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on ralston的精神:12位亚洲摄影师之张乾琦

大师语录：
“摄影是一种本能，但我现在却更守‘纪律’。我尽量让每一个画面都有足够的分量，就像在太极中每一次吐纳都有其作用一样。”——张乾琦
玛格南唯一华裔摄影师
张乾琦（Chien-Chi Chang）是玛格南图片社中唯一一名华裔摄影师。1961年，张乾琦在台湾出生，后来在台北东吴大学学习英国文学并获学士学位，后在美国印第安纳大学教育学专业获硕士学位。
童年经历，“聚散”成为摄影主题
张乾琦出生于台中县乌日乡一个普通的农民家里，当地的7户人家都是他的亲戚。10岁那年他的父亲决定举家搬往台中市。10岁前在农村生活的记忆却终身都印刻在他的脑海中。他在回忆录《消失的地方》中，他写到：“我离开了小村和童年的记忆，但它们永远都在我的脑海里。我总是想起自己的叔叔、阿姨、侄子和伙伴们。我从未停止想念自己的出生地，但却离它越来越远。我去了台北上大学，后来是印第安纳，现在则住在纽约。”童年离开家乡和亲人及后来的移民经历，使得张乾琦一生都在思索人与人之间联系与分离的关系，这也成为他绝大多数作品的主题。
《锁链》：700名精神病人的肖像集
别以为这只是发生在国外的悲惨故事，事实上，张乾琦在台湾同样也拍摄到令人震惊的画面。从九三年起，他就多次前往高雄县路竹乡的龙发堂，记录、报导七百多位精神病患所遭受非人道、不公平的待遇。「那里有全台湾最大的养鸡场，约有一百万只吧？所有想象得到与鸡有关的劳动，在病患身上都看得到。」
无偿劳动，并非问题的全部。被龙发堂称为「感情鍊」，对精神病患唯一使用的康复设施，其实早在十九世纪的欧洲已经被禁止。在龙发堂，约有一百对病人，是病情较重者以铁鍊和较轻者鍊在一起，每天随着病情较轻者养鸡、裁缝。（去年初，有五名龙发堂收容人逃出来，控诉该堂敛财、虐待、性侵害精神病患。）
和拍摄唐人街的非法移民一样，张乾琦选择与被摄者最近的地方居住，就借宿在龙发堂庙里。只不过，他受到的刁难越来越多，除了有人监视拍摄过程外，许多地方更是被禁止接近。
问张乾琦是否遭受更严重的刁难？是否被要求交出底片？「当然」是他所给毫无意外的答案。「那你有给他们吗？」张乾琦无奈的笑道：「不给，我怎么离开呢？」纵使如此，透过镜头捕捉，纽约一家替张乾琦冲洗照片的工作室人员还是表示，洗完这些人像照片后，一张张面孔、溃烂的双脚在他脑海中挥之不去。



用摄影纪录生活
有媒体指出，张乾琦是国际新锐摄影家中，相当被看好的一个。他也是目前台湾唯一一位，得以加入「马格兰摄影通讯社」的摄影家。（马格兰摄影通讯社成立于一九四七年，发起人包括罗伯?卡帕、布烈松、乔治?罗杰、大卫?西蒙等四人。）
在东吴大学修读英文，退伍后，张乾琦前往美国印第安纳大学就读，并于一九九○年取得教育硕士学位。但一门摄影课，让他发现真正的兴趣所在。「书唸到一半，我就已经决定要走摄影这条路。所以，八九年，我也开始在学校的报纸担任摄影工作。并且申请摄影实习。」
《西雅图时报》、《国家地理杂志》，都是张乾琦学生时代的实习单位。（其中，国家地理杂志的实习机会，还是张乾琦赢得全美大学摄影首奖的「奖品」。）毕业后，张乾琦顺利受雇于《西雅图时报》，二年半后，进入《巴尔的摩太阳报》担任摄影记者。
「照片最吸引我的地方在于，对一个东西有感觉的时候，照片是最直接的表现方式。」张乾琦说。兴趣成为工作，对很多人来说，是梦寐以求的事，尤其是这份工作带来稳固而优渥的待遇时。但是，张乾琦很快的发现自己对摄影的喜爱，着实强过喜爱「新闻现场」。「在报社，照片当天就得出来，其实是很侷限的。我喜爱的摄影不一定来自新闻现场，它应该是生活的东西。而我也比较喜欢长时期的酝酿。」
于是，一九九五年，张乾琦离开《巴尔的摩太阳报》，并获得提名加入「马格兰摄影通讯社」，自此成为自由摄影者。
贴近摄影对象　真实报导
但自由摄影者另一方面代表的是，收入的不确定性，「大部分的时候，都是很不好的。」开始的前三年，张乾琦甚至缴不出社会保险费。（但他的不动产--相机，却每一部都有保险。）虽然有心经营者还是可以透过拍照赚取良好的报酬，但通常张乾琦只拍他想拍的。
为了他想拍摄的两大主题，张乾琦成了空中飞人，总计每年他会有三分之一的时间在纽约、三分之一的时间在台湾，剩下的三分之一则不一定是在哪里。「自由摄影者，其实过得很苦，为了生活还是要接点case来拍。」他开玩笑的说：「我得买米」。然而两个主题，却也让「不为人知的生活」，持续的被关怀着。
拮据、贷款的生活，让张乾琦少了许多物质欲望。「什么东西都能省，只有底片不能。」
虽然张乾琦知道，媒体的多样化，让「报导摄影」的黄金时期已经过去，但，他还是执意走上。「报导摄影是历史的一部分，不记录就会不见。虽然有些早有人报导过，但我就是想亲眼看到，并且用我自己的方式来记录。」对很多人来说，张乾琦是很「疯」的一个人。
「大象不会把脚举好，等你来拍照。」所以张乾琦说他有个坏习惯，就是「去住在那边」，「感觉它的脉动与节奏，然后把自己准备好。」而且，没到现场之前，他也从不预想，在被摄者的环境里会看到什么画面，「因为你只会看到你要看的。」
遇到残忍的画面，人们通常有权选择闭上眼睛，但对张乾琦来说，「心里虽然不好受，但还是要记录下来。」只是，伴随拍这类的照片而来的心理负担，却是无法逃脱的梦魇。「连心理医师也没得救了。」




《唐人街》：非法移民辛酸泪
夏天，就是可以会意的炎热。能够想象，在美国纽约市的唐人街，在靠近华盛顿特区不远的地方，会有一群来自中国的非法移民，竟然「高密度」地生活在一起吗？这栋公寓被分隔成许多个小房间，每个房间里住着四、五个人，而其中只有三个房间有「窗户」这种东西。
天气实在是过份的闷热，所以不必出门时，他们往往只穿上汗衫、底裤。于是，吃东西的时候，人们选择坐在逃生梯上食用。睡觉时，除了逃生梯，顶楼也会是不错的地点。不会讲英文，使得他们极少与真正的美国世界接触，而唯一一个能与美国生活沟通的管道─电视，却也只想选择说中文的节目观看。一条电话线连接想念亲人的纠葛。在异国环境里，思乡是特别的严重；在寂寞侵袭下，充气娃娃又是格外的被需要。
他们多在唐人街的洗衣厂和餐馆里工作，在基层劳动中寻找属于自己的「美国梦」。（根据CIA的估算，每年都有十万名的偷渡客从中国进入美国。）
报导摄影家张乾琦，从一九九二年开始，就多次把自己投身在这个场域里。为了拍照，他租了个床位，和非法偷渡客们一起生活、一起睡在逃生梯上......。「那地方热的跟蒸笼一样！」张乾琦说。
在媒体未刊登报导摄影家张乾琦所拍摄的「唐人街不为人知的一面─非法偷渡客暗无天日的生活」前，美国人根本无法想象，有这么多人在号称全世界最富有的国家里这般生活着。
抓拍能力强　影像丰富
张乾琦使用的是35mm镜头（50mm、28mm很少用），这是他认为从「双眼」变「单眼」的观看中，较能贴近真实的方式。不裁切、格放照片，也是他认为，从构图开始就必须对「小框框」里的事物负责。于是，带着莱卡相机，张乾琦游走各地拍照。
国外媒体指出，张乾琦因为具备双重文化背景，所以拍摄出来的照片格外丰富。政治大学新闻系郭力昕教授表示，张乾琦影像掌握、抓拍能力强，「而像他拍摄婚纱主题，虽是从台湾的角度诠释，但西方看得懂也能欣赏。他很努力，在摄影界的地位没有侥幸。」
张乾琦的作品被刊登于世界主要媒体，包括纽约时报杂志、纽约客、时代周刊、国家地理杂志、明镜周刊、德国GEO月刊、伦敦周日泰晤士报以及费加洛报。而拍摄的唐人街，更让他获得纪念尤金．史密斯人道摄影奖、法国贝坪样杂志摄影金牌奖、世界新闻摄影比赛日常生活类首奖，1999年，全美新闻摄影记者协会特颁他为年度杂志摄影家。2008年，《唐人街》在新加坡国家博物馆为张乾琦举办的半生职业回顾展“Doubleness”上展出。2010年，以朝鲜偷渡者为主人公的纪实摄影集《逃离朝鲜》获2010 Anthropographia Award多媒体大奖。该作品讲述了那些背井离乡，在中国经历3000公里危险之旅前往新世界，挑战新生活的朝鲜人的生活。
张乾琦摄影集《逃离朝鲜》











张乾琦于1995年加入玛格南，2001年成为正式成员。
教育
1990 硕士学位，教育学，印第安纳大学，布鲁明顿，印第安纳
1984 学士学位，英国文学，东吴大学，台北，台湾
荣誉
2003 全球年度图片奖，最佳摄影集（《锁链》），美国
1999 尤金·史密斯人道主义摄影奖，美国
1998 年度玛格南摄影师，美国
余略



访谈节选：
Q:能谈谈你在纽约玛格南工作室的日常情况、进入玛格南前后的变化以及同伴的影响吗？
Z: 绝大多数玛格南的摄影师都总是在赶路。我把我自己的时间安排划分为纽约、台北和其他地方。所以在纽约遇到同事时我总是很高兴的，他们很可能是刚出差回来或明天又要出发了。我们会一起坐下来喝喝意式咖啡Espresso (美式咖啡难喝死了！) 讨论一下我们各自新拍的照片；另外我会和我的助理一起编辑整理上一趟所拍摄的作品。这个部分非常费时费力。其他时间我会继续拍照、读书、喝Espresso。在我进入玛格南之前，拍照占据了我生活的绝大部分；进入玛格南之后，摄影已经成了一种生活方式。
Q：你为什么要选择摄影作为你的职业道路呢？
Z：亲爱的，摄影不是工作，它是一种最直接、最个人化的表达方式。每当你拍到一张好照片时你会无比愉悦，它既需沉淀又充满激情，它是我的生活。
Q：在此之前，你还有其他理想否？还记得你第一次拿起摄影机的感觉吗？
Z：从没有。假如我还在世一天，那么摄影就是我唯一的追求。我同意这个说法：“人的一生对于摄影来说是远远不够的，但摄影会让人的一生受益匪浅。”
第一次拿相机，感觉好像手握着一个冰冷的金属黑匣子。其实眼睛看到的和相机拍到的是两回事；听来讽刺，唯一阻碍我拍到好照片的因素就剩相机了，不过这是实话。
Q：你一直在描述社会中的底层人物、边缘人物，无论是台湾的越南新娘，还是美国纽约的非法移民，这里面有没有家庭的影响？
Z：当然，不过越来越少了。
Q：你拍摄了很多展现人类心灵疏离的题材，但又非常近距离去接触那些你摄影作品中的人。 一般你是如何与你的摄影对象保持交流的呢？比如那些在台湾精神病疗养机构“龙发堂”，你花费了7 年( 1993-1999)时间，你还能回忆起当时是如何捕捉那些沉默或癫狂的人的状态吗？
Z:“ 链”这个系列是纯纪实性的，很单纯的记录方式，没有什么花哨或夸耀，纯粹只是在记录我所看到的，他们则继续活在他们的世界里。
纪实摄影必须先有一个外在环境，得花多少时间才能完成一个作品，我就花多少时间。但在我去龙发堂近20 次的过程中，其实很难和庙里面的精神病人建立一对一、直接沟通的关系。其他系列作品相对简单得多。
Q：你是否觉得摄影是种冒险？除了拍人，你是否还想过其他世界之内的事物？
Z: 我认为是，但这种冒险不一定要跑到千里之外。我想要表达内在的疏远，这种距离是心理的而不是地理的。
Q：听说，2002 年在父亲的逼婚下，你开始拍摄台湾的新婚夫妇，拍摄了《我愿意，我愿意，我愿意》。当时是怎样选择那对在车厢里睡着了的夫妻？
Z：《我愿意，我愿意，我愿意》系列是从我小妹的婚礼时开始的。我父亲从未逼迫我结婚，但他确实认为，如果自己唯一的儿子一意孤行、一直单身，他就是没有尽到做父亲的职责。这系列作品呈现我对婚姻产业的偏见。这对新人在他们大喜之日前一晚只睡了两三个小时，去喜筵的路上，他们碰上塞车，结果就睡着了。玩得很尽兴的小花童是他们的侄子和侄女。
Q：你曾说过聚散是离你的心灵特别近的东西，除此以外别的内容你都无法继续。拍摄了这么多年这一主题，您对“聚散”二字有和当初不一样的体会吗？
Z：我以前觉得生命是断裂的、复杂的、艰辛的，但多年之后，这一切可能只是命吧。
Q：和作家一样，摄影师最难的是找到自己的风格？你的“聚散”主题是您的风格吗？
Z：对摄影师来说，追求一种固定的拍摄风格是一个陷阱，很危险。诚然，我拍摄所以我存在，但我更在乎的是拍摄主题，而不是所谓的风格。
Q：摄影背后的你，是一个快乐的人吗？
Z：不全然，但我自由。
综合百度百科、台湾新新闻周刊、外滩画报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