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拉伯留学网:杂谈：宗教改革之九 近代中国的“宗教改革”

         如果说我们也经历过这样一次大撕裂，那就不是简简单单的一次十年文革了，而是应该追溯到十九世纪末的百日维新，也是一个延续了一个世纪的过程。百日维新中的君主立宪、废除科举，本身标志着的是一个政治概念上的大转变。到辛亥革命，要进一步演变成共和与立宪之间的大分裂。而到五四运动，再进一步变成对传统道德与价值的批判，从而造就了从个人世界观，到思想价值体系，到政治组织上的一次大撕裂。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近代的中国也经历过一次我们的历史上罕见的涉及灵魂深处的“宗教改革”。
　　
　　与欧洲的宗教改革不同的是，这一裂痕的产生，主要来自外部的冲击，而不是内在的矛盾。西方在十九世纪走上了工业化，在社会动员能力上，在军事、经济、技术实力上，都实现了一次人类自从产生农业定居社会之后史无前例的飞跃。说来，西方的对外扩张，从航海大发现的1500年代就开始了。这期间，美洲、中东、非洲、印度、东南亚，都先后被占领，殖民。只有东亚的中国与日本，是欧洲人始终无法征服的地区。但是到了十九世纪中，有了工业化的基础，有了蒸汽机驱动的战舰，他们才得以敲开东亚的大门。接下来的历程，是现今的教科书中，让每个中国学生都读得痛心疾首的一段历史：割地陪款，丧权辱国，而当时的主政者更是落下了闭关自守，愚昧昏聩，腐朽无能的罪名。这些严厉的指控都不能说是没有道理，但是严辞厉色之中却难免有失中肯。
　　
　　中国有一句老话：“失败是成功之母”。西方有一句相近的话，却是倒过来说的：“成功之中含有失败的种子”。在农业社会的生产条件下，中国有一个相当成功的儒家政治制度，是在世界历史上少有的泱泱大国。可是当别人走上另一条完全不同的工业化道路之后，以往的成功却不可避免地成为转变的阻力。上千年的历史之中行之有效的治理方法，不是一转眼之间就可以放弃的。这么大的社会、经济、思想、政治的转变，也一定会有相当的代价。即使是在先走一步的欧洲，工业化也是一个充满动荡的痛苦过程。而被人逼上这条道路的中国，原本就内在条件不成熟，既无资金，也无经验。就算是那些极少数睁眼看过西方的人，知道的多半也只是一些一知半解的理论而已。
　　
　　这其中的难处，也许换一个角度来看，更容易体会一些。那些主张变革的人，同样无法迅速改变落后挨打的局面。变革虽然是必需的，可是变革所带来的效果，往往不是更好，而是更糟。百日维新的举措，虽然没有在光绪年间实行，却在慈禧去世之后的宣统年间，摄政王主持下，得以实施。这段经历现在知道的人不多，是因为其效果实在不怎么样，最为直接的后果是各地闹起护路运动，加速清朝的灭亡。辛亥革命成功之后，非但没有带来民主共和，反而带来军人执政，军阀割据。北阀成功，却依然不改政治之昏庸无力，军头拥兵自重的格局，还要再加上新起的主义之间的战争。
　　
　　就算新中国建立之后，不也还是要走上三十年的弯路，直到最近十几年来，才算是进入小康？放眼四周，即使在管理远为容易，条件更为优越，二战之后站对了边的香港、台湾、新加坡、南朝鲜这些弹丸之地，其经济起飞也要等到六十年代末才开始。比起中国大陆的改革开放，也就早了十几个年头。十几年的时间，在二十世纪初那些急于让中国摆脱落后状态的热血青年来看，是太漫长了。但是在一个世纪之后的我们，如果能心平静气地想一想，应该算不得一段很长的时间。
　　
　　内部的变革不易，还更要加上外部极为恶劣的国际环境。从十九世纪中期开始，欧洲人几百年冲突下练就出来的组织动员、军事技术手段，已经在钢铁、机械、电力、铁路的带动之下，扩展到了全世界。传统的中国，在这个丛林世界之中，已经成为一头迟早要落入虎狼之口的老黄牛。近代中国的“宗教改革”，正是在这样一种守旧是落后挨打，变革却是效果不彰的困境之中，激荡出来的大撕裂。甲午战败之后，“立宪”意味着告别中国政治的传统。到辛亥革命时政治上的主张更为激进，演变成“保皇”与“共和”的兵戎相见。激情满怀、流血牺牲的革命带来的却是军阀割据，所以到五四新文化运动时，就要从思想上、世界观上根本清算两千年的封建遗毒，吃人礼教。政治上的敌对，终于变成了精神上的分裂。中国的变革，已经不单单只是改变政治制度，更是要在政治革命之上，加上“宗教改革”：改变人们的精神观念，价值传统。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一句许多人耳熟能详的描述，给人一种接触福音之后深受鼓舞的感觉。在对社会与历史的理解上，马克思主义注重的是生产与社会条件，所谓生产力与经济基础。于此之前，西方曾经流行过以“上帝意志”或“自由精神”来理解历史。在我们的传统思想之中，则是惯于从人事的角度来理解历史，“贤帝庸君”或是“忠臣奸宦”。与这些传统理论相比，马克思主义的分析要更为深刻，细致。其实，近代中国变革的不易，从马克思主义的角度来观察，更容易理解。没有内在的经济基础，没有相应的社会条件，没有资金，没有管理经验。只有落后挨打的现实，只有少数青年学生、读书人的一腔热血。十月革命虽然是惊天动地，但是在当时的中国，真正听见那一声炮响的人，恐怕是少之有少。
　　
　　通常来说，读历史的人，有一项一般人在现实生活中不大容易获得的特权，可以名正言顺，从容不迫地做“事后诸葛亮”。但是二十世纪初的马克思主义，关注的却不只是历史，它对历史有一个像力学原理一般的高度概括。于此框架之内，不但可以解释历史，还可以预言未来，作为改造社会的根据。那些听见了炮响的热血青年，正是听见了这个激动人心的预言部分。马克思主义对历史的理解之上，有一个社会发展规律，不但提供了一个愿景，指明一条出路，还提出一个像中国这样落后国家赶超西方的可能。
　　
　　产生于俄国革命列宁主义，更是提供了一个实现这一理想的组织与发动方式，由“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作为精英，以民主集中制统一思想与行动，以革命理论去发动群众。其实，不论是在俄国还是在中国，这个先锋队的早期成员都不是无产阶级，而是为政治理想热血沸腾的青年学生。若是按照阶级成份来算，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员们其实都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但是这个以精英率领群众的模式，正是符合当时特殊的历史条件：中国的变革，并不具备内在条件。它是在外敌逼迫之下，在普罗大众都不知道工业化、现代化为何物的现实下，由一小群知识精英率领，通过引进灌输新的理论与信仰，做极为艰难与深刻的转变。因此，不论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都采用了列宁主义的组织方式。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听到炮响的人，倒是与《圣经》旧约之中的“先知”有不少相似的地方。作为改造社会的政治运动，马克思主义就不仅仅是一种分析方法，而是一种信仰。建筑于理性的科学，毕竟有它的局限，那些可以在实验室里反复实验的科学规律毕竟是简单的，那些可以在自然界反复观察的现象毕竟是有限的。以一个社会的复杂，要想找到一条历史发展的根本规律，这本身就是一种带有强烈理想主义色彩的简化，其中信仰的成份多于理性的成份。预言历史、改变历史，光靠理性的历史分析肯定不够用，还真得要有信仰。当然，在那个内外交困的年代，事后诸葛的冷静分析并没有多少实际意义，反倒是信仰可以为有志青年指出一个方向。那些甘为革命抛头颅酒热血的先烈们，与那些甘为宗教改革而走上柴火堆的新教徒们，有着一样的视死如归的凛然气概，虽然前者为的是革命理想，后者为的是他们心目中所理解的那个上帝。
　　
　　当然，这一革命理想在意义上来说，要远比宗教改革来的更为深远。欧洲的宗教改革虽然触及灵魂的深处，却只限于教义、教会组织与仪式。马列主义不但提供了革命理论，行动纲领，组织方式，还提供了一套思想架构，来重造政治，改变社会不公，改造人们的价值观与世界观。中国就是在这些充满理想主义的激进革命者带领之下，走上了彻底革新之路：用血肉去拼别人的钢铁；用农业社会的节衣缩食，去拼别人的工业化生产；用贫苦百姓冒着生命危险掩护下的人民战争，去拼别人工业社会有效的全民动员。中国革命成就之伟大，也不是宗教改革可以比拟的。革命的胜利造就了新的政治架构，带来了和平岁月，解决了社会的不公，为发动中国的工业化建立了基本的条件。虽然当时的工业基础还相当薄弱，却在建国不久之后的朝鲜战争中，第一次以现代的组织动员能力，与在二次大战之后几乎是不可一世的美国打了个平手，改写了鸦片战争之后一百多年来，中国每战必败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