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师是怎样炼不成的——余秋雨别传总论（三）

作者：吴拯修2012-02-15

进入新世纪以来，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中国进入文化需要发展繁荣的新时代，各地文化节庆方兴未艾，名人助兴的文化堂会市场应运而生。

余秋雨开始携文化行走江湖，余秋雨的文化商业也正式开张。有论者早就预言：“他（余秋雨）的成功将更多地体现在浸透了商业气息的文化推广和营销方面，在那片广阔的天地里，他将大有作为。”[1]换言之，余秋雨开始吃“文化”。

余秋雨的演讲以文化为道具，以谋求个人名利最大化为目的。与时为伍，随市场起舞，因地因时因境发惊人妙论，引受众眼球，获名利双收之硕果。

1999年7月11日，余秋雨贸然闯到岳麓书院登台讲学，让他饱尝了铩羽而归的滋味。他在岳麓书院这方学术圣地，假借文化名义进行商业活动，所作学术含量甚低的讲演，使湖南学术界很失望，甚至引发了一场“湘水风波”。[2]巍巍学术殿堂，文化商人撒野，盛名之下，其实难副。自此之后，再也没有学人对余秋雨的演讲说三道四，因为学术界不再对他抱有一丝奢望。

更有甚者，他在演讲中常常发泄私愤，让他的文化长河成为心中块垒的排污通道。在湖南长沙的两岸演讲中，他会忽然提到收据账号[3]；在镇江谈阅读，他爆料他的一个批评者是“从小被父母亲卖掉的。”[4]借用别人的讲台，暗器伤人不动声色，这一手余秋雨早就十分娴熟：在《霜冷长河》中给青年人《灯下回信》，他居然能忽然提到“那个会写文章的剧作家”、背叛他的“老朋友居然是叫沙什么的警官“！[5]手腕一抖，一枚袖箭射向昔日朋友沙叶新。余秋雨懂得确实不少，唯独不懂什么叫大气，行事总是鬼鬼祟祟。

余秋雨的演讲，半演半讲，演先于讲。虽已逾耳顺之年，语言却仍然那么狂躁和放浪。照例大词唬人，照例装腔作势，照例不惧浅薄，照例不着四六。没有一以贯之的理念，没有符合实际的评议，没有可供操作的建议。只有故作惊人之论，虚为阿谀捧场之态。其观点的有效时间不超过一天，地域不超过当地城市圈。

在武汉一个区的一个湖，“才吃了一只”别人的“肉嫩味美”的螃蟹，嘴软了，向买单的东道主说什么呢？就说，“如果有机会，我会向全世界传播江夏独特的螃蟹文化。”余秋雨还现场手书疑似对联一副：“千古江夏斯文在，梁子湖畔蟹正肥。”一面“斯文”地吃蟹，一面推销自己的书法，两不耽误。文化学者俨然化身一名“蟹模”，余秋雨成了“第一个吃螃蟹”的文化人。文人能真正拥有的，乃骨气耳；若无，复何足观？

在海口观澜湖高尔夫球会，面对一批富豪大款，余秋雨说“在高尔夫文化里，参与者都具有整体人格”。什么是“整体人格”？为什么打高尔夫就有“整体人格”？像以往所有的生造新词、故作怪论一样，余秋雨没有论证，我们也无从得知。但是他至少向读者表明，不打高尔夫的人，有可能是有人格缺陷的。这让我们这些无缘高尔夫的民众感到沮丧。为了塑造更多的“整体人格”，国家似乎应该建造更多的高尔夫球场。余秋雨曾经抨击别人“在失去人格的情况下表演人格”，[6]听起来倒更像是他的自我反省。

一阔脸就变，当余秋雨手握大把徐家汇股票时，他开始嘲笑别人的贫困，甚至说“贫困，是一种咎由自取的文化选择”[7]，并把它上升为一种规律。在2011年福布斯城市古典商业街区发展国际论坛上，余秋雨提出，上海豫园应大力提高其商业品位，取消一些较为低端的店铺，发展奢侈品。[8]诚如是，则豫园将失去城隍庙文化的特质，普通民众将被逐出，豫园将是富人的天下。余秋雨全然忘记了，他在《借我一生》中曾经哭诉过当年自己是如何如何贫困，到《文汇报》批斯坦尼竟然只是为了能免费吃到一碗肉丝面。[9]读者也曾经被告知，在车头村的黄口小儿余秋雨的心目中，“白米饭放上一撮乌黑发亮的霉干菜，是天底下最诱人的美食。”[10]难道当年这一切都是他“咎由自取的文化选择”? 正在建设小康社会的我国仍有数千万贫困人口，上亿农民工和为数众多的下岗职工也并不富裕，难道这也是国家和他们个人“咎由自取的文化选择” ？

2009年9月，杭州房地产市场忽然打出大量广告标语预告：“西溪玫瑰即将首推排屋，余秋雨邀你一起对话西溪”。10月10日，“房托”余秋雨如期登台，口吐莲花：

由于苏东坡所带领团队杰出的努力，使得打仗打得非常疲惫的北宋不得不放弃《清明上河图》实景图象往南方跑，把首都迁到了杭州，如果杭州是瘀泥的西湖，如果杂草长满了天地的话，宋代首都是迁不过来的，会迁到其他地方去，因为苏东坡把西湖打造的太漂亮了，所以一个朝廷可以直接搬来杭州，杭州接纳了一个朝廷，它也成了中国八大古都之一。因果关系是有了苏东坡他们生态环境的打理才有了朝廷首都的出现。（《余秋雨解读西溪湿地与人居文化》，2010年10月11日《青年时报》、2010年10月13日《浙江在线》。）

大师之所以为大师，余秋雨之所以被某台湾中学生认为是“中国最伟大的历史学家”，是因为他不断地有新发现。“宋朝迁都是因为杭州太漂亮”与“伊拉克与邻国关系紧张是因为巴格达太美丽”[11]的妙论异曲同工。人们不得不对余秋雨的“文化”历史观肃然起“惊”。

1127年，金兵攻下了北宋都城东京（今河南开封），抢掠钱财后押着宋徽宗、宋钦宗等北宋皇室几乎所有人返回北方；留下称为“楚帝”的宋大臣张邦昌的伪政权，史称“靖康之变”。后来张邦昌自愿退位，康王赵构认为太危险不敢去开封，带领一帮大臣来到南京（今河南商丘）登基，是为高宗，史称南宋。不久，金兵以张邦昌被废为由，发兵分路进攻南宋。赵构一路南逃扬州，后又过江到镇江。百官相聚镇江，讨论一番后，决定去杭州。去杭州是因为那里“太漂亮”吗？且看《宋史》的会议纪要：

金人攻扬州，帝仓卒渡江，渊与内侍康履从至镇江。……帝欲如镇江以援江北，群臣亦固请，渊独言镇江止可捍一面，若金人自通川渡，先据姑苏，将若之何？不如钱塘有重江之险。遂议决，命渊守姑苏。（《宋史》卷三六九《王渊传》）

“不如钱塘有重江之险”！说得清清楚楚。战争时期生死攸关，当然要找据险易守之地。何来“太漂亮”之说，还扯什么“苏东坡打造的生态环境”？简直就是梦呓之语。既因杭州漂亮迁都，何来岳飞“靖康耻犹未雪”，念念不忘打回东京？摆脱了学者内心良知的挣扎，余秋雨开始大踏步地放肆。连戏说历史都谈不上，分明是“海派清口”的文化版。余秋雨把杭州青年当“范伟”大忽其悠的同时，自己也被房地产商忽悠成了推销排屋的道具。

从侍奉权贵的政治风筝，到敲门砖的书斋学术，到媚俗的文化散文，到商业文化明星，余秋雨在不断地旋转，也在不断地走红。但是，沿着这条路，走不到大师那间屋。余秋雨可以炼成别的，就是炼不成文化大师。

也许，余秋雨还会受到商业社会和商业文化的宠爱。但是，正如学者吴祚来所说，“余秋雨先生渐行渐远，正在淡出公众视线，为什么，因为他离真知真相越来越远，……而遗失了弥足珍贵的坦诚与道德情怀。”[12]

余秋雨应该庆幸的是，他将不再受到认真的有分量的批评。作为一个走娱乐、商业路线的学者，当他把所谓的文化DNA像“绿豆汤”一样到处兜售时，余秋雨已经逸出学术界和文化界批评家的视野。因为他们赞同于光远所说，“再写批评余秋雨的文章，会降低自己的身份”。[13]

[1] 王开林：《从余勇可贾到余音绕梁》，《余秋雨现象再批判》135页。

[2] 愚士选编《余秋雨现象批判》，湖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8月。

[3] 2009年7月11日余秋雨在长沙两岸经贸文化论坛开幕式的讲话。

[4] 余秋雨做客镇江图书馆“文心讲堂”，2009年6月30日《新京报》。

[5] 余秋雨《霜冷长河》364页。

[6] 《胡忠信专访余秋雨》。

[7] 余秋雨：我不是作家，我在找文化DNA。2007年1月27日浙江在线。

[8]《余秋雨建议豫园发展奢侈品提高商业品位》，2011年3月31日《东方早报》。

[9] 胡锡涛致古远清的信，《古远清文学世界》548页。

[10] 栾梅健：《余秋雨评传》17页。

[11] 《忽闪的眼睛·千年一叹》。

[12] 见吴祚来博客。

[13] 古远清《庭外“审判”余秋雨》34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