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x大机箱:<南渡北归2：北归>

<南渡北归2：北归>

《南渡北归2：北归》 第一章 穿越历史之门 研究乌龟壳的人（1）

    陈寅恪与李庄失之交臂，标志着中央研究院史语所由盛转衰。当年史语所的主将赵元任，早在昆明时期就弃所而去，跑到美国任教于夏威夷大学，后转耶鲁与哈佛大学任教，从此再也没有与战火熊熊的祖国同呼吸、共命运。史语所在李庄的另外几员大将如梁思永仍重病在身，只能躺在病榻上做一点力所能及的工作。李济的主要精力仍放在中央博物院筹备处，李方桂也已离开李庄到成都燕京大学任教，凌纯声不久即到重庆教育部蒙藏司做了司长，只有董作宾、吴定良、芮逸夫、石璋如等几位元老还在李庄板栗坳这座孤独的“山寨”里艰难度日。面对日渐冷清且有些悲凉的境际，大家仍苦撑待变。正如石璋如所说：“留下的几个人不管如何，依旧规矩工作。”[1]

    面对日渐衰退的学术阵营，傅斯年决定再行招聘研究人员特别是青年学子入所，除充实所内实力，还有一个更长远的目的，就是“培养学术研究的种子”，以为国家学术事业延续香火。恰在此时，山东省图书馆馆长王献唐携弟子屈万里来到李庄。

    王氏以学识渊博名冠一时，当年在他的协助下，中央研究院史语所考古组不仅在济南郊外成功地发掘了著名的城子崖龙山文化遗址，还成立了山东古迹研究会，史语所的傅、李、董、梁等都是该会委员。正是由于这一连串的关系，作为山东籍的傅斯年与王献唐建立了深厚的友谊。抗战爆发后，济南沦陷，王献唐得到某机构的资助，携弟子屈万里来到李庄投奔傅斯年，避居板栗坳继续学术研究。王氏不远千里来到此地，除与史语所几位主要人员有故交，另一个重要原因，是此处有战时后方最大的图书馆——几十万册藏书可供参考。

    与王献唐一同前来的屈万里，1907年出生于山东鱼台县，启蒙后由取得生员功名的父亲屈鸿生亲自授读古文，打下了深厚的旧学根底。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屈万里自郁文学院辍学返乡，由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所长栾调甫推荐给山东省立图书馆馆长王献唐，从图书馆馆员一直做到编藏部主任。其间屈氏开始阅读馆藏文字学书籍，并随王献唐学习古文字，学业大进，后决心治甲骨学。抗战爆发，在济南沦陷的前夜，屈万里主持将馆藏书籍先运往曲阜，再运至四川乐山秘藏，随后迁往重庆。1940年任职中央图书馆，1942年辞职，随王献唐辗转来到李庄板栗坳深山蛰居。由于屈氏此前已有较厚的甲骨学功底，傅斯年决定让其补到史语所三组，跟随董作宾整理甲骨文。

    自1943年殷墟第９次发掘之后，董作宾把主要精力用在前９次发掘所得甲骨文的整理与研究中。据统计，前９次发掘共得有字甲骨6513片，经过墨拓、登记、编号，选出3942片，于1935年编辑完成《殷墟文字甲编》（以下简称《甲编》）图版部分。按照计划，与图版相对应的还有一部《殷墟文字甲编释文》（以下简称《释文》），即对图版加以考证和解释的文字说明。《释文》由董作宾的助手胡福林（厚宣）负责撰写，但胡氏在昆明龙头村时期不辞而别，转而跟随顾颉刚、钱穆等在成都齐鲁大学另起炉灶，搞甲骨文研究，并招兵买马，开山扎寨，公然与史语所抗衡。此举在给董作宾造成心灵创痛的同时，也给他的研究工作造成了很大被动，胡福林在昆明负责的《释文》工作随之流产。

《南渡北归2：北归》 第一章 穿越历史之门 研究乌龟壳的人（2）

    当史语所迁到李庄后，董作宾曾设想找一个懂甲骨文的人重新撰写《释文》。1941年10月16日，李济赴重庆公干，梁思永在致李济的信中提到“彦堂兄请兄觅聘一顶替胡厚宣的人物，嘱弟转告”[2]即指此事。当时，学界中人特别是青年学子大多已无心搞学术研究，纷纷思走，想方设法到条件好的城市和利禄厚实的机关做事谋生，根本无法找到适当的人来这偏僻贫穷的李庄，研究在许多人看来百无一用的乌龟壳。无奈之下，董作宾只好请李庄士绅张官周荐介，把正在李庄宪群中学（南按：由张官周母亲王宪群以养老田的收入出资创建，故命名为宪群中学）读书的本地青年学生刘渊临找来培养实习，以使其有能力完成此项工作。屈万里的适时到来，正好可接替胡福林的职位，与刘渊临一道协助董作宾完成未竟之业。尽管如此，由于胡厚宣中途撂了挑子，屈万里接手后用了很大力气才理出了头绪。当1948年《甲编》由商务印书馆在上海出版时，屈万里的《释文》却迟迟赶不出来，直到1961年6月才得已出版——这时的出版地点已不是大陆而是台湾了。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大陆学者所能够看到的，就是一部由乌龟壳墨拓成形、未经考释和注文的黑糊糊的《甲编》——这是胡福林的不幸，更是中国甲骨学界乃至整个社会科学事业的不幸。

    与董作宾同在李庄板栗坳的研究员、著名汉简研究专家劳榦曾说过：“彦堂先生在幼年曾一度学刻字，因此对篆文早就很熟悉，这对于学甲骨文是很有帮助的。彦堂先生曾经告诉我，他鉴定甲骨真伪的一种方法，是从原来刻时的刀法看，而这种心得，就是从刻字的刀法中悟到的。”[3]当时与劳榦同在李庄的北大文科研究所研究生任继愈，许多年后以北京图书馆馆长兼著名学者的身份，谈到个人与社会潮流的关系时，曾列举董作宾的成才事例说：“一个学者的成功，个人努力固然非常重要，但是人在社会里，都是社会里的一个成员，不管你有天大的本事，你总是拗不过这个社会的大潮。只有在这个大潮里面，你个人的作用才有可能显现出来……再大的英雄也是这样。（如）搞甲骨文的像董作宾先生，我认识的，他原来在集市上摆小摊，卖那个毛巾呀、雪花膏呀、发卡子呀这类的东西。顾客有时候来，有时候不来，赶集嘛。他就拿着《汉书》在那里看，结果被一个专家看见了，就说你这个年轻人不要摆摊了，跟我念书去吧。后来他就成了个甲骨文专家。这也是个自学成才的（例子）了。”[4]

    任继愈此言，可能是在李庄时曾听董作宾亲自讲述所得,未免加入了一些传奇色彩。但董作宾事业得益于风云际会的大潮流、大趋势，加之自己敏锐的学术眼光和不懈奋斗而终于成其大器，则是合乎事实的。

    1895年出生于河南省南阳董阳门村的董作宾5岁时，甲骨文被当时的国子监祭酒王懿荣认出并开始探究——这是世人认识甲骨文之始。次年，董氏在家乡入私塾就读经史，后进当地学堂学习，与后来成为著名考古学家的郭宝钧同窗。因家境贫寒，自14岁始，董作宾帮助父亲“作手工业，印衣袖。腊月春联鬻之。为人刻印章，每字取铜元四枚”，[5]但仍未放弃学业。1912年，董氏于小学毕业后赴南阳一面经商，一面与他人共同设馆授徒。也就在这一年，著名甲骨学家罗振玉经过多次明查暗访，终于找到了甲骨文真正的出土地——安阳小屯村，并搜求甲骨万片开始研究，同时根据甲骨卜辞考释出小屯村就是殷商时代的都城，这一划时代的发现，引起了中外学术界震动和关注。1918年，24岁的董作宾于南阳师范学校毕业，接着考入河南育才馆，师从古文字学家时经训学习商简，自此得知天下还有一种刻在乌龟壳上的古老文字——时距甲骨文发现已过去19年矣！这位名叫时经训的老先生，可能就是任继愈讲述的所谓发现董作宾的“专家”。但从董的经历看，跟随时老先生学习的收获并不太大。1923年董作宾考入北京大学国学门成为研究生，仍一直沿着方言研究的路子走下去，同样没有要成为一名甲骨学家的迹象。直到有一天夜里忽发奇想，灵感突现，才有了使他成为一代甲骨学大师的预兆。

《南渡北归2：北归》 第一章 穿越历史之门 研究乌龟壳的人（3）

    据董作宾北大同学、后押运古物赴台湾并出任台北“故宫博物院”副院长的庄尚严回忆：1925年夏天，庄与董作宾于北大国学门毕业后，分别留校任助教，实际上是研究人员。董当时致力于歌谣方言的研究，庄则在考古学上用力。在庄看来，董作宾应当上山唱歌，自己则当下田挖土。由于是暑假，天气闷热，二人便搬到校中一间空闲的大办公室打地铺住宿，以避酷暑。有一天晚上，董作宾忽然从地铺上坐起来，抹了一把脸上的汗水，郑重其事地说道：“老庄，你看咱们长此下去，如何是了？”

    庄尚严一听，不知对方发什么神经，漫然答道：“不如此下去，难道让我们去抢银行绑票，上山当土匪，杀人越货吗？”

    董作宾并不理会庄的黑色幽默，沉默了好长一段时间，有点激动和神秘地说：“我有一个主意，你如同意，咱们一同到我家乡安阳去发掘甲骨如何？你学的是考古，田野工作是你的强项。我是河南人，对地方关系可以搞得好。这是一条有广大发展的道路，比局促在这里有前途得多了！”

    董的一席话引起了庄的极大兴趣。此时罗振玉、王国维等人正由于甲骨文的研究成果名声大噪，备受世人瞩目。除罗、王之外，当时研究此学问者寥寥无几，而甲骨文很明显是一个尚未开辟的充满神秘诱惑的宝藏。庄尚严头脑一热，立即坐起来道：“你的想法很好，只是你我二人，一个搞歌谣，一个学考古，对研究甲骨文最重要的基本学识如小学训诂文字学都无根基，如何办得了？”

    董作宾听罢，不以为然地摇了摇头道：“若等你在课堂或书本中学好文字学，人家的甲骨文字典早就在书店里发卖了，哪还有咱们的机会？为今之计，只有占先，一面发掘，一面读书，一面研究。有了新材料，就有新问题，这个问题就逼着你非读金文、小学去细心细考，自然会有新局面、新结论。旧路已为人家占满，不另辟新天下，哪有咱们年轻人的出头之日？”

    庄尚严在回忆中说：“大约从这时起，他就打定了这个主意，不久我就听人家说他背起小包袱上安阳挖龙骨去了。我则为学校派往日本东京帝大从原田淑人先生研究考古，两个人就此各自东西了。”[6]

    庄氏所说的“不久”，其实是三年之后的事了，当时董对自己的学术前途尚茫然无知。任继愈的“社会大潮说”有一定道理，倘若没有当时社会大潮的推助，董作宾再精明老练，也不可能在这门学问事业中取得后来如日中天的大成就。事实是，1927年董作宾前往广州中山大学任副教授，结识了与他人生命运紧密相连的“了解现代考古学和科学技术的少有的几个天才之一傅斯年”。[7]1928年秋天，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在广州宣布成立。此时董因母亲病重，请假回乡照顾母亲，并在南阳中学当了一名国文教师。就是在这一节骨眼上，傅念旧情，先聘董为史语所通信研究员，后改为编辑员。史语所刚一成立，傅斯年就急于想在学术界大展身手，便有了到安阳挖乌龟壳的主意。不过这个时候的傅斯年尚是一光杆司令，手下无将无兵可派，情急之中，想起了在南阳中学任教的董作宾，便打电话令其赴小屯主持甲骨调查和发掘。头脑并不糊涂且早有意要借挖乌龟壳以鸣天下的董作宾，在这股骤然兴起的社会大潮中，很好地利用了这一千载难逢的机遇，立即赶赴小屯行动起来。命运之神似对他格外惠顾，第一次试掘，竟获取有字甲骨774片，古物10余种，且从调查情况判断，地下的甲骨并未穷尽，埋藏颇丰。有了这一非凡的收获和发掘前景，董作宾的人生之路也就从茫然蒙昧中豁然明朗起来了。

《南渡北归2：北归》 第一章 穿越历史之门 研究乌龟壳的人（4）

    当李济于这年冬天前往开封和董作宾会面时，根据小屯的调查情况，二人商定于春节后再搞一次大规模发掘，并达成一项谅解，这便是：由董作宾研究出土的甲骨文字，李济负责研究所有其他出土古物。对于这个城下之盟，李济后来回忆说：“实践证明这一谅解对我们个人关系与合作是重要的。作为考察这个遗址的第一位先锋，董作宾应该有机会研究这批最重要的科学发现物，而有字甲骨是安阳发掘的关键品。另外，董的铭刻学研究能力是无容怀疑的。”[8]

    事实上，李、董两位大师之间终其一生都履行了这一协约：李济研究殷墟出土的陶器、青铜器和其他器物，董作宾专门研究甲骨文。1929年，董作宾发表了《商代龟卜之推测》一文，首次提出应对殷墟出土的龟甲作系统的分析与研究。

    当第三次安阳殷墟发掘的第二个阶段，即1929年12月12日，第四区大连坑内出土了著名的大龟四版，这一发现使殷墟发掘推向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潮。在龟版卜辞的卜字之下、贞字之上有６个不同的文字。此类文字过去学者众说纷纭，或以为地名、或以为事类、或以为官名，吵吵嚷嚷，未有定论。董作宾经过深入研究，于1931年发表了在甲骨学史上意义重大、影响深远的《大龟四版考释》一文，从对大龟四版第四版卜旬之辞的研究，论定卜贞二字之间的“某”是人名，而非地名或官名，从而否定了此前所有学者的论断。与此同时，对易于混淆的官名也作了正确分析，并得出结论：“可知其决为卜问命龟之人，有时此人名甚似官，则因古人多有以官为名者。又卜辞多有‘某某王卜贞’，及‘王卜贞’之例，可知贞卜命龟之辞，有时王亲为之，有时史臣为之，其为书贞卜的人名，则无足疑。”[9]

    同民国年间和后来的大多数官僚、政客、房地产商等世俗的立式皮囊一样，远古的君王至少从商朝开始即进入了享乐的怪圈，在整日昏天黑地的庸俗、低俗、媚俗，以及美色、美酒、美味、美乐“三俗四美”折腾后，深知自己每一个毛孔里都流淌着无产者的血汗，于惴惴迷惑中渴盼着长生不老，永远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梦幻中想出了一条锦囊妙计，把自己的骄奢淫逸托附于天，号曰天命。为了令世人相信这一天命的真实合法性，且让自己也同样相信，以此落个心安理得，君王们便找来一帮号称懂得通天入地且与鬼神可以沟通的巫师甚至巫婆，命人从东海或哪条河沟中摸几只乌龟杀掉，然后将这乌龟壳钻眼儿并在火上炙烤。龟壳毕竟比不得后来的钢铁坚硬，不久就因受热而发生小规模爆裂，巫师与巫婆们根据爆裂的花纹长短以及裂纹的走向等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神秘理论，以此断定星辰日月的异象、主子的吉凶祸福，或天地间有什么大事发生，等等。之后，把这一问卜结果用刀子刻在乌龟壳上，放入档案室收藏存档——这就是几千年后人们在安阳殷墟仍能发现甲骨文的原因。当然，研究者看重的是刻在乌龟壳上的人名、事件记录，如某王出猎、出征、天象变化等，如“亥日允雨”刻辞，即表示亥那一天果然下起雨来。后世研究者通过这些文字可考证历史发生过的真相和不解之谜。

    董作宾在研究乌龟壳中所发现的“贞人”，类似现代人们在街头巷尾遇到的算命先生或巫师之类的人物——只是远古的这些算命先生与巫师不在江湖流浪，而专在王室调拨的办公地点，每月领着可观的薪水上下班，为君王与太子妃嫔、王室臣僚们算命看相、视风察水，推断吉凶祸福。

《南渡北归2：北归》 第一章 穿越历史之门 研究乌龟壳的人（5）

    大龟四版的出土，恰似天光泄露，神灵忽显，令董作宾于恍兮惚兮中突然有了一个重大发现——这个乌龟壳上面共刻有６个贞人名字，时间跨度９个月。这一发现可谓找到了破译甲骨文体系的一把钥匙，殷商王朝神秘的宫廷之门，随着这把钥匙的旋转而一扇扇洞开，埋藏了3000多年的秘密由此彰显人世，光照一个新的时代。在这９个月中有６位贞人轮流主持占卜, 说明这段时间他们都是活在世上的人，而根据人的寿命推断，这６个人“最老的和最小的，相差也不能五十年”，“凡见于同一版上的人 , 他们差不多可以说是同时” 。若用现代事例此喻，相当于某位官僚的６位秘书在９个月内各自起草一份或几份报告，如果最老的与最小的相差超过50岁，老秘书退休时——按现在60岁退休制推算，最小的才10岁，而10岁就到王室担任这种具有独特地位和功能的刀笔吏，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了这一如同神助的发现，董作宾很快得出了“可以由贞人以定时代”的结论。

    继贞人的发现与考证之后，董作宾又继续往前推进，提出了甲骨文分期断代的八项标准。

    一、坑层；二、同出器物；三、贞卜事类；四、所祀帝王；五、贞人；六、文体；

    七、用字；八、书法。

    “贞人”的发现与八项断代标准的设想，为董氏稍后发表《甲骨文断代研究例》奠定了基础，也为甲骨文分期断代的解决找到了一条有效途径。董作宾后来说道:“余自民国十七年（1928）试掘殷墟遗址，即感觉各地区所出甲骨文字，必有时代之异，而苦于无法区别之。十八年（1929）大龟四版出，‘贞人’之说创立，一切断定时期问题无不迎刃而解。” [10]对此，李济曾明确指出:“董作宾在甲骨文早期研究中最大的贡献之一，也是他一生古文字研究最主要的成就之一，是他命名的‘贞人’的发现。”[11]

    1932年春，董作宾开始着手创作《甲骨文断代研究例》，他在这部于甲骨学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作中，系统地提出了一个整理殷墟全部甲骨文新的方案，正如他自己所言:“我第一次发掘殷墟时候，那是中华民国十七年（西历1928年），我就开始注意到小屯村中、村北及洹水南岸各地方出土的甲骨文字，书法、字形、文例都有显著的不同, 我就感到这必有时代的先后问题。于是发奋从许多方面研究甲骨卜辞如何可以断代。又经过了四次发掘, 到了民国二十二年（西历1933年），才找到了断代研究方法。这就是应用十个标准 , 分盘庚到帝辛为五期的研究方法, 也简称分期研究法。”[12]

    十项标准是：

    一、世系；二、称谓；三、贞人；四、坑位；五、方国；六、人物；七、事类；八、文法，九、字形；十、书体。

    依据这个十项标准，董作宾把殷商王朝自盘庚迁殷之后270余年、共八世十二王的甲骨卜辞划分为五期：

    第一期　盘庚、小辛、小乙、武丁（二世四王）；

    第二期　祖庚、祖甲（一世二王）；

    第三期　廪辛、康丁（一世二王）；

    第四期　武乙、文丁（二世二王）；

    第五期　帝乙、帝辛（二世二王）。

    董作宾提出的“十项标准”和“五期断代说”，确有凿破鸿蒙之功，所具有的开创性意义如后辈考古学者刘一曼所说：“《甲骨文断代研究例》的发表，是甲骨文研究中的一件划时代的大事，他使过去混沌一片的15万片甲骨，成为可以划分为五个不同时期的历史资料，使殷代后期历史文化的研究，建立在较科学的基础上。”[13]后来事实证明，除有一小部分甲骨文分期稍欠精确需要重新加以研究调整外，还没有任何一个新的方案可以取而代之。曾一度作为董作宾助手的胡福林，后来在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任职期间，曾全力收集抗战期间安阳出土流散的甲骨，共得13800多片，另起炉灶，编成《战后宁沪新获甲骨集》等４部著录、著作。为了显示“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古训，胡氏在分期断代中采用了与董作宾不同的“四期法”。此法一出，立即引起了甲骨学界的猛烈抨击，大多数研究者认为“所分的第三期包容了三世四王，究竟太长”。[14]在一片批评、指责声中，胡氏在后来主持编纂另一部集大成的甲骨文著作《甲骨文合集》时，只好重新采用董作宾的“五期”说，并还历史本真以平息众怒。再后来，又有人如许进雄等辈在董作宾的断代基础上增补了一个“钻凿”项目，但仍未掩饰董作宾创造甲骨文断代理论体系的光辉。董氏的学术成就和给予后世研究所指明的道路，时在哈佛大学任教的张光直说得较为明白：

《南渡北归2：北归》 第一章 穿越历史之门 研究乌龟壳的人（6）

    董作宾的《甲骨文断代研究例》的“突破性”是显然而且公认的。自从甲骨文在十九世纪末出世以后，罗振玉、王国维等文字学、古代史学者在不同的层面上对它的研究作了很重要的贡献，但是甲骨文之成学，亦即“甲骨学”之产生，无疑是董作宾这篇文章的后果。董先生将甲骨文断代的各项准则归纳起来，拟定了十个标准……将殷墟二百七十多年中的遗物、遗迹与所发生的事件，首次建立了一个秩序。从此以后的研究，完全是要从这个秩序出发的。固然后来董先生在他的《甲骨学六十年》里面将这十个标准有所修改，分期之说也更加细腻，许进雄先生在十个标准之外又增加了一项“钻凿”，但这都不能减低董先生这篇文章在历史上的重要性。[15]

    ——斯言是也！

    遥想当年，随着安阳殷墟的发掘与甲骨文陆续出土，甲骨学渐被学术界所重视并很快发展为一门显学。对于各路学者在这门新兴科学研究中所占的位置，社会上一度流传着国学大师钱玄同、陈子展的“甲骨四堂”说，即坐在前四把交椅上的是：罗振玉（字雪堂）、王国维（字观堂）、董作宾（字彦堂）、郭沫若（字鼎堂）这四位甲骨学家，也就是后世广为流传的“堂堂堂堂，郭董罗王”。对于“四堂”在学术上的造诣和不同贡献，另一位著名古文字学家唐兰（立厂）有“雪堂导夫先路，观堂继以考史，彦堂区其时代，鼎堂发其辞例，固已极一时之盛”[16]之评语。而对安阳殷墟发掘与甲骨学创立具有重大功绩的傅斯年，对王、董“二堂”的学术人品多有赞誉，对罗、郭“二堂”的人格则相当不满。据跟随董作宾做甲骨研究的屈万里说，在李庄时，傅斯年每提到罗振玉，总是咬牙切齿，以“罗振玉老贼”相呼，其缘由是“他不满罗振玉后来保溥仪搞出‘满洲国’那一套事情，对于罗的学术地位他并不完全加以否定。他之所以骂罗振玉，也许因为罗在节操上很不够，很使他看不起，正好像他不满意他的祖先傅以渐一样”。[17]而傅斯年对郭沫若的不满与轻视，则缘于一项“痛苦的经验”。

    ◎郭沫若赐给的教训

    以傅斯年为首的中央研究院史语所退居台湾后，在资料的开放、研究上，与所外学者曾一度产生过较大矛盾并引起外部学者的不满，因而有了对李济、董作宾等人霸道十足，对所外学者“封锁资料”、“把持资料”，企图把学术之公器占为己有等非议和抨击。按台湾有位叫李敖者在一篇《从李济的悲剧看中央研究院的几个黑暗面》的谩骂、攻击文章所言：傅斯年领导下的史语所，特别是李济、董作宾等人之所以后来“封锁资料”、“把持资料”、“不肯让局外人窥视一二”等 “恶行”，其主要原因是傅斯年与其同仁的“痛苦的经验”使然。因为“当年他们曾因把资料开放而失过面子。例如第三次安阳发掘出来的大龟四版, 出土时颇轰动一时。郭沫若那时正在日本研究甲骨文，特地卑躬厚礼地要大龟四版的拓片。当时李济他们居然答应了郭沫若的请求，大概是为了表示学术公器的大度吧！不料郭沫若拓片到手，《卜辞通纂》书成。此书的内容有否有价值是另一问题，却大大抢了史语所中人物的风头，使他们因资料开放而大大地失掉面子！”因而，“这是他们没齿难忘的‘失策’。所以此后三令五申 , 绳为家法 , 严禁资料早泄，故胡厚宣离开史语所的时候，史语所特律以公函一道，警告他此后所有的著作，不得引用史语所未曾公开出版的资料!”[18]

《南渡北归2：北归》 第一章 穿越历史之门 研究乌龟壳的人（7）

    李敖此言未免又犯了一贯狂吠的老毛病。事情的真相大体如下：

    1923年毕业于日本九州帝国大学医科的郭沫若，由于在日本时期与郁达夫、成仿吾等人发起成立“创造社”并从事文学创作，名声大振，遂于1926年2月出任广东大学文学院院长，7月参加北伐战争，10月出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中将衔副主任。1927年蒋介石在发动反共清党运动前夕，郭沫若对国民党与蒋介石的做法颇为不满，公开发表了《请看今日之蒋介石》一文，把蒋视为“流氓地痞、土豪劣绅、贪官污吏、卖国军阀，所有一切反动派反革命势力的中心力量”。这一“叛逆”行径惹得蒋介石大怒，郭沫若随即遭国民政府明令通缉。同年8月，郭氏参加了中共领导的南昌起义，在南下途中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流亡日本，蛰住千叶县市川市，自此“在日本人的刑士与宪兵的双重监视之下，开始对中国古代史和甲骨文、金文等进行研究”（郭沫若语）。1930年结集出版了号称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开山之作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直到1937年抗战爆发后归国，前后在日本亡命近10年。

    1927年1月，鲁迅根据中共的意图由厦门转赴已由广东大学更名的中山大学，准备与他曾称之为“流氓+才子”的创造社“联合起来，造一条战线，更向旧社会进攻”[19]之际，郭沫若等人已离开广州，鲁、郭二人遂失去了见面与制造联合战线的机会。而由欧洲归国后至中山大学任教的傅斯年，连同后来进入的董作宾，更是无缘与郭氏相见，因而傅、董二人与郭沫若在抗战之前的十几年里并不熟悉。正是由于这种情形，当郭沫若把“无处发泄的精力用在了殷墟甲骨文字和殷周青铜器铭文的探讨上面”，[20]在日本编纂所谓“在甲骨学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的《卜辞通纂》时，尽管“非常重视殷墟考古的每一进展并较早接受了西方考古学的影响”，[21]但在向国内学界索要材料时，并未直接向傅斯年等史语所人员求助，而是致信容庚、于省吾、马衡、徐中舒等代为搜罗。后来郭在日本蜗居的小黑屋里看到朋友们寄来的材料中，有董作宾的《大龟四版考释》一文，并读到董氏对甲骨文中的“某日卜某贞某事”的释解，神情大振，当即惊叹曰：“近时彦堂解为贞人之名，遂顿若凿破鸿蒙。”[22]到了这个时候，郭沫若才意识到史语所中人的厉害，同时壮起胆子致信董作宾和李济，恳求一观大龟四版的全份拓片，以为自己著述作参考。

    此时郭沫若的身份仍是国民政府正在通缉捉拿的一名政治犯，而中央研究院直接隶属于国民政府（后隶属总统府），其对立的关系可想而知。李济与董作宾接信后，觉得郭氏尽管在政治上与党国有所冲突，且与自己并无亲情旧故，但毕竟还是一位名声在外的风流才子，在如此艰难处境下，没有堕落沉沦，像许多落魄文人一样整日除了打架斗殴，就是吃喝嫖赌逛窑子，尚能坚持研究古史与甲骨文字，颇值得同情。于是，经得傅斯年同意，不避郭氏被通缉之嫌，甘冒通共连敌的政治风险，以最快速度将大龟四版和“新获卜辞拓片”寄去，信中特意说明此拓片尚未发表，仅供参考而已。董作宾一看郭氏在信中对自己发现甲骨文中的“贞人”之成果敬佩有加，头脑一热，把自己刚刚完成的一世英名之作《甲骨文断代研究例》三校稿一并寄往日本。

《南渡北归2：北归》 第一章 穿越历史之门 研究乌龟壳的人（8）

    想不到郭沫若材料到手，置李济和董作宾联名的叮嘱于不顾，立即将“新获卜辞”和大龟四版的拓片编入他的《卜辞通纂》一书，于1933年在日本用最先进的珂罗版精印出版发行。可能郭氏觉得如此操作有失君子之风，心生一计，在书的序文中以弥补的意味极尽讨好地吹捧道：“大抵卜辞研究自罗王而外以董氏所获为多。董氏之贡献在与李济之博士同开出殷墟发掘之新纪元。”遂复在“后记”中继续鼓吹道：“承董氏彦堂以所作甲骨文断代研究例三校稿本相示，已反复诵读数遍，既感纫其高谊，复惊佩其卓识。如是有系统之综合研究，实自甲骨文出土以来所未有。……如此快事，几令人直欲拍案叫绝。”在一阵狂风暴雨般的大肆吹捧之后，郭沫若似预感到自己的做法肯定会得罪对方，因而在序文的最后一句急转直下，颇有些悲壮与满不在乎地写道“知我罪我，付之悠悠”。[23]意思是，反正我的书已写就出版了，你们这些傻里傻气一根筋的书呆子，爱咋办咋办吧，我是颇不在乎的。

    果然，此书由日本传往中国再传到史语所，傅斯年一看，仅史语所考古组发掘的“新获卜辞”墨拓就用了22片，立即火起，盛怒之下，暴跳如雷，大骂不止，直呼“×××，他凭什么”，并要诉诸法律云云。被徐志摩称为“刚直木讷”的李济面对此情，尴尬万分，不知如何是好，尽管最后没有同意傅斯年诉诸法律的要求，但默认了傅氏提出的“三令五申, 绳为家法, 严禁资料早泄”的铁律。这一“铁律”颇有点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的意味，后来遭到了许多圈外学者的诟病和攻击，但就傅斯年与史语所而言，也着实有情可原。试想倘不如此，若再出个像郭沫若这样将发掘单位未正式发表的资料公布于世的情况，这个世界不知要乱成什么样子。台湾人李敖所说的胡厚宣，在史语所自昆明龙头村即将迁往李庄的前夜，私自出走齐鲁大学，傅斯年在勃然大怒之后，向齐大领导者所发出“今后若在贵校任何刊物内，载有本所未经发表之任何材料，自应由贵校负责，本所当采取适当办法办理”的讨伐檄文，一并发函对胡厚宣给予敲山震虎的教训，的确是与郭沫若这件事有直接的关联。

    对于这次“没齿难忘的失策”，傅斯年耿耿于怀，李济后来在重庆见到郭沫若时，也在非正式场合告诉对方“你这样做是不对的，不要拿别人当傻子”云云，但没有作进一步的讨伐。

    尽管如此，傅斯年对郭沫若的甲骨文、金文研究成果，仍然给予了肯定。1947年中央研究院进行第一届院士选举，事前傅斯年和胡适提出的候选人名单，都有郭沫若的大名。当年10月，中央研究院召开评议会会议，讨论院士候选人名单，时傅斯年赴美就医，史语所由代理所长夏鼐出席，夏据理力争，最后以多数票通过郭沫若列入候选人名单。但是，当1948年3月中央研究院正式选出第一届院士和9月举行院士大会时，郭沫若已由国统区转移到香港，即将于中共阵营中发迹，自是不把这个院士称号放在眼里了，此为后话。

    与李济大不相同的是，董作宾由于深受郭沫若“凿破鸿蒙”、“拍案叫绝”、“高谊”与“卓识”等吹捧的刺激，虽默认傅斯年“严禁资料外泄”的“家法”与“铁律”，但对郭沫若仍一往情深，久久难以忘怀。

《南渡北归2：北归》 第一章 穿越历史之门 研究乌龟壳的人（9）

    抗日战争爆发后，国共两党的关系趋于缓和，郭沫若结束了流亡生活，抛别了日本老婆和孩子，只身一人自日本返国参加抗日宣传活动。1940年，出任重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此时，已随史语所迁往南溪李庄的董作宾得知郭沫若在重庆任职的消息，主动去信与之联系，等待亲赴重庆拜访的机会。在苦苦等了近两年之后，机会终于来了。1942年5月，受傅斯年委托，董作宾赴重庆参加中央研究院院务会议，并一道办理史语所书刊印刷与合作社购物等事宜。适此机会，董作宾一到重庆，就迫不及待地来到了郭沫若在郊外的住所，开始了甲骨学“二堂”的历史性会晤。

    据董氏后来对李庄的同事说，二人见面后，郭沫若欣喜异常，两人促膝畅谈，叙新话旧，交流学术，不亦乐乎。郭沫若除设宴款待外，还借着酒兴当场泼墨挥毫，赋诗相赠：

    卜辞屡载征尸方，帝乙帝辛费考虑。

    万千牛推索遍，独君功力迈观堂。

    诗中的尸方是殷墟卜辞中记载的一个方国的名字，帝乙、帝辛则是晚商王朝的两位国王。此处郭沫若意在表达董作宾在甲骨文的考释和研究上，已远远超过了声名显赫的一代宗师王国维。如此一番吹捧，却令把酒临风、已有些醉意的董作宾觉得非常受用和舒服，禁不住头脑又晕眩恍惚起来，把郭沫若当做一世英豪与铁把子兄弟看待。待回到自己下塌的旅馆，董作宾借着酒劲，很快作成一篇《跋鼎堂赠绝句》一首，对郭氏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同时表示了自己将继续为甲骨学事业奋斗不息的决心，跋曰：

    昔疑古玄同创为甲骨四堂之说，[24]立厂和之，有雪堂导夫先路，观堂继以考史，彦堂区其时代，鼎堂发其辞例之目，著在篇章，脍炙学人。今者，观堂墓木盈拱，雪堂老死伪满，惟彦堂与鼎堂，犹崛然并存于人世，以挣扎度此伟大之时代。

    三十一年春，访沫若于渝，十年神交，握手言欢。彼方屏置古学，主盟文坛，从事抗战之役，余则抱残守缺，绝学自珍。一生事业，其将以枯龟朽骨之钻研而为余之止境乎？兴念及此，搁笔太息！[25]

    此时的董作宾只顾得与郭沫若握手言欢，挥墨题跋与搁笔太息，竟把自己来重庆的职责和任务忘得一干二净。在李庄的傅斯年得知此情，大为光火，在给中央研究院总干事叶企孙的信中，满含怨气地说道：“彦堂此行，旨在可谓场闹之至。弟初以药未至，遂言不去，继得药至，颇有去意。如去，则印刷等事必得办妥当。旋思彦堂好朋友，而重庆未去过，故请他去，实在是有望助成其意之意。但绝未想到，彼到后只是演说，访友、寻友（例如郭沫若处，彼能去三次），而公事置之不问也。彼之行也，弟叮嘱周至，谓开会是具文，我们遇事不争，此行第一事是出版，其次为合作社物。彼来两次信，已谓行期在十五矣，而无一语提及出版之接洽……竟然将第一事忘了。17日始见到，在彼到渝将20日矣。大可不成话。”又说：“大约彦堂平日在所，办事用心，而一经见实，心中飘飘然，其办事乃不可恃矣。弟本为省事，请他去，反而多事。……烦极烦极！”[26]

    这是傅斯年对董作宾不满的牢骚话，而沉浸在言欢晕眩中的董作宾尚未意识到，几年之后，他将被郭沫若这位“神交十年”的朋友斥指为“跑到台湾去准备殉葬”的“妄人”一个。尽管中国有文人相轻的传统，但郭、董的交恶，并不是一个“相轻”就可解释的。此为后话。

《南渡北归2：北归》 第一章 穿越历史之门 研究乌龟壳的人（10）

    ◎抗战八年第一书

    董作宾自重庆回到李庄，被傅斯年训斥一番，自知理亏，不敢嘴硬，又开始蛰居李庄板栗坳几间房子里，在屈万里与自己指导的研究生李孝定，以及刚从李庄中学新招收的见习生刘渊临等人协助下，将所有的精力投入到《殷墟文字乙编》与《殷历谱》的编制之中。为全力支持这项工作，傅斯年特批，由战时首都重庆买来一盏煤油灯和一皮桶“洋油”，专供董作宾与助手开夜车使用，其他研究人员只能使用桐油灯，并规定不得到董氏处以各种理由“抹油”。因桐油灯烟大光暗，每到夏天很难适应，一到闷热难熬的晚上，许多人就跑到牌坊头借着董作宾工作室映出的光亮聊天，而董作宾伏案与弯腰弓背翻检找寻材料的身影，连同额头上不时滚动着的汗珠一并映于众人的眼帘。面对此情，外面的聊天者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压低声音，以免惊动这位辛苦做工的“老天爷”（南按：因董作宾对同事说话，一开口就老天爷如何如何，青年研究员就给他偷偷起了一个“老天爷”的绰号）。

    董作宾着手进行的《殷墟文字乙编》，主要是对殷墟最后三次发掘（第13次至15次）所得甲骨文进行整理著录。殷墟的后三次发掘共出土有字甲骨18405片，其中最主要的是在小屯北地YH127坑出土的一整坑有字甲骨。当时在工地清理不便，连泥带土运到南京史语所住地——北极阁大厦整理。在董作宾的领导下，由胡福林与所内技工关德儒、魏善臣等经过８个月的努力方告完成，共清理出有字甲骨17096片——这是殷墟发掘以来在甲骨文搜集方面最大的收获。“过去，传世所得甲骨大多支离破碎，学者们据此难以确知甲骨的‘全豹’。而现在，只此一坑就有完整大龟三百多版，再加上缀合材料就更多了。因此学者眼界大开，思路广阔了。”[27]

    按照原计划，由董作宾主持编纂的《殷墟文字乙编》（以下简称《已编》）共分上、中、下三辑，在李庄期间，完成了上、下两辑，分别于1948年和1949年出版。第三辑在复员回南京后编成，1953年于台北艺文印书馆出版。《乙编》编排体例与《甲编》相同，但所收甲骨文要多出几倍，共收入带字甲骨9105片，“所收材料，超过《甲编》的四倍以上，出土的坑位简单明晰；内容新颖而且丰富，研究的价值，也远在《甲编》之上”。《甲编》的问世，是董作宾、屈万里等人在甲骨学上所作出的又一项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伟大贡献，正如甲骨学者孟世凯所言：“这种考古学方法著录甲骨的新体例，是甲骨学史上的创举。它不仅体现了近代田野考古学方法引入甲骨学研究领域取得了辉煌成果，也为以后著录科学发掘所得甲骨文提供了范例。”[28]

    就在主持编撰《甲骨文字乙编》的同时，董作宾开始向倾注了十几年心血的《殷历谱》作最后冲刺。此前，董作宾尝浩叹：“殷周年代，乃古今史学界一大疑案，两千余年以来，异说孔多，悬而不决。并世治史者咸避而不谈，或谈而不能有所定，定于一说者即不免有谬误，实因年代之考定，必资历术，历术艰涩，钻研为苦。而前人论述，各自成说，抉择非易，无所适从也。”[29]殷墟发掘之后，董作宾试图通过甲骨卜辞透出的蛛丝马迹考证殷商时代的历法，由历法再转推确切的年代。自1931年在《安阳发掘报告》上发表《卜辞中所见之殷历》开始，经过十几年的艰苦努力，终于取得了可喜的成果。

《南渡北归2：北归》 第一章 穿越历史之门 研究乌龟壳的人（11）

    按史语所后起之秀夏鼐的说法，在“甲骨四堂”中，罗、王、郭“三堂”皆没有田野考古发掘的经验，无法利用地层学知识断代，只能算“室内考古学家”，所取成绩也就相对有了无法弥补的缺憾。而董作宾是亲自参加过８次安阳殷墟系统发掘的甲骨学者，是名副其实的响当当的田野考古学家，对于甲骨文字的断代和研究自然就较其他“三堂”更有科学根据，看问题的眼光也更胜一筹，所取得的成就在前三位之上也就成为一种必然。

    1945年4月，董作宾在李庄板栗坳牌坊头简陋的斗室里，完成了在甲骨学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鸿篇巨制《殷历谱》，并在傅斯年热切关照下于同年在李庄镇石印出版。由于受当时条件的限制，这部“合情、合理又合天”的皇皇巨著只印了200部，每部都有编号，成为一种特殊时代的珍贵见证。

    《殷历谱》在李庄成稿后，在出版印刷之前，董作宾专门复印一份寄往时在成都燕京大学任教的史学大师陈寅恪求教。陈氏在回复中对董氏的创见性成就表示了充分肯定：“大著病中匆匆拜读一过，不朽之盛业，惟有合掌赞叹而已。改正朔一端，为前在昆明承教时所未及，尤觉精确新颖。冬至为太阳至南回归线之点，故后一月，即建丑月为岁首，最与自然界相符合。其次为包含冬至之建子月，周继殷而以子月代丑月为正月，亦与事理适合。”接下来，陈寅恪以广博的学识，针对著作中一些具体问题和历史中的迷惑不解之处谈了自己的看法：“若如传统之说，夏在商前何以转取寅月为正月似难解释。故周代文献中，虽有以寅月为正之实证，但是否果为夏代所遗，犹有问题也。豳风七月诗中历法不一致，极可注意，其‘一之日’，‘二之日’，是‘一月之日’，‘二月之日’之旧称否？又与左传孔子‘火犹西流，司历过也’参校，则疑以寅月为正，乃民间历久而误失闰之通行历法。遂‘托古’而属之夏欤？” [30]

    董作宾接信后，对陈氏提出的疑问进行了慎密考证和修订，使之更加完善。当《殷历谱》在李庄石印出版后，陈寅恪阅毕，以惊喜之情再次致信董作宾，盛赞说：“抗战八年，学术界著作当以尊著为第一部书，决无疑义也。”[31]一生坚持“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陈寅恪，为人处世从没有郭沫若般油滑与阿谀曲从、见风使舵的毛病，真正是按他所倡导的“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乃得以发扬”这一标准入世为学。此次对董著的评价，当是发自内心的一片挚诚。或许，正是得益于像陈寅恪这样有风骨与识见的学术大师的追捧喝彩，才令学术界上层和最高当局决定予以公开表彰，以彰显抗战以来中国学者坚强不屈的意志和在学术文化上的伟大贡献。这部大著上报后，在重庆的蒋介石亲自签发了嘉奖令：

    中央研究院朱院长勋鉴：

    三十四年七月四日呈悉，董作宾君所著《殷历谱》一书，发凡起例，考证精实，使代远年湮之古史之年历，爬疏有绪，脉络贯通，有俾学术文化，诚非浅显，良深嘉勉，希由院转致嘉勉为盼。

    中正 午养侍秘[32]

    后来的历史不断检验证明，无论是傅斯年、陈寅恪，还是朱家骅、蒋介石，对董作宾工作成就的肯定和对这部著作的赞誉、嘉勉，当是公道和公允的。半个世纪之后的1995年，即抗战胜利五十周年之际，张光直在他晚年的一篇重要论文《抗战与学术研究——纪念抗日战争胜利五十周年》中指出：“事实上，从一九三七年到一九四五年，也是产生中国人文社会科学重要著作的时代。例如，我的老师董作宾先生在这段期间完成的重要著作《殷历谱》，对于中国的考古学界而言，是一本开天辟地、创造出一个新局面的著作。”[33]张氏的这一评价，台湾学者吴兴文认为“这虽然不完全是盖棺论定的全盘总结，不过我们可以看出，张光直‘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的学子本色以及实事求是的为学精神，足为后人留下典范”。 [34]

《南渡北归2：北归》 第一章 穿越历史之门 研究乌龟壳的人（12）

    当然，面对陈寅恪、李济等学界大腕的赞誉甚至最高当局的嘉勉，董作宾不再像当年郭沫若初次吹捧自己时那样激动亢奋与心中无数了，他对此表现出了少有的冷静、老成与谦虚。言及此事，董氏认为：“《殷历谱》这部书，虽然我曾下过十年研究功夫，在四川李庄，手写了一年又八个月，印成了四大本，连图表共占有70万字的篇幅。在我看这算不得一回事，这只是‘甲骨学’里研究方法进一步的一个小小的尝试。”然而这个小小的尝试又是何其艰难，“全书之写印，实系初稿。有时公私琐务猬集，每写一句，三搁其笔；有时兴会淋漓，走笔疾书，絮絮不休；有时意趣萧索，执笔木坐，草草而止。每写一段，自助覆阅，辄摇其首，觉有大不妥者，即贴补重书，故浆糊剪刀乃不离左右。个中甘苦，只自知之”。[35]

    董氏著述之甘苦，不只是自知，作为一所之长的傅斯年，亲眼目睹了董作宾治学经历与生活之苦，深得其中况味。在为这部大著撰写的序言中，傅氏满含深情地说道：“《殷历谱》者，吾友董彦堂先生积十年之力而成之书也。彦堂天资高迈，精力过人。十载兵戈，飘泊于西南大地之间，此谱耗其岁月约三分之一，若四之一，然彦堂一人每日可为之事当常人三四，故若他人为之，即才力相若，不窥园亭，亦或须一纪，此其所以使友朋辈无不羡妒者也。”又说：“虽然，彦堂之治甲骨学将近二十年，此将二十年之月日，皆与余共事中央研究院，余目睹当世甲骨学之每一进步，即是彦堂之每一进步……今彦堂之书，无类书之习，绝教条之科，尽可见之卜辞而安排之，若合符然，其工夫有若门德勒也夫之始为原子周期表，而其事尤繁矣。”[36]

    在序文将要结束时，傅斯年透露了一个埋入心中日久的秘密：“吾见彦堂积年治此，独行踽踽，备感孤诣之苦，故常强朋友而说之焉。朋友知此，亦常无意而强与之辩，以破寂焉。吾亦偶预此列，则故反其说，说而不休，益之以怪，彼我所以为乐也。”[37]

    只有到了傅氏自己把这个“秘密”点破之后，董作宾与居住在李庄板栗坳的石璋如、董同龢等大小学者，才真正洞察体会到傅斯年自昆明龙头村居住时代起，经常与人辩论不休，且滔滔不绝，摆出一番嗷天嚯地的阵势究为何故。特别是受到石璋如晚年称赞的史语所那位人高马大的青年才俊，号称“第一勇士”的董同龢，也才有机会窥知在昆明龙头村那荒凉的庙宇殿舍里，傅氏强行与自己辩驳且多数大败而去，实只为“以破寂焉”而为大家添些快乐和趣味的良苦用心。

    注释

    [1] 《石璋如先生访问记录》，访问：陈存恭、陈仲玉、任育德，记录：任育德，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2年出版。

    [2]《李济与友人通信选辑》，李光谟辑，载《中国文化》第十五、十六期，1997年北京。

    [3] 董玉京《无尽怀思无尽恩》，载《董作宾与甲骨学研究》，郭新和主编，河南大学出版社。

    [4]《世纪老人的话·任继愈卷》，陈明著，辽宁教育出版社1999年出版。

    [5、6] 庄尚严《彦老从事甲骨文研究之始》，载《殷商史的解迷者——董作宾百年冥诞特辑》，台湾艺术家出版社1994年出版。

    [7、8、11]《安阳》，李济著，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出版。

《南渡北归2：北归》 第一章 穿越历史之门 研究乌龟壳的人（13）

    [9]《安阳发掘报告》，第三期，中央研究院史语所1931年出版。

    [10]《殷历谱》，上编，卷一，董作宾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J〕，1945年出版。

    [12] 董作宾《为书道全集评论卜辞时期之区分》，载《中国现代学术经典·董作宾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出版。

    [13] 刘一曼《甲骨文的发现与研究》，载《殷墟的发现与研究》，科学出版社1994年出版。

    [14]《殷墟卜辞综述》，陈梦家著，科学出版社1956年出版。

    [15]《傅斯年、董作宾先生百岁纪念专刊》，转引吴兴文《吾受吾师，吾更爱真理——董作宾、李济与张光直之间的师生情》，载《温故》之七，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出版。

    [16]《天壤阁甲骨文存·自序》，唐兰著，北京，辅仁大学出版社1939年出版。

    [17]《回忆傅先生在台大的往事》，屈万里，载《传记文学》，第28卷第1期，1976年。

    [18] 李敖《从李济的悲剧看中央研究院的几个黑暗面》，载《李敖作品精选》，中国友谊出版社2001年出版。

    [19]《鲁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出版。

    [20]《十批判书·后记》，郭沫若著，东方出版社1996年出版。

    [21]《中国近代史学学术史》，张岂之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出版。

    [22、23]《卜辞通纂》，郭沫若，科学出版社1978年出版。

    [24]疑古玄同，即钱玄同，钱氏为表示自己对古代历史记载的怀疑态度和决心，自号“疑古玄同”。是当年促使蜗居在绍兴会馆抄古碑的周豫才以鲁迅笔名写出《狂人日记》成名作的北大教授、国学大师，也是顾颉刚为首的《古史辨》派的强力支持者与鼓吹者。后钱玄同与鲁迅交恶。有一次鲁迅由上海到北京，二人在某教授家中偶然碰面，钱玄同看到鲁迅放到桌子上的名片，带着和好的意思，主动问：“你还是两个字呵？”鲁迅对此不屑一顾地答：“我从来不用四个字。”说罢扬长而去，弄得钱大师张嘴瞪眼一时说不出话来。鲁迅不愧世间少有的讽刺大师，一语双关地讽刺了钱玄同疑古过头的“怪癖”。

    [25、29]《董作宾全集》，乙编，第五册 ，台北艺文印书馆1977年出版。

    [26]《傅斯年全集》，第七卷 ，欧阳哲生编， 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出版。

    [27]《甲骨学通论》，王宇信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出版。

    [28]《甲骨学一百年》，王宇信等五人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出版。

    [30、 31]《致董作宾》，载《陈寅恪集·书信集》，陈美延编，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出版。

    [32] 董作宾《殷历谱》，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1945年4月出版。

    [33、34] 吴兴文《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董作宾、李济与张光直之间的师生情》，载《温故》之七，广西师范大学2006年出版。

    [35] 董作宾《〈殷历谱〉的自我检讨》，载《董作宾全集》，甲编，第一册， 台北艺文出版社1977年出版。

    [36、37] 傅斯年《殷历谱·序》，《傅斯年全集》，第三卷，欧阳哲生编，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出版。

《南渡北归2：北归》 第二章 闻道在蜀郡 李约瑟的李庄之行（1）

    就在学者们于贫困、寂寞中，蛰伏在山坳里默默做着案头工作时，一位高个头、大鼻子、蓝眼睛的“老外”，来到了李庄，使扬子江头落寞的古镇掀起了略带咸涩味的微波。这个“老外”便是后来以《中国科学技术史》为中国学术界广为人知的英国剑桥大学教授、科技史家李约瑟（Joseph Needham，1900—1995）。

    像大多数事业有成的人物留下的传记一样，在爱尔兰成长起来的李约瑟，也属于聪明好学之士，1922年毕业于剑桥大学，1924年获该校哲学博士学位。未来的日子，李约瑟以研究生物化学声名鹊起，37岁当选为英国皇家学会会员，曾经轰动一时的生物化学与胚胎学方面的成名著作《化学胚胎学》、《生物化学与形态发生》，均在40岁之前问世。[1]

    可能与人的性格或天性有关，据李约瑟自己介绍，求学时代的他有一天突然鬼使神差般对科学史发生了浓厚兴趣，后又把目光渐渐移向东方文明曙光升起的地方。1922年夏天，刚从剑桥大学冈维尔——基兹学院毕业不久的李约瑟，无意中读到一位中国留美学生用英文在《国际伦理学杂志》发表的一篇《为什么中国没有科学──对中国哲学的历史及其后果的一种解释》的论文。文中认为中国之所以没有科学，“是因为按照它自己的价值标准，它毫不需要”。作者感慨道：“依我看来，如果中国人遵循墨子善即有用的思想，或是遵循荀子制天而不颂天的思想，那早就产生了科学。”[2]这篇文章的作者，就是后来任教清华、西南联大、北大，并在“文革”期间跟在江青高翘的屁股后面一度呼风唤雨的冯友兰。当年的李约瑟读罢这篇奇文，于惊奇不解中生发出一系列感慨：许多年来，自以为高等民族的西方人对中国文明的无知、蔑视与偏见，以霸道甚至是浑蛋的逻辑搞出的所谓“欧洲文明中心论”与“中国文明西来说”等一系列伪学说，对中华民族和中国人已是极端的不公正和羞辱了，难道连中国人自己都不承认中国有过科学？！该文阐述的观点与自轻自贱的“小贱人”做派，对李氏的精神产生了极大刺激，文章的作者冯友兰的大名，也一并长久地积存于他的记忆之中。

    1937年11月，中国的淞沪抗战最为悲情壮烈之时，三位中国留学生来到英国剑桥大学李约瑟门下拜师学艺，分别是燕京大学的沈诗章、金陵大学的王应睐和上海雷士德医学研究所一位南京药商的女儿鲁桂珍。三位黄皮肤的年轻人不仅给李约瑟带来了中国的传统文化，还给他带来了对中国古代文明的坚定信念。这位大鼻子、蓝眼睛的“夷人”，于人生中途突然转向了对中国文化的热爱与研究，而这一抉择，与他和中国学生，特别是早年毕业于金陵女子大学理学院、时年33岁的鲁桂珍相遇有极大关系。对于李、鲁建立的友爱之情，李约瑟本人曾在多种场合坦承地表示过，鲁桂珍晚年也同样不谦虚地“笑纳”了。比鲁桂珍大３岁的李约瑟，先是爱慕鲁的美貌和她一颦一笑所展现的典型东方大家闺秀的风韵，连带地引发了他热爱中国文化的强大冲动与兴致。而对中国文化强烈的喜爱，又促使李约瑟提出并思考一系列问题，正如他在后来的回忆中所言：“我对他们的了解越深，我与他们的思想就越相接近，这就导致我尖锐地提出一问题：为什么在公元1—15世纪的漫长岁月里，中国在科学技术方面比西方更为有效并遥遥领先？中国究竟有哪些科技成就及其贡献？为什么中国的传统科学一直处于原始的经验主义阶段，而没能自发地产生近代科学及随之而来的工业革命？”[3]——这一连串的疑问，就是后来世人津津乐道的“李约瑟难题”（Needham Puzzle）[4]的雏形。

《南渡北归2：北归》 第二章 闻道在蜀郡 李约瑟的李庄之行（2）

    既然疑问占据了李约瑟追求真理与科学精神的心灵，就要设法去解答、破译，于是，李约瑟自内心深处发生了信仰上的皈依（conversion）。对此，李氏说道：“我深思熟虑地用了这个词，因为颇有点像圣保罗在去大马士革的路上发生的皈依那样。……命运使我以一种特殊的方式皈依到中国文化价值和中国文明这方面来。”[5]

    《圣经》上说，犹太教徒扫罗在前往大马士革的途中，忽然被一束强光罩住，并受到耶稣的责备。此后，扫罗反省了三天三夜，耶稣派了亚拿尼亚去看望扫罗。从此扫罗皈依了耶稣，并改名保罗，成为耶稣直接挑选的使徒。李约瑟形容自己的这种转变“颇有点像圣保罗在去大马士革的路上发生的皈依那样坠入中华文化的“爱河”，“对汉语、汉文、汉字和自古以来传播于中国的思想，产生了激情。它们把我引入了一个我以往一无所知的新天地”。[6]正是这一思想和学术价值观的转变，使37岁的李约瑟开始向鲁桂珍和剑桥另一位著名汉学家古斯通夫·哈隆（Gustav Halouu）发愤学习汉语，并渴望在有生之年破译这个“李约瑟难题”。当鲁桂珍即将毕业离开剑桥时，李约瑟与她合写了第一篇中国科学史论文，并相约：今后决心要在这方面做出一番事业，犹如罗马国会上主张“迦太基不灭，我们就要被灭亡”的誓言一样。

    此时的李约瑟立志要写出的是“一册过去西洋文献中旷古未见的关于中国文化中的科学、技术和医药的历史专书”，并通过这部著作，解开这个令人困惑的难题——这就是后来震动世界，由最初的一册而延伸到30多卷册的皇皇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得以问世的胚芽。

    1942年秋，英国政府在二次世界大战最为重要的转折时刻，决定派遣一批著名科学家与学者赴中国考察访问并给予人道主义援助。作为英国皇家学会会员兼及初通中文，并对东方文明怀有浓厚兴趣的李约瑟有幸被选中，他与牛津大学的希腊文教授多兹（ Dodds，又译为道兹或托德斯）组成英国文化科学使团，前往中国。1943年3月，李约瑟与几位同事从印度加尔各答经中国与外界相连的唯一通道——著名的“驼峰”航线，飞越喜马拉雅山，进入云南昆明，自此开始了长达4年的在华考察生涯。

    在昆明逗留期间，李约瑟访问了西南联合大学与中央研究院在昆明的天文、化学和工程研究所，并为这几家机构输送了部分图书、仪器等紧缺物品。

    3月21日，李约瑟一行由昆明飞往重庆。翌日一早，前往中央研究院总办事处拜访总干事叶企孙，讨论战后中国与欧洲科学合作事宜。其后与当时正在重庆的国民政府政治、科学、教育、文化界大员吴铁城、陈立夫、王世杰、翁文灏、张道藩、蒋廷黻、蒋梦麟、朱家骅、梅贻琦等人分别作了晤谈。受朱家骅聘请，李约瑟与多兹出任中央研究院通讯研究员。在英国驻华大使西摩的理解和支持下，这年6月，通过中英政府的共同努力，在重庆成立了中英科学合作馆，李约瑟出任馆长，办公地点设在英国驻华使馆一侧的平房内，人员由6位英国科学家和10位中国科学家组成。

    就在这个机构组建时，李约瑟因对昆明和重庆几所大学与研究所的访问，越发感到中国古代文明博大精深，埋藏在心中的陈年旧梦开始复苏，他找到国民政府教育部部长陈立夫，陈述自己除承担的中英文化交流工作，还有一个研究中国古代科学的计划，拟在自己最感兴趣的中国古代科技成就、科学思想及其人类文化史上的价值方面，做深刻比较、研究，写一部专著，名为《中国的科学和文化》（南按：即后来的《中国科学技术史》）。陈立夫听罢，“以其所志正获吾心” ，[7]当即表示赞赏与支持，并鼓励道：“这个计划非常好，这本书由你写比我们写好，因为你不是中国人，由一个非中国人来谈中国事物所编写的书必然有更大的价值。”[8]为配合李约瑟这一工作计划，陈立夫许诺政府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给予全力支持。出于对这位外国学者所立志向的敬重，陈立夫还当场赠给李约瑟前后《汉书》各一部。事隔42年，李约瑟访问台湾时，还未忘记就赠书一事再次当面向陈氏道谢。

《南渡北归2：北归》 第二章 闻道在蜀郡 李约瑟的李庄之行（3）

    李约瑟的研究计划，曾遭到部分在华外国集团势力反对，其中反对最激烈的就是当时在重庆的美国国务院文化关系司对华关系处官员、后来成为著名中国问题专家的费正清。据费氏回忆，他当时“曾和李约瑟就他对中国科学技术的研究计划进行过激烈的争论”。[9]这个争论一直持续到后来在罗马召开的第12届历史学家代表大会。不过当时的李约瑟并没有把这个政客学者费正清放在眼里，更不顾及费正清无休止的啰唆与胡言乱语，外加行动上的为难与阻挠。既然决心已定，又有中国政府要员如陈立夫、朱家骅、翁文灏等名流大腕强力支持，一个小小的美国文化官僚与政客费正清又何惧哉？李约瑟决定立即行动起来，向自己的既定目标奋进。1943年初夏，李约瑟带上助手，开始了中国西南地区的考察，从而有了与中国科学、教育界人士接触交流的机缘。

    李约瑟一行到达成都不久，正逢西南联大文学院院长、哲学系教授冯友兰受邀在成都华西坝几家大学讲演。在一次演讲中，冯友兰声称：道教是世界上迄今所知道的唯一不极度反对科学的自然神秘主义云云。当时李约瑟正与助手坐在来宾席上静心聆听，面对冯友兰的面孔与声调，李约瑟忽然记起这个呈慷慨激昂状的人，就是20年前在《国际伦理学杂志》上公开放言中国没有科学的那位中国留学生冯某，遂当场产生轻视之意，对其学说不以为然。这个时候的李约瑟已经开始认识到，真实的中国道教文化与冯氏所言恰恰相反，道教是非常赞同科学的，可以说是科学的启蒙老师。

    5月3日下午，借华西协合大学邀请演讲的机会，李约瑟于该校体育馆以《科学与社会》为题作了演讲，并针对冯友兰的学说特别提出：“科学是人和人的合作，以及随着时代的不断发展而累积起来的结果。全世界的各民族，都曾对科学有所贡献。在远古时代，埃及、巴比伦、中国和许多地中海国家，都对数学、天文、医药、化学及地质有过贡献。在这些科学中，古代中国对炼丹术及在工程方面贡献特别伟大。”按李氏的说法，“炼丹术”这个名词就发源于中国。当时尚在成都的冯友兰是否前往听讲不得而知，但从翌日《中央日报》引用一个学生的笔记所作的报道看，这个夹带着对冯氏学说反击的演讲颇受听众欢迎，以至当李约瑟“结束他的演说后很久，似乎还有余音绕梁之慨”。[10]

    随着李约瑟对中国古代文明和科技成果有了更多、更进一步了解和认识，他开始在论文中公开提出：中国文化技术中，“哪里萌发了科学，哪里就会寻觅到道家的足迹。无论你在哪里发现炼丹术或古代化学，你就能在哪里发现道家的影子，他们总是在那里——炼丹房里进行着世界上最早的科学实验”。[11]如晋代的葛洪，被李约瑟称为“他那时代最伟大的炼丹家和中国最伟大的炼丹术作家”，[12]葛氏所著的闪耀着科学思想光辉的名著《抱朴子》，极富科学哲理地探讨了通过人为的方法来延长寿命或达到物质不朽的可能性。而整个道家思想体系，直到今天还在中国人的思想背景中占有至少和儒家同样重要的地位。这是一种哲学与宗教的出色而极其有趣的结合，同时包含着“原始的”科学和方术。它对于了解全部中国科学技术是极其重要的。处于对中国道教的推崇与迷恋，李约瑟取了“十宿道人”等三个道号，自诩为“荣誉道家”。[13]李氏在论述道家对古代科学技术的贡献时，没有忘记对20年前的冯文旧事重提，并毫不客气地对冯友兰那篇《为什么中国没有科学——对中国哲学的历史及其后果的一种解释》进行尖锐批评，称之为“年幼的悲观（Youthful Pessimism）”，同时直言不讳地指出“中国人并非如冯友兰所断言的对外界自然无兴趣”[14]等。

《南渡北归2：北归》 第二章 闻道在蜀郡 李约瑟的李庄之行（4）

    1943年6月4日，李约瑟完成了对四川成都、乐山一线几所大学与科研机构的访问，在战时迁往乐山的武汉大学石声汉教授陪同下，与助手黄宗兴及秘书等人于五通桥搭乘一条盐船沿岷江漂流而下，于次日下午到达李庄码头，随之进入坐落在李庄镇中心禹王宫的同济大学校本部进行考察交流。

    同济大学自昆明迁川，主持筹划和负责大局工作的是在教育界颇具声望的校长周均时。周氏早年在德国柏林工业大学留学时，与第二次赴德留学的朱家骅同学，期间还结识了陈寅恪、傅斯年、俞大维，甚至后来的中共领导人朱德等勤工俭学的留学生，并与之结为好友。1924年，周氏归国，先后执教暨南大学、中央大学、重庆大学。“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周均时临危受命，担任同济大学校长并负责大学南迁事务。无论是同济大学在昆明还是在李庄期间，周均时按照同济是中国唯一一所用德语教学的高等学府，并肩负沟通中德文化交流重大使命这一特点，积极主张在抗战期间仍然要尽可能地吸取德国的先进科研成果，为国家培养堪当大任的实用人才。只是好景不长，1941年12月珍珠港事件爆发，香港等地相继沦陷，国学大师陈寅恪生死不明，西南联大爆发学潮。消息传到李庄，与陈寅恪在欧洲留学时期交情甚厚的周均时，颇为孔氏家族的霸道与陈寅恪等文化知识界人士的命运不平，遂以激愤之情，亲自鼓动、带领同济大学师生上街游行，共同声讨“飞狗院长”孔祥熙及家人的恶行，并将同济大学的行动和言行通电全国。在重庆的蒋介石通过孔系人物暗中相告与挑拨，大为恼怒，认为周氏煽惑学生，有意给当局制造难堪。一气之下，便通过陈立夫把持的教育部，撤销了周的同济大学校长职务，调任重庆大学教授兼工学院院长，同济大学校长一职由刚从德国归来不久的丁文渊接替。

    丁文渊（号月波）乃原中央研究院总干事丁文江的四弟，江湖上号称丁老四。1920年毕业于同济大学医科，后留学德国法兰克福大学医学院并获医学博士学位。回国后出任国民政府行政院参议，考试院参议，中国驻德国大使馆参事等职。珍珠港事件后，随着中国对德、意、日法西斯邪恶轴心国宣战而被招回国内，代替周均时来到李庄出任同济大学校长。尽管丁文渊和丁文江属于同胞兄弟，但无论是当时还是之后，这位丁老四在学问和为人处世等诸方面，都无法与著名的“丁大哥”相提并论，尤其是人品道德，可谓与“楷模”丁文江背道而驰，被世人广为诟病。

    丁文渊一到同济大学，除不遗余力压制正义力量和学潮，还经常干些鸡鸣狗盗、见不得人的恶事、丑事和上不了台面的龌龊事，出任校长不到两年，就被同济大学的童第周、王葆仁、唐哲等24位知名教授告垮弄翻，成为教育界的反面教材和一个教训。当时在同济大学担任招生委员的李清泉（李庄人）曾有过这样一段回忆：“周均时校长是学土木工程的，曾在德国留学和工作达十八年之久。第一次世界大战柏林被围时，他曾与当地人民同甘共苦，但对德皇威廉第二和纳粹党很反感。他平易近人，生活俭朴，虽在国外多年，却没有洋气息，没有穿过西装，一顶旧呢帽不知戴了多少年，已成了暗褐色。他用人标准讲究德才兼备，聘来的教授、讲师，大多是国内的知名人士。后来接替他的丁文渊校长就与他刚刚相反，官僚架子十足，是蒋帮的一个文化特务。他在李庄郊外购有住宅，出入不管远近都要坐轿，每天所着西装都要换上几次，一副假洋鬼子像。对比之下，印象很深。解放后我才知道周均时校长自李庄卸职后回到重庆，即被蒋帮把他关在中美合作所，于1949年杀害。虽已事隔多年，思之令人凄怆不已。”[15]

《南渡北归2：北归》 第二章 闻道在蜀郡 李约瑟的李庄之行（5）

    李清泉回忆此事时是在20世纪90年代初，难免沾染了那个时代的特征。从其他旁证材料看，丁文渊在李庄同济大学的所作所为，令大多数有正义感的师生深恶痛绝应是事实，但要说是一个“文化特务”，还没有足够的资料加以认定。周均时离开李庄赴重庆后，亦没有被关押，仍在重庆大学任教，后被国民党特务秘密逮捕继而遭枪杀，是1949年的事情。一个刚正不阿的著名学者最后竟惨死在蒋系特务的枪口之下，惜哉！[16]

    ◎到野外捉青蛙的童第周

    李约瑟一行进入李庄禹王宫，受到同济大学以丁文渊为轴心的领导层热情欢迎和接待，李约瑟在《四川：自由中国的心脏》一文中写道：“该大学校部也在一座庙里，但该庙不供奉孔夫子，而供奉大禹，他是传奇式的灌溉工程师。他在古代向中国人传授水利和防止洪水灾害的知识。从演讲台上人们可以俯瞰下面漩涡翻滚的棕色奔流江水。在露天的大厅里，学生集合听专题讲座。”[17]在访问期间，李氏一行对同济大学各学院作了较为详细的考察并对教学设备和师生情况进行了解，李氏亲眼目睹了战时中国教育界的状况：“在这里，同济的物理系和化学系艰难度日，因为如同武汉大学一样，他们的仪器大多在轰炸中和从东部运来时受损，但工学院各系都欣欣向荣。该校有一座自己的发电厂，学生们花大量时间来组装和架设从下游运来的大量设备。这里也有同盟国的协助，因为那位研究钢结构的教授就是位波兰人。尤其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是由能干的叶雪安博士领导的测绘系，设备精良，几乎垄断了中国对勘测员和制图员的培养。”[18]

    尽管同济大学其他几个系没有工学院特别是测绘系那样欣欣向荣，但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仍做出了不少之为学界瞩目的成绩。在同大迁来李庄之前，川南一带流行一种当地人称之为“麻脚瘟”的疾病，患者一经染上该病，即从脚部开始发麻，伴有呕吐、腹泻等症状，当麻的感觉蔓延至人的胸部以上，立即死亡。当地百姓因不知为何犯病，以致谈“麻”色变。同大医学院迁来李庄不久，一天晚饭后，迁往李庄的宜宾中学37名师生在聚餐之后突然发病，校方震动，特邀同大医学院唐哲教授前去诊治。唐教授经初步会诊，认为是一种钡或磷的化学物质中毒。后经同院的杜公振教授与邓瑞麟助教通过对动物反复实验和研究，终于查清“麻脚瘟”的病因是由于食用盐中含有氯化钡化学成分造成慢性中毒所致。病源找到了，病魔很快被降伏。消息传出，李庄人民奔走相告，拍手庆贺。唐、杜两位教授和邓瑞麟助教的研究成果《痹病之研究》，荣获国民政府教育部1943年全国应用科学类发明一等奖。一项研究成果挽救了成千上万人的生命，整个川南民众对此甚为感佩，宜宾专署参议会专门组织乡民舞动狮子龙灯前往同济大学致贺，大红的旌表书写着：“成绩斐然，人民受益匪浅；颂声载道，同济令誉日隆。”当李约瑟闻知这一故事后，如同受益的李庄与川南人民一样，对同济医学院教授们所表现出的情系劳苦大众的精神和杰出的医学研究成果，从内心生出了一股敬佩、感念之情。

    此次李庄之行，李约瑟还拜会了多年前在比利时相识的朋友童第周，“并用法语进行了极为难得的长谈”。[19]从李约瑟的记载看，当时童第周所处的工作环境和工作热情，使他于惊讶中大为钦佩。

《南渡北归2：北归》 第二章 闻道在蜀郡 李约瑟的李庄之行（6）

    1902年出生于浙江宁波乡村的童第周，于上海复旦大学毕业后进入南京中央大学任助教，1931年入比利时比京大学布拉舍教授的实验室攻读生物学，不久转做达克（Dalcq）教授的助手。据童第周回忆，布拉舍教授生病后，由达克教授负责实验室的工作，“他让我试试，结果我把青蛙卵子膜顺利地剥去了，达克教授让美国人来看，大家很高兴，并祝贺我。以后达克教授什么工作都叫我做，如染色、实验画图等。1931年暑假，达克教授带我们到法国的海滨实验室去做海鞘的实验工作。海鞘的卵子膜（相对于青蛙）更难剥去，他让我把海鞘的卵子膜去掉，我也顺利地去掉了，在那里做实验的技术工作都是我的事。一年后，我自己设计了一个实验室工作，实验结果非常好。每年到海滨实验室工作的人很多，其中也有英国的李约瑟博士。每年实验结束，都要将实验结果开个展览会，我的实验结果也被展出，给李约瑟博士很深的印象”。[20]就在这个海滨举办的几届展览会上,李约瑟与童第周相识并成为朋友，当李约瑟看罢童第周的实验，对这位来自东方的瘦小个头留学生赞美道：“年轻的中国人，有才华的中国人！”[21]

    1933年，童第周获得博士学位，达克教授让其再等一年，写一篇论文，可再得一个特别博士学位。但此时的童第周急于回国效力，回答说：“特别博士不要了，我想回国。”[22]对方未再挽留，童于1934年回到国内，与夫人叶毓芬一起共赴青岛山东大学任教。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山东大学迁往武汉，后转到沙市，再流亡到四川万县，因经费不支，国民政府又采取弃之不顾的态度，学校被迫宣布解散，童第周与夫人随之成了无家可归的街头流浪者。经多方奔波努力，夫妇二人先是在重庆国立编译馆谋得编译员的职务，再是到中央大学医学院任教，最后又辗转来到李庄同济大学理学院生物系任教授。

    尽管安静的李庄乡村，免除了整日躲警报的烦忧与家破人亡的威胁，但与重庆、成都相比，环境条件又实在过于偏僻简陋，这给正着力研究胚胎学的童第周带来很大困难。直到晚年，童第周对这段生活仍记忆犹新：“同济大学条件很苦，点菜油灯，没有仪器，只能利用下雪天的光线或太阳光在显微镜下做点实验，有什么条件做什么研究工作，可是学校连一架像样的双筒解剖显微镜都没有，工作实在无法开展。有一天，我从学校回家，路过镇上一个旧货商店，无意中发现一架双筒显微镜，心中十分高兴，心想，有了这架镜子就可以开展好多研究工作。当问老板这架德国镜子多少钱，老板开口6万元，这把我震住了，虽说不算贵，但6万元在当时相当于我们两人两年的工资。我和叶毓芬商量，无论如何也要把这架镜子买下来。经过东拼西凑，向热心科学的几位亲友借了一些，终于买下了这架双筒显微镜。”[23]

    显微镜到手，童第周如获至宝，准备甩开膀子大干一番事业。但要做胚胎实验就必须有相关配套设施，这一点令童第周无可奈何，只好因陋就简，土法上马。唯一令人欣慰的是，李庄四周布满了稻田和池塘，田地里活跃着成群结队的青蛙。每到春秋之季，童第周便与夫人、儿女及部分学生，携带大盆小盆，兴致勃勃地到野外捕捉青蛙并收集蛙卵。一时间，李庄的田野沟渠人跑蛙跳，你追我赶，泥水四溅，形成了一道奇特的景观。许多年后，当地乡民还记得同济有位教授夫妇，挽着裤腿，打着赤脚，在稻田和池塘里扑扑棱棱捕捉青蛙的情景。而当时的学生们也同样记得，在童教授的实验室外，时常出现逃生的青蛙四处流窜，有的一边逃窜一边呱呱乱叫，恐怕外界不知道自己的行踪，令人忍俊不禁。就是在这样的境况中，童第周与李约瑟不期而遇了。

《南渡北归2：北归》 第二章 闻道在蜀郡 李约瑟的李庄之行（7）

    分别十几年的老相识在战时李庄这个天高皇帝远的古镇再度重逢，难免令人生出白云苍狗、他乡遇故知等复杂的人生感慨，真有点像古诗中表达的“欲说还休，欲说还休，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二人站在院内作了长时间交谈后，李约瑟才想起要到童第周那简陋的实验室参观一下。此前，童第周依据实验所得的成果，撰写了数篇高质量论文并得以发表，引起了国内外生物学界的瞩目。作为世界级生物化学专家的李约瑟，对童第周的一系列成果自是了然于心。但此次当他看罢所有的实验设备和材料，尽管已有心理准备，还是有些惊讶地问道：“你就是用这样的器材在这片空地上完成了那样高难度的实验吗？”

    童第周轻声答道：“是的，战时的条件就是这样，只有尽最大的努力去做。”

    李约瑟沉默片刻，摇摇头，充满敬意地说道：“在如此艰苦卓绝的条件下，能写出那样高水平的论文，简直是不可思议！”

    童第周微笑了一下，没有回答，也不知该如何回答才好。

    当二人走出实验室准备分手时，李约瑟突然转身问：“在布鲁塞尔有那样好的实验室，你为什么一定要到这样偏僻的山村进行实验呢？”

    童第周答道：“因为我是中国人嘛。”

    李约瑟点点头：“对，对，中国人，有志气。”[24]

    此次访问，给李约瑟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后来他在《川西的科学》一文中颇动感情地写道：“童博士无疑是当今中国最活跃的实验胚胎学家，他与夫人叶毓芬博士携手，设法在拥挤不堪、极不舒适的环境里创造了佳绩。这些成绩的取得，不但依靠每一步骤临时想办法，还由于童博士选择了一个能够尽量少使用染色剂、蜡和切片机等的重要课题，即确定胚胎的纤毛极性……此发现与地球另一端的权威人士霍尔特弗莱德博士的最新观点不谋而合。英国科学访华团非常荣幸地将童氏夫妇的科研报告交由西方科学杂志发表。”[25]

    就在李约瑟以惊喜之情盛赞童第周的道德文章与坚忍不拔的毅力时，童氏本人却感受到了来自各方面的压力。许多年后，童第周在回忆中说：“李约瑟来中国，亲自到宜宾李庄这个小镇上来看我，当时在小镇上引起了一场轰动，也引起了国民党政府的注意，更惹得那个系（生物）主任的忌妒。这也是我在同济大学待不下去的原因之一。”[26]一年之后，童第周终于在校长丁文渊、教务长薛祉镐以及自己的顶头上司——生物系主任的合力打压排挤下，弃别同济大学和那个生发梦想与光荣的简陋实验室，携妻带子离开李庄，投奔重庆北碚的母校复旦大学任教去了。

    ◎结缘在山中

    李约瑟访毕童第周，又在校方的安排下，为同济大学师生用德语作了几次专题科学演讲报告。6月7日下午走出古镇街巷，移往几里外的山中板栗坳、门官田等地，开始对深藏在群山之中其他科研机构的考察访问。

    此次上山，李约瑟在他的游记中曾饶有兴味地作了如下描述：“沿着河边一条小路离城（镇），小路穿行于在热浪中闪亮的玉米地之间 。过了不远以后，开始攀登一条壮观的石级小路进入山里。路上经过一座优美的石桥。我们抵达那里时看见房屋都很隐蔽。”在这里“有许多宽敞的大宅邸，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社会学研究所就设在这里。研究所分别由著名学者傅斯年博士和陶孟和博士领导，约有70位学者，因而是研究院两个最大的研究所”。[27]

《南渡北归2：北归》 第二章 闻道在蜀郡 李约瑟的李庄之行（8）

    当天晚上，李约瑟又在致他夫人李大斐（Dorothy Needham）博士的信中说，在板栗坳遇到了“许多最突出的学者”，结识了“大学者傅斯年”，信中对傅的形像作了这样的描述：“傅斯年，山东人，约55岁，有点洋化，谈话很多而能引人入胜，微胖，具有一副令人不能忘记的面孔和形状奇怪的头，灰色的头发直坚上去”。[28]这个描述，在所有撰写傅斯年的文章中，可谓是最切实和生动的精彩一笔，傅氏之与众不同且有些奇形怪状的相貌，活灵活现地跃然纸上。

    蹲在李庄郊外山顶的“寨主”傅斯年与李约瑟相见，很快成为意气相投与相互理解的“哥们儿”。傅斯年认为：自从明朝万历在位的年代中，耶稣会士（Jesuit）利玛窦（Matteo Ricci)东来，有很多的访问者来到中国，他们都是学者。然而他们的目的却不在科学的交换。他们是饱学的，清康熙在位时期到中国的学者当中，有些人曾确立了他们的声誉，但是他们的目的还是与李约瑟不同。李约瑟作为一个大国科学院的研究员，来中国的主要目的是科学交换以及增进和中国科学机构的友谊，在中国抗战正酣的苦战中给予中国人民以勇气——这是李约瑟访问中国的特质而且也是未来科学合作的开始。傅斯年认为：“战时中国科学机关，包括各大学，其中大部分都名不副实……我们的设备实在是一无所有，而他们的工作者事实上是被遗忘的难民。当战争开始的时候，学术水准比现在为高，但由于敌人的推进，各学术机关被迫集中于更远的西部；物质的损失引起精神的颓丧。在这种情形下，一个外国学者来访问我们无疑地是会感到失望。然而倪（李）约瑟博士的印象却不同。他看到情形的另一面，而他的了解是基于他的热诚。他不嫌弃我们的穷困和简陋，他看到我们的耐心；他不注意我们的落后情形，而注意我们将来的希望。”[29]或许，正是为了这将来的“希望”，傅斯年与史语所同仁在板栗坳那盛夏的炎热中，对李约瑟的接待才显得格外热情和坦诚。

    当天晚上，李约瑟与助手黄兴宗没有下山，就住在板栗坳桂花院傅斯年家中。又因为这样的关系，李约瑟结识了俞大綵。李氏在致夫人李大斐的同一封信里，说傅斯年“娶了著名将军曾国藩的一位孙女”（南按：实是曾外孙女）。由于“天气炎热，只能穿薄咔叽衬衣和短裤，即使这样还整天流汗不止，扇子成了必需品而不是奢侈品”。又说：“傅斯年在我的黑折扇上用贵重的银朱书写了一长段《道德经》，颇有道家风范。我现在得另买一把扇子，因为这扇子变得太珍贵了而不能作日常使用。”[30]

    访问期间，由于傅斯年慷慨热情，李约瑟在板栗坳看到了史语所几乎所有的珍贵藏品，如大量的铜器、玉器和安阳殷墟出土的甲骨等。此外，还参观了历史组收藏的大量竹简和拓片，只见上面“写着孔夫子时代的经典，也有一些清朝初年的帝国珍贵档案，包括给耶稣会士的信件，给西藏的政令，中国朝廷任命日本幕府将军为王侯的公文。语言学组拥有每一个省份的方言的留音机唱片，等等。图书也精彩极了——有宋朝的真迹，活字版印刷的书籍，等等”。特别令李约瑟兴奋和感动是，当他提出关于科学史的许多问题并寻求这方面的材料时，引起了史语所同仁普遍的兴趣和理解，“各学科研究人员奔走搜寻，发掘他们所想得起的有趣资料。例如公元2世纪谈到鞭炮的段落；几次重大的爆破事件的记载；公元1076年禁止向鞑靼人出售火药的通令。也就是说，比人们所扬言的伯尔安·施瓦茨（Berthold Schwartz）的‘原始发现’还要早200年”。[31]多少年后，李约瑟还清楚地记得，临下山时，“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傅斯年又送我一部善本的《天工开物》”。[32]对于史语所诸位人员的才学和热情，李氏掩饰不住心中的喜悦，认为“那里的学者是我迄今会见的人们中最杰出的，因这个学科一直是中国学者特别擅长的，这也是意料之中的事”。[33]

《南渡北归2：北归》 第二章 闻道在蜀郡 李约瑟的李庄之行（9）

    李约瑟没有料到，此次访问，竟在中国西南部这个偏僻山坳里遇到了一个坚忍不拔又满怀热情的科研群体，特别是一位青年学人的出现，令他眼睛为之一亮，冥冥中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亲近感。这个青年将成为李约瑟学术研究生涯中，继1937年与南京药商的女儿鲁桂珍不期而遇之后又一人生知己。也正是得益于这位年轻人的鼎力相助，才使已不再年轻的李约瑟最终登上了中国科技史研究领域的奇峰——这位年轻的青年才俊，就是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助理研究员王铃。

    王铃（字静宁)，原籍南京,早年毕业于南京中央大学历史系，在校期间，其出众的才华深受中大文学院著名教授沈刚伯器重。为了谋求继续在学业上长进，王铃投考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由于当时的主考人与中大文学院的沈刚伯等几位导师关系不洽，城门失火，殃及池鱼。王铃虽以总成绩第一名的压倒性优势赢得了大考头彩，结果张榜时却名落孙山，被无情地踢出圈外。当王铃带着满头雾水质问主考官为何把自己强行从金榜上扯下且扫地出门时，对方竟以“中大的学生不配到北大读书”等理由作了虚妄的回答。王铃听罢悲愤交集，学界同仁议论纷纷，皆对北大那位主考官如此无理和狂妄表示愤慨。

    在中央大学读书期间，受讲授法国革命史的沈刚伯教授的影响，王铃蒙生了研究17—18世纪中国思想对西方影响这个课题的念头，并陆续发表了一系列研究文章。这些颇有创见和新意的论文，不仅令沈刚伯大为赏识，同时幸运地落入了傅斯年的法眼。素有“拔尖主义”之称的傅斯年获知王铃的遭遇后 ,想起自己当年在山东考取官费留学生时的经历和世间作孽者制造的种种不平与罪恶，对王氏深表同情。在不便与北大研究所那位做主考官的朋友交涉的情况下，聘请王铃到史语所做了一名助理研究员。据史语所同仁回忆，王铃性格和善，待人谦恭有礼，是个才气洋溢、博闻强识的学者，深受傅斯年喜爱。通过这一事件，沈刚伯对傅的为人处世和道德风范深为佩服，并说道：“没有如炬的目光与先知的灼见，自然只能与世浮沉。纵能明是非、别善恶，而没有爱真理的精神和大无畏的胆量，遇着左右为难的事，也只好依违两可。前者是盲从，后者是乡愿，与那所谓‘和而不流’、‘中立而不倚’的中庸之道是大不相同的。这样‘强哉矫’的人实不多见，而孟真先生却颇有此风。”[34]正是傅斯年的“爱真理的精神和大无畏的胆量”，才成就了王铃的学业，并进一步成就了一位世界级科技史家李约瑟。按王铃后来的说法：当李约瑟到板栗坳史语所访问时，在“一所朴素农舍里，由于当时中央研究院史语所所长傅斯年的介绍，我认识了这位卓越的科学家——李约瑟。这次会面是我人生的转折点，因为我注定要在他的指导下，客寄剑桥工作十年”。[35]

    当时的情况是，王铃和李约瑟交谈后，受对方思想精神感染，王开始对中国古代科技史发生了兴趣，接着又听了李约瑟在李庄的几次演讲，久蕴在内心的爆发力突然找到了一个恰当的突破口，决心要在这一领域做出一番事业。李约瑟离开李庄后，王铃凭借史语所图书馆大量典藏，悉心收集火炮资料，并以英文写成论文寄送重庆，请李约瑟介绍到西方科学杂志发表。李约瑟读罢文章，对这位年轻助理研究员的才华、学识以及刻苦钻研精神深表敬佩，“这样就决定了他们以后的长期合作”。[36]1946年，王铃得到英国文化委员会奖学金，赴英国留学，与已回到英国剑桥大学的李约瑟开始了长达9年的合作，共同开创了闻名于世的皇皇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in China，又译《中国的科学与文明》）研究的先河。王铃作为李约瑟第一位合作者，参加了这部多卷册大作前 5 卷的研究、撰写工作，直到1957年因生计等问题离开英国赴堪培拉澳大利亚国立大学高级研究所任研究教授，方才停止这一工作。王铃留下的空白，将由李约瑟的中国学生、朋友与未来的妻子鲁桂珍为代表的几位科学家共同填补完成。

《南渡北归2：北归》 第二章 闻道在蜀郡 李约瑟的李庄之行（10）

    当李约瑟在傅斯年引领下，于那阴暗简陋的土屋里和王铃等年轻的研究人员交谈后，又在板栗坳牌坊头大厅作学术讲演。李在给妻子李大斐信中颇为自豪地说：“我比较紧张，但演讲非常成功。”又说：“今天我们要去参观营造学社。该社由伟大的政治家和学者梁启超的一个儿子主持（你会记得有一次和你从苏格兰回来的火车上，我读过梁的书，并且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们也要去参观疏散到这里的中央博物院。”[37]

    在下山之前，李约瑟专门到门官田中央研究院社会学研究所访问了所长陶孟和及汤象龙、梁方仲、巫宝三、罗尔纲等研究人员。此前，对李约瑟的科学计划曾进行过“激烈争吵”的美国大使馆驻华官员费正清，于1942年11月中旬受好友梁思成的邀请，在赴重庆参加会议的陶孟和陪同下来过此地。二人搭乘一艘“破轮船上水”，经过三天三夜的动荡颠簸才到达李庄。一路上，费正清被中国内地千奇百怪的现象所吸引，他在回忆录中曾专门提到一件趣事：当他看到一个呼吸困难的男子躺在地上，想上前帮助时，陶孟和却不让他多管闲事。陶说：“这也许是个圈套，你一旦碰了他，就很可能被缠住，迫使你花一笔冤枉钱。”费正清由此感叹说：“可见作为社会学家的陶孟和对当时中国下层社会了解之深透。” 后世有研究者认为，这个看法和说法不一定准确，很可能是陶氏本人想象过于丰富，以及对中国同胞缺乏最根本的同情所致。对陶孟和的性格和为人处世方式方法颇为了解的顾颉刚就曾说过：“陶孟和等精英学者对民众的了解最终常常让他们不信任、不接近‘民众’。”[38]这个话或许比费正清所言更接近实际。

    陶氏把费正清领到李庄，拜访了好友梁思成、林徽因夫妇，又专程到李庄郊外的门官田陶孟和主持的社会科学研究所办公地点进行访问，其间受到众位研究人员平时难得一见的烧脆皮鱼的特殊款待。当时费正清很想拜望一下在北平时就结识的好友、陶孟和夫人沈性仁。遗憾的是，曾经光彩照人、才华横溢的一代名媛沈性仁，同她的另一位好友林徽因一样，因患严重的肺结核，已赴兰州治疗休养，据说已不治身亡。费氏只好带着无限怅惘与陶孟和握别。

    ◎一代名媛沈性仁

    当李约瑟来到门官田见到这位著名的社会学家陶孟和时，陶正沉浸在失去爱妻的巨大悲伤中未缓过劲来。而与沈性仁生前相识相知的好友，除了陶孟和所在社会科学研究所的同仁，包括金岳霖、林徽因等一批自由知识分子，在为沈氏不幸命运扼腕的同时，也陷入物伤其类、兔死狐悲的凄凉之境。

    当年浙江嘉兴的沈家兄弟姐妹四人，其学识风度，海内外景仰。大姐沈性真，字亦云，早年热衷于社会改革，辛亥革命时曾在上海组织女子军事团，抗日战争中又创办上海南屏女中，晚年寓居海外，所著《亦云回忆录》二册，颇受史家青睐。性真的丈夫乃国民党元老黄郛，辛亥革命时，黄推陈其美为都督，自己出任都督府参谋长兼沪军第二师师长，其间与陈其美，外加沪军第二师第五团团长蒋介石结为拜把子兄弟。北洋时期，黄以教育部长身份，暗中助冯玉祥倒戈，发动了著名的“北京政变”，软禁了大总统曹锟，驱逐末代皇帝溥仪于紫禁城，成就了一件轰动中外的大事。自此，黄郛时来运转，代理内阁总理，并摄行总统职权，达到了一生的权力顶峰。国民党南京政府成立后，黄郛又被蒋介石任命为上海特别市市长、外交部长和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委员长等要职。

《南渡北归2：北归》 第二章 闻道在蜀郡 李约瑟的李庄之行（11）

    沈性仁在家中排行老二，老三是她的弟弟沈怡，最后是小妹沈性元。沈氏家族的这四个姐弟，颇似宋氏家族的四姐弟，各自有着不同的政治抱负、不同的生活方式和人生追求。沈性元丈夫钱昌照（字乙黎），出生于江苏常熟书香门弟，早年赴英国留学，就读于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和牛津大学，师从拉斯基、韦伯等著名学者，并与他的学长陶孟和一样深受费边社的影响。学成回国后，在同乡张謇的引荐下用一年时间游历了半个中国，拜访了当时掌控中国大局的张作霖、张学良、阎锡山、吴佩孚、孙传芳等实力派人物。不久，钱昌照与才高貌美的沈性元小姐订婚，因沈氏家族的关系，通过黄郛结识蒋介石，并很快受到蒋的重用。钱昌照先后出任国民政府教育部常务次长；国防设计委员会副秘书长；资源委员会副主任、主任等职。内战爆发，国民党兵败如山倒之时，钱氏悄然出走香港。1949年后从香港转归大陆，出任全国政协副主席、民革中央副主席等职。生前留下了一部《钱昌照回忆录》，于他去世10年后的1998年由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这部著作内容虽然简略，但信息丰富，为治民国政治、工业和教育史不可忽视的重要资料。从这部回忆录中可知，在名噪一时的黄河三门峡大坝工程开工之前，不只是国内的名流之后、黄炎培之子黄万里教授极力表示反对，海外也同样传出了极富前瞻性和高智商的不和谐之音，而发出这一声音的就是钱昌照的内兄、沈家的老三以及早年毕业于同济大学，后留学德国的水利专家沈怡。

    沈怡在留德期间专门研究黄河治理，20世纪30年代归国后从政，曾任上海工务局局长、资源委员会主任秘书兼工业处处长、国民政府交通部次长、南京特别市市长等职。沈怡对黄河治理情有独钟，1946年夏，在南京市特别市长任上，仍没有忘记黄河治理问题，曾专门组织黄河顾问团考察黄河流域，并聘请三位美籍顾问前来考察（包括萨凡奇、柯登等著名水利专家，借此机会第二次到国民党拟建的三峡工程坝址查勘地形地质）。1948年，沈怡出任联合国远东防洪局局长，驻泰国数年，领导治理湄公河。再后来，沈怡去台湾，曾任国民党当局“交通部”部长，任职6年。后因派系倾轧，元老派失势，沈氏受到少壮派排挤，乃改任“驻巴西大使”，未久离任侨居美国，1980年去世，享年79岁。沈氏著有《水灾与今后中国之水利问题》、[39]《黄河年表》（1934年出版）、《黄河问题》（1935年出版）等专著，是中国为数不多的水利专家和市政工程专家。1979年，沈怡被诊断患癌症，希望他仅存人间的胞妹、时为全国政协副主席钱昌照夫人沈性元前去探视。沈性元得电并征得有关部门同意后，赴美探望。行前受水利部之托，将长江“三峡计划”的资料带去，征求这位水利专家对建造大坝的意见。当沈性元把资料取出时，沈怡却拒绝阅看，他说：“当年建造黄河三门峡大坝时，我在国外撰文认为干不得，中苏专家不听，闹成笑话。我又何必操心呢？”[40]沈性元怕回国后不好交差，一再婉转相劝，并说 “祖国尊重专家，远在国外还郑重征求（意见）”云云。[41]沈怡才勉强看了一下资料，写了几条意见让胞妹带回国内。第二年，沈怡就去世了。

《南渡北归2：北归》 第二章 闻道在蜀郡 李约瑟的李庄之行（12）

    当年沈怡反对黄河三门峡工程的具体意见如何，是否为国内高层和专家学者所了解，不得而知。有研究者后来推测，“在当时，即使他的意见为国人所知，大概也会当作潜伏在国外的阶级敌人的恶毒攻击，反而会增加主建派的砝码”。[42]事实上，许多政治化的工程都是如此的命运。沈怡生前还著有《沈怡自述》，在他去世5年后于台湾出版，其中对钱昌照的政治生涯特别是晚年的生活多有批评。[43]

    作为民国时期一代名媛的沈性仁，早年留学欧美，在“五四”时期，其翻译戏剧作品《遗扇记》于《新青年》发表。[44]此剧后来被译为《少奶奶的扇子》或《温德梅尔夫人的扇子》，曾搬上舞台演出。这是外国话剧最早的白话语体翻译剧本之一在中国发表，也是中国白话文运动的源头。正是在这一探索性成果的基础上，才产生了波澜壮阔、影响深远的白话文运动和新文学运动。此后，沈性仁与徐志摩共同翻译了《玛丽·玛丽》等文学作品，引起文化界广泛关注，特别受到一代才女加好友林徽因的激赏。

    除文学戏剧，沈性仁对社会经济问题亦有较大兴趣，1920年，他与丈夫陶孟和合译的《欧洲和议后的经济》（凯恩斯著）被纳入《新青年丛书》第六种出版。荷裔美国科普作家房龙的成名作《人类的故事》于1921年出版后仅4年，就由沈性仁翻译成中文并由商务印书馆出版（1925年），在中国掀起了一股经久不衰的“房龙热”。后来成为著名报人、作家的曹聚仁曾回忆道：20年代在候车时偶然买到《人类的故事》中译本，于是，“那天下午，我发痴似的，把这部史话读下去。车来了，我在车上读。到了家中，把晚饭吞下去，就靠在床上读，一直读到天明，走马观花地总算看完了。这五十年中，总是看了又看，除了《儒林外史》、《红楼梦》，没有其他的书这么吸引我了。我还立志要写一部《东方的人类故事》。岁月迫人，看来是写不成了。但房龙对我的影响，真的比王船山、章实斋还深远呢！”[45] 尽管曹氏没有谈及沈性仁的翻译之功，但若没有沈氏的努力就不会有中国人如此快捷地看到《人类的故事》并大受影响，这一事实想来曹氏是不会否认的吧。

    当年徐志摩自海外归国，在北平发起了一个文学沙龙——新月社，常来石虎胡同7号新月俱乐部参加聚餐会和活动的人物有胡适、徐志摩、陈西滢、凌淑华、沈性仁、蹇季常、林徽因、林语堂、张歆海、饶梦侃、余上沅、丁西林等一大批大学教授和作家文人，也有黄子美、徐申如等企业界、金融界人士，另有梁启超、林长民、丁文江、张君劢等资格稍老的社会、政界名流，可谓一时俊彦，大有“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之声势。据当时参与者回忆，这些出身背景、年龄、兴趣和职业不尽相同的人物，所谈话题从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到文学，驳杂多样，所关心的问题也不尽一致，虽然来俱乐部“社交”的目的是一样的。

    就在这一时期，沈性仁与梁思成、徐志摩、金岳霖、胡适，甚至生性腼腆的朱自清等男性文人学者，相识相交并成为要好的朋友。后来，随着梁思成、林徽因由东北大学返平，住北总布胡同3号以及“太太客厅”的形成，陶孟和与沈性仁便成为“客厅”中的主要宾客。冰心的小说《我们太太的客厅》里边的“科学家陶先生”，指的就是陶孟和——假如一一对号入座的话。

《南渡北归2：北归》 第二章 闻道在蜀郡 李约瑟的李庄之行（13）

    对于沈性仁高雅的仪态与美轮美奂的容貌，作为女性的林徽因既羡且佩，而对林徽因倾羡、爱恋了一辈子的金岳霖，初次见到沈性仁时，即惊为天人，大为倾心动情，平时不作诗的老金，一反常态地作起爱情诗来，并在题赠沈性仁的一首藏头诗中写道：

    性如竹影疏中日，

    仁是兰香静处风。[46]

    老金以婆娑的竹影与兰花之香来比喻“性仁”风采丽姿，其倾慕艳羡之情溢于表里。

    被誉为“民主先生和自由男神”（唐德刚语）的胡适，曾主张作为一个具有现代知识的人，就需要有几个女友，因为男女之间在观察处理事物、性情陶冶方面常有互相弥补的益处云云。他在1918年4月5日由北平写给家乡母亲的信中，说到当日应邀在丁（文江）先生夫妇家吃饭，同席有陶孟和及其未婚妻沈性仁，还有另外一位沈女士，大家在一起聚谈。然后说：“我在外国惯了，回国后没有女朋友可谈，觉得好像社会上缺了一种重要的分子。在北京几个月，只认得章行严先生的夫人吴弱男女士。吴夫人是安徽大诗人吴君遂（北山楼主人）先生的女儿，曾在英国住了六年，很有学问。故我常去和她谈谈。近来才认得上面所说的几个女朋友。”[47]无论是此前还是之后，胡适都需要有女朋友助谈，特别是受过良好教育的女性朋友，而沈性仁正是他心中所谋求渴望做异性朋友的绝佳人选。

    或许生性过于腼腆，或许心中过于忧伤，在清华任教的文学家朱自清，每见到漂亮或心仪的女人，都有精细的观察，且在日记中有简约记载。如：

    1924年9月5日，由温州乘船赴宁波任教。“船中见一妇人。脸甚美，着肉丝袜，肉色莹然可见。腰肢亦细，有弱柳临风之态。”

    1932年8月16日，蜜月中游完普陀，“到上海，赴六妹处，遇邓明芳女士，颇有标格”。

    1933年1月22日，入城，在杨今甫处午饭，饭后论《啼笑姻缘》及《人海微澜》。“旋陶孟和夫妇来，陶夫人余已不见数载，而少年似昔，境遇与人生关系真巨哉。”[48]

    朱氏记载的陶夫人即沈性仁，“少年似昔”，当是指已近中年的沈氏美貌风采均不减当年，仍是妙龄春色，甜怡透人。而不是徐娘半老、风韵犹存的俗世比喻。从这句颇为含蓄的隐语中可窥知沈性仁当年夺人心魄的高雅气质和朱自清内心艳羡动情的波光流影。

    一切都如朱自清笔下的荷塘月色般悄然流逝。抗战爆发后，沈性仁随陶孟和开始了流亡生活。几年的战乱与生活困苦，使她的身体受到巨大耗损，生命在磨难中一点点走向消亡。自从社会科学研究所由昆明迁到李庄后，由于环境和气候的变化，特别是如德国人王安娜博士曾说过重庆一带的环境一样，由于川南一带含硫量很高的煤块烧出来的煤烟混在一起成了烟雾，而这些弥漫着硫黄味的浓烟整日徘徊于李庄及周边地区上空不散，与林徽因的遭遇几乎相同，沈性仁也患了严重的肺结核，且日甚一日，几度卧床不起。陶孟和想方设法为其医治，但鉴于李庄缺医少药的现状，陶氏本人甚至同济大学道业高深的医学教授都深感无能为力，只有看着俏丽文静的夫人一天天消瘦下去。到了1942年秋，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组织一个考察团去西北各地旅行，并有在兰州设点的打算。陶孟和闻讯，找到连襟钱昌照，让沈性仁顺便搭车去兰州治病。当时沈怡正在兰州，而陶孟和也正进行社科所兰州分所的筹备，他认为自己或许很快就能率部分人奔赴兰州，所以让夫人先走一步在其弟处落脚治病。在陶、沈夫妇看来，西北空气比李庄清爽得多，对患有肺病之人大有益处，加上兰州城的医疗条件更是李庄没法相比的，因而沈性仁毅然奔赴西北而去。意想不到的是，这一去竟成永诀。1943年1月21日，沈性仁在兰州撒手归天。

《南渡北归2：北归》 第二章 闻道在蜀郡 李约瑟的李庄之行（14）

    注释

    [1]1900年12月9日，李约瑟于生于伦敦南区一个中产阶级家庭。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年14岁的李约瑟被送到爱尔兰诺普顿郡昂德尔公学学习。在这所要求学生全面发展的中学里，李约瑟受桑德森校长的影响，逐渐培养起对科技、历史等方面的浓厚兴趣。桑德森对李约瑟的一些谆谆教导，如“思考问题要有广阔的视野”、“如果你能找到焕发起自己执著追求的东西，那么你就能把它干好”等，对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后来李约瑟说：“中国科学技术史”这一研究课题，我想就是“以广阔的视野思考问题”的最好实例了。通过李约瑟的自述，可以看出，爱尔兰当是他日后走上科学道路的发源地（参见《李约瑟画传》王钱国忠编，贵州人民出版社1999年出版；李约瑟《以广阔的视野思考问题》，载《李约瑟文录》，浙江文艺出版社2004年出版）。

    [2]《三松堂学术论文集》，冯友兰著，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出版。

    [3、5、11、12]《李约瑟画传》，王钱国忠编， 贵州人民出版社1999年出版。

    [4] 所谓“李约瑟难题”，据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院长、科技史家江晓原说：实际上是一个伪问题（当然伪问题也可以有启发意义）。那种认为中国科学技术在很长时间里世界领先的图景，相当大程度上是中国人自己虚构出来的──事实上西方人走着另一条路，而在后面并没有人跟着走的情况下，“领先”又从何说起呢？“领先”既无法定义，“李约瑟难题”的前提也就难以成立了。对一个伪问题倾注持久的热情，是不是有点自作多情？如果将问题转换为“现代中国为何落后”，这倒不是一个伪问题了（因为如今全世界几乎都在同一条路上走），但它显然已经超出科学技术的范围，也不是非要等到李约瑟才能问出来了。顺便提一下，作为对“李约瑟难题”的回应之一，席文曾多次提出，17世纪在中国，至少在中国天文学界，已经有过“不亚于哥白尼的革命”，这一说法也已经被指出是站不住脚的（江晓原 《十七、十八世纪中国天文学的三个新特点》，载《自然辩证法通讯》第10卷第3期，1988年）。江晓原之说有他的道理，但要说是一个“伪问题”未免有点哗众取宠的意味。大凡问题应以是与不是界定，如这是个问题，或不是个问题，不能以真伪界定——这是常识。至于李约瑟的观点是否站得住脚，也不是一个小小的席文就可拍板定案的。

    [6]《〈中国科学技术史〉编写计划的缘起、进展与现状》，载《中华文史论丛》，第1辑，1982年。

    [7] 陈立夫《中国之科学与文明·前言》，第一册， 台湾商务印书馆1972年出版。

    [8]《李约瑟与〈中国科学技术史〉》，刘景旭编著，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2001年出版。

    [9]《费正清对华回忆录》，费正清著，知识出版社1991年版。

    [10]《中央日报》，1943年5月4日。

    [13] 《李约瑟画传》。李约瑟这一观点并未得到西方学术界的公认，据后来担任过剑桥李约瑟研究所所长的何丙郁博士说，1995年8月，剑桥大学李约瑟研究所举办为期两天的讨论会，主题是“道家是否对中国科技的贡献最大”，邀请欧洲各国有名的汉学家与会，但他们认为除了炼丹术的研究是道家最大的贡献外，别的方面并没有什么大的作为。入会者举出了中国历史上很多非道家人物，如汉代张衡、唐代的和尚一行等科学家，在数学、天文等基础科学方面的贡献远胜于道家。在场学者，包括旁听的研究生，没有一个人同意李约瑟的观点，而李约瑟自始至终没说半句话。当时何丙郁只好出来打圆场，说同意或反对李约瑟观点的都不算错，关键看对“道”如何理解云云，此次讨论也就不了了之（何丙郁《从李约瑟说起》）。

《南渡北归2：北归》 第二章 闻道在蜀郡 李约瑟的李庄之行（15）

    [14]Joseph Needham，“Science and China’s Influence on the Worl”in Raymond Dawson The Leagacy of China（Oxford ,1964，）.

    [15]《四川省历史文化名镇——李庄》，熊明宣主编 ，李庄人民政府1993年出版（内部发行）。

    [16]周均时离开李庄到重庆大学任职后，对蒋介石施政方针大为不满，遂于1949年夏加入“民革”组织，并出任民革川康分会地下组织负责人，同时进行秘密策反国民党高级将领如杨杰将军等人的工作。由于打入民革内部的特务告密，周于8月20日被保密局特务逮捕，次日转移到重庆歌乐山白公馆关押。1949年11月，国民党撤离重庆前对白公馆与渣滓洞等几十名政治犯执行枪杀，周均时亦在其列。朱家骅闻讯，亲自驱车到保密局找局长毛人凤，请求刀下留人，未果。周被如期枪杀。同时遭到枪杀的还有曾参加“西安事变”的东北军副军长黄显声、黎剑霜夫妇，以及小说《红岩》中“江姐”、“许云峰”、“小萝卜头”等原型500余人。

    [17、18]《中国西南部的科学（一）物理—化学科学（1943）》，李约瑟著，原载《自然》杂志，第152卷，1943年。转引《李约瑟游记》，李约瑟、李大斐编著，李廷明等译， 贵州人民出版社1999年出版。

    [19]《李约瑟与中国》，王国忠著，上海科学普及出版社1992年出版。

    [20、21、22、23、24、26]《童第周：追求生命真相》，童第周著， 解放军出版社2002年出版。

    [25] 《李约瑟游记》，李约瑟等编著，李廷明等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9年出版。

    [27、28]《1943年2月—12月的书信摘录》，载《李约瑟游记》，李约瑟等编著，李廷明等译 ，贵州人民出版社1999年出版。

    [29] 傅斯年《倪约瑟博士欢送词》，《傅斯年全集》，第五卷，欧阳哲生编，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出版。

    [30、31、32、33] 《李约瑟游记》。李氏说傅送他善本《天工开物》之事，怕是李约瑟本人的误解。按照常理，傅不可能、也不敢把国家如此贵重的珍品私赠外国人，或许是一复制本或通行本。

    [34] 沈刚伯《追念傅故校长孟真先生》，台北《大学新闻》，1963年12月26日。

    [35、36] 黄然伟《关于王铃》，转自《李约瑟与中国》，王国忠著，上海科学普及出版社1992年出版。

    [37]《李约瑟游记》，李约瑟等编著，李廷明等译 ，贵州人民出版社1999年出版。

    [38] 顾颉刚《悼王静安先生》，载《文学周报》，1928年5月1期。

    [39] 载《东方杂志》，第28卷，第22号，1932年11月。

    [40、41]《钱昌照回忆录》，161页，钱昌照著，中国文史出版社1998年出版。

    [42] 号称“万里黄河第一坝”的三门峡水库，是新中国成立后治黄规划中确定的第一期重点项目。20世纪50年代初，中国政府专门邀请苏联老大哥派专家前来筹划并主持设计。苏联方面派来的是一位名叫伯克夫的技术工人，为了能在中国坐稳“老大哥”交椅，临行前，苏联政府特意为伯克夫破格搞了顶副教授、工程师的帽子戴在头上。于是，伯克夫副教授踏入中国国门后，当仁不让地以“老大哥”的身份率领中国水利界一帮文臣武将，趾高气扬出现在黄河流域考察队伍的最前头。按伯克夫的考察构想，这个“黄河第一坝”修在上游的潼关最为合适。此方案一出笼，立即引起了参与考察的中国专家的质疑，据说清华大学水利系年轻教授张光斗等人与伯克夫进行了针锋相对的辩论。据张光斗说，不只是当地土质含沙量高不宜修筑大坝，更重要的是一旦在此地筑坝蓄水，汛期来临，整个关中平原将成泽国，直接导致八百里秦川陆沉的悲剧。后来“老大哥”也感到在潼关筑坝的艰难与危害，遂决定弃潼关而转赴下游的三门峡修筑。

《南渡北归2：北归》 第二章 闻道在蜀郡 李约瑟的李庄之行（16）

    出于政治、经济的需要，1954年，由毛泽东批准修建三门峡大坝工程。邓子恢在怀仁堂向全国人大代表们宣布了中国政府的宏伟计划，并说：“我国人民从古以来就希望治好黄河和利用黄河。他们的理想只有到我们今天的时代，人民民主的毛泽东时代，才有可能实现。在三门峡水库完成之后，我们在座的各位代表和全国人民就可以去黄河下游看到几千年来人民所梦想的这一天──看到‘黄河清’了！”——自此，一句古老谚语“圣人出，黄河清”又在神州大地流行开来。

    根据中国政府的要求，三门峡大坝工程由苏联的伯克夫主持设计，大坝代号“360”。动工之前的1957年4月，中国政府水利部在北京邀请了70位中国专家、教授参加了设计方案论证会议。在邀请者中，清华水利系的张光斗与黄万里这两位30年代自美国学成归国的水利专家均榜上有名（张光斗，1935年赴美留学，先后获美国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水利工程学硕士、哈佛大学土木工程学硕士学位，后中断博士学位学业于1937年归国；黄万里，黄炎培之子，1934年赴美留学，先后读过三所大学，分别获硕士与博士学位。是伊利诺伊大学的第七个博士，也是中国第一个水利工程学博士，1937年归国）。据说这是一个“务虚”的会议，论证进行了7天。当时主持设计的苏联专家伯克夫与负责这一项目的中国各级官员以及绝大多数专家认为，通过绿化，黄河流域水土保持能很快生效，上游进入三门峡的泥沙能很快减少，因此可用三门峡的高坝大库全部拦蓄泥沙。大坝蓄水后，经过沉淀变清，然后用下泄清水来刷深黄河下游的河床，从而把黄河一劳永逸地变成地下河——这一思路导致了三门峡工程规划没有设计泄流排沙的孔洞（后设计，但在施工中又被封死）。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参加论证的70位专家，绝大多数人对在三门峡建坝拦沙于上游，坝下不设排沙孔洞这一方案，或真心或违心或别有用心地表示拥护。只有“不知天高地厚”的清华教授黄万里和一个大学毕业不久、名叫温善章的小技术员，对大坝工程提出反对意见。据说黄万里在七天会期中，单枪匹马，舌战群儒，和苏联专家、中国专家展开激烈论战。按黄的说法：“三门峡大坝建成后，黄河潼关以上流域会被淤积，并不断向上游发展，到时候不但不能发电，还要淹掉大片土地；同时，黄万里对举国上下大喊大叫的‘圣人出，黄河清’的说法甚为不屑，认为‘黄河清’只是一个虚幻的政治思想，在科学上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而赞成这种说法的官员、专家，实出于政治阿谀而缺乏起码的科学精神。黄河水流必然挟带一定泥沙的科学原理不能违背，即是从水库流出的清水，由于冲刷力要比挟带泥沙的浊水强大，将猛烈冲刷河床，必然使黄河大堤成片崩塌，清水也必将重新变成浊水”云云。

    不久，黄万里在校内报纸《新清华》上，以小说的形式发表了《花丛小语》。文章批评北京新修的道路反浆，公共汽车停驶，要是在美国，市长早干不成了，等等。又从“文人多无骨”引伸到当年黄河三门峡工程的论证。其中一段说，“你看章×原来有他自己一套治理黄河的意见，等到三门峡计划一出来，他立刻敏捷地放弃己见，大大歌颂一番。并且附和着说‘圣人出而黄河清’从此下流河治” 云云。

《南渡北归2：北归》 第二章 闻道在蜀郡 李约瑟的李庄之行（17）

    很快，清华校方把黄氏“大作”《小语》上报毛泽东，毛看后随即加上“什么话”按语在6月19日的《人民日报》上刊出。同时，毛泽东还针对黄的文章说：“有这么一些中国人，说美国一切都好，月亮也比中国的圆。”（曾昭奋《江河万里》，载《清华园随笔》，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年出版。以下引文同）黄的文章立即成了反党、反苏、反社会主义的“铁证”，黄万里被打成“右派”，下放农场接受劳动改造。后来黄万里曾对人说：“我的右派帽子是毛主席‘钦定’的，逃也逃不了。”

    当1937年黄万里从美国学成归来时，途经横滨暂泊，偶遇在日本学医的丁玉隽小姐，二人一见钟情，同船归国后即在庐山举行了婚礼。丁玉隽的父亲乃国民党元老丁惟汾，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丁任组织部长，毛泽东任宣传部长，二人同为党国大员，且颇为友善。而黄炎培则是教育界名宿，国共合作时期亦担任政府要职，因而黄、丁二位名门子女的庐山之恋，曾轰动一时，给世人留下了难以忘怀的印象。事隔22年之后的1959年，毛泽东在庐山与彭德怀展开政治决战，他在批彭时说了“你彭德怀和黄万里一样脑后长着一块反骨”等语。

    由于毛主席的这一“反骨”结论，黄万里在“右派”前又加了一个“大”字，成了罪大恶极的“大右派”，帽子一戴就是22年半， 直到1980年2月26日，才获得了“右派改正的决定”，成为清华大学最后一个摘帽的右派分子。

    1957年4月13日，黄河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正式开工。张光斗因为赞成修坝成了三门峡工程的中方技术负责人。一时间，河南与陕西两省热闹起来。同月，西安农业展览馆紧跟形势，举办了“三门峡工程图片资料展”。在门口最显赫位置的一块模板上，书有“圣人出，黄河清”六个金光闪闪的大字。其时简化字刚推行不久，许多人不认识被简化了的“圣”字（正体为“聖”），围观者交头接耳小声议论，忽见当地人送外号“二杆子”的中年汉子高声朗读曰：“怪人出，黄河清。”话音刚落，“二杆子”就被现场的保卫人员三拳两脚掀翻在地，五花大绑押入公安机关，尔后以现行反革命分子罪名打入深牢关了起来。鉴于这一“怪人出”的政治事件，展览馆的领导者怕惹火烧身，很快就取掉了上写六个大字的模版。

    模板是取掉了，但那位不知名的“二杆子”高声呼喊的话，像是一句谶语，昭示着未来的不祥之兆。不但黄河没有变清，反倒是滚滚泥沙淤死了三门峡大坝，回水倒灌泾渭河，淹了富庶的八百里秦川。千古民族宿愿，又一次在混沌的黄水里化为泡影。

    1961年，三门峡大坝建成，1962年2月第一台15万千瓦机组试运转，总投资亿元人民币，对当时的新中国来说，可以说是倾全国之力。建成后的工程虽然给黄河下游防洪安澜和灌溉、发电等方面带来了一定经济效益，但在建造时由于没有考虑排沙这一关键性技术问题，泥沙淤积问题日益突显。据国家水电部资料显示，1960年工程蓄水，到1962年2月发电时，水库就淤积了15亿吨泥沙；到1964年11月，总计淤积泥沙50亿吨。越三年，库内淤塞泥沙达34亿立方米，几为设计库容的一半。而黄河回水，使潼关河床淤高了米，迫使黄河最大支流——渭河水位上升，直接威胁中国西北的经济中心西安的安全。中国最富裕的关中平原，大片土地出现盐碱化和沼泽化，使得库区移民上上下下来回反复迁徙，十几万人弄得家贫如洗，疾病缠身，男女老少啼饥号寒，其凄苦悲惨之状，令见者为之泪下，曾代表国务院前往考察的高官大员面对惨象，亦禁不住说：“国家对不起你们”。据黄万里的长公子黄观鸿说：当时三门峡的败象日显，陕西泥沙日积，地方官忍无可忍，绕过周恩来径向毛泽东告状，毛泽东急了，说：“三门峡（大坝）不行就把它炸掉！”

《南渡北归2：北归》 第二章 闻道在蜀郡 李约瑟的李庄之行（18）

    为情势所迫，1964年，三门峡不得不进行第一次改建，强行用炸药在坝底炸开了“两洞四管”，以用于泄流排沙；1969年，又进行了第二次改建，耗资八千万元，再度在坝底炸开了8个孔洞，进一步增大了泄流排沙的能力。尽管如此，依然留有巨大隐患。2003年8月，渭河一场洪灾，使建成40多年的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再次成为社会各界争论的焦点。据陕西方面的水利专家说：“今年渭河的水并不大，只相当于渭河5年一遇的洪水。但今年形成的灾害比较大，相当于渭河50年一遇洪水的灾害（其中华县、华阴市遭受了自1556年以来500年最大的灾害，生活水平倒退了10年），这场灾害使陕西全省有1080万亩农作物受灾，225万亩绝收，成灾人口515万人，直接经济损失达亿元。”（参见2004年02月22日《工人日报》）当年黄万里“黄河下游的洪水他年必将在上游出现”的预言再一次不幸言中。

    据陕西省水利志的记载和近现代水利专家的考察，渭河在历史上并不是一条淤积严重的河流，从春秋战国时期到1960年的2500年间，河床淤积厚度仅为16米，平均每100年才淤积米。自三门峡水库建成后淤积速度可谓一泄千里。据2003年10月22日潼关水文站所测数据，当天的潼关高程是米，而1960年只有米，仅仅40多年时间竟比过去高出了米，相当于历史上750年淤积量。因潼关高程居高不下，关中水患则永无穷尽。

    继这场洪灾之后，对三门峡水库的“异议”此起彼伏，持续不断，但事已至此，当局亦无可奈何。

    [43]民国时期，有人形容钱昌照在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上一个明显的标志是：“他和黄郛是连襟，和沈怡是郎舅，和翁文灏是冤家，和ＣＣ系是对头，和宋子文是过从甚密的拜把子兄弟。” 沈怡《自述》中说钱“送秋波于宋子文失意之际，慧眼识英雄，两人成了莫逆”。

    宋、钱关系由暧昧到订交，始于钱担任国民政府秘书时期，完成于资源委员会任上。钱曾回忆说：“我自认识宋以后，彼此之间的关系非常好。孔、宋有矛盾时，我支持宋。当我在资委会的工作中同孔发生矛盾时，宋总是支持我的。”(《钱昌照回忆录》中国文史出版社1998年出版。下引文同)钱认为这是“我与宋自然而然相互在政治上联结起来”的基础。抗日战争末期，钱昌照受国民党高层人物和社会各界部分人士群声喊打，逐渐在蒋介石面前失宠，当时他唯一能够抓住的一根稻草就是宋子文，因而这一时期可称为钱、宋蜜月期或民间说的“久别胜新婚”时期。钱在回忆录中也承认这一时期“和宋子文的关系就更加紧密”。尽管有了宋子文这根稻草救急，但就宋的处境和能量，只能救其一时不能救一生，钱昌照在民国时期政治舞台上最终败下阵来。

    钱昌照于资源委员会起家，亦由其败家，原因何在？只要看一下资源委员会的历史就可略知一二。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蒋介石就清醒地认识到，中国最终要和日本一决雌雄。但以当时中国的情形跟日本开战，显然不是日本的对手。只要战端一开，那就不是仅凭勇气和无畏的精神可胜对方的，必需在政治、经济、军事等诸领域均有所作为，方能以弱胜强，克敌制胜。而经济在此时尤显迫切和重要。时任国民政府秘书兼教育部次长的钱昌照，凭着自己在英国所学政治经济学的敏锐头脑与高人一筹的眼光，瞅准这一机会，适时向蒋介石提出，日本侵华趋势日益明显，政府应该建立一个国防设计的机构来统筹计划抗战工作。蒋介石听罢深以为然，对钱氏本人高瞻远瞩的新思维很是欣赏，于是顺水推舟地做个人情，决定由钱出面担当这一重任。此时的钱昌照属于典型的欧美少壮派官僚，尽管精明强干，锐气逼人，但他没敢忽视翁文灏的存在。有翁氏这一天下知名的英才存在，钱昌照自知一时无法与之匹敌，只好甘居其后，乃按武林推荐盟主的规矩，向蒋介石真诚地荐举了翁。蒋原对翁就深有好感，而翁本人又奉行洁身自好，素来与政治无缘，正合蒋的心意。当时国民党政权根基在南方（后来也基本如此），而且政府的各类官僚也多出自国民党内部，而翁是北方知识分子，根基也在北方学术界。蒋正好通过翁来拉拢北方一批学术文化界人士，特别像胡适一派的自由知识分子，让他们靠近南京政府，为党国效力。

《南渡北归2：北归》 第二章 闻道在蜀郡 李约瑟的李庄之行（19）

    主意打定后，蒋亲自请翁文灏和与翁友善的张季鸾等人到庐山来讲课。翁文灏到庐山见到蒋介石，提出在战前经济困难时期，特别要重视调查中国的资源，通过对资源的开发提升中国的经济地位。蒋一听正合心意，相谈甚欢，遂引翁为知己。后来蒋说要成立一个国防设计委员会，由翁出面组织。翁推托再三，蒋介石干脆说：“这个主任我来做，你来做秘书长，由钱昌照做你的助手。”最后的结果是，蒋自己兼任了名义上的国防设计委员会委员长，翁文灏接受了秘书长一职，但人仍在北京，钱昌照出任副秘书长，在南京主持委员会的实际工作。钱在回忆录中说，国防设计委员会成立于1932年11月1日，隶属于国民政府的参谋本部，是个秘密机构。“这个委员会的委员都是有军衔的，翁文灏是中将。”委员会成立后，前期主要工作是进行中国的资源调查。翁文灏还聘请了一大批中国一流的知识分子和社会各方面的贤达之士，如胡适、丁文江、傅斯年、蒋廷黻、何廉、陶孟和、王世杰、周鲠生、钱端升、吴鼎昌等，外加一些金融实业人士以及少部分国民党党务人员，一时为国人所重。到了1935年4月，战争形势更加趋紧，国民党对军事机构进行大的改组。国防设计委员会转为资源委员会，工作的内容也从原来的参谋性质转变为一个庞大的工业建设机构。

    1937年战争全面爆发。资源委员会面临的首要工作是组织沿海工矿企业内迁。1938年1月，资源委员会接管军事委员会下属的第三部（主管国防工业）、第四部（主管国防经济），以及建设委员会改隶新近成立的经济部。翁文灏出任经济部部长兼资源委员会主委，钱昌照任副主委。自此，资源委员会便与经济部捆绑在一起。

    1936年，资源委员会所属的工矿企业仅有21个单位，到了1939年，有67个单位，3年后膨胀至96个。至抗战胜利前夕，达到了121个。 1945年更增为130个。短短9年就扩展了六七倍，其故安在？

    首先，国家的融资大量拨给资源委员会。该会资金来源主要依赖政府预算与中国、交通两银行的融资。钱昌照与宋子文关系颇为密切，宋在这段期间内担任中国银行董事长，而交通银行董事长胡筠与宋子文关系又非同一般，宋子文之弟宋子良又为交通银行董事之一，以银行的力量来支持资源委员会，是相当容易的。更何况宋自1940年6月起，被委为蒋介石的私人代表，专司争取美援，影响力提高。资源委员会与之结合，得以迅速发展是可想而知的。当时孔、陈两家都瞅准了资源委员会这块肥肉，想从中分一杯羹。孔祥熙一直想抓住钨、锑两大矿产资源，却没有达到目的，遂对钱氏怀恨在心；ＣＣ系的陈果夫、陈立夫想在资源委员会的各项事业内设立国民党党部，均遭拒绝。据钱昌照在回忆录中说，“资源委员会之所以能和孔、陈对抗，一则由于蒋介石在经济方面往往利用资源委员会牵制孔、陈，二则由于宋子文和孔、陈一向不和，钩心斗角，每当资源委员会和孔、陈发生争执的时候，他总是支持资源委员会的”。因而钱氏与孔、陈的对抗总是占尽上风。翁文灏等资源委员会人员担任经济部高官，主管工商事业，于分配上占尽便宜，使资源委员会在与私营企业竞争时占绝对优势。据统计，资源委员会和其他的公营事业的资本额在1944年达到战前的50倍，在全国总资额中所占的比率，从战前的12％增加到1942年的70％。资金既控制在公营事业手里，政府又实施统制与独占贸易、增税、收藏金银外币等政策， 私营企业必然要凋零破败。当各私营企业纷纷破产之际，资源委员会以国防建设的名义加以并吞，得以及速扩张，成为不可一世的资本大鳄。

《南渡北归2：北归》 第二章 闻道在蜀郡 李约瑟的李庄之行（20）

    对于这一畸形格局的演变，除了孔、陈为一己私利而仇恨外，也引起了社会有识之士的警觉和不满。傅斯年在1947年3月1日《观察》第2卷第1期刊发的《论豪门资本之必须铲除》中，就曾公开提及 “国家资本”这一被歪曲的社会痼疾，除了铁路、航业、银行业等豪门资本外，傅还特地指出：“又有资源委员会号称办理一切重工业，这样发达的国家资本，我们应该几乎要成社会主义国家了，然而内容大大不然。糟的很多，效能二字谈不到的更多。譬如两路局、资源委员会等，你不能说他贪污。但无能和不合理的现象更普遍。推其原因，各种恶势力支配着（自然不以孔宋为限），豪门把持着，于是乎大体上在紊乱着，荒唐着，僵冻着，腐败着。恶势力支配，便更滋养恶势力，豪门把持，便是发展豪门。循环不已，照道理说，国家必糟。”

    曾做过资源委员会委员的胡适，在1954年曾借用朋友的话对此作过评论：“中国士大夫阶级中，很有人认为社会主义是今日世界大势所趋；其中许多人受了费边社会主义的影响，还有一部分人是拉斯基的学生。但是最重要的还是在政府任职的许多官吏，他们认为中国经济的发展只有依赖政府，靠政府直接经营的工业矿业以及其它的企业。从前持这种主张最力的，莫过于翁文灏和钱昌照，他们所办的资源委员会，在过去二十年之中，把持了中国的工业矿业，对于私有企业(大都是民国初年所创办的私有企业)蚕食鲸吞，或则被其窒息而死。他们两位(翁文灏、钱昌照)终于靠拢，反美而羡慕苏俄，也许与他们的思想是有关系的。”(《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7册，台湾，经联出版事业公司1984年出版)  沈怡晚年在《自述》中，对钱这一时期的工作也多有批评，认为“资委会的主要负责人经常吃吃喝喝，工作效率不高”云云。钱为此很不高兴。

    就钱昌照政治命运而言，尽管与翁同在资源委员会任主要职务，但两人的关系并不融洽，后来逐渐恶化到不能共事的程度。抗战胜利后，钱受到翁文灏、孔祥熙及ＣＣ系的排挤和打击，在胡适等自由知识分子的摇旗呐喊下，为平息众怒，蒋介石痛下决心撤销了钱的资源委会副主任职务。1949年8、9月间，钱怀着对蒋介石、翁文灏、CC系等各派系的强烈不满，准备赴英国讲学。在逗留香港期间，刚好遇上旧友、中共地下党员、著名电影导演张骏祥。钱向张述说了自己的境遇和对局势的悲观态度。张立即将这一情况告知夏衍，夏再向潘汉年作了汇报。潘以特有的政治敏感，当即指示夏衍：这是一件大事，赶快通过张骏祥约钱昌照谈谈，尽可能劝他留下来，不要去英国，更不要去台湾，将来可以为新中国建设服务云云。与此同时，潘汉年又将此事向中共中央作了汇报，请示对钱的工作方针。很快，潘收到周恩来回电，指示他一定要设法劝钱留在香港，并明确指出，为了新中国的建设，我们希望资源委员会的工程技术人员都留在大陆，为祖国服务。经过中共组织的一连串工作，钱回返大陆。1988年钱昌照去世，年90岁。

    [44]剧本分别发表于《新青年》，第五卷，6期，1918年12月；第六卷，1、3期，1919年1、3月。1988年钱昌照去世，年90岁。

    [45]《我与我的世界》，曹聚仁著，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出版。

    [46] 金岳霖《悼沈性仁》，载《金岳霖的回忆与回忆金岳霖》，刘培育主编，四川教育出版社1995年出版。

    [47] 《胡适日记》（内部发行），中华书局1985年出版。

    [48] 《朱自清全集·日记编》，朱乔森编，江苏教育出版社1996年8月，第二版。

《南渡北归2：北归》 第三章 小镇故事多 此情可待成追忆（1）

    沈性仁去世的噩耗传出，家族至亲悲恸欲绝，许多与之相识的朋友也为之洒下了悲伤的热泪。费正清曾哀惋地慨叹道：“她是我们朋友中最早去逝的一个。”[1] 1月23日晚上，金岳霖在昆明西南联大接到沈性仁去世的电报，感觉“当时就像坐很快的电梯下很高的楼一下子昏天黑地”，等稳下来时，“又看见性仁站在面前”。[2]沈性仁在去世8天前，还亲笔给远在昆明的老金写过一封信，“那封条理分明，字句之间充满着一种淡味，一种中国人和英国人所最欣赏的不过火的幽默”的信，让老金无法相信“八天的工夫就人天阔别”了。于是，金岳霖怀着悲天悯人的情感，写下了一篇含血沾泪的悼文，以纪念这位在中国白话文运动史上作出过杰出贡献的光彩照人的女性。

    老金认为，沈性仁是“非常单纯之人，不过她也许在人丛中住，却不必在人丛中活而已”，“佛家的居心遇儒家的生活……单就事说，性仁能做的事非常之多；就她的性格说，她能做的事体也许就不那么多了。”她是一个入山唯恐不深、离市唯恐不远的真正高雅、淡泊、风韵无边的人间女神。文中又说：

    认识性仁的人免不了要感觉到她确雅，可是她绝对不求雅，不但不会求雅，而且还似乎反对雅。……我猜想她虽然站在人群的旁边，然而对于人的苦痛她仍是非常之关心的。在大多数人十多年来生活那么艰苦的情形之下，雅对于她也许充满着一种与时代毫不相干的绅士味……性仁虽然站在人群的旁边，然而对于朋友她又推赤心于人、肝胆相照、利害相关，以朋友的问题为自己的问题。她是想象力非常之大而思想又百分的用到的人，可是想象所及的困难有时比实际上的困难还要大。她在李庄听见昆明的物价高涨的时候，她深为奚若太太发愁，恨不能帮点小忙。然而她无法可想，而在那束手无策的状态之下，她只有自己想象而已。想的愈多，困难也就愈大。这不过是一例子而已，这一类的景况非常之多。朋友们的处境困难常常反比不上性仁为她们着想而发生的心绪上的忧愁。她的生活差不多以自己为中心，有的时候我简直感觉到她的生活是为人的生活，不是为自己生活。也许她这样的心灵是中国文化最优秀的作品。[3]

    金岳霖这篇《悼沈性仁》散文，堪称民国史上所有散文作品中写女人写得最细腻、最优美的文字之一，内中蕴涵了英国绅士式的从容、清纯、洒脱、飘逸，伴着中国古典的深厚绵长和淡淡的哀伤，读之感人肺腑，韵味绵长不绝。金岳霖不仅有一颗哲学家的头脑，还应当算是世上最为难得的一位好男儿、好情人。假如把老金与风流成性、整日在女人堆里钻来荡去的老情种徐志摩相比，老金对女人的了解、认识与同情，要比徐氏更透彻、更辽远、更有深度，也更能进入女人的心扉。正如沈性仁的小妹、钱昌照夫人沈性元所称：“回忆到金老（岳霖）对我二姐性仁的尊重理解。金老认为，性仁二姐的性格是内向型的。她文静、深思、内涵比较充实……等，金老称之为‘雅’。性仁二姐待人诚挚，处事有方，这些我们父母所留给她的品格，也许由于她爱好文艺所获取的哲理而更深化了些。”又说：“二姐处在多难的旧中国，身居在知识分子经济不宽裕的家庭，家务之外，有不少朋友的社交活动，还能抽出时间勤于译著，她翻译了房龙的名著《人类的故事》，此外也译有英文中篇小说。这些也是金老所钦佩的一方面吧。”[4]

《南渡北归2：北归》 第三章 小镇故事多 此情可待成追忆（2）

    金岳霖对沈性仁心向往之，而沈对老金也可谓高仰景行。沈性元说：“我从二姐偶然的话语里，得知金老搞逻辑学，写作有个少有的特点：常常费了不少功夫写成厚厚的一迭稿了，当发现其中有不满意处，他会把全部稿子毁弃，决不‘敝帚自珍’，更不会以为‘文章是自己的好’。他会重新开始，有疑义就再作废而不惜，决不把自己所不满意的东西问世飨人。金老，当年的‘老金’就是这般著作治学的，他得到二姐的衷心钦佩。”从彼此的回忆文章中，可以窥知金、沈之间的友爱，一点也不差于老金与林徽因之爱，若就人性中的深层情感论，可能还有过之。

    作为与沈性仁相濡以沫，共同经历了世间沧桑、离乱生死的陶孟和，没有专门写下怀念爱妻的文字，这倒不是说已与爱妻在生死两茫茫中相忘于江湖，而是内心的苦楚与孤寂，非文字所能表述于万一，因而选择了沉默而独自面对苦难。据时在社会科学研究所研究人员巫宝三回忆：“李庄虽是一个文化区，但究与西南联大所在地的昆明大有不同。同济是一理工医大学，无文法科，因此陶先生同辈友好在此不多，经常来晤谈者，仅梁思成、思永兄弟，李济、董作宾等数人而已。同时陶老的夫人当时健康欠佳，后去兰州休养，在抗战后期病故。陶先生大半时间住在李庄，生活孤寂可知。但处境虽然如此，他对扶植研究事业的热忱，一仍往昔。在夏季，他头戴大草帽，身着灰短裤，徒步往返于镇上与门官田的情景，犹历历在目。”[5]

    当李约瑟到来时，刚刚57岁的陶孟和已是头发花白，身躯佝偻，沉默寡言且有几分恍惚，望之令人心酸。李氏与陶孟和及大大小小的研究人员作了交谈，索取了部分资料，对各位人员的精神风貌和研究成果给予了充分理解和肯定，并在日记中写下“由此可见，即使在困难时期，川西的生物学、社会学的研究也很丰富”[6]等赞语。此次访问，最令李约瑟感兴趣的是社会科学研究所费时几年、集中精力进行的抗战期间中国经济损失的研究工作。

    在此之前，陶孟和对第一次世界大战交战国各方面的损失估计，以及战后巴黎和会各方代表谈判情形有过详细了解和研究。抗日战争爆发后，他极富政治战略眼光地向国民政府提出，“战时经济状况及其损失应作为一个重大课题及早调查研究，以作为抗战胜利后和会谈判的依据”。[7]在这一学术战略思想指导下，自1939年在昆明开始，陶孟和就集中精力组织人力调查研究沦陷区工厂及其他经济文化机构迁移情况。来李庄后，整个研究所的工作由原来的经济、法律、社会学等诸领域，转到了经济学，并确定了以战时经济研究为主的总方针，开始了由调查问题、揭示问题，并协助政府解决问题这一重大政治经济事宜的转化。在此期间，陶氏与研究所同仁以“抗战损失研究和估计”为题展开调查，着手编纂抗战以来经济大事记，出版了对沦陷区经济调查报告及经济概览。也就在这一时期，受翁文灏主持的国民政府经济部委托，社会学所专题研究了战时物价变动情况；同时受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参事室委托，调查研究并完成了《1937—1940年中国抗战损失估计》等科学性论证报告。这项极具社会和科学意义的调查研究工作，得到了中央政府的赞誉，一时为各方所重视。

《南渡北归2：北归》 第三章 小镇故事多 此情可待成追忆（3）

    令陶孟和为之扼腕的是，他与同事辗转几万里，含辛茹苦，耗时八年，以国际通用的科学计算方法调查研究出的报告，因战后国共两党与日本政府的复杂关系，这批关乎国家民族复兴大业的重要研究成果竟成了一堆废纸，被当局弃之麻袋不再理会。最后的结局是：中国人民八年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打赢了，但国共双方分别代表自己的政权，主动放弃了对日本政府的战争索赔，中国在战争中折合当时美元计算数额高达1000亿元以上的各种经济损失，全部付之东流，未得到一分一厘的赔偿。此举可谓悲凉、窝囊、“二驾眼”到了顶峰，徒令后世子孙悲愤交加、扼腕长叹。

    辞别了陶孟和与社会学所一帮埋头苦整，但并未预料到自己八年心血日后却被国共双方的当权者视为臭狗屎装入麻袋扔入垃圾堆的可怜的研究人员，李约瑟走下山来，欲拜访他心仪已久的梁思成。由于梁启超巨大的光芒和社会影响力，可能当时介绍的人没有提到也许更能令李约瑟心驰神往的一代才女加美人林徽因，否则以他好奇和爱美的性情，不会不在写给夫人的信中加以提及——而事实上，他当时只提到了“伟大的政治家和学者梁启超的儿子”梁思成。

    在上坝月亮田农舍的梁思成得到消息，尽管对李约瑟其人未曾相识，亦不了解底细，但想到一个外国人，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并来到中国西南偏僻闭塞的李庄，这是一种什么精神？由于阶级和历史的局限，此时的梁思成还没有像延安的毛泽东在《纪念白求恩》中所想到的“这就是国际共产主义精神”。但既然对方号称为了中英文化交流而来，起码也算国际友人合作的精神。因了这种精神，作为东道主的梁思成自然要尽其所能地招待一番。只是此时梁家包括整个营造学社一贫如洗，平时吃饭都成问题，哪里还有特殊的条件设宴招待？半年前，当费正清与陶孟和一道从重庆来到李庄时，这位来自美国的文化官员，亲眼目睹了知识分子贫困的生活条件。费氏看了梁家与营造学社的窘迫状况，曾劝梁思成卖掉身上的一支自来水笔和手表等物，以换取急需的食物维持生计。对于学者们如此艰难的生活状况，费正清曾感慨地说道：“依我设想，如果美国人处在此种境遇，也许早就抛弃书本，另谋门道，改善生活去了。但是这个曾经接受过高度训练的中国知识界，一面接受了原始纯朴的农民生活，一面继续致力于他们的学术研究事业。学者所承担的社会职责，已根深蒂固地渗透在社会结构和对个人前途的期望之中了。”[8]

    李约瑟来李庄之前，营造学社人员经历了一阵回光返照式的兴盛之后，又无可挽回地再度陷入了衰落。因“主要成员梁思成、刘敦桢由于当时环境，在工作上意见相左，遂造成不能合作之局，其它同仁亦有相继离去者”。[9]刘敦桢已于半年前携家带口离开李庄乘船赴重庆中央大学任教，卢绳等人也各奔东西。原本就风雨飘摇的营造学社，两根宏大支柱突然折掉一根，梁思成独木苦撑，挣扎度日，大有树倒猢狲散之危。据说，当刘敦桢决定离开李庄另谋高就的那天，梁、刘二人谈了一夜，最后都流了眼泪。世事沧桑，聚散分离，本属正常，只是在这样的境况下诀别，令人备感凄凉伤心。

    此次面对李约瑟的到访，家徒四壁又好面子的梁思成，抓耳挠腮在院子里转了几圈后，突然发现鸭子们还不知忧愁地呱呱乱叫。这是梁家自春天就开始喂养的几只本地鸭，除指望下几个鸭蛋补助一下林徽因与梁思永的病体，还准备秋后宰杀几只，让平日难见油星的营造学社同仁好好犒劳一顿。如今贵客临门，梁思成只好忍痛割爱，决定先宰杀两只公鸭以款待客人。站在院子里亲眼目睹梁思成捕杀鸭子的李约瑟，当然不知这一令人心酸的背景，只是以好奇、惊喜的心情观看了这一具有乡村特色的场面并饱受了一顿美味。此一情形的具体细节，林徽因在写给费正清夫妇的信中有过表述：“李约瑟教授刚来过这里，吃了炸鸭子，已经走了。开始时人们打赌说李教授在李庄时根本不会笑，我承认李庄不是一个会让客人过度兴奋的地方，但我们还是有理由期待一个在战争时期不辞辛苦地为了他所热爱的中国早期科学而来到中国的人会笑一笑。”[10]

《南渡北归2：北归》 第三章 小镇故事多 此情可待成追忆（4）

    事实上，李约瑟见到他心目中的“伟大的政治家和学者梁启超的儿子”梁思成，以及躺在病床上的“儿子媳妇”林徽因并作了简短交谈后，这对夫妇出众的才华和林徽因的美貌，令李约瑟大为惊喜并出人意料地露出了笑容。对方当着众人的面表示自己能与梁、林夫妇在李庄这个偏僻的小镇上相会，感到非常高兴和自豪。同时李约瑟也没忘记以英国绅士的风度，夸赞一番林徽因那带有爱尔兰口音的英语，林受到夸赞当然高兴得不得了，她在信中对费正清夫妇说：“我从不知道英国人对爱尔兰还有如此好感。”这个时候的梁、林夫妇尚不知道，爱尔兰正是李约瑟生命中最难忘的成长之地。林徽因的爱尔兰口音，正好给予对方他乡遇故知的知音之感。在战乱流离的异国他乡，能遭逢如此快事，作为对故乡怀有深情眷恋的李约瑟焉能不露出真诚的笑容？

    吃饱喝足之后，李约瑟详细观看了营造学社的研究课题，亲眼目睹了在如此艰苦卓绝的环境中研究人员的工作态度，心灵受到强大震撼，他在自己的笔记本上写下了这样一串预言式文字：“如果战后中国政府真正大规模地从财政上支持研究和开发，20年左右后，中国会成为主要的科学国家。中国人具有民主的幽默感和儒家高尚的社会理想。认为中国人会屈从于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的诱降是不可思议的。”[11]

    后来的事实证明，李约瑟的预言说对了一半，20年后的中国大陆尽管有了原子弹和氢弹，以及足以镇压一切敌对势力的坚硬坦克和装甲兵器，但离“科学国家”还有一大段距离，更谈不到“主要”和进入世界发达国家的主流。而国民党控制的台湾孤岛，其科学的发展同样缓慢得令人感到窒息。1962年2月24日，当台湾“中央研究院”举行第五次院士会议欲选举新一届院士时，李济在演讲中曾对台湾的科学前景作出了“不敢乐观”，且有些悲观的论调。尽管主持会议的胡适大不以为然，未过几分钟便倒地不起，但仍然无法改变残酷的现实，中国海峡两岸在抗战胜利的半个世纪之后，仍然没有成为一个世界公认的、规范的“科学国家”。倒是后一点被李约瑟有幸言中，中国人民不但没有屈从日本侵略者的诱降和血腥屠杀，最终以民族的坚强与韧性，于腥风血雨中取得了抗战胜利。

    6月13日，李约瑟来到位于李庄镇张家祠内的中央博物院筹备处进行访问，同时作李庄之行的告别演讲。演讲之前，一个意外插曲的出现，给众人留下了深刻印象——这便是陶孟和与傅斯年两个冤家对头摈弃前嫌，握手言和。

    ◎?由决裂到言和

    尽管陶孟和是傅斯年的师辈人物，傅却一直不把陶当长辈看待，除了前面早已叙述的陶孟和所率领的队伍，并非是梁山晁盖、宋江那帮兄弟的嫡系，也不是二龙山入伙的鲁智深、杨志、武松等强势集团，而只是如少华山入伙的史进、朱武等辈，虽踏进梁山大门，却一直未能取得各门各派武林高手敬慕。更为致命的是，陶孟和所率领的这支满身“土包子”色彩的队伍，多少年来一直未有大的改观，欧风美雨一直沾不到自己身上，颇有风刮不透、水泼不进的顽石状加外来单干户的味道。在藏龙卧虎的水泊梁山族群中，这支队伍也只能是谨言慎行，如履薄冰，委曲求全地居于花和尚鲁智深、黑旋风李逵、矮脚虎王英，甚至一丈青扈三娘，或蒸人肉包子的母夜叉孙二娘等列位大哥大嫂之下了。

《南渡北归2：北归》 第三章 小镇故事多 此情可待成追忆（5）

    与此相反的是，作为最早入伙水泊梁山的傅斯年，自有一种先到为主，占山为王的霸气、骄气与傲气“三气”叠加之态势。正如时任《中央日报》主笔的程沧波所说：“我与孟真接触频繁，在中央研究院成立时，当时南京成贤街的中央研究院总办事处，蔡先生常常住在里面，我常去盘桓，和杨杏佛陪着蔡先生吃饭的机会更多。蔡先生是不吃饭的，在饭桌上，蔡先生席位上是一暖壶绍兴酒，大概是六两。蔡先生一个人独酌，我们陪他吃饭。蔡先生酒吃完，接着吃几块烤面包。孟真也常去吃饭，当时孟真见着人，总是昂起了头，有时仰天嘘几口气，就是在蔡先生旁也依然如此。”[12]

    程氏只看到对方鼻孔朝天、对天嘘气的霸王神态，可能还没领教傅斯年狂话连篇、目空一切的冲天豪气。据傅斯年自己坦白交代，国民党北伐成功之后，傅氏与几个同学在蔡元培家中吃饭，神情亢奋中，蔡元培与几人均喝了不少的酒，傅斯年乘着酒兴，以梁山好汉的做派站在餐桌旁突然振臂狂呼道：待“我们国家整好了，不特要灭了日本小鬼，就是西洋鬼子，也要把他赶出苏彝士运河以西，自北冰洋至南冰洋，除印度、波斯、土尔其以外，都要‘郡县之’……”此番张牙舞爪，不知天高地厚的大呼小叫，令微醺的蔡元培大为不快，蔡当场“声色俱厉”地呵斥道：“这除非你做大将！”[13]一句话如冷水泼头，傅斯年大骇，转头看看蔡元培盛怒的面色，顿时酒醒三分，遂不再吭气。——这个典故很形象地透出傅斯年性格中固有的嚣张与跋扈本色。试想，傅氏胆敢在“北大之父”蔡元培身旁放肆一把，作为一个原北大教务长、现在与自己同在一级别的研究所所长、国民政府参政员如陶孟和者，傅斯年又如何放在眼里？

    陶孟和为人生性老实平和，尽可能避免与人争胜和交恶，但在许多事情上有自己的算盘，一旦算盘打得过多，难免令同行看轻。除此之外，陶、傅交恶，更深层的症结还在于二人各自所持的政治思想、人生观等诸方面，或如后来中国大陆宣传部门宣称的“意识形态”不同与分歧所致。

    陶孟和在英国伦敦大学求学时，主要研究社会学，接受的是韦伯夫妇的理论体系。因当时的韦伯与萧伯纳等共同创立费边社，在英国从事所谓的社会改良主义运动，作为韦伯信徒的陶孟和，其思想多少也受到萧伯纳的影响。傅斯年在英国留学时，与韦伯夫妇和萧伯纳等辈曾有过接触，但傅对二人特别是萧伯纳本人颇为轻视，或者说大为反感。

    出生于爱尔兰都柏林的萧伯纳氏，自在伦敦以文学创作崭露头角后，号称社会主义者，从36岁开始，到94岁呜呼归天，58年里共写了51个剧本。1925年获诺贝尔文学奖。1931年，萧伯纳来到深得自己好感的苏联访问，高尔基写信祝贺他的75岁寿辰，称颂他是“勇敢的战士”云云。1933年2月，萧伯纳受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总会几位大佬的邀请，尽管有不屑踏上中国领土的念头，但最终还是于2月17日由香港到上海登陆作了短暂停留，并与宋庆龄、蔡元培、鲁迅、杨杏佛、林语堂等名流匆匆见了一面。萧氏之意“本来玩玩的”（鲁迅语），但还是以西方人的自傲自大，以不屑的神情，居高临下地对中国及中国文化咕噜了几句洋话，大放了一通厥词，谓“中国固无文化可言，有之也在中国的乡间田野”云云。后来中国许多各揣不可告人之目的，或稀里糊涂，大肆迷信和吹捧萧伯纳，将其视为哲人与世界人类的大救星，并借此抬高与其有一面之缘的中国同盟几位大佬的身价。但也有人当时就表示对萧氏为人为文不屑一顾，对其行为更是深恶痛绝。在这批头脑清醒、情感激烈的勇士中，傅斯年算是靠前的一个，对萧的行为与思想给予猛烈抨击。其恶感之深、用情之烈、直到十几年之后的1950年依然郁结在心、如鲠在喉，甚觉不吐不快。这一年，由其他事件引导，傅斯年想起萧氏的思想对中国人流毒之深，于是写了《我对萧伯纳的看法》一文，以消除其毒素，化解心中的块垒。文中说道：

《南渡北归2：北归》 第三章 小镇故事多 此情可待成追忆（6）

    萧伯纳“自己实在无多创造的思想，而是善于剽窃别人的思想。”他所剽窃最得力的人就是魏伯（南按：韦伯）夫妇。萧伯纳的文字啰嗦，思想浅出，作品风行一时，一辈子赚了很大的钱。他对于抽版税是丝毫不苟的。章士钊求见，说：‘先生在中国很出名。’他说：‘在中国出名何用？中国不曾参加国际版权协定。’这虽然带有笑话，但我在英国读书时（三十年了），大学学生演他的戏，版税一道决不放松——尽管他是一个社会主义者。”“萧伯纳将老，怕要死，写了一本《返于老彭》（BACK TO METHUSEIAH），还是一部大作（大约是1920年）。从此以后，剽窃得越发生吞活剥，见解越无中心，越说越无责任心。我想，假如不返于老彭，少活三十年，岂不更为完美？这实在不像人死后的说话，但这样场合，这样说法我却有点摹仿他的调儿。” [14]

    在傅斯年眼里，尽管萧伯纳的思想抄袭韦伯，但韦伯夫妇也不是什么好东西，是一对彻头彻尾的“社会主义的新官僚派”，且是一位“人道主义的色彩甚淡，效能的观念甚重，而谓人道主义者为幻想家”的庸俗之辈。傅在文章中颇负义气地指责道：“魏伯夫妇晚年大大赞赏苏联，以为是一个新的文明。在东方的民族中，三个人都极其佩服日本，因为中国人‘乱哄哄’，‘不会办事’，（好个帝国主义的看法）！魏伯游中国后，说中国人是劣等民族，萧伯纳游日本，路过上海几有不屑上岸的样子。”最后，傅斯年对萧伯纳作出的总体结论是：“他在政治上，是看效能比人道更重的；在思想上，是剽窃大家；在文章上，是滑稽之雄；在戏剧上，是一人演说；在艺术上，是写报纸文字。”[15]总之，在傅斯年眼里，萧伯纳是一个极其糟糕，无一是处的骗子、妄人加街头小混混式的丘八。

    此文一出，得到了一批中国自由知识分子赞誉和追捧，抗战期间任《中央日报》主笔，后为台湾东吴大学教授的程沧波评论说：“《我看萧伯纳》大概是孟真最后一篇文章，这一篇短短的文章结束了孟真30年的文字生涯。这一篇文章，是孟真‘等身著作’的压台戏。孟真在那篇文章中说：他不是学戏剧，他也不是学文艺批评，但是，像萧伯纳这样一个题目，不是一个专家写得好的，这样一个复杂、迷乱、幻景的题材与人物，不是具有丰富的中西学识、超特的智慧，是没法一刀劈下去的。孟真那一篇文章，把一个萧伯纳，一刀劈下去了。萧伯纳经他这一劈，由神奇化为腐朽，把萧翁一生的魔术全揭穿了。孟真的不朽，那一篇文章就够了。”[16]

    傅斯年的老友毛子水也评价道：傅氏文章中的“三千个字，将永为文学批评史上重要的文献，是要‘知人论世’者所不可不读的。……孟真先生以萧伯纳‘看效能比人道重’的理由而不满萧伯纳，对极了！”程与毛氏所言，是耶？非耶？或似是而非？但有一点似不可怀疑，即傅文一出，萧伯纳的迷信和制造的神话被戳穿、打破，许多喝过萧氏制造的迷魂汤，一直沉溺在萧氏神话迷梦中的国人逐渐清醒，而随着时间的流逝，神情越发变得清晰、明智，萧伯纳的影响也成了蜥蜴的残梦——恐龙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

    与傅斯年的思想大不相同，或曰背道而驰的是，陶孟和除接受了韦伯夫妇“社会调查”的思想并照章行动，对苏联的一切人事大加赞赏。1924年1月24日，苏俄领袖列宁去世，已从英国回到国内的陶孟和于2月26日，联合李大钊、马叙伦、郁达夫、丁西林、沈尹默等47位教授致函北京政府外交总长顾维钧，要求政府与苏联恢复邦交。函中特别指出“苏俄以平民革命推倒帝制，……其显扬民治，实吾良友”云云。由于对苏联革命的赞成与崇敬，陶氏的政治思想渐逐滑向另类，并对中共的思想与做法表示同情的理解。

《南渡北归2：北归》 第三章 小镇故事多 此情可待成追忆（7）

    傅斯年与之相反，他对中共与苏联皆无好感，公开表示反对。除了反共，傅同样反苏，“因为民族主义与人道主义，所以反共反苏”。[17]在傅氏的眼里，共与苏是连带的，不可分割的一根绳上拴着的两个蚂蚱。对这两个山林草莽中连蹦加跳的蚂蚱，他心生嫉恶，欲加以铲除灭之而后快。[18]按傅斯年的说法，中共紧随苏联其后，学斯大林那一套，搞的不是民主而是专制，有一套不讲事理不重人性的办法。[19]因而一旦共产党掌权，社会秩序就将大乱，甚至认为人民的自由也会被剥夺，文化会变成一片荒漠等。

    陶孟和早年曾对蒋介石本人和国民政府寄予厚望，并与蒋本人有过接触。按金岳霖晚年的说法，“从他的家庭着想，他是可以当蒋介石的大官的，可是他没有。我有一次在南京，疑心他要做南京的官了，因为他住的地方真是讲究得很。可等待了好久，他仍然没有做南京的大官，我疑心错了”。又说：“陶孟和的思想偏左，不是旧民主主义者，也不是共产党人。他的政治思想可能最近社会民主，但是也没有这方面的活动。”[20]

    金岳霖说的当是老实话，陶孟和不是一个刻意追求做党国大员的人，如果刻意要做，凭其与黄郛、钱昌照、沈怡的姻亲关系，应该大有希望。抗战期间，陶以无党派人员和自由知识分子的身份，出任国民政府参政会参议员，开始涉足政界。但随着对国民党及蒋家王朝认识的逐渐加深，由失望渐渐产生反感。后来随着主持多项农村经济与社会状况调查，以及整个社会政治向心力转移，陶改变了自由知识分子的精英姿态，“左倾思想日益强烈”。在李庄时期，国民党政府的腐败已呈不可遏止的糜烂状态，陶孟和引用原清华大学校长、时任农林部部长周贻春的话对手下的同事说：“国民政府已经烂到核心了（Rotten to Core），就是说不可救药了。”[21]面对这个“不可救药”的政府，有一些所谓社会名流，仍不知好歹地趋炎附势，竭力维护这个“核心”。为此，陶孟和以嘲讽的口气举例说：“这种人见到政治高层人物，屁股坐在椅子边边上，不管对方说什么，他只公鸡啄米似的不住点头，哈哟哈哟地连连称是，一副奴才之相，望之令人生恶。”可见这个时候的陶孟和，除了保持自己作为一个自由知识分子的大节，对国民党政府以及“核心”确是深恶痛绝，对蒋介石本人也不抱大的希望了。

    关于这一时期的情形，费正清在他的回忆录中曾有过记述：“李济说百姓们现在都在挨饿。这些年来，他已死掉了两个孩子，陶孟和也死了配偶。知识分子们认为，如果他们是被重视的，或者是当此国难之际，全国上上下下各阶层是在同甘共苦的，那么即使挨饿也没有什么关系。但是他们亲眼看到了如此触目惊心的不平等现象和社会上层的奢侈浪费。因此，许多知识分子感到心灰意懒，一部分人将会死去，其余的人将会变成革命分子。”又说：“以上种种印象，仅是从当时所记录的一大堆材料中间选择出来的一部分，加在一起得出一个结论：蒋介石作为国民党政权的象征和中心，1943年后期已失去了中国知识阶层的信任和忠诚。”[22]费氏所言大致不差，蹲在李庄深受贫病折磨与生活苦痛的陶孟和，面对一个腐烂的“核心”，苦闷与孤寂得不到缓解，思想越来越滑向另类，最终走上了“弃暗投明”，全面倒向中共的政治态势。

《南渡北归2：北归》 第三章 小镇故事多 此情可待成追忆（8）

    傅斯年则不同，他痛恨国民党政府的腐败，也看到和承认这个“核心”的腐烂，但只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恨铁不成钢”式的痛恨，骨子里一直是忠诚不减，且有欲以一己之力扶大厦之倾的妄念。这一政治、思想观念的形成，除了傅斯年本人的特殊性格，还有一些复杂的社会原因相互影响交织而成。正如台北傅斯年研究专家王汎森所言：在那样的一个时代，要想成为一个学阀或学霸，必须有学术以外的网络和绵密的政府关系，同时还要与仅有的几个基金会如中基会、中英庚款委员会，保持密切关系。而傅斯年正好具备了这样的条件，无论是政府内部自由派大员还是基金会负责人兼党国大员朱家骅，或是宜师宜友的中基会主要负责人之一胡适，都与傅保持了非同寻常的友谊。在民间资源绝少的年代里，这是极为关键的一种关系。从傅斯年来往的书信以及在李庄时对梁家兄弟，连同林徽因的关照中即可见出，后来傅氏为陈寅恪治眼病向朱家骅与基金会求请款项也是如此。整个抗战时期，傅斯年为贫病交加的落魄知识分子向各方请求补助，成为他生活中很大的一项要务，被誉为“照顾知识分子的知识分子”。因了这种关系和缘由，王汎森得出的结论是：“这样的角色使得他在政治态度上不可能与国民党政府决裂，他对政治的不满与批评，驱使他连续轰走两位行政院长，但他只是‘御史’，而不是革命者。”[23]

    把自己当做“御史”的傅斯年，因其本身在政学两界非同寻常的人脉背景，以及傅氏本人独特强悍的处事方式和能力，最后得到了“老大”蒋介石的尊重。蒋的尊重又加重了傅斯年以整个身心拥护国民政府的因子，对国民党和政府核心特别是蒋介石本人，越发抱有真诚的希望与幻想，这也就是为什么傅斯年参政后，一直以“御史”角色频频出现并与当朝皇亲国戚孔祥熙、宋子文之辈叫劲对垒的根由。傅当选国民政府参政员之后的一段时间，常在重庆的集会场合对党国大事发表“宏论”。据他的老友程沧波说，忽一日，傅论及当时国民政府五院院长。论孙科，说：“犹吾君之子也。”论于佑老，乃是“老党人且是读书人”。论戴季陶，说：“阿弥陀佛。”论到孔祥熙，高声呈义愤状：“他凭哪一点？”[24]

    后来，傅斯年一直抓住孔祥熙、宋子文死死不放，蒋介石无可奈何，最后不得不把孔、宋分别从行政院长任上卸下来——当然，这是抗战胜利之后的事了。

    傅斯年既然对“老大”介公和其操控的党国政府深以为然，且大有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之观念，这就决定了他与陶孟和虽同住李庄一隅之地，却“鸡犬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政治宿命。

    如果仅是老死不相往来，陶、傅之间的关系或不至于闹到决裂甚至反目成仇。但是，既然同在中央研究院这个大铁锅里摸勺子吃饭，筷子与碗的相碰就成为不可避免的事实，何况有时候人在江湖，身不由己，陶、傅二人的分裂围绕“进军西北”事件很快展开。

    1941年年初，身为中央组织部部长、中央研究院代院长的朱家骅，电召正在齐鲁大学研究所任职的顾颉刚到重庆办《文史杂志》。朱要顾去重庆的目的，不专为编《文史杂志》，还有一项重要任务，就是帮他做边疆工作。时朱家骅在组织部办了一个边疆语文编译委员会，他自兼主任，顾到后为副主任，主持委员会日常工作。这年的10月12日，对“边疆”问题极为热心的朱家骅发表了《西北建设问题与科学化运动》一文，鼓动科学工作者“到西北去开辟一个科学的新天地”，使原已兴起的“西北热”再度升温。顾颉刚感念朱家骅对自己有知遇之恩，上任后请了费孝通、韩儒林、李安宅等蒙、藏、阿拉伯、暹罗、安南诸种语文的专家操作起来。许多年后，石璋如回忆说：“这时政府跟民间都弥漫一股西北热。民国三十年于右任赴敦煌考察，归后盛赞敦煌景致，另外也有与我们关系不大的艺术考察团去，而更早些时候张大千已经去敦煌了，各界因此纷纷组团去西北。”[25]

《南渡北归2：北归》 第三章 小镇故事多 此情可待成追忆（9）

    这一情形的出现，除了社会各界人士的热情，与最高领袖蒋介石的政治考虑与支持鼓动密不可分。早在几年前，蒋介石就意识到西北在政治上的危险，特别是新疆土皇帝盛世才公开对抗中央，屯兵新疆，对中央政府构成很大威胁。而盛世才与苏联关系过从甚密，强大的苏联或明或暗地打着新疆的主意，时刻准备将其吞并，划入苏俄红色帝国版图。面对这种危局，蒋介石先是忍而不发，直到1941年德国进攻苏联，斯大林无力东顾，蒋介石才趁机出动，先派朱绍良统率重兵于河西走廊，对盛氏集团形成一种强大的威慑力。1942年8月，蒋亲自乘机赴西宁、酒泉等地视察，以软中带硬的手腕解决了新疆问题，骄横跋扈的盛世才表示臣服中央政府。

    西北视察归来，特别是降伏了盛世才之后，蒋介石精神振奋，同时进一步认识到西北对于中央和整个国家的重要性，遂提出“西北不但是我们抗战的根据地，而且更是我们建国最重要的基础”的主张。蒋的演说，立即在社会各界引起强烈反响，“‘开发西北、建设西北’等口号风起云涌，颇有雨后春笋之势”。[26]

    在这股大浪高潮声中，作为中央大员的朱家骅不甘落后，为了迎合蒋介石的主张，他突发奇想，提出了一个“进军西北”的计划，让李庄的陶孟和把社科所办到西北去。此事得到了原清华大学历史系主任、时任国民政府行政院政务处处长蒋廷黻的赞成，二人一拍即合。朱家骅找来陶孟和协商，陶当即表示同意，并慷慨激昂地表白道：“当此之时，有可服务国家之处，当决然担任。”朱家骅一看这阵势，立即让陶孟和拿出一个书面计划面呈最高领袖蒋介石批示。陶孟和很快把计划弄将出来，意在把社科所搬迁到兰州，专就经济及文化接触两项进行研究，并请蒋廷黻转呈介公审阅。老蒋看罢，认为这个计划正是深入贯彻自己这个最高领袖指示精神的体现，当然乐观其成，只是不知出于何种考虑，批示要社科所迁到兰州以西的地方去。这个批示令蒋廷黻和朱家骅大感意外，不知老蒋心中搞的什么鬼把戏。凭当时的猜测，蒋介石可能出于政治方面的考虑，想让陶孟和的社科所像外国传教士一样在西北乡村建立工作站，以考察民情、民风为名，潜伏于社会各阶层中，密切关注和监视对中央政府形成威胁的外在危险力量，实际上相当于中统和军统的工作站，以搜集情报为职业的特务机构。然而，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是一个公开的学术研究机关，所做的事和追求的理想自然是学术事业，不可能变成一个挂着羊头卖狗肉的特情机构。既然介公已作批示，又不能送回去重批，在无力回天的情况下，为了安抚兴致正浓的陶孟和，蒋廷黻、朱家骅二人想了一个对策，由蒋廷黻出面写信给陶孟和，说道“无以介公批了迁兰州以西而失望。若干工作仍可在兰州作，只是牌子挂于兰州以西”[27]云云。

    按照对这段历史有过专门研究的台湾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潘光哲的推测，当时陶孟和之所以很痛快并热心“进军西北”，他有自己的一个小算盘，这就是“名义上是迁，实际上是添”，即社科所本部仍在李庄扎根不动，凭借政府拨发的一笔经费，另外聚集一部分人马在兰州安营扎寨，形成事实的社科所分所。如此这般，经费既足，人马强壮，活动范围广大，就自然能产出丰厚的科学研究成果，陶孟和与整个所内人员也可借此扬眉吐气，以雪自离开北平加入中央研究院以来的种种怨怒与耻辱。

《南渡北归2：北归》 第三章 小镇故事多 此情可待成追忆（10）

    潘氏的推测自有道理，但似不全面，此次所谓的“进军西北”，显然是陶孟和借机摆脱傅斯年的压力，把社会学所从李庄撤出，他本人带领一帮难兄难弟进驻兰州，从此与傅斯年本人和史语所彻底断绝交往，以图眼不见心不烦，弄个难得的清静。按照当时朱家骅与蒋廷黻的设想，所谓兰州以西，不过在兰州郊外，或者在兰州与西宁交界之城镇罢了。当朱家骅与蒋延黻请示介公，这个“以西”到底要落实到何处时，想不到蒋介石大笔一挥，写上了“酒泉”二字。这个酒泉是处于兰州以西千里之外飞沙走石的不毛之地，陶孟和与手下的弟兄果真到了这块荒无人烟的沙漠戈壁，如何自处？又会有什么作为？如此一着，令所有热心奔波者都感到冷水浇头，全身发凉。

    既然党国领袖白纸黑字写得清楚明白，朱家骅与蒋廷黻也不敢明目张胆地耍布袋戏，以此来摆弄精明如猴的介公。陶孟和得知此情大感沮丧，但一时又想不出对策。正在几人无计可施之时，此事被蒋廷黻讥讽为中央研究院“太上总干事”的傅斯年闻知。傅未作深究，又以“太上总干事”的习惯和派头主动致信朱家骅，开始替这位交情甚笃的上司排忧解难。信中说：

    ……此事大可发愁，酒泉严格说仅一油栈，如何设社会所，其中既无经济可以研究，亦无文化接触可以研究（研究文化接触最好在西宁），社会所如在西北设分所，必以兰州为宜，酒泉切切不可，此点若不改，后患无穷。若名称上在酒泉挂社会所之牌，必为空洞。以介公之热心西北，夏、秋未必不去，一看其为空洞，非真迁也，恐本院整个蒙不良之影响。”又说：“本院似不当把社会所实际上放在李庄，分店在兰，牌子却挂在酒泉，而谓不在兰州也。”[28]

    傅斯年写这封信的时候，的确有点“太上”的架势，对朱家骅、蒋廷黻与陶孟和串通弄出的这个到西北创办社科所的主张，表面上热心，实则心存介蒂。傅意识到西北之重要，但只是限于政治上之危局，至于朝野上下掀起的西北建设和立国之本之类的说法，颇不以为然，并有轻视之意。在这样的思想观念指导下，傅斯年对陶孟和主张社科所搬迁西北的构想，曾戏谑道：“引当时报上一名词云‘阳奉阴违，贻误要公’以为笑谑。”两个月后，傅斯年综合各种信息分析，突然感到苗头不对，陶孟和如此热心“进军西北”，分明是和自己争地盘的一个阴谋。早在南京中央研究院招降北平的陶孟和旧部时，满身霸气与嗅觉敏锐的傅斯年就曾专门找到陶订了一个“君子之约”，其中有“近一百年史，即鸦片战争起，由社会所办，其设备亦由社会所”。而鸦片战争之前的历史，则由傅主持的史语所办，社科所不得染指。傅斯年在后来的行事中，确是实实在在地履行了这个君子协定。史语所研究人员全汉升“昔有志治近代一问题”，被傅斯年及时阻止，傅命其研究范围只能在清初以上，不得窥视近代。傅氏如此，陶孟和也只好号令手下弟兄不能窥视近代以上，两所人员可谓大路朝天，各走一边，井水不犯河水。令傅斯年想不到的是，此次陶孟和借“进军西北”之机，已经暗中招兵买马，扩军备战，开始了实际行动。据朱家骅透露，陶孟和欲把顾颉刚在重庆办《文史杂志》招聘的费孝通、韩儒林、李安宅等辈，全部弄到驻兰州的社科所分所，以壮声势。李安宅早年毕业于燕京大学，与费孝通亦师亦友；韩儒林虽毕业于北大哲学系，但后来任教于燕京，顾颉刚在重庆时，一度受中央大学校长顾孟馀邀请，出任中大出版部主任，边疆语文编译委员工作，则由顾氏推荐的这位蒙藏史专家韩儒林主持。

《南渡北归2：北归》 第三章 小镇故事多 此情可待成追忆（11）

    几年前在昆明时，傅斯年就因吴文藻、费孝通鼓捣出一个所谓的“民族学会”，另立山头与史语所相抗衡大为恼火，直至双方干戈相向，傅用奇计把吴、费等辈山头推倒削平为止。现在陶孟和又暗中拉拢集结费孝通等“燕大派”进入中央研究院社科所，企图啸聚山林荒野，与史语所抗衡对垒，这还得了？于是，傅斯年立即致函陶孟和，内有“恐有大规模之重复在后，未便再颟顸下去”等敲山震虎式警告和交涉之语。陶孟和正为“分店在兰，牌子在酒泉”之事如何蒙混过关大伤脑筋，忽见傅斯年以咄咄逼人的气势对自己所做的一切横加指责，自是不甘臣服，当场挥毫予以反击：“……今又遭一再鞭扑，且警告以所请之人不得任为研究员（实际上现仅有一人），弟行能无似，如足下承认弟无资格进行西北工作，或须完全退出‘中央研究院’，尚祈坦白告我为幸。”[29]

    傅斯年接函，见对方不把自己这位“太上总干事”放在眼里，竟敢公开叫板儿，火气更盛，高血压呼呼上蹿，再度泼墨挥毫，除了对陶孟和严加痛责，还致书朱家骅，把陶孟和欲“挂空牌于酒泉”的设想，上升到“近于蒙蔽政府之事”的政治高度，并坚称此为“院务之大事”，应该“闻之院务会议，以商其各种可能之利害”，因为这等大事，并不是院长和某位所长合谋就可以算数和应该执行的事情。至于中央研究院的发展前景，该如何擘拟，不容许“黑箱操作”。傅斯年此言既有政治高度，又有理论依据，还有事实上的利害得失，可谓步步为营，刀刀见血，针针封喉，令处于党国大员地位又“高处不胜寒”的朱家骅闻之心惊肉跳，不得不好好思量一番。

    已经开始对傅斯年打压进行反击的陶孟和并不服气，他再次致函傅斯年直言不讳地说：“退一步讲，中国学术工作，以至近于学术之工作如此幼稚，研究之处女领土如此之大，‘重复’……又有何妨？”而傅斯年最不能容忍的就是别人与自己所掌控的领域“重复”，与自己“重复”，就等于另立山头，扯旗造反，向自己宣战。这一点，从傅氏当年特别看重的弟子夏鼐于1955年的说辞中即可以明了。时任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的夏鼐，在政治压力下，于同年《考古通讯》第三期发表了《批判考古学中的胡适派资产阶级思想》一文，文中列举了胡适多条罪状，其中第五条便是：“宗派林立，学阀称霸。胡适傅斯年辈学阀，是以研究机构和高等学校作为地盘的，成为一种排他性的宗派。像军阀一样，他们虽时常打算扩充地盘到别人的势力范围中去，但自己的地盘是决不容他人染指的。这种风气也传染到考古工作中去。”夏鼐这些话，虽是处于当时严酷的政治形势而不得不为之，但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胡适、傅斯年确实有这方面的毛病。

    而在社科所于西北挂牌的问题上，傅斯年见陶孟和把自己的警告当做耳旁风，且还振振有词地予以辩驳，气恼中再度给朱家骅发一密函，除了要求把此事“闻之院务会议”，还想出另外打压制裁陶孟和的一个计策，强烈要求将社科所与史语所“两所工作之分界，提交院务会议”，当院务会议将分界划清并得到两所负责人认可后，另“由全院办一中央研究院西北工作站”，以便集中强有力的人员做更全面的工作。

《南渡北归2：北归》 第三章 小镇故事多 此情可待成追忆（12）

    陶孟和得知傅斯年的密函内容，深知这是傅在中间搅浑水的把戏，假如全院在西北办一工作站，派去的人员自然又是以史语所为龙头老大，社科所人员还是在他们的打压欺负之下且永无出头之日。想到这里，陶孟和大怒，再也顾不得作为长辈的面子，干脆撕破脸皮，以牙还牙，并以“足下伎俩高超，素所深悉” 等语致函傅斯年，对其言行大加痛斥。傅斯年接函自是怒火万丈，当即回函予以反击，其中特别提到“伎俩”一词。傅说道：

    伎俩一词，其Connotations在中国虽无标准字典，然试看《聊斋》、《西游》、《儿女英雄传》、《封神榜》等书，完全是一句骂人很重的话，意为“小小阴谋”之类或英语之treacherous，……此等骂人话，最好盼望我公收回，即是说，下次来信，声明收回“足下伎俩高超，素所深悉”十个大字，除非我公认为不必再作朋友的话。[30]

    双方情绪至此，已形同战场上的肉搏状态，裂痕既开，很难融合。又经过几个回合的交锋，二人的裂痕越来越大。最终的结局是，陶、傅二人形同仇寇，无论是陶孟和设想的“分店在兰，牌子却挂在酒泉”，还是傅斯年构想的“西北工作站”的对应之策，统统成了泡影。

    意想不到的是，由于李约瑟的到来，形同陌路且于对方心怀耿耿的陶、傅二人，又暂时摈弃前嫌，双手握到了一起。

    关于两位学术巨头是以何等心境和缘由，在这样的时间和场合走到了一起，历史没有留下详细记录，只是后来林徽因在给费正清夫妇的信中透露了只言片语，信中称：“有人开玩笑说，梁思成成功地使平时有嫌隙的陶孟和博士与傅斯年博士在李约瑟的讲演会上当众握手言和，应当获诺贝尔和平奖。这件事因为在大庭广众下发生，更具戏剧效果。它刚好在李教授在中央博物院大礼堂作讲演之前那一刻发生的。据报道，许多人暗自为这件事鼓了掌。李济博士走上前去和梁思成握了手，并且私下说要授给思成诺贝尔和平奖。”[31]林徽因在信中特别提及让费正清夫妇放心，并言“人类总的来说还是大有希望的”。最后又突如其来地插进一句：“这次和解的基本工作还得归功于某位人士。这位人士有拼命卷入别人是非的癖好，而且尽人皆知。”[32]

    林徽因所说的“某位人士”，随着当年在李庄的知情者一个个凋谢而难以查考。金岳霖晚年曾说过一句话：“陶孟和先生是我的老朋友，后来在四川李庄同我发生了矛盾，但是，那是个人之间的小事。”[33]话到此处没有接着说下去，具体细节不得而知。或许，这个矛盾与林徽因提到的“某位人士”卷入金、陶或沈性仁之间的是非亦有关联，只是真相到底如何，尚不能确定，这个插曲或将成为一个永久悬案而无法破解了。

    ◎?李约瑟难题的症结

    李约瑟在中央博物院筹备处演讲完毕，又与傅斯年等学者进一步讨论中国的科学技术为何自近代以来落后于西方这个所谓的“李约瑟难题”。李氏在强调了中国的气候、地理环境、经济的、社会的、知识的，以及政治的原因与欧洲不同外，特别对中国的官僚制度作了深刻的剖析，认为正是独具“中国特色”的官僚体制，扼制了现代科学的发生和发展。[34]在谈到西方与中国的区别时，李约瑟说：“我自己并不是欧洲中心论者，但现在欧洲大部分人相信他们从一生下来就处在世界文化的中心，并非常有信心地走自己的路，他们相信沿着这条据说是万无一失的路，就能够走向充满光明与希望的未来。中国人就不同了，我相信中国过去伟大的科学技术曾给整个人类作出过巨大贡献，但现在的的确确是衰落了，这个民族正处于封建的农业文化之中，要掌握现代科学技术，就必须面对世界……”坐在一旁的傅斯年听着对方这番宏论，越听越感到憋气与恼火，突然跳起来大声道：“他妈的，我们都折腾几千年了，怎么中国总得面对世界呢！”

《南渡北归2：北归》 第三章 小镇故事多 此情可待成追忆（13）

    傅氏的话令在场的所有人都吃了一惊，但又觉得有说不出的悲凉，尤其结合眼前自己的生存环境和国难家愁，更感苦痛，气氛高昂的讨论场面骤然而降。李约瑟意识到刚才的话可能刺伤了学者们特别是“大学者”傅斯年的自尊心，有些尴尬地咧着自己特有的女性式性感的嘴笑了笑，心中默默记住了这个教训。在以后的日子里，李氏在与中国学者的讨论中，再也不敢妄加评论和不明人情事理地说中国人要“面对世界”了。而随着对中国文化的不断了解，聪明过人的李约瑟决定入乡随俗，按中国人思维逻辑为人处世，并多次入山学道，给自己起了一个“十宿道人”的名字，以示对中国道家文化的崇拜。往后的日子，无论与学者还是官僚打交道，皆谨小慎微地向外喷吐令对方欢喜的呈莲花状光彩的言辞，以博取“他人高兴我高兴”的大团圆气氛。

    李约瑟的中途转圜，令中国官僚与学者很感受用。按照“有来无往非礼也”的惯例，甚觉对方给足了自尊和面子的中国官僚，甚至包括翁文灏、傅斯年、汪敬熙、毛子水等学者，又回过头对既“了解我们”又“雪中送炭”的“最使人想念的朋友”李约瑟不遗余力地鼓吹起来，直至把对方吹到看不见的云空，像孙悟空一样腾云驾雾翻起跟头。而这个时候，在中国千万官僚和学者中，似乎只有一个人醒着——这就是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主任李济。李氏后来在谈到毛子水发表的《中国科学思想》一文时，对毛氏肯定李约瑟所说的两件事：“(一)西欧近三四百年的科学，的确是我们古代的圣哲所不曾梦想到的。（二）如果中国以往有西方那样的气候、地理、社会和经济的因素，近代科学定必发生于中国……”等观点，皆不以为然。李济说：“我没有机会读到李约瑟的原文，不敢保证李氏原文的语气是否如译文给我们的印象；但我听过他在李庄讲过这一类的题目，他的大致的意见似乎是这样的。不过，在那时他来中国的使命，带有外交性质，故除了搜集他所需要的资料外，自然也要争取中国读书人的好感，所以说的话也必定捡取最好听的。至于他的内心里真实感觉如何，就无从揣测了。我个人的记忆，他似乎有些话没全说；不过，没说的话不一定是不好听的话。”

    对此，李济认为当前“最迫切的问题，不是中国是否有过科学，而是在中国如何推进科学……（目前）我们所要的是科学的成绩，不是科学的本身；我们对于科学思想的本身，除了少数人外，仍不感兴趣。我们尚没摆脱张之洞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观念……假如我们要规规矩矩地提倡科学思想，我们应该学禅门的和尚；因为禅门第一戒是不打诳语。科学思想的起点也在此；科学思想里没有世故的说法，也没有官样文章”。[35]

    尽管李约瑟有些话没有说，也可能在与中国官员、学者打交道的过程中“入乡随俗”地应用了一些“世故的说法”。但他在扬子江头的李庄古镇与傅斯年、陶孟和、李济、梁思成，甚至王铃等年轻学者的讨论中，加深了对中国科技史料的认知与推测，坚定了此前的看法——也就是在漫长的封建社会特别是明清之后，中国的官僚体制阻碍了科学技术的产生和发展，当是一个无法绕开的事实。但是，在这一越来越僵死的体制下，却又暗伏着一股人民大众不断发明创造的潜流，即是在最严酷的冰冻时期，这股潜流也流淌不息，千百年流传下来的文献和科学技术发展的珍贵资料，便是这一现象的明证。而对这些纷乱杂陈的弥足珍贵的历史资料，作为现代学者，就需要进行严谨的鉴别、研究，从中抽释出真正属于“现代科学”的物质精神财富，才能促使那些傲慢的西方学者注意，并使这些资料转化为真正现代科学的酵母和新动力。就东西方文化交流和李约瑟本身的收获而言，令后来的研究者几乎达成共识的是，如果李氏在这次访华使命中，没有得到蜗居在李庄的学者们启发和鼎力帮助,他所主持的闻名于世的具有划时代性质和里程碑意义的《中国科学技术史》大厦的构建，或许还要推迟若干个年头。

《南渡北归2：北归》 第三章 小镇故事多 此情可待成追忆（14）

    许多年后的1981年9 月23 日，当李约瑟重新踏上中国土地，并在上海作题为“《中国科学技术史》编写计划的缘起、进展与现状”学术讲演时，不无感慨地道：“说到‘缘起’，就得从四川的一个小市镇李庄谈起。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迁到了那里。在傅斯年、陶孟和的主持下，我结识了一位正在研究火药史的年轻中国学者。他名叫王铃，号静宁。他成了我的第一位合作者。从1947年到1957年，他一共在剑桥住了九年，协助我工作。”[36]对于从李庄山坳里走出、曾协助自己工作了9年之久的第一位合作者王铃在剑桥的经历，李约瑟同样公开承认并坦诚地作了如下评价：“首先，他在中国史学研究方面的专业训练，在我们日常的讨论中，一直起着很大的作用。其次，由本书第一次译成英文的中国文献，其英文初稿十之七八是他翻译的，然后我们两人必定一同详细讨论校核，往往经过多次修改才最后定稿。别人的译文，我们两人必须核对中文原书后才加以采用。王铃先生还花费许多时间去查找和浏览各种原先认为有用的材料，从这样的探究中往往又发掘出一些资料，对这些资料我们再从科学史的观点仔细地审查，然后确定他们的价值。许多烦琐的图书馆工作，以及各种索引和编目工作，都由他负责。假如没有这样一位合作者的友谊，本著作即使能出版也将推迟很久，而且可能会出现比我们担心现在实际有的甚至更多的错误。”[37]

    李约瑟此说大致是不差和公允的，不能说没有王铃就没有李约瑟日后辉煌的成就和不朽的声名，但此成就要推迟若干个时日当是毋容置疑的。因而，对王铃这位长期合作者，李约瑟一直念念不忘，并从内心深处表示感激，二人的友谊一直保持到王铃去世。[38]

    有道是吃水不忘掘井人，在赢得世界性声誉的同时，李约瑟同样没有忘掉给予自己重大帮助和支持的黄宗兴和何丙郁博士，以及终老中国本土的知名学者叶企孙、傅斯年、俞大维等人。当1986年《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五卷七分册“军事技术、火药的史诗”完稿之际，李约瑟在“作者的话”中，特别提及43年前那个夏日在李庄板栗坳会见史语所人员的经历，并饱蘸感情地说道：“一天晚上，谈话话题转向了中国火药的历史，于是傅斯年亲手为我们从1044年的《武经总要》中，抄录出了有关火药成分的最早刻本上的一些段落，那时我们还没有《武经总要》一书……与火箭装置无二的火药发动机和蒸汽机，是从欧洲科学革命中涌现出的思想产物，但所有在这之前长达八个世纪的先期发展都一直是中国人完成的。”[39]或许出于一种感恩，当这一卷大书出版时，扉页上用不同的黑体字码印着：

    谨以本书献给

    已故的

    傅斯年

    杰出的历史学和哲学学者

    战时在中国四川李庄的最友好的欢迎者

    他曾在那里和我们共用一晚探讨中国火药的历史

    俞大维

    物理学家

    兵工署署长（1942—1946年)

    我常常在他的办公室与他共享他的“战地咖啡”

    并在1984年我们愉快地重逢

    注释

    [1、8、22]《费正清对华回忆录》，费正清著，知识出版社1991年版。

    [2、3]金岳霖《悼沈性仁》，载《金岳霖的回忆与回忆金岳霖》，刘培育主编，四川教育出版社1995年出版。

《南渡北归2：北归》 第三章 小镇故事多 此情可待成追忆（15）

    [4]沈性元《不失其“赤子之心”的学者——对金岳霖先生的点滴回忆》，载《金岳霖的回忆与回忆金岳霖》，刘培育主编，四川教育出版社1995年出版。

    [5、7、21] 巫宝三《纪念我国著名社会学家和社会经济研究事业的开拓者陶孟和先生》，载 《近代中国》，第5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5年出版。

    [6、11]《李约瑟游记》，李约瑟等编著，李廷明等译， 贵州人民出版社1999年出版。

    [9] 单士元《中国营造学社的回忆》，载《中国科技史料》，1980年2期。据与梁思成夫妇共事的陈明达生前对其外甥殷力欣说，梁、刘在李庄后期不能合作，生活艰苦是一个方面，主要的还是刘认为林徽因过于霸道，对营造学社事务干涉过多，最后不得不离开李庄另谋他职（2007年冬，殷力欣与作者谈话记录）。

    [10、31、32] 《中国建筑之魂》，费慰梅著，成寒译 ，上海文艺出版社2003年出版。

    [12、24]程沧波《再记傅孟真》，原载《傅故校长哀挽录》，第2卷，转载《鄂鄂之士——名人笔下的傅斯年》，王富仁、石兴泽编，东方出版中心1999年版。

    [13] 傅斯年《我所景仰的蔡元培先生之风格》，载《傅斯年全集》，第五卷，欧阳哲生编， 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出版。

    [14、15] 傅斯年《我对萧伯纳的看法》，载台北《自由中国》，第三卷，第十期，1950年11月16日。

    萧伯纳（George Bernard Shaw，1856—1950），戏剧家、评论家兼热心的社会主义者。

    除了政治观念上对萧氏大加反感，傅斯年还认为萧伯纳的戏剧充斥着虚伪与陈词滥调。这个滥调是“莎士比亚戏中的丑角（Fool），或应云‘戏子’，因与中国之丑角大不相同。莎士比亚戏剧中的戏子是这样的：用极傻的姿态，和表面极傻的语言，说极幽默，极其富于批评意义的话。萧伯纳自命不凡，他说‘也许莎士比亚比我高些，但我站在他的肩膀上’，这话的道理，假如文艺进步如科学一般，后来居上；然而并不如此。他和莎士比亚确有一个关系，就是他是莎士比亚袋中的人物‘戏子’，多嘴多舌的很有趣味而已。莎氏的戏剧气象万千，他只得其一曲而已。托尔斯泰批评莎氏，谓他的艺术无人生热诚，仿佛‘性命无安顿处’，这话自有道理，奈何萧伯纳以一曲之才而要‘蚍蜉撼大树’”？萧伯纳自称他在思想上受巴特尔（Samuel burler）的影响，但傅斯年认为萧对于巴特尔只是一味地剽窃而已，并且是亦步亦趋，“即如巴特尔发了奇想，‘考证’出荷马史诗的作者是一个希腊女人，萧伯纳也就是‘考证’莎士比亚短诗的暗色女人是谁。（但）二人有个大不同。巴特尔文字隽美，思想深入，生前几乎无人读他的书”，而萧伯纳却正相反（《我对萧伯纳的看法》）。

    [16]程沧波《记傅孟真》，载台北《新闻天地》，第156期。

    [17] 原载《独立评论》，第5号，1932年6月19日出版。转引《傅斯年传》，304页，焦润明著，人民出版社2002年12月出版。

    [18]李约瑟来李庄之时，抗日战争已度过了最艰难的关头，国内与国际的大气候呈柳暗花明之势，国人多憧憬着战后的美丽远景。因此后方的若干学人，急不可耐地提出了战后建都问题，并引起了广泛的讨论。有人主张战后仍在南京，有人主张迁都长春，有人主张迁都北平或西安等。受这股风潮影响，尚来主张“反攻第一，收复失地第一，而笑人家谈战后事”的傅斯年，也在悄悄地思考酝酿这一关乎民族兴衰存亡的重大问题，而思考的结果是应迁都北平。这一主张理由很多，而最为主要的，便是迁都北方可以全力抗制苏俄。傅氏认为凡一国之都城，应设在全国军略上最要害之地，而战后全国军略上最要害之地，必在北方。国人应鼓起勇气，效法汉唐定都长安的精神，把国都放在与强邻接近的地方（汉唐的主要压力来自于西北地区匈奴等少数民族）。当时的苏俄对中国的野心日炽，傅斯年碍于世界反法西斯联盟的形成和中苏正在进行“邦交”活动，从大局着想，没有对苏俄作明显的指责，但他没忘了委婉地告诉国人，苏俄将来必为中国的大患，以此唤起沉浸在麻木中的国人注意。这一观点他在稍后发表的《战后建都问题》（载1943年11月29日重庆《大公报》星期论文）一文中可以相见：

《南渡北归2：北归》 第三章 小镇故事多 此情可待成追忆（16）

    傅说：“强大的苏联，与我们工业化的基础地域接壤，这个事实使得我们更该赶快工业化这个区域。我们的头脑，理当放在与我们接壤最多的友邦之旁，否则有变为顽冥之虑。大凡两个国家，接触近，较易维持和平；接触远，较可由忽略而无事生事。远例如宋金，本是盟国，以不接头而生侵略。近例如黑龙江之役，假如当时政府在北平，或者对那事注意要多些吧！”

    又说：“北平以交通发达之故，可以控制东三省，长城北三省。其地恰当东三省，长城北三省（热河、察哈尔、绥远），华北四省（冀、豫、鲁、晋）共十省之大工业农牧圈之中心。这个十省大工业农牧圈，是中华民国建国的大本钱。有这十省，我们的资源尚不及美苏与大英帝国，没有这十省，我们决做不了一等国家，决赶不上法德，只比意大利好些而已。”

    文中虽然仍称苏俄为“友邦”，但内中却暗含着一个鲁迅式的“友邦惊诧论”，通篇的立意则是非常明显的。

    此文发表后，曾有若干人士致信傅斯年，讨论这一问题。据说其中有一位郑君，在谈到中国近代的外患时，认为日、 英、法三国为中国的头号仇敌。傅斯年在回信中要他不要忘记俄国，并告诉他俄国（包括帝俄和苏俄）侵略中国屠杀华人的史实。傅在信中以悲壮的语调说道：“请你看谁并了中国领土最多？以西北论，不特藩邦皆亡于俄，即伊犁将军的直接辖境，亦以‘回乱’、‘代管’一幕中丧失其一半。你看现在的地图，不是伊犁直在边界上吗？那个地方不是有一个陷角吗？原来的疆土巴尔喀什湖在内。再看东北，尼布楚条约（康熙朝）中俄分界，以北冰洋、太平洋之分水岭为界，所以全部的俄属东海滨州、黑龙江州，是中国的直接统治区域。其中虽地广人稀，但汉人移居者已不在少数，在咸丰间已遭屠杀。而爱珲一地，所谓江东六十四屯，其居民（多是汉人移民者）在庚子年几乎全数被俄国马队赶到江里去，留下几个解到彼得斯堡 。试看东海滨州、黑龙江州的几个俄国大城，哪一个不有汉名？（如伯力、庙街、海参崴等等）那时候这些地方已经有不少移民，而一齐杀戮。这些地方，在清朝政治系统上是与中国内地一般直接的。所以你所恨‘日、英、法’一个次序，至少把俄国加入吧！”

    又说：“苏俄革命时，中国人在俄境者尚有数十万，史达林在清党中，全数迁到Kharsakstan 或以西，下落全不明了，你知道吗？这些人有许多在苏联建过功勋，苏波战事中，中国人有十几万。”（傅乐成《傅孟真先生的民族思想》，原载《传记文学》，1963年第二卷第五、六期，转引自《谔谔之士——名人笔下的傅斯年》王富仁、石兴泽编 东方中心出版社1999年出版）

    傅在《苏联究竟是一个什么国家》中，用自己的价值判断方式分析了苏联的经济体制和政治制度及意识形态 ,否定了其先进性。认为苏联是中国面临的敌人，其野蛮主义与历史上的北方游牧民族和沙俄是一样的。因为种种迹象表明，苏俄是帝国主义者，是扩张主义者。在他看来，斯大林执政后，“狐狸尾巴就出现了”，俄罗斯历史上所有的暴君统统成了民族英雄。帝俄时代曾因征讨罗马尼亚建立战功的将军西窝涅夫铜像，自敖德萨仓库中走上了罗马尼亚河外的广场，就是明证。傅氏还认为苏联专事向外扩张，而不向内发展。到处威胁别国的安全，可以说“乃是一个集人类文明中罪恶之大成的国家。为了捍卫中华民族的传统和文化，就必须反对苏联的意识形态渗透，因为旧俄罗斯的帝国主义，苏联的新野蛮主义，正是横在我们眼前最大的危机，也是我民族生存最大的威胁”（原载台湾《傅斯年文集》第5册，转引《傅斯年传》，焦润明著，人民出版社2002年出版）。

《南渡北归2：北归》 第三章 小镇故事多 此情可待成追忆（17）

    [19] 傅斯年不仅站在民族主义的角度反对苏联，而站在自由主义立场上更加反对苏联。他认为苏联对内对外展现的根本不是社会主义面容，而是地地道道的帝国主义嘴脸。所谓的“自由”、“平等”本来都是法国大革命的口号，马克思主义主张无产阶级专政，苏联的制度“表面说是经济平等，事实上恢复了中古的阶级政权形式的不平等”。傅氏后来著文说：“马克思派提倡以无产阶级专政，先是一个根本不平等。个人专政，是一个人有特殊的权能，寡头专政，是少数几个人有特殊权能。一个阶级的专政更不得了，乃是这一个阶级整个有特殊权能。一个人专政已经吃不消，但一个人同他所用的人，终究力量有限，人民还保有若干‘自由’，等到一个阶级专政，那么，到处都是专政者，人民的‘自由’固然绝对没有了，而‘平等’又何在？”“再说，在××主义这样虚伪的号召‘平等’之下，他只相信组织力的，他那种组织，组织到极度，一切组织都成了特务组织，一切作风都成了特务作风，过分的组织固然妨碍‘自由’，过分的组织又何尝不妨碍‘平等’？”“再说，……财富之分配不平均，固然影响‘平等’、影响‘自由’，政权之如此集中，决不给私人留点‘自由’的余地，岂不是影响‘自由’、影响‘平等’？”政权集中的危害要比金钱集中为害更大，更影响平等。”

    傅斯年认为平等是一个法律的观念，没有平等的法律，那里来的平等。他得出的结论是斯大林的苏联是一个“独占式的国家资本主义”（特征是国家控制一切资本，一切人民的生命都成了国家资本，国家是谁？是斯大林和他的政治局）、“选拔式的封建主义”（虽然不是遗传的，却是一个特殊阶级在广大民众上统治，权力无限的统治）、“唯物论的东正教会”（其愚民政策完全一致）。因而傅斯年说，“苏联实在是自有史以来最反动的一个政治组织，因为他包含中世到近代一切政治制度中一切最反动的部分，而混为一体。”（傅斯年《自由与平等》，载《自由中国》第1卷第1期）

    [20、33] 金岳霖《陶孟和为当时的人所钦佩》，载《金岳霖的回忆与回忆金岳霖》，刘培育主编，四川教育出版社1995年出版。

    [23] 《中国近代思想学术的系谱》，王汎森著，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出版。

    [25] 《石璋如先生访问纪录》，陈存恭、陈仲玉、任育德访问，任育德记录，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2年出版。

    [26]蔡鼎《从国防观点泛论西北工业建设》，载《军事与政治》杂志，1943年5月。

    [27、28、29、30]潘光哲《“中央研究院”逸事》，载《温故》之三，广西师范大学2005年出版。

    [34]1944年，李约瑟一行来到广东坪石镇，拜访了流亡至此地的中山大学经济学教授王亚南。在坪石镇一家小旅馆里，李氏两度提出了他的“难题”，并请教中国历史上官僚政治与科学技术的关系问题，王亚南听罢，因平素对这一问题没有研究，一时无以作答。李希望王从历史与社会的角度来分析一下中国历史上官僚政治与科技的关系。因了这一启发，王亚南开始关注、研究这一问题。后来，王氏在上海《时与文》杂志上连续发表了17篇论述中国官僚政治的文章，作为对李约瑟的答复。1948年，上海时与文出版社将王亚南的论文结集出版，书名《中国官僚政治研究》，对“李约瑟难题”算是作了一个初步解析。此书出版曾轰动一时，引起学术界广泛关注，同时奠定了王亚南的学术地位，新中国成立后，王亚南被任命为厦门大学校长，后被选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

《南渡北归2：北归》 第三章 小镇故事多 此情可待成追忆（18）

    [35] 《关于在中国如何推进科学思想的几个问题》， 载《安阳》，李济著，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12月出版。

    [36] 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编写计划的缘起、进展与现状》，载《中华文史论丛》1982年第1辑。据李约瑟的中国助手黄兴宗博士（后任剑桥李约瑟研究所副所长、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生物资源应用组主任）说：自1943年夏到1944年夏秋的一年多时间里，李约瑟及其在重庆建立的中英科学合作馆成员，依靠一辆2吨半的旧卡车，在日军非占领区进行了4次长途考察旅行，整个行程达二万五千公里，足迹遍布中国西部、西北部、东南部和西南部，共访问了300多所大学及科研机构，赠送西方科学书刊6700余册，推荐100多篇中国科学论文至西方杂志发表，并结识了上千位中国科学家及学者（《李约瑟画传》）。1945年年初，李约瑟出任英国驻华大使馆科学参赞，是年秋，再赴中国北部考察旅行。1946年3月，从中英科学馆馆长任上卸任，逗留南京、济南、北平、上海等地，经香港回国，旋赴巴黎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自然科学部主任职。1948年辞教科文组织职，返剑桥在中国学者王铃协助下开始了浩瀚工程《中国科学技术史》的撰写工作。

    在李约瑟离渝返英时，中国学术界专门为其举办了欢送会，傅斯年在会上深情地说道：李约瑟“来到中国不久就开始在《自然》上写了若干篇短文，报告他观察的结果，描述着中国科学的动态。像这样由一位公认的权威，在一个著名的杂志上表现中国的科学工作，是前所未有的。去年他到莫斯科去参加苏联科学200周年纪念典礼，在那里他又详细而明白地报告了中国的科学工作。因此他已经做了一年以上中国学术界的一位出色而忠实的代表了”。又说：“同情我们但不了解我们的人，自然是我们的朋友，特别是在艰难困苦的时候；而了解我们但不同情我们的人所说的话是值得我们特别警惕的。然而最可宝贵的是又了解我们而又同情我们的人，尤其是他们的同情是由了解而来的。倪约瑟现在到上海和北平去，然后回到英国。他深信他会回到中国来，但是虽然如此，我们还是感到难过。诚如庄子所说：‘送君者皆自崖而返，君自此远矣。’”（傅斯年《倪约瑟博士欢迎词》，载《战时中国的科学》（二），倪约瑟（Joseph Needham）原著，张仪尊编译，台北，中华文化出版事业委员会1952年11月出版）当时在重庆的中央研究院代理总干事、心理研究所所长汪敬熙说：“这3年内，他在交通困难的情形之下，遍游中国，自西北的敦煌到东南的福州。中国的学术和工业机构他看得极多。他十分了解我们的优势与不足，他很坦白地告诉了我们这一切。当然，除了一些做客的人不便说的话之外。他对于我们的实际帮助是使我们从事科学工作的人永远不忘的。”又说：“他的夫人也是一位生物学家，在民国三十三年年底来到中国帮助他的工作。他的夫人先回英国两个月，现在他也将离开重庆启程回国，我们对于他们的离别，感到十分凄楚。我们觉得我们与他们像是一家人，不愿意他们走。在困难的时候，‘雪中送炭’的友人，是最使人想念的朋友。”（重庆《大公报》，1946年3月7日）

《南渡北归2：北归》 第三章 小镇故事多 此情可待成追忆（19）

    1990年9月4日，李约瑟在第一届福冈亚洲文化奖特别奖受奖纪念讲演会上说道：“1946年，我收到了我的朋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一任总干事朱利安·赫胥黎的一封电报。电报上写道：“速归，帮助我组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自然科学部。”于是我回到巴黎，在这个组织工作了1年又6个月。鲁桂珍后来也在那里工作过9年。

    又说：“我原配妻子多萝西·玛丽·莫伊尔·尼达姆（南按：李大斐），于1987年去世，时年91岁。我们共同度过了64年幸福生活。后来，我和鲁桂珍于1989年结婚。结婚仪式是在基兹学院的礼拜堂内，由学院院长同时也是我的导师约翰·斯特德主持举行。那是在仪式结束后举行的三明治午餐会上的话了，两个80开外的人站在一起，或许看上去有些滑稽，但我的座右铭是：“就是迟了也比不做强！” （李约瑟《以广阔的视野思考问题》，曾维才、曹永刚译，载《李约瑟文录》，浙江文艺出版社2004年出版。）

    《中国科学技术史》按计划共有七卷，前三卷 皆只一册，从第四卷起出现分册。剑桥大学出版社自1954年出版第一卷起，迄今已出齐前四卷，以及第五卷的9个分册、第六卷3个分册和第七卷一个分册。由于写作计划在进行中不断扩大，分册繁多，完稿时间不断被推迟，李约瑟终于未能看到全书出齐的盛况。

    1981年9 月23 日，李约瑟于上海所作题为《〈中国科学技术史〉编写计划的缘起、进展与现状》学术讲演中，在感念王铃的同时，还说过这样的话：“在1957年王铃离开剑桥去澳大利亚时，《中国科学技术史》 的第一、二卷业已出版。我认为剑桥大学出版社是值得称道的。当时他们接受的是一项不寻常的任务，知道这部书至少得出七卷，谁知以后竟要出到二十册之多。当时我作为汉学家，也完全默默无闻；人们只知道我是一个生物化学家兼胚胎学家。然而剑桥大学出版社的董事会却具有远见卓识，认为我们的编写计划应当得到支持，而且给了我们这样的支持。”又说：“王静宁去澳大利亚后，我说服了今天在座的鲁桂珍来代替他作为我的助手。当时她已经在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秘书处工作了九年。九年的暌违，使她不太愿意再回到实验室去搞营养科学和生物科学了。我就劝她改行成为医药史、医学科学史和生物科学史的专家。我劝说她来到剑桥，全力投入我们的编写计划，甘苦与共。现在，她是剑桥大学东亚科学史图书馆的副馆长。”

    [37] 《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一卷导论， 李约瑟著，王冰译，科学出版社1990年出版。

    [38] 在中国，翻译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的工作，一直受到特殊重视。1964年，周恩来总理曾指示有关部门把这部巨著译成中文出版，中科院即组织力量着手翻译，因“文革”爆发，此项工作未能顺利实现，一直到1975年才由科学出版社分为七册出版了原著的第一卷和第三卷中译本。在此前后，台湾方面在陈立夫主持下也组织翻译并陆续出版了第一卷至第四卷以及第五卷二、三两册的中译本，共14册。1986年12月，由中国科学院与有关部门组织成立了“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翻译出版委员会”，中国科学院院长卢嘉锡为主任，一大批学术名流担任委员，并有专职人员组成的办公室长期办公。所译之书由科学出版社与上海古籍出版社联合出版，十六开精装，远非“文革”中的平装小本可比拟。所出各卷书目如下：

《南渡北归2：北归》 第三章 小镇故事多 此情可待成追忆（20）

    第一卷　导论 　　　

    李约瑟著，王铃协助；1954 　　

    第二卷　科学思想史 　　　

    李约瑟著，王铃协助；1956 　　

    第三卷　数学、天学和地学 　　　

    李约瑟著，王铃协助；1959 　　

    第四卷　物理学及相关技术 　　

    第一分册　物理学 　　　

    李约瑟著，王铃协助，罗宾逊（K．G．Robinson）部分特别贡献；1962

    第二分册　机械工程 　　　

    李约瑟著，王铃协助；1965 　　

    第三分册　土木工程和航海（包括水利工程） 　　　

    李约瑟著，王铃、鲁桂珍协作；1971 　　　

    第五卷　化学及相关技术 　　

    第一分册　纸和印刷 　　　

    钱存训著；1985 　　

    第二分册　炼丹术的发现和发明：点金术和长生术 　　　

    李约瑟著，鲁桂珍协作；1974 　　

    第三分册　炼丹术的发现和发明（续）：从长生不老药到合成胰岛素的历史考察 　　　

    李约瑟著，何丙郁、鲁桂珍协作；1976 　　

    第四分册　炼丹术的发现和发明（续）：器具、理论和中外比较

    李约瑟著，鲁桂珍协作，席文部分贡献；1978 　　

    第五分册　炼丹术的发现和发明（续）：内丹 　　　

    李约瑟著，鲁桂珍协作；1983 　　

    第六分册　军事技术：投射器和攻守城技术 　　　

    叶山（Robin D．S．Yates）著，石施道（K．Gawlikowski）、

    麦克尤恩（E．McEwen）和王铃协作；1995 　　

    第七分册　火药的史诗 　　　

    李约瑟著，何丙郁、鲁桂珍、王铃协作；1987 　　　

    第八分册　军事技术：射击武器和骑兵 　　

    第九分册　纺织技术：纺纱 　　　

    库恩（Dieter Kuhn）著；1987 　　　

    第十分册　纺织技术：织布和织机 　　　

    第十一分册　非铁金属冶炼术 　　　

    第十二分册　冶铁和采矿 　　

    第十三分册　采矿 　　　

    Peter J．Golas著；1999 　　　

    第十四分册　盐业、墨、漆、颜料、染料和胶粘剂 　　　

    第六卷　生物学及相关技术 　　

    第一分册　植物学 　　　

    李约瑟著，鲁桂珍协作，黄兴宗部分特别贡献；1986 　　

    第二分册　农业 　　　

    白馥兰（Francesca Bray）著；1988 　　

    第三分册　畜牧业、渔业、农产品加工和林业 　　　

    丹尼尔斯（C．A．Daniels）和孟席斯（N．K．Menzies）著；1996

    第四分册　园艺和植物技术（植物学续编） 　　　

    第五分册　动物学 　　　

    第六分册　营养学和发酵技术 　　　

    第七至十分册　解剖学、生理学、医学和药学 　　　

    第七卷　社会背景 　　　

    第一分册　初步的思考 　　　

    第二分册　经济结构 　　

    第三分册　语言与逻辑（现已调整为第一分册） 　　　

    哈布斯迈耶（C．Harbsmeier）著；1998 　　　

    第四分册　政治制度与思想体系、总的结论。　　

    [39]《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五卷，第七分册，科学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出版。

    正如李约瑟本人所言，《中国科学技术史》全书的撰写，得到大批学者的协助。其中最主要的协助者是王铃和鲁桂珍，另外有黄盛宗、何丙郁等华人。当然还有一大批海外华裔和外籍学者。据已公布的名单，至少还有R.堪内斯、罗祥朋、汉那一利胥太、柯灵娜、Y.罗宾、K.提太、钱崇训、李廉生、朱济仁、佛兰林、郭籁士、 梅太黎、欧翰思、黄简裕、鲍迪克、祁米留斯基、勃鲁、卜正民、麦岱慕等人。对于《中国科学技术史》的写作与合作者，后来曾担任剑桥李约瑟研究所所长的何丙郁曾说过这样一段话：“长期以来，李老都是靠他的合作者们翻阅《二十五史》、类书、方志等文献，搜寻有关资料，或把资料译成英文，或替他起稿，或代他处理别人向他请教的学术问题。他的合作者中有些是完全义务劳动。请诸位先生千万不要误会我是利用这个机会向大家诉苦，或替自己做些宣传。我只是请大家正视一件事情：那就是请大家认清楚李老的合作者之中大部分都是华裔学者，没有他们的合作，也不会有李老的中国科技史巨著。李老在他巨著的序言中也承认这点。我还要提及另一个常被忘记的事情，那就是李老长期获得中国政府以及海内外华人精神上和经济上的大力支持，连他晚年生活的一部分经费都是来自一位中国朋友。换句话来说，我们要正视中华民族给李约瑟的帮助，没有中华民族的支持，也不会有李约瑟的巨著。假如他还在世，我相信他也不会否认这个事实。从一定程度上来讲，《中国科学技术史》可以说是中华民族努力的成果。”（何丙郁《李约瑟的成功与他的特殊机缘》，《中华读书报》2000年8月9日）

    斯言是也！

《南渡北归2：北归》 第四章 山下旌旗在望 一号作战计划（1）

    李约瑟走后，李庄小镇复归平静。随着国际局势变化，中国的抗战已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反击，大道小道的各种消息水陆并进向这个长江尽头的古镇传来。

    1943年6月18日，蒋介石下令把陕北洛川防犯日军的国民党胡宗南部40万大军，调往陕甘宁边区包围中共就地坐大的陕甘宁边区人民政府和军队。

    9月6日至13日，蒋介石主持召开国民党五届十一中全会并致训词，指出 “现在最后胜利已在望”，强调“在这次全会期中，特别要集中心力于建国的问题，以期得到一个圆满的方案”。[1]这次会议推选蒋介石为国民政府主席（南按：原主席林森已于这年8月1日去世）。

    11月23日，蒋介石以堂堂中国国家元首和世界级政治巨头的身份，出席了中、美、英三国首脑开罗会议。其间与罗斯福单独举行会谈，主要讨论中国领土被日本占领地区的归还问题。双方一致同意：东北三省、台湾及澎湖列岛在战后一律归还中国，琉球群岛由中美共管；日本天皇制要否维持应由日本人民自决；朝鲜的独立可予保障。

    12月3日，在抗日战争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史上著名的《开罗会议共同宣言》，于重庆、华盛顿、伦敦同时公布。也就在这一天，侵华日军为策应太平洋战场和印缅作战，以4个精锐师团的优势兵力攻占湖南常德。国民党守军第57师将士浴血奋战，终因寡不敌众，全师8529人仅321人突围而出，其余全部阵亡。4天之后，中国军队联合美国第十四航空队共同作战，一举夺回常德，围困中国整个西南地区的日军全线撤退。[2]

    1944年1月1日，蒋介石向全国军民发表广播讲话，指出中国的抗日战争胜利在望，中国国誉日隆，围攻并彻底打垮日寇，中国须担当主要任务云云。

    就在抗战曙光照亮东方地平线并向浩瀚辽阔的天际放射之时，风云突变，深感危在旦夕，即将全面崩盘的日本大本营，决定用尽最后一丝力气拼死一搏，打通大陆交通线，力争“一战而挽回颓丧之民心士气”，[3]死里求生。日本大本营制定的战略构想是，以黄河南岸之“霸王城”为基点，先征服平汉铁路之南半段，进而攻占长沙、衡阳、桂林、柳州以迄南宁，打通湘桂及粤汉两铁路线，全程共1400公里。这一作战构想，即抗战后期著名的“一号作战计划”。

    根据这一计划，在全面崩盘之前已经杀红了眼的日本小鬼，于4月初正式从北线发动攻势，先后发起豫中战役、长衡战役、桂柳战役等系列大规模决战。国民党军队在各个战场虽进行了顽强抵抗，但连连败绩。

    4月18日，集结在中原以冈村宁次为总指挥的万日军，开始向以蒋鼎文为第一战区司令长官的中国守军8个集团军近40万人展开攻击。日军攻势凌厉，所向披靡。国军连连败退，日失一城，日军前锋以锐不可当之势直逼豫中最后一座重镇——洛阳。按照日军大本营作战计划，攻陷豫中后继续西进，越过潼关，兵发西安，夺取宝鸡，然后顺川陕公路南下，直逼重庆这座战时陪都，如此中国必亡矣。为挫其锋锐，阻遏日军西进的步伐，蒋介石密令第一战区与日军交火一个月后，主力部队有计划地向西撤退至潼关一线布防。至5月25日，在37天的时间里，驻守豫中的国军丢失城池38座。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蒋鼎文指挥部所在地——洛阳，经过10余日的苦撑死守后终告失陷。城破之时，守城的三个师几乎牺牲殆尽，仅千余人突围而出。所幸的是，日军进至潼关一线，遇到了凭险驻守的第一战区官兵拼死抵抗，兵锋大挫，终未能越过潼关天险而进入关中大地，由宝鸡南下直逼重庆的战略计划遂宣告破灭。

《南渡北归2：北归》 第四章 山下旌旗在望 一号作战计划（2）

    日军虽在潼关受阻，但已攻占夺取了整个中原战略要地。自古兵家就有“得中国必先得中原”之妙论，只要日军在中原站稳脚跟，长衡、桂柳两大战役便有获胜可能，继而打通湘桂线，原制订的“第一号作战计划”可告完成，日本军队将由此得以新生，整个远东战局就有咸鱼翻身的可能。

    中原重镇洛阳陷落的第三天，即5月27日，日军分左、中、右三路对湖南省省会长沙展开围攻，先后调集万人，与整个湖南战场的第九战区薛岳部30万国民党军展开激战。

    6月16日，国民党守军伤亡惨重，力不能支，岳麓山失陷。18日，负责守卫长沙的第四军被日军包围，又遭敌机30余架轰炸扫射，终至“军心动摇，遂难掌握”，长沙城陷。第四军军长张德能收集该军残余1300余人突围而出，虽经薛岳解释战役经过，并有副参谋总长白崇禧请求从轻发落，张德能仍被满腹怒气的蒋介石下令枪决。

    攻陷长沙后，日军以其第二线兵团加入第一线作战，迅速南下，企图一举拿下衡阳，达到与桂境兵力会师的战略目的。面对危局，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总指挥部急速调兵遣将，分三路进行阻击，抗战史上最为惨烈的以衡阳为中心的剧战拉开了序幕。

    6月20日，中日双方在衡阳周边50公里的范围内，分别投入了30万与35万兵力，先于外线展开激战。至7月底，日军4个精锐师团相继逼近战略中心衡阳。国民党第九战区第十军方先觉部扼守衡阳，抵抗日军的猛烈进攻。此次衡阳之战，是抗战后期最大规模的一次会战，被蒋介石称之“有关于国家之存亡，民族之荣辱至大”[4]的最后一场生死之搏。日军大本营灯火通明，各级将官、参谋人员日夜研究、观注着这场战事，中国军民与各党派团体翘首以待，盼望国军用尽吃奶的力气也要顶住，千万不要被打趴压垮。身在陕北延安窑洞的中共领袖毛泽东在对这场大战给予热切关注的同时，又以一个卓越战略家的智慧与姿态高屋建瓴地指出：“衡阳的重要超过长沙，它是粤汉、湘桂两条铁路的联结点，又是西南公路网的中心，它的失守就意味着东南与西南的隔断，和西南大后方受到直接的军事威胁。衡阳的飞机场，是我国东南空军基地之间的中间联络站，它的失守就使辛苦经营的东南空军基地归于无用。”不仅如此，“衡阳位于湘江和耒水合流处，依靠这两条河可以集中湘省每年输出稻谷三千万石，还有极其丰富的矿产，于此集中，这些对大后方的军食民食和军事工业是极端重要的，它的失守会加深大后方的经济危机，反过来却给了敌人以‘以战养战’的可能性”。[5]

    正是缘于衡阳及其周边地区在军事中不可取代的重要战略地位，从武汉失守到1944年日军围攻衡阳，在将近6年的时间里，这一带战事作为中日交战的主战场曾未消停过。1939年中国十大战区，以湖南为主要战场的第九战区拥有最多兵力，极盛时达到54个步兵师，占全国总兵力的四分之一强。1939年至1945年抗战胜利这段时间，正面战场共有12次重量级大会战，分别是：第一次长沙会战、豫南会战、上高会战、枣宜会战、晋南会战、第二次长沙会战、第三次长沙会战、浙赣会战、鄂西会战、常德会战、豫湘桂大会战、老河口芷江会战。其中有6次大会战在湖南战区展开。七七事变之后，日军原定计划3月亡华，但仅湖南一地，国军就顶了5年之久，多次会战，日军始终未能越雷池一步，即此可见湖南战略地位之重要与国军高层对这一战区的重视程度与兵力之强。

《南渡北归2：北归》 第四章 山下旌旗在望 一号作战计划（3）

    此时驻守衡阳的国民党第十军，前身为黄埔教导团，北伐时代扩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三师，或称“老三师”，其将领分别为钱大钧、李玉堂、蒋超雄、方先觉、葛先才、周庆祥等，历届第十军军师长也多为“老三师”旧部。抗战军兴，第十军成为国民党五大主力之一，其特点是善于防御作战。抗战八年，第十军打硬仗的次数和展现的顽强斗志，并不亚于号称“虎贲”之师、“抗日铁军”的王牌第七十四军（抗战后整编为七十四师，师长张灵甫）。第十军最出色的一战是1941年年底至1942年年初，三战长沙中担任长沙守备任务的保卫战。时军长为黄埔一期生，号称“黄埔三杰”、“山东三李”（李仙洲、李延年、李玉堂）之一的李玉堂。当此之时，李的指挥部设在岳麓山前一个祠堂内，面对飞蝗一样围攻而来的日军，李镇定自若，从容指挥。一日中午，李玉堂在指挥部一手拿煎饼，一手用筷子夹食大头菜，忽有敌弹飞来，将眼前一个盛大葱和虾酱的咸菜罐子击得粉碎，李不为所动。转眼又一弹飞来，将筷子击为两截，李有点气愤地骂了一句“把他娘！”即用手抓大头菜吃。部下劝李更换指挥位置，李认为飞来的乃是流弹，无碍大局，终未搬迁指挥部。在李玉堂以身作则的感染下，第十军将士豪气凛然，于岳麓山和长沙城头与敌人展开血战，致使日军伤亡惨重。1942年1月1日，日军再度发动对长沙的进攻，第十军也抱定与长沙城共存亡的决心，连续与敌激战三昼夜不分胜负，日军调集大批飞机对长沙城守军实施连续长波次轰炸，守军伤亡惨重，日军占据上风。延至1月4日，奉命守卫长沙南门城外的第十军预十师三十团与攻城的敌人短兵相接，展开肉搏，一时血肉横飞。日军在飞机配合下，攻势凌厉，长沙城岌岌可危。黄埔四期出身、三十团团长郭先才上校见部下伤亡激增，情况危急，恐支持不到黄昏长沙就落入敌手，焦急中乃决定孤注一掷、拼死一搏，发动全团展开冲锋。一时间，十数支军号响起，全团官兵包括炊事兵、杂务兵、传令兵等一切勤杂人员全部投入冲锋与肉搏的行列中。军号声与喊杀声与全团官兵势将一死的浩然气势，使敌人大受惊吓，惊慌溃退，兄弟部队乘胜追击，长沙之危就此得解，第三次长沙大捷的序幕就此拉开。当晚，葛先才奉蒋委员长令晋升少将，军长李玉堂获颁青天白日勋章。1月5日，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上将下达了追击、堵击和截击溃退日军的命令，湘北大地顿时杀声四起，炮火连天，敌军以伤亡57000人（阵亡33941人）的惨重代价宣告此役败亡，中国军队就此书写了近代战争史上最为辉煌的一页。在整个长沙大捷中用命最甚、立功最大的第十军，获颁国军最高荣誉“飞虎旗”一面，被军事委员会命名为“泰山军”。

    第三次长沙大捷，第十军声名鹊起，军长李玉堂荣升第九战区兵团司令，第十军军长由原黄埔三期生、该部预十师师长方先觉接任，方的第十师师长一职由葛先才继任。此次守卫衡阳，正是方先觉统领的第十军。

    此时的第十军因此前参加常德保卫战遭到日军重创，原四师（第三师、第一九○师、预备第十师、暂编第五十四师）已折半，仅相当于两个师的兵力，共有万余人，属于久战疲惫之师。而日军围攻衡阳部队除第十一军4个师团，另有直属炮兵、化学部队等共计11万人，中日兵力比值为1ǎ绱诵獾谋Χ员龋谡隹谷照秸羰状纬鱿郑蛄苏庵疃嗟囊蛩兀獬≌秸黾恿艘幌盗行畈⑼可狭吮成省?/p>

《南渡北归2：北归》 第四章 山下旌旗在望 一号作战计划（4）

    按照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原定计划，国军主力布置在衡阳外围，以方先觉部万余人吸引日军倾全力前来攻城，只要方部扼守衡阳10天，最多两周，即有外围主力部队增援并成铁桶合围之势，里应外合，一举围歼来范之敌。

    日军大本营的作战方案是，倾第十一军团全部兵力围攻，于一日之内可攻陷衡阳。就在这作战命令下达时，老谋深算的第十一军团司令官横山勇，识破了中国军队高层的战略意图，未敢轻易发兵，只调集两个师团部分兵力3万余人作前锋，分波次向衡阳围攻，其他部队则负责阻击外围的国民党援军并伺机围歼国军主力。用横山勇的话说：“只要将敌人外围主力击破，衡阳守军得不到援军，在无补给之情况下，至其战力耗尽时，则不攻自破矣。”[6]既然中国原有的战略部署被日军破解，战争的进程也就出乎双方军事高层预料之外了。

    6月23日凌晨，衡阳攻防战正式打响，双方均以火炮为主猛击对方，日军主用重炮与野山炮，中方主用迫击炮，中间伴有其他武器交火与小范围、短时间的肉搏战。中国守军士气高涨，日本方面“负责攻城之两师团，鉴于长沙之攻占，已被他人捷足先登，功震全国，乃欲急起效尤，一时战志如云”。[7]两支强军狭路相逢，各怀战志，死拼硬磕，战斗持续了近一个月，双方伤亡重大，未分胜负，攻防双方皆拼全力支撑。多少年后，据方先觉对日本《产经新闻》记者古屋奎二说：“由于长期作战，医药品和食品缺乏，极感困苦。没有止血药剂，没有绷带，负伤官兵的伤口有发炎生蛆的现象。本来可以救治的官兵，很多都死亡了。我们给予敌人的打击也非常之大，每天可以望到敌阵在举行火葬的烟焰。整个衡阳城被死尸臭气所笼罩，实在是很悲惨。”[8]

    衡阳交战前，日军大本营拟定在一日之内攻占衡阳的战略成为泡影，事后被日军军史专家斥为“其必胜之信念，诚属可嘉；其庙算之粗率，罪无可逭”。[9]日军如此，中国军队同样陷入了因高层庙算不周而导致在旋涡中不能自拔。在苦战中勉力支撑的国民党守军日夜盼望的增援部队，因受日军外线阻击，行驱艰难，始终未能抵达衡阳城门。经过如此长时间的消耗，衡阳已成为一座内无粮草、外无救兵的孤城。而日军自7月下旬起，设在外线的兵站每夜仍可向衡阳前线官兵输送30～40吨的给养。面对此情，亲自指挥此次会战的中国最高统帅蒋介石意识到局势严峻，严令外线各军迅速攻击前进，以解衡阳之危。但在日军强大炮火与兵力阻击下，7月20日，国民党第六十二军进展至衡阳西南约7公里处，由西北增援之第七十九军亦距衡阳不过8公里处，受到敌人猛烈炮火的压制，而第十军于19日夜间派出向第六十二军方向接应的特务营也遭到日军伏击，全部阵亡。蒋介石预计穷一日之力，两军各向前推进5公里即可解衡阳之围，但这短短的5公里路程却如万水千山，计划始终未能贯彻，援军被迫停止。衡阳面临弹尽粮绝、城破有日的险恶处境。

    生死已到紧要关头，最后的决战即将开始。中日双方皆倾全力投入这场关乎国家存亡的攻守战。大海那边的日本天皇翘首以待，密切关注着这场千里之外的战事。日军大本营命令第十一军全力投入攻城之战，并调集炮兵、化学部队配合，以尽快拿下衡阳。正身患痢疾、身体衰弱、焦躁不安的日军横山勇中将认为时机已到，不再犹豫，集结第十三、四十五、五十八、六十八、一一六共5个师团，外加五十七旅团和重炮、化学部队共11万余众，向衡阳城围攻而来。面对日军的强悍攻势，国民党军事高层人员更加焦虑不安，皆以悲壮的心境注视着这场关乎民族安危的攻防战。

《南渡北归2：北归》 第四章 山下旌旗在望 一号作战计划（5）

    当此之时，美国派往中国战区担任战 区参谋长的史迪威将军，为争夺实际上的中国战区最高统帅权，进而支配、统治中国，不惜与蒋介石公开叫板争雄，并密电唆使罗斯福总统和一些政客，通过美国舆论向蒋使压，迫其就范，让蒋介石无条件交出中国军队的指挥大权。由于美国上层对蒋的施压和舆论对国民党军队的讥讽甚至诽谤，导致蒋介石与中国军队蒙受羞辱，国际地位大损，而“敌寇更恣意进攻，徒增我军民痛苦”。[10]在国势危于累卵的严峻时刻，衡阳之战的重要性就不只具有军事战略价值，更涉及政治及外交上的关键作用。如果衡阳防守能取得最后胜利，则政治外交将随之逆转；反之，将雪上加霜，后果不堪设想。7月20日，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军事忧惶，未足言危，而对美外交之颓势，实为精神上最大之打击。但果能邀天之福，军事获胜，则外交危机，亦可转安，万事皆在于己之尽力耳。”[11]

    衡阳之战不仅牵涉到中国一地之得失，而关乎华盛顿与尚在缅北指挥盟军攻击密支那日军的史迪威将军，更关乎整个远东战局与政治安稳。5天之后的7月25日，蒋介石取胜之心已变得极度迫切，不惜于暗夜中向天祈祷：“愿主赐我衡阳战事胜利，当在南岳顶峰建立大铁十字架一座以酬主恩也。”[12]纵观抗战八年，手握数百万大军的蒋委员长，经过了一次又一次劫难，但如此焦虑迫切之情，从未有过。令人万分遗憾的是，纵然他一日发出“十二道金牌”，援军仍无法打破日军的阻击线，衡阳解围仍是梦中之影。

    孤军守战，势难支撑的第十军军长方先觉仍不断发出急电，力陈所部将士面临的困难与险境：“本军固守衡阳，将近月余，幸我官兵忠勇用命，前赴后继，得以保全，但其中可歌可泣之事实与悲惨壮烈之牺牲，令人不敢追忆！”又说：“自昨三十日晨起，敌人猛攻不止，其惨烈之战斗，又在重演。危机隐伏，可想而知，非我怕敌，非我叫苦，我决不出衡阳！但事实如此，未敢隐瞒，免误大局。”[13]

    蒋介石在7月31日的日记中写道：“衡阳保卫战已一月有余，第十军官兵死伤已过十分之八，而衡阳屹立不撼。盖以衡阳之得失，其有关于国家之存亡，民族之荣辱者至大也。”[14]

    8月1日，日本第十一军司令官横山勇中将，佩戴“天照皇大神宫”神符，携随员乘侦察机三架由长沙飞抵衡阳机场，亲自指挥日军步兵、炮兵等兵种相当于七个师团的兵力联合作战，企图一举攻下衡阳，击溃方先觉部。

    8月2日，国民党增援部队按蒋的数次电令火速向衡阳推进，仍如携山搬家，无法突破日军封锁。无奈中，蒋介石动用飞机穿越敌人炮火向衡阳投下手谕，不许方先觉再发电请援，同时嘱其注意一死报国，内称：“我守衡官兵之牺牲与痛苦，以及迅速增援，早日解围之策励，无不心力交瘁，虽梦寐之间，不敢忽之。惟非常事业之成功，必须经非常之锻炼，而且必有非常之魔力，为之阻碍，以试炼其人之信心与决心之是否坚定与强固。此次衡阳得失，实为国家存亡攸关，决非普通之成败可比。自必经历不能想像之危险与牺牲，此等存亡大事，自有天命，惟必须吾人以不成功便成仁，惟有以死报国之决心以赴之，乃可有不惧一切，战胜魔力打破危险，完成最后胜利之大业，上帝必能保佑我衡阳守军最后之胜利与光荣。”[15]同时告之增援大军已“严督猛进”，严令第十军将士继续坚守勿退，力克敌军。

《南渡北归2：北归》 第四章 山下旌旗在望 一号作战计划（6）

    方先觉怀揣训令，苦苦支撑，艰难等待。几天过去，尽管心急如焚，望眼欲穿，仍是“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 ，连一个援兵的影子也没看到。

    8月4日晨，日军以重炮5门、野山炮50门和约五师团兵力向衡阳发起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总攻。按总指挥官横山勇的作战计划，预期可在一天之内，必下此城。但正如日本战史所述：“敌人之守将方先觉将军，为一号骁勇善战之虎将，其第十军之三个师，皆以必死之决心，负隅顽抗，寸土必守，其孤城奋战的精神，实令人敬仰。我第一日之全力猛攻，竟又被迫无效而终。亘四十余天之激战中，敌人尚无一卒向我投降，实为中日战争以来之珍闻，如非敌人在长期抗战中已逐步将游杂部队整编为正规军，则必系我军之两次挫败，使敌军坚定了必胜的信心！但我军之此次总攻，若不成功，将何以对陛下！何以见同胞！第十一军亦将永远沦为受人卑视的境遇。责任心荣誉感之所驱，全军将士犹如强攻旅顺要塞之乃木军（南按：指1904年日俄战争时期之日军），生死不顾，用肉体径向敌人之阵地硬拼。”[16]从这则记载可以看出，此时已杀红了眼的日军同样只能进不能退，遂决定孤注一掷，来一个鱼死网破的最后决战。

    8月6日，中日双方经过激烈的争夺拼杀，强悍的日军第五十八师团作凭借熟练的攻坚经验，终于突破衡阳城北一角，并迅速以一部突入市街。在敌机猛烈轰炸下，守军阵地几夷为平地，阵地官兵与攻入之敌展开近战与肉搏，血战不久全部战死。日军乘势以精锐之师向城内第十军指挥部所在地——中央银行急速进击，守城官兵再度与日军展开大规模巷战与肉搏，衡阳顿成一座鲜血喷溅的血城，第十军无一人不参加近战与白刃格斗，无论是炊事员还勤杂兵，都抡着菜刀与烧火棍进入战场竭力拼杀，惨烈的肉搏持续了两个昼夜又半天之久。

    8月7日，日军调集重炮、野山炮百余门齐向衡阳城猛烈射击，横山勇再度下令强行总攻，欲一举攻克城池。蒋介石深知衡阳战况已到生死存亡、千钧一发之际，特督令援军战车部队急进增援，并电第十军告以“援军明日必到衡阳，决不延误”。延至下午3时，衡阳城内仍不见援军到达，此时守军支撑已到极限，方先觉在征求手下几位高级将领的意见后，向蒋介石发出了最后一份电报：

    敌人今晨由北城突入以后，即在城内展开巷战，我官兵伤亡殆尽，刻再无兵可资堵击，职等誓以一死报党国，勉尽军人天职，决不负钧座平生培育之至意。此电恐为最后一电，来生再见。

    职?方先觉率参谋长孙鸣玉，师长周庆祥、葛先才、容有略、饶少伟同叩[17]

    电报发出后，方先觉巡视部队已过，回到指挥部决心自戕，当手枪对准太阳穴之际，两个副官扑上来把枪打掉，众皆悲泣，一面组织伤兵残将继续阻击，一面仍幻想有天兵突降，挽狂澜于既倒。

    蒋介石通过空军侦知衡阳城已岌岌可危，约晚7时接到方先觉发来的电文，悲怆中几乎晕倒。于绝望中，口述“祝上帝保佑你们”[18]七字电文，而后一声长叹，整个身子靠在椅背上，头偏于一旁，无力地闭上眼睛不再言语。站在蒋介石一边的侍从室第六组组长兼军统局帮办唐纵，在当天的日记中记载，六组首接方先觉来电，“读后不禁暗然神伤，热泪夺眶！查衡阳自六月二十六日敌军迫城至本月八日止，达四十四天，我援军始终不能攻达衡城，致守城士兵全军玉碎，痛叹无已！”[19]

《南渡北归2：北归》 第四章 山下旌旗在望 一号作战计划（7）

    另据《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记述：

    迄黄昏时据空军侦察回报：“城西北角似有战事，其他符号则仍指向西南，表示敌正进攻中云。”公于研判后自记曰：“综核各报，城北一部虽被敌攻破，但其范围未曾扩大，尚非绝望之局，只有督促援军，明日能如期急进，以势论之，此次战车之参战，应可如期成功也。”是夜公起床祷告凡三次几未入眠也。

    八月八日，公以衡阳会战守军苦斗至此历时凡四十七昼夜，故于凌晨四时即起默祷能转危为安。至五时犹得衡阳电讯，拒十五分钟之后电讯中断，自此即绝不复通矣！旋于十时许犹接空军侦察报告：“衡阳城内已不见人迹。”于是乃确知衡阳已陷矣。公因自记所感曰：“悲痛之切实为从来所未有也。”[20]

    衡阳攻守战，国民党第十军以万人的劣势兵力，与11万日军相抗，坚守孤城47天，在仅2平方公里的战场上，数度肉搏，以死伤万人，亡7000余人，军长方先觉以下参谋长、四师长被俘的代价，致敌死伤7万余众，其中万人被击毙， 日军六十八师团师团长佐久间中将于此役被击毙，五十七旅团长吉摩源吉少将，被迫击炮弹自腹部贯穿而亡。[21] 衡阳之战，是抗战史上最惨烈的剧战，尽管打出了第十军全军覆没的悲剧，衡阳最终失手，但同样打出了中国军队在抗日战争中防御作战独一无二的巅峰，也是少有的在一次战役中，日军伤亡人数大大高于中方的一次大战，如此大小悬殊的比率，在世界战争史上极为罕见。日本战史把此次战役称为“中日八年作战中，唯一苦难而值得纪念的攻城之战”，其“牺牲之大，令人惊骇。”[22]也正是由于此次衡阳久攻不下与官兵伤亡惨重，引起日本军政两界及社会舆论对东条英机内阁的痛责。在群起声讨中，东条内阁于7月18日倒台散架。纵观抗战八年，真正血火交织的死打硬拼之战，自淞沪始，以衡阳终，其间不过数场而已。

    日军大本营对攻占衡阳“如释重负，对尔后之作战，则一面规诫横山加强整补，勿再急进，一面考虑于中秋节前后，再向次一目标——桂林——发动攻击，并立即以新兵十万，拨补予第十一军”。[23]

    随着战略中心衡阳陷落，湖湘一线的国军全面崩溃，导致广西失去了重要屏障。日军趁机调集优势兵力，与西南战区的日军遥相呼应，南北夹击，在很短的时间内，南线军事重镇桂林、柳州、南宁以及广东、福建部分军事要塞相继失陷，中国军队损失兵力60余万。此后不久，日本中国派遣军和驻东南亚的南方军，在广西南部胜利会师，从而打通了中国内地通往越南的大陆交通运输动脉，完成了日军大本营拟订的“一号作战计划”。这一战略计划的成功，极大地鼓舞了日军士气和野心，认为：“一号作战的显赫成果，可以说是使当时陷于凄惨不利战局中的日本，微微见到一线光明。”[24]

    ◎?一寸山河一寸血

    就在柳州沦陷之时，骄悍的日军一部北进贵州，进攻黔南重镇独山，威胁贵阳，震动重庆，世界各方的焦点都骤然投向远东战场上的核心——中国大陆东南地区。中外许多军事战略家和观察家指出：由于长江三峡的险峻与沿途布置、修筑的军事工事，使日军当年打到湖北宜昌后，主动放弃了穿越三峡继续西进的作战计划。因为当时的广东韶关等地还在中国军队手中，日本沿长江一线孤军深入，不但要冒很大的军事风险，而且要付出惨重代价，单独突破陪都重庆在战略上没有多大的实际意义。因此，日军处于战略上的考虑，在三峡地区没有策划大规模进攻，其间对三峡一线的轰炸并不是为大举进攻作准备，只是作震慑性的骚扰。但当日本军队此次完成“一号作战计划”，打通大陆交通线的时候，便有了进攻重庆，占领整个西南地区，切断唯一的外援通道——滇缅公路，从而达到全面征服中国的目的。为完成这一“宏伟的计划与梦想”，日军经过多方考证权衡，选择的进攻方向就是贵州的独山。

《南渡北归2：北归》 第四章 山下旌旗在望 一号作战计划（8）

    独山被日军占领，如同一把锋利的尖刀，从侧部刺向中国的软肋。且这尖刀如同狂飙突降，来势凶猛迅疾，难以抵挡，中华民族又一次面临覆亡的危险。凶讯传出，举国皆惊，一时人心惶惶，感到又一次大难临头。国民政府召开紧急会议，商讨放弃重庆，迁都西昌或大西北的计划。

    就在日本大军迫近，即将饮马川江之际，10月11日至14日，蒋介石在重庆召集国民政府党政军各界大员、各省市政府要人、各级三民主义青年团负责人及教育界人士150余人，举行“发动知识青年从军会议”，讨论知识青年从军方案，决定成立知识青年从军委员会，指定张伯苓、莫德惠、何应钦、白崇禧、陈立夫、张厉生、周钟岳、顾毓琇、谷正纲、张治中、康泽等为委员。会议决定从全国各地招募10万名知识青年编成新军，投入战场。蒋介石亲自指定蒋经国、蒋纬国两个儿子加入青年军，共赴国难。

    消息很快在全国范围内传播开来，《中央日报》、中央广播电台等新闻媒体开始配合这一计划高声鼓噪。诸如“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兵”“国家第一，民族至上”“军事第一，军人第一”“国破家亡君何在”“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等宣传口号，连篇累牍地见诸报刊、广播。迫于外敌压力与舆论盅惑，各地知识青年特别是各高校师生经过短暂彷徨、观望之后，终于被调动起来，加入了青年军的行列，但在精神、气势上明显不能和第一次报名参军相比拟了。据时任西南联大文学院长、哲学教授冯友兰回忆：“国民党政府的这个措施，如果是在抗战初期，学生们是会争先恐后报名参加的；可是在这个时候，学生们对于抗战最后胜利的信心虽然没有动摇，但是对于国民党政府的幻想已经破灭了，对于青年军的报名疑虑很多，观望不前。当时的教育部为各大学分配了名额，规定了指标。联大的常委会慌了，于是召开动员大会，请教授们向学生劝说。我的发言大意说，抗战已经进行这几年了，以前国家、政府不征发高中以上的学生，实行免役，这是因为当时没有新式武器，还用不着有科技训练的人。现在美国送新式武器来了（南按：此时美国已开始在武器装备方面援华，用于中国本土和缅甸战场），正需要有科技训练的人去使用。如果有科技训练的青年不去从军，叫谁使用呢？这个仗以后怎么打呢？闻一多发言最突出，大意说，现在我们在政治上受压迫，说话也没有人听，这是因为我们手里没有枪。现在有人给我们送枪，这是一个最好的机会。不管怎么样，我们要先把枪接过来，拿在手里，谁要反对我们，我们就先向他下手。这次会开得很热烈。散会以后，我走出校门，看见有人正在那里贴大字报，反对报名从军。我心里很气愤，走上前去，把大字报撕了，并且说，我怀疑这张大字报是中国人写的。这次动员会开过以后，学生报名从军的多起来了，不过几天就超过了指标。”又说：“青年军成立了，蒋介石派霍揆彰到昆明主持训练。后来又把青年军开到印度，接受美国运来的武器，就地训练。到1945年日本就投降了，青年军并没有开到前线和日本作战。”[25]

    冯氏之说有些含含糊糊，也可以说是意味深长。事实上，西南联大当时的情形远没有如此简单。

《南渡北归2：北归》 第四章 山下旌旗在望 一号作战计划（9）

    闻一多原是最不赞成学生从军的教授，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有人倡导学生从军，闻氏反对，早些时候他曾对北平艺专的学生说：“一个学生的价值远高于一个兵士的价值，学生报国，应该从事更艰深的工作才对。”[26]按他的观点，学生参军是浪费人才，并认为学生乃民族文化精神的传人，肩负着民族复兴与未来发展的重大历史使命，多保留几个读书种子，让他们的脑袋留在教室、实验室或研究室，俯下身来做学问或科学研究，比把脑袋别在裤腰间出没于血肉横飞、人头乱滚的战场，意义要大得多，对民族整体的贡献，也比军人伟大得多。如果没有科学文化精英的存在，单靠军人是不可能拯救中华民族危亡的，更谈不到伟大的民族复兴云云。当民族危亡迫在眉睫，国民党腐败日重日深之时，闻一多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政治观点发生突变，又一度产生了以学生兵作为新生力量，来改造国民党这支旧式封建军队的短暂幻想，认为青年学生们从军不仅是必要的，也是必需的。就在日军即将实现“一号作战计划”，打通大陆交通线，攻占独山的前夜，在一次由驻昆国民党第五军军长邱清泉主持召开的时事讨论会上，闻一多曾激愤地说道：“盟军各个战场，现在都在收复失地，只有我们还在继续失地！这样的政府，这样的军队要它何用？”未久，他在课堂上讲到国际国内战争形势，及国民党军方的腐败无能，慷慨陈词：“这样的政府，这样的军队，已经到了非改造不可的地步了！”[27]从这个时候开始，闻氏一改过去的态度，积极呼吁青年学生们参军报国。

    当学生们报名应征入伍，即将离开西南联大时，在欢送会上，闻一多要求学生日后不要成为骑在人民头上耀武扬威的军阀与官僚老爷，而要积极参与改造这支旧军队，使之成为具有国际水准的现代化军队和国家依仗的真正栋梁等。遗憾的是，闻氏只是一相情愿，历史告诉世人的，不但这些年轻学子未能改变这支旧式军队的模式，自己的鲜活生命与满腔热情连同那美丽的梦想，也一同被这支军队有形无形的巨轮碾得粉碎，由此演化成为一个时代的悲剧。

    面对风起云涌的国际国内局势，作为西南联大实际主持工作的梅贻琦，极其清醒、沉着地驾驭了政局。从联大保存下来的材料看，在几次征召入伍的鼓噪声中，梅贻琦从来没有主动要求教师或研究生弃学从军，整个西南联大的从军者，大都是本科以下学历的青年学生。即使在这类学生中，梅贻琦亦尽可能地保留下一批最有希望的读书种子，使人文特别是科学知识结构不至于出现断层或后继无人，如理科方面的杨振宁、黄昆、唐敖庆、郝诒纯等一批经过严格筛选的优秀学子，均被完整地保存于清华研究生院中。而李政道、邓稼先等稍年轻的学术苗子，也无一例外地被保留了下来。这一大批学人为日后为中华民族振兴以及世界人类科学的进步作出了杰出贡献。

    当然，若有教师与研究生主动请求从军，梅贻琦亦不加阻拦，任其自便，他自己的一儿一女就先后从联大应征入伍。女儿梅祖彤加入国际救护组织，为抗战效力。梅贻琦的独子，当时就读于西南联大水利工程系二年级的梅祖彦， 于1943年11月决定弃学从军。梅贻琦认为当时国家形势动荡，能在大学读书，机会难得，希望儿子把学业完成再作决定，报效国家的机会以后还有很多。但儿子去意已决，梅未阻拦。当时许多人认为，梅祖彦入伍之后会投奔他的姨夫——国民党名将卫立煌担任总司令的滇西远征军任职，并依靠卫的关系得到照顾和升迁。梅祖彦却出人意料地投奔了并没有人际关系的空军部队当了一名普通的翻译员，直到战争结束一年后的9月，译员工作结束，才遵照美国军方的安排到美国麻州WPI复学，插入机械系二年级继续学业。

《南渡北归2：北归》 第四章 山下旌旗在望 一号作战计划（10）

    与西南联大略有不同的是，地处川南长江上游李庄的同济大学，则对此次青年从军保持高涨的热情。据后来赴台湾的同济学生王奂若回忆：“当年重庆市及四川、云、贵各地中学生知识青年投笔从戎者风起云涌，热潮所至，如江水之奔腾，不可遏止。位于四川宜宾李庄的同济同学纷纷响应，于纪念周会上举行从军签名仪式时，鼓声频传，个个摩拳擦掌，怒发冲冠，热血沸腾。同济同学当时签名者达六百余人之多，约占全校三分之一人数，为全国院校从军人数之冠（未签名者多因体弱多病受师长劝阻）。当年，留在同济的德人教授看到这种阵势，都感动得热泪盈眶，伸出大拇指叫好，并高呼‘中国不会亡’！（Republic China ist nicht gestorben）‘中国一定强’！(Republic China muss sich st?rcken)”[28]

    除学生外，同济大学报名者还有几位青年教师，其中一位刚从德国回归的工学博士杨宝林教授也踊跃加入了报名队伍，当时的《中央日报》《扫荡报》等主流媒体，都进行了大篇幅的报道宣传，在全国引起了不小的轰动，。

    就在同济大学报名参军掀起热潮之际，正在重庆办理公务的傅斯年匆匆赶回李庄召集会议，动员史语所青年研究人员报名参军。在傅斯年看来，国难临头，树立国民的健全人格，守土抗战乃整个民族最为急需的责任和使命。遥想1935年，日本策动“华北特殊化”。时任冀察政务委员的萧振瀛招待北平教育界名人，企图劝说就范。出席招待会的傅斯年闻言拍案而起，当即斥责萧氏卖国求荣，表示坚决反对，誓死不屈。据当年参与此事的陶希圣回忆说：“孟真在萧振瀛的招待会上，悲愤的壮烈的反对华北特殊化，这一号召，震动了北平的教育界，发起了‘一二·九’运动。北京大学同仁在激昂慷慨的气氛中，开了大会，共同宣誓不南迁，不屈服；只要在北平一天，仍然作二十年的打算，坚持到最后一分钟。”[29]自此，整个北平的混沌空气为之一变。

    也就在这一年，傅斯年夫人俞大綵怀有身孕，孩子尚未出生，就预先起了个傅仁轨的名字。按傅氏家族的辈分，自傅斯年以下皆以“乐”字相排，如一直跟随傅斯年读书、工作的傅乐成、傅乐焕、傅乐淑等同族兄妹，即沿用其例。傅斯年为自己的孩子命名而打破常规，并非诸如“破四旧，立四新”式的故弄玄虚或标新立异，而是另有深刻的寓意。据罗家伦回忆：“说到聪明的孩子仁轨的命名，确有一件可纪念的事，有一天孟真对我说，我的太太快要生孩子了，若生的是一个男孩，我要叫他做仁轨。我一时脑筋转不过来，问他说，为什么？他说，你枉费学历史，你忘了中国第一个能在朝鲜对日本兵打歼灭战的，就是唐朝的刘仁轨吗？从这种史迹上，预先为儿子命名，他内心所蕴藏的是多么强烈的国家民族意识。”[30]傅斯年认为，中国之抗战需从每一个有良知有骨气的人做起，政府与统治集团和无数的既得利益者醉生梦死，使广大民众失望绝望，但人民自身可望到别处，“浅看来是绝望，深看来是大有希望。这希望不在天国，不在未来，而在我们的一身之内”。[31]同时又清醒地意识到“中国人之力量，在三四万万农民的潜在力，而不在大城市的统治者及领袖。中国的命运，在死里求生，不在贪生而就死”，“三千年的历史告诉我们，中华民族是灭不了的，而且没有今日天造地昧这形势，民族是复兴不来的”。[32]傅氏对民族抗战与复兴力量的认知，确是高瞻远瞩又细察分毫，准确地参透了中国的病根，把住了胜败的命脉，昔当时大多数党国大员与自誉为高等华人，甚至包括最高领袖蒋介石在内，都没有真正认识到内中的玄机奥妙，或已有意识但又从心理上不予承认并加深隔阂。倒是处于弱小地位的共产党较早地参破了这一玄机并加以利用，日后国共交锋的胜负与不同的命运归宿，也因此而注定——这是傅斯年的过人之处，也是他倾全力维护的国民党政府的一个悲剧。

《南渡北归2：北归》 第四章 山下旌旗在望 一号作战计划（11）

    1943年年初，傅斯年的侄子（傅斯严之子、傅乐成之弟）傅乐德欲报名参军，傅斯年表示支持，不久，傅乐德随青年远征军赴印度北部战场与日军作战。得此消息，傅斯年特别去信勉励道：“你这次从军，实在是好事。此时青年总当以爱国第一，立起志气来，做于国家有益的事。我们这一辈的，太多自暴自弃，或者懒惰无能，把这样的局面交给你们一辈的手中，实在惭愧！只盼中国在你们这一代的手中，成一个近代化的安乐国家。”[33]作为一个对国家民族具有深切使命感的长辈，在自谦的同时，字里行间透视着对这位侄子及新一代中国青年热切的期待。

    1944年夏秋，日军为实现“一号作战计划”围困湘中重镇衡阳。在异常酷烈的战事中，国民党精锐方先觉第十军全军覆没，其他战场的国军也连连丧师失地。消息传到李庄，傅斯年心情异常沉重，在泥墙土屋的孤灯下，他展纸研墨，为9岁的儿子傅仁轨书南宋著名爱国将领文天祥《正气歌》、《衣带赞》诸诗，并题跋曰：“其日习数行，期以成诵，今所不解，稍长必求其解。念兹在兹，做人之道，发轨于是，立基于是。若不能看破生死，则必为生死所困，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矣。” [34]

    当年文天祥被俘就义前，曾在衣带中藏有诗文，被后人称为《衣带赞》，其中有“读圣贤书，所学何事”两句，傅斯年经常借以自勉自励。而《衣带赞》开篇即说“孔曰成仁，孟曰取义”，即孔子所说的“杀身以成仁”，孟子所言“舍生以取义”两句。傅在题跋中所书“ （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则是孟子的名句。可见此时的傅斯年对于孔孟两位大贤立身为人之道信守不渝，虽名为幼小的儿子题书，实乃面对严酷的现实，借古喻今，抒发自己对古代仁人志士的崇敬之情，以及为维护民族大义保持个人节操不惜以身殉道的精神气概。

    令傅斯年略为遗憾的是，当他在李庄史语所会议上鼓动青年学者们从军时，竟出乎意料地没有一人响应。傅见此情景，进一步鼓动道：“你们现在不参军，将来抗战结束后，你们的儿女要问你们，爸爸，你在抗日战争中做了些什么？你们将怎么回答呢？”这暗含激将之法，极富煽动性的言辞，仍然没有在众位青年心中引起波澜，其尴尬的局面，令傅斯年有些不快。静默一阵，傅氏没有再强行让对方表态，只是说了句“这样的大事也不是一时就可决定得了的，大家回去再好好想想吧”。[35]言毕宣布散会，自此再也没召集会议提及入伍当兵之事了。

    或许由于研究历史的缘故，或是经过无数风雨的吹打历练，此时史语所的青年学者们对政治和国民政府的腐败，以及政客们的所作所为有了较为明晰的理解，已完全不同于同济大学的学生，甚或书呆子博士如杨宝琳者那样幼稚了。他们对国家民族前途，心中自有一番更合乎现实，更经得起实践检验的预见性方略。而这一切，傅斯年早已心知肚明，只是不便摆到桌面上加以提出讨论，各自心照不宣罢了。

    ◎?江水无语东流去

    就在傅斯年劝说史语所青年人员参军的时候，在李庄板栗坳大山那边上坝月亮田中国营造社的土屋里，身体尚未康复的林徽因正伏案写着一首叫做《刺耳的悲歌》的诗行，她在诗中以悲怆的笔调抨击了那些被战时后方艰苦、暗淡的生活腐蚀了意志，因而动摇、彷徨，看见别人做了高官、发了国难财而眼红心跳，甚至不惜放弃学术事业，奔走豪门，投机钻营，溜须拍马，一门心思梦想升官发财的青年人。同时，透过阴湿的格子小窗，林徽因仿佛窥视到在那可见的天际，又飘浮起内战的乌云。为此，她强烈地抨击了国民政府不怀好意，借青年知识分子的爱国热情，骗取他们去参加所谓的“青年军”，名义上共赴国难，参加抗日，实则准备暗中对付共产党，为打内战积蓄新生力量的卑鄙伎俩。——国民政府这一深含不露的阴谋，尚来以眼观六路，耳听八方，聪明绝顶如傅斯年者，自然深知个中况味。[36]而他手下的青年学者们，自然也不糊涂，只是在这一阴谋面前各自装作糊涂地保持了沉默而已。

《南渡北归2：北归》 第四章 山下旌旗在望 一号作战计划（12）

    沉默的青年学者们没有想到，政府这一假公济私的阴谋，被蛰居在偏僻小镇中另一个醒着的才女林徽因以诗的形式披露出来，从而给世人留下了一个先知先觉的神奇印象。据梁从诫晚年回忆说：这是林徽因一生中所写的唯一一首政治诗，“抗战后国民党利用‘青年军’镇压学生运动，打内战，证明了母亲这个‘不问政治’的人政治敏感性”。[37]后来的事实大多证明了林徽因眼光锐利，政治敏感性的正确——当然，真正的悲剧是林徽因此时没有想到的，有些意外插曲也超出了她想象的范围，如吴金鼎的参军即是一例。

    吴金鼎是在傅斯年开过征召会议一个星期之后，突然主动提出参军抗战的。这一举动令熟悉他的同事和朋友都大吃一惊，但吴氏还是决意把夫人王介忱留在李庄，独自一人提着背包悄悄地随“青年军”远去——尽管43岁的他此时已不再是青年。

    作为一名留学海外的博士与成就斐然的考古学家，吴金鼎的半路“出家”，给后人特别是研究考古学史的史家留下了一串不解之谜。由于留存的材料稀少，加之吴氏本人离开李庄5年之后便撒手人寰，使他这次投笔从戎的心境和缘由更显得扑朔迷离。不过，既然他生活在李庄知识分子的群体之间，且本身还是一个颇有些名声的大字号“海龟”，总要在流逝的岁月中遗下一些稀疏的印痕。

    1942年12月23日，傅斯年在李庄致信重庆中央研究院总干事叶企孙，讨论聘请夏鼐由中央博物院转到史语所工作事宜。当时夏鼐正在家乡温州休假，傅斯年曾托中央博物院总干事曾昭燏致函夏，促其早返。傅在致叶企孙的信中说道：

    一、夏鼐之学问前途甚大，本所早有意聘他。但博物院亦重视之（济之前云，既要我办博物院，我也要留个好的）。去年（三十年）1月，博物院闹穷，弟正在李庄（病前），对济之云“可拔一位过来，自郭子衡至王孤钾，随济之意，你我看夏鼐最好，不过仍由兄决定”。济之决定拔吴金鼎过来。

    二、为考古组前途人才计，本所目下应该请他。

    三、本所经费，用得超过。弟久怀疾戾，此时不敢提请大薪水之人（要来当为副研究员，其薪当在三百以上），而路费浩大，亦一问题也。

    有此情形，故乞兄直接与济之商定，至感！[38]

    这封信除说明无论是李济还是傅斯年，对夏鼐的才学和为人处事能力格外看重，同样透露出吴金鼎由中央博物院转到史语所，是李济的安排，并非傅斯年的本意。尽管吴与傅均是山东老乡，且吴氏在城子崖的发现、发掘中作出了重大贡献，但在傅的心中，吴的学问与处事能力依然没法与江南才子夏鼐相匹敌，多少有些轻视意味。李济的心思与傅斯年不同，尽管后来李曾不止一次地对人说过：“自己认为生平有两个在考古学方面最得意的学生，一个是夏鼐，一个是张光直(南按：张乃李济赴台后台湾大学的学生）。”[39]但此时李济还是一直把吴氏作为自己学术上的继承人来看待和栽培的，这从中央博物院在李庄期间共进行了彭山崖墓与后来成都琴台永陵两次大型田野考古发掘，全为吴金鼎一人所主持即可证明。那么，吴离开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又作何解释？据说，李济当时之所以推荐吴金鼎入主史语所，并不是对吴的看轻，相反则是寄予了一片希望的。由于李济担任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主任兼史语所考古组主任职，身心俱疲，研究工作大受影响。自云南昆明时代起，李就把主要精力放到研究殷墟出土的陶片上，且有过多次实验并小有斩获。而吴金鼎正是研究陶片的专家，对城子崖与殷墟出土物非常熟悉，此去史语所考古组，正好接替李济难以顾及的一摊儿，把研究工作继续做下去。至于彭山发掘的器物，已有中央博物院的曾昭燏、赵青芳等青年才俊予以整理。而继彭山汉墓之后发掘的震动中外的中国首座帝王陵墓——成都琴台永陵之器物，则大部分留在了四川省博物馆，运到李庄的只是一小部分［南按：1943年春，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吴金鼎、王文林，与中央博物院筹备处王天木（振铎）以及中国营造学社的莫宗江、卢绳等专家学者，与四川博物馆冯汉骥等人合作，对成都市内传说的“抚琴台”进行了第二期考古发掘，至9月方告结束。发掘出土的王建石像、谥宝、玉大带、玉册等稀世文物证明，“抚琴台”正是令历代古物学家与考古学家苦苦追寻而不得的五代前蜀皇帝王建的永陵］。[40]如此安排，吴金鼎虽以史语所人员的名义工作，但可兼顾两边，共同作为课题研究。可惜事情没有李济想的那么简单。

《南渡北归2：北归》 第四章 山下旌旗在望 一号作战计划（13）

    夏鼐接受召唤，匆匆结束了休假生活，自温州老家返回李庄，协助李济为即将开幕的中央博物院筹备处首次在重庆公开展览会撰写的《远古石器浅说》初稿做进一步的加工润色工作。其间，夏鼐“毫不客气地对原稿提出了近四十处大小修改意见。李济在该稿付印前曾参考夏的意见，并接受了其中多处意见对原稿作了修改。由此也可以看出他们师生之间的学术情谊是不一般的”。[41]从李济之子李光谟这段记述中可以看出，除了夏与李不一般的师生情谊外，亦可见夏“该出手时就出手”的老练、成熟、雷厉风行的工作作风和高超的处事能力。正是这种别人难以企及的特点，才得到了李济与傅斯年的共同赏识。而夏鼐本人也在1948年那个风雨飘摇的年代里，当傅斯年赴美治病时，以年轻的身躯挑起了代理史语所所长的重担。

    1942年10月，夏鼐受傅斯年之聘由中央博物院转入史语所考古组工作，职衔为副研究员。1944年2月，夏鼐代表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参加了与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北大文科研究所等单位合组的西北科学考察团离开李庄，对河西走廊和敦煌附近进行将近两年的科学考察。吴金鼎因其间代表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主持发掘成都琴台永陵王建墓，一直延续到1944年年初才正式由中央博物院筹备处转入史语所考古组工作。非常不幸的是，由于傅斯年对其轻视，加之各方面复杂的人际关系，吴没能像他的学弟夏鼐一样被冠以副研究员的职位，只弄了一个“技正”的帽子戴在头上，而在科研机构，研究人员属于正牌，“技正”却是技术人员与管理人员同类，几近于最为低级的勤杂人员。1942年10月21日，傅斯年在向中央研究院提交的《工作报告》中就明确注明：“本所设所长一人，研究员、副研究员各若干人，研究员及副研究员分专任与兼任。另设通信研究员若干人……此外，并设助理研究员及助理员各若干人，其不属于研究人员者，则有技正、技士、技佐、管理员、事务员及书记。”[42]当时整个史语所属于正式的研究人员总数达30人，除陈寅恪属于兼任外，其他29人全为专任。而堂堂的留英博士吴金鼎却不在此列，只能与戴着非研究人员所有的一顶号曰“技正”的白皮小帽，混迹于二、三流的勤杂人员行列。在一贯重视儒家所谓“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传统中国知识分子看来，这个“技正”的头衔，无论怎样掩饰和打扮，内在的含金量与外部的光芒，都无法与研究员这一“顶戴”相提并论。

    事实上，就当时的薪水论，史语所的研究员月薪500元，而“技正”是技术人员中最高的职衔，月薪只有400元，这就是说，吴金鼎的晋升之路已被堵死，一辈子不可能拿到与研究员同样的薪水了。于是，吴把这一待遇自然地看做傅斯年故意对自己的污辱与轻慢，从而对傅大为不满并滋生了怨恨之情。山东人固有的倔犟、偏执性格与心中的郁闷，使吴金鼎渐渐产生了抛下自己的研究事业，离开这块令人不快的是非之地，索性一走了之的念头。当时吴金鼎正整理编写成都琴台永陵发掘报告，经过反复思考，借政府决定招收知识青年入伍抗日的契机，终于作出了令傅斯年、李济以及所有相识者都始料不及的抉择，并不顾众人一再劝说挽留，怀着“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的悲愤心情，于这年年底背着正在编写的半部成都琴台永陵王建墓发掘报告草稿，在黎明的苍茫夜色中，顶着漫天风雪孤独而凄凉地踏上了前途未卜的旅程。

《南渡北归2：北归》 第四章 山下旌旗在望 一号作战计划（14）

    1945年年初，按照蒋介石指令，号称由10万知识分子组成的青年军，在短暂集中后编成9个师，以原缅甸远征军总司令罗卓英担任训练总监，蒋经国为军政治部主任，负责行政上的实际领导职责。青年军的组建，为蒋经国步入军队高层系统并执掌军权打开了一条宽敞的通道。

    按照国防委员会频布的命令，征召的青年军各师、团分别在四川、陕西、贵州、云南、江西、福建等6个不同地区整训。自1945年1月1日起，四川省从军的知识青年陆续集中，分批乘专车赴泸县军营整编。直到8月初，同济大学参军的300多人，才开赴泸县203 师受训。

    此时，中国军队的人格教育和兵制教育，依旧沿袭清末新军的老套路，即靠湘勇起家的曾国藩外加“军阀王国的始祖”、日本山县有朋的训导模式。而这个时候的中国文人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继五四运动之后已发生了巨大变革，民主、自由等思想已融入青年学生的血液之中，并成为学子们为之追求的理想和人生行动的目标。两种截然不同的思想文化和教育方式，在旧式军人与新生代学生军之间产生了剧烈碰撞与对立，这种隔膜与对立，就不可避免地为从军学生的个人悲剧埋下了伏笔。

    早在1940年，一些满怀爱国热情投笔从戎的青年学生，加入了国民党在重庆綦江举办的战时干部训练团。其间，有学生兵开始公开传阅有共产倾向的另类书籍，鼓吹联合抗日，并与一些旧式军官在思想和行为方式上发生了冲突。面对这一情形，黄埔一期生、时任战干团教育长的桂永清大为震怒，强行下令逮捕了上百名“造反”与“滋事”的学生兵，除了拉到郊外枪杀外，对几名带头滋事的所谓头头，分别挖坑活埋，这一残酷的杀戮酿成了震惊全国的“綦江惨案”。虽然在全国民众一片愤怒声讨中，桂永清遭到了革职处分，但不久即转赴德国出任武官。再之后，又相继获得了国民党海军总司令、陆海空三军总参谋长、一级上将等高职显爵。

    1944年夏秋征召的所谓10万青年军，同样免不了这一悲惨的厄运。同济出身的学生兵有一位名黄克鲁者，在泸州整训期间，亲眼目睹了通讯营营长贪污腐败的行径，大感不平，以傅斯年经常挂在嘴边的名言“读圣贤书，所学何事”，以及范仲淹老先生“先天下之忧而忧”的士大夫姿态出面制止，竟被对方当场扇了两个耳光，然后命人一顿拳脚打翻在地，拖进一间黑屋子关了禁闭。另一位同济出身的学生兵名蓝文正，在集训时不服从长官的口令，并以“位卑未敢忘忧国”之类的豪言壮语予以顶撞。长官怒不可遏，当场下令将其拉出训练场，就地枪决了事。同济医学院出身的学生兵许耀祖，因受不了法西斯式的军事专制和特务统治，几次逃跑未果，在一次次响亮的耳光与枪托敲打的哀号声中，最终导致精神失常，整日叫喊不止。有一天，许祖耀大脑突然清醒过来，回想往事使他备感苦痛，于是悄悄来到训练场，捡起一支步枪，口含枪筒，手扣扳机，饮弹自尽。至于那位在征召运动中名噪一时的“海龟”杨宝琳，因有西洋博士与名校教授的双簧重量级头衔，被长官破例任命为青年军 203 师工兵二连少校指导员。杨在军中虽感大不适应，身心俱受折磨，但总算熬了下来，既未遭到被拖出操场就地正法的厄运，亦未导致精神失常的恶果。后来，杨宝琳随军渡海去了台湾，任职于装甲兵战车工厂，在同是留德的学长蒋纬国将军麾下效劳。未久，杨突然宣布自己看破红尘，生死两忘，遁迹空门, 自冠法号“释自渡”，以他的专业强项——工程力学原理阐释佛理法道。20世纪80年代，著名的释自渡法师怀揣着当年壮志未酬的理想与抗日兴国的陈年大梦，在一片“阿弥陀佛”梵语圣歌声中于巴西圆寂。据说，原杨宝琳教授，后释自渡法师归天之时，没有像他的前辈弘一法师李叔同那样留下“一事无成身渐老，一钱不值何销说”的诗名，或“悲欣交集”的四字真经，而是道出了一段对自己人生历程经年思索的佛理：“心无挂碍。无挂碍，故无有恐怖。远离颠倒梦想，究竟涅槃。”

《南渡北归2：北归》 第四章 山下旌旗在望 一号作战计划（15）

    比之蓝文正、许耀祖以及杨宝琳等同济大学的学生与教授，吴金鼎可谓幸运至极。他从军之后，凭着在伦敦大学苦心修炼的娴熟英语和外人很难弄懂的“技正”的头衔，很快被分配到四川新津盟军设立的第二招待所，当了一名招待主任，专门负责为美国在华空军提供翻译、娱乐、导游、兑换外币等吃喝拉撒事宜，有时还可免费陪着美国大兵吃几块无论是李庄的林徽因还是成都的陈寅恪之类病中学者，都难得一见的带有香辣味的烧烤肉，喝几杯泡沫四溅、酣水奔流的上等啤酒，日子看上去颇为潇洒自在。只是吴金鼎总觉得心绪难平，且感到“手忙脚乱，体力日衰”，每当陪美国大兵喝得酒醉时，便摇晃着五短身材独自回到宿舍，从枕头下抽出那半部既未考证，也没来得及配图的《成都前蜀王建墓发掘报告》，抱在怀里，痛哭流涕，悲恸不已。

    战争的脚步依然向前猛进，只是日本人越来越感觉举步维艰，中华民族的地平线再度亮出了希望的曙光。诚如傅斯年预料的那样，日军为完成“一号作战计划”，在长达半年的连续作战中损耗巨大，国际战场形势变化迅速，日军在太平洋战场连连失利，帝国海军受到重创。护卫日本本土的外围岛链基地，被美国誉为“漂浮的陆地”之航空母舰陆海空力量“五马分尸”，日本四岛危机突显，不得不仓皇调整战略，把主要精力用于局势更加紧迫的太平洋战场，以对付美军对本土要害的致命打击。占领中国西南地区独山的日军，遂成为一支流浪于异域的孤军，不得不放弃独山，撤出黔东南，固守中国东南沿海和南洋，勉力支撑岌岌可危的海上战局。正如日本战史在总结“一号作战计划”最终失败所发的慨叹：“决心之下，虽移山填海之难，亦有成功之日。惜我军已成强弩之末，终致功败垂成。”[43]

    中国抗日战争胜利的信息接踵而至，号称10万之众的青年军在一片混乱和啸叫声中，以虎头蛇尾的形态宣布解散，在抗日战争历史上没有留下任何值得一提的战绩。而蒋经国却借此机会一跃杀入国民党军队的高级领导层，为日后荣登“大位”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随着青年军的解体，大批有志爱国青年，避免了到剿共战场上充当炮灰的厄运，幸运地躲过了一劫。有道是，天机可测，命运不可测，既然茫茫史河中风云激荡、天崩地裂的大时代已经来临，内战不可避免，总会有人要为此埋单，或以鲜血，或以生命。正如鲁迅所说的大时代之“所谓大，并不一定指可以由此得生，而也可以由此得死……不是死，就是生，这才是大时代”。当10万青年军于1946年作鸟兽散后，国民政府在原军事框架的基础上，着手征召第二期青年军，把原9个师的兵力缩编为7个正规师。这些新征召的学生兵经过短期训练，随着天空翻腾的乌云最终交织成铺天盖地的内战风雨，隶属于国民政府的青年军立即被投入山崩海啸、人头乱滚的战场，与中共军队在城市乡村、荒野草莽中展开了一场又一场血与火的争夺战。——最终的结果是：青年军有6个整编师相继被共产党军队歼灭，数千人阵亡,数万人被俘。当年林徽因那一首《刺耳的悲歌》，不幸竟成为青年军孤魂怨鬼的一曲挽歌。

    注释

    [1] 《蒋介石年谱》，李勇、张仲田编，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年出版。

《南渡北归2：北归》 第四章 山下旌旗在望 一号作战计划（16）

    [2] 《20世纪中国大事年表》，贾新民主编，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出版。

    [3、7、9、16]《日本帝国陆军最后决战篇》（衡阳战役之部），赵庆升译，台湾《军事杂志》，三十六卷，第五、六、七、八期连载，1968年。

    [4] 《蒋介石秘录》，第九卷，古屋奎二著，转引《抗日战争时期的湖南战场》，罗玉明著，学林出版社2002年出版。

    [5]毛泽东《衡阳失守后国民党将如何》，延安《解放日报》社论，1944年8月12日。

    [6]《长沙·常德·衡阳血战亲历记：国民党将领葛先才将军抗战回忆录》，葛先才著，李祖鹏编，北京团结出版社2007年出版。

    [8] 《蒋介石秘录——中日关系八十年之证言》，古屋奎二编撰，转引《从历史的角度读蒋介石日记》，黄仁宇著，九州出版社2008年出版。

    [10]《蒋介石日记》，1944年7月14日，载《总统蒋公大事长编》，秦孝仪主编，台北中山图书公司1968年出版。

    [11、12、14] 《蒋介石日记》，载《总统蒋公大事长编》，秦孝仪主编，台北中山图书公司1968年

    出版。

    [13、17、18]《总统蒋公大事长编》，秦孝仪主编，台北中山图书公司1968年出版。

    [15]《从历史的角度读蒋介石日记》，第300页，黄仁宇著，九州出版社2008年出版。

    [19]《在蒋介石身边八年——侍从室高级幕僚唐纵日记》，公安部档案馆编著，群众出版社1991年出版。

    [20]《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秦孝仪主编，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78年出版。

    [21] 此处所记中日双方伤亡数字源出美国国会图书馆资料，转引《长沙·常德·衡阳血战亲历记：国民党将领葛先才将军抗战回忆录》（附录五）。关于第十军在城破之时的命运众说纷纭，几成悬案。大约1973年末或1974年初，日本《产经新闻》编辑古屋奎二为编撰《蒋介石秘录》，曾赴台北访问方先觉并谈及衡阳之战最后经过。据方说：8月8日晨，“有自称为日军第十一军使者的竹内参谋来接洽停战。当即告诉他：我们绝对没有投降之意。同时提出：（一）保证生存官兵安全，并让他们休息。（二）收容伤兵，并郑重埋葬阵亡官兵等条件。竹内说：‘中国军勇敢作战的情形，不仅在此地的日军，就连日本天皇和大本营都已有所闻。’特地表示敬意，并对我方的条件完全同意。而日本记录说我们投降，甚至有说是举行了投降仪式是绝对错误的。我以军人的名誉发誓没有那回事”（引自《从历史的角度读蒋介石日记》，第300页，黄仁宇著）。

    另据葛先才在他的回忆录《长沙·常德·衡阳血战亲历记：国民党将领葛先才将军抗战回忆录》中说，城破之后，第三师周庆祥师长与葛先才商量，大意是：“战，乃敌能杀我，我能杀敌，方称为战。如今处境，则不能称之为战，因我完全处于被动挨打被杀之地步，即将失去杀敌之能力。”后经与方先觉商量，决定与敌有条件地打成停战协议，于8日12时双方停战，军长、师长与参谋长作为人质，被日军带往一座天主教堂内囚禁起来，其余官兵放下武器自动走出衡阳星散而去，敌人未作追杀。衡阳失陷后，蒋介石电令全国军队，于8月20日上午6时，在各军集合全体官兵，为衡阳殉国守军默哀三分钟，借此敬悼。衡阳失守3个月后，国民党中央特务人员把方先觉秘密接走，其他将领被日军转送到“联湖书院”囚禁，并有一排武装士兵看管。4个月后，在中央情报人员和地方人士冒险营救下，葛先才等几位被囚将领全部逃脱回到重庆。1944年12月12日，方先觉于衡阳逃脱后首次在重庆拜谒蒋介石，蒋似乎忘了当年“不成功便成仁”的电嘱，方也不再提当年那“来生再见”的电文，蒋在当天的日记中云：“与之相见匪仅悲喜交集，且有隔世重逢之感。”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陈孝仪总编）之后，方先觉、周庆祥、葛先才、容有略、饶少伟5位衡阳脱险将领相继获颁青天白日勋章。

《南渡北归2：北归》 第四章 山下旌旗在望 一号作战计划（17）

    据蒋介石侍从室六组组长唐纵日记载，1945年5月5日，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重庆复兴关举行，10日上午会上，“王昆仑质询方先觉既投降敌人又逃回后方，外面颇有怀疑，究竟如何，请军部答复。休息后，总裁训话，对大会不信任主席团事，略加解释，并责备乔鹏书态度不当，对王昆仑质问方先觉事，甚不以为然，此系共产党造作遥言，何以代共产党发言。王起而辩护，总裁大怒，拍桌而骂，其后指示本党今后工作方针与党员活动方式”（《在蒋介石身边八年——侍从室高级幕僚唐纵日记》）。

    1946年2月，葛先才奉蒋介石之命赴衡阳搜寻阵亡将士遗骸，集体营葬，建为烈士公墓，以慰忠魂。另据推测，可能是日本第十一军横山勇司令对衡阳战俘的纵容，战后未判罪，能得以寿终；而南京大屠杀的元凶松井石根大将则被处绞刑。

    [22、23]《日本帝国陆军最后决战篇》（衡阳战役之部），赵庆升译。据该文发表的数字，日军衡阳之战死伤亡共计19381人，内含军官910人（死390人，伤520人）。

    [24]《湖南会战》(下册)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编，转引《抗日战争时期的湖南战场》，罗玉明著，学林出版社2002年出版。

    [25]《冯友兰自述》，271页，冯友兰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出版。当年联大同学加入国民党青年军后，经过短暂培训，大多数作为汽车驾驶员在印缅公路上奔波，对国民党军队的腐败有切身体会。据《联大点滴》说：“联大校方于七月二十九日开会欢迎回国从军同学，席间被欢迎者无不牢骚满腹，对精神上物质上的痛苦叙述得很详尽，竟有高呼‘救救我们’的。理学院院长吴有训对他们做了一个测验，结果愿继续干下去的很少，张奚若教授很感动地说：‘目前要改善你们的生活，简直是不可能。’当冯友兰教授闪闪烁烁的说什么‘从这面说政府是对的，那一面是不对的’时，张老霍的站起来说：‘这种说法，简直是胡说八道！’一时掌声雷鸣。”（《新华日报》1945年8月9日，转《闻一多年谱长编》）

    冯友兰天性具有的捣糨糊、和稀泥的处事哲学与“骑墙”性格，在战前的清华园由于环境与政治气候关系尚未全部显露。到了西南联大时代，空间缩小，人事纷争增大，各方面的矛盾相互尖锐与集中起来，冯友兰的人格缺陷就暴露无遗。在许多问题处理上，冯往往处于自身名利的考虑，说一些模棱两可，不着边际的话。台湾马逢华曾说当年他和萧公权闲聊，说起清华旧事，萧公权说，战前清华园教授同仁之间就流行这样的说法： Whatever Daisen Says，it goes；Whatever it goes，Chisen Says。 这话翻译成白话就是：（陈）岱孙怎么说，事情就怎么做；事情怎么做，芝生就怎么说（马逢华《记西南联大的几位教授》，载《传记文学》52卷6期）。此语可谓一针见血地道出了冯友兰的性格与人生哲学。当年西南联大的学生、后为著名生物化学家、中科院院士的邹承鲁在答《科学文化评论》杂志记者问时，记者问他：“西南联大的先生里您最欣赏谁，最不欣赏谁？”邹承鲁说：“最佩服的是陈寅恪，最不欣赏的是冯友兰。”同是西南联大学生的何兆武在评价邹言时说：“这话说来似乎有点不敬，不过当年我们做学生的大多对冯友兰的印象不佳，主要还是由于政治的原因。冯友兰对当权者的政治一向紧跟高举，像他《新世训》的最后一篇《应帝王》鲜明地表现出想作‘帝王师’的心态。在我们看来，一个学者这样做不但没有必要，而且有失身份。”（《上学记》，何兆武口述，文靖撰写，北京三联书店2007年第三版）其公后来特别是“文革”时期所做的一切，都可从他早年这些脉络中寻出影子。

《南渡北归2：北归》 第四章 山下旌旗在望 一号作战计划（18）

    [26、27]《精神的雕像——西南联大纪实》，李洪涛著，云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出版。

    [28] 据抗战时期同济大学毕业生、台北工程师王若奂《同济校友对国家的贡献》，打印稿。

    [29]陶希圣《傅孟真先生》，台北《中央日报》1950年12月23日。

    [30]罗家伦《元气淋漓的傅孟真》，台北《中央日报》，1950年12月31日。

    [31]《“九一八”一年了！》，载《独立评论》，第十八号，1932年9月18日。

    [32]傅斯年《日寇与热河平津》，载《独立评论》，第十三号，1932年8月14日。

    [33] 原载台北《时代追忆论文集》， 转引《傅斯年》，岳玉玺、李泉、马亮宽 著，天津人民出版社1994年出版。

    [34] 《傅斯年全集》，第五卷， 欧阳哲生编， 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出版。

    文天祥（1236─1283）,字宋瑞，一字履善，号文山，南宋庐陵（今吉安）人。南宋末年，朝廷偏安江南，国势弱小，北方蒙古族于1271年结束了内部为争夺皇位自相残杀的局面后，建立了元朝，继而组军南下，兵锋直指南宋腹地。1273年，元朝丞相伯颜统20万大军攻下襄樊，以此为突破口，顺江而下，攻打南宋首都临安。1275年，南宋守将贾似道统率的13万大军被元军歼灭，朝廷再无兵可用，首都临安危急，南宋面临着亡国灭种的严重威胁。此时宋恭帝在位，年仅4岁，太皇太后谢氏临朝听政，发出“哀痛诏”，号召天下四方迅速举兵“勤王”。当时正担任赣州知府的文天祥“捧诏涕泣”，立即应诏从命，在两三个月内组织了一支近万人“勤王”队伍，几经周折，赶到了临安。而在成千上万员朝廷命官中，带兵勤王者只不过文天祥和张世杰等三人而已，国运之衰微，人心之冷暖，局势之危急，令人顿足扼腕。

    1276年2月，临安陷落，皇帝被俘。由文天祥、张世杰等将领先后拥立的赵是、赵丙小朝廷转战于东南沿海地区坚持抗元斗争，后被元兵击败，只好退至广东，坚持抵抗。1278年11月，文天祥收拾残军，移兵广东潮阳，不幸于12月20日兵败五坡岭(今广东海丰北)， 被元军俘虏。

    文天祥被俘后，元大将张弘范将其押往元大都(今北京)，并要他写信招降宋将张世杰。文答曰：“我不能救国，难道还能教人叛国？”张弘范乃强迫就范。文天祥答应后，写下了著名的篇章《过零丁洋》一诗。最后两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成为千古名句。张弘范读毕，暗自摇了摇头，只好作罢。到大都后，元世祖忽必烈为了诱使文天祥投降，在生活上殷勤款待，并派投降元朝的南宋宰相留梦炎以“现身说法”劝降，未果。为对文施压，元朝廷将他囚禁在阴暗潮湿、老鼠横行、臭气熏天的牢房里。面对非人的磨难，文天祥在狱中写下了浩然正气，千古传颂的《正气歌》，抒发了他坚守气节、宁死不屈的悲壮情怀。

    临刑前几天，元世祖亲自出面劝降文天祥并许以丞相的高位，这是13世纪远东大地上两个重要人物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会面。关于见面的地点，有人说是在土牢，《宋史》说是在皇宫，尚有可考处。无疑义的是，文天祥没有因忽必烈的召见而感动，他以外臣之礼“长揖不跪”，对元世祖以宰相之位相邀婉言以谢。最后，忽必烈问：“汝何愿？”文天祥对曰：“祥受宋恩，为宰相，安事二姓？愿赐之一死足矣。”忽必烈无语。

《南渡北归2：北归》 第四章 山下旌旗在望 一号作战计划（19）

    回到牢狱后，文天祥知道自己死期已至，乃写两首绝命诗交给3年来照顾自己的张弘毅。张是文的同窗，在文押解途中自请随行，3年中一直负责文的饮食起居。接着文天祥又写了一篇《衣带赞》，藏于腰带间，因而又称“衣带诏”。

    1283年1月9日，文天祥被押往燕京城北的柴市处斩。临刑前，监斩官告诉文此时反悔还可以当丞相，文回答，我要做的事都做完了，无他愿，只求速死。遂被斩。次日，其妻欧阳氏前来收尸，在文天祥衣带中发现了那篇《衣带赞》。其词曰：“孔曰成仁，孟曰取义，惟其义尽，所以仁至。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 此篇遂成为文天祥光照日月、气壮山河的绝唱。文氏本人也因他的光辉形象和壮烈诗篇而成为永垂不朽的民族英雄。

    [35] 《傅斯年》，岳玉玺、李泉、马亮宽著，天津人民出版社1994年出版。

    [36] 当日本军方拼全力实现“一号作战计划”时，傅斯年在重庆1944年7月9日《大公报》发表了《我替倭奴占了一卦》一文，以一个历史学家和军事战略家的眼光，对抗战形势和日本的战略战术作了预测。这是抗战期间傅氏本人最优秀，也最为切中要害的军事理论和战略思想的文章。就整个抗战八年而言，在所有发表的军事战略文章中，傅氏此文仍称得上是最为杰出的佳作名篇之一，对国人的民族自信心和中国必胜的精神起到了极大的振奋作用，对中国军事战略部署和用兵方略具有十分明晰、现实的指导意义。傅文开篇便单刀直入地称：

    “上月我在重庆，倭奴正在进行河南战事，自鸣得意的很。我便替他占了一卦，那卦词正是李义山的一首绝句，词曰，‘向晚意不适，驱车登古原。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这就是说，一个人到天晚的时候，要办的事一事无成，心中大是狼狈，于是乎赶车子到古原上散散心中的闷气；在古原上，斜阳正在山头，这光景也颇可留恋的，只是黑暗便在半小时中到来，虽在恋恋不舍这些原上的景物，毕竟这运命是落日的运命是注定了。

    “解曰：‘向晚’是倭奴的气力已到最后一着，‘意不适’是明知失败之象，所‘驱’的‘车’便是那些自鸣得意的蹩脚坦克和装甲车。长沙既是古战场，洛阳更是‘古原’之至，‘夕阳无限好’是形容倭奴的回光返照。判曰：夕阳之下即是黄昏，黄昏之后立即天黑，这事进行的速度，犹如骏马奔驰。所以此卦为下下，其象为迅速覆亡。”

    傅斯年说这一段虽是笑话，但事理正是如此，所谓的“一号作战计划”，是日本在自觉毫无办法的情形中进行的生死一搏。按傅的分析，由于日本是个天赋薄弱的国家，因而像德国当年之大规模的闪电战，美国已经兴起的海军新战术，都是他担负不起的。日本要实现“大东亚”之梦，采取的战略是：上策打败美国；中策不为美国打败；下策即是对付中国。就中日关系而言，日本战中国而败，其下场自不必说；若战中国而胜，他的问题仍没有解决。由于两面作战，日本陆海军消耗极大，“倭奴在今天，上策既不能打败美国，中策又不能不为美国打败，万不得已，然后取此下策，向我们挑衅。其目的是显然为巩固大陆上的地位，以为时机一到，便向盟邦求和”，以便争取到更大的主动和本钱。此计在傅斯年看来，全是妄想。因为就战争形势论，日军大陆上的攻势，大体上只能进展到如此地步，要想深入中国西部或真正威胁了川、滇、黔三省之地，几乎是不可能的。

《南渡北归2：北归》 第四章 山下旌旗在望 一号作战计划（20）

    ——后来的事实完全证明了傅斯年对战争局势预测之正确。由此可知，傅在李庄召开的征兵会议，当是象征性地作一表示，并未较真儿。对新征召的号称10万之众的青年军真正用途，当时的傅斯年不可能没有感觉和预测，不过在乱象纷纭的世事中，他所能做的也只有低调处理属于自己地盘上的一点事宜。至于这支新军日后是否用于国共内战，就不是一个“非官非学”的傅斯年可以控制和驾驭的了。

    [37] 《悠忽人间四月天》，载《不重合的圆》，梁从诫著，百花文艺出版社2003年出版。

    [38] 《傅斯年全集》，第七卷， 欧阳哲生编， 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出版。

    [39、41]《跟费慰梅谈生平》，载《从清华园到史语所》，李光谟著，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年出版。

    [40]成都永陵，乃五代前蜀皇帝王建之墓。王建（847—918），字光图，河南舞阳人，唐末五代时期杰出的封建统治者。其创立的前蜀政权是五代十国时期承唐启宋重要的国家政权，对后世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王建死后葬于成都，号为永陵。永陵未发掘之前，历尽千年沧桑渐被后人忘却，陵墓高大宏伟的土冢被后人附会为汉代大词赋家司马相如的“抚琴台”，并于其上修建了琴台建筑。

    1940年秋,为躲避日本飞机轰炸,天成铁路局在抚琴台北面修筑防空洞。工程进行之中，突被一道砖墙所阻，当时人们误以为是“琴台基脚”。四川省考古学家冯汉骥闻讯后，亲临现场调查，断定其为古墓葬。1942年秋，四川省教育厅厅长郭子杰拨教育经费资助琴台考古发掘。9月至11月，冯汉骥率四川博物馆筹备处部分员工进行了第一期发掘清理工作。1943年春,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吴金鼎、王文林，与中央博物院筹备处王天木（振铎）以及中国营造学社的莫宗江、卢绳等专家学者进行了第二期考古发掘清理工作,至9月方告结束。发掘出土的王建石像、谥宝、玉大带、玉册等稀世文物证明“抚琴台”正是令历代古物学家与考古学家苦苦追寻而不得的五代前蜀皇帝王建的永陵。此次发掘，使南宋以后即隐没不彰的王建陵墓葬终于重见天日，揭开了流传千古的所谓抚琴台之谜。从此,“抚琴台”在成都学术界被永陵或王建墓代之，但民间多数仍沿习旧称。王建的永陵是20世纪中国首次科学发掘的古代皇帝陵墓，在考古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另据主持琴台发掘的冯汉骥（1899—1977）所述：“1941年春，前四川博物馆成立，才开始拟定琴台的整理工作。至1942年9月15日开始发掘。参加工作的有冯汉骥、刘复章、前华西大学博物馆林名钧等亦为协助工作。……在清理中发现玉册，乃确知其为前蜀永陵。在清理期间，曾经当地流氓刁难破坏，停工一周，至11月底始将第一阶段工作结束。第二阶段的发掘工作，由前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和前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共同组织‘琴台整理工作团’，由吴金鼎领导发掘，参加工作的除第一阶段工作人员外，还有振铎（天木）、王文林（南按：中国营造学社为了解决职员的薪水问题，是时已归并为中央博物院之一部，工作代表是莫宗江；史语所的代表为吴金鼎、王文林，国立中央博物院筹备处的代表为王天木）。于1943年3月1日再行开工。……全部发掘工作至9月21日结束，所有出土文物皆运至前四川博物馆进行整理。……王建墓的发掘原分两个阶段，前一阶段（后室发掘）的报告由著者（冯汉骥）编写；后一阶段（前室和中室的发掘）的报告，则由吴金鼎先生编写。吴先生的报告未编成即行离去，仅留下草稿，既未配图，亦未对出土物进行复原和考订。所以，吴先生的稿本仅系一种发掘经过的叙述（原稿现存四川省博物馆档案室）。吴先生在1948年去世后，编写的任务则全部落到著者身上，内容之有今日者，亦全仗其发掘之科学与记录之翔实。遗憾的是（吴）未能将其报告编竣，也不及亲见此书之出版。”（《前蜀王建墓发掘报告》冯汉骥 著 文物出版社1964年出版）

    [42]《傅斯年全集》，第六卷，欧阳哲生编，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出版。

    [43]《日本帝国陆军最后决战篇》（衡阳战役之部），赵庆升译，转引《长沙·常德·衡阳血战亲历记：国民党将领葛先才将军抗战回忆录》（附录三），葛先才著，李祖鹏编，团结出版社2007年出版。

《南渡北归2：北归》 第五章 胜利的前夜 延安访问（1）

    就在各地报名参军的知识青年沉浸在抗日爱国热情之中时，国民党将领胡宗南指挥的大军加紧了对陕北的包围和封锁。1944年11月7日，美国总统罗斯福私人代表赫尔利自重庆飞抵延安，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与其进行了三天会谈，共同拟定了《中国国民政府、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协定》。主要内容是：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改组国民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和联合军事委员会；承认所有抗日党派的合法地位等。

    11月22日，蒋介石在接见驻重庆的中共代表周恩来、董必武时，以“天下老子第一”的强硬口气，对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与其拟定的草案提出了三点反建议：中共立即无条件地交出军队；接受国共及美方组成的三人委员会负责整编，并委托美国人指挥。只有做到了这一切，国民政府才能承认中共的合法地位，中共才可派代表参加国民政府行政院政务会议。最后蒋介石以国家元首的身份强调“政府的尊严不能损害”。中共代表周恩来闻听，一口咬定国共与其他党派成立联合政府的主张，并说：“政府是内阁，并非国家，不称职，就应该改组。”[1]由此引起了联合政府问题的国共之争。

    同日晚，蒋介石宴请傅斯年、陶孟和等部分国民参政员，在宴会上公开宣称：“中共要求联合政府，是不能接受的，因为我不是波兰流亡政府。”[2]

    12月下旬，蒋介石前往军政部招待所探望赫尔利，赫尔利说：“最近接到华盛顿两通电报，美国政府很盼望委员长对中共问题作出决定。怎样才能统领共产党的军队，求得全国军事统一，是目前的首要问题。要达到这个目的，必须在政治上让步，请委员长对此早加考虑。”蒋介石听罢，很有些不耐烦地对这个稀里糊涂、完全不通中国人处世哲学的美国老朽敷衍道：“不忙，不忙。现在还不能作出决定，看局势怎样发展，以后再说。” [3]

    1945年4月下旬，即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最后胜利的前夜，居住在延安寒窑里的中共领袖毛泽东，于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以《两个中国之命运》为开幕词，指出“中国人民面前摆着两条路，光明的路和黑暗的路。有两种中国之命运，光明的中国之命运和黑暗的中国之命运”。 在随后所作《论联合政府》政治报告中，毛泽东提出立即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成立一个由国民党、共产党、民主同盟和无党无派分子的代表人物联合组成的临时的中央政府”。并要求：“为着讨论这些事情，召集一个各党派和无党派的代表人物的圆桌会议，成立协议，动手去做。”[4]这一建议很快遭到国民党方面的拒绝。同年5月，随着欧美盟军打垮并占领了德国，取得了欧洲战场上的决定性胜利，日本的全面崩溃已指日可待。在老大中华这块地盘上，关于联合政府的国共之争，也到了不是鱼死，就是网破，或者鱼网俱灭，总之是两个中国之命运何去何从，到了彻底摊牌的时候了。

    在国共两党各不相让，剑拔弩张欲抄家伙动武的历史转折关头，突然从草莽中蹦出了一群自称绿林好汉的第三党——在抗战后期组建的中国民主同盟。此同盟成员大多是由散落于社会各界的儒生与策士组成，首领如章伯钧、罗隆基、黄炎培、左舜生等，皆为一时较有名头的知识分子与不肯安于现状的谋僚策士。在这一充满机遇的大动荡、大变革、大整合的历史性时刻，此辈儒生术士产生了一种希望，认为春秋战国争雄的苏秦、张仪时代再度来临，整个列国的兴衰存亡可以受到辩士们的三寸不烂之舌，施展揣摩、捭阖、钩钳、合纵、连横、转圜等“阴道阳取”的游说权变之术的影响。遥想当年，鬼谷子的门生苏秦仅凭一项纵横捭阖之术，一跃而为六国纵约长，身配六国相印，名动天下。随后“乃投纵约书于秦。秦兵不敢窥函谷关十五年”。[5]各路诸侯皆听命于苏秦，形成了苏氏“所在国国重，所去国国轻”，“一怒而天下惧”[6]的战略格局。

《南渡北归2：北归》 第五章 胜利的前夜 延安访问（2）

    往事可鉴，民盟的策士们认为，既然当今天下格局已成三分之势，抗战胜利的果实就应由三家或大家共同分享，岂能听凭蒋氏势力或与陕北黄土高原上毛泽东领导的中共平分天下？无论如何，作为中国的其他在野党，特别是渐成气候的民盟党派，也要争取政治权力。按照这一思维方式，黄炎培、章伯钧、罗隆基等人，均认为当前的机会瞬息万变，稍纵即逝，一旦失之交臂，江山将永不可得！于是，诸儒生策士的兴奋点很快集中在“怎样把握住这千载一时的机会，实现中国的民主”。[7]也就是要尽力促成由各党各派共同参与、掌控的联合政府这一现实行动。在国共两党为即将产生的新政府是联合还是独裁问题正争吵不休，各不相让的间隙，黄炎培等公开发表言论，希望“国共问题可由其他党派出任调解”，[8]并以各种舆论和方法向蒋介石施压，并对中共施加影响。

    面对各地与各色人等的角力和施压，蒋介石采取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台的态度不予理睬，同时斩钉截铁地对前来劝说的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表示：如同意成立联合政府，就等于承认国民党被中共“彻底打败了”，等于“把对政府的控制交给共产党”[9]对这一说法，迷迷瞪瞪、不知中国这碗老汤深浅咸淡的赫尔利表示不能理解，认为中共参加联合政府，最多不过是“插进一只脚趾”，何以会扯到败与不败？望着这个老家伙幼稚但真诚的憨样，蒋介石不得不告诉他“插进一只脚趾就会全身挤进来”，一旦挤进来，后果不堪设想。赫尔利仍摇头表示不懂和不解，但国民党高层和内部有识之士，却清楚地意识到复杂而不妙的时势以及国民党面临的险境。蒋介石侍从室六组组长兼军统帮办唐纵，在1945年5月31日的日记“上月反省录”条中作了这样的“反省”：

    国民党党员在部分为公务人员，此种党员在十余年来一党专政的长时期中，地位提高了，财产增大了，生活优裕了，大家希望保持其原有生活与地位，故不希望改革，以动摇其自己之地位。

    一、国共问题日益严重化。

    二、国民党的革新希望甚微，而日唯设法保守势力挣扎；但共产党的攻势甚锐，气势迫人，令人惶恐不安。

    三、 在今年反攻的时期，可能发生国共两党正式战争。共产党在华中、华南必归失败，但在华北、东北可能另成局面。

    四、共产党准备召集解放区人民代表大会，以与国民代表大会相抗衡。毛泽东《论联合政府》，欲以此号召不满现状之各党派共同夺取国民党之政权，联合政府即为瓦解国民政府之手段。

    五、各党派本身力量不足与国民党相抗衡，欲利用共产党之声势以自抬身价，故无形中各党派已成为共产党之尾巴！[10]

    尽管以上内容是唐纵私人日记所载，属于隐秘的内心独白，但除第三条蒋介石可能未能清醒认识，或过于自信而不以为然外，其他诸条的思想观点与蒋介石的言论基本相同、相通。正因为蒋介石对时局和各色人等如此认识并展现出强硬态度，中共领导层才认为国共商谈已陷于无法转圜的境地，事情越陷越僵。而这个时候对夹在中间的党派来说，费尽九牛二虎之力从中斡旋，而自己的身价尚未增加一分一厘，国共双方又甩手反目，更体现出第三党的身价之轻，必须想法再找些理由转起来。于是，各路豪杰、策士再度集结力量共同上阵展开攻略。经过一番水煮火燎般的上下折腾，终于得到蒋介石在“转圜”方面的默许和暗示，于是便有了黄炎培等参政员与延安方面的直接沟通与访问。

《南渡北归2：北归》 第五章 胜利的前夜 延安访问（3）

    6月2日，褚辅成、黄炎培、傅斯年等七位国民参政员，联名草拟了一份致毛泽东、周恩来的电报：

    延安毛泽东、周恩来先生惠鉴：

    团结问题之政治解决，久为国人所渴望。自商谈停顿，参政会同仁深为焦虑。月前经辅成等一度集商，一致希望继续商谈。先请王若飞先生电闻，计达左右。现同仁鉴于国际国内一般情形，惟有从速完成团结，俾抗战胜利早临，即建国新猷实基。于此敬掬公意，伫候明教。[11]

    6月6日，电报由参政会秘书处发出，列名者为褚辅成、黄炎培、冷遹、王云五、傅斯年、左舜生、章伯钧等七人。

    当此之时，中共中央正在举行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对几位策士们的来电未予理睬。十天后的6月16日，中共首先声明不参加四届一次参政会，然后于18日，毛泽东、周恩来才勉强提起兴致，联名复电在重庆的中共代表王若飞，让其转告参政会并七位参政员，欢迎彼到延安一叙，并说“估计蒋得此消息后，不一定要他们来，如仍许其来，即使无具体内容，只来参加，亦应欢迎之，并争取你陪他们同来”[12]等。

    三天后，此电由孙科转交给黄炎培、冷遹等人，电文如下：

    褚慧僧、黄任之、冷禦秋、王云五、傅孟真、左舜生、章伯钧诸先生惠鉴：

    来电敬悉。诸先生团结为怀，甚为钦佩。由于国民党当局拒绝党派会议、联合政府、及任何初步之民主改革，并以定期召开一党包办之国民大会制造分裂，准备内战相威胁，业已造成并将进一步造成绝大的民族危机，言之实深痛惜。倘因人民渴望团结，诸公热心呼吁，促使当局醒悟，放弃一党专政，召开党派会议，商组联合政府，并立即实行最迫切的民主改革，则敝党无不乐于商谈。诸公惠临延安赐教，不胜欢迎之至。何日启程，乞先电示。扫榻以待，不尽欲言。[13]

    毛泽东 周恩来 已巧

    以上电文清楚地看出，中共对此事的态度既积极又慎重，这是因为七参政员“大都是旧知识分子或党派领袖，同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有着广泛的联系”，不仅“在社会上有地位、有影响”，而且“政治立场上属中间派”[14]。对于这样的代表人物，中共没有理由拒绝他们来访，但为了防止为国民党做说客，或者以国民政府观察团的名义自居，在政治事务上对延安不识时务地指手画脚，甚至胡言乱语，说一些不着边际、令人讨厌的妄语。按照毛泽东的意图，电文先是绵里藏针地指责一番国民党当局的不是，接着警告性地回敬，倘“促使当局醒悟，放弃一党专政”，延安方面当“乐于商谈”并请亲临“赐教”。如果不围绕这一主题，或搞什么小动作，甚至与共产党耍布袋戏，对不起，你们就在重庆那花花世界里待着，不要跑到陕北这条山沟里来扬风扎猛地瞎折腾了。

    黄炎培、章伯钧等见电后惊喜交加，并意识到电文中对方那软套包裹下的针刺，几人经过紧急磋商，搞出了三条合纵连横的应对方案：

    一、由政府招集政治会议；

    二、国民大会交政治会议解决；

    三、会议以前，政府先自动实现若干改善政治之措施。

    方案既定，七参政员认为，只有蒋介石认可，方能起程。否则将是三大皆空，一切都是瞎扯淡的事。

    6月27日，七参政员与王世杰、邵力子再次聚议，并欲请王把三条方案送达蒋介石。王世杰认为此事由黄炎培挑头，十有八九会引起蒋的反感并把事情弄黄了。作为长期在国民党中枢和蒋介石身边周旋的高级谋士兼政客王世杰，对蒋的秉性脾气与好恶是深有了解的，蒋对黄炎培等策士几年来的吵吵嚷嚷大为头疼兼深恶痛绝，激愤时曾几次当着谋僚的面破口大骂黄氏不仁不义，属于见风使舵、骑墙卖笑之辈。此种发泄甚至责骂，从蒋介石日记中可以看到，如1940年4月4日，蒋在日记中责骂道：“政客梁漱溟、黄炎培等对共党之骑墙投机之可耻，殊堪鄙弃。此种政客之为害国家，其无形罪恶，甚于共匪与汉奸也。”[15] 1940年9月6日记：“王炎培等政客，以诽谤为直谅，并自示公平劳苦，当面毁人而不自觉。此乃中国一般政客士绅之恶习，非王一人而已也。”（南按：王应为黄)1941年9月13日“上星期反省录”记：黄炎培“其言其行，幼稚卑污，形同妓女”。1945年1月3日又记：黄炎培等“中国士大夫阶级重外轻内，有私无公之劣根性”。——尽管当时的王世杰没有看到蒋介石日记内容，但从平时的言行举止和察言观色中，完全可知蒋对黄氏等一群“骑墙”策士的厌恶态度。因而，当王世杰接到这份策士们弄出的合纵连横的三条方案后，当头棒喝道：“如送领袖，必大遭拂怒。”[16]

《南渡北归2：北归》 第五章 胜利的前夜 延安访问（4）

    众策士一听，顿感灰心，如惹得介公为此拂怒，这还了得？遂提出干脆散摊儿，不要再做这些费力不讨好的无用功。几人中唯黄炎培颇不甘心，觉得事情仍有可为，遂施展钩钳之术捭阖道：“撞壁须撞到壁，今壁尚未见，仅凭旁人预测势将碰壁，便放手了，岂为合理？”[17]在他的一再坚持下，众位参政员决定于27日下午鼓起勇气面谒蒋介石，并推举时年73岁高龄的国民党老牌党员褚辅成代表报告。

    老褚年轻时候曾是大清朝的监生出身，留学日本东洋大学高等警政科，在日本加入同盟会，辛亥革命时追随孙中山领导起义，一度出任众议院副议长、浙江省政府委员兼民政厅长等高官，算是风云一时的人物。但今非昔比，或者是人已成老朽，血性消融不再，或者是王世杰的棒喝使其丧失了底气。见到蒋时，年老体弱的老褚未敢呈函，好像做错了事一样，谈话中支支吾吾、含含糊糊地说了原定的前两条，最后一条方案憋在肚中与残存的饺子一起咕咕嘟嘟煮焖了好一会儿，始终未能端上台面。面对老褚畏头缩脑的表现，同来的几位策士震于蒋的声威，只能面面相视，未敢上前言及，场面颇为尴尬。

    想不到此时的蒋介石却另有打算，眼看预定的国民参政会开幕之期日益迫近，中共方面强硬反对，其他各色人等也趁机跳将出来说三道四、煽风点火，向自己施气撒娇，不时闹点小别扭，或干脆兴风作浪，弄得自己心烦意乱又一时无可奈何。如今有这么一帮热心功名的策士儒生自动找上门来，要做“中间人”或马前卒，为国民大会的召开清除障碍、扫清道路，此举正合“朕意”。于是，蒋不动声色地听毕，环视众位，突然满面带笑地以“伟大的、恳切而坦白的精神”答复道：“国家的事，只须于国家有益，都可以商谈的。”[18]停顿片刻，又说：“中间人，公道话，原来最难讨得双方的喜欢。”遂当场慨允。当黄炎培等领命告辞时，蒋介石又和颜悦色地拱手道：“辛苦，辛苦！”[19]众人见状，受宠若惊，各自瞪着直勾勾的眼睛，伸着舌头悄然退出。

    回到参政会的七参政员如得上方宝剑，在谒蒋时勾头搭背、战战兢兢的颓丧畏缩模样尽扫而光，一个个精神焕发，豪情万丈，议论不止，说到激动处，一个个面红耳赤并有热泪盈珠者。身穿蓝布长袍，走起路来摇摇晃晃的老褚也被蒋介石刚才的语言深深打动，哆嗦着身子猛地一拍案板道：“走一遭算什么！这老命还得一拼！” [20]延安之行就此决定，众皆欢呼。

    就在七参政员即将起程的6月29日，唐纵在日记中作了这样的记载：“陈主任为这等事晚上失眠。余曰，大局是好转的，宋子文往莫斯科，我看会有结果的。中苏邦交的改善，对于共产党是一个解决的途径，陈主任不敢相信。”[21]唐氏毕竟是蒋介石身边的二流谋士，在政治识见上，与他的上司、蒋介石侍从室二处主任、号称国民党“领袖文胆”与“总裁智囊”的陈布雷相比，还欠火候，不久的事实就证明了陈布雷的预见远比唐纵高明、透彻。

    1945年7月1日上午9时35分，在王若飞的陪同下，诸辅成、黄炎培、左舜生、章伯钧、傅斯年、冷遹等一行六人，于重庆九龙坡机场乘美国专机飞往延安。老谋深算的王云五自知此行将无功而返，遂称病打了退堂鼓，因而只有六位参政员前往。下午1时，飞机抵达延安机场，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亲自到机场迎接，然后乘车至王家坪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部共进午餐，再乘车转至瓦窑堡陕甘宁边区政府招待所下榻。

《南渡北归2：北归》 第五章 胜利的前夜 延安访问（5）

    7月2日早晨，工作人员向六位参政员各送一份请柬，内容相同，只是姓名有别。其中给傅斯年的请柬如下：

    兹定于七月二日下午六时在中央办公厅洁樽候教，敬请光临为盼。

    此致

    孟真先生

    毛泽东谨订

    7月2日下午，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在延安杨家岭会见六位参政员，双方作了初步沟通。傍晚，按照预先布置在中央办公厅餐厅设宴招待，从前方到延安出席会议尚未回防区的中共军事将领贺龙、刘伯承、陈毅、聂荣臻、邓小平、彭真、高岗、陈云等出席了宴会。毛泽东、周恩来分别作了欢迎词和祝酒词。酒席上，傅斯年紧挨毛泽东就座，毛风趣地对傅说：“我们是老相识了，在北京大学时我就认得你，你那时名气大得很，被称做孔子以后第一人哩！”

    傅斯年听罢，手举筷子，张开大嘴笑着说：“毛先生过誉，那是同学们的戏谑之词，何足道哉。”

    毛泽东微微笑道：“不要客气嘛！”随之面向众人说：“今天的宴会，菜没有好菜，酒也不够好，都是我们延安的士兵自己生产出来的，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嘛！”[22]

    毛的一席话让在座者心情轻松了许多，众皆一边饮酒一边无拘无束地相互交谈起来。面对毛泽东的谈笑风生，几位参政员在打着哈哈敷衍的同时，又有一番不同的心境。

    此次访问延安的六人中，褚老汉是老牌国民党员，左舜生乃青年党人，章伯钧为农工民主党人，黄与冷自称无党派人士，但与民主同盟关系密切，用黄炎培的话说便是“立场虽有小异，主张却是大同”[23]，完全可看做是民盟成员或盟友。只有傅斯年属于真正的无党派人士、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学术界重量级大腕。尽管老褚是国民党员，但因年老体衰，又是读书人加老实人，国民党高层并无意让他抛头露面为党国事业折冲樽俎，他与傅斯年加入这个草头班子，是黄、左、章、冷等四位活跃分子极力蛊惑拉拢的结果，在总体结构中属于掺沙子性质，主要目的是起到虚张声势，给外界造成一种多党派、多团体的民主气氛和色彩。对这一把戏，罗家伦洞若观火，曾略带讽刺地多次劝说过傅斯年，让其“不要和蟋蟀一样，被人一引就鼓起翅膀来”。[24]意思是不要跟着黄炎培等一班人瞎闹腾，天下事不是靠黄、章等几名策士就可以捭阖得了的。且苏秦、张仪用舌头定乾坤的时代早已跟着秦始皇他老爷爷——秦早，一同变为粪土湮没于历史烟尘之中了。眼前正是乱世英雄出四方，有枪就是草头王，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新社会，哪里还有靠几位儒生的三寸不烂之舌就轻易摆平天下的好事？如此做法无疑是在飞机里做梦——空想。但此时尚心存侥幸与幻想的傅斯年已听不进朋友之劝，竟跟着黄炎培等人稀里糊涂地上了飞机，开始了他心中并无底数的梦想之旅。

    就当时的情形论，在六位参政员中，当属左舜生与傅斯年心境最为复杂。

    左舜生与毛泽东同为湖南人且属同庚，早年与毛又同系“少年中国学会”会员。20年代初，左氏赴法国留学，后来提倡国家主义，反对共产主义。1925年，左舜生成为中国青年党首领之一，1930年与陈启天在上海创办《铲共》半月刊，以铲除消灭共产党为宗旨。1941年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成立时，他出任秘书长，积极倡导反共。此次来到延安，仍不忘鼓吹他的那一套反共灭共的歪理邪说。7月3日上午，左与毛泽东单独交谈时，颇不识趣地说道：“我认为，一个国家的政党可以有多个，军队却不能个个政党都有。否则，就要发生内乱，国家就不太平。”

《南渡北归2：北归》 第五章 胜利的前夜 延安访问（6）

    毛泽东听罢没有做声。左舜生见对方没有接话，以为被自己击中要害，于是继续说道：“我们青年党就主张走议会道路，不办武装，成为国家真正的参政党，对国民政府没有任何威胁。”

    话音一落，毛泽东忍不住问道：“你的意思是要我们也向你们青年党学习？”

    左舜生答：“谈不上学习，我觉得我们青年党的这种做法是对的。”

    “怎么对呢？” 毛泽东颇不以为然地问道。

    “和平议政，对政府没有威胁，也有利于各党派的团结嘛！”

    毛泽东听出左舜生的弦外之音，他冷静地说道：“我也主张一个国家只有一支军队，但要看军队掌握在谁的手里，为谁服务。要知道，一个没有武装的政党是没有力量的，被蒋介石视为土匪乱党的人，若没有一点儿自己的武力，根本无法生存，更不用说有发言权和改造社会了。老庚呀（南按：湖南人叫同年出生者的俗称），你这个青年党的‘军事爷’，怎么连这个道理也不懂呀！”

    挨了一顿教训，左舜生仍不知趣，还在嘟嘟囔囔地说一些在他自己认为聪明绝顶，实则糊涂虫一样的伴有劝降意味的混账话，并说介公的领袖地位如何不可动摇云云。毛泽东忍无可忍，面露愠色，提高了嗓音激愤地说道：“蒋介石总以为天无二日，民无二主，我‘不信邪’，偏要打出两个太阳给他看！”[25]毛泽东神傲气雄的风采，顿时把左舜生给震住了，这位老朽遂不再妄言要延安交出军队并维护介公领袖地位等妄语。

    不知是想缓和刚才不愉快的气氛还是真的别有他图，已是52岁，全身干瘪得几乎只剩一堆筋骨，走起路来全身打晃的左舜生，突然又用钩钳之术，提出一个令毛泽东颇为尴尬的问题。左氏要与他一直崇拜的女明星、毛泽东新任夫人、原上海著名影星蓝苹见上一面。毛听罢先是以“我不认识蓝苹”，后又改为“她生病了”为由予以拒绝，而后迈开大步向别处走去，再也不肯理睬这位无聊、蹩脚加浅薄的术士之徒了。后有人引用明代宋濂评鬼谷子的话论左氏曰：“舜生所言之捭阖、钩钳、揣摩之术，皆小夫蛇鼠之智。用之于家，则亡家；用之于国，则偾国；用之于天下，则失天下。”甚然也。

    左舜生的为人处事与不识好歹的轻妄之举，不但令毛泽东反感，即是同来的傅斯年对其亦颇为轻视。早在1937年10月11日，傅致刚到美国不久的胡适一封信中，在提及国内情形时说：“所谓参议会又添了些无聊分子，徐谦、罗钧任、甘介侯、左舜生等。罗毫无见识，殊大希望。此人乃官僚、酒徒之混合，因其为酒徒，故有时似勇，决不该称之曰‘忠节’也。此一鸟会常有荒谬绝伦，匪伊（夷）所思之提案，亦常为我骂散，大有我是此会之‘清心丸’之感！可叹可叹。有好些人运动为此参议官，或成（如左），或不成（如罗隆基），若再这样下去，我也只好走了。”[26]

    此次延安之行，左舜生还是按重庆的老套路数，懵懵懂懂地提出如此“荒谬绝伦，匪夷所思”的怪论，惹得同乡毛泽东深恶痛绝，真可谓狗改不了吃屎也！

    ◎?毛泽东与傅斯年夜谈往事

    相对左氏施展的捭阖、钩钳等无聊之术，傅斯年不愧是胡适所说的“世间稀有的一个天才”和学政两界大鳄。同为毛泽东的旧识，却没有像左氏一样稀里糊涂地让人家放下手中的枪杆子。傅氏深知相互之间的关系与面前各自的地位与往昔大为不同了，所谓此一时，彼一时也。

《南渡北归2：北归》 第五章 胜利的前夜 延安访问（7）

    毛泽东是1918年夏天从湖南乡村走进北大的，就在这期间，他和大名鼎鼎的胡适以及北大学生领袖傅斯年遭遇了。许多年后，毛在延安那口黄土凝成的简陋窑洞里，于寂静的夜幕中伴着青灯向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Edgar Snow）回忆了这段使他刻骨铭心的经历:“我自己在北平的生活是十分困苦的。我住在一个叫三眼井的地方，和另外七个人合住一个小房间，我们全体挤在炕上，连呼吸的地方都没有。每逢我翻身都得预先警告身旁的人。”[27]“对于我，北平好像花费太大了；我是从朋友们借了钱来北平的，来了以后，马上就必须寻找职业。杨昌济——我从前在师范学校的伦理教员，这时是国立北京大学的教授。我请他帮助我找寻一个职业，他就把我介绍给北大的图书馆主任。这主任就是李大钊，他不久成了中国共产党的创立者，后来被张作霖枪杀了。李大钊给我找到工作，当图书馆的助理员，每月给我一笔不算少的数目——八块钱。”又说：“我的地位这样地低下，以至于人们都躲避我。我担任的工作是登记图书馆读报纸的人们的名字，可是大多数人，都不把我当人类看待。在这些来看报的人们当中，我认识了许多有名的新文化运动领袖们的名字。像傅斯年、罗家伦，和一些别的人，对于他们我是特别感兴趣的。我打算去和他们开始交谈政治和文化问题，可是他们都是忙人。他们没时间去倾听一个图书馆助理员说南方土话。”[28]

    这段回忆不但令毛泽东感到悲伤，亦令后来的天下读者备感心酸，或许没有人想到，一个后来号称推翻“三座大山”的世界级巨人，居然还有这样一段卑微的伤心史。从这段不愉快的回忆中可以看出，当年在北大一呼百应、叱咤风云、“不可一世”的傅斯年，的确是“目空天下士”的。令后人不可思议的是，傅、罗等几个在北大读书的毛头小子，居然不把眼前这位即将成为“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和大救星”的伟人当人类看待，真可谓有眼不识泰山了。但，同那个时代所有的人一样，傅斯年没有想到毛泽东日后会成为比他还要不可一世和充满霸气与豪气的一国之主，当然更不会想到许多年后有延安相会这一段插曲。倘傅氏有先见之明，以他的聪明与世故，想来是会“有时间”去好好聆听一下这个图书馆的登记员说几句“南方土话”的。

    不过，事情总是在不断变化中，当时人微言轻的毛泽东，对傅斯年等人搞的那些个东西，也由最早的崇拜渐渐转为失望。据傅斯年的侄子傅乐成说，“毛在北大写信给朋友，说他被孟真先生和罗家伦等人欺骗了。因为他们不像他在长沙耳闻的那么优秀”[29]云云。这就是说，后来的毛泽东以他的磅礴之气与对世事的深明洞见，已不把傅斯年、罗家伦之辈放在眼里了。正如毛泽东自己所言，在穷困潦倒中，他于这座帝王之都的公园和故宫宫址“看到了北国的早春，在坚冰还盖着北海的时候，我看到了怒放的梅花。北京的树木引起了我无穷的欣赏”。[30]——这个时候，一个辉煌的大梦已在毛泽东心中萌生，即将在一个风和日丽的早春破茧而出，一飞冲天，于古老的天安门城楼上投下巨影。

    而傅斯年这边，对后来跑到偏远山林河谷与黄土高原拉杆子闹革命，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人物，很长一段时间同样未放在眼里。1932年9月18日，傅斯年在《独立评论》发表《“九一八”一年了！》政论文章中，谈到中国政治的出路问题，认为国民党自身已腐化堕落，弄得天怒人怨，国势频危。“今日之大难题，即在国民党自身弄得没有办法，而中国并没有任何政治力量可以取而代之。好比明朝亡国的时候，南京北京的姓朱的都不高明一般。”对有人提出共产党是否可取而代之的疑问，傅的回答是：“共产党自身的力量也正有限，以我前者同共产党共事的经验论，不能不觉得他们也是感情的发泄，而并无建国之能力，所做的工作很多还是洋八股。”[31]

《南渡北归2：北归》 第五章 胜利的前夜 延安访问（8）

    令傅斯年深感汗颜的是，仅仅十几年的时间，已是星转斗移，物是人非，天地改色，老皇历随风飘逝了。转瞬间，当年的北大故旧，穿过历史的隧道，竟跑到陕北的窑洞里再叙短长，纵论天下大势。只是那位原北大图书助理员如今已作为一颗政治巨星，在这块风清月高的黄土高原腾空而起，中国的命运也将由于这个人的一举一动而重新改写。相对当年气壮山河的高大身躯，今日的傅氏只是作为一可有可无的策士、辩才，或媒婆一样的“中间人”出现在光芒四射的超级巨星面前，并笼罩在毛泽东的巨大阴影之下。世事轮回，阴阳转换，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二人的政治地位发生了强烈逆转，各自内心的复杂、感慨之情自是不足为外人道也。有人云，傅斯年一生“误在多读了书，沾染上知识分子的缺点、弱点，不然，他是一位雄才大略的创业人物”。[32]这话也许不差，但历史正是由一个个失误与成功对接而成的，世人终于没有看到傅、毛二人像当年刘项一样争天下的局面，更没看到傅斯年建国立号的功业，所看到的只是一位策士与一位政治巨人在昏黄的窑洞中席地而坐的背影。一位西方哲人说过：“如果人不是从一岁活到八十岁，而是从八十岁活到一岁，大多数人都可能成为上帝。”傅斯年之悲剧，或许渊源即在此不可逆转的铁律和宿命吧。

    然而，傅斯年毕竟是傅斯年，尽管此时与他对坐者在政治气势上今非昔比，但他仍保持着自己的独立人格和自由思想，神态举止不卑不亢又不失大体，只是说话的口气较之当年识时务一点罢了。

    因了北大的这段因缘，毛泽东单独拿出一个晚上与傅斯年进行了交谈，其中最著名的一个细节是，毛没有忘记北大时代令他百感交集的屈辱情结和经历的时代精神熏陶。当谈到傅斯年曾在“五四”中大出风头，为反封建与新文化运动作出过贡献，以及当时在政学两界流传的傅氏本人“尝自负为‘喑呜叱咤，千人皆废’之西楚霸王”[33]的典故时，傅斯年狡猾而又识趣地回应道：“我们不过是陈胜、吴广，你们才是项羽、刘邦。”[34]毛泽东听罢傅氏如此得体又使双方皆不失面子的话，心中大为舒畅。

    与左舜生的糊涂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傅斯年没有让毛泽东放下武器接受国民党的招安，更没有像左氏那样没出息地一味惦记着蓝苹，而是以士大夫传统、儒雅的交际方式，请毛泽东在空闲时为自己题字留念，对方慨然允之。有关这方面的资料，在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于1995年为纪念傅斯年百岁诞辰而出版的一部《傅斯年文物资料选辑》中有所收录。这本书所收资料全部为影印，书中第 115 页收录了毛泽东给傅斯年的一封短笺和所写条幅，另有给王世英的一个便条。便笺曰：

    孟真先生：

    遵嘱写了数字，不像样子，聊作纪念。今日闻陈胜、吴广之说 , 未免过谦 , 故述唐人诗以广之。敬颂

    旅安

    毛泽东 七月五日

    条幅写道：

    竹帛烟销帝业虚 , 关河空锁祖龙居。坑灰未烬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

    唐人咏史一首  书呈孟真先生

    毛泽东

    此诗为晚唐诗人章碣的《焚书坑》，诗中“刘项原来不读书”一句，当是毛泽东自况，或含有自谦没有傅斯年读的书多，或者还有更深刻的内涵和用意，或者什么意思也没有，外人只是自作多情地瞎猜妄想而已。但这短笺和条幅至少可以说明当时的具体情况，对外界盛传的傅斯年与毛泽东所说“我们不过是陈胜、吴广，你们才是项羽、刘邦”之语，是一个佐证。毛的另外一张便笺，由延安交际处王世英转交给傅斯年，上写有“早上送交际处王世英同志交傅孟真先生  毛缄”字样。傅、毛延安相会最精彩的故事，以这幅墨迹作了见证。

《南渡北归2：北归》 第五章 胜利的前夜 延安访问（9）

    结束了与毛泽东的长谈与直接交往，7月4日，傅斯年又在延安各机关所在地，寻找9个月前陈寅恪问询的林伯渠与范文澜，顺便看望久别的弟子刘燿（尹达）。

    此前的1944年9月，重庆国民政府参政会决议组织成立延安视察团，傅斯年作为五位成员之一欲赴延安中共大本营视察。在成都燕京大学任教的陈寅恪得此消息，专门致函傅斯年，嘱其到延安后向林、范二人索取“新刊中国史数种”，同时具有预见性地告诉傅，“此行虽无陆贾之功，亦无郦生之能，可视为多九公、林之洋海外之游耳”。[35]

    陈氏信中的陆贾，汉初楚人，从高祖刘邦定天下后，出使劝说割据岭南的南越王赵佗，迫使赵佗称臣，后以叙述秦汉所以兴亡的《新语》十二篇为刘邦所重。郦生，即秦汉年间的儒生郦食其，司马迁《史记》载，郦生初识刘邦，便请命游说陈留令，使刘邦轻而易举地控制了号称“天下之冲，四通五达之郊”的陈留。后又游说齐王田广，计成，“伏轼下齐七十余城”。只是未等齐王献城投降，刘邦手下大将韩信听从幕僚之计，举兵攻打齐国，齐王认为郦食其欺骗了自己，恼怒之下将其逮捕投入油锅当做人肉麻花一烹了之。因陆贾与郦生皆刘邦时代有名的说客，司马迁陆、郦并举，作《郦生陆贾列传》。陈寅恪信中的“陆贾之功”与“郦生之能”，喻古代朝廷使者劝说地方势力归附中央政府的功绩和才能，而当时傅斯年等参政员的延安之行，就负有类似使命，只是不便公开言说罢了。在这样一种背景下，陈寅恪凭借一个伟大历史学家的洞察力和对时局的非凡卓见，加之与傅斯年的特殊关系，非常肯定地预言傅氏等一行，只能是既无“陆贾之功，亦无郦生之能”，权作古典小说《镜花缘》中的多九公与林之洋两个闲散人物，结伴到仙山瀚海胡乱游荡一圈而已。傅斯年接信后，因时机尚不成熟，视察团赴延安的事一拖再拖就搁了下来，直到九个月之后的今天，几位参政员才在落脚的延安这块中共地盘上，各呈“郦生之能”，争抢“陆贾之功”。对此兴趣不大的傅斯年，在完成计划中的见面与谈话后，开始穿梭于一排排窑洞探访故友新知。

    刘燿是抗战前史语所发掘殷墟时自河南大学招收的毕业生，与石璋如一同进入史语所参加殷墟发掘，算是傅斯年学生辈人物。抗战事起，刘燿随史语所抵达长沙不久，离所径自奔赴延安，化名尹达投入了共产党阵营。先后进入陕北公学、马列学院学习，后进入范老（文澜）领导的马列研究院历史研究室从事马列学说的研究，1941年到延安方面设立的中央出版局任出版科长。傅是在出版局所属的一口窑洞里见到了这位尹科长的。

    尽管政治立场各有不同，但就傅、尹师生此次相见，却有他乡遇故知之感，一幕幕往事涌上心头。遥想战前的殷墟发掘，那是何等壮观气派，令人心旌激荡。随着抗日战争的爆发和国共对立摩擦，导师与弟子天南地北，一别数载不得相见，忆及前尘往事，各自欷歔不已。傅斯年看了尹达的工作环境和工作成绩，甚不满意，忘记眼前是中共治下的延安而不是自由进出的李庄或重庆，一时感情冲动，竟有些糊涂和一相情愿地动员尹达随自己一道回四川李庄史语所，重操旧业，接着续写尹氏此前已完成大半的《山东日照两城镇史前遗址发掘报告》云云。这一提议，“对已经选择了革命道路的尹达来说，当然是不可能的事情”。[36]其结果是，尹达惊慌失措，傅讨了个没趣。后来，尹达致信傅斯年对此次相会的隐情作过委婉的解释，内有“延安一晤，至以为快。知诸师友均在努力写作，自愧为学术工作尽力甚微，思之怅怅”等语。表示“所中所出有关考古之书，可否致送一份？盼甚。愚未完成之书，仍愿续作。今后交通方便，大局安定，望能捎致北方大学，当设法完成之”。[37]此事只是尹达一说而已，真正的用意是向傅斯年示好，并替傅挽回一点丢失在黄土塬上的面子罢了。

《南渡北归2：北归》 第五章 胜利的前夜 延安访问（10）

    由于尹达的关系，傅斯年参观了延安的中央研究院、马列主义学院等学术机关，见到了马列学院的副院长兼历史研究室主任范文澜。

    范老是傅斯年的学长，于1917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国学门。曾受业于章太炎、黄侃、陈汉章、刘师培等“乾嘉老辈”，或曰“乾嘉余孽”，因而他“没有感觉到《新青年》所提倡的新思潮，是一条出路”。[38]毕业后，范先后在几个中学、北平女子文理学院做了近20年的教书匠。1939年10月索性辞职跑到了延安并很快受到中共高层重用，开始以头号马列主义历史学家的身份敲起了边鼓。当毛泽东讲“年轻人应该起来打倒老年人”、“这是历史的规律”的那场讲演时，他就在座，毛还加了“范老你是专家，我讲的不对你可要纠正呀”那样的话。[39]未久开始撰写《中国通史简编》（以下简称《简编》），其中写到历代统治者的残暴荒淫与无耻，像配方一样按比例配制。据说该大作出版并经《新华日报》连载后，曾轰动一时。《简编》中的“商朝事迹”部分，老范引用了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在安阳殷墟考古发掘的许多资料，同时对史语所及发掘人员的工作业绩给予了赞誉性介绍。其中在“商代的生产工具”一节中，说道：“商代生产工具，已经不是石头工具而是金属工具。殷墟发掘专家李济说：‘大多数石器都非平常用的东西，有的是一种艺术的创造，有的是一种宗教的寄托，这些东西，在周朝多用玉琢，如璧琮一类的礼器，在殷墟所见仍为石制。’又殷墟发现许多铜器，有矢镞，有钩，有矛，有刀与削，有斧与锛，有觚，有爵，有各种铜范。李济在论殷墟五种铜器说：‘殷墟铜器，以矢镞为最多，金属原料，只有到了最便宜时，才能用作箭镞，实际上在青铜时代用作箭镞的仍是骨与燧石，这就是说用铜的时代，并不一定用铜作矢镞。’”云云。

    来延安之前，傅斯年与在李庄的李济、董作宾、梁思永等学界中人已看到了这部著作，但具体作何评价一直不为外界所知，从一贯提倡“新思潮”的“海龟”傅斯年对“乾嘉余孽”和“土鳖”们的反对与鄙视来看，恐怕难有好的评价——尽管老范早已“古为今用”地改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来写此书了。

    此次二人延安相逢，范老正在编写一部关于农民造反和“造反有理”的中国政治史，并打算本着马列主义“实事求是”、“求真务实”的精神，重新改写《中国通史简编》。傅氏得知此情，对这种治学态度表示赞赏，二人由此握手言欢，彼此增加了信任。至于傅斯年是否从范文澜处要到了陈寅恪请托之书，不得而知，想来这点事是不难办到的吧。只是令傅想不到的是，1950年后，范重新改写的《中国通史简编》，在叙述到商代历史和殷墟发掘的葬坑与出土器物时，只剩了一句“解放前有人做过发掘”的话。再后来，连“有人”二字也被老范的如椽大笔给一下勾销了，只剩了草草6个字的“地下发掘证明”。[40]至于这闻名于世的殷墟遗址是人是鬼或妖魔鬼怪所发掘，在老范的眼里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要得到郭老（沫若）还有其他不同高位上的大人物喜欢，即为“求真务实”的成功之作。自此，无论是傅斯年、李济，还是董作宾、梁思永的名字，都与安阳殷墟考古发掘无缘。世人谈到安阳发掘与甲骨文研究，便“只知有忠贤，不知有皇帝”了。当然，这个时候的傅斯年或董作宾早已跑到了台湾并进入了九泉之下，与阎王小鬼们交往起来，对于地面上幸存的马列学者们，是问苍生还是问鬼神，他们已无力顾及了。此行傅斯年是否见到了陈寅恪点名代为求见的林伯渠，仍是不得而知。若林氏在延安，相见的可能性颇大。但即使相见，也不会有什么高深和隐秘的问题可谈，不过相互问候罢了。

《南渡北归2：北归》 第五章 胜利的前夜 延安访问（11）

    访问团共在延安逗留4天，与中共领导人几次会见中，似乎是黄炎培谈得更多、更具体，除了对国际、国内局势的看法，黄氏认为国内各党各派的团结有绝对的必要，并指出国共两党都有恢复谈判的可能。在与毛泽东会谈时，黄一度施展揣摩、捭阖、转圜之术，谈了一人、一家、一地方，乃至一国，“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也”等所谓“兴亡周期率”，颇得毛的好感，对方表示中共可以找到一个好法来摆脱这个周期率云云。[41]

    在访问的后期，当以黄炎培为主角的参政员提到对大局的看法，并说到“双方商谈之门，并没有关闭“时，毛泽东很表同意，接着说：“只为了门外有一块绊脚石，就是国民大会问题。”[42]黄氏深以为然。经过与中共高层人物多次会谈，最后总算形成了一个《中共代表与诸辅成、黄炎培等参政员延安会谈记录》文件，可视为几天来会谈的总成果。

    7月5日早餐后，访问团成员匆匆赶往机场，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亲到机场送行。最后握别时，毛泽东特地叮嘱六位参政员到重庆后务必向蒋委员长致谢，并称：“有诸位来延安，使我们听到许多平时不易听到的话，增加了不少了解。并祝蒋委员长健康。” [43]同时，毛还托傅斯年转达自己对胡适老师的问候——尽管胡适与傅斯年一样，当年甚至不把这位图书馆助理员放在眼里。

    对于六位参政员抵达延安后的活动，中共中央在宣传上似有严格规定，除以显著位置在《解放日报》和《新华日报》上介绍中共举行欢迎宴会外，对六位参政员的活动细节未加报道，而对于他们的离去，也只发了一条简短且未加评论的消息了事。

    六位参政员风尘仆仆回到重庆，向国民参政会和蒋委员长递交了《会谈纪录》，各人根据自己的所见所闻，撰写了报章文字或发表了谈话。此次访问团的盟主黄炎培于兴奋之中点灯熬油，苦干了几天几夜，草草写成了《延安归来》一书出版发行，内中对延安的人和事极具赞赏，文中说：“在延安的几天里，随处可以见到，这是事事有组织，人人有训练的缘故。我们应该知道中共政治作风已变了。不是变向别的，而是变向平凡。”又说：“个个人得投书街头的意见箱，也个个人得上书建议于主席毛泽东。”最后的结论是，自己的延安之行“如坐春风中”。[44]

    与黄炎培不同的是，左舜生则写了《记民主同盟政团延安之游》一文，内中依旧对蓝苹念念不忘：“我本来向毛泽东提议，要见见他的蓝苹的，但毛说她生病，不能见客。七月五日那天，我们离开延安的时候，毛带着他们一个七八岁的女儿（南按：李纳，时5岁）来送我们，两只秀美活泼的眼睛，看样子似乎和我在战前见过一次的蓝苹有点像，可是蓝苹本人依然没有来。‘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当我们的飞机起飞以后，我还是感到这是此行的一点遗憾。”[45]

    到了这个时候，左舜生还不明白，毛泽东托词对方生病不让相见，显然不愿让其回重庆后四处张扬他和江青的婚姻关系。也可能是中共政治局作出的硬性规定，不让在国统区名声不佳又极爱出风头的蓝苹在此种场合抛头露面，以免节外生枝，坏了党国大事。左舜生只是枉费心机、自作聪明地破解了“江青”之名的典说（南按：“江青”之名典出于唐朝诗人钱起于公元751年的应试诗《省试湘灵鼓瑟》名句：“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毛就是依据这两句唐人诗为他的心上人蓝苹命名的）。左舜生劳神了半天，最终还是弄了个“曲终人不见”的悲凉局面。此憾未得弥补，想来左氏当是死不瞑目的吧。

《南渡北归2：北归》 第五章 胜利的前夜 延安访问（12）

    与黄、左二人大不同的是，傅斯年的延安之行，却有自己独特的观感与政治洞见。据罗家伦说：“他（傅）在重庆被国民参政会推举为访问延安的代表团的五代表之一 , 他回来以后 , 和我谈过几次。他认为当时延安的作风纯粹是专制愚民的作风 , 也就是反自由、反民主的作风。他和毛泽东因为旧曾相识的关系 , 单独聊了一夜天。上天下地的谈开了，谈到中国的小说，他发现毛泽东对于坊间各种小说，连低级兴趣的小说在内，都看得非常之熟。毛泽东从这些材料里去研究民众心理，去利用民众心理的弱点，所以至多不过宋江一流。毛泽东和他漫步到礼堂里，看见密密层层的锦旗，各处向毛献的。孟真讽刺的赞道：‘堂哉皇哉！’毛泽东有点感觉到。他痛恨同去的人没有出息。他说，章伯钧是由第三党去归宗，最无耻的是黄炎培等，把毛泽东送他们的土织毛毯，珍如拱璧，视同皇帝钦赐饰终大典的陀罗经被一样。孟真对他们说：‘你们把他看作护身符，想借此得保首领以殁吗？”[46]

    罗家伦这段回忆难免有政治偏见及主观成分，但此说的许多内容与史料相吻合，说明并不是空穴来风。傅、罗谈话，较为透彻地反映了傅氏的内心世界和人生观。傅斯年对中共与苏联皆无好感，并公开表示反对。他在1932年发表的《中国现在要有政府》一文中，就公开宣称共产党“大体上是祖传的流寇，不过以前的流寇但由凶年失政造成，今之共产党乃由凶年失政以外，更加以国民经济之整个崩溃而已”。[47]随后又宣称：“国民党诚然太对不起国民，其所以对不起国民之一件，即是过量的对得起这些残余势力，因为当年自己不曾努力，把这些东西根本拔去了，使他们今日尚在那里胡思乱想，胡言乱道。”就中国革命的形势与夺得政权建国方略问题，傅氏认为中俄有三大不同，除了地埋位置与经济条件特别是天然条件上的不同外，更表现在革命人才上截然不同。“俄国革命党历史将及百年，以如此长期之演进，如此长期之训练，不特革命的人格得以培成，即施政之人物亦在革命党中吸收不少，因为俄国革命中本有不少小学教师、低级官吏、小商人、小工业家、工程师、技员，政权到手，办得了事，如此乃是建国，不然乃是发疟子。国民党以中山先生伟大人格之吸引力及其前身二十多年的经过，吸收不到一套施政建国的人才来，遑论几年中专靠怨气及性欲解放一队缺知识少训练的人们。共产党之一朝攫得政权虽可能，而共产党之建国是办不到的。”[48]

    正是因了这样的政治观念，傅斯年与毛泽东的关系，比后来的梁漱溟与毛泽东的关系还要复杂另类。各自的性格与政治倾向不同，是傅斯年不可能对毛泽东产生崇拜的根本原因之一，也是他回到重庆后，口出此言的一个不难理解的缘由。后来，当傅斯年看到很多青年人逐渐演变成为激烈的“左”派分子时，犹如行芒在背，一次闲聊时他对李济说“我要是十七八岁的青年，我也许对共产党发生兴趣”，接着又说：“但我自从与共产党接触以后，绝对不会当共产党！”[49]简短几言透出了他内心对另类青年的不满与对共产党决绝的态度，这一态度直到他“归骨于田横之岛”都没有改变，也够一根筋的了。

《南渡北归2：北归》 第五章 胜利的前夜 延安访问（13）

    ◎?梁思成：日本京都、奈良的恩人

    六位参政员的延安之行，被陈寅恪9个月前不幸言中，以黄炎培为首的策士班子，尽管使出了浑身解数，拿出了看家的捭阖、转圜之术，仍然是既“无陆贾之功，亦无郦生之能”，可谓毫无斩获，一败涂地。7月7日，第四届第一次国民参政会开幕，褚辅成、黄炎培、傅斯年等借此机会于当天下午谒见蒋介石，禀报赴延安会谈的结果并呈上《会谈记录》。蒋打着哈哈顺手翻了几下，便冷冷地撇在一边不再顾及，仍坚持一党专制的指导思想。这一做法弄得褚、黄等人大为尴尬，也引得共产党方面大为不快。中共据此坚信国民党虚张声势，故意混淆民众视听，甚至感到自己被国民党当局又涮了一回。

    在黄炎培等人回到重庆的第五天，也就是7月10日，已通过地下渠道得知蒋介石真正想法的毛泽东，盛怒之下决定实施反制，于延安发表了著名的《赫尔利和蒋介石的双簧已经破产》的战斗檄文，对国民党及美国前往中国调解国共摩擦的代理人赫尔利大加讨伐。  此文一出，生存在一相情愿和幻觉中的民盟第三党，不但没有达到当年苏秦合纵连横，“所在国国重，所去国国轻”及“一怒而天下惧”等捭阖、钩钳的奇效，反而弄得灰头土脸，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人。最终落了个国共双方的蒋介石、毛泽东两巨头一怒而自己惧，最后归宗无着，两条船都没搭上，落得个在浪潮汹涌的浑水中瞎扑腾的尴尬结局。面对如此窘境，各路策士不得不掉转屁股，扭头向国民党示好。其权衡、转变的态势，蒋介石及其谋僚看得极其真切，唐纵在7月底日记“上月反省录”中作了如下记载：“党派，民主同盟、青年党，欲借中共问题以自重，但自中苏邦交改善，美国舆论好转，与陕北部队进占淳化而被击退后，各方态度渐倾向中央而不愿继续追随共党以取怨于本党。……在参政会中各党派并不如中共之期望完全附和中共主张，而通过国民大会案，使中共对各党派起分离作用。”[50]

    尽管国共两党都心怀怨气与猜忌蓄势待发，准备一场公开的肉搏，想不到世界局势变化太快，国际反法斯战争取得了惊人进展，黑了八年的天真的就要亮了。中国民众的兴奋点再度被调转到东、西方两大战场，国共摩擦与几个在野党派人士拨弄的“转圜”计划被暂时搁置下来。

    此时，日本军队几乎完全丧失了战略进攻能力，盟军已完全掌握了制空权和制海权，并自各个领域和战略要点实施反攻。原日本军方认为，珍珠港一役，美国至少要到1943年才能在太平洋地区恢复元气，而日本可趁美国实力恢复之前巩固战线。但事实却大出意料，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被激怒的罗斯福总统下令倾全国之力尽速发展空军和具有两栖作战能力的海军，即海军陆战队。美国凭借强大的经济与科技实力，很快制造出一批现代化战舰和战机，太平洋地区的势力迅速得到恢复和加强，并很快夺取了制空权和制海权，战争局面得以扭转。

    1942年6月，日本海军进攻中途岛，遭到美国海空部队的拼死抵抗，日军有4艘航空母舰和多艘驱逐舰、战列舰被击沉，从此在太平洋战场被迫由战略进攻转为战略防守。8月，美军在所罗门群岛的瓜达尔卡纳尔岛登陆，发动反攻。此后，日军在太平洋上连连受挫，节节败退。渐已控制太平洋局势的美军从瓜达尔卡纳尔岛开始，在所罗门群岛和新几内亚北部着手大规模反攻。由于日军拼死阻击，美军进展缓慢，历时半年苦战才勉强攻下瓜岛。之后，美国海空军痛定思痛，一改过去传统教科书式的作战方法，实施全新战略，这战略如同当年成吉思汗之运用草原上铁骑流动战术，具有空前的革命性，使得日本军队手足失措，全盘皆翻。

《南渡北归2：北归》 第五章 胜利的前夜 延安访问（14）

    日本方面初以为美国反攻是一岛一岛打过来，殊不知美国新战略的实施，把太平洋当做成吉思汗的欧亚草原，运用越过堡塞的万里长驱、越岛进攻之战法，即暂不进攻日军某些防守顽固的岛屿，而是凭借强大的战舰越岛而过，在新几内亚北部采用蛙式跃进式速攻战术，长驱直入，直逼日本本土，从而使部分防守鸟屿孤立无援，成为一座毫无战略作用的死岛。此外，日本军方原以为美国海军接近自己所有陆上空军基地时，便是自己得手之时。殊不知美国的海空军实力以空前的速度巨增，与日本海空实力差距越来越大。美国仅1943年制造并编入现役的航空母舰就有39艘，而日本直到1945年战败时，全部用于战争的航空母舰才不过25艘。

    1944年7月，中太平洋美军接连攻占吉尔伯特群岛、马绍尔群岛和马里亚纳群岛。11月，美军出动B—29远程轰炸机，从马里亚纳群岛的塞班岛、关岛起飞，直扑东京，实施连续大规模轰炸。另一路美军从西太平洋沿新几内亚北部进攻，与英、澳、荷军队会师后，攻占新几内亚西部。1945年2月，两路美军胜利会师，重返菲律宾。6月，美军迫近日本国门，号称天下第一的无敌战舰“大和号”被击沉，日本海军全部被摧毁。

    几乎与此同时，在国际瞩目的缅甸战场上，中国远征军在初期受挫之后，重新集结精锐与美、英、印、东非、西非部队，于1943年10月在缅甸北部和西部投入反攻。在盟军节节胜利的形势下，缅甸国民军和游击队于1945年3月底发动总起义，5月1日克复首都仰光，日军在缅甸的战略彻底告败。

    在中国本土战场上，由于中国军民坚持不懈地抵抗与反击，终于粉碎了日军企图以战养战，把中国占领区变为太平洋战争“兵站基地”的计划，有力地配合、支持了盟军对日实施全面反攻。

    在这样一种全新的战略战术与政治格局下，为了保障各战区文化遗产免于战火，国民政府专门成立了中国战地文物保护委员会，配合盟军对地面文物实施保护。居住李庄的中国营造学社负责人、古建筑学家梁思成被征召至重庆，以委员会副主任身份，负责编制一套沦陷区文物目录，包括寺庙、古塔、陵园、考古遗址、博物馆等一切重要人类文化遗产。与梁思成同时来到重庆的，还有助手罗哲文。

    罗是中国营造学社1940年年底在李庄招收的练习生。当时梁思成等人刚从昆明迁往李庄，急需一个青年人帮助学社同仁处理杂务和绘图等事宜，决定在当地招收一位可堪造就的青年学生前来工作。据罗氏本人回忆：“那时，我还是一个不到二十岁的青年，刚从中学出来，在宜宾的一家报纸上看到一则中国营造学社招考练习生的广告。至于这一单位是干啥子事情的并不知道。只见考题中有写字、画画、美术等内容，我对此很感兴趣，便去投考了。喜出望外，果然被录取了。后来才知道，众多的考生中只录取了我一个人。”[51]

    罗哲文来到营造学社后，先是帮助刘敦桢抄写、整理文章和插图，后作为梁思成的助手做资料整理和测绘等工作。罗氏原名罗自福，进营造学社之后，随着美、英、苏、中等国结成军事联盟，共同抗击德、意、日三个邪恶轴心国，美国总统罗斯福、英国首相丘吉尔，包括苏联的斯大林等人物的名字广为人知。青年罗自福与美国总统罗斯福谐音，于是营造学社与李庄其他科研机构人员，甚至包括李庄镇百姓和光屁股的孩子，见面之后总是对罗自福高声呼“罗大总统”。如此之“尊称”，弄得罗自福苦笑不得。后来当梁从诫的一帮同学来到营造学社玩耍并高呼“罗大总统”时，梁思成闻听觉得有些别扭，将孩子们轰跑之后，微笑着对罗自福道：“自福呵，这个‘罗大总统’的雅号听起来很响亮，不过在李庄这个小镇关起门来做总统，总给人一种‘伪’的感觉。现在中国伪的东西已经够多了，什么伪政府、伪主席、伪军、伪北京大学、伪中央大学等。汪兆铭建了个伪中国政府，搞得天怒人怨，像过街的老鼠，人人喊打。你要再弄个伪美国政府，那天下不就更要大乱了。我看就不要在咱这个院儿里做大总统了，还是改个名字，做个平常的中国绘图员吧。”于是，在梁思成的建议下，罗自福遂改名罗哲文，很有些文人雅士的儒家味道。再后来，“罗大总统”的名号就慢慢消失了，罗哲文三个字倒在古建筑学界传开。

《南渡北归2：北归》 第五章 胜利的前夜 延安访问（15）

    这次由“罗大总统”缩水而成的罗绘图员随梁思成到达重庆后，先把文物目录一条条编好，然后再在军用地图上仔细标出准确位置。目录为中、英两种文字编成，并附有照片，印成若干份，发给各战区指挥员和盟军飞行员以供参考，防止炮火与飞机投放的炸弹焚毁这些目标。据梁的好友费慰梅说，梁思成编制的文物目录，“有一份还传到了周恩来手上，显然引起了他的注意”。[52]几年后内战爆发，解放军兵临北平城下，中共军队秘密派人潜入清华园，请梁思成绘制一份全国重点文物地图，就来自这次编制目录的启示。

    就在梁思成编制沦陷区目录的同时，对人类文明成果极其重视的盟军司令部，通过中方请梁思成把日本的重要文物古迹列表，并在地图上标出位置，以便在轰炸中留意并尽可能地予以保护。梁思成与罗哲文工作了一个多月才完成任务，在送交地图时，梁通过中方代表明确表示：如果对日本本土毁灭性轰炸不可避免，其他城市可炸，但京都、奈良不可为，日本民族的文化之根就存留于这两座古城之中。现在的日本民族犹如太平洋孤岛中一棵风雨飘摇、电击雷劈的大树，即将面临亘古未有的毁灭性灾难，树的枝芽可以毁而再长，根却不能再生，京都、奈良古建筑与文化，是世界人类文化财产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必须在轰炸中特别注意，把根留住。

    当此之时，此项工作皆在不为外人所知的情况下秘密进行，按照“不该说的不说，不该问的不问”这一铁打的保密规矩，梁思成与助手罗哲文完成这项任务后，又埋头于保护其他文化、文物事宜的策划之中，对自己的建议究竟落实得如何，未再过问，也不便过问。而这时由于盟军遇到日本本土日军的顽强抵抗，不得不再度扩大空中力量轰炸的力度，日本四岛，几乎所有的大中城市均被美军空投的炸弹炸得疮痍满目，著名的东京大轰炸也愈演愈烈，整座城市浸染在血与火交织的旋涡中。在接近战争尾声的3天之内，美轰炸机向东京投放了2000吨炸弹，大火三日夜，死人2万，焚屋27万幢，90万人无家可归。就在东京遭受大轰炸的同时，名古屋、大阪也遭到猛烈轰炸，与东京规模一样，也是2000吨炸弹，整个城市一片火海，其损失之大，死伤惨状与东京不相伯仲。在飞机轰鸣，弹片呼啸、烈火升腾的大失控、大混乱与阵阵惨叫哀鸣声中，几乎所有的日本人都认定，像东京、大阪这样世界瞩目的城市皆成废墟，那么，古老的京都、奈良必然面临毁灭之灾。对此，精明的日本小鬼作了最坏的打算，除了模仿中国拆迁古物的方式，把两座古城大量的珍贵文物迁移到远处深山秘藏，对极具价值的历史遗迹，特别是地面建筑，全部拆除搬迁，待战后再按原型恢复。由于建筑古迹极多，工程浩大，加之人心惶惶，拆迁工程进展缓慢。

    然而，让各路小鬼感到不可思议的是，在盟军铺天盖地的轰炸中，唯独京都、奈良这两座古城，奇迹般地始终未遭到真正意义上的空袭。待小鬼们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把著名的京都御所整个木构长廊全部拆迁之后，战争即宣告结束，遍布于两城内的宫殿、古寺、古塔等古建筑全部得以幸免。

    多少年过去了，因为知情的梁思成很少提及这段往事，没有人把京都、奈良的保全与一位中国建筑学史家联系在一起。当年随导师第一次进驻陪都重庆、却没机会饱览山城景色的青年助手罗哲文，也渐渐淡忘了自已为此挥汗绘图的情景。

《南渡北归2：北归》 第五章 胜利的前夜 延安访问（16）

    1986年，罗哲文应邀到日本参加在奈良举办的“城市建设中如何保护好文物古迹”国际学术研讨会，其间和奈良考古研究所的学术部主任菅谷文则相遇。菅谷得知罗早年出于梁思成门下，1944年前后正跟梁在一起，便热情地向他讲述了二战中的一些逸闻趣事。管谷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美军在日本本土进行轰炸时，古建筑文物最多的京都、奈良幸免于难，此事可能和梁思成有极大的关系。据前年到日本访问的北京大学考古系主任宿白教授透露，梁思成于1947年到北大讲过课，在讲到文物古迹是人类共同的文化遗产时，曾举过抗战时期为保护日本的古都，他曾向美军建议不要轰炸京都、奈良，留住日本民族之根，也是世界人类文化之根的事例。菅谷此次想从罗哲文口中进一步了解事情的经过。

    罗哲文听罢，大为惊讶，立即回忆起当年在重庆的情景。罗说：“到了重庆，我们住在上清寺中央研究院的一座小楼里，专门给了我一个单独的房间。先生每天拿了一捆晒蓝图纸来，让我按他用铅笔绘出的符号，用圆规和三角板以绘图墨水正规描绘。我虽然没有详细研究内容，但大体知道是日本占领区的图，标的是古城古镇和古建筑文物的位置，还有一些不是中国的地图，我没有详细去区分，但是日本有两处我是知道的，就是京都和奈良。因为我一进营造学社的时候，刘敦桢先生写的奈良法隆寺玉虫橱子的文章我就读过了，而且日本也正在和我们打仗，为什么要画在日本地图上呢？我没有多问，因为我觉得是不宜多知道的。”[53]

    经过罗哲文与菅谷的共同分析推断，认为梁思成出生在日本，又在那里生活了很长时间，对古城京都、奈良十分熟悉，对此地文物古迹怀有深厚的感情，加之他一贯主张：古建筑和文物是人类共有的财富，人类有共同保护的责任。当时所标、绘的图，既关乎文物古迹，又涉京都、奈良，因此他提出保护的建议顺理成章，于他的性情和理念也正相吻合。对此，罗哲文还引了古建筑学家郑孝燮与自己说过的一个事例：1951年的某一天，在清华园的梁思成突然把年轻的郑孝燮叫住，以哀婉的心情说道：“孝燮，告诉你一件不幸的消息，日本奈良法隆寺战争未毁，却被火烧了，真是太可惜呵！”说罢，两眼含满了泪水。

    孤证难立，有了罗哲文的回忆，综合宿白与郑孝燮所言，可知当年梁思成在北大讲课时所言不虚。京都、奈良免于被炸毁的厄运，梁思成至少起了一定作用。真相终于在湮没42年后大白于天下，日本朝野得知此情，均对梁思成的人品、学识抱以敬佩之情，日本媒体纷纷撰文报道，称梁思成为“古都的恩人”。此时离梁思成去世已14年矣。

    ◎?天降喜讯

    就当时的国际形势而言，属于梁思成能做的，他已无可遗憾地尽到了责任，至于其他的一切，就不是一个学者所能管得了的了。[54]有道是，多行不义必自毙。天作孽，犹可原，自作孽，不可活。强大的盟军给日本小鬼奄奄一息的躯体致命一击的最后时刻到来了。

    1945年7月26日，中、美、英三国联合发表了促令日本投降之《波茨坦公告》：“直至日本制造战争之力量业已毁灭，有确实可信之证据时，日本领土经盟国之指定，必须占领。”又说：“日本政府立即宣布所有日本武装部队无条件投降，并对此种行动诚意实行予以适当之各项保证。除此一途，日本将迅速完全毁灭。”[55]

《南渡北归2：北归》 第五章 胜利的前夜 延安访问（17）

    公告发布后，日本政府在军部强硬分子的操纵下，宣布“绝对置之不理”、“把战争进行到底”。[56]素以鹰派著称的新任美国总统杜鲁门雷霆震怒，决心给日本以毁灭性打击（南按：罗斯福于1945年4月12日在乔治亚州的温泉因突发脑溢血去世，时任副总统的杜鲁门继任总统）。

    8月6日，被激怒的美国在日本广岛投下第一颗原子弹。

    8月8日，苏联根据雅尔塔密约决定对日宣战。次日，苏联红军迅速进入中国东北地区，继之向朝鲜北部和库页岛进军，一举歼灭近百万日本关东军。蒋介石闻讯，以中国领袖的名义致电斯大林，谓：“贵国对日宣战，使全体中国人民奋起。”又说：“本人相信由于贵国压倒性的力量加入，日本的抵抗必会迅速崩溃。”[57]

    8月9日，怒气未消的美国在日本长崎投下第二颗原子弹，整座城市化为一片废墟。当晚，已被打急了眼的日本天皇在御前会议上不顾军部强硬分子的阻挠与蛊惑，最后裁决：以不变更天皇地位为条件，接受中、美、英三国提出的一切投降条件。

    8月10日下午7时左右，日本政府决定接受中、美、英《波茨坦公告》，并通过瑞典驻美公使向中、美、英三国发出乞降照会。消息迅速传遍世界，重庆《中央日报》稍后接到了中央社记者由美国发来的电讯：

    日本政府准备接受中美英三国政府领袖一九四五年七月二十六日在波茨坦所发表此后经苏联赞同之联合宣言所列举之条款，而附以一项谅解曰：上述宣言并不包含任何有损天皇陛下为至高统治者之皇权，日本政府竭诚希望此一谅解能获保证，且切望关于此事之明白表示，迅速获致。[58]

    这一突如其来的消息，国民政府高层一无所知，包括最高元首蒋介石同样蒙在鼓里。据蒋介石侍从室专门负责情报事务的第六组组长唐纵日记载：“下午七时许，对面美军总部在马路上欢呼，移时馥华（南按：唐纵长女）归来报告，谓日本无条件投降。不久，鞭炮之声相继而起，美人在马路上跑跃，中国小儿围绕而呼，广播电台播出嘹亮之音乐……我赴陈公馆，陈家小孩在陈主任窗外燃放爆竹欢呼，陈主任大怒，责彼等孩子们不该如此，尚在研究如何证实消息。”[59]

    正当蒋介石的“文胆”陈布雷在自家院子里摆出一副老夫子的严肃面孔，满含怒气呵斥燃放爆竹的孩子们的时候，美军总部年轻的大兵们已开着吉普车，手举香槟酒边喝边高呼口号满大街乱窜了。而敏感的《中央日报》已经印出“号外”，开始在大街小巷四处叫卖、张贴，整个重庆已形成欢乐的海洋。此时正是太阳即将落山的黄昏时候，也正是人群最容易集中之时，《中央日报》火速派出数名记者遍布山城进行采访并留下了一份珍贵的历史记录：

    七点钟左右，日本投降的消息被美国新闻处证实，美军总部的大孩子们首先跳了起来，开起吉普车沿街直闯！漫街遍巷的人，拥塞着、欢呼着……人全疯了，快乐啊！

    从中一路到新街口，张贴着本报号外的墙前，万头攒动，连不识字的赤腿汉也挤在里面，雨样的汗水把每个人的衣衫都和周围人的衣衫黏在一起，大家都咧开嘴笑！

    头上是一片欢乐的人海，每个人对每个人，每群人对每群人，都打着招呼“啊！啊！”互相道贺，大家的感情在泛滥！升华！熟朋友见面了破例的张臂拥抱，起码也亲密地互相拍拍肩：“要回家了！”[60]

《南渡北归2：北归》 第五章 胜利的前夜 延安访问（18）

    报道说：在出行的人群中，有一部分冒着热浪围成一团在聚精会神地收听广播，并坚定地相信会从广播里听到更加真实详细的消息。果然，正在播讲英语节目的电台突然中断，继而播音员开始用中文诵读合众社和中央社分别发来的电讯，随后，播音员说道：“中国苦战八年，终于赢得胜利，赢得和平……现在重庆大街小巷百万市民已在狂欢中，现在清听《凯旋还故乡》。”爆发在听众头上的，已是一片吼叫的欢声。是后，女高音与男中音的嘹亮雄浑的大合唱在欢呼里响了起来……

    在这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非凡的傍晚，重庆中央广播电台播音员热血澎湃、感情激荡，已没有了平日圆熟的素养与技巧，任由情感随着话筒喷涌，广播结束时，播音员哽咽着说：“诸君，请听陪都欢愉之声！”

    是时，收音机中传出了响亮的爆竹声、锣鼓声以及外国盟友“顶好”、“顶好”的欢呼声。紧接着，“日本小鬼投降了！”“抗战胜利了！”“中华民国万岁！”的欢呼声如春雷般炸响开来，整个重庆形成了一片欢腾的人海。

    是时，傅斯年正在重庆家中，当胜利消息猝然降临时，先是目瞪口呆，接着方寸大乱，欣喜若狂。平时滴酒不沾的他从一个墙角抓起一瓶不知什么时候存放的泸州大曲，摇晃着高大肥胖的身躯冲出门外，加入了奔跑欢跳扬臂高呼的人流之中。许多年后，同在重庆的罗家伦还记得这幕经典场景。罗在回忆文章中第一句话就是——“孟真疯了”。接下来说道：“他从聚兴村的住所里，拿了一瓶酒，到街上大喝。拿了一根手杖，挑了一顶帽子，到街上乱舞。结果帽子飞掉了，棍子脱手了，他和民众和盟军还大闹了好一会。等到叫不动了，才回到原处睡觉。第二天下午我去看他，他还爬不起来，连说‘国家出头了，我的帽子掉了，棍子也没有了，买又买不起。哎！’”[61]

    傅斯年醒来后，按捺不住心中的狂喜，立即展纸挥毫给远在李庄的妻子俞大綵和儿子仁轨写信，让他们与自己一起分享胜利的欢乐。信中说：“接到参政会通知，大家到秘书处庆祝。我九时半到，则已三十多人，愈到愈多，皆哈哈大笑，我现在方知旧戏中二人见面哈哈大笑之有由也。抱者、跳者、kiss者，想要安静一下，谈谈如何游行，几乎办不到。……出门时，我遇见熟人打招呼，皆抱之以拳，段书诒后来说，他简直吃不消。出门遇吴鼎昌，他说，你不要太兴奋（彼与我皆患高血压也），我即将其一摇再摇。”又说：“本来预备到美军司令部及英美苏三大使馆的，在国府，蒋先生说尚未完成投降，尚有条件磋商，所以就回去。在参政会又很热闹，下午三时方归，顿觉大病，一直睡下去，第二天方好。”[62]

    同傅斯年一样，曾为盟军轰炸日本而躲在一间屋子里于地图上标记文物古迹工作数日的梁思成仍在重庆，他的好友费慰梅为此留下了永生难忘的精彩镜头：

    思成和两位年轻的中国作家还有我，一起在美国大使馆餐厅共进晚餐。酒足饭饱，我们把藤椅拉到大使馆门廊前的小山顶上，坐在台地纳凉。那天晚上热得直冒汗，看长江对岸山上的灯亮起，像银河掉下来一片灯笼, 圆光点点，童话般放着光。思成谈着很久很久以前泰戈尔访问北京的事。忽然间，他不说话了。他和其它在座的人就像猎狗一样，一下子变得紧张而警觉。他们听到了什么声音，我也不得不静下来，用耳谛听。远远地，传来警报声。难道又有空袭？这是荒谬的，然而以他们每个人多年的亲身经历，对各种可能性都十分警觉。如果不是空袭，难道是在通知胜利？

《南渡北归2：北归》 第五章 胜利的前夜 延安访问（19）

    在我们脚底下 , 胜利的消息似野火般蔓延了全城。在这高高的山坡上 , 我们差不多可以观察到整个过程。一开始是压抑的嘁嘁喳喳 , 或许是一些人在大街上跑 , 然后就是个别的喊叫声，鞭炮声噼噼啪啪响，大街早已热闹成了一片。最后四处都是一群群喊叫着、欢呼着、鼓掌的人们，好像全城在一阵大吼大叫中醒过来。[63]

    是啊，这口气整整憋了八年，八年的苦难、辛酸、屈辱、悲愤、忍耐，直至抗争与浴血奋战，作最后生死一搏。一旦胜利到来，被压抑了八年之久的神经需要痛快地宣泄，人们的情绪如同被地壳压得太久而终于像井喷与火山一样轰然爆发，拘谨的变得放纵，沉郁的变得豪迈。辛酸而艰苦的日子总算没有白过，庆祝活动通宵达旦。

    遥想当年，在那个寒风凛冽的严冬，中国军队在一片混乱中弃守首都南京，日本军队用超乎想象的野蛮，惨绝人寰地屠杀放下武器的战俘和中国平民，疯狂强奸无辜的妇女。而与兽性大作的日军遥呼相应的日本市民，纷纷拥向东京街头，提灯游行，庆祝狂欢。想不到时隔7年之后这个夏天的夜晚，提灯游行，庆祝狂欢的人群已换了人间。

    “谁会笑，谁最后笑。”——这是南京沦陷，日本东京狂欢之时，一位名叫鲁道源的滇军师长，在奉命率部驰援东南战区的军事集结中，说出的一句暗含机锋的话语。

    这是一个隐喻，也是一种宿命。它预示了中国人民在经历九九八十一难之后，最终将修成正果，迎来胜利的欢笑；它暗合了中华民族必将在这场震天撼地的惨烈战争中，凤凰涅槃、浴火重生的玄机奥秘。——这一切，都随着重庆街头那炸响的爆竹和狂欢的人潮得到了验证。自“七七事变”起，中国军民抗战进行了八年又三十三天；自“九一八”以来，则为十四年不足三十八天。苦难与抗争，救亡与图存，死者无声的托付，生者悲怆激愤的吁求，都遥遥羁系在这片风雨迷蒙中升浮而起的圣地之上。

    ——重庆不眠，中国不眠，整个中华民族将伴随着这个不眠之夜开始新的历史纪元。

    ◎?日月重光

    就在傅斯年满面疲惫地给家人写信之时，与其齐名的“五四”运动学生领袖兼傅的好友罗家伦，正满含热泪猫在一间小屋里抒发自己澎湃的心情。片刻工夫，一首白话诗出笼并由《中央日报》主笔程沧波拿到报馆以最快的速度刊发。诗曰：

    凯?歌

    胜仗！胜仗！

    日本跪下来投降！

    祝捷的炮像雷声响；

    满街爆竹，

    烟火飞扬，

    漫山遍野是人浪！

    笑口高涨，

    热泪如狂！

    向东望！

    我们百万雄狮，

    配合英勇的盟军，

    浩浩荡荡，

    扫残敌，如猛虎临羊。

    踏破那小小扶桑！

    河山再造，

    日月重光。

    胜利的大旗，

    拥护着  蒋委员长！

    我们一同去祭告  国父，

    在紫金山旁！

    八年血战，

    千万忠魂；

    才打出这建国的康庄。

    这真不负我们全民抗战，

    不负我们血染沙场！[64]

    罗家伦没有像陈布雷一样对放爆竹的人群加以训斥，倒是有几分赞赏，只是诗写得很幼稚，很有些“假大空”的感觉，且有些句子似乎还不通。而罗氏似乎很看不起的这个“小小扶桑”，竟自甲午战争以来给中国军民留下了刻骨的创痛，而中国则只有招架之功，几无还手之力。但通篇读过，作者的真诚的喜悦、自豪之情跃然纸上，足以代表了千百万中国军民的心声。只是这时的蒋委员长没有急着到紫金山旁祭告国父，他有比祭告更急迫的事情要做。倒是沉浸在兴奋与激动中的梁思成归心似箭，想以最快的时间赶回李庄，与病中的妻子、家人及李庄的同事们分享胜利的欢喜，体会一下“建国的康庄”。

《南渡北归2：北归》 第五章 胜利的前夜 延安访问（20）

    第二天一早，在费正清帮助下，梁思成携助手罗哲文与费慰梅共同搭乘一架美军C—47运输机，经过45分钟的飞行抵达宜宾机场。此时的宜宾机场草深没膝，但飞行员还是借着胜利的欢喜劲儿强行驾机平安着陆。梁、费等三人转乘一艘小汽船，沿着白灿灿的水面顺江而下，很快抵达李庄码头。待他们登上岸时，迎面扑来的是满街的标语和被热浪裹挟着的喜庆气氛——看来闭塞的李庄也早已得知了胜利的消息。

    李庄方面能够及时得知消息，所有的人认为应当感谢在同济大学任教的德国人史图博教授。正是这位略通中国话的医学专家，于8月10晚上那个关键的历史性时刻，从自己那部破旧收音机里听到了重庆中央广播电台关于日本投降的广播。据说，史图博听到后，像全身触电般抖了一下，怔愣片刻，立即抓起收音机跑出去，首次不顾礼貌地撞开了一位中国教授的家门。——于是，消息像狂涨的山洪风暴，“哗”一声冲出，在李庄全镇弥漫、荡漾开来。黄昏笼罩下的李庄古镇，一扇门又一扇门被撞开了，一双又一双眼睛睁大了，汇集的人群在大街小巷狂呼蹿跳开来。

    “日本投降了！”“胜利了，中国胜利了！”

    喊声如天空中一声声惊雷，炸开了沉闷的天空与郁闷的心灵。李庄古镇一座座古庙、一户户农舍、一道道院落，男女老少，呼呼隆隆地冲出，或摇着毛巾，或挑着床单，或拿着脸盆、水桶，或抱着菜板，拖着烧火棍，敲打着，叫喊着，欢呼着，狂跳着，乱舞着，在泥泞的大街小巷和田间小路上奔流涌动。学生、教授、农民、工人、小商小贩、北岳庙的和尚、南华宫的道士，手摇灯笼火把，挤在一起，抱成一团，哭哭笑笑，打打闹闹。教授与小贩拥抱，和尚与尼姑亲嘴，老汉与少女牵手相携，镇内镇外，人声鼎沸，口号震天，灯光摇摆，人影幢幢，狗声吠吠，李庄所有的生物都调动起了敏感的神经，为等待了八年之久的胜利时刻齐欢共鸣。

    住在李庄镇内的中央博物院筹备处李济、曾昭燏、郭宝钧、王天木、赵青芳、李霖灿等研究人员得到消息，连夜参加了游行活动。第二天一早，李济召集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人员开会庆贺，在讲话中，他作为在这一大背景下罕见的清醒者，极富理智与科学远见地指出：“日本投降是由于两颗原子弹投掷在广岛及长崎的结果，但是更重要的是从此昭告了原子能新时代之来临，胜利自是我们所乐于听闻的，但是新时代之来临，我们每一个人都当有新的认识，也有了更重要的新责任。”[65]

    住在李庄镇郊区4公里外山顶上板栗坳与门官田的中央研究院史语所与社会学所的学者们，夜里忽听山下传来人喊犬吠的吵嚷呼叫之声，以为又是土匪进村劫财劫色，当地军警与治安队群起缉拿，因而并未特别在意，各自关门或继续在灯下读书爬格子，或熄灯就寝。等第二天拂晓尚未起床，同济大学的青年教师和学生组成的游行队伍已到达舍外。被惊醒的学者连同家属认为土匪进得山来包围了宅院，急忙提了菜刀与烧火棍，还有早些时候傅斯年专门让李方桂为史语所同仁购买的小铜锣（南按：傅斯年叮嘱史语所同仁，一旦发现土匪来临就急敲铜锣求援），胆战心惊地走出室外，悄悄趴在门缝观察动静。

《南渡北归2：北归》 第五章 胜利的前夜 延安访问（21）

    只见满山遍野飘荡着用床单、枕套、破旧衣服，甚至废旧报纸做成的花花绿绿的旗帜，旗帜下是一群群情绪激昂的男女学生。当从对方的呼喊声中得知日本鬼子投降的消息后，学者们与被惊动的当地百姓，立即扔掉手中的菜刀与烧火棍，只拎着一只小铜锣，打开大门，一个个“嗷嗷”乱叫着冲入人群，在山野田畴狂奔乱舞，叮叮当当地敲打起来。史语所职工自办消费合作社的经理、时常拖着标准北京腔说相声的魏善臣，也就是几年前为合作社办货，在山下遭土匪抢劫并挨了一顿胖揍的“魏老板”，听到门外动静，认为土匪一到，大难临头，急抓起一把自己前些时候托李庄镇铁匠打造的类似于猪八戒使用的五齿钉耙，准备与土匪拼个你死我活。待弄明真相，“嗖”地扔掉钉耙，摇晃着肥胖的身躯拱出门外，嘴里吐着哼哼唧唧的声音，一蹦三跳地蹿到坐落在牌坊头的合作社，从一个箱子里掏出两瓶酒，拉着正站在牌坊头观望的董作宾、石璋如等几位资深研究员，高喊着“胜利了，我请客！”的话语，连拖带拉地来到板栗坳最高处一个山坡，面对滚滚东逝的长江之水，相互向对方嘴中灌酒。当两瓶酒见底之后，一个个泪流满面，醉卧于山野荒草之中。——这是继长沙清溪阁醉别之后，八年来又一次轮回。只是今非昔比，醉酒的心境已是天壤之别了。

    当梁思成等三人来到李庄上坝月亮田营造学社，林徽因仍躺在床上，苍白、瘦削的身子，宛如她那首《静坐》诗中的描述：“一条枯枝影，青烟色的瘦细”。费慰梅看罢不禁欷歔。在李庄镇内参加学生游行的女儿梁再冰中途跑回家中，气喘吁吁告诉了母亲外面世界的精彩盛况，林徽因“闻之狂喜”，顿时变得神采飞扬，大有“积疴顿失”之感。又见夫君与好友费慰梅风尘仆仆地从远方赶来，林徽因再也按捺不住心中的兴奋之情，她提出要在这历史转折的伟大时刻，亲自赶到李庄镇加入游行队伍，倾吐憋在心中八年的块垒，为抗战胜利发出自己的欢呼之声。

    一架自制的滑杆很快捆扎而成，林徽因坐在滑杆上，罗哲文等几个年轻人抬起，梁思成与费慰梅跟随两边，如同北方黄土塬上大姑娘出嫁一样，一行人说着笑着，呼呼啦啦、晃晃悠悠，颇有些滑稽意味地向李庄镇中心进发。这是林徽因自从旧病复发之后，近5年来第一次来到这个古老小镇的街巷，想不到竟是以这样的心境和方式出现。

    满街的标语，满街的人流，满街的欢声笑语。没有人认得这位名冠京华的一代才女，更没有人知道林徽因那非凡的人脉背景——此时这些身外之物全不重要，也不需要。所有与之相遇的大学师生或当地百姓，无不对其报以真挚的致意与微笑。林徽因望着一群又一群满脸尘土与汗水，似曾相识的青年学生，蓦地想起八年前卢沟桥枪声响起之时北平街头的情景。在那个酷热的夏季里，那些满脸汗水交织，一家一家收集麻袋帮助二十九军官兵修筑工事的学生，不知现在流落何方。假如他们还活着，或许就在眼前这样的游行队伍之中，或者早已流浪外域，或死掉了。这样想着，热泪顺着瘦削、苍白的脸颊缓缓流淌下来……

    1945年8月15日，日本政府的正式投降照会由瑞士驻华大使馆转致国民政府，内称：

《南渡北归2：北归》 第五章 胜利的前夜 延安访问（22）

    一、关于日本接受波茨坦宣言之各项规定事，天皇陛下业已颁布敕令。

    二、天皇陛下准备授权并保证日本政府及日本大本营，签订实行波茨坦宣言各项规定之必需条件。天皇陛下并准备对日本所有陆海空军当局及在各地受其管辖之所有部队，停止积极行动、交出军械、并颁发盟军统帅部所需执行上述条件之各项命令。[66]

    重庆《中央日报》于当日7时收到外交部电文，半小时后，关于这一消息的“号外”印出并分发全市，民众奔走相告，整个重庆为之轰动。庆祝的鞭炮再度燃起，火光烟雾伴随着声声呼喊，震动着每一个人的心房，许多民众在激情宣泄中相拥而泣。

    同日上午，蒋介石以中华民国政府主席的名义，在重庆中央广播电台分别用中波和短波发表了抗战胜利对全国军民及全世界人士的广播文告。讲稿为蒋介石亲自拟就，指出：“我们的‘正义必然胜过强权’的真理，终于得到了它最后的证明，这亦就是表示了我们国民革命历史使命的成功。我们中国在黑暗和绝望的时期中，八年奋斗的信念，今天获得了实现。”同时指出：“我中国同胞们须知‘不念旧恶’及‘与人为善’为我民族传统至高至贵的德性。我们一贯声言，只认日本黩武的军阀为敌，不以日本的人民为敌，今天敌军已被我们盟邦共同打倒了。我们当然要严密责成他忠实执行所有的投降条款，但是我们并不要企图报复，更不可对敌国无辜人民加以污辱，我们只有对他们为他的纳粹军阀所愚弄所驱迫而表示怜悯，使他们能自拔于错误与罪恶。要知道如果以暴行答复敌人从前的暴行，以奴辱来答复他们从前错误的优越感，则冤冤相报，永无终止，决不是我们仁义之师的目的……”[67]

    广播时间近11分钟，美国《时代》周刊驻华记者白修德（Theodore ）如此描述了蒋氏的广播情形：

    1945年8月，蒋安静地坐在重庆一间闷气的广播室里准备告诉中国人民战事业已终结。他和平日一样凝固地沉着。他的头顶剃得净光，不着丝毫白发的痕迹。他的咔叽军装上衣毫无瑕疵，不挂勋章，衣领紧扣在喉头，上有斜皮带勾扣着，一管自来水笔挂在口袋之上。广播室荡热，内中的二十个人汗流浃背，只有委员长看来凉快。他调整着角质框的眼镜，看了看面前桌子上紫红色的花一眼，慢慢地对着扩音器用高调而清爽的声音告诉人民仗已打胜。他说着的时候，室外的喇叭传播着这消息。街上人众认识了他明显的汽车，麇集在石砌的建筑之门外，他可以听到轻微的欢呼之声。

    他的演讲历时十分钟。突然地他的头颅低垂，失眠的眼眶陷凹处见形，在这一刹那的松弛，他的平稳之外貌露相，紧张与疲劳在这胜利的关头显现在他人身上……[68]

    日本时间8月15日，中午12时，重庆上午11时，日本裕仁天皇对全世界广播了“停战诏书”，正式宣布330万垂死挣扎的日军放下武器无条件投降。9月2日，在泊于东京湾的美国“密苏里号”战舰上，正式举行了日本投降签字仪式。美联社在这一天向全球播发的电文称：“第二次世界大战，历史上最惨烈的死亡与毁灭的汇集，今天随着日本的正式无条件投降而告终。”[69]

    注释

    [1、2、3]《蒋介石年谱》，李勇、张仲田编，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年出版。

《南渡北归2：北归》 第五章 胜利的前夜 延安访问（23）

    [4]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出版。

    [5、6]《史记·苏秦列传》（标点本），司马迁著，中华书局1985年出版。

    [7] 《无究的困惑——黄炎培、张君劢与现代中国》，许纪霖著，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出版。

    [8] 《王世杰日记》，1945年1月19日，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0年3月影印本。

    [9]《美国外交文件》，1945年第7卷，第195页，转引自陶文钊《中美关系史（1911—1950)》第355页，重庆出版社1993年10月出版。

    [10、21、50] 《在蒋介石身边八年——侍从室高级幕僚唐纵日记》，公安部档案馆编著，群众出版社1991年出版。

    [11、13] 《解放日报》，1945年6月30日。

    [12] 引自《毛泽东年谱》，逄先知主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出版。

    [14] 金城《六参政员延安去来》，《国民参政会纪实续编》，第522页，重庆出版社1987年6月出版。

    [15] 《蒋介石日记》，载《总统蒋公大事长编》，秦孝仪主编，台北，中山图书公司1968年出版。

    [16、17、20]《黄炎培日记摘录》，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编，中华书局1979年1月出版。

    [18、23、42、43、44] 黄炎培《延安归来》，载《八十年来——黄炎培自述》，黄炎培著，文汇出版社2000年出版。

    [19] 《黄炎培日记》，转载《无究的困惑——黄炎培、张君劢与现代中国》，许纪霖著，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出版。

    [22] 郭明生《傅斯年和毛泽东、周恩来的一段交往》，载《文史春秋》2004年6期。

    [24] 罗家伦《元气淋漓的傅孟真》，载台北《中央日报》1950年12月31日。

    [25]《李敖快意恩仇录·星火记》，李敖著，青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出版。

    [26] 《致胡适》，载《傅斯年全集》，第七卷 ，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出版。

    [27] 《毛泽东自传》，斯诺录，汪衡译，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1年出版。

    [28、30] 《西行漫记》，[美]埃加德·斯诺著，北京三联书店1979年出版。

    [29] 傅乐成《傅孟真先生与五四运动》，转引《傅斯年》，山东人民出版社1991年出版。另，1954年在大陆兴起的批判胡适与傅斯年等人的运动中，有人以为此举主要与毛泽东的个人心态有关。毛在北大图书馆做助理员，这是他早期成长过程中一个极其重要的环节，因为这一经历，毛泽东与陈独秀、李大钊熟识，并在他们的影响下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也是在这一过程中，毛泽东结织了胡适、傅斯年并有过接触，后来胡适赴美国，曾不止一次地说过“我的学生毛泽东”“共产党里白话文写得最好的还是我的学生毛泽东”等话（《胡适口述自传》，第208页，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年出版），其原因是毛没有完全遵从他“老师”指导的缘故。但不能讳言的是，毛那时在北大的地位低微，待遇颇低，加上一些北大师生与他接触时态度偏傲，这无疑使自尊心极强的毛产生一种挫折感，这种情绪在他与斯诺的谈话中已有些流露，因而毛后来对高级知识分子的心态与这一历史阴影有着不可割裂的关系。中共建国后，北大校庆活动邀请毛泽东，不管是逢五的“小庆”，还是逢十的“大庆”，他老人家都未曾再踏入北大校园一步。“文革”中，据说毛泽东对北大的状况极为不满，曾有“庙小妖风大，池浅王八多”之语相赠，算是对他当年工作过的北大作了定论。

《南渡北归2：北归》 第五章 胜利的前夜 延安访问（24）

    [31、47] 《傅斯年全集》，第五册，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80年出版。

    [32] 何兹全《忆傅孟真师》，载台北《传记文学》，第60卷第2期。

    [33] 《容庚与北京大学代理校长傅斯年先生一封公开信》，北平《正报》，1945年11月7日。此话是容庚攻击傅斯年时所引用。抗战胜利后，傅斯年作为北大代理校长奉命接收北大校产，并发表谈话，表示南迁学校复员后坚决不用伪北大教员。时正任教于伪北大的容庚属于被驱逐之列，对傅的讲话和做法表示不能理解，于是有了这封辩驳性质的公开信。其中写道：“公之被命代理校长，全校方翘首跂足，望公之来如望岁焉，于今两月矣。诚不测公所以姗姗来迟之故。意者以汉奸走狗，不堪下刀欲其澌灭于无形乎。公尝自负为‘喑呜叱咤，千人皆废’之西楚霸王。庚辱知交十余年，未尝不不冀公能变化气质，为‘豁达大度，善于将将’之汉高祖。故敢为公借前箸筹之。”（下章有详述)

    [34] 对于这句话，有研究者认为傅斯年“将毛泽东比作雄才大略的项羽、刘邦，并将不堪大任的国军比作功败垂成的陈胜、吴广。”（《龙山春秋》，石舒波著，大象出版社2008年出版。）此说恐怕有误。当时的“国军”正配合盟军进入对日本军队的全面反攻阶段，达到了自抗战以来如日中天，最为辉煌的鼎盛时期，何以用来与那两个自喻为鸿鹄实为燕雀而究不能成大器的草莽英雄陈胜、吴广类比之。傅其言，实乃以项刘比作国共两党，具体言之，乃以项刘比作蒋介石与毛泽东。陈胜、吴广是对自己以及“五四”时代的学生领袖罗家伦等辈无可奈何的自嘲与自谑，甚或还有那位早已逃离延安（1938年）投奔蒋介石，并言“在外糊涂多年”，决心“弃暗投明”，声明脱离共产党，跟随国民党效犬马之劳的张国焘之流之讽刺。从傅的话中还可看出，此时的他依然没有把所谓的第三党——民主同盟放在眼里，更没有产生黄炎培、章伯钧、罗隆基辈认为的“苍茫大地”，须由民盟来力主沉浮的幻觉。因而，这也注定了傅在延安的观察与感受，与黄、章等人的大不同。

    [35] 《陈寅恪集·书信集》，陈美延编，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6月出版。

    [36] 《学术大师治学录》，中国社科院科研局编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出版。另，关于尹达撰写《报告》一事，中科院编的《治学录》作了如下叙述：1936年春，尹达（1906—1983）从殷墟被抽调到山东日照两城镇参加龙山文化遗址考古，由梁思永带队。这次发掘是为进一步探讨新石器时代龙山文化的面貌，共发掘 50 多个龙山文化时期的墓葬。发现最多的是陶器，墓中的头骨已经腐朽，经多方努力，收取了30 多个。发掘所得于秋天运到南京。撰写发掘报告的重担落在尹达肩上。他一面参加清理标本的工作，一面着手整理记录，编写考古报告。报告的主体部分写好后，还没有来得及写结论，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已经长驱直入，南京告急。1937年秋，尹达随史语所匆忙迁往长沙，敌机很快就对长沙开始轰炸。国难当头，尹达决心忍痛放弃即将完成的研究项目，毅然离开个人收入优厚、工作条件令人羡慕的学术机构 （南按：假如此说让当年流亡西南边陲的傅斯年、陈寅恪们读到，不知将情何以堪），投身到民族革命战争的伟大洪流。他和几位同事相约结伴，投奔延安参加抗日。1937年的年终这一天，尹达到达延安。

《南渡北归2：北归》 第五章 胜利的前夜 延安访问（25）

    关于《山东日照两城镇史前遗址发掘报告》稿，考古学家梁思永在其1939年以“龙山文化”为主题所发表的论文中说：“这个报告将成为对于山东沿海的龙山文化的标准著作，是研究龙山陶器不可缺少的参考书。”另据近年从台湾传来消息说，“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将用尹达的原名刘耀，出版这部尘封了半个多世纪的考古报告的未完稿。这份由史语所带到台湾去的考古报告稿，在经过60多年的世事沧桑之后，终于获得了问世的机会，但报告的执笔人却已命赴黄泉，无法看到自己的心血结晶了。

    [37] 据台北“中央研究院史语所”档案。

    [38] 朱瑞熙、徐曰彪《范文澜》，载《当代中国社会科学名家》，刘启林主编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9年出版。

    [39] 《赵俪生文集·篱槿堂自叙》，第五卷，赵俪生著，兰州大学出版社2002年出版。

    [40]《中国通史》，范文澜著，人民出版社1994年出版。

    [41]新中国成立后，黄炎培以74岁高龄当上了政务院副总理兼轻工业部部长，这是中共投桃报李的酬谢。而黄也知恩图报，据传他是民主党派中第一个喊出“毛主席万岁”口号的人，而彭真是中共派系中第一个发明“毛主席万岁”的人，但这个最早的发明权到底归黄还是归彭，在党史研究界一直争论不休。

    [45] 《近三十年见闻杂记》，左舜生著，香港自由出版社1952年出版。

    [46] 罗家伦《元气淋漓的傅孟真》，载《傅故校长哀挽录》，台湾大学1951年6月15日印行。

    [48] 《“九一八”一年了！》，载《独立评论》，第十八号，1932年9月18日。

    [49] 李济《创办史语所与支持安阳考古工作的贡献》，载《传纪文学》，第二十八卷一期，1976年1月。

    [51] 罗哲文《李庄忆旧》，载《四川省历史文化名镇——李庄》，李庄镇政府1993年出版。（内部发行）

    [52、63] 《中国建筑之魂》，费慰梅著， 成寒译， 上海文艺出版社2003年出版。

    [53] 刘东平《古建筑的保护神：梁思成》，载《人物》，2001年第1期。

    [54] 除了罗、郑等人提供的证据外，在李庄还流传着这样一个段子。据罗南陔之子、原南溪县政协委员罗萼芬说：“美国投放到日本的两颗原子弹，为什么没投到京都、奈良？这个故事就发生在羊街8号我家。当时罗斯福要向日本扔原子弹，但不知道扔到哪里合适，就问蒋委员长，介公也不知扔到哪里是好。于是有人建议把梁思成接到重庆，征求一下他的意见，看这原子弹咋扔合适，让他画个圈圈。梁思成临走时，专门来到我家，找到我的父亲罗南陔，要他好好照顾梁思永，还说美国要炸日本本土，但不知炸哪里好，圈圈画在何处也心中没数。当时梁氏兄弟与我父亲就商量，最后说哪里都可以炸，但就是不能炸京都、奈良，因为哪里有很多古建筑，一炸就太可惜了。梁思成很同意这个看法，说了些话就走了。日本决定投降后，梁思成从重庆回李庄，又来到我家看梁思永。我父亲与他兄弟俩聊天，梁思成说，美国这次轰炸，日本的城市毁坏的很厉害，但最后还是按照我们商量的建议，没有炸京都、奈良。后来罗斯福说光用常规炸弹还不行，需要扔几颗原子弹，要不日本人不得干，来问我。我还是那个建议，扔哪里都可以，但就是别扔到京都、奈良。后来美军就参考了我画的圈圈，就把原子弹扔到了广岛和长崎。”罗萼芬说：“梁思成说这话的时候，我正好在旁边给他们倒茶，就听到了。所以说美国炸日本和扔原子弹，故事就发生我家。这个事从我家传出去以后，李庄的百姓就说：‘不是美国原子弹，日本投降不得干；美国丢下原子弹，打得日本直叫唤。’后来罗哲文来李庄，问我这个事，我告诉他，他才把事实真相写出来。”

    罗萼芬老先生的这段话，自然是孤证难立，目前仍没有找到其他材料可以佐证，罗哲文确实回李庄访问过，但对此说表示怀疑。既然罗老先生说得言之凿凿，就只能作为一说记录于此，估妄言之，估妄听之吧（2003年9月26日，岳南在李庄罗萼芬家中采访记录）。

    [55] 《日本问题文件类编》，世界知识出版社1955年出版。

    [56] 《第二次世界大战简史》，孟庆瑞著，中国地质大学出版社1997年出版。

    [58、60] 重庆《中央日报》，1945年8月11日。

    [62] 《致俞大綵》，载《傅斯年全集》，第七册，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0年出版。

    [64] 《中央日报》“副刊”，1945年8月14日。

    [65] 李霖灿《大匠诲人有典型——记济老二三事》，载台北《中央日报》，1985年12月30日。作者李霖灿原在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工作，著名纳西文字研究专家、美术史家，1948年年底押运古物去台湾，一度出任台北故宫博物院副院长，1999年去世。

    [66、67] 《中央日报》，1945年8月16日。

    [68] 引自《从大历史的角度读蒋介石日记》，黄仁宇著，九州出版社2008年出版。

    [69] 王作化、王晋阳《第一个报道日本正式签字投降的中国记者》，载《纵横》，2005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