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曼妮兮 王曼妮:谌旭彬：国民党不是“资产阶级政党”

国民党不是“资产阶级政党”

谌旭彬

　　1925年度事件：戴季陶主义

　　1925年3月，孙中山去世。这位开启“联俄容共”之门的革命家，终于没有能够如其所说的那般对“联俄容共”的负面影响“自有处理之法”，反而留下了一个在思想信仰上四分五裂的国民党。为了挽救这种信仰的四分五裂，戴季陶主义在1925年的夏天应运而生。

　　国民党不是“资产阶级政党”

　　孙中山之后，国民党内能够与中共作理论抗衡的学者，唯有戴季陶与叶青二人而已，叶青虽有理论深度，其影响力却远不及戴季陶——正如周恩来当年所说：“右派中最危险的一个家伙就是戴季陶”，这种评价，足以说明戴季陶及其戴季陶主义，对失去了孙中山的国民党，是何等重要。可以说，没有戴季陶主义，国民党就无力与中共在理论领域争夺对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的解释权——这自然也正是戴季陶在1949年中共所拟定的战犯名单中位列第16位的主要原因。

　　也唯如此，在时过境迁许多年之后，有必要重新以一种客观中立的眼光去打量戴季陶主义。戴季陶主义在某种程度上相当于国民党的官方意识形态，自然，这种重新打量，会进而涉及到另一个对正确解读中国近代史至关重要的问题：国民党究竟代表了谁的利益？

　　戴季陶主义是一种剔除了阶级斗争的社会主义

     【出炉的背景，是为了和共产国际争夺“三民主义”解释权】

　　戴季陶主义在1925年出炉，其历史背景，是为了与中共争夺对孙中山“三民主义”的解释权。如上期策划《转型中国·1924》所说，孙中山“联俄容共”的一个负面效应，是造成了国民党党员对三民主义认知的信仰分裂。尤其是共产国际操控了国民党一大，坚持用苏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对三民主义作了全方位的包装之后，孙中山本人为了挽救党内的精神分裂，不得不于1924年8月在广州做系统的三民主义演讲，演讲中明确指出：

      “我今天来分别共产主义和民生主义，可以说共产主义是民生的理想，民生主义是共产的实行，所以这两种主义没有什么分别，要分别的还是在方法”也就是说，在孙中山看来，民生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终极理想是一致的；但在实现理想的手段上，共产主义的“世界革命”和“阶级斗争”是错误的，民生主义的《建国纲领》才是正确的——这也正是孙中山此前坚持要在国民党一大印发自己的《建国纲领》的原因，当然，因为鲍罗廷对一大的控制，《建国纲领》没有能够出现在一大的会场。

　　孙中山1924年夏天的三民主义系统演讲，给苏俄和共产国际造成了不小的困扰，使他们对“三民主义”的共产化包装处于一种相当尴尬的境地。但次年春孙中山的去世解除了这种尴尬，此后，对“三民主义”的共产化包装加速推进。作为反击，戴季陶在1925年3月的国民党一届三中全会上提出了建立“纯正的三民主义”的口号，意即不接受共产国际对“三民主义”的重新包装。稍后，在这年的夏天，戴氏发表了《孙文主义之哲学的基础》与《国民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两本理论著作，再加上其《民生哲学系统表》，三者共同构成了一整套理论体系，即所谓的“戴季陶主义”。

     【和孙中山一样，戴季陶信奉社会主义，希望消弭阶级矛盾】

　　由戴季陶，而不是别人，来代表国民党与共产国际乃至中共争夺对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的解释权，并不是一个偶然——戴季陶追随孙中山多年，且与孙氏有相当多的理论交流。和当孙氏在1910年代转而信奉社会主义时，戴季陶也在1919年和另一社会主义信徒沈玄庐在上海合作创办了刊物《星期评论》，这份刊物随之成为1920年代中国宣传社会主义最重要的阵地之一。

　　学者杨奎松曾如此描述孙中山晚年信奉社会主义的缘故：“孙中山是以创建西方共和制度为目标开始其革命生涯的。但他在去了英国之后，思想上……出现了重要的转变，开始公开表同情于社会主义。其以后关于政治革命与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的思想，以及三民主义以民生为终极目标的理念，都包含着强烈希望中国避免重蹈资本主义覆辙的愿望。”

　　戴季陶信奉社会主义的缘故，和孙中山大略是一致，即“希望中国避免重蹈资本主义覆辙”。他曾仔细分析俄国的革命缘自如此苦口婆心地劝告中国的特权阶级：

      “要学英国阶级退让的精神，不要步俄国阶级压迫的后尘。”

　　因为一旦特权阶级像俄国那般“专事助长阶级压迫”的话，其结果必然造成那些“为生活安全而起的农工阶级”纷纷揭竿而起，走到阶级斗争的歧路上去：“自从开战到去年停战止，俄国的死伤亡失将近千万。这半年来俄国国内的战乱、饥懂、恐怕比俄德交战当中还要利害，死伤的人更不晓得有几何。这些祸害，我看十九都是人造成的。我们中国特权阶级的人看见这种惨祸，应该要有觉悟了。”（《社会民主化之英国政治》）

　　孙中山曾询问戴氏研究社会主义的目的：“是想要直接去指导他们（工人）呢？还是站在研究的批评的地位，做社会思想上的指导功夫呢？”戴氏的回答选择了后者，其理由是他非常担心底层民众被引到“阶级斗争”的路上去：

      “（那些做煽动工夫的人）拿了一知半解系统不清的社会共产主义，传布在无知识的兵士和工人里面，……如果因为这种无意识的煽动发生出动乱来，真是一塌糊涂，没有办法了。”（《访孙先生的谈话——社会教育应该怎样做》，1919年6月22日）

     【曾短暂鼓吹“阶级奋斗”，并参与中共的创建】

　　戴季陶信奉社会主义，但不希望国人去走暴力的俄式“阶级革命”道路，而建议去走另一条和平的英式“社会民主主义”道路。戴氏希望国内的特权阶级和资本家能够有所觉悟，在“阶级斗争”爆发前消弭掉“阶级矛盾”：

      “我们对于将来，固然看到这些工人一定起来参加社会运动，但是我们很希望现在这些资本家教育家不要忘却'社会福利’四个字。应该在目前这个时候，就努力做公共幸福的事业。要学英国资本家'阶级退让’的精神，不要步俄国资本家'阶级压迫’的后尘，使中国可以循社会民主主义的正轨，向平和、文明的方面进步，免除激切的社会革命危险。”（《工人教育问题》）

　　但呼吁“免除激切的社会革命”的戴季陶，在目睹了现实社会中诸多工人与资方谈判失败、罢工也无效的案例之后，在1920年前后政治立场也曾一度趋向激烈。这一时期，戴季陶不但在《星期评论》上刊载了《共产党宣言》，还亲自全文翻译、连载了考茨基的著作《资本论解说》。文章里之前那种对“特权阶级”的劝告已很难见到，取而代之的是对工人们起来做“阶级奋斗”的鼓动：

      “中国的劳动者，倘若要得良好的劳动条件，除了自己的奋斗外，再也没有第二条路。想靠资本家和资本家培养出的政府来保护劳动者，恐怕是一辈子作不到的呢。……就劳动运动的先例来看，没有一个劳动者的地位，不是由他们阶级的奋斗得来的。”（《中国劳动问题的现状》，1920年2月l日）

　　虽然不愿残酷“阶级斗争”在中国发生，但戴氏也承认，资本、劳动两大阶级的矛盾，在中国是一个客观存在，并不是马克思捏造出来的：

      “互助的基础是要站在平等上面的。两个绝对不平等的阶级要他们讲互助，这是一个笑话。而且阶级斗争的事实，并不是由马克斯的'阶级斗争说’而起。不过，这历史上的一个重大事实被马克斯的灵心炯眼认识了，从一切历史的社会关系里面抽象了出来。这更不能倒因为果，说是因为马克斯主张了'阶级斗争说’，于是资本、劳动两阶级便受这个学说的影响冲突起来。马克斯既不是魔法师，他也没有这么大的本领。”

　　也正因为具备这样一种思想基础，戴季陶在1920年代初的中共建党过程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陈独秀曾经说，“戴季陶对马克思主义信仰甚笃，而且有过相当的研究”，这是很实在的评价。瞿秋白在1927年说，“五四运动之际，《新青年》及《星期评论》等杂志，风起云涌的介绍马克思的理论。我们的前辈陈独秀同志，甚至于李汉俊先生，戴季陶先生，胡汉民先生及朱执信先生，都是中国第一批的马克思主义者”，这也是中肯之论。至于戴季陶在中共创建过程中的地位，李立三在1930年2月的一次党史报告中曾讲到：“中国党的发生是由六个人发起，陈独秀、戴季陶、沈玄卢……”，这个论述，是符合史实的。（详细可参见专题《思想的力量·戴季陶》）

      【戴季陶主义的实质：剔除了“阶级斗争”的社会主义】

　　虽然深度参与了中共的创建（甚至负责起草了《中国共产党纲》），但戴季陶最终没有加入共产党，而且在1925年孙中山去世后，成为国民党内最重要的理论家，且在反对国共合作一事上不遗余力。

　　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说：“戴季陶则表示他与孙中山先生的深切关系，不能成为一个党员，并因此哭了一场。因为他内心很相信共产主义，很想加入，但又不能如愿以偿。”——这只能解释戴氏何以不加入共产党，却不能解释戴氏何以会反对国共合作。能够解释这个疑问的，是戴氏在1926年写就的《八觉》中的一段文字。这段文字中提到戴氏1922年在宜昌投江自杀，后被当地务农百姓和码头江湖人物所救。从鬼门关捡回一条命的戴氏，思想就此有了很大的改变：

      “这一件事（投江自杀获救），是我生平一个很大的奇绩，也是我一生一个很大的关键，我所以精神颓败至此，会走道这条路上，这是说明我半生浪漫的历史，不能自治，不能事事种因收果，慎始全终，所以烦恼至极，弄到这种境遇。就此一件，我的半生过去的历史，都可以说明无余了，由这一个奇遇，我们更看清楚中国民族的生机，决不在缙绅先生们当中，实在平和的农民，豪侠的江湖朋友，刻苦的工人里面。中国民族几千年传下来的高尚优美的道德，也是只有在这平民社会里面，才看得出来。我们政教中人，此时不努力做实业教育，培养这些生机，只是争权夺利，斗气私争，真是良心所不容的了。至于一些盲从着几句西洋的共产口号，借来遮盖自己个人性欲食欲的放纵的共产党人，说甚么为无产阶级谋幸福，为世界人类造文明，真是一群野兽。这样下去，真要把中国民族仅有的一点保存在平民阶级里面的优美德性，也都破坏干净，造成洪水猛兽的世界。回想当年我们糊糊涂涂，把中国人的优点，看得太轻，糊乱输入西洋的学说，以为便可以救国救民，不只是太过无识，而且真是十分罪过，西洋的文明，我们应该要努力输入的，是纯正的科学，不是浅薄的哲理，是实业的建设，不是道德的破坏，我们看到的齐杨两位先生的高尚优美，可以了解真正的革命意义了。”（《八觉》）

　　很显然，“阶级斗争”这个理论仍然让戴氏耿耿于怀。虽然如陈独秀所说，戴氏“对马克思主义信仰甚笃，而且有过相当的研究”，戴氏也曾撰文竭力呼吁工人们起来做“阶级奋斗”，但自始至终，戴氏都没有直接使用过“阶级斗争”这个词汇。《八觉》中所说的——“这样下去，真要把中国民族仅有的一点保存在平民阶级里面的优美德性，也都破坏干净，造成洪水猛兽的世界”——很显然指得也正是“阶级斗争”。

　　如此，也就不难理解戴季陶主义的理论实质了。其一，戴季陶希望彻底断绝“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之间的关系，转而将孙中山与中国传统的儒家道统接榫。在《民生哲学系统表说明》中，他说：“先生的基本思想，完全渊源于中国正统思想的中庸之道。先生实在是孔子以后中国道德文化上继往开来的大圣。”在《孙文主义之哲学基础》中又说：“中山先生的思想，完全是中国的正统思想，就是接近以至孔孟而中绝的仁义道德的思想。”如此做的目的很简单，就是为了把“阶级斗争”从“三民主义”中剔除出去——

      “我们所以不认阶级斗争为革命唯一的手段原故，并不只是在国民革命时代，为维持联合战线而糊涂过去，我们是认为在阶级斗争之外，更有统一革命的原则。阶级的对立，是社会的病态，并不是社会的常态，这一种病态，即不是各国都一样，所以治病的方法，各国也不能同。中国的社会，就全国来说，即不是很清楚的两阶级对立，就不能完全取两阶级对立的革命方式，更不能等到有了很清楚的两阶级对立才来革命。中国的革命与反革命势力的对立，是觉悟者与不觉悟者的对立，不是阶级的对立，所以我们是要促起国民全体的觉悟，不是促起一个阶级的觉悟。”（《孙文主义的哲学基础》）

　　其二，戴季陶希望通过在理论上与共产主义彻底分割，挽救国民党人的信仰，挽救国民党的生存危机—— “要图中华民国的生存，先要图中国国民党的生存，要图中国国民党的生存，一定要充分发挥三民主义的中国国民党之生存欲望所必须具备的独占性、排他性，统一性、支配性。……我们中国国民党是三民主义的政党，无论是何种派别的思想者，一定要有信仰三民主义的觉性和决心，才可以来做中国国民党的党员，才是真正忠实的中国国民党党员，一个政党，除了主义，便没有结合的基础，主义是党的神经系，同时是党的血管。”（《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 在戴季陶看来，共产党虽然加入国民党，但从来都“不把国民革命当作真实目的，不把三民主义认作正当的道理，只借中国国民党的躯壳，发展他自己本身组织”。

　　国民党不愿意代表“资产阶级利益”

     【陈公博引发争论：国民党该代表谁的利益？】

　　戴季陶主义背后所指向的命题，对国民党而言，实际上生死攸关，即：国民党究竟该代表谁的利益？

　　按照中共的解释，“国共合作”的本质是“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也就是说，在中共的理论宣传里，国民党代表的是工、农的利益。但按照戴季陶主义的解释，国民党不可以去搞“阶级斗争”，其革命的目的，不是为了让某一、两个特定阶级翻身，而是“要促起国民全体的觉悟，不是促起一个阶级的觉悟。”换言之，在戴季陶主义的宣传语境下，国民党代表的是全民利益。

　　陈公博虽然是中共一大的参与者。不过和共产党不同，他虽然主张国民党应该有阶级性，但并不赞同如共产党那般去搞阶级斗争。其理由是中国并不存在足以成为“阶级斗争”对象的大资产阶级，工人、农民乃至小资产阶级所受到的压迫，主要来自国际帝国主义——陈公博说：“自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已成了国际帝国主义的公共殖民地，一切的生产机会已被帝国主义的不平等条约压得万劫不复。”——故此，陈公博认为，中共所领导的工农运动，以小资产阶级为斗争对象，其结果只会导致“社会经济崩溃无余”，陈氏尤其批评了中共在解决工人劳资争议的时候“往往以武力解决，不待党和政府的仲裁”的坏习惯；在农村土地问题上，陈氏也批评了中共的做法：“国民党的主张是以政治的方法来解决，共产党的方法是以农民暴动来没收”。

　　陈公博的这种论调，实际上是介于中共和孙中山之间。中共不但认为中国存在着阶级，政党应该代表具体阶级的利益，而且社会的进步必须依赖“阶级斗争”。但孙中山自始至终都没有认同过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学说”，在孙氏看来，将“阶级斗争”当作社会进化的动力，是很荒唐的。孙氏说：“社会之所以进化，是由于社会上大多数的经济（利益体）相调和，不是由于社会上大多数的经济利益（体）有冲突”，在中国这样一个“患贫，不是患不均”的国家，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和“无产专制”都是用不着的——“我们今日师马克思之意则可，用马克思之法则不可。”换言之，孙中山认为中国尚无阶级之分，只有“大贫”与“小贫”的区别，所以，国民党应该追求的全体国民的解放，不应该仅仅代表某一具体阶级的利益，更不应该去搞什么“阶级斗争”。陈公博的论调，显然是上述两种政治观念的取舍调合——既如中共一般认为政党存在阶级性，又如孙中山一般反对“阶级斗争”。

　　陈公博还将国民党此前的所有失败，都归结为本党没有具体代表某一阶级利益，所以缺乏具体的阶级基础的支持。陈氏说：“国民党过去的失败，实在缺乏基本阶级的认识，因为没有基本阶级的认识，所以没有基础的群众。辛亥革命成功，同盟会便破碎失败了；民九占有广东，中华革命党又破碎失败了；今日北伐有相当的军事结果，中国国民党又破碎失败了。我们要党不复失败，要使三民主义有实现的一日，非先找出我们党的基本民众部队不可。”

      《中国国民党所代表的是什么》在国民党内引发了一场激烈的意识形态讨论的风波。最终，以戴季陶、蒋介石纬代表的国民党主流派在争论中占据了上风。如蒋介石在1929年说：

      “本党所代表的民众，是一切被压迫的民众，决没有阶级之分，既不排斥农工阶级，也不限于农工阶级；既不排斥小资产阶级，也不限于小资产阶级。一切被帝国主义者所剥削，被封建势力所蹂躏的民众，都是本党应该代表的民众。难道中国除却农、工、小资产阶级以外，就没有被压迫的民众吗？对于农工小资产阶级以外的被压迫民众，尤其是被帝国主义者所压迫的民众，本党就可以任其受痛苦，而不代表其利益吗？我们只知本当有拥护农工利益的政纲，绝对不承认有代表农工单一阶级利益的理论，更不能有代表小资产阶级利益的思想。”

　　蒋介石还说：“中国近代产业并没有发达，阶级的区别并不明显，如果勉强要说中国有阶级，也不过粗具阶级的雏形，阶级的对立既不明显，阶级的利害自然没有甚么冲突。阶级的利害既没有多大的冲突，就没有为某一阶级的利益打倒别阶级的必要，而且更没有为单一阶级的利益，打倒许多阶级的可能。”——换言之 ，蒋介石不承认中国当日存在名副其实的“阶级”，更不认为中国需要搞“阶级斗争”。

     【国民党不搞资本主义，蒋介石有反资本主义的倾向】

　　陈公博之后，直到国民党退出大陆，国民党内都没有再发生过类似命题的争论。代表全民利益，一直是国民党在大陆时期的官方意识形态，国民党宣传部门乃至党魁个人，对此一理念一再重申。如胡汉民曾说：

      “三民主义的立法，不能任资本家以最低的工资给工人，因为最低的工资不足以保养工人的生活；同时亦不能任劳动者要求最高的工资，因为如此就不足以维持生产事业；必须就社会全体的利益，而以法律约束生产家和劳动者相互有利的范围中，然后才可使生产不断地发展而保障社会全体之福利。”（《三民主义之立法精义与立法方针》，1928年）

       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胡绳不承认国民党的社会主义色彩，但他却不得不承认，国民党是不搞资本主义的；而且认为，恰恰是因为国民党不肯搞资本主义，所以国民党失去了中间力量的支持，最后丢掉了大陆政权。胡绳的原话是这样的：

     “说资本主义怎么不好，最典型的就是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国民党不搞资本主义，中间力量怎么会跟它走?”（《从五四运动到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之命运》刊布于1943年，蒋介石在其中多次批评“自由主义”，申明国民党要搞的是计划经济，其不搞资本主义的姿态相当明显。学者杨奎松也说：“蒋介石确实有反资本主义的倾向和主张。这不仅有其《中国之命运》一书为证，而且也有蒋自五四时期至二十年代许多言论文字为证。”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退居台湾之后，蒋氏父子的统治也近似于社会主义。宋楚瑜多年后谈及蒋经国时代的台湾“经济奇迹”，即曾如此说道：

      “我要藉此澄清一个观念，外界谈'台湾经济奇迹’多半只讲经济成长这部分。但真正的'奇迹’，是既能经济成长，同时又让人人赚到钱、注意到'均富’。从1972年经国先生担任'行政院长’，到1988年过世，台湾的人均所得从482美元成长到5829美元。但同时间，最高所得五分之一家庭与最低所得五分之一家庭的收入差距，仅从4.49倍微调到4.85倍。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或地区，能同时让人均所得成长12倍，但贫富差距却能限缩于8%。这代表着经济成长的果实是由全民共享的，财富不是集中于少数人手中的，这更是'均富’理念的彻底实践。经国先生所主导的这一段台湾经验，至今仍被台湾人民津津乐道。'台湾钱，淹脚目’这句俗谚，便在形容当时台湾的普遍富有。你可以称之为'台湾特色的资本主义’，但也不妨就视为另一种'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国民党希望代表全民利益，所以丢掉了政权和人民】

       陈公博的观点——国民党必须代表具体某一或某几个阶级的利益，唯此才能“找出我们党的基本民众部队”，唯此才能使国民党立于不败之地——没有获得国民党主流派系的认可，蒋介石采纳的是戴季陶主义；与蒋分庭抗礼的汪精卫，其主张也与戴季陶主义相差无几：

      “革命派（作者注：汪精卫自我定位为国民党内的“革命派”）呢，……他和共产党同志不同的所在，共产党是一阶级的党，是无产阶级的党，以无产阶级专政为革命之目的，对于其他民众，不过一时利用，认为同盟。国民党不是一阶级的党，而是一切被压迫民众联合起来的党，其革命之目的，在使国民得到革命之共同利益，征之历史，必是以一切被压迫民众为基础，没有以一阶级为基础的。”（1927年，《夹攻中的奋斗》）

　　国民党主流派自1925年以来，始终坚持代表全民利益，但到了1949年，这个号称代表全民利益的政党，却失去了它的政权和人民。如何理解这背后的缘故？学者王奇生曾以具体案例深入考察过国民党与工人、资本家之间的关系，其结论是：

      “工人、资本家与国民党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表明，国民党企图把本身的基础建立在彼此利益相互冲突的各阶级联盟之上，其结果却是两不讨好。中国共产党则不同。共产党代表工人、农民的利益。其一切主义、政纲无不反映工人农民的利益和要求。工人、农民自然也强烈认同于共产党。国民党执掌全国政权后，舍弃了孙中山的'扶助农工’政策，自然也失去了农民、工人的群众基础，但并未因此换来地主和资本家的衷心支持。其结果，国民党没有一个真正属于它的社会阶级基础，国民党政权的基础只能建立于军队之上。一个政党的生命力有赖于一个可靠的社会阶级基础和基本民众，国民党的失败，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在于缺少这样一个可靠的民众和阶级的基础。”（《党员、党权与党争》）

　　这个表述是极有道理的。当一个政党宣称无条件代表工、农利益；另一个政党却宣称要合理代表全民利益时，占人口总数最大多数的工、农会倒向哪一边，是一目了然的。但应该加以补充的是：任何现代意义上的执政党，其本职，本就应该代表全民的利益。国民党自1927年以来，长期以中国唯一的执政党自居，其坚持代表全民利益，本来是在尽它的本分。但特殊之处在于：国民党在大陆时期的执政地位，自始至终都是不完整的，长期受到各种势力（包括军阀与外敌）的挑战。这种不完整的执政地位，恰恰不允许它去名副其实地代表全民利益。国民党内的政治学者萨孟武很早就看透了这个问题：

      “我们不要想博全体人民的欢心，我们必须得到一部分人民的切实援助。我们须得那一个部分人民的切实援助，第一当看那一个部分人民有实力，第二当看那一种经济政策，是适合于中国目前的环境。我们能够得到一部分人民的切实援助，我们的党在社会上就有基础，就有力量。”（《如何增厚党的力量》，1932年）

　　资料来源： 范小方等，《国民党理论家戴季陶》，河南人民出版社；杨奎松、董士伟，《海市蜃楼与大漠绿洲·中国近代社会主义思潮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戴季陶集1909-1920》，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王奇生，《党员、党权与党争》，上海书店出版社，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