树爷爷怎么画:北京非典幸存者欲索病历 医院称涉机密不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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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03月06日03:46环球时报徐东还我要评论(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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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素
在病房另一头,一支淡蓝色的氧气瓶在李朝东头上方咕噜咕噜地响着。从氧气瓶伸出的透明细管的另一端插在他的鼻孔内。57岁的李和他的妻子鲍保琴,除股骨头坏死外,还同时患有肺纤维化, 也就是说他们肺里的小泡囊布满疤痕,没有弹性,呼吸时常出现困难。
“我们俩儿现在是轮流照顾着,因为我们雇不起医院护工,”鲍说。“但是如果以后我们俩都不能动了,谁来照顾我们呢?”
在医院雇一位护工的价钱是每天80元,而李家的月收入只有3千元。
像方渤和他的病友这样的非典后遗症患者,在北京大约有3百名。
方坚持认为, 在2003年住院治疗非典期间,没有任何护士或医生提醒他大量使用激素会产生严重后果。
“我至今清楚地记得,有一天在做静脉注射的时候,我无意中看到上面标着640毫克的糖皮质激素。”
“但是由于时常陷入昏迷,不知道这么大的剂量持续了多少天。”
对很多医学专家来说,如此大的剂量也是非常罕见的。
“这几乎是正常剂量的十倍,” 多年从事呼吸疾病治疗和研究的专家温明春指出。
糖皮质激素常被用来调节身体的免疫系统。
“在治疗非典之初,我们就曾提出后遗症的问题,”望京医院骨关节三科陈卫衡主任说。2003年,陈曾奋战在非典治疗的第一线。“但是在当时那种情况下,救人是第一位。我们的提醒自然没人能听进去。”
2004年,为了搞清后遗症不断加重的原因,方渤曾联系北京胸科医院, 试图索取2003年非典住院期间的病历,了解当时的用药记录。但是被告知所有非典病人的病历都已封存,属“国家机密”。
“我们只想知道当时用了什么药,为什么一位权威医生说我们这些人得什么病他们都不奇怪,”方说。
“政府早就把‘非典’定位为一次‘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他们应该认真研究我们的病情,为什么我们不停地服药,而病却越治越多,我们的未来到底是什么样的?” 方渤问道。
近年北京开始为‘非典’后遗症患者免费提供股骨头坏死、肺纤维化和精神疾病方面的治疗。除此之外,北京红十字会还为他们每人每年提供4千至8千元的补助。
“这是我们用六年的时间不断和政府交涉换来的,”方渤不无自豪地说。
但是方渤和他的病友们认为政府做得还远远不够。他们希望能在北京设立一个类似香港那样的‘非典’专项基金,使‘非典’幸存者得到更多的帮助。
‘非典’大事记
2002年11月16日
中国广东佛山发现第一起后来称为‘非典’的病例。
2003年2月5至10日
这六天是 ‘非典’在广东的爆发期。截止2月9日,广东省共发现305例‘非典’病例,其中死亡5例。
2003年3月11日
‘非典’在香港医护人员中爆发。
2003年3月15日
世界卫生组织把在多个国家发生的不明原因的肺炎称为‘严重急性呼吸系统综合症’。
2003年4月3日
中国卫生部长张文康在新闻发布会上,称北京的‘非典’患者只有12人,并向全世界保证“在中国工作、生活、旅游都是安全的!”
2003年4月8日
解放军301医院72岁的退休外科医生蒋彦永公开质疑官方数字, 率先向外界披露中国的严重疫情。他的举报信首先登载在美国《时代》杂志的网站上。
2003年4月20日
中国官方的北京‘非典’感染人数从37升至339例。卫生部长张文康和北京市长孟学农被免职。
2003年4月21至30日
北京‘非典’疫情严峻,最高一天新增病例达150人。北京宣布对‘非典’疫情重点区域实行隔离。
2003年5月9日
北京日新增病例首次降至50人以下。
2003年6月2日
北京疫情统计首次出现零。
2003年6月24日
世界卫生组织将北京从‘非典’疫区名单中排除。
2003年8月16日
中国内地最后一批‘非典’患者离开北京地坛医院。
2004年3月
北京市卫生局指定专家组为患‘非典’后遗症的医护人员提供免费治疗。
2005年7月
开始为‘非典’后遗症的非医护人员提供免费治疗。
2008年
北京红十字会为‘非典’后遗症患者每年提供4至8千元的生活补助。
住建部部长:京房价两年涨到4万可能性很小进入北京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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