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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开1975年毛泽东“评《水浒》”内幕

针对“文化大革命”造成的“百花齐放都没有了”的情况，毛泽东在1975年7月提出要调整文艺政策。在这之前，毛泽东已经指示重新印行古典小说，提倡读《红楼梦》、《水浒》。

在这样的背景下，毛泽东于1975年8月就《水浒》这部小说发表评论。对此，北京大学古典文学教员芦荻进行了整理，8月14日，经毛泽东本人审定，即成为关于评论《水浒》的批示。批示指出：“《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又说：“《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摒晁盖于108人之外。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把晁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让人招安了。宋江同高俅的斗争，是地主阶级内部这一派反对那一派的斗争。宋江投降了，就去打方腊。”

本来是一场文艺评论，但是它最后又怎么演变为愈演愈烈的政治运动的呢？随着对文革档案的逐步披露，这场运动的内幕终于被揭开，种种谜团有了答案……

（一）

1974年8月，毛泽东被医生诊断患了“老年性白内障”，读书受到严重影响。为了消除毛泽东不能读书的烦恼，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和副主任张耀祠为他寻觅了一个“讲史”的人——北京大学中文系的女教师芦荻。

1975年8月14日凌晨，芦荻接到毛泽东秘书的电话，让她过来陪毛泽东读书。

那天，毛泽东与她聊的是古典文学问题。当毛泽东谈到《水浒传》时，芦荻猛然想起一件事：那是1974年时，她听说毛泽东认为《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她想，何不向主席问问，那八个字究竟是什么意思，于是说：“主席，听说你讲过《水浒传》‘只反贪官，不反皇帝’？”

毛泽东点点头，说道：“那是我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讲的。”在1973年12月21日的政治局会议上，他接见参加中央军委会议的同志时说：“如果中国出了修正主义，大家要注意啊！”为了引起大家的重视，他引用了《水浒传》的例子说：“《水浒》，不反皇帝，专门反对贪官。后来接受了招安。”

芦荻向毛泽东提问时，张玉凤也坐在一旁。她插话道：“去年在武汉时，我正读《水浒传》。主席见了，对我说过，‘宋江是投降派’！”

于是，芦荻请毛泽东详细谈谈应当怎样读《水浒传》这部书。她后来回忆说：“主席讲《水浒传》时，谈笑风生，和蔼幽默。就该书主导的政治倾向问题，他反复举例，细致地进行了分析……

主席非常推崇鲁迅，每次谈话，都要提到他。当他听我说北大中文系正在修改小说史稿时，便说：鲁迅评小说评得好，要好好学习鲁迅的思想观点。他更盛赞鲁迅在《流氓的变迁》中对《水浒传》的评论，称赞鲁迅对金圣叹的批判。他对《水浒传》研究中长期没有贯彻鲁迅的评论精神，对金圣叹的腰斩《水浒传》和大量发行这一腰斩本即七十一回本，十分不满……

毛主席说，应该出全本——百回本，叫出版部门印行。他说，印行百回本，让读者了解故事的始末，了解全貌，知道梁山好汉们怎样兴而又怎样败，还其本来面目，让读者知道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

谈话中，张玉凤问：“主席，要不要通知出版界，把百回本的《水浒传》印出来？”

毛泽东点点头：“好。”

张玉凤便对芦荻说：“芦老师，你把主席的指示，写一下吧。”

毛泽东又补充道：“要不要把鲁迅的那段评语印在书的前面？”

芦荻明白他的意思，又在记录上加了一句。写完后，芦荻把记录递给张玉凤，张玉凤赶紧把它递给毛泽东。毛泽东看毕，微微点点头，表示同意。芦荻见毛泽东累了，便起身告辞。

张玉凤却叫住她，说：“芦老师，请你在书房里等一下。”芦荻从毛泽东的卧室退出来，到了毛泽东的书房，坐在书桌前。一会儿，张玉凤进来了。她对芦荻说：“芦老师，刚才我问主席，除了把鲁迅的评语印在各种版本的《水浒传》前面，要不要把主席对《水浒传》的意见整理一下，也印在前面？主席同意了。芦老师，请你把主席对《水浒传》的评语马上整理出来。”

于是，芦荻就在毛泽东的书房里，很快整理出了刚才的谈话记录。全文如下：

《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

《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摒晁盖于一百零八人之外。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把晁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让人招安了。宋江同高俅的斗争，是地主阶级内部这一派反对那一派的斗争。宋江投降了，就去打方腊。

这支农民起义队伍的领袖不好，投降。李逵、吴用、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是好的，不愿意投降。

鲁迅评《水浒》评得好，他说：“一部《水浒》说得很分明：因为不反对天子，所以大军一到，便受招安，替国家打别的强盗——不‘替天行道’的强盗去了。终于是奴才。”

金圣叹把《水浒》砍掉了二十多回。砍掉了，不真实。

鲁迅非常不满意金圣叹，专写了一篇评论金圣叹的文章《谈金圣叹》。

《水浒》百回本、百二十回本和七十一回本，三种都要出。把鲁迅的那段评语印在前面。

她万万没有想到，这份谈话记录会在全国掀起一场声势浩大的运动。

（二）

就在毛泽东谈《水浒传》的那份记录整理出来的当天，“四人帮”就提出了“贯彻”毛主席指示的“办法”。

姚文元看到谈话记录后，立即写信给毛泽东说：关于《水浒传》的评论，“对于中国共产党人、中国无产阶级、贫下中农和一切革命群众在现在和将来，在本世纪和下世纪坚持马克思主义，反对修正主义，把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坚持下去，都有重大的、深刻的意义。应该充分发挥这部‘反面教材’的作用”。为此，他还向毛主席提了三点宣传建议。

秘书给毛泽东读了这封信，毛泽东大悦。他没有发现姚文元的险恶用心，姚文元的建议迎合了他始终倡导的文化批判，当即挥笔写下批示：“同意。”

有了毛泽东的批示，姚文元当即开始发挥他的政治才能和搞阴谋的本事，伙同其亲信开始秘密炮制黑文章。经姚文元亲笔修改的《红旗》短评《重视对〈水浒〉的评论》中，别有用心地引用毛主席批判电影《武训传》的话，以暗示评论《水浒》的政治性质。在9月4日《人民日报》的社论中，更别有用心地提出“这是我国政治思想战线上的又一次重大斗争”，号召广大干部群众都要积极参加对《水浒》的讨论和评论，以此来掀起一个全国性的“评《水浒》运动”。

从1975年9月起，短短几天，全国就掀起了“评《水浒》”的浪潮，报刊上批《水浒》、批“投降派”的文章，铺天盖地而来。

当然，很多干部群众并不知“评《水浒》”的真正意图，只有江青、姚文元等几个阴谋家明白其用意。

早在8月下旬，江青召集于会泳等人开会，说：“主席对《水浒》的批示有现实意义。评论《水浒》的要害是架空晁盖，现在政治局有些人要架空主席。”

9月1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大寨召开第一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邓小平、江青、华国锋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参加了这次会议。邓小平在会上强调整顿。

江青在会上却强调“评《水浒》”。她说：“评《水浒》不单纯是文艺评论，也不单纯是对历史，对当前也有现实意义。因为我们党内有十次路线错误。今后还会有的。敌人会改头换面藏在我们党内。”

“所以不要看低了评《水浒》这件事，说它是文艺界的事情。不是那么回事。批《水浒》就是要大家知道我们党内就是有投降派。我们党内的投降派、修正主义者，干的事情是公开的，敌人做不到的。”

她还影射说：“他（宋江）上山以后，马上就把晁盖架空了，怎样架空的呢？他把河北的大地主卢俊义——那是反梁山泊的，千方百计地弄了去。把一些大官，大的将军、武官、文吏，统统弄到梁山上去，都占据了领导的岗位。”“他有一个‘潜’字，潜藏他的爪牙。他说，上梁山是要潜伏，像一只老虎，潜伏起来，躲起来，藏起来，就是把他那个凶恶的面貌藏起来，一有时机他就要出来。”“你看嘛，主席对学马列的指示，有的人就是不提。我刚才讲主席对马列主义的贡献发展，有的人就胆敢删掉。这你们就可以识别了吧，你看宋江怎么样处心积虑地排斥晁盖、架空晁盖……”“要看到我们党内有两条路线的激烈斗争……”

1975年9月17日，江青又趁热打铁，召集写作班子和电影界、新闻界一百多人讲话，说：“‘评《水浒》’就是有所指的，宋江架空晁盖，现在有没有人架空主席呀？我看是有的。”还说：“党内有温和派，有左派。左派领袖就是鄙人。”江青还要求会议上放她的讲话录音，印发她的讲稿。

毛泽东知道以后，愤怒地斥责江青的讲话是“放屁，文不对题”，还说：“那是学农业，她搞批《水浒》。这个人不懂事，没有多少人信她的，上边（指政治局）没有多少人信她的。”

当主持会议的华国锋向毛泽东请示如何处理江青的要求时，毛主席作了如下批示：“稿子不要发，录音不要放，讲话不要印。”毛泽东对江青这套政治阴谋的反感，也打击了“四人帮”的反动气焰。

（三）

“四人帮”评《水浒》矛头之一就是指向已重病在身的周恩来总理。

“四人帮”与周恩来之间的矛盾，早在“文化大革命”之初就开始了，但那时的“四人帮”对周恩来还是存些忌惮的，还不敢公然冒犯。

毛泽东对周恩来的某些不满意，客观上为“四人帮”向他发动进攻提供了胆气。

1973年7月4日，毛泽东在中南海住处召见王洪文、张春桥。毛泽东表达了他对外交部的不满，说：“结论是四句话：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此调不改正，势必出修正。将来搞修正主义，莫说我事先没讲。”

凭着敏锐的嗅觉，王洪文和张春桥明白，这明摆着批评的是周恩来。王洪文和张春桥很得意，看来扳倒周恩来也非难事。

1973年1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会批评周恩来。这次会议是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召开的。毛泽东听了翻译的话，认为周恩来在与美国国务卿基辛格的会谈中犯了右的错误。

在这次政治局会议上，江青表现得特别激愤，指责周恩来“是迫不及待要取代毛主席”。

姚文元也跟着这样说：“这是第十一次路线斗争！”按当时的说法，党的历史上有过十次路线斗争，其代表人物有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罗章龙、王明、张国焘、高岗、彭德怀、刘少奇、林彪，而党内路线斗争按性质说是你死我活的。

毛泽东后来说：“这次会开得好，就是有人讲错了两句话。一个是讲十一次路线斗争，不应该那么讲，实际也不是。对总理可以批评，林彪就不行。一个是讲总理迫不及待，他不是迫不及待，她自己才是迫不及待。”

在这里，毛主席说的“他”是指周恩来，“她”是指江青。由于没有得到毛主席的支持，“四人帮”对周恩来的这次攻击只好偃旗息鼓。

“四人帮”终于等来了第二个时机，那就是“批林批孔”运动，他们借此机会虚晃一枪，把矛头直指周恩来。

“一·二五”大会，江青一伙借“批林批孔”向周恩来发起了又一次猛烈的攻势。周恩来并没有让江青的如意算盘得逞。大会当夜，他就让秘书整理好大会上的发言，第二天就将发言连同他写的信一起派机要通信员交给毛泽东。果然，毛泽东看到这份材料后大怒，当即通知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江青私自召集“一·二五”大会的问题。江青只好勉强承认错误。

继“批林批孔”之后，“四人帮”对付周恩来的又一利剑是批大儒。1974年1月4日，《人民日报》发表署名唐晓文的文章《孔子杀少正卯说明了什么》中说，“孔丘担任了鲁国管理司法、刑狱的司寇，并代行宰相职务”，把孔子写作“宰相儒”。从此，江青一伙便开始借批“宰相儒”影射周恩来。他们布置“梁效”写《孔丘其人》和《从〈乡党〉篇看孔老二》两篇文章。直接控制“梁效”的迟群和谢静宜秉承江青旨意，反复对写作班子强调，写《孔丘其人》要有“针对性”和“强烈的现实感”，写孔丘要“虚构，不要太实；挂林彪，不仅仅是林彪”。要在“其人”上把文章做足，画好某一个人的像。《孔丘其人》发表在1974年《红旗》杂志第4期，孔子被描绘成“71岁、重病在床”，“还拼命挣扎着爬起来”，“摇摇晃晃地去朝见鲁君”，并用“开历史倒车的复辟狂”、“虚伪狡猾的政治骗子”、“凶狠残暴的大恶霸”、“不学无术的寄生虫”、“到处碰壁的丧家狗”这些最污秽的语言影射攻击周恩来。

1974年7月17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在中南海紫光阁召开。“四人帮”对周恩来进行围攻，还是毛泽东严厉批评才平息下来。

毛泽东对《水浒》的评论，使“四人帮”又找到了一个机会。他们利用毛泽东的话，提出批投降派，并翻出历史上的伍豪事件，再一次欲置周恩来于死地。就像江青说的：“……用三路向周恩来进攻：一、在精神上，千方百计折磨他；二、加重他的工作，每天都让他累得筋疲力尽；三、加上病。”

“四人帮”曾多次利用“伍豪启事”向周恩来发起进攻，但都没能得逞。但这次，他们觉得利用“评《水浒》”批投降派，利用“伍豪启事”诬陷周恩来为投降派，真是再好不过了，打倒周恩来也是指日可待。于是，江青指挥手下的一些御用文人，对周恩来进行了疯狂的诬蔑和进攻。

1975年9月20日，周恩来进行第四次手术。就在要上手术台前，他在一份手写稿件上签上了自己的名字，并写了一行字：“于进入手术室（前），1975年9月20日。”

这份文件是周恩来1972年6月23日在中央召开的批林整风汇报会上作的关于国民党造谣诬陷、登载所谓“伍豪启事”问题的专题报告。周恩来签署的这份手写稿件，就是这个报告的记录稿，是他委托邓颖超亲手根据录音记录整理的。

周恩来知道，江青一伙要打倒他，即使他活着的时候没有被打倒，死后那些人也不会放过他。而“伍豪启事”问题就是他们握在手里的一枚炸弹，说不定什么时候，他们就会把这枚炸弹投向他。所以，在手术前，他要把事实真相可靠地存放起来。一旦他离开人世之后，在有人再次借“伍豪启事”陷害他的时候，这些材料就可以为他作证。

对于周恩来在批林整风汇报会上就国民党伪造的“伍豪启事”所作的报告，毛泽东和政治局曾提出将录音和根据录音整理的记录稿发给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存档，但是会后却被搁置下来未办。而且到了7月间，王洪文还叫人从上海档案馆寻找“伍豪的材料”。

周恩来是怀着满腹委屈和忧愁进入手术室的。在进入手术室时，他大声说道：“我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我不是投降派！”对于江青一伙借“评《水浒》”来攻击他，周恩来只有用这种独特的方式予以回击。

（四）

“评《水浒》”运动也是“四人帮”对文艺调整的一次反扑。

随着全面整顿工作的进展，文艺整顿也被提上日程。这次文艺整顿是毛泽东启动的，而真正的执行者却是邓小平和党内一批代表正义的力量。这时，邓小平在党内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在军内，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在政府内，是代行总理职务的副总理，主持国务院常务工作。

针对“文化大革命”中文艺萧条的现状，毛泽东在1975年提出了要调整文艺政策和知识分子政策。1975年5月30日，他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中提出：“教育界、科学界、文艺界、新闻界、医务界，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其中也有好的，有点马列的。”他针对“文化大革命”中把知识分子说成“臭老九”指出：“老九不能走。”

7月初，毛泽东与刚刚受命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邓小平谈话时，也谈到了文艺工作，他对文艺工作的现状表示了强烈的不满，提出了批评。他说：“样板戏太少，而且稍微有点差错就挨批。‘百花齐放’都没有了。别人不能提意见，不好。”“怕写文章，怕写戏。没有小说，没有诗歌。”毛泽东的这些话，为邓小平开展文艺整顿提供了契机。

也许是为了减少文艺整顿工作的障碍，7月中旬，毛泽东又与江青进行了一次谈话，话题就是文艺调整问题。他说：“对于作家，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如果不是暗藏的有严重反革命行为的反革命分子，就要帮助。”他还说：“处分人要注意，动不动就要撤职，动不动就要关起来，表现是神经衰弱症。林彪不跑，我们也不会杀他，批是要批的。”

毛泽东既是在批评江青，也是为以后的文艺调整指明了方向。邓小平就是根据毛泽东的意思，把文艺整顿一步步深入下去。

当然，调整工作遇到的困难和阻碍很多，邓小平深知这一点。他决定从调查研究入手，把这个任务交给了刚刚成立的国务院政治研究室。

根据邓小平的指示，政研室负责人召开了会议。经过一番讨论，决定从“三突出”问题入手。邓力群对大家说：现在的文艺评论文章，都把京剧“革命样板戏”的“三突出”原则，说成是适用于一切艺术形式的创作原则，是不妥当的，势必阻碍“百花齐放”。我们的调查研究就从这个题目开始。

于是由王子野、郑惠等人开始仔细翻阅报刊。从1969年“九大”以后查起，重点翻阅被“四人帮”控制的《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红旗》杂志和上海的《文汇报》。在查阅“三突出”原则时，王子野、郑惠有了意外发现——那就是“四人帮”擅自篡改毛泽东的文艺创作原则，毛泽东向来倡导的“百花齐放”不见了，只余下“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推陈出新”。

“百花齐放，推陈出新”是1951年春毛泽东为中国戏曲研究院成立亲笔写的题词。1956年4月，毛泽东又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作为促进文艺繁荣和科学进步的方针。1964年9月，毛泽东在对中央音乐学院学生陈莲来信的批示中指出，在借鉴古代和外国艺术问题上，必须实行“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在这以后，“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百花齐放，推陈出新”四句话就连用在一起，作为发展与繁荣社会主义文艺的重要方针。没想到，“四人帮”胆大妄为，竟敢砍掉“百花齐放”，阉割毛泽东的文艺方针。

当王子野把整理的材料交给胡乔木时，胡乔木为之一震，他觉得这份材料提出了一个原则问题。它不仅赤裸裸地暴露了“四人帮”实行文化专制主义的本质，而且表现了他们从理论到实践抗拒毛泽东的文艺方针，割裂毛泽东思想的本来面貌。“文化大革命”开始以来，“四人帮”总是把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的帽子扣在异己的头上，现在这份材料证明，真正反对毛泽东文艺方针的是“四人帮”！

胡乔木立即把这份材料送给了邓小平。之后，他又翻查资料，试图找出阉割毛主席文艺方针的始作俑者。功夫不负有心人。不久，胡乔木即查出，那个胆大妄为的家伙正是“四人帮”中的文化棍子——姚文元。胡乔木把这一新的发现也报告给邓小平。

揭发“四人帮”的机会终于来了。

1975年10月4日，邓小平在农村工作座谈会上插话，运用这个材料，对“四人帮”割裂毛泽东思想的罪恶行径进行了批评和揭露。

邓小平说：“我总觉得现在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怎样宣传毛泽东思想。林彪把毛泽东思想庸俗化的那套做法，罗荣桓同志首先表示不同意，说学习毛泽东著作要学精神实质。当时书记处讨论，赞成罗荣桓同志的这个意见。林彪主张就学‘老三篇’（后来加成‘老五篇’），是割裂毛泽东思想。……割裂毛泽东思想这个问题，现在实际上并没有解决。譬如文艺方针，毛泽东同志说，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百花齐放，推陈出新’，这是很完整的。可是，现在‘百花齐放’不提了，没有了，这就是割裂。……”

这对“四人帮”是一次猛烈的打击，迫使他们在“百花齐放”口号等问题上只好作暂时退却，暗中却布置亲信，把过去剧组所写文章中删掉“百花齐放”的地方再版时“要加上去”。他们打马虎眼，欲蒙混过关。

就在邓小平调兵遣将调查“四人帮”的时候，“四人帮”也正在寻找时机，组织力量随时准备“反扑”。邓小平一直也是“四人帮”的眼中钉，他是“四人帮”政治阴谋得逞的又一大障碍，其影响力不亚于周恩来。

毛泽东对《水浒》的评论，“四人帮”好像抓到了一株救命稻草，于是，他们决定掀起一场轰轰烈烈的“评《水浒》”运动，既可以打击周恩来，又可以攻击邓小平，捎带着还可以影射那些老干部，可谓“一箭三雕”。

当江青在大寨大造舆论，说《水浒》的要害是架空晁盖，以及受“四人帮”操纵的《人民日报》、《文汇报》等报刊也纷纷刊登评论以同一个论调提出“架空”说的时候，邓小平明白，这是对他的影射、攻击。他立即想办法向毛泽东作了汇报，以便使毛泽东能够了解“四人帮”的阴谋，了解“架空说”的真相。

邓小平挫败了“四人帮”的政治阴谋，但并没能改变他第三次被打倒的命运。

1975年下半年，毛泽东的病情逐渐加重。此时的毛泽东把“文化大革命”视为他一生中所做的、可与创立新中国并列的两件大事之一。他在全局上始终坚持“文化大革命”的方针政策，同时他又迫切地想扭转自从“文化大革命”发动以来社会上出现的混乱局面，希望实现社会安定，加快经济发展。可是，“文化大革命”的“左”倾理论却与安定团结、经济发展存在着根本对立的矛盾。

他支持邓小平搞整顿，希望邓小平在不改变“文化大革命”基本方针的前提下实现安定团结，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一旦这个前提被否定，他对邓小平的支持也就不再存在。

“四人帮”深知毛泽东对“文化大革命”的基本态度，他们就决定从这一点上打开突破口，争取到毛泽东的支持，从而把复出的邓小平重新整下去。

但“四人帮”也知道，此时毛泽东对他们已失去了信任，毛泽东对他们的多次批评也使他们长了经验，于是他们在舆论界不断煽风点火的同时，又想出了一个绝妙的主意，即由他们的亲信、毛泽东的亲人毛远新向毛泽东“进言”，这一次果然奏效。

毛远新向毛泽东汇报说，现在对“文化大革命”有股风，似乎比1972年批极“左”还凶些。对文化大革命怎么看，成绩是七，还是错误是七，有分歧。

毛泽东在不断听到并感到邓小平的全面整顿确有否定“文化大革命”之嫌时，他的态度变了。他说：“有两种态度：一是对‘文化大革命’不满意，二是要算账，算‘文化大革命’的账。”

不过，他仍然对邓小平抱有希望。他指示在政治局内讨论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问题，希望能够统一认识，提出由邓小平主持对“文化大革命”作一个决议，总的评价是：“三分错误，七分成绩。”

邓小平的答复是：由我主持写这个决议不适宜，我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无论魏晋”。言词虽然委婉，却是柔中寓刚。

毛泽东对邓小平的倔强和执拗终于忍无可忍，最后失去了对他的信任。不久，在全国掀起了“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邓小平被打倒了，全面整顿工作陷入瘫痪。“评《水浒》”运动进一步升级，江青一伙更加公开地、明目张胆地“批邓”了，并借此欲打倒一大批党、政、军要人。

（五）

毛泽东评《水浒》，初衷究竟是什么呢？究竟是有所指，还是“四人帮”借题发挥呢？欲弄清这个疑案，我们须从毛泽东历次对《水浒传》的评论说起。

毛泽东对《水浒传》这部小说的阅读和评论贯穿了他的一生，他经常引用《水浒传》中的故事教育后人，也用以自省。在青年时代，即主持新民学会期间，毛泽东就向他的会友建议，让他们读一读《水浒》；在大革命时期，他引导农民运动的时候，也谈起过《水浒》和宋江的造反；在长征途中，尽管条件非常艰苦，他仍然没有忘记读《水浒》。据传说曾发生过这样一个故事：长征途中刚刚打下一座县城，毛泽东没等安顿好，就急着让警卫员找《水浒》，以至于警卫员错会意，误把《水浒》当成“水壶”，急匆匆抱来一只水壶，以解“燃眉之急”，足见毛泽东对《水浒》的偏爱。

1975年那次关于《水浒传》的谈话，据当事人芦荻讲，毛泽东做的完全是文学评论。她说：“毛主席评《水浒》，完全是针对《水浒》这部小说讲的，并没有别的意思。”

当时主持中央工作的邓小平也说：“评论《水浒》是怎么一回事？主席把七十一回本读了3个月，读了以后，主席发表了这一番言论。有人借这些做文章，想搞阴谋。”

事实上，毛泽东对《水浒传》的这段评论，也非即兴之论。这与他晚年的特殊心理背景——发动“文化大革命”，防止党变修国变色，提倡“继续革命”有关，但也绝非有所指，绝非如“四人帮”所鼓吹的那样，是什么“对《水浒》的批示有现实意义，评论《水浒》的要害是架空晁盖……”

对于此事件，胡乔木后来回忆说：“不要把历史看成一个平面的问题，把无产阶级革命同农民革命的问题放在一个水平去观察。”“农民战争同无产阶级革命不是一回事。农民起义中有革命和投降两条路线的斗争。中国农民战争史很长，从长期的农民战争经验中吸取教训，是很需要的。”“斯大林关于皇权主义的话，要作正面的批评”，“农民战争也有不同情况。有拥护好皇帝的，有自己要作皇帝的；有提出土地纲领的，有不提出的；有推翻地主统治重新建立一个地主统治的，有投降的。”“不能把投降派用农民阶级的局限性来概括。只反贪官，不反皇帝，不是农民的局限性。”“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夺取政权后本身变质，不是投降。”

胡乔木又说：“梁山这是个悲剧，但并不是不可理解的。我们现在就是从多方面来吸取教训，来对付内部、外部的敌人。”他确定文章的题目为《宋江的投降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要求由《水浒》的评论批评苏联现代修正主义，“总的归结到努力提高阶级觉悟，提高识别能力。这就是我们学习毛主席关于评论《水浒》的根本意义所在。”至于对“宋江架空晁盖”的提法，胡乔木说，用不着花很多篇幅去批，只要用马克思批评过的不应把历史和现实作一种“肤浅的历史对比”一句话，就可以驳倒了。总之，他们力求写出一篇能够正确阐述毛泽东关于《水浒》评论的学术论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