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三转阵营退帮会:中苏珍宝岛冲突始末

双方在界河归属问题上出现严重分歧

1964年2月25日，中苏两国为解决边界争端开始举行谈判。据中方后来披露，在谈判中，中国代表团明确指出:《中俄瑷珲条约》、《中俄北京条约》等有关当前中苏边界的条约，是沙皇俄国强加于中国的不平等条约。从加强中苏两国人民友谊的愿望出发，中国仍然愿意以这些条约为基础，确定两国边界线的全部走向，解决边界上存在的一切问题。任何一方违反条约占据另一方的领土，原则上必须全部无条件地退还给对方。但是，“不排除双方在条约的基础上，根据平等协商、互谅互让的原则，对边界上的个别地方作必要的调整”。然而，“苏联方面拒绝接受上述中国方面的合理建议。他们拒不承认有关目前中苏边界的条约是不平等条约，坚决不同意以这些条约为解决两国边界问题的基础”。
谈判中，双方在界河归属问题上出现严重分歧。根据《中俄北京条约》，中俄东段边界以黑龙江和乌苏里江为界，但界河中的岛屿归属在条约中并未规定。按照国际通行的规则，界河中的岛屿归属应以主航道中心线为准。
中方坚持认为，珍宝岛从来就是中国的领土。其理由是:1689年9月签订的《中俄尼布楚条约》规定中俄边界东段以额尔古纳河、格尔必齐河和外兴安岭为界，黑龙江以北、外兴安岭以南和乌苏里江以东广大地区均为中国领土。而“珍宝岛所在的乌苏里江当时还是中国的内河”。所以，“珍宝岛及其附近的卡脖子岛和七里沁岛均位于乌苏里江主航道中心线中国一侧，历来属中国管辖，一直有中国边防部队巡逻，一直有中国居民在这些岛上进行生产。在1964年中苏边界谈判中，苏联方面自己也曾经不得不承认这些岛屿是中国的领土。”
而莫斯科的看法是，当前远东地区苏中存在的这条边界“是许多世代以前就形成的，是沿着自然的界线通过的，这条界线把苏联和中国的领土分割开来”。这条边界是由《瑷珲条约》、《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在法律上规定的。1861年，中俄“双方在地图上签字并盖上了两国国印，地图上标明了乌苏里边疆地区的分界线。在达曼斯基岛地区，这条线直接沿乌苏里江的中国江岸通过。苏联和中国都有上述文件的原本。在这些条约里，以及在各个议定书、地图和记文里业已固定下来的有关领土问题的条款至今完全有效。苏联政府的立场是双方严格地、始终不渝地履行这些条款”。
谈判一直持续到8月，因无法达成协议，只好告一段落。但是，关于珍宝岛等岛屿归属问题的争论为后来中苏冲突埋下了种子。
在1964年5月下旬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毛泽东说，战备问题是从我们同赫鲁晓夫多年的斗争中引出来的。从赫鲁晓夫大反华的趋势来看，我们要考虑到万一他甘冒天下之大不韪，把战争强加在我们头上。因此，我们必须下大力气加强抵抗武装入侵的准备。7月10日，毛泽东在会见日本客人时批评说:“苏联占的地方太多了”，大约在一百年以前，贝加尔湖以东的领土变成了俄国的领土，从那时起，海参崴、伯力、堪察加和其他地区，“凡是能够划过去的，他都要划。有人说，他们还要把中国新疆、黑龙江划过去……我们还没有算这笔账”。
毛泽东果真要把被沙皇割占去的150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都要回来吗？未必如此。9月10日，毛泽东在同法国客人谈话时解释说，他强调旧事重提，其实只不过是“采取攻势，说些空话”，使赫鲁晓夫“紧张一下”，并没有改变边界现状的意思，目的还是想要以目前边界现状为基础达到一个合理的边界状态、边界条约。
毛泽东说，我们不要飞机，坦克，照样打胜仗
赫鲁晓夫下台后，中共中央采取一些措施，试图改善中苏关系，但未能取得成功。1966年3月，中共中拒绝派代表团参加苏共二十三大，两党关系中断。勃列日涅夫上台后，继续向中苏边界增兵，由赫鲁晓夫时期的10个师，增加到54个师，达100多万人。1966年1月，苏联同蒙古签订了带有军事同盟性质的《苏蒙友好合作互助条约》。同时，苏方还在中苏边界多次举行有针对性的军事演习。1960年以前，苏联在远东地区布置的导弹大约有70枚，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后，导弹数量不断增加。1966年3月，苏联在蒙古配置导弹。1967年1月，苏联在外贝加尔军区建立了针对中国的核导弹基地。1968年1月，装备有坦克和导弹的苏军开进蒙古，这些导弹能够打到我国的兰州和包头。1969年5月，进驻蒙古的苏军兵力达到20万人。不仅如此，苏联还在远东地区配备了50多架远程轰炸机、400多架中型轰炸机，这些轰炸机可以携带氢弹进行战略核攻击。
1968年，勃列日涅夫曾召集苏共中央全会，研究中苏战争的可能性。珍宝岛事件发生后，克里姆林宫不仅调动坦克、飞机，还调动了导弹，企图对中国发动“预防性战争”，或者对中国“为数不多的核实施”进行一次“外科手术式”的打击。
原苏联驻华外交官叶利扎维金回忆说，1966年至1967年，仅苏联驻华使馆就不仅一次地主张在这个地区“对中国人上岛给予回击”。一方宣称这些江心岛是自己的领土，坚持上岛，一方必欲将对方赶走，并想方设法“给予回击”，冲突的发生自?愈演愈烈。
进入“文化大革命”时期，中苏边界纠纷主要集中在东段边界乌苏里江主航道中心线靠中国一侧的两个小岛，即自古以来就属于中国的珍宝岛和七里沁岛的归属问题上。其间的大部分冲突都发生在这个地区。从1964年10月15日到1969年3月15日以前，苏联方面挑起的边境事件就达4189起之多，比1960年到1964年期间苏联方面挑起的边境事件增加了一倍半.
1968年年底乌苏里江封冰后，珍宝岛成为双方冲突的焦点。12月27日，苏联边防军出动装甲车、卡车运载携带武器的军人登上珍宝岛，拦截上岛的中国边防巡逻队，并用棍棒殴打中国边防巡逻人员，中方人员用棍棒进行还击。在1969年1月23日的殴打中，中国边防人员有28人负伤，部分武器被抢走。进入2月份后，只要中国边防人员登上珍宝岛，苏军就立即进行干涉，而且苏军出动的人员往往是中方人员的2至3倍。从2月6日至25日，曾发生五起苏军殴打中国边防人员的事件。2月7日，还发生了苏军人员以冲锋枪向中国巡逻队方向发射6个点射的严重事件。但中国边防人员保持克制，并未开枪还击。
因苏军在珍宝岛一再挑衅，中方开始考虑采取必要措施进行还击。1969年1月25日，黑龙江省军区制定了在珍宝岛进行反对苏军干涉的方案，打算以三个连的兵力参加战斗，以一部兵力上岛潜伏，如苏方以武力强行干涉我巡逻分队执行任务，潜伏分队视情况给予支援。2月19日，总参谋部批准了黑龙江省军区的方案。
可以肯定地说，中方对苏军的反击是经过充分准备的。经中央军委批准后，沈阳军区作了周密部署，抽调精干小分队，准备对付苏军的入侵和挑衅。黑龙江省军区决定，在靠近珍宝岛的边防站成立临时指挥所，沈阳军区还成立了虎（林）饶（河）前线指挥部。中央军委、沈阳军区强调，自卫还击要严格限制在乌苏里江主航道中心线中国一侧，行动要迅速，不纠缠、不恋战，取得胜利后立即撤至有利地区。
3月2日，双方在珍宝岛发生了第一次武装冲突。当天，虎饶前线指挥部决定派出部队前往珍宝岛巡逻，并向中国一侧岸上派出2个步兵连、4个侦察排、1个无后座力炮排和1个重机枪排，秘密掩护巡逻分队，遇到情况时即可采取行动。上午8时40分，中国边防部队两个小组共30人前往珍宝岛巡逻。其中，孙玉国带领的第一巡逻小组上岛后，很快就被对面苏军发现。10分钟后，苏军立即从两个边防哨所派出70人，分乘2辆装甲车、1辆卡车、1辆指挥车向珍宝岛驶来，试图堵截中国巡逻队。
此前，苏军上岛阻拦中国边防巡逻队时，通常是手持棍棒，枪背在肩上，也不戴钢盔。但是，这一天，苏军手持冲锋枪，头戴钢盔，随时准备进入战斗状态。原来，苏军远东指挥部已下令，指示驱赶中国“越境”人员，必要时可以开枪。苏军上岛后，立即对中国边防巡逻队形成包围之势；企图迫使中国巡逻队后退。中国巡逻队要求苏军离开珍宝岛，苏军不予理睬，继续向前进逼。此时，未被苏军发现的中国边防第二巡逻小组突然出现在眼前，并从苏军侧翼穿插过来，挡住苏军的一支小分队。苏军发现中国军队早有准备，仓促之中向中国边防巡逻队开枪。中国巡逻队没有来得及展开，当即伤亡6人。中国边防军第二巡逻小组听到枪声后迅速还击，当场打死苏军7人。这时，正在珍宝岛中国一侧岸上隐蔽待命的部队，也奉命投入战斗。
战斗进行了30多分钟，于9时50分结束，中国边防军打死打伤苏军60多人。据苏方的统计，苏军被打死31人。另外，中国边防军还击毁苏军装甲车1辆、指挥车1辆和卡车1辆，其余苏军人员退出珍宝岛。中国边防军阵亡17人，负伤35人，失踪1人。
当天，中国政府向苏联政府提交了抗议照会，3月4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发表了经周恩来修改的社论，指出:长期以来，珍宝岛地区一直在中国管辖之下，我国边防部队人员一直在这个地区进行巡逻。“怎么能够说珍宝岛地区突然跑到‘苏联国境线’那边去了呢？怎么能够说这块中国领土成了苏修边防军‘警卫’的地方呢？明明是苏修军队侵犯中国领土珍宝岛，向中国边防部队人员猖狂进攻，你们却反诬是中国边防部队人员发动‘挑衅’。”
同一天，哈尔滨市一百万军民冒着严寒，举行示威游行。
珍宝岛冲突发生后，苏军在远东地区进入了临战戒备状态。此后，苏军多次派出配备有装甲车的武装部队越过乌苏里江，于3月4日、5日、7日、10日、11日、12日和14日登上珍宝岛。同时，中国边防军继续上岛巡逻，但双方没有发生冲突。
当时任沈阳军区司令员的陈锡联回忆说，这次珍宝岛自卫反击战确实是经过中央批准，早有准备的。当时正准备开九大，大军区首长均已来到北京，因此，中央军委专门在京西宾馆开设了一个房间，架设了专线，由他负责直接与前线联系，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负责掌握国际方面的情报，随时向周恩来汇报，并由周恩来下最后决心。为了最初的战斗，我们准备了两三个月的时间，从三个军抽调了三个侦察连，一个连二三百人，由有作战经验的参谋人员带队，进行了专门的训练和配备，打得干脆利落。3月2日战斗结束后，“我们知道他们要来，就在江汊口大量埋了地雷。他们首先从西边来了辆坦克，我们给炸了，他们不敢走了。从正面来了30多人，炮火掩护。我们当时在岛上也没有什么人，但炮火都准备好了。在一个不到一平方公里的岛上，苏方出动了几十辆车、几十辆坦克、装甲车，我请示总理:现在是开炮的时候了，得到总理的同意，我就让开炮。打了半个小时，珍宝岛变成一片火海，把他们的车辆都打了。他们没有再增援部队，也用炮向我们射击，我们也用炮回敬他们”。
鉴于苏军装甲车辆频繁进入珍宝岛活动，3月14日夜，中国边防军派出一个步兵班进入珍宝岛警戒，掩护工兵在乌苏里江的江汊上埋设反坦克地雷。此时，苏军向边界地区增加了一个摩托化步兵团、一个坦克营和四个大口径火炮营。3月15日凌晨4时，苏军六辆装甲车乘着黑夜掩护30多名步兵登上珍宝岛，潜伏在丛林里，准备偷袭上岛的中国巡逻队。但是，苏军的举动被中国边防部队发觉，双方随即发生一场更为激烈的冲突。
3月17日，苏联边防军再次出动五辆坦克、70多名步兵，在炮火的掩护下登上珍宝岛，在岛上埋设了大量的防步兵地雷，并想拖走被地雷炸毁的T－62型坦克。中国炮兵群猛烈开火，苏军急忙从岛上撤走。随后，苏军将这辆坦克沉入江底。不久，中国海军在民兵的配合下将这辆坦克捞起，送给了中国军事博物馆。
经3月2日、3月15日和3月17日的战斗，中国边防部队共击毁苏军坦克、装甲车17辆。据苏方统计，苏军在冲突中死58人，伤94人。苏军进攻被打退后，加之岛上又布置了大量地雷，也就没再登上珍宝岛。中国边防军在岛上只留了少量部队。
毛泽东说:现在总感到要打仗，这不仅是一个珍宝岛的问题
自1968年起，中苏边境紧张气氛不断增加，冲突的规模也越来越大。珍宝岛冲突，更是一次极为严重的流血事件。此后，苏联还准备对中国进行核打击。中国领导人感觉到来自苏联的战争威胁，全国性的战备工作也随之进入高潮。
1969年3月5日，毛泽东在一次会议上提出:“要准备打仗。”15日，在中央碰头会上，毛泽东还谈到对付苏联可能发动战争的问题。他说，我现在总感到要打仗，要打大仗，要打仗不仅是一个珍宝岛的问题，敌我都在准备动员。毛泽东甚至认为，苏联想卷土重来，占领旅顺大连。他们的胃口特别大，目的不是珍宝岛，而是中国。他们的胃口比沙皇还大，他们有240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还嫌少，他们还要控制东欧，变为他们的殖民地、附属国。各国反动派都想打我们，但对我们威胁最大的是苏联。中苏有2000公里的国境线，他们随时都可能挑起战争，比如东北和新疆，都是和我们连接着的。要准备打仗。按世界战争规律说来，已经差不多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不到二十二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就爆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至今已二十四年了，我们从精神上、物质上都要准备打仗，要准备打大仗，打硬仗，打恶仗。这没有什么了不起，地球还是照样转，无非是中国人死一半，但中国是消灭不了的。
此时，莫斯科希望能同中国进行协商对话。3月21日，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向中国提出，希望能和中国领导人通电话。3月22日，中国政府在给苏联的备忘录中表示:“从当前中苏两国关系来说，通过电话的方式进行联系，已不适用。如果苏联政府有什么话要说，请通过外交途径正式向中国政府提出。”
珍宝岛冲突在莫斯科引起了很大震动。苏共中央政治局里，特别是军队委员们，情绪亢奋。国防部长格列奇科宣扬要“一劳永逸地消除中国的威胁”，甚至主张对中国核基地进行打击。莫斯科还设想过联合美国，共同对中国的核设施发动攻击，破坏作为中国核武器研制基地的罗布泊、兰州等地的设施。苏联军方主办的《红星报》公开发表文章，炫耀核武器的威力，声称要以核武器给“现代冒险家”以毁灭性打击。
据美国中央情报局官员透露，莫斯科曾向东欧共产党国家通报了苏联可能对中国核设施进行打击的设想。不久，美国情报部门又透露，苏联远东空军进入为期一个月的一级战备状态。种种迹象表明，莫斯科正在考虑准备对中国发动一场核战争。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促使莫斯科最终没有撕下核封条？根本原因是中国已经作了充分准备。中国政府声明，如果“一小撮战争狂人，胆敢袭击中国的战略要点”，那就意味着战争，就是侵略，“七亿中国人民将奋起抗击，将用革命战争消灭侵略战争”。而且，中国也拥有原子弹，这是一支不可忽视的反击力量。9月23日，中国进行了首次地下核试验。29日，又在西部地区成功地进行了一次氢弹爆炸。中国当时最主要的轰炸机“轰－6”是一种亚音速轰炸机，可以装载一枚百万吨级的核弹，这对苏联远东地区是一个不小的威胁。另外，随着苏联在中苏边界增派兵力，中国也在东北、西北增加了中程导弹的数量。
另一个原因是来自美国的警告，美国领导人不会容忍莫斯科在核战争上冒险。1969年，中美关系出现转机。所以，美国意识到，如果莫斯科不惜代价发动核战争，那将危害美国的利益。尼克松明确表示，要让莫斯科知道，美国“不会容忍他们那样做”。副国务卿理查森也说，如果中苏冲突演变成“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极大破坏”，美国将不会视而不见。美国不但拒绝同苏联一道打击中国核设施，而且通过波兰大使馆将苏联准备攻击中国核设施的消息告诉了中国驻波兰大使。
在准备对中国进行核打击的同时，苏联又在中国西北边界挑起事端。1969年6、7月间，苏联制造的边界挑衅事件就达400多起。
苏联的上述行动，引起了中国的不安。中国领导人对战争爆发的可能性估计得越来越严重了，并且成立了以周恩来为组长的全国防空领导小组。8月27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转发了《关于加强全国人民防空工作的报告》，要求各地迅速成立防空领导小组。第二天，中共中央发出紧急动员令，说苏美正在加紧勾结，企图侵犯中国，要坚决响应毛泽东“提高警惕、保卫祖国”和“准备打仗”的号召，要求“时刻准备歼灭入侵之敌”。大敌当前，“全体军民要团结得像一个人一样，共同对敌”。特别是驻边疆部队指战员“必须坚守战斗岗位，坚决执行命令，服从指挥，严守纪律，做好一切战斗准备，密切注视敌人动向，做到一声令下，立即行动”。当天，中共中央军委命令东北、华北和西北人民解放军立即进入紧急战备状态。
考虑到可能发生核大战，中国主要领导人疏散到全国各地
就在中国大张旗鼓地为战争作准备的时候，从越南河内传来消息:赴越南参加胡志明葬礼的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要求在回国途中与周恩来会晤。 消息传到北京后，毛泽东虽然同意了，但表示会晤地点只能在机场。
9月11日，周恩来同柯西金在机场举行了三个半小时的会晤。周恩来指出，中苏两党之间的争论不应该影响到国家关系，不应该妨碍两国之间的正常化；中苏边界问题是两国关系的中心问题，双方可以通过谈判解决。在解决之前，双方应该做到:维持边界现状，避免武装冲突，在有争论的地区双方武装脱离接触。周恩来还对柯西金说，你们说我们想打核战争，我们的核武器水平，你们最清楚。你们要先发制人地摧毁我们的核基地，如果这样做，我们就宣布，这是战争，我们就要坚决抵抗。此外，双方还谈了发展两国贸易、恢复互派大使的问题。周恩来表示，尽管我们有许多重大问题没有解决，但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这次坦率会谈对双方都是有利的。柯西金保证，苏联没有对中国发起核袭击的打算，对两国有争议的地方，双方都没有必要为边界问题打仗。
但是，对于这一突如其来的转变，中国领导层内部的反应不一。林彪深信其中必有阴谋，毛泽东对苏联的意图也将信将疑。9月16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进行讨论。结果，认为苏联故意施放烟幕弹的看法占了多数。于是，毛泽东在9月17日公布的庆祝国庆二十周年的口号中，增加上了一条“反对任何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特别要反对以原子弹为武器的侵略战争！如果这种战争发生，全世界人民就应以革命战争消灭侵略战争，从现在起就要有所准备”的口号。
9月18日、22日，中共中央连续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爆发战争的可能性问题。不少领导人认为，柯西金的北京之行是为苏联大举侵略施放烟幕的，因为柯西金的缓和承诺并不代表苏共中央政治局。而且，苏联外交部的人仍在宣称苏中冲突无法避免。有关迹象显示，苏联战略火箭部队已做好了出其不意地打击中国的部署。于是，会议提出了一系列战备措施。在22日召开的全军战备工作会议上，周恩来提出:现在国际形势紧张，我们要准备打仗，特别要防止敌人突袭。“准备打仗，这是一个新的战略部署。要真正做到有备无患”。
9月25日，中共中央军委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召开有各大军区司令员、政委、作战部部长及各总部、各军兵种领导人参加的作战会议，研究落实加强东北、华北、西北的战备问题。会议一直开到27日。林彪在会议结束时强调:全军当前的中心任务就是要加强战备，准备打仗，要用打仗的观点观察一切、检查一切、落实一切。
9月30日，林彪视察北京西郊机场，发现地面飞机摆放过密，担心遭到敌人打击，又正赶上国庆节临近，为预防苏军乘国庆节发动突然袭击，就于当晚召集黄永胜、吴法宪等人开会，当即宣布全军进入一级战备，下令疏散北京附近几个机场的飞机，在跑道上设置障碍物，防止敌军飞机降落，留在机场值班的人要配发武器。他甚至考虑到，要不要放掉密云水库里的水，以免苏军轰炸大坝，水淹北京。
根据9月11日周恩来同柯西金会谈达成的协议，从10月20日起，两国代表团在北京举行中苏边界谈判。考虑到苏联当时的战略动向及有关苏联大军进驻外蒙古的情报，中国领导人仍在担忧苏联很可能会把谈判作为发动突然袭击的一种烟幕。因此，国庆节刚过，林彪就带着黄永胜、吴法宪等前往山西、河北等地察看地形。与此同时，周恩来还要求总参谋部收集整理德国闪击波兰和苏联及日军偷袭珍珠港的资料，并分发给外交部等部门负责人参考。
接着，林彪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苏联发动战争的可能性。与会者一致认为苏联缺乏诚意，很可能会冒险发动对中国的突然袭击，因而赞同毛泽东关于党和国家领导人应该分散一些，疏散到外地的指示。会后，毛泽东明确要求，在北京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及中央党政军领导机关在中苏谈判开始前应紧急疏散。
结果，在北京的中央党政军主要领导人于20日之前已全部疏散完毕。10月14日，毛泽东去了武汉。16日，林彪去了苏州。同时，周恩来率领留守北京的军委办事组成员黄永胜等转移到北京西山可以防御原子弹的战备指挥中心办公。
10月17日，刚疏散到苏州的林彪打电话给黄永胜，作了“关于加强战备，防止敌人突然袭击的紧急指示”，下令全军进入战备状态。18日，黄永胜以林副主席“第一号令”正式下达了林彪的紧急指示。命令称:林副主席指示，近两天来，美苏等有许多异常情况，苏联谈判代表团预定明日来京，我们必须百倍警惕，防止苏联搞欺骗，尤其在19日、20日要特别注意。为此，应立即疏散重武器，精干指挥班子也应进入战时指挥位置，同时迅速抓紧布置反坦克兵器的生产。于是，全军紧急疏散。同时，许多大中城市也举行了防空演习和紧急疏散行动。10月中下旬，整个国家都处于临战状态，战备运动进入高潮。全军共疏散94万余人，4100多架飞机、600余艘舰艇和大量坦克、火炮及车辆。
然而，中国领导人担心的战争并没有爆发。10月20日，中苏边界谈判在北京举行，边界紧张局势开始得到缓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