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汪队中狗狗街舞:细说《孙子兵法》——战争应该怎么打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偶看新闻 时间:2024/04/28 13:26:06
细说《孙子兵法》——战争应该怎么打
作者:
鞠佳jujia  发表日期:2012-1-18  题记:《孙子兵法》与中国近代战争史
    “朕观诸兵书,无出孙武”
  ——唐太宗.李世民
  “吾观兵书战策多矣,孙子所著深矣”
  ——曹操
  “越南胜利的重要原因是:北越的军事战略与其他东方国家一样,源于孙武的军事思想,而西方国家的军事战略则来源于克劳塞维茨的军事思想。”
  ——原美军驻越南战场总司令
  “中国古代先哲孙子是天下第一神灵”
  ——日本松下.松下幸之助

★军事:最真实的哲学
  《孙子兵法》,世界三大兵书之一,中国人的智慧典籍,自18世纪传到欧洲后,便被翻译为“the art of war”——战争的艺术。
  战争,确实是一门艺术。
  综观人文社会科学各类:文、史、哲、经、管、法、兵——我以为,“兵”最接近真理。
  哲学——脱离实际、文学——附庸风雅、史学——众说纷纭,而“军事学”是在一次次真刀真枪、血淋淋的实战中总结出来的学问,用事实说话,结果明了,是实践的产物。
  它最接近真实。
  对者生,错者亡。
  选取“国共”这个特定历史时段来阐发,离我们最近,还依稀散发着战场狼烟的气味,并不曾远去。
  能征善战的林彪,横刀立马的彭德怀,大兵团作战的粟裕,计谋层出的刘伯承,以弱胜强的徐向前……
  作战勇猛的薛岳,神机妙算的白崇禧,常胜将军卫立煌,目光深远的张治中,远征将军孙立人……
  神勇用兵,精彩纷呈。 
★奇正之兵
  兵者,诡道也。
  以正治国,以奇用兵。
  ——《孙子兵法》
  军事作战,讲究的就是出其不意。
  双方对决,靠的就是机谋算计。
  所以说,共军的一系列胜利都靠灵活机动、积小胜为大胜而来,这无可厚非。
  反而是国军那种正面迎敌、大兵团硬拼的战术,最为糟糕,代价极大。
  单从战略战术角度来说,国军观念就存在根本的硬性错误。
  当初搞反清革命时,很多中国青年跑到日本去留学,学习军事政治,蒋介石就是其中一员。老蒋的军事理念,是从日本人和德国人那里学来的。而日本人在明治维新前后从德国那里学习,所以日本和德国的战术思想属于同一个体系。
  写《战争论》的克劳塞维茨是德国人,他便是德国军事思想的集大成者——讲究大部队决战。
  比如,克劳塞维茨的观点“数量上的优势应该看作是基本原则”、“战争是一种巨大的利害关系的冲突,这种方式是用流血方式进行的”等等,都带有鲜明的西方人重视力量和规模的思维倾向。
  所以老蒋年轻时受日、德影响,后又成为黄埔军校的校长,教出一批同样思想体系的学生来,这对于国民党军的抗日、内战都起着致命性作用,包括非嫡系的诸多国军将领,也都是承袭当年革命党人的军事思想。譬如,台儿庄战役,从战术意义角度考虑,可谓是一场没有输赢的战役,双方实力相当,对等消耗,最后殆尽,是一场“零和”游戏(如果从民族情感和政治影响来说,又另当别论);又如在解放战争初期,国军在东北、苏中、鲁南地区,都讲求“占领大城市”,以地域面积和城市数量来衡量战争胜负,还被老蒋称赞有加,其实是被釜底抽薪,拉长战线,离死亡不远了。
  同理,日本军队入侵中国后,也是极尽所能拉长战线,从东北到华北,从华北到华东,从华东到中西部,在其外围还占领缅甸、印尼、马来西亚,乃至太平洋诸岛,还招惹万里之外的夏威夷岛……如此大范围大规模用兵,一定是强弩之末,像吃了伟哥一样,高潮得越凶猛,精尽人亡得就越快。
  这种“大规模决战”、“死扛”、“硬拼”的战术思想,基本上不被共军推崇。无论是四野林彪、还是三野粟裕、还是二野刘伯承,都讲究“猫盘老鼠,盘软了再吃”、“诱敌深入”的运动战,不与敌人硬拼。
  这便是孙子提出来的“虚实结合”。
  1947年,国共角力的关键时期,身处延安窑洞的毛泽东提出“十大军事原则”,其中有四点就是专门告诫解放军将领们不要硬拼的:“先打分散和孤立之敌”、“先取小城市和乡村”、“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目标”、“在运动中歼灭敌人”。
  当然,共军中也有喜欢硬拼的将帅,彭德怀便是其中一个。谁敢横刀立马,看我彭大将军,看看彭老总所领导的战役,基本上都是拼血本,蛮着来:
  湘江血战——长征途中损失最大的一次战役,红军从八万锐减到三万,损失一半以上兵力。
  兰州战役——西北战场最惨烈的一次城市攻坚战,彭德怀与马家军血拼到底。
  朝鲜战争——这个更不用说了,硬碰硬,损失人数至今都无法确定,如果换作林彪、粟裕,恐怕会是另一种结果?
  至于彭德怀发起的“百团大战”,也是遭到毛泽东反对,被毛泽东认为过早暴露力量、消耗大量人力物力,一直受到批评。
  当然,这是从纯军事战略角度来评论,而军事往往是与政治紧密挂钩的。一场并不大胜的战斗,在政治影响上有时却起到号召宣传作用,这是一个真正的军事家所应考虑的。兰州战役、百团大战、朝鲜战争等,在军事战略上没有什么值得称道的,但气势夺人,激发血性,让敌人也钦佩不已,一次次树立了共军的勇敢形象,乃至国家形象,无形价值是巨大的。
  军事,终究是与政治紧密结合。

 

作者:鞠佳jujia 回复日期:2012-01-18 13:3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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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阶层的分裂
  “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将,五曰法”
  ——《孙子兵法.计篇》
  战争第一个重要的因素:道。
  道是什么?
  这是一个非常具有中国特色的字眼,如果要翻译成英文,恐怕很难理解。
  孙子解释,‘道’可以“令民于上同意,可与之死,可与之生,而不危也”。
  道就是正义,是民心。一旦民心所向,就可以让人民与你并肩作战,生死与共,面对危险无所畏惧!
  再简洁一点解释,就是——你替谁说话,谁就为你干事。
  不禁想起一个讽刺事件,是前几年发生的:2009年,郑州市规划局在面对记者提问时,被问到了“不该问的问题”,副局长逮军一时情急,怒斥记者道:“你是替党说话,还是替老百姓说话?!”此言一出,一片哗然,新闻顿时传遍中国,成为调侃笑料。
  回望20世纪上半叶,民国时期,中国大地上的人们被一道鸿沟截然分成两个社会阶层。
  当时的中国,沿海各省已经“先富起来”,发展出自己的工商力量,产生了一批民族工业,江苏、浙江、广东、乃至湖北、平津等地,都有蓬勃发展的工商业。然而,在更为广袤的内陆地区,却始终无法“后富起来”,依然是大量穷苦农民维持着小农式经济,他们无法享受到沿海发达地区的利益成果,沦为赤贫,生活无望。
  同一个中国,却是两个不同的世界!
  上层社会的人们挥霍金钱,过着富奢的生活,他们模仿洋人,穿西装、喝咖啡、说英语,官太太们视财如命,长官们横征暴敛,买办们打着洋人的旗号,欺骗自己的同胞,压榨工人们的血汗。
  下层社会的人们主要集中在中西部,他们买不起房、上不起学、付不起医药费,面对国统区高昂的物价,更是朝不保夕。通货膨胀飞速吞噬他们仅有的积蓄,昨天一百元能买五斤米,今天却连一个鸡蛋也买不起;贪官污吏只手遮天,长官们、首长们的苛捐杂税,已经预征到一百年后了。
  于是,在旧中国,俨然形成两个互不流动的阶层:
  (1)新兴的工商业阶层,主要分布在江浙发达地区一代。
  (2)旧有的小农阶层,主要分布在广阔的中西部地区。
  蒋介石的势力,是为前者,以中央军嫡系为代表。
  而后者的力量,则星罗棋布地散落在各省,比如山西的阎锡山、西北的马步芳、广东的陈济棠、东北的张作霖、广西的李宗仁白崇禧……还有江西苏维埃政权、以及全国各地的苏维埃革命根据地。
  这些地方势力,犹如℃地头蛇一样盘踞在自己的地盘上,实则仍然是小农经济为基础的军阀,与东汉之豪强、唐朝之藩镇并无本质差别。

★打破既得利益阶层
  “道者:令民于上同意,可与之死,可与之生,而不危也”
  ——《孙子兵法.计篇》
  这是一个贫富差距严峻的时代。
  20%的人占有了80%的财富。
  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基本内容之一。
  孙子所谓的“道”,就是争取广大民心,替民众说话。
  在“替谁说话”这个问题上,以蒋为代表的中央自然是为工商业力量说话,而以毛为代表的“匪”则是为中下层农民、工人力量说话,至于派系繁多的各地军阀,则是中央势力的延伸,或者说是在与新兴工商业力量结合后生出的一种“中国特色”的披着封建旧时代外壳的“异形”。
  革命的终极理想是实现共产主义,但老百姓会说:主义和我有什么关系啊?这辈子我也指望不上。但分田地就不同了,和老百姓的饭碗相关啊,分了田地就可以不再挨饿,土地是人民的命根子,我打了土豪,就可以分田地,就可以活命,养活妻子儿女,那我当然干了!
  “打土豪,分田地”,是土地革命时期提出来的口号。可以说,这是中国最具有号召力的广告宣传,短短六个字,吸引了千千万万非既得利益者的前腐后继,为的就是能有一个“重新分蛋糕”的机会。
  这个口号所反映的逻辑是:干革命就能打土豪,打土豪就能分田地,分田地就能吃饱饭。
  共军的士兵源源不断增加,主要就是来自贫农。他们无怨无悔、前仆后继、舍身忘死地投入到革命的洪流中,反正已是一无所有,索性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反了算了!跟着哥哥冲去那东京,剁了狗皇帝的脑袋。
  分得了田地财产的农民,也是“既得利益者”,他们为了保护自己的革命果实,妻子送走了丈夫,父亲送走了儿子,保住了苏维埃政权,就是保住了饭碗。
  正因为如此,所以国军在围剿共军时,往往陷入“人民群众的汪洋大海”中。
  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在毛泽东1927年写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文指出:农民运动是国民革命的关键所在。中国几万万农民群众将是中国革命的主力军和生力军。“他们将冲决一切束缚他们的罗网,朝着解放的路上迅跑。一切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都将被他们葬入坟墓”。
  在江西苏维埃政权时期,红军仅仅花了3年时间,就把部队人数(包括赤卫队等地方民兵武装力量)扩大到10万人,这个增长速度是惊人的;在毛泽东1927的一份报告中统计,湖南全省已有农会会员200余万人,这些农民都响应共产党军的号召,只要动员起来,哪怕是十分之一也非常不得了了。
  所以,为什么老蒋要展开对共军的围剿、清洗?因为非既得利益阶层的力量太强大了,长此以往下去,他们定会翻了天,把上层既得利益者打翻在地。
  与今天的“科学发展观”、“用发展来解决矛盾”的思维不同——今天的中国有条件“把蛋糕做大”,渐进式的倾斜,把多出来的蛋糕分给非既得利益阶层,逐渐化解冲突;而在民国时期,外忧内患,国家分裂,洋人染指,根本没有条件“把蛋糕做大”,于是僧多粥少,既然财富已经被20%的上层人士占据了,就没有空间容得下那80%的底层民众来分享蛋糕了。
  时势所迫,无法选择。
  一场大战展开在即……
 ★红旗到底能打多久?
  “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唐.白居易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毛泽东,1930
  据说林彪在井冈山时,曾对对红军抱有悲观态度,问毛曰:“红旗还能打多久?”
  毛后来回信于他,很经典地回答了八个字“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事实上,按照毛的“诱敌深入”、“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跑”的治军思路,沿袭《孙子兵法》的虚实结合、强而避之、卑而骄之的思想,红军在赣南的形势是不错的。
  如果不是后来共产国际派来的李德横插一竿子,估计南方苏维埃政权会愈发稳固,一直熬到抗日战争爆发,形势更加大好。
  而这个国际顾问——李德,作为一个德国人,恰恰学习的是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那一套大兵团决战的思想。他自己本人也只是在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过3年,仅仅只有街垒巷战经验而已,自然只懂得打“阵地战”,与敌军硬拼。
  所以,中国战争的国情,是以《孙子兵法》为思路结合的,与西方《战争论》的思想格格不入。
  从1930年开始,国军对赣南的苏区进行了五次“围剿”,前四次都以失败告终。这四次战役,都是由朱德和毛泽东领导的,国军的数量不可谓不多,武器不可谓不精良,却打不下小小的苏区。

  请看,这是前四次围剿的数据:
  第一次围剿:
  【国军】10万余兵力,国军11个师又2个旅
  【结果】:红军“诱敌深入”,最终歼灭国军一万两千多人,活捉敌第18师师长张辉瓒。
  第二次围剿:
  【国军】20万人的兵力,何应钦集结的十八个师另三个旅
  【结果】:红军继续“诱敌深入”,连打五个胜仗,歼敌三万余人
  第三次围剿:
  【国军】30万兵力,老蒋亲自担任“围剿”总司令,并带着德、日、英等国军事顾问到南昌
  【结果】:红军毙伤俘敌三万余人,再次胜利
  第四次围剿:
  【国军】40万兵力,陈诚等嫡系部队参战,蒋介石亲自部署
  【结果】:红军歼敌近3个师,俘敌1万余人,红军主力扩大到8万余人
  看看,四次围剿,规模一次比一次大,将领级别一次比一次高,老蒋不可谓不是大手笔。
  但为何始终攻不下小小的赣南?
  原因就在于——红军与当地老百姓联系紧密,甚至可以说,当地老百姓为了保卫自己“土地革命”的财产果实,大部分都加入、支援红军,下层百姓的利益是与红军利益紧紧捆绑在一起的,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为了保卫自己的村庄、保卫家园,每个人都使出全身力气。
  强龙再强,也压不过地头蛇。
  地头蛇在自己的地盘,无论如何也是要活命的。
  你国军来了,即使占领村镇,可老百姓不支持你,在背后搞鬼、暗送情报、破坏后勤通信、不提供粮食,国军就无法长期驻扎。而共军退却之后,四处游击,有朝一日又能回来,红军里相当一部分士兵都是江西本地人,他们怎么会丢下这片热土呢?君不见,建国后的将军当中,以江西人最多,江西又以吉安人居多。
  所以孟子说“得道多助,失道寡助”,便是这个“道”。
  我们举另一个反面例子:为什么抗日战争期间,“东北抗联”始终发展不起来?
  原因就在于,日本人把东北作为长期经营之地,对当地民众剥削较轻,甚至做了很多安抚工作。所以东北抗联在当地难以获得民众根基,根基不牢,军事上自然就败仗连连。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解放战争时,林彪与杜聿明争夺四平,四野在东北当时的根基不深,底子薄,民众不是很支持,所以军事上捉襟现肘;而同一时期,粟裕在苏中的七战七捷,恰恰靠的就是“人民群众的汪洋大海”,省却了后勤、补给、情报等大量累赘。
  现今,很多人有一个这样貌视正确的观点:共军之所以胜利,是因为宣传工作做得好。
  仅仅是因为“政治宣传”吗?非也。如果不是经过土地革命,“打土豪,分田地”,让家家户户得到实惠,享有利益,政治宣传又岂能持久?而一旦人们尝到了“分田地”的甜头,哪怕不用共军的政治宣传,也会一传十、十传百,有口皆碑,好评如潮。
  政治宣传不是军事胜利的原因,而是结果。
  那么,当时为什么独独在赣南地区苏维埃政权能够存活下来呢?
  这便是基于当时的民情了。
  当时,林彪问毛泽东“红旗还能扛多久”?
  毛泽东回信,详细分析了情况:
  一是江西的经济主要是封建的经济,商业资产阶级势力较小,而地主的武装在南方各省中又比哪一省都弱。
  二是江西没有本省的军队,向来都是外省军队来此驻防。外来军队“剿共”“剿匪”,情形不熟,又远非本省军队那样关系切身,往往不很热心。
  三是距离帝国主义的影响比较远一点,不比广东接近香港,差不多什么都受英国的支配。我们懂得了这三点,就可以解释为什么江西的农村起义比哪一省都要普遍,红军游击队比哪一省都要多了。
  由此看来,果然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只要贫富差距没缩小、只要全国还有千万穷苦百姓,共军的力量就不会消失。
  很多年轻的网友总会说“如果当年老蒋军事战略高明一些,共军就彻底被消灭了”,其实并不懂得当时的国情。哪怕长征真的失败,日后也依然会出现‘张泽东’、‘李泽东’、‘王泽东’,会依然在其他地方出现红军的翻版。
  君不见,红军长征后,红一方面军只剩下7000人时,流离颠沛到陕北,即使这样微弱的火种,不出数年,竟又重新燃起希望。眨眼间,共军变成几万、十几万、几十万乃至上百万,陕北、鲁南、豫东、冀北、中原各地的下层民众,都汇聚起来,源源不断,形成汪洋大海,天下大事就已定矣。
  此所谓“一曰道”,得道者,自然是多助的。
  (接下来解释孙子的“二曰天”)
 ★天时与地利:影响战略成败的外界因素(上)
  “天者,阴阳、寒暑 、时制也”;
  “地者,远近、险易、广狭、死生也”;
  ——《孙子兵法.计篇》
  在《孙子兵法》第一篇《计》里,成功关键的“五因素”中,“道”已说完了,位列第二、第三的是“天”和“地”。
  古人总是提这么抽象的概念,也因此需要现代人加以解释。
  ‘天时’很重要,往小点说,就是天晴啦、下雨啦、降雪啦、雨季啦、旱季啦、天热天凉啦等等。
  最为经典的战役,莫过于19世纪拿破仑入侵俄国,遭遇严寒,改写了历史。
  作为法兰西第一帝国的皇帝、意大利的国王,拿破仑同志无疑是天才的军事家。他的铁蹄席卷欧洲大陆,奥地利、普鲁士、意大利、瑞士等纷纷拜倒在其脚下,可是唯独俄罗斯,这片白雪皑皑的土地,改变了历史走向。当拿破仑的60万铁骑和1400门大炮兵临城下时,因为遭遇严寒,俄罗斯降雪,气温下降,法军扛不住冻,加上粮草殆尽,饥寒交迫,秩序开始大乱。士兵们三五成群地到处抢劫,以寻找食物和燃料,甚至为了争夺一块面包而发生残杀。
  在零下30多度的严寒中,饿殍千里,伤病满地。最终,60万精锐之师只存活了2万人!拿破仑也从此一蹶不振,大势已去!
  因天气原因而失败的,还有瑞典入侵俄国、希特勒入侵苏联,可见俄罗斯这片土地还真不是闹着玩儿的,没事别想着侵占俄国;在亚洲地区,则是13世纪的元朝大军征讨日本,两次出海,都遇见“神风”,而致惨败,从此也让日本人信奉“神风”的神秘力量。
  至于说到“地利”,事例更多,信手举二例:
  譬如先秦时期,六国联合征伐西部的秦国,却因秦国据天险,有函谷关之要塞,硬是攻不下来,最后秦国出函谷关,横扫六合,并吞八荒,此地理位置真可谓“进可攻,退可守”也;
  又如三国时期,魏国大军南下,吴国以长江水路拒之,在赤壁大败魏军,赢得半个世纪稳定;蜀国以天堑蜀道拒之,独守剑门关要塞,与魏军抗衡数十余年,可谓占了地势的极大便宜。
  而要真正往深层次说,“天”和“地”则是具有更高的战略价值所在。
  话说红军,当初在赣南建立苏维埃政权,速度不可谓不快,规模不可谓不大,共产党高峰时期发展到40万人——但此时的“天时”却对共军不利、对国军有利:此时蒋介石刚刚结束“中原大战”,收拾完地方军阀,日本的侵略尚未开始,正好有精力对付赣南“赤匪”。于是乎,纠集各路人马,大举进攻。
  尤其自长征之后,红军接连数年厄运不断,“天时”运气那是大大滴坏啊:先是湖南湘江血战,主力部队损失大半;然后在贵州、四川的山沟沟里穿越了大半年之久,又死伤过半;及至与红四方面军汇合,又面临着与张国焘的分裂,内讧不断;到了陕北,主力红军只剩下区区七千人,穷得响叮当;再有西路军前往新疆方向试图与苏联会合,惨遭马家军屠戮,只剩一个司令光杆……一连串的厄运,可真是时运衰败到家了!
  要打胜仗,光有精气神是不够的,老天爷,求您给机会有木有啊!
  这不,机会总算来了,亲!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成大事者,总是能够忍耐。左等右等,在延安的窑洞里,穿着补丁裤子、半月才能吃一次肉的毛委员总算等到了机遇了——这就是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机会总是给有准备的人滴。
  风水轮流转,今年到我家。想当初,老蒋在南方剿匪,颇有成效,几乎要把‘赤匪’赶尽杀绝;谁知到了北方,共产党时来运转,坤卦变乾卦,东南对西北,属水变属金,“时位”得正了!
  本来是老蒋亲抵西安布置剿匪命令,谁知半路杀出张学良,逼宫进谏,于国难当头之日,国共双方暂时妥协,共同抗日,先把大敌人干掉再说。

 

作者:鞠佳jujia 回复日期:2012-01-19 10:27: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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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孤星泪洒昆仑山 2012-01-18 21:50:59
  请楼主讲讲四平战役到辽沈战役的那半年时间
  我一直很纳闷林彪四野是怎么熬过来的
  貌视当初想要退到鸭绿江对案的朝鲜去了
  但后来怎么能够反败为胜呢?
  杜聿明、白崇禧可不是闹着玩的
  -----------------------------
  这位仁兄,四平战役我接下来会重点提到,这是共军打阵地战的软肋,也是林彪一生当中的大败杖——当然,也和老毛在陕北遥控、轻敌思想有关。
  但最后林彪还是“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否了老毛的决策,自己根据实际情况调整了作战方略,总算保住了东北大本营。

 

作者:鞠佳jujia 回复日期:2012-01-19 15:1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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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时与地利:影响战略成败的外界因素(下)
  ●《易经》与中国革命的地理形势
  “地形有通者,有挂者,有支者,有隘者,有险者,有远者。”
  “夫地形者,兵之助也。知此而用战者必胜,不知此而用战者必败。”
  ——《孙子兵法.地形篇》
  孙子说:地形有六种,平坦畅通的、易进难退的、据险对峙的、狭窄逼仄的、形势险要的、间隔很远的。
  “地利”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也有很深厚的哲学寓意,甚至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与中国的地理位置吻合的。
  曾经有这样一个故事说:
  红军在南方打游击始终不能成功,被迫辗转数省,颠沛流离,从东南到了西北。一日,毛泽东问甘肃当地的一位易学大师:“红军何时能有转机?”大师答曰:“东南为巽,西北为乾,你们到了西北方,就会时来运转了。”
  按照《易经》奇门遁甲图中所示,还真是如此,中国的地理位置就是这样有趣:
  东南方为巽卦,是为‘杜门’,巽为长女,受乾父之冲克,又克坤母,与父母皆不和,故在家中处事杜塞不利。因此共军在东南方始终受制于敌,闭塞不利,无法拓展空间,最后被迫长征。
  而西北方为乾卦,是为‘开门’,乾是八卦之首,为天为父,于社会为首长。综观中国两千年历史,几乎所有开国之君都是从西北乾位开创基业的。所以红军到达陕北后,开始转运,存活下来,几年之后便发展成为几十万大军。
  至于当时红军内部意见不统一,张国焘率四方面军欲南下,而毛泽东率一方面将欲北上。
  这也正印了易经八卦的道理:张国焘南下,往西南方向的川康去,西南为“坤”,是‘死门’,张国焘一头扎进了死门,岂有存活之理?
  果不其然,正因为四方面军的南下,吸引了国民党的注意,川军放弃追击中央红军,调转枪头,回程追击四方面军;同时中央嫡系薛岳也分兵追击张国焘部,使得西北方的毛泽东压力顿时减轻许多。
  可见,《孙子兵法》中提到的“地利”,真是不容忽视。
  及至抗战胜利,东北方又成了国、共两党的争夺之地。
  东北方是“艮卦”,是为“生门”,生门属土,居东北方艮宫,正当立春之后,万物复苏,阳气回转,土生万物,所以古人命名为生门,大吉大利之门。
  果不其然,共军派林彪进入东北,短短两年时间,四野从当初的10万人迅速扩展为100万大军,犹如一只生猛的“东北虎”,经过辽沈战役之后的共军,已经牢牢掌握全国主动权,挥师入关,大举南下,一口气把国军追到了海南岛。
  国民党丧失东北这个“生门”,失去了生机;又把首都建在南京(东南方“杜门”),闭塞不流通。两相大害集于一身,离败亡不远矣!
  当然,如果我们从现实情况来看,也异曲同工。
  当时现实条件下,以下四点对共军有利:
  (1)苏联对于共军接收东北提供了便利
  (2)国民党军队基本被日军压制在西南地区,远离东北
  (3)东北重工业基地是军队的后勤保障
  (4)东北离苏联最近,能最快取得支援
  东北的战略价值,国共双方都早已认识到。
  在抗战刚结束不久,一次内部会议上,蒋介石说:“国民党命运在东北,盖东北之矿产、铁路、物产均甲冠全国。”
  毛泽东在“七大”时也说:“东北问题是很重要的。从我们党的前途来看,即使我们把现有的根据地都丢了,只要我们有了东北,那么,中国革命的胜利就有了基础……东北作为中国当时唯一实现了工业近代化的地区,拥有巨大的工业和农业经济潜力,还是‘真空地带’。”

请参照以下八卦图,中国地理位置与八卦方位的标识。
  红军在江西,为“杜门”,巽卦,闭塞没有出来。
  转战到陕北后,为“开门”,乾卦,生机勃勃,时来运转。


 
★天时与地利:影响战略成败的外界因素(下)
  ●《易经》与中国革命的地理形势
  “地形有通者,有挂者,有支者,有隘者,有险者,有远者。”
  “夫地形者,兵之助也。知此而用战者必胜,不知此而用战者必败。”
  ——《孙子兵法.地形篇》
  孙子说:地形有六种,平坦畅通的、易进难退的、据险对峙的、狭窄逼仄的、形势险要的、间隔很远的。
  “地利”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也有很深厚的哲学寓意,甚至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与中国的地理位置吻合的。
  曾经有这样一个故事说:
  红军在南方打游击始终不能成功,被迫辗转数省,颠沛流离,从东南到了西北。一日,毛泽东问甘肃当地的一位易学大师:“红军何时能有转机?”大师答曰:“东南为巽,西北为乾,你们到了西北方,就会时来运转了。”
  按照《易经》奇门遁甲图中所示,还真是如此,中国的地理位置就是这样有趣:
  东南方为巽卦,是为‘杜门’,巽为长女,受乾父之冲克,又克坤母,与父母皆不和,故在家中处事杜塞不利。因此共军在东南方始终受制于敌,闭塞不利,无法拓展空间,最后被迫长征。
  而西北方为乾卦,是为‘开门’,乾是八卦之首,为天为父,于社会为首长。综观中国两千年历史,几乎所有开国之君都是从西北乾位开创基业的。所以红军到达陕北后,开始转运,存活下来,几年之后便发展成为几十万大军。
  至于当时红军内部意见不统一,张国焘率四方面军欲南下,而毛泽东率一方面将欲北上。
  这也正印了易经八卦的道理:张国焘南下,往西南方向的川康去,西南为“坤”,是‘死门’,张国焘一头扎进了死门,岂有存活之理?
  果不其然,正因为四方面军的南下,吸引了国民党的注意,川军放弃追击中央红军,调转枪头,回程追击四方面军;同时中央嫡系薛岳也分兵追击张国焘部,使得西北方的毛泽东压力顿时减轻许多。
  可见,《孙子兵法》中提到的“地利”,真是不容忽视。
  及至抗战胜利,东北方又成了国、共两党的争夺之地。
  东北方是“艮卦”,是为“生门”,生门属土,居东北方艮宫,正当立春之后,万物复苏,阳气回转,土生万物,所以古人命名为生门,大吉大利之门。
  果不其然,共军派林彪进入东北,短短两年时间,四野从当初的10万人迅速扩展为100万大军,犹如一只生猛的“东北虎”,经过辽沈战役之后的共军,已经牢牢掌握全国主动权,挥师入关,大举南下,一口气把国军追到了海南岛。
  国民党丧失东北这个“生门”,失去了生机;又把首都建在南京(东南方“杜门”),闭塞不流通。两相大害集于一身,离败亡不远矣!
  当然,如果我们从现实情况来看,也异曲同工。
  当时现实条件下,以下四点对共军有利:
  (1)苏联对于共军接收东北提供了便利
  (2)国民党军队基本被日军压制在西南地区,远离东北
  (3)东北重工业基地是军队的后勤保障
  (4)东北离苏联最近,能最快取得支援
  东北的战略价值,国共双方都早已认识到。
  在抗战刚结束不久,一次内部会议上,蒋介石说:“国民党命运在东北,盖东北之矿产、铁路、物产均甲冠全国。”
  毛泽东在“七大”时也说:“东北问题是很重要的。从我们党的前途来看,即使我们把现有的根据地都丢了,只要我们有了东北,那么,中国革命的胜利就有了基础……东北作为中国当时唯一实现了工业近代化的地区,拥有巨大的工业和农业经济潜力,还是‘真空地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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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参照以下八卦图,中国地理位置与八卦方位的标识。
  红军在江西,为“杜门”,巽卦,闭塞没有出来。
  转战到陕北后,为“开门”,乾卦,生机勃勃,时来运转。

  
  

 

作者:垂钓听轩 回复日期:2012-01-19 16:1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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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载一篇文章)

  提起8341部队,对年长一些的中国人来说真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它是一支长期负责毛主席和党中央安全的警卫部队。但是,很少有人知晓它的得名竟然源自长征途中一位高僧为毛主席的算命。话说1935年遵义会议后,毛主席率领中央红军长征到了西南某地,得知附近一座古庙,内有一位颇有名望的高僧。他不仅精通佛法,而且上知天文,下晓地理,还精通八卦,能掐会算,可预测人的命运祸福和旦夕吉凶的活佛。(一说就是电视连续剧《长征》中出现过的藏族喇嘛格达活佛。)毛主席决定去拜访一下这位活佛,顺便请他为自己和红军,为党和革命卜上一卦。于是他就带上两个随从,三人都换成便装出发。

  几经周折,他们终于寻觅到了一座幽幽古庙,只见山门前芸芸众僧林立,为首的是一位胖大和尚。他不是凡僧,正是活佛。原来活佛料到毛主席要来访,早已率众僧在山门前迎候,并盛情款待一行。双方进庙稍坐,寒暄等毕。毛主席说自己只是生意人,目前穷困潦倒,惨淡经营,不知前景如何,请他预测一下。活佛说对方非同凡人并辞推道: “阿弥陀佛!贫僧才疏学浅,是不配为星宿卜祸福,为神兵测吉凶的。”

  在毛主席的再三恳求下,活佛勉强应允。只见他经过一番佛事后说: “贵人确是前途无量真命天子。贵军由贵人统率,必定能逢凶化吉,无坚不克,无往不胜。贵党必定成就千秋伟业。” 随后,活佛取出一张黄纸,在上面写下了“八三”和“四一”四个字。

  毛主席捧纸不解其意,要求点拨。活佛合掌答道: “阿弥陀佛!天机不可泄,到时人自知。” 毛主席只得作罢。直至逝世,他始终未解开这四个数字的含义。不过他认为这应是吉祥的四个数字。于是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后,他就把延安的中央警卫部队取番号为8341。

  那么,到底这四个数字是何意呢?一直无人知晓。直到毛主席逝世后多年,才终于有人提出了破解。原来: “八三”是指毛主席享寿83岁。从1893年呱呱坠地到1976年撒手人寰,他在人间正好生活了83年。 “四一”是指毛主席在位41年。从1935年遵义会议到1976年巨星陨落,他在中共领导核心正好任职了41年。 83减去41,则为毛主席参加遵义会议时的年龄:42岁。

  如此看来,高僧算得真准,真不愧为活佛啊!在毛主席诞辰113周年的今天,应该是天机已泄,人人皆知的时候了吧。当年跟着毛主席长征并陪同请活佛算命的两个随从,是汪东兴和陈昌奉,至今仍健在。

  笔者在写本文前,曾采访过他们。二老都说千真万确,实有其事。陈昌奉将军江西兴国人,时年17岁,是毛主席长征时的贴身警卫员。建国后他曾任江西省委和省军区负责人。汪东兴将军江西弋阳人,时年19岁,是警卫干事。后来他长期担任8341部队负责人。在1976年十月粉碎“四人帮”的行动中,这支部队的向背至关重要。汪东兴因功在次年召开的十一大上当选为党中央副主席。在1955年授衔的806名少将中先后获此高位的只有在十大上当选的李德生和他两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