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海望海茶多少一斤:汉字汉语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命运

内容提要：西方哲学一以贯之的传统是重言语轻文字，其结果文字服从于语言。苏格拉底聚徒讲学，不立文字。柏拉图称文字是儿童的玩意，而言语却是成人的智慧。亚里士多德轻视文字。西方传统认为，声音接近于所指，书写由声音派生，文字是软弱的。言语表达思想，而书写则表达言语。言语和文字的关系是：文字表征言语。

汉语汉字却不然。因而从哲学上看，汉语汉字取代拼音字母而“王天下”，可能是行不通的。拼音文字注重拼音，更多的是言语，而不是文字，其文字使其言语具有聆听的性质。象形文字注重的是文字，而不是言语，其性质在于阅读与目视。中国文化是重书写的文明，更重视目视。

西方文明则重声音、重言说、重聆听。逻各斯中心论通过确立在场的声音来贬低书写，把书写当作声音的从属。西方逻各斯中心论认为声音是中心。说话比书写更重要，离人更近。文字是间接的听写。西方文字的拼音性表现为说话对书写具有优先性。音符是一级能指，字符是二级能指。言语可以与事物吻合，而书写则不然。言语或声音是最好的表达方式。人们发出声音，在瞬间即和思想一致。文字或书写则与思想隔了一层。

逻各斯中心论，也就是声音中心论。西方传统是把言语放在文字之上。形而上学把言语当作存在的逻各斯。言语与实在直接切近。书写是言语的表现形式或补充形式。我们应当以开放心态看到汉语的弱点，并且热情地学习和推广外语，以他山之石来攻玉。现在国内有一种鼓吹汉语的风气，也有人鼓吹汉语神学、汉语科学，皆不大得体。

关 键 词：拼音文字 象形文字 汉语 逻各斯中心论 语音中心论 字母 书写

汉语、华文、华语、中文、汉字，是一个意思，统统译作chinese，而不是hanese 或hanish或hanch。

西方“语言”一词包含了文字，然而“汉语”却不包含文字。你会说汉语却不认识中文，这是中国特有的现象。英语包含了书写。不过英语、法语等词的确主要是指语言，而不是指英文法文。应叫做英语系，而不是英文系。汉语是否可以跃进为世界第一大通用语，这问题的实质是以何种语言为人类共用语。

注意，这里有竞争，但不应有敌意、有自傲。目前，汉语不具有这个地位。虽说操汉语用中文的人数多，但却是同文同种同肤色的人，主要是中国人。连新加坡也是英汉并重而非汉语独此一家。因此，争论的焦点在于：汉语是否可能成为世界通用语？当然，附带的还有：汉字 “优越论”是否成立？更进一步，还有一个问题：在当今世界一体、天下一家、国际交流日趋频繁的情况下，是否应当在国内学习和使用英语，与国际一致？这可能是第三个问题。检视国内文献，对汉语的优势地位之鼓吹唱和计有：“汉语优越论”、（汉语英语）“平分秋色论”、（拼音字母文字与象形汉字）“多种语言共存论”、“汉语统一天下论”。与此相反，也有人主张“汉语落后论”、“拼音文字论”。

我们应当在两个不同层面上头脑清醒：一是汉语或中文是否全人类最优秀的、最高档的语言？二是，即使如此，我们是否应当拒绝学习外语特别是英语？当然，如果汉语并非最优秀的语言，那学习英语或汉语拉丁字母拼音化，就没有什么可耻的。因此，本文实际上涉及汉语作为象形文字是否可以睥睨天下，万世一系。

一、“汉语征服世界论”的出台
语音符号的特点是声音与意义相结合，而不是分离。音义结合的随意性是人类语言得以产生的条件。拼音文字和语音大大挫败了皇帝的个人威严。它阻断了个人意志，不能从个人意志出发改变符号，皇帝也要服从语法及读音规则。中国皇帝的谕旨往往错字连篇，亦不讲章法。一位罗马皇帝念错了拉丁语的一个词，修道士出来纠正，皇帝说，我是皇帝。然而这成为笑柄。皇帝不能改变语法，也不能改变法律。

皇帝的错字如能成为全国的规范，则会自定法律。人是符号的动物（卡西尔），那么，人是使用拼音符号的动物，因为有些文字不是符号。卢梭说，语言天生是让人说的，文字的用处是补充语言。索绪尔说，文字遮盖了语言的面貌，文字是外衣。在古代中国，话语未曾有过与文字一样的威力。口说无凭，立字为据，话语没有文字这么高的地位。“圈”阅文件，表明证据彰彰在焉。白纸黑字，斧头砍不掉。故宣誓承诺往往落空。言语的巨人，行动的矮子，说明言语的地位很低。拼音文字对说话、言说、音节的重视，在中国看不到。中国文字未曾与实际口语挂钩。汉字（文字）只用于礼仪占卜。预决吉凶，画符策字，你一下笔，就决定了命运，方块字真神奇。因此，文字拼音化在中国难推行。中国的书法、诗歌和绘画，未曾分离，诗书画往往连袂。文字是一种装饰。

人类语言的发展趋势是由象形文字而至拼音文字。汉字错过了语言进化史由象形到拼音的阶段，如今已不可弥补，犹如没有进化成人的猿猴，今天已不可能再进化成人。鲁迅用过“繁难的象形字”来形容汉语，毛泽东提倡“走世界拼音文字大道”。中华人民共和国一成立就采用公历纪元，后又发明汉语拼音，使用拼音字母，又简化汉字，这大大先于台湾。50年代推广普通话，是为标准语。也有人认为地方方言好，反对语言统一。汉语如今的发展趋势是由汉字而到汉词（双音节或多音节词及复音词）。东汉许

慎著《说文解字》，我们今天则可能著“说文解词”。今人出版《英汉大词典》而不是《英汉大字典》。《汉语词典》越来越多（包括逆引词），这可以说是汉语的发展趋势。汉语原来的最小单位是字，英语的最小单位却是词。中国几千年文盲、迷信、不卫生是旧疾（毛泽东语）文盲是打头的，因为汉语不如拼音文字易学，故而就有迷信、不卫生。在讲拼音语言的国度里，文盲较少，因为语言与文字的读音相近，较易为人掌握。英语现在在世界许多国家已不是外语，而是“第二语言”。我手头有一本《英语：全球通用语》，中文导读者王逢鑫先生云：英语在70多个国家为官方语言，在100多个国家被作为第一外语（中俄德西埃巴）。作者肯定：英语是“全球通用语”，是“国际语言”，这是历史造成的。不管喜欢不喜欢，英语又叫“世界语言”或“全球通用语”，人们莫可奈何。另一位外国学者伯希费尔德（burchfield）说：“英语也已变为通用语，以至任何有教养的人如果不懂英语，就会在真正的意义上陷于贫困。穷苦、饥馑、疾病，已被看作最残忍、最不可谅宥的贫困。语言上的贫困是最不易觉察的状况，但却具有重大意义。”

袁晓园女士（华裔美籍）1990-1991年在中国开了个汉字汉语学术研讨会，出了部《汉字汉语学术研讨会论文集》，鼓吹汉字汉语在21世纪将发挥巨大威力。与会者崇尚“清议”，漫天胡侃。我们现而今已进入21世纪5年，未见汉语大跃进的豪迈步伐。我们中国是制造豪言壮语的国度。在这两本书中包含了这样的话：“举世无双的汉字汉语”、“21世纪是汉语世纪”、“汉字是世界唯一有字理的文字”、“汉语：未来的国际文字”、“汉字将在21世纪发挥巨大威力”、“汉字是人类智慧的文字”、“汉语汉字是效率最高的语言文字”、“汉字是思维训练的有效工具”、“推翻汉语落后论，把汉语研究推向新阶段”（掀起新高潮、推向新阶段）、“汉语汉字是中华民族优秀瑰宝”、“汉字是音形义最佳结合的优秀文字，是超越时空的”。[2]另有人提出：“汉语是21世纪第一语言”。有人把公共场合标志图、交通标识图，看作汉语的脚注。尽管汉语大师们有如此宏论，我还是看到中共中央党校《学习时报》方舟子预言五万年后，我们今天使用的语言文字将不复存在。

英语是一种比汉语晚出几千年的文字，虽说汉字对少数民族语言具有优势，成为正式的官方语言，但它却不能成为人类家园和环球之国的共同语言。不过，情形似乎是：国内一些学者力图使汉语成为世界性语言。这有些一厢情愿的不明智。我力图揭示，不肯下功夫学外文的国内有些中文学者，为了方便省力，也大力跟着摇旗呐喊，使用中文统一天下，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可“英特那雄纳尔”却决非汉语。这可以说是枉费心机。现如今，两岸的炎黄子孙都以夸大的口吻狂呼：“中国崛起，汉语走红全球”。“而这股中文热，已经随着中国市场的崛起而迅速在全球延烧。就算方块字和四声让外国人一个头两个大，但展望其中无限商机，全世界有愈来愈多的人铆足全力学习中文。”这段话有些夸大不实。但方块字和四声让外国人头疼，这却是事实。对炒作所谓“中文热”必须冷处理，防止出现亩产万斤粮的虚夸浮夸。“自从中国经济起飞，中文在欧洲也是红火得不得了，许多专家预料‘中文将成为世界强势语言’。”

这说法无根无据。“在这波中文热里，台湾似乎是选择置身事外的。中国在海外的‘孔子学院’一间间开张，台湾的文化中心却愈来愈不受政府重视。当台湾内部正在为诸多‘去中国化’议题而争论不休时，的确没有心力与意愿再在国际上和中国争中文正统了”。[3]然而，以我之见，外国人学中文仅在于到中国公司工作，商业目的居多，少有学术文化和官方外交目的，还不能算“汉学”。这不是“汉语走向世界”。他们学中文，只限于读书识字说话。然而在外国公司工作，一般仍以英语为主。

黎鸣先生在《中国人性分析报告》中提出：“汉字，统一全人类的语文的最佳选择”。我觉得中国学人的狂，有时到了没有些许道理的地步。他说：“一切拼音文字都是导向人类分裂的文字，汉字的基本属性则是促进人类的统一。”[4]汉字居然有此必然“属性”，真是天大发现。然而我们知道，所谓人工语言“世界语”及英法俄德语皆拼音文字，而统一世界的理念却出自操这些语种的人民。分与合是辩证法。欧洲的分裂曾经使欧洲文化形成多元纷争局面，而今之“合”，亦不是无差别的合。欧洲语言多样化，乃进步的酵母。黎鸣又说，英语有26个字母，汉字的数量却如恒河沙数。然而，这是一种错误的比较：英语与汉语的对比，应当是英语单词与汉字的对比，而不是英语字母与汉字的对比。学者如此轻率的结论着实令人吃惊。我想，一种语言要成为世界通用语，可能不会有事先张扬和浮躁。黎先生吹嘘说，中国学龄青少年教育高于西方。真不知有何根据！然而，兴许钱玄同、鲁迅等人关于“非废除汉字无以救中国”更有道理。近代有人云：“汉字不灭，中国必亡”，也许并非激愤之词。黎大胆“预言”：21世纪人类将只有一种共同语言，非汉语莫属。我们共同期待吧。黎鸣先生关于“西方哲学死了”、“汉语必胜”的大话可能仅仅是一派豪言壮语。

“汉语将成为21世纪第一语言”，这一预言大概会破产。像黎先生那样狂热鼓吹汉贼不两立，汉英大拼杀，令人有些蹊跷！更令人忍俊不禁的是：黎先生在书末及跋的末尾处的落款竟然是：march 3.2001. 他出生的日期是：“1944年”而不是中国的干支纪年或中国皇帝的年号。豪言壮语有时的确能使人兴奋，如说“亩产20万斤粮”、“全民大炼钢铁放卫星”，但吃亏的是自己。外国人学中文，在人家是开放心态，中国人据此认为英文应当让路，反成为锢闭心态。

最近，王蒙先生激情洋溢盛情万状地发起“汉语”保卫战，提倡旧文化运动。汉语需要保卫，可见，不是汉语风行海内外，而是汉语行将就木。他认为学外语就等于一味提倡外语——这是王蒙先生在和风车做斗争。他先设定了“中华汉语到了最危险的时候”，然后陈说出兵的理由，自任司令，出师西伐。“中国的汉字（chinese chinese，好像还有美国的汉字：american chinese!）无论从结构还是意念，都非常丰富和复杂”。汉语之好，要由别人来说，或者让懂得中、英、法、德文的人进行比较。自己躲在装甲车里自我封赏，这不好。他骂别人是崇洋媚外，是洋奴买办，是卖国，这恐怕回到了“文革”——不过这一次，被打倒的王蒙站了起来。他不是教育界的官员，却对教育问题横加指责：“要求教师用英语授课写文章，出现欧化句式”。然而，王蒙先生不也使用欧化句式和西式标点符号吗？这“五四”以来的新气象，无可指责。中国老一代学者在20世纪30年代就接受双语教育，不见得他们就成了卖国贼。

还有人比王蒙更激进，提出汉语“将改变世界大脑”，说世界正升温“汉语热”。我觉得这有点五八年头脑膨胀。我们有什么理由去改造人家的大脑？人家的大脑没有思想自由？据说要在全球化时代推进汉语“战略”，推动汉语成为“强势”语言，只是我不知道市场需求有多大。英语的国际地位不是打出来的。英国退出某些殖民地后，当地语言曾被当作正式语言。但后来，这些独立国家还是恢复了英语的官方地位。

二、西方哲人眼中的文字观
亚里士多德最早提出，语言是观念的符号。洛克说，音节清晰的声音被我们公认为是最方便的语言。[5]语言是一种符号体系，符号与它所代表的物是两回事，二者没有必然联系。象形文字则不然。象形文字与对象有相似性，描摹性，而语音符号则是指能聆听的符号，故西方重聆听，中国重目视。

希腊哲学是“逻各斯中心论”（logocentrisme）。logos就是语言、理性。希腊哲学的样板是欧几里德几何学。柏拉图学园的“校训”是：“不懂几何学者莫入”，显示了理性精神。希腊哲学因而同数学有关。但数学，尤其是西方数学，早已摆脱了具体的二块石头、三朵花而抽象出“2”、“3”。这已不是象形文字。高度的数学抽象产生于希腊哲学。泰勒斯认为万物的本原为水，并非具体的水，而乃湿气（包括雾气、湿地、潮润、阴性）。中国没有追求万物本原的思想。中国的八卦二进位制是典型的象形符号，从八卦中不可能产生科学也不可能产生哲学。希腊文中的火、气、水，都不属象形文字。

西方形而上学的传统把言语看得高于文字。言语是存在的逻各斯，书写不过是言语的表现和补充。西方哲学认为说话具有优先性，书写则因为缺席而失去言语的活力。书写陷入僵死刻板局面。拼音文字注重聆听和言说，象形文字注重目视和书写。胡塞尔认为，书写是替代，书写使意义更普遍地得到传达，但书写远离起源。书写是实际的言语的派生物。只有借助于阅读，使声音再现，才能使意思重新说话。西方人认为，说话比书写更自然，是活生生的。文字只是用约定符号来描述所说的话，是间接的听写，是僵死的。因此，逻各斯中心论又叫语音中心论（phonocentrisme），其实是以人为中心。胡塞尔就是语音中心论者。西方智慧认为言说比书写更自然，离人更近。文字是用约定的符号来描写言说，是间接的听写，是僵死的。西方文字的拼音特征表明言语对书写而言具有优势地位。西方人认为表音文字更适合于交流，它有固定含意。说话——文字——思想，这表明表音文字优于象形文字。德里达认为表音文字幼稚，其实他是错误的。形而上学的秘密在于它是写音文字。德里达批评“在场”的形而上学，因为根据这种形而上学，说话所表达的观念对象就是在场，文字不过是工具，书写只是记录的符号。中国文字不是工具，不是记录声音（德里达）。然而，逻各斯中心论以声音和在场为中心，因而言说对书写、同一对差别、真实对虚假、善良对邪恶、生命对死亡、美丽对丑恶、存在对虚无具有优先地位。我们对此不会反对。前者在场，后者不在场，即不存在。无是有的缺失和匮乏。“无”是不存在的，不是本体。

在柏拉图看来，书写（pharmakon）不过是为了唤醒对理念的记忆。

语音中心论是指语言学理论中的重讲话轻书写的倾向。这种观念强调口头言语的重要性，把言语放在第一位，认为它是基本的、内在的、自我在场的、生气勃勃的，而书写则是第二位的、外在的、自我不在场的、死气沉沉的，它只是讲话的复写，言语的抄本。这种观念就是现代语言学中流行的“表音书写”的理论。从柏拉图到海德格尔（heidegger,martin,1889—1976），西方排除书写概念。逻格斯中心论必然包含口语中心论，以为口语能完善地表达思想。西方有单纯录音的表音文字，使语言上升到首位。

书写则处于次要的地位。录音机`麦克风是西方的发明，教堂讲道重视聆听和音乐。中国传统是书写中心论，立字为据。中国人相信签字画押，杨白劳吃尽苦头。中国文人诗兴大发，但文字狱很发达。“维民所止”，雍正断头，西方没有。

逻各斯中心论与“是论”、“有论”、“在论”（即本体论）有关。声音同“在场”有联系，东方不是声音中心论，故没有“是论”、“有论”、“在论”，而是虚无主义。中国无哲学，同汉语无“是”论有关。中国人相信耳听是虚，眼见为实，贬低聆听和音节，这阻碍了中国科学。西方人是眼空无物，发展了听力。先有关于事物的言语或声音，后来才有文字，故西方的拼音文字符合规律。言语可以与事物相符合，而书写的文字却不一定。在思维的各种表达方式中，言语或声音是最好的。言语是首要的，文字是派生的、第二位的。言语是自然的，文字是约定的。言语是自我在场的，文字是不在场的。言语是内在的，文字是外在的。言语是生动的，文字是死板的。声音中心论是重言语、轻文字，认为言语优于文字。语言本质上是言语或声音，而不是文字或书写。[6]古希腊人重视演讲。道成肉身的道是逻各斯，即言语，而不是文字。上帝的道不是上帝的文字。西方重言语的结果就是：文字应当是声音即言语的副本。文字不应当凌驾于言语之上。在中国则不然，象形文字的繁难不依赖于大众的声音，故尔读书人的地位高，不同于寻常只会说话，只知道有声音的老百姓。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掌握了文字符号的人比聆听者、言说者地位高。西方的声音中心论与在场的形而上学相一致，故西方有发达的本体论或存在论。汉字重书写，不重声音，人们常常念错字，故难以表达思想。

保罗·利科（ricoeur,paul,1913—）认为：“西方文化中拼音文字的胜利和所呈现的文字附属于言说的倾向，表明文字对声音的依赖性。”[7]西方自苏格拉底和柏拉图及亚里士多德以来就对文字不信任，认为心灵是文字之父。这近乎宗教情感。卢梭认为，文字文明也就是书写语言是邪恶之源，因为文字使人与人隔离，而说话则必须亲近。他认为文字导致暴虐政治和不平等。读书人对不读书的人有特权。书写忽视读者。真正的语言应当通过声音来表达热情。说话不像文字那样导致疏远和距离。按西方柏拉图以来的传统，书写是图画，它模仿说话，但只是近似的，不是生动逼真的。书写的特征是离开话语的特有语境。利科主张用书写取代说话的地位。但亚里士多德说：“言语是心灵过程的符号和表征，而文字则是言语的符号和表征。”[8]

语言哲学家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1857—1913）分析过语言和文字的关系。语言只有音响形象，但人可以把它变成固定的视觉形象。“语言是音响形象的贮藏所，而书写则是这些形象的可感知的形式。”[9]他认为言语优于文字，先于文字。语言的本质是言语，而不是文字，文字是缺少生机的。他不同意说书写或文字优于言语。“语言和文字是两种不同的符号系统，后者惟一的存在理由在于它表现前者。语言学的对象不是书写的词和口说的词的结合，而是由后者单独构成的……人们（不应该）把声音符号的代表看得和符号本身一样重要。”[10]他批评重书写、轻言说，把视觉形象放在音响形象之上的做法。“文字从元首（言说）那里僭夺了他无权取得的重要地位”[11]。他认为，音符是一级能指，字符是二级能指。人们首先说话，然后才书写。言语和声音是最好的表达方式。声音与思想直接一致。言语是活活生的，而书写则没有这种直接性和亲切感。这一对比十分适合于拼音文字与象形文字的关系，因为象形文字更注重书写，拼音文字更注重声音。

汉字是表意文字，与西方表音文字不同。德里达认为汉字是“种哲学”的文字，因为它同声音分开，是一个自足的世界，澄怀观道。[12]德里达这样说，可能是一种谬见。柏拉图在《斐德若篇》（phaedrus）中讲了一个故事，苏格拉底说，埃及一个古神叫图提，他发明了数学、算术、几何、天文、文字（可能是象形文字），图提带着这些礼物来见埃及国王。然而始料不及的是，国王拒绝了文字，因为他认为文字是死板的，无生机的。[13]图提因而是书写之神。阿蒙（ammon价值的主宰）认为这是有害的药，因为人们如果有书写，便不再记忆。阿蒙神只说不写。德里达认为，这个故事表明文字是令人沮丧的。

西方似乎不重视书法和文字。德里达说，苏格拉底没有书写。西方文化的传统是言语优于文字，因为言语是本原的，自然而然。文字是派生的人为设置。柏拉图在《斐德若篇》中讨论了两种文字，认为真正的智慧是写在学者心中的，即口说的语言：“你说的道理是既有生命又有灵魂的哲人的文章，而文字不过是它的影像，是吗？”苏格拉底点头称是。书写文字如同药，在治疗的同时也有副作用。柏拉图把书写文字称作不利于人的生命的“异己”。[14]文字削弱人的记忆，与思想隔了一层。说出的逻各斯比写成文字的逻各斯高一个等级。一切说话都是在场，都是直接出席。说话所发出的声音更接近思想，更接近逻各斯。在西方，长期以来，字母文字比非字母文字高一个级别，这个秩序很好。德里达试图证明非拼音文字比拼音字母好。[15]后结构主义者据此提出“非（字母）文字的图像游戏”，显然是开倒车。

口说优于文字，言谈优于书写，这是西方的传统，我认为这比较恰当，因为书写文字具有歧义性和模糊性。不过德里达并非倡导书写中心论。他认为书写是对语言的增补，因为语言具有先天不完善性。通过增补，言语和书写的绝对差异消失了。然而汉字不是汉语的增补，二者的裂痕和界限正是脑体差别、文化人与劳动者的差别难以消除的原因。中国书写与话语分离，因而造成读书者的特权地位。

数学和逻辑史验证了拼音符号文字的优越性。没有拼音符号便没逻辑与数学。中国不少专家认为，古代中国没有逻辑，而西方重要数学史也没有为中国开列专章论述。拼音文字有利于文化多元化。象形文字造成的是极权专制和愚民政策。中国的象形文字大大束缚了中国人的思维，也延缓了中国数学的发展，因为使用象形文字难以把数学思想符号化、公式化、条理化、字码化，中国直到“文革”还批评“公式化”和“教条化”，反对所谓“形式主义”——但按照古希腊哲学，形式也是四因之一，没有形式，焉有法治、民主与科学！看来西方就是形式主义和公式化（中国古代没公式，因而没科学），而公式化、条理化又离不开字母文字。中国式的教条主义其实不是真正的教条，而是首长头脑激凌的产物。中国古代没有逻辑，也与中国文字不是拼音符号文字有关。没有符号，没有字母，难以有逻辑公式。哲学思想和数学、物理、化学、生物等等一样，都是公式化公理化格式化。缺乏公式，缺乏以符号表达的公理，使中国数学与逻辑思维落后。我认为我们应当学习西文的形式主义与格式化，这也有利用法制与民主程序。美国著名数学史家克莱因就不提中国古代的数学史，因为中国没有“代”数（即符码），没有“几”何（几表示数字），也没有化学符号、方程式、物理定律，特别缺乏系统化、公式化、符号化的东西，因为这是繁难的汉字所做不到的。古代中国的数学“对于数学思想的主流没有重大影响”。[16]人类数学史严格说来是在纪元前600-300年间产生的，而符号文字也是同期产生的，这不是时间上的巧合。

希腊人在文明上首屈一指，在数学史上至高无上。公元前775年左右，他们把象形文字系统改变成拼音字母系统。这样，希腊文字便更理性，更适合于记载历史与思想，比象形文字更便于普及。象形文字同文化专制和蒙昧主义愚民政策联系更密切。希腊的科学民主法治和拼音字母文字的普及与语法规则联系在一起。

早在柏拉图那里，数学概念的抽象化程度就很高。柏拉图的数学思想不包含物质性，不包含具体事物，不象形。数学概念不依赖于其实在性。希腊人重视抽象概念，并把数学思想当作进入哲学门的阶梯。数学的抽象概念与哲学抽象概念如善和正义是一样的。这就是文字语言符号化和字母化的原因。拼音化的字母文字与抽象观念和能力有关。今日的数学公式、定理、准则是用符号化的拼音文字表示的，这归功于字母，而难以用象形文字表述。若用中文表示，就不是公式，而顶多是话语。这些，都要归功于希腊人、波斯人、犹太人、埃塞俄比亚人、阿拉伯人、罗马人、印度人和黑人的混合与杂居。

数学是通往科学大门的钥匙，而字母却是数学的工具，因为字母是“代”数，代替一切数字，如χ。现代的阿拉伯数字同中国古代的壹、贰、叁、肆、伍……相比，就比较容易学。阿拉伯数字也是字母文字。数学重抽象而不重具体。同样，拼音字母也重抽象而不重具体。汉字则重具体而不重抽象。在表达定义和公理时，拼音文字比象形文字技高一筹。克莱因说，古代亚历山大里亚时期还不曾运用字母代替或表示数目。他们不懂得用字母代表一个数目[17]。这正说明用字母代表数字是可能的和重要的。然而，亚里士多德却用希腊字母表示任意一段时空，如“b的一半”。欧几里德在《几何原本》中用字母表示一类数。帕普斯（pappus）也这样做。这表明用字母更能促进代数方法。象形文字能作为代数的符码吗？西方拼音文字为数学开辟了广阔前景。科学归功于希腊人。希腊人也当之无愧——因为同一个抽象的三角形或代数方程能适用于几百种不同的自然物体。这正是数学的奥秘与力量之所在。

莱布尼茨后来说，汉语方块字缺乏一种明确具体的意义。[18]莱布尼茨之所以背叛自己，是因为他是数学家，希望有一种形式语言代数，因而有一种合理语法。他从拉丁语法开始，希望形成一种世界通用语法。汉语的模糊性是17世纪西方文学的老生常谈。纽霍夫（nieuhoff）说：“没有任何语言会有如同汉语那样的歧义的、必须通过不同发音来理解的字，由此而造成的不便，令人愁眉不展。”[19]

西方自古重视口头语言，即演说。拼音文字表明重言语。基督教的圣保罗和路德相信：救赎来自耳听（salvation >omes through the ears）。保罗写作书信是为了可以大声诵读，而非默念。印刷术的发明导致快速默读。基督教重视口头文学的神学。这是在口头语词的语言事件中遭遇的文学。圣经是福音宣讲（kerygma，宣告，布道）。基督教重视教堂布道，它意味着大声宣读，意味着被人聆听。[20]神学的任务是将文字转化为谈话。据说荷马是吟游诗人，到处游说。赫尔墨斯传达神谕，用的是言说。说话和口头诵读都是解释。文学的动力来自口头语词的力量。口头语有力，而书面语软弱。西方这一传统与中国重书写大不一样。西方认为，书面语言缺乏口头语言的原始活力。柏拉图强调书面语言的软弱和无奈。所有书面语言都需要转化成口头语言。[21]书面语言是语言的异化，是与谈话的疏离。“语言”一词本身表明具有被口头说出的原始形式。口头语言一旦被变为可视文字，就失去其魅力。聆听变成目视，其力量就大大削弱了。原始形式的语言是被聆听而不是被目视的。口头语言比书面语言更容易被理解（伽达默尔）。[22]

三、从图画文字到拼音文字
对于汉语文字的评论，言人人殊，这未尝不是好事。我以为不可定于一尊，不可用阶级斗争和民族狂热的显微镜来观察一种科学文化现象。现代西方分析哲学，又称英美语言分析哲学，可见，分析哲学与英语和欧美语言有关。我们无意把英语同德法西葡俄语进行对比，但同中文相比，这些语言注重语法和语言分析，因而才能谈到分析哲学。汉语具有模糊性、凌乱性、散漫性、随意性。维特根斯坦（wittgenstein,ludwig,1889—1951）把语言称为“游戏”，游戏就应当有规则，这不正是西方语言很早就有语法、逻辑、修辞之学的原因吗？中文语法是很晚近才仿照西文总结出来的，传统汉语基本上没有语法、章法可循。即使是前期维特根基坦的图像说，也典型地是属于英美语言的。图像说并不是说英语单词是图像（只有汉语象形文字才是），而是说语言系统、句法、句式、判断和命题是现实（事实）的图像。注意：是事实的图像。而根本不是事物的图像——西方早就告别了这种幼稚的图像。象形文字是事物的图像。

孔多塞说：“一种普遍的语言是指以符号来表达的语言。”他认为普遍的语言就象代数学的语言一样，是和科学自身一起学到的。[23]维特根斯坦的语言图像说在任何意义上都不能为象形文字辩护，因为它是“语言图像”，而不是“文字图像”。《逻辑哲学论》认为，一个命题若提供了确定的图像或模式，它就是有意义的。一个真正的命题必须描述事实的情况。重言式或矛盾式不提供图像，因而没有意义。它不提供或真或假的图像，因为它不是特定事态的图像或模式。维特根斯坦的语言图像是关于实在的图像，句子是事实的图像。[24]

人类不可能一下子就创造出完美的文字。最早的文字可能不能完全记录语音。从最早的文字演变为今天大多数民族使用的拼音文字，经历了复杂过程。人类社会语言大部分毕竟是拼音文字而不是象形文字。

比起拼音文字来，象形文字的出现要早得多，并且也落后得多。这里必须说明，任何语言，包括拼音文字，都是现实的图像。在这个意义上，一切文字都是图像。但这并不是说，它们都是象形文字。语言的图像描述的是事实，而不是事物。语言不必是文字，但文字肯定是语言，因为文字可读可听可言可说可视。汉字的相形描述的是事物，而不是事实——至少从起源看是如此。今天，我们读中国的古诗，白描自然较多，山川形胜，小桥流水，包含的哲理、崇拜、情感比较少。象形文字很少抽象思维，因而哲学思维不发达。这观点并非我的发明，“前人之述备矣！”中国的推理、证明、论辩、逻辑思维不发达，全由于象形文字作祟。亚里士多德恰当地把知识分为物理学、数学和神学三部分，而不是中国经史子集。中国的象形文字肯定限制了抽象思维与科学公理。

由象形到表意再到表音，是前苏联契柯巴瓦提出的语言发展三阶段论，无比正确。我国学者早在20世纪初就达到共识（并且至今仍是中国人的共识）：汉字难认，难记、难写、难查、难打字，难输入电脑，因而必须走拼音化大道。“汉字优越论”于今大为张狂，可这些人没有反复咀嚼“汉字落后论” 的论述。有一位梁厚甫公然鼓吹汉字“以少胜多论”，说英文一万多单词，中文仅一千多字即可表达明白。[25]读者诸公，这可能近似胡说吧！认识一千多个字，能进行科学研究吗？在延安时期，人们笃信汉字是中国贫弱的根源。“汉字不灭，中华必亡”！早期中共人物皆有此理念，未见得中国会因此废汉言论而亡国。我们不应抛弃这段历史。

人类发明文字，图画文字和象形文字在先，目的在于表意，而不是表音。图画文字后来发展为象形文字。古代叙利亚沿海一代居住的腓尼基人由于使用了字母文字，因而被认为是西方文字系统的发明者。他们把字母传播到其它民族。希腊人从他们那里学会了字母的使用。alphabet（字母），是由希腊头两个字母alpha和beta合成的。每一个字母起初都是一个符号。它们互相结合，便构成词。这是一个有价值的发明。希腊人在腓尼基字母的基础上又创造了希腊字母。希罗多德曾指出，希腊字母和腓尼基字母之间的确存在亲缘关系。在希腊字母的基础上，后来又形成了拉丁字母。而希腊拉丁字母是西方字母的基础。海斯认为，中国 “这个文字系统，从前是，现在仍然是对中国的一个巨大障碍，因为成千上万的不同的字都要会读，会写，是很困难的。中国人不知道简单的字母，也不愿放弃自己的文字系统。假如中国在周朝时期与近东有更多的贸易往来，一种简单的字母体系就可能被采用，而当时中国与近东之间有沙漠、蟒蛇和山岭挡道。”[26]可海斯说的全是虚拟语气。不过，这不打紧，只要21世纪的中国人急起直追，不迷恋既往，勇于创新，就可以了。

中国文字是真正的象形图画符号，不是言说，不是语音的符号。比较而言，拼音字母接近语言语音，更真实更有意义。我们中国把断文识字的人看得高于说话的人，但其实，言为心声。拼音文字更接近心声。我们当然可以说，同为文字，拼音文字与象形文字都不如言说那样能反映生命的真实，但二者总有区别。毕竟西方人提出语言哲学，而不是文字哲学。只有德里达（derrida,jacques,1930—）少数人重视书写语言学。

古代印度、两河流域和埃及的文明，经过多次战乱与征服，已面目全非。然而，在中国，直到19世纪仍是依然故我——但我们并不因此而欣喜。清朝外国的传教士麦都思说，中国的黄金时代属于历史的过去，因而中国人遵守传统、反对创新。无数代人耗费毕生的精力去注释一些典籍，整个文化丧失生机与创造力。许多西方人都注意到中国文化这种独一无二的以象形文字为主的语言。麦都思详细介绍了汉语的发音和书写的特征，认为这是现存的最原始的语言。这使我想到：一样东西不能因其古老便拒绝退出历史舞台。他说：“在汉语中，口语发音与书写文字仍保留着原始的形式，他们的字都是单音节的、象形的，与远古时代完全一样。中国人认为，始创文字的功业是巨大的，不可超越也不可改进的，所以后人只需要摹仿前人就可以了。”[27]麦都思认为，汉语是一种原始的语言，以汉语形式保存的文化，是一种崇古的、原始的文化。[28]

使用拼音文字有利于使用各种不同字母的民族相互往来贸易。例如，古代雅典曾经是各族幅辏的中心和商港。由于使用拼音字母，这里适宜于交换和贸易、接触和竞争、比较和分析、哲学和思想。由于交往日增，数学才得以进步，而这得归功于拼音字母——使用不同拼音字母的人，可以发出近似的音。这与中国不同——使用共同文字的人发出的是不同的“音”，难以交流（例如山西人听不懂浙江人说话，却可以看懂浙江人的情书）。音不同不相为谋，适合于皇帝分而治之。哲学自古就研究万有之“究竟的实在”，研究存在论，而这必须以拼音符号being为前提。

拼音文字起源于地中海商业航海文明（“然其初则其商人引以为账薄记号而已”[29]）。手工艺人和经商的人在海上贸易和“走私”，为了节省时间和易于交流，逃避海盗，使用只记辅音（子音）不记元音（母音）的拼音文字。中国古代农耕文明，文化和识字属于有闲阶级，这些人不虞衣食，有足够时间描摹繁难的文字，没有紧迫感。文字成了一种高雅的消遣娱乐游戏。这是典型的农耕文明结晶，自我欣赏，不利交流。汉语发音不如英语发音高雅复杂，很少牵动喉舌腭唇齿，不用调动全部的发音机制。英语比汉语汉音复杂。汉语发声简单，语音单调。有些动物有鸟语兽言，但比较简单。可见，拼音语言有利于开发智力。当代西方语言哲学也特别重视口头言说的语言，而不是书写的语言。写出的是死文字，说出的才是活语言。拼音文字和语言是对说出来的语言的录制。象形文字是死寂的、呆板的、暮气沉沉的。拼音文字及其原型和底本才是活的。海德格尔说，语言是人的首要规定性，说话的能力把人标示为人。人随时随地以各种方式说话。这显示语言的可说性。汉字注重的不是可说、可听（英文常有say, to speak），而是可写、可见（中国语言中“可见”是一种直观推理）。语言的存在论基础是言说，而不是书写。[30]语言是存在的家。做人，就是做言说者。拼音文字注重语音，故西方重聆听，象形文字注重形象，故中国人重目睹。西方重言说，中国重书写。耳闻不如一见。中国不重发声与聆听，只重视看。
方块象形汉字是中国文化僵死停滞的最有力证据。李约瑟说，中国文字是3000多年来一直保留象形书写法的唯一文字，它没有像埃及文字那样从象形文字（经僧侣体和大众体）发展为拼音字母。中国文字在形成科学术语方面遇到困难。[31]有人以中国书法之美说明中文不会消失，甚至说它优于拼音文字。但已经失传的甲骨文、钟鼎文、篆书，肯定有其美感可言，但我们多数人不会写，不会认，它不再是传播手段。“在这一方面，在创造科学名词时，中文是非常不方便的。西欧不仅可以用希腊文和拉丁文的词根，而且也可以用阿拉伯文词根，把它们添加到历来已经很丰富的条顿语的复杂的辅音合词中……中文则没有这样的资源可利用……”[32]

许多西方人认为，中国还停留在文明的初始阶段，中国人对几何学、天文学、自然史一无所知。另一方面，“假如说中国文的书面文字是极其复杂的话，那么，它的语法之简单，却是另一个极端。”[33]中文没有明确的词类。中国文化的停滞僵化，根源在于汉字。拼音文字变化大，灵活，不守旧，其书面文字随口语而改变。普通英国人几乎看不懂三四百年前本国文学作品。对中国人而言，数千年前的作品都能欣赏，因而，人们无比热爱古代文化。这是中国文化守旧、保守的一个方面。除了文字，汉语语言也不精确，如“最大的青少年活动基地”，可以理解为“最大的青少年”。汉语语法不精确，逻辑不严密，同音词很多，这已不是文字问题，而是语言问题。拼音文字推动了语法。和语言脱节的中文，缺少语法。语法和修辞是近代从西方引进的（马建忠和陈望道）。

四、新文化运动与旧文化运动
汉字难记难读难写难认，这恐怕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近代启蒙从“五四”白话文运动开始，良有益也。

为汉字生存权而呐喊的王德中先生说，受过小学乃至初中教育的人中有相当一部分人仍是文盲半文盲，读不了书也作不了文，因而写不了信也看不了诗。他又说，甚至很多受过教育的人在信息时代仍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人们认为这是因为“认汉字对初学者比登天还难，入门不易。” [34]我觉得这说法是鞭辟入里的。汉字适合于愚民政策，不识汉字是愚民，识了汉字还是愚民。难怪学汉语的老外把汉语看作“沉重包袱”。

应当指出，随着文明的进步，汉语的单音节词也越来越少，更多出现的是双音节词或多音节词，因而汉语也由汉字向汉词演进，这是欧化的结果，但这不能改变汉语在世界文化交流和交往中与英语相比的弱势地位。据外长李肇星说，欧美各大宾馆都转播中国中央电视台4频道的节目，但收看者寥寥。这是因为，大多数人并不能听懂汉语。假如中央台用英语广播英语节目，情形也许好一些。不过，汉语在世界很多地方被使用的确达到“唯一”的地步：世界各国各地的旅游景区诸如“请不要随地吐痰”、“请不要大声喧哗”的警示标语都是用中文书写，因为大多数外国人毋须提醒。而在中国，许多标语都被翻译成英文，但上述两条通常不会译作外文。有些标语全球只用中文写，应当引起注意。[35]注意什么呢？

大概不是注意古老象形文字汉字在这异国他乡情调的魅力吧！据说在美加英德“禁止垂钓”的地方，中国学者仍然“姜太公钓鱼”，依然故我。这些中国人并非不懂英文。这个故事使我想到汉语在全球大普及是可能的——只是专给华裔人看的。例如中国人落户外国后有时会自然地用汉语骗同胞或说“他妈的”！这是汉语丑学而不是汉语美学，是汉语鬼学而不是汉语神学。

强调使用汉语的重要性，不仅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初衷不符，而且也不利于科学。科学的特征之一是国际主义。即使在原始社会，爱好科学的人也愿意向别的部落学习。我们的非洲原始祖先就是因为善于学习，才散布到世界各地，而其他原始人由于基因中缺乏流动和迁徙，因而灭绝。今已证明，中国大陆的人是从非洲由中国南部海岸登陆进入黄河长江流域的。在古代，科学家和商人是打破国际天然障碍的两股力量。然而，直到18-19世纪，人们才明确意识到科学的国际性：“为促使科学和技术臻于完善而工作的人也必须把自己看作全世界的公民。”[36]

曾经有一段时间，伽利略用意大利文而不用拉丁文书写因而受审（不是因为别的原因），荷兰人用荷兰文书写。笛卡尔认为，用法文书写高雅。然而贝尔纳认为，应当有一种国际科学语言，他认为这就是英语。英法德文在他看来是最好的国际科学语言的候选者。

未能从象形文字过渡到字母文字，表明中国古人的保守性与缺乏进取心。这也与中国没有环球航海一致。中国文字为表形文字或象形文字。描绘物种形象是文字发展的最初阶段。个体地看，婴幼儿总是从看图来认字的。这种文字又叫表意文字，用象征性符号表示词或词素，不直接表示读音。字母与航海文明及经商文明而不是与农牧业文明有关。一个简要的历史常识正在被人忘记：表音文字比表意文字进步。海上航船的气笛发出的信号是表音而非象形。汉字的组词能力差，故而比较封闭。我们今天几乎没有再发明几个汉字，只能增加词汇。汉语没有从象形进入拼音，乃因为山川阻隔，海洋挡道，没有向西方学习。

说到象形文字之较于拼音文字对于航海商业的不便利，我们还应当知道，汉字（象形文字）结构过于精细，用法过于烦琐，格式过于死板，不能适应商业贸易所需要的简单、迅速、准确和明晰的交流，而西方人的文字却从整体上比较方便。比如旗语、手势语、交通指示标志、火车鸣笛的表音法就不是汉字可以贡献的。中国人没有想办法改进字体，使之敏捷而又简易，因为环境使我们的祖先不必要这样做，因为我们是农牧业文明，不必航海，不必与人通商，也不必使语言交流简单化。字母文字是一种清晰而又优美的语音，这种文字非常方便于文化和商业交流（记账）。比如，腓尼基人起初不是要把他们的字母写成完整的词，而只是在账本和符木上记下所用词的第一个字母，故而省略了元音。这就是手工商业航海贸易与农耕文明的不同带来的文字的差异。同样被人忘记的是：中西两种文字的不同，造成中国人没有做环球航行，郑和没有下大西洋。方块字表征天圆地方，一个方块形的大地，往远走可能会跌入深渊。

在“五四”运动中，反对尊孔读经和主张废汉、打倒孔家店、提倡科学与民主，是一致的，而这，并非卖国，恰恰是爱国和救亡图存。今日，爱国并不表现在崇古复旧上。谁把文明推向未来和世界，谁才算爱国。鲁迅关于中国其实没有文字，应当实行拉丁化的提议，抓住了问题的关键。“中国人要在这世界上生存，那些认得十三经名目的学者，‘灯红’对‘酒绿’的文人，并无用处，却全靠大家的切实的努力，是明明白白的。那么，倘要生存，首先就必须除去阻碍传布智力的结核：非语文和方块字（非语文指非语言的文字，中文与汉语分家，这是我们的不足之处）。如果不想大家来给旧文字做牺牲，就得牺牲掉旧文字。”他认为，这不是指拉丁化，而是指中国的存在。他还说他赞成“不得已的时候，大众语文可以采用文言、白话，甚至外国语，而且在事实上，现在也已经在采用。”[37]他在《关于新文字》（答问）中说：“比较是最好的事情，当没有知道拼音文字之前，就不会想到象形字的难，当没有拉丁化的新文字之前，很难明确地断定以前的注音字母和罗马字拼法也还是麻烦的，不合适用，也没有前途的文字。”鲁迅说：“不错，汉字是古代传下来的宝贝，但我们的祖先比汉字还要古，所以我们更是古代传下来的宝贝。为汉字而牺牲我们，还是为我们而牺牲汉字呢？这是只要还没有丧心病狂的人都能够马上回答的。”[38]我们当然要为自己生活而不是为汉字而活着，不能为保卫汉字而牺牲自己。鲁迅先生认为，汉字拉丁化的方法一出世，方块字系的简笔字和注音字母，都被赛下去了，还在竞争的只有罗马字拼音。而且他认为由只识拉丁化的人们创作，才是中国文字的新生，才是现代中国的新文学，因为他们是没有中一点什么《庄子》和《文选》之类的毒的。[39]有人认为汉字的书法、篆刻、对联、诗词特别好，我认为这些少数人的雅赏在将来文字拼音化之后仍将保留，由少数人把翫，但人类抛弃了美好的东西，也会得到更美好的东西。

20世纪“五四”以后，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里，中国学者提出汉字的生存权问题，这不是空穴来风，也不是瞎胡闹。那是一个叱咤风云的年代。青年巴金提出烧毁所有线装书，提倡汉字拼音化。[40]1934年2月，国民政府主席蒋公介石先生效法蒋公庆，在南昌发起“新生活运动”，提倡读经，保存文言。戴季陶也提倡读经复古。看来，这都是“旧生活”而不是“新生活”。5月4日，国民政府教育部汪懋祖发表文章《禁习文言与强令读经》，提倡小学学文言，初中读孟子，高中读论语，主张办1000所“孔子学院”。然而，这主张遇到他的朋友吴研因的反对。6月18日复旦教授陈子展发表《文言、白话、大众语》反驳。鲁迅先生于1934年撰《门外文谈》，反对尊孔读经。鲁迅认为，文字越容易写，就越容易写得与口语一致，但中国却是那么难画的象形文字。文字从人民中间萌芽，后来却一定为特权者所收揽，所以就有了尊严（“敬惜字纸”、“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并且有了神秘性（例如仓颉造字，鬼夜哭、天雨粟）。中国文字，到现在还尊严，比如画符驱邪避鬼，就表明其神秘性，从而读书人也有了尊严。中国人画鬼画符，表现汉字迷信色彩和杀伤力。但同时读书人也因文字获罪无穷。鲁迅说，中国的文字对于大众，除了身分，还有一个门槛：难。他说，还有的人，故意把字写得谁也不认得。篆刻就是不让人看懂。谁也不会用隶书写信交流，写诉状或情书。毛泽东批评过给“人”字加三撇的写法。知识分子这种特权地位，其实也是他的不幸和灾难的肇始。文字狱可能是汉字造的孽。

“五四”时期，钱玄同主张废除汉字。陈独秀说：“社会上最反对的，是钱玄同先生废汉的主张。钱先生是中国文字音韵学的专家，岂不知道语言文字自然进化的道理？（我以为只有这一个理由可以反对钱先生）他只因为自古以来汉文的书籍几乎每本每页每行都带着反对德赛两先生的臭味；又碰着许多老少汉学大家开口一个国粹，闭口一个古说，不啻声明汉学是德赛两先生天造地设的对头；他愤极了才发出这种激切的议论，像钱先生这种用石条压驼背的医法，本志同人多半是不大赞成的。但是社会上有一班人因此怒骂他，讥笑他，却不肯发表意见和他辩驳，这又是什么道理呢？难道你们能断定汉文是永远没废去的日子吗？”[41]

志士仁人们为中国语言文字伤透了脑筋，其忧国忧民之愤，豁然可见。将文字交给大众，这从清末便开始了。劳乃宣（1843-1921）提倡改革汉字，主张推行简化字和拼音字母，并于1907年出版《简字全谱》。王照（1859-1933，清末维新运动人物）仿日本假名，拟官话字母。民国初年教育部制定注音字母。他们是会员。赵元任研究罗马字拼音法研究得最好。鲁迅称赞拉丁化：“那么，只要认识28个字母，学一点拼法和写法，除懒虫和低能外，就谁也能够写得出、看得懂了。况且它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写得快。美国人说，时间就是金钱，但我想：时间就是性命。无端的空耗别人的时间，其实是无异于谋财害命的。”[42]茅盾主张“直译”，反对“意译”，他认为汉语确实存在语言组织上的欠严密的问题，有必要吸引印欧语系的句法形态。[43]因此我们应当宽宏大度，充分吸纳外国语言。为了使用汉语丰富，我们应当用外文词来丰富和扩充汉语。今日反对外语的战役中，也有些人反对新句式，他忘记了“五四”后西化句式的出现是一大进步。提倡汉字征服天下与尊孔读经一起上阵，表明文化复古派的活跃，这说明这不是一个语言争论，而是文化问题。值得注意的是，我们现在从上世纪50年代倒退了不少，有些人回到“五四”以前：有方言小品，还有方言当地新闻，中央电视台的游戏节目也要说一点方言。有人公然提倡文学作品和理论文章大力推行方言。其实，汉语是世界的方言，是世界的唐山话。汉语可以在世界上演小品——一如东北话，但不能入学术论文。可有人公然说，论文要用地方方言。

郭沫若曾反对青少年读经。他认为，研究者和专家可以读经，也认为读经首先要研究音韵之学，只有搞清古音古义，才能读经。然而，曾几何时，当代中国倡导读经的人，自己并不懂“小学”。同时，他认为，读经还得研究殷商的甲骨文和殷周秦汉的经文（青铜器上的铭文）。他认为不仅要通古文，还要成为古人，懂得古代的生活习惯、风俗制度。[44]不知当今提倡读经和推广汉字的人是否是想这样做。柳亚子就不那么温和节制了。他径直反对青少年读经。今日，读经尊孔已成蔚然大观，但“五四”时期，人们却主张把线装书丢入茅坑。昔日诘屈聱牙、断烂朝报，要黄口小儿诵读，费时伤脑。[45]他那个时代，也有人对古代礼乐很感兴趣，复兴礼学，制礼作乐。我认为，我们应当提倡民主法制、自由平等、博爱人权。
五、汉字大跃进的盲区
在世界文化领域中，著名的哲学家们多对汉语作出批评的评价，如法国的孔多塞，德国的黑格尔，英国的汤因比，不胜枚举。卢梭说，文字越原始，语言就越古老，最早的书写方式并非描摹语音，而是描摹物体本身。[46]汉语“这种非拼音文字不记录词语的实际读音，对它的神圣化只会有损于话语，而有关话语的研究以成为现代语言学的热门话题。”[47]在古代中国，话语未曾有过与汉语一样的威力。拼音文字对说话、言谈、音节或元音的重视，在中国却看不到。[48]中国文字未曾与实际的口语挂勾。黑格尔说：“后者和我们的文字不同，它并不表示个别的声音——并不把口说的字眼记录下来，却用符号来表示那些观念的本身。粗看时这似乎是一个很大的优点，并且曾经得到许多大人物的赞成——其中有一位便是莱布尼兹。但是实际的情形与这种优点恰好相反。我们第一只要考究这种文字方式对于语言的不完善。因为我们‘口说的文字’之所以成熟到了明白清晰的地步，乃是由于每种单纯的声音都有寻出符号的必要，随后阅读了这种符号，我们便懂得清楚地发音。中国人在文字中缺少了这一种正字拼音的方法，不能使声音的订正成熟到可以用字母和音节来代表清晰的发音。故尔中国的方言土语如同外国语一样难解。”

黑格尔又说：“他们（指中国人）的‘口说的文字’是由琐屑无数的单音字所组成，这些字母包含不止一种意义。要把意义表白分明的唯一方法，全靠那联系、重读和发音——或快、或慢、或高。汉语因而有四声和抑扬顿挫之分。中国人的听觉，对于这种分辨已变得极其敏锐。至于他们的‘笔写的文字’，我只须举出它对于科学发展的障碍。我们的‘笔写的文字’学习起来很简单。”[49]黑格尔认为，中国没有哲学，这是因为，中国虽然有哲学论题，但没有哲学体系。哲学家认为，哲学讨论的是being（存在，是）的问题，而中国传统却没有系词“是”（××者，××人也，没有“是”）。近代中国语言新添了“是”。但是，这“是”没有原形词，没有分词形式，也没有过去时，将来时，没有时态、人称之变化。哲学产生于希腊，因为希腊人使用的是字母文字、拼音文字，而非象形文字。从象形文字中产生不了哲学。“哲学就是希腊的东西。”[50]因为只有希腊是通过概念而不是通过象形文字来思考的。象形文字通过形象来思维，只有希腊，才设想了思想内在性的层面。中国是前哲学的思想，没有达到抽象的哲学程度，或者还停留在“哲学的童年”或孕育期。具象和形象不是抽象。

中国方言之多，令人乍舌，统一文字，统一道路，而没有统一语言，大大有利于统治。中国书同文而字不同音，造成中国社会一盘散沙。不识字的农民又不可能靠语言文字统一起来，团结不到一块。汉语造成知识垄断，造成士阶层，学而优则仕，一般人很难达到仕，故听任少数人统治。方块汉字实是愚民统治之帮凶，方言使中国人团结不起来。他乡遇故知，乡音未改鬓毛衰，同乡同党，结帮营私。中国人缺少粘合力，容易各个击破。中国古代不重辩才，有问题不摆在桌面上，故小报告、内部材料盛行。中国书法自左而右，需要悬肘、悬腕，很难，需要手腕上的功夫，这就是耍手腕。故官场上就有了手腕。今日书法则西化，从左到右，变竖行为横行。中国古书为直行，阅读时不断点头，唯书是从，使人服从于书本。西方文字和今日的文字横排，读起来“摇头”，是反向思维，善于说“不”。

有一些学者鼓吹汉字以少胜多，但他忘记了汉语的基本单位可能越来越不是字，而是词汇（辞）。这种语言的特点是多如恒河沙数，其多无穷，以致我们工具书叫“辞海”，这辞（词）海，大大厚于英语词典，故一个人真的要皓首穷经，皓首穷辞了。汉字的保守性与民族心理的保守性，具有同步性。汉字没有进化成拼音文字，并非祖上的光荣，不能说明祖上比人家阔。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这个世纪中国社会文化的急剧变迁得益于西学的传入，得益于“五四”推行白话文，打倒孔家店。我们切不可走历史回头路，人类总得不断有所前进，有所创造，有所发明。

中国文化的“比兑法”，实乃“挤兑法”，总爱把人家比下去。王蒙先生居然从“仁者乐山，仁者乐水”中看到汉字的重大历史意义与现实意义，而且把西方人刺了一下。然而我至今不知道什么叫仁者，什么叫智者。我们这些凡人也乐山乐水。王蒙反对统计学、会计学、逻辑学。然而统计学和逻辑学有什么不好？难道中国古代不曾缺少这些东西吗？何以要挤兑逻辑学与统计学呢？王蒙先生宣布，中国已成为世界的旅游中心，我觉得这话似乎是窜改“世界革命中心”论。世界旅游中心论是如何测量计算出来呢？假如非洲某地有无数观光客，假如去菲律宾旅游，难道其价值低于到中国旅游吗？他说“露从今夜起，月是故乡明”译不成英文，但英语肯定有些好诗译成中文就失去了味道。

汉语这个“未亡人”的存在并不说明象形文字优秀。有些猴子没有进化成人，有些动物成为珍稀物种，并不说明我们全体动物（包括人）都要进化到野兽。图画书写是文字的起源，但我们不能停留在起源阶段。起源不是长江大河本身。有人说汉字是“超越时空”的，我于是对这几个汉字简直如堕五里雾中：什么叫超越时空？什么东西可以超越时空？我感到“五四”精神正在被阉割。孔家店的幽灵又回来了，我们大概回到晚清。可“五四”的先贤却遭到唾弃。“五四”时期是思想界风起云涌的时代。那时没有现今的尊孔复古狂热。现今的人开倒车。中国文化与社会的迟滞与落后典型地表现在文字方面。“惟独中国文明由于受到喜马拉雅山和东南亚林莽的遮掩，是在相对孤立的状态中发展起来的。”[51]

语言和科学技术密切相关，只有语言文字精确、准确，才能有完善的科学。我们的知识的起源和完善，完全取决于我们使用的语言文字符号是否完善。符号是心灵活动所使用的工具。方块汉字难以形成抽象的观念和普遍联系的观念，它只能表形，不能表意，难以传达事物的属性，难以建立观念之间的联系。汉字也表达观念，但只表达简单的观念。“最完美的语言是这样的，它可以在一定阶段上集一切语言之大成。”[52]有一些学者拒绝外语，拒绝西化句式，可他实在也在使用西式句式，如同他使用西式家电。他表面拒绝外语，鼓吹汉语地位至高，这同他拒绝向外国学习科学民主是一致的。欧洲西方的语言由于句子结构的简洁和明晰，很早就给精神倾注了一种精确性。只是在经过漫长岁月之后，哲学家们才能使语言达到完美的地步，他们的贡献是使我们的语言更精确、更明晰，而这正是西方语言的特点。它为欧洲提供了简便的符号，而汉语却缺少准确性和精确性。象形文字注重图形之美，使文章的基本意义成了次要的附属品。“当这种时代到来时，人们只能推迟但无法阻止这一语言的消亡。”[53]“图形和暗喻也是这样，开始是因需要而发明，然后是故弄玄虚，后来成了装饰，最后是灭亡。”汉字的装饰性是明显的（书法大赛、对联、中堂、篆刻、摩崖石刻），汉字是有闲阶级劳什子，而拼音文字反倒是劳苦大众所悦纳的。在汉语中语言追随书写，而在拼音文字中却是书写追随语言。

最近国内有一股强烈的抵制英语，弘扬汉语可以“征服世界”的民族情怀。然而，英语获得国际地位毕竟不是依靠武力征服。试看报纸特大号标题 “汉语将改变世界大脑——中国将在全球建百所孔子学院！”（我一听到改造大脑和触动灵魂就头疼）据说现在海外是 “汉语热”，我想这有点“大跃进”、“人民公社化”。有人据此“热”批判“疯狂英语”。这很奇怪。“汉语热”和“英语热”都表明人类互动，有什么不好？英语晚于汉语几千年才出世，是人类年轻的语种，具有拼音文字之对于象形文字的优点。它具有同德、法等拼音文字一样的优点，且更易于被学习掌握。汉语与英语谁胜谁负，这问题难以遽下结论，但我们切不可以盲目宣扬敌视外语和用汉语征服世界。英语是当今世界的国际通用语。这是一个事实，事实也许连着价值，也许不具有价值，但事实毕竟是事实。

语言的统一有助于人类的团结。中国各地的方言，言人人殊，很难听懂，有人却呼吁“别让方言随风而逝”。同样，世界范围的交流，有赖于人类有一种共同的语言，人类已不自觉地做出选择，因此我们不应当像保护方言那样保护某个民族的语言，而应当在科学、哲学、文化的讨论中主动适应国际潮流，学会人类的普通话，即英语。

最后我还要引用历史学名家和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论述：
“字母文字的意义就在于它打开了智力交流的世界，使智力交流的范围远远地超出了从前只囿于祭司和官吏的那个圈子。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的书吏对这种新型文字自然是采取回避的态度，他们继续使用传统文字，几乎一直到公元。中国因与世隔绝，也仍然使用自己原先的文字，这种文字是由表音和象形两种文字结合而成的。经过几次改进，一直使用到今天，但是，在欧亚其他地方，都采用字母文字，只是采用时稍许作了些变动，以适合各自不同的语言。这样做的结果是，无论哪里，在高雅文化与低俗文化之间、城市统治集团与农民群众之间，随文明的到来而不断扩大的裂缝虽然没有被完全地或大大地弥合，但多少都缩小了。享有特权的知识分子集团对这种现状一般是支持的，他们在国家中居垄断地位，因而，遭到了那些头脑简单的书吏的反对，书吏们不仅对传统的爱国和知识表示亵渎，而且在国内煽起了某种骚动。”[54]

“几千年来，汉民族使用非拼音的汉字辅助语言进行交际……但是它还不是拼音文字，这毕竟是它的严重缺点。到了鸦片战争以后，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后，非拼音的汉字就显得更不适合社会发展的需要了。为了在我国建成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我们必须扫除文盲、普及教育。可是方块字记起来、写起来都很困难，使扫除文盲、普及教育工作进行起来相当费事。正是因为汉字的繁难，我国的学生需要12年的工夫才能学完普通教育的课程，比许多使用拼音文字国家的学生要多用两年。汉字的繁难成了儿童教育、成人教育、扫盲工作的沉重负担……汉字的非拼音状态终将结束，汉字必将改革成拼音文字。”[55]可以说，这是老一代革命者的共同心愿。

本文的基本结论是：无论汉语的地位如何高，我们都应该充分吸纳外语，学习外语，师人之长技。即使保留汉字，也要改良汉字。一种语言的好坏，不能自己评定，不能自己表扬自己，而应当看到自己语言的缺点。而且，人类统一语言的理想是使人类完善的基本条件，这一普遍而共同的语言应当是以符号来表达的语音，而不是画影图形的文字。这是不会有任何非议的。这语言可能不是汉语，我们也不必和人家计较。我们毕竟使用的是我们人类大家庭中其他兄弟们的语言——虽然不是我们自己的语言。这没有什么可生气、可发火的。汉字汉语如果不能成为世界政府领导下的全球共同语言，而是成了少数民族语言，我们也应以平常心对待。我们不应当鼓励青少年懒惰，不应当瓦解他们学习外语的热情。我们不必以狭隘的心态思考汉语问题，而应当促进全人类一家的观念之实现。

我们可以不必有实证根据地设想5000年以后的中国语言是什么样子：那时，中国采取全世界到处都一样的拼音文字，全世界将有一个共同政府，这统一的语言和文字不必是英法德语，但肯定不是象形文字。也可能不是拼音文字——可能有比拼音文字更好的文字。优美的汉字书法、篆刻、银元、元宝、诗词、对联、中国秤、牛车、算盘、中国的升、斗、犁、耙、牛车、簸箕可能消失，无人读解，也无人使用。虽则遗憾之至，但莫可奈何——因为我们已长眠地下，也许人们根本不遗憾。甲骨文的隐退，没有使我们心神受到打击。我们的子孙可能会陶然自得地享受那时的文明。少数有余暇的人茶后研读象形方块汉字，乐在其中。

我们最近看到古墓中的气氛已经弥漫太空。与人造飞船上天大不相同，有人鼓吹祭祀黄帝应当根据“古礼”，穿蚕装（黄帝夫人嫘祖发明）、奏古乐（今天的人谁也听不懂的真古董，大概不是贝多芬）、九鼎八簋，要让黄帝“尚飨”（等于说让黄帝用膳，大概和老百姓的吃法不一样，老百姓要用嘴吃，上唇和下唇要发出响声——隗按），要用舒缓雅乐，不能用摇滚乐和踢踏舞，免得神灵发怒。这一下子，我们中国的知识分子学问可大了，真正成了国家的谋臣策士。彭林老先生甚至反对给黄帝献花蓝，以为“不合古礼”。可我看到不少关于清明扫墓的文章，也反对烧纸，提倡鞠躬、献花篮、植树、念现代祭文。中共中央在陕北祭黄帝陵的祭文就有现代诗文味！

与此相反，我看到的是另一些观念：共产主义的胜利要靠全世界革命的发生。这思想从根本上是西方的思想：全球化、现代化、信息化、人权、民主化、市场化、自由化、人道主义都要在世界上实现。共产主义必须克服爱国主义，工人的真正祖国是世界。工人不能有自己的国家。[56]共产国际大会肯定是以英法德语为主，不能为了在世界实现共产主义而说哈呢语。据云：移民加拿大的中国人打“母语争夺战”，大侃汉语，以示爱国。我想爱国应当留在国内搞建设，何以要移民？

陈俭明、沈阳说，我国属于发展中国家，应参与和融入国际社会，而不是回避、远离国际社会。他引用古巴卡斯特罗的话：“经济全球化是不得不乘坐的大船。”[57]

联合国秘书长安南2002年元旦致辞说，到21世纪，任何一个人，尤其是年轻人，至少应当掌握三种语言：除母语外，还必须掌握两门外语，才能适应时代的需要。英语在一定程度上已成为“全球通用语”、“国际通用语”，这是不争的事实。据统计，当今世界75%的电影频道是英语节目，80%的电子邮件用英文传递，85%的网页是英语网页，85%的国际组织以英文为工作语言，100%的软件源代码是英语格式。[58]人类统一语言与各民族地方语言共存，二者并不矛盾。中国也曾有过统一语言的历程（如推广普通话）：孔子提倡使用西周的规范语言——雅言、正言。秦始皇灭六国，以咸阳话为雅言，“书同文，言必雅”。金元以降，中国出现以北方话为基础的“官话”。“五四”白话文运动和国民政府时期的国语教学，也旨在推行普通话和规范语言。我国教育部提出“双语教学”（指导性意见），就旨在促进语言的相互吸收。每一种活的语言都在不断地接触和借鉴其他语言。歌德说：“一个人只有懂得自己语言以外的其他语言，才能真正懂得自己的语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