罚跪搓衣板:为什么要疗治历史的伤口？

为什么要疗治历史的伤口？
                                     采访时间：2010年春天        采访者：    刘建平

        王选，浙江省政协委员，1952年出生，1976年毕业于杭州大学，1987年赴日本留学，1993年获日本筑波大学硕士学位。1995年开始从事日本侵华战争细菌战中国受害者调查和对日民间索赔活动，后担任中国受害诉讼原告团团长。她既活跃于实地调查和跨国诉讼的现场，也以写作记录和思考着自己艰难的事业，是国际性的民间追究日本侵略战争责任运动在中国的旗帜。
　　从20世纪50年代、80年代的历史经验来看，中日关系的战争责任问题一直牵动着“大局”神经而杯弓蛇影、讳莫如深。但进入1990年代以后，特别是随着2003年初，王选的名字升起在主流媒体的“感动中国人物”英雄星空，人权意义的战争责任问题终于突破了国家主义的重压，曾经敏感得闻之便支棱耳朵的“对日民间索赔”不再是被抑制于中国社会舆论层面之下的历史幽灵，日本侵略战争受害者的权利补偿和尊严恢复，正在从社会草根贡献于真正的“中日友好”,使之具有政治文明价值。
　　一位美国历史学家评价说：“只要有两个王选这样的中国女人，就可以让日本沉没。”这种说法或许带有世界上唯一使用过原子弹国家的口气。日本当然没有“沉没”,但并非因为只有一个王选。王选奋斗的目标绝不在于复仇，而是呼吁人们正视战争和战后冷战政治在战争受国民众、尤其在他们的精神生活中造成的至今未愈的创伤，以正义和平、生命尊严的价值共识感召跨国公民运动，争取跨国司法救济，致力于中日“人民之间的和解”.
　　2009年9月去世的原日本律师协会会长、日军细菌战中国受害原告辩护团团长、重庆大轰炸中国原告辩护团团长土屋公献先生曾经发表声明：“日本要重新回到亚洲，重新取得亚洲各国人民的尊重和信任，必须清算日本的殖民统治和侵略战争的过去，对亚洲的战争受害者进行补偿，恢复他们人的尊严。”他多次和王选共同在日本出庭作证，总是慷慨陈词、正义凛然。中秋节，王选给土屋先生寄月饼。2009年秋天的土屋先生已经是癌症晚期临终，说不清话；他夫人富美子在电话里对王选说：“我会把月饼切下来薄薄的一片，放进土屋的嘴里的。”在土屋先生逝世后的追思会上，韩国律师崔凤泰甚至向土屋先生遗像行敬酒、下跪、叩首的大礼，因为土屋先生也一直支援着韩国的慰安妇受害诉讼。这些鲜为人知的细节，积累着东亚人民共享正义和平价值的心灵和解进程。当然，和解进程的最前线是以战争受害的血泪事实对冷漠的自我民族中心主义、国家主义政治作不屈不挠的奋斗，而王选便是在最前线奋斗的披荆斩棘者。
　　对于机会主义、世俗主义、消费主义、愚乐主义风靡的当今社会来说，在由伪劣食品的饱嗝、无赖搞笑的联欢和废话连篇的喧哗构成的“后现代”主旋律里，王选的人生实在是一个不可思议的神话。那么，这个神话发生的机缘、展开的逻辑动力何在？追求真相的价值、探索历史的精神、体会信仰的力量，这种另类人生有什么意义？通过访谈，我们多少可以分享王选的人生经验和哲学思考。
　　问：以您的经历、观察和梳理，中国的对日民间索赔运动发展是怎样的一个历史过程？
　　上世纪90年代初，我在日本筑波大学研究生院读书。那时候，有人办了一份中文报纸，叫《留学生新闻》，一开始是赠阅，分发到中国留学生的邮箱里。我看到那上面有一则报道，说一个叫童增的人，提出中国民间对日战争索赔，日本和平组织给他颁了人权奖。后来又有报道说，他赴日领奖不成，护照被公安收走，云云。
　　80年代中叶是日本经济发展的高峰时期，发生了一件与日本近代历史有关的标志性事件：1985年8月15日，中曾根康弘作为日本首相在战后首次正式参拜靖国神社。
　　当时，以日本左翼为主要社会背景的和平人士组织发起了以“战后补偿”为主题的时代性和平运动，主张日本反省殖民主义、军国主义的历史，认识日本的历史责任，要求对亚洲、太平洋地区的战争受害者作出道义上的补偿。如其中的“追思亚洲·太平洋地区战争受害者，铭记在心”（简称“铭心会”）团体，从1986年起向社会募资，通过日本各地的和平团体，组织亚洲地区的战争受害者到日本各地举行证言集会。2009年，他们邀请了湖南常德的细菌战受害者、学者和我，还通过议员的关系安排我们会见了日本国会两院的议长。这可能是该组织举办的最后一次证言集会。
　　80年代初，日本和平人士，包括旅日华侨林伯耀和他兄弟等，开始到中国，请掳日强制劳工“花岗暴动”领袖耿谆去日本，支持劳工受害者们与日本企业鹿岛建设公司交涉维权。1990年7月，鹿岛公司发表谢罪声明，承认历史责任。后来，因解决问题的交涉无进展，1995年6月，掳日劳工“花岗暴动”幸存者向日本法院提起诉讼，控告鹿岛公司。这是第一起中国战争受害者在日本法院起诉的案件。我是后来在诉讼过程中才了解到，当年3月初的中国全国人大会议上，外交部长钱其琛就人大代表的询问作出过这样的说明：虽然中国政府放弃了对日战争赔偿要求，但并不意味着包括民间赔偿。关于这一发言，日本的大报《朝日新闻》、《读卖新闻》以“中国外长说民间赔偿没有放弃”为醒目标题报道；但国内未见报端。
　　1994年，我的留学生活告一段落，从日本回家乡义乌崇山村探亲。同村同宗的叔叔王焕斌对我说：要就侵华日军在村子里撒鼠疫细菌的事向日本政府索赔，当时很多人染疫死亡，后来日本军队把村子烧了。我问他：“政府不是已经放弃赔偿了吗？怎么还要求赔偿？”因为我记得，1972年中日建交、发表《联合声明》时，中央有精神传达下来，解释为什么放弃对日战争赔偿要求，说日本人民也是战争受害者，如果要赔偿，还是日本人民来负担，等等。
　　斌叔叔马上说：那是政府与政府之间的赔偿，不包括民间，民间受害赔偿是另一回事。后来我了解到，老百姓的这个“观点”就是从童增那里来的。90年代初，童增和一些周围的参与者成立了一个全国性联络网，搞中国民间对日索赔，浙江教育学院的一位数学教授是华东地区的联络员。这位教授本人是战争受害者，在日本和平组织和律师团体的支持下，与南京大屠杀幸存者李秀英、731部队人体试验受害者一起，1995年到日本起诉。他自费搞了很多调查，各地的许多战争受害者给他写信，要求索赔。中国的民间索赔运动得到日本正义和平人士的大力帮助。日本诉讼法规定，在日本法院的民事诉讼需由具日本律师资格的日本籍律师代理。1996年，日本律师协会作出决议，动员律师志愿为战争受害者代理诉讼。当时日本律师协会的会长是土屋公献先生，1997年8月，细菌战诉讼起诉的时候，土屋先生亲自出马，担任我们诉讼中国受害原告日本律师辩护团团长。代理战争受害者在日本诉讼的日本律师是志愿服务，这也是日本和平运动的一部分。
　　日本侵华战争在中国大陆为害最大、最广，但民间索赔运动相对落后。香港军票索赔的诉讼是1993年起诉的，而台湾的民间索赔从70年代初就开始起诉了。童增他们和日本和平运动是怎么联系、合作的，我并不具体知道，但斌叔叔与童增他们有过联系。他给我看了他搞的万人签名，告诉我日本有人到村子里来调查鼠疫，并让我到日本去找日本人来调查，和他们一起把诉讼搞起来。
　　我记住了斌叔叔的嘱托。1995年8月3日，《日本时报》（The Japan Times）登了一篇共同社的报道，说在哈尔滨召开的首届日军731部队国际研讨会上，日本和平活动家森正孝、松井英介报告：731部队细菌战引起浙江义乌崇山村鼠疫流行，死亡近400人，烧毁房屋400多间，村民代表三人联名向日本政府提交联合诉状，要求就日军细菌战造成的灾难和损失作出赔偿。三人中的一位，就是斌叔叔。我联系上松井英介医师和森正孝先生，他们两人专程坐新干线来，找到我在日本关西的家，表示支持崇山村民向日本政府索赔，并达成以下三点共识：
　　1.    要把崇山村日军细菌战引起鼠疫的历史事实搞清楚；
　　2.    在此基础上，要求日本政府承认这一历史事实；
　　3.    在日本政府承认这一历史事实的基础上，要求日本政府就此承担责任。
　　从与他们的交谈中，我第一次听说日本政府还没有承认过日军细菌战。这是我参与此事的一个主要原因。另外，我很想知道村子里的鼠疫与远在哈尔滨的日军731细菌战部队的关系。
　　这年的12月初，我从日本回到上海看望母亲后，马上去崇山村，和村民们一起商量诉讼的事。日本和平团体就要带律师来调查，支持我们到日本打官司了；我们成立了 “崇山村村民细菌战调查委员会”.后来，参与诉讼的其他细菌战受害地的受害者，除宁波以外，都成立了“调查委员会”.
　　从那时起，我们就开始和日本律师、学者、记者、学生、和平人士一起调查村子里的鼠疫情况。50多年前的事情，要整理出来，编写成文，是诉讼中难度最大、最艰苦的工作。村里70岁以上的人，平均至少访谈了3次。此外，还要查文档资料，寻找相关当事人，比如解放初期搞“鼠防”的医务人员等。
　　这段历史整理的发起，要感谢日本的和平人士。他们每次组织10人左右到30人的志愿者调查团来受害地，我也算其中一个。所有的访谈都有录音。光现场翻译，就把我累趴下了。大量的受害当地调查，后来都是靠地方上的志愿者、受害者家属、个别学者、媒体的努力。整个社会，包括地方政府，态度是支持的。不过，真正能够做事并长期做事的还是极少。这是社会机制的问题。
　　调查从崇山村扩大到义乌城里和其他村子，再扩大到浙江省的其他细菌战受害地宁波、衢州、江山、东阳，以及湖南省的常德，一起起诉。一共180名原告，湖南常德有61名，其余都来自浙江省各地。浙江省内细菌战主要受害地丽水、金华的受害者也参加我们的调查，但他们没有赶上诉讼。
　　丽水城关镇的调查有各界人士参加，搞得很不错。金华也受到过多种细菌武器的攻击，浙赣铁路沿线的村庄连片瘟疫流行，但是这种实地调查搞得很少。直到现在，我还仍然和宁波大学、浙江工商大学的学生在金华乡下做调查，目前已经延伸到与金华交界的衢州地区境内。调查费用，包括我个人的活动经费，是香港惠明慈善基金会赞助的。在衢州江山某乡卫生服务站，我们还设立了一个医疗点，为当地农村因细菌战受害而长期患 “烂脚病”的老人提供医疗救助。2009年1月，浙江省两会期间，我在省政协《联谊报》撰文呼吁省内社会力量的支持，没有反应。幸好惠明慈善基金会的会长祖籍是宁波，不然真让人感到过意不去。
　　日本律师和支援诉讼的和平团体也在日本调查，找到了当年驻扎义乌日军军医的日记和到崇山村来调查鼠疫、搞活体解剖的南京1644细菌部队调查班班长的相关论文，还请参与细菌战的原731部队飞行员、老兵出庭为我们作证。辩护团向法庭提交的证据共485件，堆起来有小山那么高。
　　1997年8月，我们派代表到日本提起诉讼。1998年2月第一次开庭，5月、7月又接连开庭，连我一共九名原告在法庭上陈述了意见。8名原告到日本参加开庭的费用，以及1997年8月起诉时9名受害者、研究者、翻译从中国到日本的费用，都是日本和平运动集资负担的。1998年下半年开始，也主要是为了维护受害者的主体性，我们原告团开始经济上独立自主，寻找华侨和社会赞助，解决去日本开庭的费用。
　　筹钱实在是天下头等难事。有一次，我把两位上了岁数的原告，一位浙江江山人，一位湖南常德人，都是退休的国家公务员，从东京带到我在日本的家，让他们跟着我一起去筹款，实际体会。他们回来后对我说：“你是大要饭的，我们跟着你，是小要饭的。”没想到他们说出这样的话，我一直忘不了。
　　其他中国战争受害者在日本的诉讼，这几年，也开始“经济独立”.这么多年，日本和平运动也差不多耗尽心力，拖不动了。
　　2007年4月27日，日本最高法院判决西松建设公司广岛中国掳日劳工败诉，理由是中国政府在1972年《中日联合声明》中放弃了赔偿；不过，判决中的附言，提到期待西松建设公司向受害者作出补偿。这是唯一一起曾经在日本高等法院胜诉过的中国受害者诉讼案，但最终败诉了。
　　日最高法院随即又一连驳回了几个上诉到那里的中国战争受害者的诉讼，包括前面提到的李秀英的案子，还有我们的诉讼。2007年5月初，我们的上诉被日本最高法院驳回；虽说不服，但心里暗想：“总算完了。”其他在诉讼中扛了大梁的人，都多少带点这种心情，包括刚烈的湖南人。
　　就这样，从1995年到2007年，我们大家一口气埋头干了十多年，原来六十的七十了，原来七十的八十了，原来七、八十的都死光了。此后，我们又撑着开了几次会。
　　去年10月，西松建设公司与其广岛中国劳工受害者达成和解，称“西松和解”.目前，西松建设公司和其另一个作业场的中国劳工联谊会正在进行和解协商。
　　问：一般理解，作为战争受害遗留问题的民间索赔，如果没有自己亲属的受害关系，如果没有政府组织，为此抛家舍业去进行愚公移山式的跨国司法斗争便超乎人们对所谓人生、事业的想象。我想更进一步地请教，对日民间索赔意义的激发，是在于您对同胞受害的道义责任感？还是对于民族尊严或者说是人类普遍价值的追求？
　　说起来，真像是一群“愚公”在移山，但不知道有没有感动上帝。我小时候读过“精卫填海”的故事，印象至深。
　　1987年出国前，我几次要当律师。战争受害的诉讼，我自己感兴趣，也是我自己选择参加，这点至关重要。
　　1998年2月第一次开庭前，我们举行第一次原告团代表会议，确定了诉讼的目地和方针。大家统一认识：诉讼是为了祖国和民族的尊严，为了受害者的权利，不是为了钱。
　　1995年刚开始的时候，志同道合者一起做，当然有人多做，有人少做。各人处境不同，能力有大小，想法也有差异。调查刚启动的时候，支持我们诉讼的日本人到中国调查都是地方友协接待，提供很多方便。在浙江，事情是民间做，政府提供一些支持，比如一个签单打字、复印的店。原告去日本参加开庭，也有社会集资。义乌经济起来后，有的原告花自己的钱去日本，有的出一半。湖南常德和浙江不太一样，由地方友协设立了一个细菌战受害者接待办，民间志愿者、原告在地方友协的主持管理下开展活动。
　　和日本人一起做事，必须认真，上法庭的事情也来不得一点马虎，再说是那么重要的诉讼，规模很大，180名原告，来自中国两个省，六个市、县，我的压力很大。也有留学生、留日学者、中国律师出力，但日常性、事务性必须具体地去做的工作很多，比如经常需要给国内各地打电话，交代有关诉讼的准备事务等。每开一次庭，我都要回国召集各地原告代表开会，报告开庭情况。有时候，日本律师、中国学者、律师也参加，向大家讲解相关的法律。这还只是我们所做的万分之一。
　　进入21世纪后，我们受到媒体的关注，但人们也只是在报纸、电视上看我们奔来跑去的，关于我们的电视节目收视率挺高，可实际参与者就那么几个人，还一个一个地离世了。说起来，这么大的事情，不是几个“愚公”、“廉颇”能够做得了的，我就算是“穆桂英”,但兵在哪里呢？崇山村30名原告已经走了15个。我们知道，鸦片战争时候的清兵名册中有60多岁的人，这样的军队能打仗吗？
　　问：您在奋斗的过程中经历了怎样难忘的艰辛和痛苦？是什么样的个人意志或者还有各种政治的、社会的力量鼓舞、帮助了您，才有今天的成果？
　　我不怎么喜欢这样的提问，难道我们应该向困难低头吗？我和义乌人说过：我们走的这条路和你们“鸡毛换糖”创业是一样的，只是领域不同，你们搞的是经济。他们听了我的经历，觉得挺像的。
　　我们也是一步一步走出一条路来的。举一个例子，那时候，许多中国人不知道日本细菌战的历史。2000年，我和两个留学生，后来一个研究者也参加，一起把美国历史学家谢尔顿·哈里斯关于日本细菌战的著作《死亡工厂：日本细菌战1932~1945及美国的掩盖》翻译成中文出版。上海人民出版社一口答应给我们出，没有要我们一分钱，编辑也下了很多功夫，和现在出版界的行情比起来，真是不错。只是翻译稿酬用书来抵，我还得用自己的钱给译者付稿酬，有个译者干脆把书都捐给我了。我就一天天背着这些书，到各个大学去演讲，半送半卖。南京大学的一位历史学教授，那时候还是个博士生，说关于我的第一印象，就是背着一个比她人还要大的包，里面装满了书。那次是我平生第一次给博士课程的学生讲，20册《死亡工厂》就是那位教授的师哥个人掏腰包买的。
　　我们做的工作有两方面，一是诉讼，也就是维权；二是调查，包括教育。但媒体几乎只报道诉讼，社会关注也集中于诉讼。在日本法院的诉讼2007年就结束了，继续维权的途径：一是在国内的法院诉讼，地方高院收了我们的诉状，五年过去了，没有立案，也没有答复；二是向联合国人权组织提出申诉，可是我们又没有NGO的法人资格。这是很大的无奈。我不怕吃苦，该做的事情我会去做；但这种无奈是一种折磨，老人们比我更想不通。
　　问：2002年您在中央电视台被评选为“感动中国人物”,从个人的感受而言，您认为您“感动中国”了吗？
　　在金华和义乌知道我的人挺多，义乌人喜欢说“你是我们义乌人的骄傲”.但即使在浙江省，出了金华，知道我的人就很少，大家好像并不太关注。我在山东丢过一台手提电脑，那时候我只有这台电脑，是化工部在北京的一个下属公司捐的，所有资料全在里头，全省的出租车司机都帮着找，山东交通台、报纸天天发寻找的消息。如果在浙江，我想这不太可能，立刻会有人来捐我一台，但是不会这么帮我找。
　　我最怕朋友向人介绍我是中央电视台“感动中国”十大人物之一，如果在座的谁都没听说过，而且面无表情，你说是不是有些尴尬？
　　不过还是有热心的支持者。2003年，苏州有一家企业通过一位律师找到我，2004年下半年开始捐赠我在国内的费用。当时遇到了捐赠的合法监管机制问题，企业要求有一个单位账户，后来捐到南京师范大学南京大屠杀研究中心，作为相关学术研究的经费，我本来是那里的特邀研究员，就从那笔捐款中支出国内活动经费。这个捐赠两年前结束，现在只有香港惠明慈善基金会一家，通过中国人权发展基金会赞助我个人的活动费用以及宁波大学、浙江工商大学学生社团调查细菌战受害的费用，包括给调查中发现的生活困苦的受害老人一些善款和江山某乡医疗服务站提供的医疗救助费用。
　　有一次，基金会会长给我发来一条新闻报道，说义乌的人均储蓄全国最高。这种暗示我也明白，但归根结底还是国家政策的问题，社会机制的问题，政策导向的问题。我们一直在努力争取建立一个合法的NGO,设立一个基金，使我们能够集合、利用微量社会资源。借用一位浙江省电视台女主持的话：“拔浙江一根毛”,来日常性地支撑这一社会工作。该做的事，总是要做下去，或者政府做，或者民间做，都一样，反正中国的事情，中国人要去做。政府不来做的话，那就要给政策，使民间能够像模像样地去做。
　　我们的这一社会工作，长期以来被误读，或者被提防，或者被忽略。“感动中国”并没有带来任何我们活动所需的社会基本条件的解决，这些基本条件的解决有赖于国家的“政策”,而不是一时的、即使是央视的“宣传”.看“感动中国”的也许大多数是一些普通老百姓，遇到的政府官员不少人没什么印象。
　　问：您如何评价到目前为止中国对日民间索赔所取得的进展？您心中的目标是什么？为了这个心中的目标您认为应该怎样继续工作？
　　说是“民间索赔”,我们做的大部分工作都是官司以外的。要打官司，先要把历史整理出来。诉讼，包括受害的历史，还只是冰山一角，有许多历史都没有很好地调查和记录下来，比如前面提到的浙赣沿线大片农村的瘟疫流行，4万掳日劳工还有3万没找。90年代，日本和平团体赞助中国学者找；到最近，日本企业西松建设与广岛安野作业场中国劳工的和解金中，还包括了一项寻找这些劳工的经费。
　　关于这些社会工作，缺乏社会的关注度，媒体只是关注诉讼的输赢。而政府呢？去年，我把日本律师给我的一份日军从上海抓去日本的劳工名单（其中大部分是浙江人）给了浙江省相关部门，也请他们转交上海市相关部门，结果没有下文，我也不好意思打听。如果没有一个职能部门具体管，也没有一个相关政策的话，往往就是这样不了了之。
　　历史调查是最基本的，维权要有事实根据，必须组织人力、物力去做。支持细菌战诉讼的日本历史学者接受中国媒体采访时一再指出，中国应该搞受害调查。2001年上半年，三位亲历细菌战的原告去日本出庭作证，我们的日本律师和研究者证人听了他们的战争经历后，也郑重地对我们说：要搞受害调查，把这些珍贵的口述历史留下来。
　　我就是从调查开始参与细菌战诉讼的。当时我认定，第一重要的是历史事实和因果关系。我参加调查，最初没想要当“原告”,一是因为参与调查，必须保持中立；二是因为想当“原告”的受害者很多。一直到准备起诉的调查告一段落，在中国各地调查过程中，受害者都认为中国人应该有个代表，便委托我作为代表与日本支援团体、辩护团联络诉讼事务，我才决定当原告。日本辩护团和支援人士也认为我应该当原告，这样我就做原告，成为原告就有了“代表”的合法身份。
　　目前，浙江省的细菌战受害调查，我和一些大学生还在做，局限于人力物力，也是抓一漏万，眼睁睁地看着许多亲历者离世，默默带走了一段段苦难历史。许多受害地还来不及去调查，尽管这样，我们也不能放弃，做一点算一点。我对学生说，细菌战受害调查这件事情，是在考验我们中国人的神经，看我们有没有这份认真，对待历史的认真，对待生命的认真，对待事物的认真。我们穿透岁月的尘封，去触及过去的现场，心中想象的是，千年后，人们打开我们留下的记录。
　　浙江好在环境宽松，问题是我们这些做事情的人不掌握操办这些事情所需的资源。
　　我和山东大学的一些学生，还有一位历史学教授，在卫河沿岸各县也搞了历史社会调查，都是利用学校假期。学生们很幸苦，有2000多位老人的口述历史采访记录，资料整理的工作量很大，光是图表就作了三、四百份。有的同学连续几年，每个假期都到上海我家整理资料。想到这些孩子，我心里真不是滋味。我们争取今年把资料整理出来，除出版外，全部向社会公开，赠送有关研究部门、图书馆等。这个调查是一个香港的基金会在2005年主动找我资助的，目前该捐赠已经中断，香港惠明慈善基金会在继续赞助。
　　就细菌战诉讼来说，“民间索赔”最大的意义在于唤起了人们对历史的记忆，以战争中家家户户的、老百姓的命运角度，去了解和记录历史。民族不是一个虚幻的概念，是由这一家一户组成的。总的来说，我们工作的社会作用，近似一场与普通生命价值有关的人文启蒙。令人赞叹不已的是，这个努力来自于一群受到战争伤害的百姓，他们自动地承担起一种社会责任，为遇难同胞和我们民族留下了历史，也使人们听到了他们的声音。
　　就细菌战受害问题的现状来说，根据目前的情况，急需设立一个专门机构，组成一支专业队伍，与目前正在推动日本政府部门公开日本细菌战资料的日本和平团体一起，把这段历史整理出来，保存下来。这也是两国之间全面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基础条件。我们的细菌战诉讼已经把问题提出来了，通过诉讼，我们和日本各界人士有了很好的交流，包括出席法庭的日本政府代理人。在交流的基础上，我们和许多日本人建立了广泛的互相信任，使诉讼成为两国人民克服过去的共同努力。我们使许多日本人看到了中日两国之间，通过正视历史走向和平未来的希望。所以诉讼本身，首先对于参与这个诉讼的中国人和日本人来说，就是一个走向“和解”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共同寻找这段历史，在共有历史的基础上，我们形成了共同的历史观，我们还在继续共同努力，将历史保存下来，以纪念受害者，教育后人。
　　问：通过民间索赔运动，您的人生经验当然地包括了对世界、对国家、对社会、对组织、对不同人等等丰富的体会和认识。与您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相对照，上述体会和认识中有哪些可以让许多非常尊敬您的人分享？
　　2003年，一个出版社把那次“感动中国”节目的内容出了本书，有每个人物的手写感言，我是这么写的：
　　我们是一群中国老百姓，“位卑未敢忘忧国”.细菌战诉讼和调查是我们和日本人民、国际友人团结在一起，为受难同胞和祖国的尊严尽的微力。“感动中国”给予我们的荣誉，使我们更加相信，每个人都可以做些什么贡献人类，普通者也能创造历史改变世界。
　　问：尤其对于日本，因为日本是一个充满了中国人认知愿望而又往往被概念化的国家，您在日本观方面有什么特别的心得？当然更深刻的认识还应该是对于中国，因为在您的工作中会有各种意想不到的与权力机构、社会各阶层接触的机会，从您工作的角度来思考，对于经历了战后历史而处于当今世界的中国，您抱有怎样的看法和希望？
　　日本民主党上台后，对于历史问题有非常积极的姿态，并且打算对过去作出弥补。共同组阁的社民党，其前身是社会党，1995年社会党党首村山富市当首相时，发表过著名的“村山谈话”,是战后日本历届首相中反省日本近代殖民侵略、军国主义历史的最明确的表态。
　　我们应该了解到，日本社会上对于殖民主义、军国主义的过去，存在完全不同的认识。很多人，虽然只是一部分，有非常彻底的反省，也在积极地作出弥补。当然，作为社会的整体的意识还是很不够的。根本的原因，我认为是历史的保存非常不够。如果有条件使普通的日本人能客观、冷静地了解到这段历史的话，他们和我们在认识上就不会有很大的不同。
　　但不管怎么说，现在的日本人并不是当年侵略中国、犯下罪行的日本人。我们应该有道德地、有礼貌地、友善地与他们交往，以和平方式与他们对话，直面历史，克服过去，走向未来。
　　这就需要我们去做很多的工作，把历史很好地整理、记录、保存，用人类社会共通的语汇，真实地呈现给世界。
　　这是一项社会工程。我们已经做了十几年。现在浙江有了三个细菌战历史展览馆，宁波、衢州、义乌崇山村。宁波的展览馆是地方史志部门建立的；衢州的是由当地原告和研究者搞起来，后来政府拨款，保存遗址，更新展览，现在原告们还在改进展示内容。义乌崇山村的是一组建筑，包括崇山村受害图碑，王姓祠堂历史展览馆，受害者纪念碑、亭，细菌部队活体解剖遗址，全部是民间办的，费用大部分是社会捐赠，地方政府很支持，有拨款。很多日本人来参观过，日本人对他们的祖国和文化有很强的认同感，只要和日本有关，不管在地球上哪个角落，他们都会去看，硬着头皮，也会仔细看完。不少日本的参观者给展览留下了捐赠；希望国内的参观者，也能想着展览中讲到的历史中受伤害的人们，那是我们的同胞。
　　我们所做的工作中就包括了对我们在实地调查中发现的战争受害者的些微关爱，还有很多战争受害者至今没有得到社会的关爱，有的生活很困苦。必须承认，到目前为止，对于中国战争受害者的关爱，我们中国人自己还不如日本和平运动做得多。那些高收视率的抗日战争题材的电影、电视剧，按理说应该使人们能想到那些亲身经历了抗日战争的中国军人和受到侵略战争伤害的同胞，想到去关爱那些仍然生活在战争造成的身心痛苦中的幸存者。
　　中国国家大，人口多，文化、民族、地区、城乡、教育程度、收入差异那么大，有效、全面的社会治理，光靠政府是难以做到的。必须开放公民社会，让普通老百姓有机会自觉参与各项社会事务，形成独立的人格，养成公民的责任心。所谓爱国，首先应该是一个公民对社会的责任，而不是对某外部民族的仇恨。有民族仇恨的历史，就需要光明正大的和解，为了和解，我们需要一起努力。
　　社会是大家的，人人都来参与，才能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