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场】天崩地裂之时756年 潼关失守

作者: 文｜宝树 制图｜张向春 2008-03-21 11:33:00 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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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史之乱

羯胡事主终无赖
　　天宝十四载（755年）十一月九日，三镇节度使安禄山起兵反叛，率突厥、契丹、奚、室韦各族军共十五万人，从范阳（今北京地区）南下，以“清君侧”、杀奸相杨国忠为名攻向长安。中国历史上最关键也最突兀的转折点——“安史之乱”由此揭开序幕。

　　这场内乱的爆发，不能简单归结为安禄山的个人野心或唐玄宗的昏庸或杨国忠的奸佞，而源于唐内部的结构性矛盾。

　　此前多年，唐朝内地居民可以说是全世界最幸福的人民。“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九州道路无豺虎，远行不劳吉日出。齐纨鲁缟车班班，男耕女桑不相失。”（杜甫《忆昔》）民间富足，国家强盛，文治昌明，艺术灿烂，是中华文明最令人难忘的鼎盛时期之一。

　　为这个时代锦上添花的，是大唐的赫赫武功。几乎每一年，长安街头都会传来唐军在万里异域大胜的消息：范阳节度使安禄山在大漠中大破契丹、安西节度使高仙芝攻灭小勃律（今克什米尔地区）、河西节度使哥舒翰又在青海湖上连败吐蕃……从日本到突厥，从印度到大食，各种肤发和服饰的贡使都可以在长安街头看到。人们将此视为天朝上国应有的威仪气象，却很少想到其中隐伏的问题：朝廷连年东征西讨，对外用兵，但内地却仍是一片繁荣兴盛，基本没有出现汉朝击匈奴、或者隋朝征高丽所带来的大动荡，为什么？
　　说穿了很简单：以夷制夷。唐朝前期，归附内迁的胡族不计其数，大都集中在东北、西北边陲。为了抵御吐蕃、突厥、契丹各部，中央又在这些地方设立藩镇，由节度使总揽军政大权。军队从当地居民中招募，大多是内迁的少数民族，称为“蕃兵”，后来为了便于管理，连将领也多从少数民族中选拔，称为“蕃将”。蕃将的官越做越大，如安禄山、高仙芝、哥舒翰三大节度使都是蕃将出身。如此则军队不必从内地征发，军需补给可以就地满足，内地人民也不会受到干扰；虽然仍然需要支出巨额军费，但对富庶的大唐来说也算不了什么。

　　但这样就形成了“外重内轻”的局面：内地的汉军军备废弛，边疆的蕃兵兵强马壮，军政大权就集中在几个胡人节度使之手。

　　安禄山是所谓“杂胡”，父亲是大月氏的后裔粟特人，母亲是突厥人。他幼年时便从中亚迁到东北的营州柳城（今辽宁朝阳），这里粟特人移民聚居，成为当地藩镇军队的骨干。在讨伐契丹、奚、室韦、靺鞨等的战争中，安禄山靠军功起家，又善于揣摩上意，得以飞速升迁。叛乱前夕，他已经身兼范阳、平卢、河东三个节度使，控制了今北京、河北、辽宁、内蒙东南及山西北部的广大区域，甚至被封为东平郡王。他的手下既有本族的粟特、突厥武士，也有投降过来的东北各族的精兵，再加上一部分汉军，共有十五六万人。占唐朝军队总数的三分之一。

　　平心而论，长安朝廷并非腐朽昏聩到了对此毫无觉察的程度，但外重内轻的局面一旦形成，便再难收拾。宰相杨国忠和太子李亨屡有进谏，说安必反。玄宗为了笼络安禄山，不予置信，并批准安全面任用蕃将代替汉将；但杨国忠等人仍不断收集安造反的证据，不断在玄宗耳边吹风，甚至非法抄了安禄山在长安的宅第；安禄山很快便通过长安的关系得知这些事情，感到疑惧。天宝十四载夏，玄宗对安的态度也发生了转变，催他入朝并打算剥夺其实权。安禄山此时如果入朝，无疑是将性命交到政敌手中，但如拒不入朝，更会引起朝廷的猜忌。安禄山既非愚忠，更非高尚，他选择了立刻造反。

洛阳宫殿化为烽
　　十一月十五日，安禄山起兵的消息快马加鞭传到长安。白居易《长恨歌》云“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似乎玄宗君臣立刻被这个消息吓得魂飞魄散，其实远非如此。玄宗当时正在骊山华清宫洗温泉，得知消息，他更多是为安禄山辜负自己的信任而恼怒，而并不担心能否迅速讨平叛军。杨国忠更是为自己的预言说中而面有得色，以为可以趁机灭了安禄山。第二天，安西节度使封常清主动请战，要求去洛阳募兵，说几天之内就可以取下安禄山的项上人头。玄宗龙颜大悦，当即把安禄山的职位送给他，封他为范阳、平卢节度使，封常清随即赶往洛阳。

　　几天后玄宗返回长安，开始进一步的部署：先杀了安禄山在长安的儿子安庆宗，又将朔方节度使安思顺（安禄山的同族）调入长安监控，而代之以九原太守郭子仪。玄宗并从长安城中招募军队，号称“天武军”，以荣王李琬为元帅（挂名）， 高仙芝为副元帅（实派），准备东征。

　　局势的发展大大出乎玄宗君臣的预料，河北本是安禄山的辖区，战事忽起，各州县的官吏或弃城而逃，或开门迎降，或为叛军轻易擒杀。十几天内，河北诸郡全部陷落，叛军兵临黄河。十二月二日，叛军主力以浮桥渡过黄河，随即攻下灵昌、陈留、荥阳等郡，兵锋直抵武牢（即虎牢，避祖李虎之讳）。

　　此时，唐前线指挥封常清在洛阳招募了约60000人， 还没来得及过河，叛军却已渡河南下。封这才叫苦不迭：他招募的军队大都是些市井子弟，平素好勇斗狠，却缺乏基本的军事训练，是一群乌合之众。而洛阳武库中收藏的兵器年深日久，也腐朽不堪，最后这些新兵只有拿着木棒出战，去对抗叛军兵强马壮的万千铁骑！靠这支军队，封常清勉强在武牢组织了一场抵抗，结果是被打得满地找牙。

　　封常清退守洛阳，叛军随即追来，轻易攻进了洛阳城。封收集残部，在洛阳城中进行了几次巷战。十二月十二日，叛军攻下了东都洛阳，朝野震惊。诗人李白当时正在求仙问道，觉得已参悟玄机，感觉腾云驾雾般，忽然听到这个消息，不由从天上跌回人间，愤然写道 ：“ 西上莲花山，迢迢见明星。素手把芙蓉，虚步蹑太清……俯视洛阳川，茫茫走胡兵。流血涂野草，豺狼尽冠缨！”

　　封常清率残部逃到陕郡，正好碰到在西域时的老上级高仙芝率领50000人的“天武军”从关中出来。这批军队也是由长安的市井子弟组成，战斗力和封的败兵相似。封此时已经深知敌我实力悬殊，劝高不可迎战，宜立即回潼关，守住通向关中的最后一道关隘。高深以为然，二人合军回转，路上被叛军的先锋骑兵赶上，又吃了一场败仗，死伤无数。封高二人刚赶到潼关，叛军的前锋骑兵便到了，看到守卫严密，只得悻悻而还。

　　虽然如此，毕竟安禄山的主力部队已经汇集洛阳，如果立即全力进攻潼关，胜算还是很大。但洛阳是唐朝的东都，繁华富庶不在长安之下，安禄山手下的胡兵胡将久在边疆苦寒之地，何曾见过这等名都景象，入城之后胡天胡地大肆劫掠，一时无心西入关中。安禄山本人也飘飘然起来，大张旗鼓准备在洛阳称帝，而暂时搁置了西入长安的计划。朝廷这才有了喘息的时间，连忙招兵买马，命四方勤王之师火速前来平乱。

 朝廷忽用哥舒将
　　高仙芝是高丽人，和安禄山正好形成鲜明的对照。一个出身“东夷”，却常年用兵西域，一个出身中亚的杂胡，却一生镇守东北。而此时在中原腹地的不期而会。两大名将看来即将一决高下。但历史并不像小说那么浪漫，到了十二月十八日，高仙芝就被玄宗杀了。

　　事情是这样的：玄宗为了便于控制天武军，派宦官边令城监军。此人不懂军事，对高仙芝死守潼关非常不满，几度想干预指挥，高仙芝都没有听他的（监军只有监察和奏事权，而没有军事指挥权）。边令城一怒之下，就回长安向玄宗打小报告，说高、封不敢出战，导致丧师失地，还贪污了不少军粮军饷。玄宗惊怒交加，命边令城即刻回潼关将高、封二人处斩。二人被斩首的那一天，观者无不为他们喊冤，据说声震天地，只是几百里外的玄宗怎么也听不到了。

　　按说胜败乃兵家常事，具体的攻防方针可以斟酌，所谓贪污云云更需要具体查证，以这些罪名不经任何调查审讯而立即在军中处死主帅，简直不可理喻。玄宗虽然老迈，又何以愚昧至此？看来合理的解释是：唐军的一触即溃给了他沉重的精神打击，边令城的控诉正好给他以迁怒的对象。高、封二人枉死，不但使士气沮丧，也使得岌岌可危的前方战局无人主持。关东形势急转直下，玄宗也再没有御驾亲征的勇气。不用多想，东征的最佳人选就跃入玄宗的脑海：哥舒翰。

　　哥舒翰是和高仙芝齐名的一代名将， 任河西、陇右节度使，征讨吐蕃，功勋卓著，时人歌曰：“北斗七星高，哥舒夜带刀，至今窥牧马，不敢过临洮。”他和安禄山是旧仇，结仇的原因说来也滑稽。哥舒翰的父亲是突厥人，母亲是粟特人，和安禄山都属于混血杂胡。天宝十一载，哥舒翰、安禄山都在长安朝见天子，在一次宴会上，安禄山为了和哥舒翰套近乎，说：“我父是胡，母是突厥；公父是突厥，母是胡。与公族类同，何不相亲乎？”不料哥舒翰汉化程度比较高，爱读《左传》和《汉书》， 最忌讳别人说他是“胡人”，不但不领情，还讥讽安禄山是“野狐（胡）”。安禄山大怒，骂道：突厥佬竟敢如此！二人从此结下深仇。玄宗决定任用哥舒翰，也是看重了这一点。

　　哥舒翰这两年来中了风，一直在长安休养，玄宗命哥舒翰继任为兵马副元帅，率领刚刚赶到的河西军80000人及其他各路援军，连同高仙芝旧部共约210000人，驻守潼关。玄宗另下诏命天下各路军队从四面进军，合攻洛阳。从这时开始，玄宗的战略就以收复洛阳为核心。在他看来，东都的沦陷是自己作为一代英主所面临的奇耻大辱。这种战略构想上的偏差后来造成了严重的后果。

　　几天后，玄宗亲自饯行，哥舒翰抱病出京。几十万市民沿街观礼。那天本来旌旗飘扬，仪队壮观，不料出城时旗杆触到了城门，旄首坠地。这似乎是一个凶兆，不禁在所有人的心头留下了一片阴影。

　　哥舒翰的主力军大都调自河西走廊，也主要由胡族组成，包括奴剌、颉、跌、朱邪、契苾、浑、蹛林、奚结、沙陀、蓬子、处密、吐谷浑、思结十三个部族，分属突厥、鲜卑、回纥等族。而洛阳叛军则包括突厥、契丹、奚、室韦诸族。汉族政权下的叛军和征讨军，却都主要由胡人组成，而且包括名目众多的各色杂胡，这是只有在安史之乱中才能见到的“奇观”。

三．翻然远救朔方兵
　　天宝十四载在一片惨淡中结束， 天宝十五载（后改为肃宗至德元载）元月，安禄山如愿以偿，在洛阳登基，称大燕皇帝，建元圣武。手下将领各有封赏。

　　正在安禄山得意洋洋之际，形势却在迅速起着变化。河北各郡本来不是真心归附安禄山，十二月底，常山（今河北正定）太守颜杲卿和从弟平原太守颜真卿等联络，起兵反正。河北十七郡纷纷响应，重新归于中央，只有范阳、卢龙等六郡仍然在安禄山控制下。朔方节度使郭子仪抓住这个机会，推荐部将李光弼为河东节度使，分兵10000人出师河北。
　　安禄山正打算一鼓作气攻克潼关，却忽然得知后院起火，河北眼看不保，急忙派史思明、蔡希德等骁将回军河北。河北各郡毕竟军力弱小，史思明等率大军重来，又纷纷沦陷叛军之手。正在这时，李光弼率朔方援军从太行山中杀出， 再次占领常山。史思明进军迎战，双方杀了个难解难分。

　　朔方军是朝廷手中仅剩的两支有战斗力的边防军之一，也主要由突厥、薛延陀等胡族组成，战斗力和河北军团不相上下，此时正好大显身手。史思明与李光弼激战，从一月打到三月，打了个平手。后来史思明派兵切断李光弼军的补给，李光弼军粮耗尽，向郭子仪告急，郭子仪于是亲率朔方军主力十余万人出井陉，进入河北，声威大振。四五月间，二军先后在九门、沙河等地大战，叛军兵力居劣势，连番败绩。蔡希德跑到洛阳向安禄山告急，安禄山又分兵两万给他，并从范阳老巢调了一万兵马南下，总共五万多人。两军在恒阳相遇，郭子仪不轻易出战，深沟高垒，进行小股袭扰，让叛军进退两难。当地人民也纷纷自发组织民兵，开展游击战，牵制和分散了叛军的兵力。河北各郡再度宣布反正，并自发切断了安禄山的后方退路。给叛军以严重的威胁。

　　另一面，安禄山攻下洛阳后，便令将领张通梧、杨朝宗等攻略东南，夺取江淮富庶之地。结果唐朝官员张巡、鲁炅在雍丘、南阳两地死守， 叛军围攻了几个月都攻不下来。这样一来，到了天宝十五载夏天，叛军在正面受阻于潼关守军，左翼的南下攻势被消解，右翼的退路又被切断。当初声势浩大的进攻狂潮变成了坐困洛阳及附近几个州郡的局面。安禄山沮丧起来，某天把当初劝自己造反的幕僚叫来大骂一通：“汝原向我道万全，必无所畏。今四边若此，赖郑、汴数州尚存，向西至关，一步不通！河北并已无矣，万全何在？更不须见我！”

　　天下没有后悔药吃，安禄山强打精神，考虑放弃洛阳，逃回范阳。正犹豫不定时，千里外的长安朝廷中，各怀机心的唐玄宗和杨国忠无意中帮了他的大忙。

闻道长安似弈棋
　　哥舒翰镇守潼关之后，正面战场的形势安定下来。叛军各部在河北、河南各地鏖战，也大大分散了洛阳-潼关一线的兵力。安禄山无力大举西攻，只派儿子安庆绪试探性地攻了一次，很快被哥舒翰击溃。诗人杜甫当时住在潼关以西的白水，东都沦陷后一直惶惶不安，得知哥舒翰守关后心神大定，远望潼关方向，遥想大军阵容，不由诗兴大发：“兵气涨林峦，川光杂锋镝。知是相公（指哥舒翰，当时加封为宰相）军，铁马云雾积！”（《白水崔少府十九翁高斋三十韵》）

　　虽然军事上日益稳定，但此时长安朝廷与哥舒翰之间的关系却变得越来越微妙。据史书上的说法，杨国忠与哥舒翰不睦，这时有幕僚劝说哥舒翰留两万兵马守关，以大军攻入长安诛杀杨国忠，为民除害。杨国忠不知怎么听到风声，惶惶不可终日，设法在玄宗耳边吹风，要他立即派哥舒翰出战，收复洛阳。
　　后人谈及此事，常常单纯归罪于杨国忠的奸佞。但撇开道德批判，不难看出哥舒翰和朝廷之间的权力失衡才是关系紧张的根本原因。玄宗本人更担心：在他看来，哥舒翰手握重兵，却不及时进军洛阳，就是有问题。

　　五月，安禄山的部将崔乾祐驻扎陕郡，放出三四千老弱残兵四处招摇，故意示弱。消息报到长安，玄宗命哥舒翰趁机攻破敌军的薄弱环节，以图收复洛阳。哥舒翰苦口婆心，想劝玄宗收回成命：“禄山久习用兵，必不肯无备，是阴计也。且贼兵远来，利在速战。今王师自战其地，利在坚守，不利轻出；若轻出关，是入其算。乞更观事势。”这时郭子仪、李光弼也联名上奏，说只要潼关一带能够守住，朔方军很快便能北取叛军的老巢范阳，此时实在不必冒险出关。

　　道理是不错，但玄宗也有自己的想法：一方面，收复洛阳是他一切计划的重中之重；另一方面，玄宗对双方兵力也有大致的了解，安禄山四处分兵，崔乾祐部的兵力不会多过两万人，而哥舒翰手头差不多有二十万人。以十对一，又以久经沙场的河西军为主力，玄宗不相信打不过区区叛军。哥舒翰大军驻扎在潼关，本身就有后患：同样是一个“杂胡”，同样是一批胡人军队，同样是外重内轻，安禄山能反叛，哥舒翰为什么不能？

　　左思右想，玄宗心意已决，遂不断派宦官前往潼关，严令哥舒翰立即进军，据说前后使者在路上都能相互望见。虽然古有“将在外，君有令而不受”的说法，但在皇帝眼皮底下，又处于被猜疑的地位，除非真的造反，否则必须从命。哥舒翰无奈之下， 抚胸恸哭。六月初，哥舒翰亲率二十万大军离开潼关，沿黄河南岸向东进发。另有一百多艘粮船沿着黄河和军队平行前进，作为唐军的水上补给线。

　　玄宗和杨国忠得知哥舒翰终于出兵，大概不约而同松了一口气。他们不会想到，他们居然是在为自己掘墓。

四万义军同日死
　　史书中常常大肆渲染哥舒翰出征前的悲情气氛，似乎杨国忠的谗言和玄宗的昏庸已经将整个王朝推入了万劫不复之境。但换个角度看，玄宗虽然在自己的防御体系上打开了缺口，但也考虑到了己方实力对比上的优势，不是全无胜算。最后的问题恰恰出在哥舒翰本人身上。

　　事实上，现在的哥舒翰早已不再是当年那个在青藏高原上纵横驰骋的英雄将军了。多年的中风病消磨了他的头脑和意志，在潼关的半年里，他已经不能处理日常军务，而不得不委托给部将田良丘，田良丘又分派王思礼主管骑兵，李承光主管步兵，二人互不服气，常有矛盾。可以料想，这次抱病出征，哥舒翰的精神也不会好到哪里去，各军仍然得分派给诸将统带，难有及时的统一指挥。

　　六月四日，唐军在灵宝的西原（今河南灵宝西南）与崔乾祐军相遭遇。叛军把守着向东的必经关口：在黄河和南岸山岭间一条长约七十里的隘路。哥舒翰命军队停止前进，在西原就地扎营。他既然深知崔乾祐一直在诱自己出战，自然不敢贸然前进，而必须作一番周密部署。

　　唐军在西原上停留了四天。在这段时间里，哥舒翰用船队将30000兵马运到黄河北岸，并将剩下的军队分为两个梯队，王思礼等率精兵50000人在前，庞忠等率其余十多万人跟在后面。哥舒翰本人同田良丘乘船浮在黄河上，观察敌军的兵势。这一部署最大的问题，是哥舒翰莫名其妙地将30000人调到河北，既不是投入战场，也不是留在后方作预备队。最合理的解释是，哥舒翰打算以此切断敌军可能的退路，造成敌人心理上的恐慌。但效果却恰得其反。

　　六月八日，哥舒翰乘船沿这段黄河上下了一番，看出崔乾祐军人数稀少，于是命大军前进。王思礼等人硬着头皮，冲入隘路之中，北面是汹涌的黄河，南面是高耸的山崖。哥舒翰大概觉得在黄河里还不够安全，干脆在河北上岸，登上一座山丘，和30000唐军一起击鼓呐喊，在足够安全的距离外为南岸的弟兄“打气”。在这种情况下，主帅显然无法亲临指挥，只有靠各位将领随机应变了。

　　大军行进中，叛军的“伏兵”果然出现，从山崖上扔下石头木块，砸死砸伤了不少人。不过唐军毕竟人多，也多少作了一些防护，大多数人扛过了这一关。唐军大概觉得对方技止于此，绷紧的神经放松了不少。到了前方较宽阔之处，崔乾祐手下的主力军终于现身：全军不到一万人，十个一群，五个一堆，或疏或密，或进或退，毫无阵形，唐军将士愈发觉得轻松，纷纷笑道：赶紧灭了贼军吃午饭！

　　唐军列阵完毕，向前冲击，果然不出所料，叛军一触即溃。唐军将士纷纷呼喝追赶，渐渐不成阵列，此时四散奔逃的叛军士卒忽然一起散开，露出后方刀矛森然的一支齐整铁军，这是崔乾祐埋伏的一支约5000人的精兵。他们发出整齐的呐喊，上前拼力死战。唐军虽然占有数量优势，但大量军队堵在狭隘的小路上，无法及时投入战斗。两军一时斗了个难分难解。但唐军堵在河谷中，而叛军占据有利地形，形势对唐军渐渐不利。

　　唐军并不是毫无办法，很快军中便推出了几十辆马车。这是哥舒翰先前的部署，意在用马车的强大冲击力冲破敌军的防线，然后步兵骑兵一起趁机冲过关口。马车上还蒙了毡子，上面用金银装饰，画了张牙舞爪的龙虎之形，意在惊吓叛军的马匹，让对方自乱阵脚。可崔乾祐也有防备，一见马车出现，便命拉出许多草车堵在关口，上面堆满了草料木柴，然后放火焚烧。正当午时，东风迅急，很快连唐军的毡车也都烧着了，火光熊熊，黑烟升腾，遮天蔽日，顺风将唐军包裹在一片烟火中。拉车的马匹受惊，在人群中横冲直撞，使局势更加混乱。唐军根本没想到这招，顿时惊慌失措，身边都是烟尘，什么都看不清。士兵们以为叛军会趁机大举进攻，为了自保忙不迭地拔出刀剑挥舞，结果却是自相残杀。好不容易制止了骚乱，唐军又以为叛军就躲在烟幕后面，急忙放箭乱射，又白白浪费许多箭矢。崔乾祐好整以暇，一车烧完又拉出一车，唐军始终冲不出这片烟幕，只能不断地放箭以保障自己的安全。一直到了傍晚，叛军的草车也烧完了。烟幕才逐渐消散，唐军才知道想象中的敌军并不在烟幕中。

　　敌军在哪里呢？答案很快便随着背后传来的隆隆马蹄声而揭晓。当唐军在烟幕中浪费时间和箭矢的时候，崔乾祐已经派出了最精锐的同罗（突厥的一部）骑兵从南面山中迂回到唐军后方，出其不意发动攻击。这是他最精彩的一步棋。早已精疲力竭的唐军腹背受敌， 顿时首尾大乱， 不知所措。许多人堵在一起，连转身都困难，更不用说进行防御。转眼间，同罗骑兵从后面杀来，箭如雨下，路径狭隘，唐军士兵躲都躲不开，转眼间纷纷倒地。

　　到了这个地步，唐军残余的抵抗也全盘崩溃，有的丢盔弃甲往山里逃，有的不顾性命往河里跳。哥叔翰在山上看到这一幕，忙派泊在北岸的粮船前去救人。一百多艘粮船开来，给士兵带来了一线希望。可惜僧多粥少，无数士兵几乎同时涌向黄河边上，想抢船渡河。但粮船的运载能力有限，哪里经得起几千几万人往上挤？在混乱中，一艘艘船沉入河底，真正逃走的寥寥可数。同罗骑兵追亡逐北，沿着河岸肆意砍杀。许多唐军将士只有跳进河里，北方战士本来不善游泳，何况夏天的黄河波涛汹涌，据说淹死的将士就有好几万。被杀被俘的不计其数。能够逃走的还不到一成。至此，五万精兵被全部歼灭。统帅王思礼的战马中流矢倒毙，本人差点送命，靠骑属下的马才逃了出来。王思礼后来奔赴肃宗行在，差点因为潼关之败被斩首，因为在用人之际，才留了一条性命，日后居然屡立奇功，跻身中兴名将之列。

　　精兵被全歼，后面的十多万乌合之众更是不能指望。听说前方战败之后，大队人马扭头就跑，生怕被敌军赶上，没有半点抵抗的意志。疯狂的溃逃延续了一夜。这些人在路上被叛军赶上杀死的已经不少，其他人一路奔回几十里外的潼关，也不见得幸运。潼关的关口外为了防御叛军，挖了三条壕沟，宽两丈，深一丈（一丈约合两米），结果十几万人马跑来，相互挤压践踏，许多人直接掉进壕沟中，很快把几条沟都填满了，居然让后面的人如履平地。最后回到潼关的只有不到八千人。

　　哥舒翰在河北的部队也好不了多少。远远望见黄河南岸兵败如山倒，粮船也大都沉底，人人都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大难临头，整支军队自行瓦解，各自逃命去了。哥舒翰已无心收拾败兵，急忙带领数百精骑，从首阳山西面连夜渡河，设法返回潼关。这时大概已经是九日早上，潼关还在唐朝手上。但崔乾祐已经兵临关下（先前逃归的士兵用身体为叛军铺平了壕沟），开始大举攻关。

胡虏千秋尚入关
　　很难想象哥舒翰在潼关不留一点后备军队，而散去的数万大军也能重新聚拢一部分。这时候如果哥舒翰全力守关，不是完全没有坚守的可能。但纵然哥舒翰还对朝廷忠心不贰，手下的将领们却纷纷开始为自己着想：如果潼关守不住，叛军一攻进来自己就性命不保；即使守住了，朝廷也会追究灵宝之败的责任，自己的项上人头多半难保，高仙芝、封常清就是前车之鉴。左右都是死，守关还有什么意义？不如直接投降叛军，或许还能有所封赏呢！

　　于是蕃将火拔归仁等人谎称有紧急军情，把哥舒翰骗出来团团围住，劝他归降叛军。哥舒翰这时表现得颇有气节，坚决拒绝。可大伙的身家富贵都在他身上，哪里还由得他自己作主，众人一拥而上，将哥舒翰捆成一团扭送叛军去了。崔乾祐大摇大摆，毫不费力便占领了潼关。

　　安禄山正在洛阳发愁，谁知道天上掉下个大馅饼，不但哥舒翰军团被全歼，潼关被攻下，而且老仇人哥舒翰还落在自己手上。安禄山喜出望外，立刻提审哥舒翰，问道：“汝常轻我，今日如何？”哥舒翰这时也不顾晚节不保，为求保命，连连叩头道：“肉眼不识陛下，遂至于此。”又表示可以写信去招降李光弼等人，为“大燕”效力。安禄山心情正好，于是放了他一马。目前的紧迫任务，自然是立即挺进长安，至于哥舒翰，日后有的是机会整治他（哥舒翰后来招降诸将未果，被安禄山暗中杀死）。

　　或许是历史的讽刺，在灵宝之战的同一天，李光弼在千里之外的嘉山（今河北定州西）大破叛军，斩杀四万多人，俘虏数千人。叛军主帅史思明从马上掉下来，光着脚狼狈奔窜，险些送命。叛军在河北的主力被全歼。这是开战以来政府军获得的空前大胜。但是兴高采烈的郭子仪、李光弼们还不知道，这天在灵宝和潼关发生的一切已经使这场胜利变得毫无意义：叛军即将攻入关中，也很容易攻取河东，为了保卫朝廷中枢，也为了避免后方被抄，朔方军将不得不放弃现在的一切战果，后撤到河东和关西，并且转攻为守。

　　多米诺骨牌的第一块已被推倒，一连串事变随即发生。四天后，唐玄宗带着太子李亨、杨贵妃、杨国忠等人离开长安，仓皇西逃，次日就发生了著名的马嵬驿兵变，杨贵妃姐妹、杨国忠被杀。随后，玄宗和李亨分开，玄宗逃到四川，失去了对整个帝国的控制，李亨在灵武被拥戴即位，是为肃宗。叛军随即占领世界之都长安，大肆烧杀掳掠，“昨夜东风吹血腥，东来橐驼满旧都”（杜甫《哀王孙》），长安城笼罩在数百年未有的恐怖之中。
   
　　随着潼关的失守，本来可以在一年内结束的“安史之乱”又延续了七个漫长而血腥的年头，并且扩大了好几倍的规模。残酷的战争夺去了三千万人的生命；唐朝欣欣向荣的经济体系遭到沉重的打击，再也没有完全恢复过来；吐蕃、南诏等族趁火打劫，纷纷在边疆攻城略地；在平乱过程中，藩镇割据的局面开始形成，内轻外重的危机更加严重；河西走廊与河北北部从此脱离中央政权，再也无法遏制契丹、党项等族的扩张，中国的政治版图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决定了此后一千年的历史命运。

　　随着潼关的失守，中国人的世界再也不是以前的世界。古老的政治秩序崩溃了，大唐盛世从此一去不复返，空留在万千世代的传奇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