，放松警惕时进行突袭，大获全胜。善于利用敌我双方的士气，打心理战，是高仙芝百战百胜的一个法宝。这一仗对高仙芝来说至少有两个值得庆贺的意义，一是他得以彻底的摆脱了奴隶的身份，可以带刀谒见上司夫蒙灵察了，也就是说，他从此才真正跨入了贵族行列，这在心理上的作用可能更大；二是他发现了封常清的真实才能——他能够将一场战役的所有细节面面俱到的记录下来，他知道高仙芝在这场战斗中每一个环节的得失，他甚至知道高仙芝下达每一道指令的全部用意，这不是一般只会机械的执行命令的武将所能达到的。
　　
　　知人善用，其实包含着两层概念，首先是知人，其次是善用，相比起来，前者易而后者难。所谓好钢要用在刀刃上，就是这个道理。这方面失败案例很多，最著名的当属诸葛亮挥泪斩马谡一事，明知其不能而用之，结果坏了大事。高仙芝是个知人善用的人，他从这场战斗开始，逐渐全面地了解了封常清的才能，他聪明，细心，严谨，公正，廉洁，不徇私情，他在政务和经济上的管理能力极强，但是他不善于带兵打仗。高仙芝前后一贯的举荐封常清做类似的职务，先是判官，在取代夫蒙灵察成为安西节度使后，又举荐他做“庆王府录事参军，充节度判官”，这个职务的职责是，掌管安西四镇的仓库、屯田、甲仗、支度、营田等事。可别小看了这个官，经济力量和后勤保障对于战争的重要意义，古人也有着充分的认识——只要看看当时唐王朝的政治环境就可明了。
　　
　　公元736年，也就是开元24年，唐玄宗任命牛仙客为丞相，次年，牛仙客将原本只在屯聚重兵的西北边州实行的和籴（糴）之法推行于关中，进而推广到全国。所谓和籴，是官出钱，民出粮，两和商量然后交易的意思，其实由于官所出的钱，不可能比市场价高多少，甚至可能远低于市场价，这个交易就不可避免的带有强迫性，类似于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大陆所实行的议价粮制度。和籴所得之粮，主要是用来充实军仓，玄宗时单北方边境驻扎的军队，总数就至少有50万之多，以当时4500万左右的人口，军费开支比例之巨，可想而知。牛仙客本来是河西地区的一个小吏，因为善于发展农业，管理府库而逐渐受到重用。这个人在军事上并无作为，但在发展经济，推行足食足兵政策方面，大放异彩，在做地方官的时候，粮仓满溢，军队器械精良。这在军费普遍严重匮乏，不得不远道从江淮地区往西北转运粮食的当时，牛仙客的经验自然就很有了推广的必要。而这个政策在客观上的准备，也已成熟，一是当时关中，朔方，陇西地区经过唐初期的移民，减负等措施的调养，在开元年间已经是“闾阎相望、桑麻翳野”，农民们有足够的余粮；二是自隋朝以来，强制性的征粮对于农民们来说，已经习以为常，和籴政策多少能让农民得到些实惠，因此推行起来，就毫不费力了。
　　
　　于是到开元25年，就罢了江淮地区的粮食转运，也暂停了黄河以北地区的粮食转运，而江淮地区则改交粮租为交纳布匹，然后用这些布匹再做为和籴的资本。这样一来，几年间整个北方地区的官仓，也都粮食堆积如山了。这是唐玄宗时代的一项相当成功的政策。中央的形势如此，安西地区自然也不能例外，将管理仓库、屯田、甲仗、支度、营田等事重任放心的交给在这方面卓有才干的封常清，对于高仙芝来说，很显然不是个轻率的决定。
　　
　　唐代的节度使权力极大，军政大权在握，可以专诛杀，可以随意任废下属，高仙芝给予封常清的信任和权力，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郑德铨是高仙芝乳母的儿子，在高仙芝手下做郎将，高平日看作兄弟一般，感情可谓深厚。但一次高仙芝外出巡查不在家，郑在封的仪仗经过高府时由后面冲突而过，大约表情上甚有轻视之意，这本来是个轻微惩戒就可解决的过错。但封常清却用来树了典型，直接将郑乱棍打死。此事于情、于理、于法都说不过去，但整肃军纪的作用却再明显不过，高仙芝在外面得到报告时很吃惊，但回来后并没有因此而对封常清有任何责怪，甚至更加信任重用他。这是何等的气度！高仙芝得到的回报也是丰厚的，在他作为长胜将军四处征战时，封常清的角色是留后，一来镇守后方，二来保障军需物资的供应。可以说高仙芝之所以所向无敌，有力的后勤支援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在这样的统帅手下做事，对于有才能，又有抱负的将领们来说，是一件幸运的事，高仙芝一手提拔的席元庆、李嗣业，段秀实等人，都成了一时之名将。
　　
　　时势造就英雄，时势也可以毁灭英雄，在近二十年的极富传奇色彩的军旅生涯中，高仙芝留给史册的三个事件是，小勃律之战、怛逻斯之战，以及安史之乱中在成功地抵御了叛军后却遭宦官诬陷而无辜被杀。这三个事件，客观上都直接或间接的对大局造成了一定的影响，但对于高仙芝自己而言，却仅仅代表事业上的三个转折而已，并不是他的全部。但可惜的是，历史似乎又恰恰只记住了一些事件，我们要了解高仙芝，也只好由这三个事件入手。
　　
　　【小勃律之战】
　　
　　唐朝政府对西域地区的领土扩张，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武功和帝国荣耀的驱动，因为即便对经丝绸之路往来东西的商人征税，以及从西域各国收取少量贡赋，都不足以供养唐在西域地区驻扎的庞大的军队和官僚机构，何况政府出于虚荣心对各少数民族的返馈还要多的多。在政策上，政府对西域各国并不总是以兵威服。西域地区小国林立，互相之间矛盾重重，尤其有西突厥，吐蕃等国的侵扰，也需要一个象唐这样的强国的保护，因此原则上只要称臣纳贡，名义上从属于唐，都会受到唐政府的接纳并继续保持原有的独立和自治，而在遭受动乱或被他国侵犯时，又可获得唐朝军队的支援。在消灭了西突厥，并屡次击退吐蕃后，唐政府的这种温和政策在西域地区有极强的感召力，甚至远在葱岭以西的波斯和印度，都愿意通过这种关系而得到庇护。
　　
　　但当大食崛起以后，阿拉伯铁骑逐渐进入葱岭以西，灭亡波斯，占领阿姆河和锡尔河下游之间的地区后，原本西域地区的唐与吐蕃的对峙，变成了三国之间利益错杂的争执。三国鼎立，彼此之间各有忌惮，不得不寻求两方的联合来对付第三方，于是时而唐与大食结盟对付吐蕃，时而吐蕃与大食结盟对付唐，由于吐蕃兵力较强且最有侵略性，所以唐与大食联盟的时候更多一些。在公元740年前后，伍麦叶王朝内部矛盾重重，国内起义不断，扩张之势稍缓，吐蕃趁势加强了对帕米尔高原南部国家的控制。克什米尔地区似乎自古至今纷争不断，吐蕃以武力和和亲的手段，控制了这一地区最大的两个国家大勃律和小勃律，并借此使周围二十多个小国家屈服。这使得唐王朝在这一地区的权威大大受损，从田仁琬、盖嘉运以及夫蒙灵察等人对这一地区接连不断的讨伐来看，唐玄宗对重树威信的欲望十分强烈。高仙芝是第四个被派去征讨小勃律的将领，皇帝派来的内侍边令诚作了监军。使用宦官监督边将，是唐朝的一大特色。
　　
　　农历4月份从安西都护府的所在地龟兹（库车）出发，显然是高仙芝凭借经验做出的选择，帕米尔高原气候条件恶劣，只有夏秋两季稍稍温暖些。高仙芝的政府军数目为步骑一万人，按旧唐书的说法，当时步兵都有私马——也可从这个侧面看出唐朝军队的强盛，因此可算作是一万骑兵，再加上行军途中疏勒（喀什）守捉使赵崇玭、拨换守捉使贾崇瓘、以及护密国，识匿国等军队的加入，最终总兵力大约在两万人左右。按高仙芝的行军路线，四月初从安西动身，十五天后达拨换城，再十余天到达握瑟德，再十余天到达疏勒，这一个月的时间算一个阶段，高仙芝的军队应当在此地做了休整。然后从疏勒出发，二十多天后到达葱岭守捉，再经过二十多天后到达播密川（应为乌浒水，即阿姆河的上游），再经二十多天到达特勒满川（盖茨河？），即五识匿国这两个月的时间算作第二阶段，此时已经接近吐蕃边界上的要塞连云堡，高仙芝在这里做了第二次休整。从地图上来看，从疏勒到特勒满川的距离，大约四百公里，仅占总行程的四分之一左右，但所花时间却占了三分之二，可想而知翻山越岭的艰难。
　　
　　帕米尔高原海拔五、六千米，即便由山谷隘口通行，也有三、四千米，按现代登山运动员的经验，在这个高度上一般正常人都会出现或多或少的呼吸困难，体力下降等现象，还要防备随时可能遇到的恶劣天气和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而高仙芝的军队在这个海拔上的行军时间至少有一个半月，还要保证给养的及时运输，那么他留给世界的千古之谜是：他如何使他的军队在经历了如此行军后仍然保持战斗力？他的三位前任知难而退并非没有道理。
　　
　　总之，高仙芝在特勒满川将大军化整为零，分为三路，赵崇玼自北谷道进军，贾崇瓘自赤佛道进军，高仙芝和太监边令诚统率中军从护密国进军，在连云堡前集合。这样做至少有一个好处，三路小股部队分别在三条山路上行军的速度要比集中在一条路上要快得多。
　　
　　连云堡在今天阿富汗东北部，建筑在一座山峰上，东南西三面皆陡峭山崖，只有北部是平地，有喷赤河做屏障。山上堡内驻守的吐蕃军有一千人，在城南侧五、六公里左右修筑有木栅护墙，还驻扎有八九千人，是易守难攻的险关。高仙芝首先得解决的，是渡过喷赤河的问题，此时夏季冰雪融化，河水暴涨。高仙芝在这件事上仍然表现出了过人的胆略和经验：高原上的河流都依赖周围雪山融化的雪水，白天阳光照射，河水流量大，高原上夜间气温很低，流量自然小得多。按现在的时间推算，高仙芝是命令部下在凌晨三四点钟渡河的，这时的气温是一天的最低点！“人不湿旗，马不湿鞯”这种说法固然夸张了些，但高仙芝的确轻易地克服了一个看起来不可能逾越的困难，这不仅对于之前他的士兵们，而且恐怕之后对于驻防在连云堡上的吐蕃军来说，都是个疯狂的举动。高仙芝自己也在渡河后喜出望外，“向吾半渡贼来，吾属败矣，今既济成列，是天以此贼赐我也”——这话是对胆小的边令诚说的，不过是对牛弹琴罢了。
　　
　　唐军在夜间渡河，并在早晨七点以前（大约天刚蒙蒙亮）突然出现在连云堡前时，吐蕃军队还在睡梦中，哪里料得到敌人这么快就能兵临城下呢！但无论如何这仍然是一场攻坚战，勇敢和速度才是决定胜败的关键因素。高仙芝选猛将李嗣业和田珍为左右陌刀将，率士卒猛攻连云堡，并下达了死命令，必须在中午之前拿下城池。陌刀是唐军独有的武器，长杆，刀两边都开刃，末端呈三角形，可砍，可刺，大概类似于后世评书中所说的三尖两刃刀，力大的士卒持此刀冲锋于前，势不可挡。这一仗从早晨打到中午，对方死了五千人，被活捉了一千人，中国人的习惯，打了胜仗是不说己方的伤亡人数的，于是我们不知道唐军死了多少人。但根据新唐书西域志的一处记载，识匿国国王五跌失迦延可能在这次战斗中牺牲了，由此可推见唐军也付出了一定的代价。不管怎么说，攻克了这个要塞之后，能够阻挡高仙芝的步伐的，只有山口处海拔就达四千六百多米的坦驹岭了，而高仙芝面临的困难，也只剩下用什么方法鼓舞士卒的勇气，使他们有胆量跟随他翻越雪山继续前进了。太监边令诚就先尿了裤子，高仙芝只好将他和体质弱的士兵三千人留在连云堡。
　　
　　我们且不去管高仙芝一万多人的军队是用了什么方法爬上那座冰山的——现代人即便带了先进的登山工具，以小规模的团队轻装去攀爬，也不是件容易的事，——这已是不可考证的了，这种事历史上也就三个人做过，另外两人一个是汉泥拔，一个是拿破仑，他们爬越的都是阿尔卑斯山，不过高度稍低而已。上山容易下山难，从坦驹岭山顶到南坡山下，至少有二十公里冰雪覆盖的陡峭山路，下去后就进入敌境，就是说，如果失败，是不可能有退路的。士兵们果然说，将军想让我们上哪儿去呀？
　　
　　如果是一般的统帅，可能就直接强迫士兵下山，有后退的斩杀几个罢了，但这样一来肯定会大大挫伤士气，甚至有可能导致哗变。高仙芝用了巧妙的办法，在登山之前早就派二十多人下山，扮作阿努越人来迎降，又欺骗说印度河上连接大勃律的藤桥已经斩断了，这样吐蕃援军就没法增援小勃律了，士兵们信以为真，就高高兴兴下山了。阿弩越也是不得不依附吐蕃的小国家，阿弩越城距小勃律国都不远，如果他们拒战，高仙芝的疲惫之师恐怕要大受损失，虽然他们不可能是唐军的对手，但即便是小小的延缓都有可能让吐蕃援军得到缓冲时间。高仙芝的运气好，没想到阿弩越人果然投降了，这使唐军及时地得到了休息，并且补足了给养。
　　
　　娑夷河的藤桥没有断，但吐蕃援军此时却鞭长莫及，小勃律国内兵微将寡，国王和他的亲吐蕃的大臣们已经成了惊弓之鸟。对高仙芝来说，推翻现在的亲吐蕃的小勃律政府，扶植和组建新的亲唐的政府，才是此次远征的目的。如果放跑了依附吐蕃的首领人物，此次远征就等于白走一趟，因为唐军不可能耗在这里打持久战，大兵一退，这些人又会回来，小勃律仍然是那个小勃律。为避免这种情况，高仙芝预先派了将军席元庆带着一千骑兵去小勃律都城，史籍中这段说的有些矛盾，大致情况应是这样，席元庆到小勃律后，告诉他们说唐军此次来不过是借路路过去攻打大勃律，想以此稳定小勃律君臣，但亲吐蕃的首领们知道无论如何不会放过自己，还是试图逃窜，于是席元庆拿着事先准备好的诏书绸缎等物件安抚他们，却趁机都上了绑绳，国王带着他的吐蕃王后躲到了山洞里，一时间捉不到。高仙芝大兵一到，先斩了五六个一心一意忠于吐蕃的首领，然后亲自去招抚小勃律国王。一举平定了小勃律。等吐蕃大军在傍晚的时候赶到，已经无济于事了——用最快的速度修好桥然后杀过来，至少也得一年。
　　
　　由此可见这是一场非常功利的战争，唐玄宗在这一时期宠信李林甫、杨国忠等奸臣，自己整天花天酒地，已经不再是年轻时那个英武果决的皇帝了，他本人在这一时期所下达的对东南西北边境地区的军事命令，也是完全功利性的。从这个意义上说，高仙芝征讨小勃律的这次行动是个了不起的成功，因为他将换取这一场胜利的损失几乎降到了最低点。在同一年，也就是公元747年差不多同一时间，唐朝的另一位赫赫有名的大将，集河东、朔方、河西、陇右四节度使于一身的王忠嗣，采用了故意延误的手段阻止了唐玄宗极力要发起的另一场针对吐蕃石堡城的战争，他的理由是，攻下这座城，没有任何战略上的意义，反而会因此让大批战士白白送了性命。王忠嗣的不配合，差点被奸相李林甫害死，相比起来，高仙芝的这场大捷就显得两全其美了。
　　
　　所谓平定，不过是俘虏他们的国王和王后和他们国内能搜罗到的一些值钱东西去长安，杀几个忠于吐蕃的酋长，另外立个国王族人当新国君，找一批愿意效忠唐王朝的大臣辅佐他，然后招募几千人在此驻守而已。于是，唐朝在短期内夺回了克什米尔以西和以北地区的霸权，两唐书中夸张地说连超级大国大食和东罗马帝国都受到了震慑，急忙来朝贡。以唐与大食一贯的利益关系，大食一方以比较平等的身份派出一个使团带一些物件到中国再换取另外一些物件回家是正常的，但遥远到不能再远的拜占庭急着赶着来称臣就有些匪夷所思了，司马光删掉了这段夸夸奇谈。
　　
　　在公元747年的九月份，高仙芝带着他的得胜之师启程返回安西，又是三个月的艰苦行军，满心以为迎接他的将是一个空前盛大的凯旋式。谁知不但没有受到礼遇，反而招致了一顿臭骂，险些丢了脑袋。其实这次征伐是皇帝直接下达的指令，跟高仙芝的顶头上司夫蒙灵察没有任何关系，大概高仙芝也这么想，于是在战争结束后没有通过夫蒙灵察，就直接派了人去长安报捷，况且这个去报捷的判官王廷芳，本来就是朝廷派来的使者。夫蒙灵察可不是个大度的人，立刻就破口大骂了，“吃狗屎的高丽奴，你的于阗使是谁举荐的？你的焉耆镇守使是谁举荐的？你的安西副都护使是谁举荐的？你的安西都知兵马使是谁举荐的？你竟然敢绕过我擅自奏捷！要不是刚立了功，立马就砍了你的脑袋！”第一句可算是千古奇骂，高仙芝哪敢有脾气，诺诺而已。
　　
　　太监边令诚可不管这些，径自就打了小报告，这是这家伙的可恶之处。夫蒙灵察丢官罢职，高仙芝取代了他，一下子上下级的关系就颠倒了。夫蒙灵察害怕极了，哪里想到高仙芝根本没把那些过节放在心上，见到他还是跟以往一样恭恭敬敬，知遇之恩，哪能因地位的变化就抛在一边了呢？夫蒙灵察却更加害怕了，世上一般的小人大抵如此，你不理睬他时，他恨你，你对他好时，他也以为你别有用心。古今同。
　　
　　安西都护与北庭都护都隶属于陇右道，在级别上，安西节度使、北庭节度使以及河西节度使是相同的，但在权力上，安西节度使要受河西节度使节制，而北庭节度使又要受安西节度使的节制。之前的夫蒙灵察和后来的高仙芝都兼着御史中丞的职务，就是这个原因。高仙芝一朝大权在握，扬眉吐气，可吓坏了过去那些经常在夫蒙灵察面前说他坏话的副都护程千里、押衙毕思琛、行官王滔、康怀顺、陈奉忠等人。高仙芝找来这些人，当面斥责程千里说，“你这人面似男儿，心如妇人，是怎么回事？”又责问毕思琛说，“你夺了我城东几千亩地的好田庄，还记得吗？”毕狡辩说，“那是中丞大人你看我生活艰难，好心送给我的”，高仙芝差不多该气乐了，“你那时作威作福，我是怕你，哪里是看你可怜！”又假装要责罚王滔、康怀顺、陈奉忠等人，但过了一会儿就都放了。这么做的用意，用高仙芝的话说，“这些话我要不当面跟你们说清楚，恐怕你们整天提心吊胆，现在既然说了，就没事了。”其人光明磊落如斯。
　　
　　小勃律之战后，公元750年上半年，应吐火罗叶护失里怛伽罗的要求，高仙芝又奉命击败了在葱岭地区叛乱的羯师，俘获其国王勃特没，并立其兄素迦为王。羯师是介于勃律和其南方的个失密之间的部落，个失密在印度河河谷地区，盛产粮食，其国王曾屡次上书长安，要求与唐军合作抑制吐蕃，并承诺保证20万唐军的粮草供应。这其实也可算是唐军能够屡次出征小勃律的一个原因吧。经过第二次的征讨，丝绸之路的南线地区的稳定得以恢复，唐政府首次在帕米尔乃至更靠西的地区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控制，这个局面维持了几十年，都是高仙芝的功劳。而在这一年的下半年，大食人在阿姆河和锡尔河河间地区的渗透，终于使两国间矛盾激化。在高仙芝平灭了边境地区的石国后，战争已势不可免，这就是著名的怛逻斯之战。
　　
　　【怛逻斯之战】
　　 
　　相比之下，由于天山和大沙漠的阻隔，天山南部地区更平静些，而北部地区的动乱似乎从未停止过。公元741年高仙芝追杀突骑施达奚部落以及公元748年北庭节度使王正见在碎叶击败突骑施只是连绵不断的小规模战争中的并不太显著的两个而已。741年之前，高仙芝的两位前任盖嘉运和夫蒙灵察都有过在这一地区针对突骑施的战争。这种混乱的局面实际是西突厥帝国覆灭造成的后遗症，唐政府的温和政策对西域地区各部族之间的矛盾并没有起到多少积极的作用，在不损害中央利益的前提下，唐对西域各从属国之间的纷争大多持袖手旁观或纵容的态度，这符合以夷制夷的方针。开元年间西突厥的覆亡，随后突骑施的分崩离析，都不是武力征服的结果，而主要来自于内部的动乱。
　　
　　唐在西域不断以册封各国国王及其亲属大臣和大量的物质赏赐来赢得其忠心，对于国小兵微，无力与大国抗衡并寻求保护的部族，这种政策的吸引力是巨大的。而西方的大食，对其征服地区实施的统治却要不得人心的多。大食的扩张与唐根本的区别是，其扩张的动力更多的来自于物质利益。尽管在名义上，他们只对不信奉伊斯兰教的民族征税，但随着不断扩张，越来越多的民族集体改信伊斯兰教之后，他们仍为了保证利益而继续对其征税，甚至为了源源不断的获得收入，不再鼓励被征服地区的人们信奉伊斯兰教。西域地区原本的宗教，最大的是佛教，其次是袄教（锁罗亚斯德教），摩尼教等，大食人在这些地区所征收的赋税尤为沉重，以至于康国和石国等国王不断写信给唐玄宗，请求派兵对付大食。但唐可能在权衡得失后，并不打算与大食决裂，因为在对付共同的敌人吐蕃方面，后者始终被看作不错的盟友。
　　
　　这种微妙的局面在公元747年后发生了转变，首先是大食国内，由于前述的原因，阿拉伯半岛以外的地区由于不堪忍受不公平的税收政策不断发生起义，黑衣大食趁机在波斯崛起，阿布·穆斯林（Abu Muslim，中国史籍称作并波悉林）率领的军队攻占了巴格达，阿拔斯王朝取代了伍麦叶王朝。而中亚地区的战乱则一直持续到公元750年前后。一向处于唐与大食夹缝中的石国和周围的一些突骑施部落似乎也找到了独立的机会。这是容易理解的，一方面在大食的压迫下忍无可忍，一方面因长期以来向唐政府的求助只换来一堆悦耳动听的头衔而根本没有得到实质性的援助愤愤不平，足以使他们与一直就蠢蠢欲动的突骑施部落联合起来同唐和大食决裂。而一旦唐政府在这一地区用兵，就难免会跟大食发生摩擦。
　　
　　史书却把这笔战争帐完全记到了高仙芝的头上。自旧唐书起，几乎所有后来的史籍，都含糊不清的用几十个字来描述这场战争，并充满矛盾地认为这场战争的失败是高仙芝一手造成的。以一战而定功罪，可谓冤乎！
　　
　　前面说过，唐对边疆小国的征伐，一般的手段都是攻破其城池，俘虏其君主，并在战争结束后连同其他物质虏获一起解送长安，然后在当地另立新的君主或执政长官，此后接受其朝贡，并不派专门的军队和行政机构去管理这个国家。特殊的情况，像唐在小勃律征募的守军，并非用来对付当地人，而是用来防御吐蕃。而被俘虏的君主，也只是解除其权力，在送到唐朝皇帝那里时不但不会受到处分，反而会受到相当隆重的接见并给予一定官职，只是，没有特殊情况，不允许其回国。这一点上与罗马将军们的凯旋有类似之处，也有显著的不同。高仙芝对石国的征伐，正是这样一个典型实例，把史书中的描述综合起来分析，即使按两唐书李嗣业传中最严重的说法，“杀其老弱，虏其丁壮，取金宝瑟瑟驼马等，国人号哭，因掠石国王东，献之于阙下”，也看不出有超出其他任何一起类似的征服战争的破坏程度。况且这种说法很值得怀疑，杀老弱而虏丁壮的做法即便游牧民族也都很少采用了，以大唐的政策和高仙芝的胸怀气量，更不可能。另外，高仙芝的这次讨伐，还包括突骑施和其他昭武九姓（粟特人）国家，并非仅针对石国，何以只以此方法对待石国？高仙芝在公元751年入朝献之阙下的，不光只有石国王和来自石国的物品，何以只听见石国人的号哭？
　　
　　石国在昭武九姓地区，算是较大的国家，之前在公元 740年，唐玄宗曾册封石国王伊捺吐屯屈勒为顺义王，第二年他曾上书玄宗请求讨伐大食，被拒绝。公元742年，又册封其子那俱车鼻施为怀化王，而在公元753年石国恢复对唐的朝贡后又有封其为怀化王的记载，新唐书却说他被斩于阙下，欧阳修大概搞错了。我推测的具体情况是，石国王伊捺吐屯屈勒的名字应为伊捺吐屯，屈勒是其部族封号，音同突厥人的阙特勤，名字上相似的证据是，在公元 658年其王名为瞰土屯，被封为大宛的舍提于屈昭穆都督，舍提于屈昭穆，大概也是屈勒或阙特勤的另一种译法，在公元713年后其王名为莫贺咄吐屯，被封为石国王。而那俱车鼻施则很有可能不是正统的王室传人，因为如果不是国内出了大的派系对抗而国王又无可奈何的话，很难想象唐政府会在一国内册封两个王。这里有两种情况，一是742年对那俱车鼻施的册封是记载的错误，二是石国内分化为分别以国王和那俱车鼻施为代表的两大势力集团。类似的例子可以在公元731年找到，康国王乌勒上表请封其子咄曷为曹国王，默啜为米国王，获得了唐玄宗的准许。
　　
　　伊捺吐屯在公元748年前后——这一年王正见曾在碎叶攻击并打败突骑施，这应是一系列叛乱中的一个——趁乱与突骑施及其他一些小部族谋求独立，此时黑衣大食的呼罗珊总督阿布·穆斯林与其部将齐亚德·本·萨里赫（Ziyad b. Salih）挥师北上，正在与阿姆河和锡尔河河间地区的反对者作战。伊捺吐屯在公元750年遭到唐军进攻，随后被高仙芝虏获并送往长安，史书上没有记载另立新国王的事，说明唐有取消其国王藩号的意图，而这可能使原本有望继承王位的那俱车鼻施大失所望，唐在处理这一地区的事务中的表现——屡次回绝他们的求援，却在他们公开宣布与唐决裂时派兵征讨——也可能激起了石国及其周边地区民众的不满，因此他们彻底倒向了大食。怛逻斯战役后，唐与大食双方出于相互的利害关系很快和好，那俱车鼻施于是又返回早先的策略，一方面迫于武力不得不继续臣服于大食，一方面抵御不了唐朝在经济和文化上的诱惑，又派使臣去长安示好，唐则顺水推舟重新册封其为怀化王。昭武九姓地区大多数的小国家，比如康国，安国，史国等，大多处于这种两难的境地。
　　
　　高仙芝在这次征讨过程中还俘获了一位突骑施可汗，并且在边境的敏感地区可能已经与大食守军发生了冲突。《太平广记·卷第四百一十四》中有记载传说高仙芝征大食，得宝物诃黎勒，长五六寸，佩戴于抹肚中可防治百病，传说虽大多无稽之谈，但也必有其蓝本，这里所说的征大食，很有可能就是指这次出兵，民间可能已认同昭武九姓地区为大食属地了。而在公元九世纪的阿拉伯人眼里，石国、拔汗那、怛逻斯就已经是大食的领地了。在高仙芝得胜返回龟兹后，也就是在公元750年末到751年初，齐亚德·本·萨里赫终于平定了动乱，并裹挟着当地的昭武九姓诸胡向两河上游挺进，进入了此前高仙芝已征服的地区，即石国，以及稍北的地方。既然唐已将这一地带划为自己的势力范围，那么这种行为显然是不能容忍的。
　　
　　丝绸之路的北线，由安西至碎叶至怛逻斯，然后分两路，一路由怛逻斯至石国至扎敏，一路由怛逻斯至拔汗那至扎敏，汇合后经撒马尔罕、布哈拉（塔什干）……在唐全盛时期往来西域的商贾很多，唐驻扎在安西的军队，有相当一部分军费是向过往商人征税来解决的。粟特人最善经商，昭武九姓地区的收入，也多出自商业。因此，唐军在和平时期，很重要的一个工作就是打击惯于在这些地区抢劫的少数民族部落，维持交通的通畅，而大食的介入，目的则是独霸这一地区的经济利益，这是双方的另一个矛盾。
　　
　　这么说起来，“责其无藩臣礼”只不过是讨伐石国的一个细枝末节的理由而已，伪与其约降倒像是高仙芝的作风，但屠杀老弱（注意，不是屠城）却无论如何都有些言过其实了。两唐书说高仙芝攻入石国后掠夺了大量财物，然后又说他发财后也不知道珍惜，大大咧咧的谁要就给谁，也不知道是夸他还是贬他，我是当夸他的。——高仙芝的贪欲，是战争的结果，而非战争的起因。因为如果是为了满足贪欲，大可以向安禄山学习，定期摆几桌鸿门宴，邀请一些部落酋长来赴宴，然后在酒席上收割他们的脑袋，再拿这些人头去长安邀功请赏，岂不更方便？
　　
　　如前所述，齐亚德将军率领着大食军队逼近怛逻斯，率先发动了战争，高仙芝则跟往常一样，仍率领着包括突厥、拔汗那、葛逻禄人在内的一支藩汉联军马不停蹄的奔赴了前线。关于这支军队的人数，历史上众说纷纭，总也弄不出个准确数字。两唐书说是两万人，通鉴说是三万人，《通典》说被杀和被俘总数达七万人，后人倾向于六万到七万人。按唐初定例，安西都护府驻扎的总兵数为二万四千人，武则天时王孝杰收复安西四镇后，在安西的驻军增加到三万人。到张说在开元年间废除府兵制后，从河西和安西本地招募军队来轮换守卫四镇，兵力又有所增加，北庭两都护府受安西都护府节制后，安西节度使在西域地区可调度的政府军总兵力应该在六万人左右。就是说，高仙芝可以用来进攻的军队，不会超过三万人，而参与联军的其他部落军队，应该也不会超过三万人，所以，高仙芝的军队应该在五万人到六万人之间。根据大食一方的资料，也大致可以证实，双方起初相持了五天，兵力是相当的，大食用来平定两河流域起义的兵力，不会超过四万人，吃了败仗后，后来又有增兵万余名的说法，因此，大食的军队总数，也在六万人左右。
　　
　　从距离上推测，高仙芝的军队可能是由疏勒集结然后长途行军350—400公里到怛逻斯城迎敌的，一般认为这种远距离深入是轻敌的表现，并把后来兵败的部分原因也归咎于轻敌。但我认为这恰恰是高仙芝用兵的风格，这个距离，还不能算冒险，小勃律之战的危险系数要高得多。长途奔袭的确能够带来补给上的困难，但比较起来大食一方的情况也不见得好到哪儿去，双方在这一点上彼此彼此。还有一说高仙芝擅长山地战而不擅平地战，这也有以偏概全的嫌疑，西域地区本就多高山，碰巧高仙芝又多打了一些山地的漂亮仗，却又怎么能凭一场平地战的失利来推论他不善于打平地战？
　　
　　大食军的战斗力如何强大，自然不必再多言渲染，怛逻斯之战是名副其实的平地阵地战，经过五天（这个数字来自两唐书，使我很怀疑，但不管怎么说这仗打得很艰苦）的相持，双方都没有占到便宜。战局是在葛逻禄人忽然叛变后发生了根本性扭转的，各种史料都证明高仙芝的军队是在夜间忽然遭到了葛逻禄人和大食军的前后夹击后溃败的。葛逻禄人为什么叛变？我推测大食一方在这段时间里偷偷跟葛逻禄人接触并策反成功，至于使用了什么手段，给了什么好处，不得而知，但怛逻斯之战后葛逻禄人轻易崛起，控制了碎叶地区，这是被众多研究者忽略的事。与葛逻禄人相反，拔汗那人却是百分之百尽力的。之前拔汗那被大食所攻，君主被杀，被迫向东迁移而依附唐朝，对大食人心存怨恨，而且拔汗那人与近邻石国也并不和睦。
　　
　　李嗣业苦劝高仙芝逃走的话包含了一些可供猜测的信息，“将军深入胡地，后绝救兵。今大食战胜，诸胡知，必乘胜而并力事汉。若全军没，嗣业与将军俱为贼所虏，则何人归报主？不如驰守白石岭，早图奔逸之计”，唐军与大食军的战斗，双方都有诸胡相从，但大多呈骑墙之势，并不尽力，一旦葛逻禄人倒戈，战局扭转后，就乘机倒向大食一方，并力事汉。如果说高仙芝犯了错误，那么他的错误是，误把葛逻禄人当成了坚定的盟友而放心使用，这实际是情有可原的，葛逻禄人之前确实曾一度与唐军亲密合作，在对付西突厥王朝的战争中出力不少，造成了忠心耿耿的假象。高仙芝忽视了的情况是，葛逻禄人站在大食一方战斗在这一地区获得的利益要远远大于与唐军并肩作战所能获得的好处。高仙芝不愿逃走的原因可能是，骤然兵败后唐军陷入混乱，损失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大，如果有机会使之重新恢复纪律，则完全有机会再战。但困难恰恰是，当时在夜间，局面已经完全失控。
　　
　　唐军完败，段秀实和李嗣业收拾了数千残军保着高仙芝撤离了战场，大食军队似乎没有趁胜追击。原因大概有三个，大食军的后方并不稳固，也不敢深入；再往东多是山地，唐军防守较严密；不愿与唐朝决裂的太过分，毕竟比较起来吐蕃更恐怖些，还需要继续与唐联盟。段秀实和李嗣业受到了高仙芝的表彰和举荐，高仙芝虽然几乎全军覆没，但唐在西域地区的实力好像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同一年和之前一年杨国忠和鲜于仲通在云南进攻南诏王阁罗凤，损失了七万人。还是同一年，安禄山带六万人去攻契丹，被杀得几乎片甲不留。这些失败的战争，都未能从根本上伤到大唐的元气。怛逻斯之战的意义，仅仅为大唐王朝的盛极而衰作了一个象征性的注解而已。
　　
　　说白了这是个碰巧了的偶然事件，却被后来的广大爱国史学家塑造成了一座中华古文明向西方输出的伟大里程碑：阿拉伯军队俘虏了中国的二万——先不说这个数字根本就是夸大了的——军队，其中有大量工匠，于是伟大的造纸技术就这样一下子被带到了阿拉伯，然后又传到了欧洲，然后就革了他们的科技的命。这件事看起来就像天方夜谭，好像中国人和阿拉伯人的交流，是这么一下子开始的，可是似乎没有人觉得可笑。
　　
　　丝绸之路也不是在这一年才开通的，大食的商人，粟特的商人，还有中国的商人，都不知道拿纸这样的好东西来赚钱？外国商人就没对这种神奇的技术发生过兴趣？造纸术又没申请专利！早在公元七世纪六十年代，玄奘大师去西天取经的路上，就在波斯的许多地方看到中国人的聚居区和作坊，说明技术的传播和交流早就开始了。而且，到公元750年左右，扬州，广州已经是著名的世界性贸易港口了，在广州定居的大食和波斯人之多，以至于在公元758年的时候，他们竟发起动乱，洗劫了广州城，然后驾船扬帆而去。海上贸易由于不怕被劫掠，比通过丝绸之路进行的陆上贸易还要发达的多。造纸术就不能以这种渠道传播到阿拉伯？
　　
　　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归，历史往往不过是强权者手中的玩物。齐亚德将军打了大胜仗，欢天喜地的当了外乌浒河总督，却为其顶头上司阿布·穆斯林所杀。阿布·穆斯林自己也没得到好结果，他为推翻伍麦叶王朝，建立阿拔斯王朝所立下的功勋已经足以招致阿布·阿拔斯的嫉妒，终于也逃不过被杀的命运。高仙芝暂时要幸运些，他带着两年里的虏获去见天子，封侯拜将，得到了一些像右羽林大将军等闲职，名义上算是位极武臣，实际上是被束之高阁了。有人说他隐瞒了怛逻斯之战的失利，我认为不可能。王正见和封常清先后接替了安西节度使的职务，也只是在高仙芝的基础上巩固了西域地区的局势，并无太大作为。
　　
　　怛逻斯之战也随着当事人的离开很快被人们忘记了，唐与大食很快就恢复了友好关系，毕竟武力强盛的吐蕃才是最危险的敌人。但这种短暂的平衡并没能保持多久，唐王朝已经势不可挡的走上了下坡路，随着安史之乱的爆发，唐朝军队从西域地区迅速撤出，吐蕃人果然再一次成为了西域的主人。
　　
　　【高仙芝之死】
　　
　　按唐朝政府的惯例，边将不久任，这是为了防止武将长期在外驻守，拥兵自重，产生异心，因此凡总管，节度使等，即便是功臣元勋，都是三两载就召回，除非边防持续吃紧。像朔方、河东、河西等节度使甚至都由宰相遥领。这种做法的另一个好处是，配合高效的人才选拔制度（举荐和科举并用），有利于真正有才能的人脱颖而出，唐初名将辈出，与此不无关系。
　　
　　情况在唐玄宗爱上美人而忘了江山的时候发生了变化，李林甫和杨国忠先后把持朝政，这二位都算是聚敛之臣，因循守旧，在政治上的才能也还说的过去，天宝年间唐朝政府的财富积累达到了顶峰，但作为宰相的胸襟上，就差的太远了。李与杨都是好大喜功，嫉贤妒能，恃宠而骄，党同伐异之辈，这两个人先后得到的专任打破了唐朝中央政府的平衡，也牵动了地方上的平衡。御史为言官，有监督弹劾大臣的权力，且掌管部分刑法，是相对独立于其他部门而直接对皇帝负责的机构，唐时对此职务尤为重视。唐初至玄宗以前，御史大夫、御史中丞等官员往往为皇帝极为看重的人担任，即便公卿宰相，开国元勋，也不得不受其监督节制。武则天时周兴、来俊臣等，可作为反面的例子，而徐有功可作为正面的例子，无论如何，在这个职位真正独立时，都能起到积极的作用。而到李林甫执政时，御史中丞、御史大夫杨慎矜、王鉷、宋泽等人都成了宰相的心腹，到杨国忠时更甚，因杨本身为侍御史出身，更是将此部门集于一身，这样一来，监督机构不再独立而成为被监督者的附属机构时，有些人就可以为所欲为了。巴结或贿赂李与杨远远超过了奉公守法或者政纪卓著所能得到的好处。政府机构的集体腐败是唐王朝全面崩溃的开端，由此带动的正常制度的破坏，则加速了崩溃的进程。
　　
　　安禄山的叛乱在这种形势下已经蕴含着必然性。范阳节度使的驻地在涿州，开元年间实行和籴政策后，江南地区的租谷换成了租布，政府所收得的布匹统一存放在范阳作为军需，因此此地还称为“北库”，数十年的太平盛世积累了大量的财富。安禄山专宠后，先以平卢节度使兼范阳节度使，然后又兼河东节度使，且久任不调，使他有了培植自己势力的机会。唐时范阳、平卢、河东三镇按常规定例驻守的军队就有十四万之多，再加上私自招募的军队，数量就更为可观。开元以后，府兵制逐渐流于形式，宰相张说在公元723年废除府兵制而改为募兵制，守卫京师的兵马称为彍骑，这种制度没有维持多长时间就遭到了破坏，因为有钱人可以拿钱来抵兵役，穷人则无可奈何，有的为逃避赋税，年老体弱者也去当兵。宿卫京师的军队到天宝年间声誉降到了最低点，当兵的因为游手好闲腐化堕落成为社会上最被人瞧不起的职业，可想而知其战斗力。与此相反，边境地区的方镇之兵的来源虽也由招募而来，但军队的体系结构却有所不同，且由于不断有战争的磨练而保持着精锐。范阳、河东和平卢三镇的兵马在野心勃勃的安禄山手里经过精心培植和训练，相比宿卫京师的飞骑、彍骑，就是虎狼之师了。朝廷的不信任，仅仅是安禄山叛乱所需要的一个触发器而已：他屡次进京，对中原地区的兵力空虚了如指掌；他有足够的理由来煽动生活艰苦的戍边将士的不满情绪，并许以重赏来发动一场战争。于是，安史之乱爆发了。
　　
　　在此之前，高仙芝已在长安城里过了将近四年安逸奢华的生活，封妻荫子固然是一种荣耀，但离开了金戈铁马的沙场对一个能征善战的武将来说，是不是意味着另一种悲哀？当然这只是我个人的猜测，好在高仙芝的一生，注定不会这么默默无闻，不管成败功过，总有机会青史留名。叛乱发生后，有道是渔阳鼙鼓动地来，叛军铁骑所到之处望风披靡。从酒池肉林中惊醒的玄宗皇帝脑子已经不大清楚了，到此时还未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现成的兵是不多，朔方、河西、陇右的兵远水解不了近渴，于是拿出钱来招募了几万市井百姓，就得意洋洋的觉得轻松平灭叛乱是指日可待的事。这种不以为然的情绪普遍地迷惑着长安的上上下下，就连刚从安西返回京城的封常清，也不免说出大话，以为天兵一出，叛军就立刻土崩瓦解了。——轻敌使局势变得危险万分。
　　
　　公元755年十二月，唐玄宗任命其子荣王李琬为讨贼元帅，高仙芝为副元帅出兵平叛。兵马元帅这个职衔，是唐高祖李渊所设立，惯例是以亲王为元帅，大将副之。这个荣王李琬，不知是怎么回事，没过几天就死掉了。次年一月，玄宗皇帝到望春亭慰劳出征将士，又令宦官边令诚做了监军——唐时制度，节度使出征，必使内侍一人监其军，高仙芝此次的出征，虽不是以节度使的名义，但内容上差不多——高仙芝带着五万乌合之众出了潼关，往东进军了。这里所说的乌合之众，是指高仙芝所带的兵马，有一部分禁卫军飞骑、彍骑，有一部分留在京师的戍边将士，大部分则是新招募的百姓，整个一杂牌军，战斗力极差。
　　
　　由于之前封常清已经先期至洛阳募兵御敌，因此高仙芝所率之部队就在陕郡（今河南三门峡附近）驻扎下来，此时封常清已被安禄山军队击败，洛阳失守，逃到了陕郡与高仙芝会合。士卒的鲜血换来的经验使二人很快就达成共识：以新招募之未训练士卒抵御士气正盛的河北骑兵，无异于以卵击石，此时最好的办法是寻险要处固守，暂时阻碍、侵消叛军锋锐，等待各地，尤其是朔方、河西、陇右、安西等地赶来支援的精锐部队，然后再期待双方实力对比上的根本扭转。可惜这样清晰的对时局的把握，在当时的情况下，只会被视为怯敌。
　　
　　高仙芝和封常清商量之下，决定放弃陕郡退守潼关。太原仓就在陕州，为中部重要的转运仓库，由江淮运来的租税，都存于此地，然后转运至关中，到天宝年间，天下富庶，太原仓中也聚集着大量粮食财物。高仙芝当时下令开仓，取出钱和绢布分给将士，其余放火烧掉，以免为叛军所用。这些事情还未处理妥善，叛军已杀到，高仙芝急忙率军撤离，将甲仗等沿途抛弃，引诱敌军以延缓其追击速度，终于退至潼关。
　　
　　潼关是关中平原的东部门户，是去长安的唯一通路，家乡俗语云，八哥的嘴巧，过不去潼关，足见其险。高仙芝率军队到达潼关后，立即着手修缮城防，准备守城器械，督促将军李承光领兵严守城池；同时抓紧训练士卒，当时封常清已被贬为庶人，高仙芝让他穿黑色衣服，监管左右部军，使军队在短期内面貌一新。等叛军至潼关时，已经防守如铜墙铁壁一般，进攻多次失败后，只好撤退了。固守潼关，给各地援军赢得宝贵的喘息之机，高仙芝不但无罪，反而有功，然后历史却不是这一种写法。
　　
　　之后的情形，两唐书中描述的已经很详尽，每读至此，悲愤不能自已，特转述之，不愿再以自己的破笔损伤分毫：“初，令诚数私于仙芝，仙芝不应，因言其逗挠状以激帝，且云：‘常清以贼摇众，而仙芝弃陕地数百里，朘盗禀赐。’帝大怒，使令诚即军中斩之。令诚已斩常清，陈尸于蘧祼。仙芝自外至，令诚以陌刀百人自从，曰：’大夫亦有命。’仙芝遽下，曰：‘我退，罪也，死不敢辞。然以我为盗颉资粮，诬也。’谓令诚曰：‘上天下地，三军皆在，君岂不知？’又顾麾下曰：‘我募若辈，本欲破贼取重赏，而贼势方锐，故迁延至此，亦以固关也。我有罪，若辈可言；不尔，当呼枉。’军中咸呼曰：‘枉！’其声殷地。仙芝视常清尸曰：‘公，我所引拔，又代吾为节度，今与公同死，岂命欤！’遂就死。”
　　
　　遥想当时情景，想必天昏地暗，日月无光吧。可叹一代名将，竟这么草率地像杀小狗一样被杀掉了，千古之后，仍令人扼腕不已。
　　
　　宦官专权乱政，从玄宗开始，之后贯穿于唐朝一代，从高力士到边令诚到李辅国到程元振到鱼朝恩，其间凡赤心为国而不馋事权贵的大臣，几乎无一能免于迫害。宦官之乱此起彼伏，制度中给予宦官的地位过高，是弊端的根源所在。可笑的是，老迈昏聩的唐玄宗这么相信边令诚这个宦官，后来逃出长安时将府库钥匙也交给他掌管，这家伙倒省事，直接拿去交给了安禄山。
　　
　　高仙芝与封常清被杀后，大大伤害了各地抵抗叛乱的将士的心，唐玄宗随后不得不品尝自己亲手酿下的苦果。继高仙芝后做讨贼元帅的哥舒翰，被迫开关迎敌，结果大败而归，等再想固守时，其部将怕重复高仙芝故事，挟持其往叛军中投降。潼关一失，长安微若累卵，唐玄宗不得不狼狈出逃了。——不如此，不足以证高仙芝之冤也！此后唐政府不得不花费更多的时间和力量来应付叛乱，待动乱勉强平息后，国家已千疮百孔，再也难以恢复元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