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看新闻元朝有多少平方公里:《四库全书》与“文汇”扬州 !!!!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偶看新闻 时间：2024/05/06 11:12:47
王章涛
一方红若鸡血的“乾隆御赏”朱文，将我们带入清代乾隆盛世；一枚沙印泥钤成的“文渊阁宝”红色馆藏印，把我们导入紫禁城内文华殿后的一座宝楼中。岁月洗磨，历二百余年也难以洗去铅华，更不可能销毁这鲜血般的光彩照人的印鉴；而印鉴的背后则是雕板垒起的“长城”、墨汁汇成的“运河”；三万六千册一套，前后抄成七套，分贮七阁(内廷四阁，简称北四阁：紫禁城文渊阁、圆明园文源阁、热河避暑山庄文津阁、奉天今沈阳行宫文溯阁，江浙三阁，简称南三阁：扬州天宁寺西园大观堂文汇阁、镇江金山寺文宗阁、杭州圣因寺行宫文澜阁)，总计为二十五万二千册的《四库全书》，外加两份《四库全书荟要》共二万四千册，总数高达二十七万六千册的中华典籍，更是世界典籍史上的“珠峰”。
今日扬州，据“文渊阁本”为底本，用手工精制的宣纸印刷的线装本《四库全书》300套，在邗江古籍印刷厂隆重装帧完毕，使扬州与《四库全书》又增添了一层他地无法替代的特殊关系。“又增添”三字，绝非装点，更不是故弄玄虚，只不过视此盛举在“扬州史话”的九层垒台之上又架高楼。这“九层垒台”中就有夯实的扬州与《四库全书》说不尽的美谈、雅事和悲哀。由于这“空前”也可能“绝后”的线装本《四库全书》在扬州问世，勾引起我们对扬州与《四库全书》的种种关联和纷扬的花絮产生联想；截取清乾隆三十七年至辛亥革命为止的140年史迹作一寻觅和勾勒，管窥蠡测扬州历史文化的魅力，促使扬州人做出更多的像出版线装本《四库全书》之类的文化事业。
一、弦歌旧家，轘福地——备“四库”之征，扬州献书之最
编纂《四库全书》之缘起，先是周永年倡言“儒藏”，提请集合儒书，与“释藏”、“道藏”鼎足而三；继而乾隆帝于乾隆三十七年(1772)正月初四日下诏征求遗书；复有朱筠、王应奏请校办《永乐大典》；皆暗合乾隆帝私意，方有斯举。随后，各省督、抚、学政采取各地遗书，送《四库全书》馆备用，此为各省采进本，其中有采购者，有借钞者。而扬州献书之多，质量之精美，堪称为最。
从《乾隆三十九年五月十四日上谕》中获得这样的信息：乾隆帝“今阅进到各家书目，其最多者，如浙江之鲍士恭、范懋柱、汪启淑，两淮之马裕四家，为数至五、六、七百种，皆其累世鰃藏，子孙克守其业”。可证扬州二马，即小玲珑山馆主人马曰、马曰璐之后人马裕为进献遗书之大户。若检索《四库全书》依据书本的记载，马裕进献之书，著录144部、存目225部，合计369部；浙江宁波范懋柱天一阁进献之书，著录95部、存目378部，合计473部；就此数据对比，马氏不及范氏多，但比较著录部数，马氏比范氏多出49部，则说明马氏书质量精美。另外，据涵秋阁抄本《进呈书目》(系残本，见涵芬楼秘笈中。)记载各省进书种数：范懋柱家仅一次送达602种；马裕家，第一次进229种，第二次进62种，第三次进394种，合计685种；则马氏比范氏多83种。据同上《书目》记载：鲍士恭送626种，汪启淑送524种，结合马、范二氏所送种数，与乾隆帝谕旨相合。任松如在《四库全书答问》中也讲道：“江苏马氏进书七百七十六种，浙江鲍氏进书七百种，汪氏进书六百余种，此进书最多之藏书家也。”另见李斗《扬州画舫录》记载：扬州二马在所居对门筑别墅“街南书屋”，因园中“小玲珑山馆”一景极富盛名，使总称“街南书屋”不彰，以“小玲珑山馆”行。但从原署总名推想，当用于藏书。事实正是如此，在小玲珑山馆后筑有前后两幢楼，称曰“丛书楼”，藏书百橱。乾隆三十八年，经两淮盐政李质颖谕借，其时马曰已辞世，其子马裕恭进藏书，可备采择者776种。李斗是亲历、亲见、亲闻之人，所记确凿可靠，此为又一力证。综合各家记载分析，乾隆帝在谕旨中称送达七百种者当指马裕无疑。由此及见，当时全国个人献书最多者当数扬州马裕。
马裕因进献图书卷帙浩繁，邀功受赏，奉到乾隆帝恩赐内务府所刻《古今图书集成》一部，共五千二百卷，分类三十二典。随即装成五百二十匣，藏贮十柜，供奉正厅。继而又获赐《平定伊犁御制诗三十二韵》、《平定金川御制诗十六韵》，并《得胜图》三十二幅。尤为马裕受宠若惊的是，其家藏本《冠子》三卷，得御览后，乾隆帝因喜读此希珍之书，有感而发，为之题《冠子》诗云：“器原归厚德将，杂刑匪独老和黄。朱评陆注同因显，柳谤韩誉两不妨。完帙幸存书著楚，失篇却胜代称唐。帝常师处王友处，戒合书绅识弗忘。”荣幸万分，为时人称羡，扬州人乐道。
据记载，扬州私家献书者尚有程晋芳五种、王念孙二种；还有任大椿、江广达(广达为旗号，指江春)等人。其实当时扬州藏书家甚众，献书人不为上述所限，但是所献书又是通过何种途径上达朝廷？答案应该是这样的，当时扬州一府辖二州六县，依行政区划，上有两江总督、江苏巡抚、两淮盐政三道征集途径，皆有分流，而不具私家姓氏。其中两淮盐政所进当是驻地扬州一地专属，这在当时清帝国除督抚大员而外，唯一以此种行政级别之官员进献书籍的特例。两淮盐政凭借特殊的地位，又身处文化积淀深厚的东南第一大都市，得天独厚，进献典籍甚丰，第一次240种，第二次470种，第三次180种，合计890种，而这些书皆出自扬州。据此不完全的统计，若按府属辖地进献书籍供馆选的总量进行评比，扬州献书当居天下第一。
当时扬州聚集着许多版本、目录学专家。钱苍佩，浙江乌程人。精鉴宋元旧椠，寄业书肆，后为二马西席。子时霁，字景开，继承父业。诏开四库馆，采访遗书，皆赖其选择。蒋宗海，字星岩，丹徒人。乾隆十七年进士。编《四库全书》时，江南书局设在扬州，委其主持，广搜天下秘籍。凡入局之事，一概由他抉择抄成别本上呈。《四库全书》总裁纪昀致函蒋宗海云：“天下秘籍……目不给赏。然私心评品，以扬州所献为第一。”纪昀说一言九鼎，上述种种，复经纪昀论断，进献四库馆书籍最多最精的盛名，非扬州莫属。
二、十目一行，笔耕砚田——“四库馆”中的扬州学者
为落实《四库全书》的编纂，乾隆帝设馆委员，饬派正总裁总揽馆事，配副总裁襄助。下设总阅官，总理阅定各书之事；有总纂官，总理编书之事，并分管任编书的纂修官；有总校官，总理校订之事，下辖职责校订的分校官；有总目协勘官，管理协定全书《总目》之事；有提调官，分管提取各处藏书之事；而缮书处则专掌抄书之事，亦设有总校、分校之官；若此等等，自开馆至第一部书成，历任馆职者多达360人。如此多的馆员，有挂名的，有做具体琐杂之事的，而真正起顶梁柱作用的大学问家则是屈指可数的。民国间学者任松如曾据张之洞《国朝著述家姓名略》统计，当时馆员中可称为著述家者约得21人，而扬州学派人物任大椿、王念孙皆以经学家、小学家的身份入选，与戴震、庄存与诸大师比肩。
任大椿(1738-1789)，扬州府辖兴化人。乾隆三十四年(1769)登传胪，即二甲第一名进士。早在青少年时期，任大椿就致力于《礼经》研究。戴震称赞他“好学深思”，并世求其匹者不可得；在肯定他不株守古人，学必贯本末、彻精粗、入乎其中而出乎其上的学风时，亦为其观点之新，抨击陋学之激烈而感到震惊。乾隆五十二、三年间，阮元在北京拜谒乡里，先进任大椿，求教问难尤其多，执弟子礼甚殷。从皖派领袖戴震、扬派领袖阮元两位大儒对任大椿的评价和礼敬，可知其学识之渊博，学术地位之高居。
说来奇怪，任大椿虽荣列传胪，但不热衷于做官，嗜学如命。惜其殿试后未入馆选，连庶吉士的资格都未获得，终与翰林院无缘。入清以来，传胪未入词馆者仅三人，任大椿居其一，甚为不幸。随后授职礼部仪制司主事，此职在部里虽仅相当于今日科长，但有实权颇得实惠。但他因仪制号繁剧而厌之，请求改职清闲的办事机构，得尽半日、一夜之力借书诵习。四库馆开，任大椿于乾隆三十八年(1773)被推荐为纂修官，是当时非翰林而参预纂修的八人之一，硬是凭“博于闻见，考订精当”，于《礼经》尤熟的学识入馆修书。随后任总目协勘官、万寿圣典馆纂修，乾隆四十七年(1782)充《河源纪略》馆纂修，五十年充文渊阁详校官。他在四库馆内的出色表现，首先被视为与戴震、王念孙、翁方纲相类的“一时之俊”(《清史稿·艺文志序》)。总纂官纪昀称赞他“记诵博洽，尤长于《三礼》注疏，六书训诂”。阮元说他“早年以词学名世，继乃专研经史，与修《四库全书》，书之《提要》多出其手”。施朝干则断言《提要》出自任大椿手者达十分之七。从《道光兴化县志》载任大椿“古文及《四库全书·提要》有稿藏于家”，足证他确实是《提要》的撰写者之一。但要注意，阮、施所说任氏的撰稿量，忽略了一个细节，即应当指经学中“礼经”类之《提要》，并非《四库全书》全部之《提要》。今见《清史列传·任大椿传》所载：“‘礼经’类《提要》不出一手，皆大椿详定”，当为纪实。
王念孙(1744-1832)入四库馆，推想当是经朱筠推荐，在乾隆四十五年(1780)以庶吉士的身份充篆隶校对官。当时乃师戴震已辞世，幕主朱筠及乡先进程晋芳、任大椿皆在馆内；尤以朱筠在安徽学政任上校勘《说文解字》，多委王念孙任其事，知其精通小学，于篆隶烂熟于心，故有推荐之举。另据阮元为刘台拱撰《墓表》中提到，是时朝廷开四库馆，海内方闻缀学之士云集。台拱所交游朱筠、程晋芳、戴震、邵晋涵、同郡任大椿、王念孙并为昆弟交。稽经考古，旦夕讲论。可为一证。
次年散馆，王念孙改工部主事，主都水司事。他本精熟《水经注》、《河防一览》等水地书，结合本职，精心于治河之道，但仍兼四库馆工作。乾隆四十七年(1782)七月十四日，内阁奉乾隆帝谕旨，令四库馆总裁督同总纂等悉心纂写《河源纪略》，王念孙熟于水地，奉命任主纂。该书纂修官列名三人，其中卷二、卷三及卷十四至卷二十九署吴省兰；卷四至卷十三署任大椿；卷首上谕、御制诗文、凡例，卷一《图说》一，卷三十至卷三十一《纪事》五至六，卷三十二至卷三十五《杂录》一至四署王念孙。另据王引之为乃父撰《行状》载：“时奉旨纂《河源纪略》，府君为纂修官，议者或误指河源所出之山，府君力辨其讹，议乃定，《纪略》中《辨讹》一门府君所撰也。”若依此说，署名吴省兰纂的卷二十三至卷二十五，即《辨讹》一至六，实出自王念孙手。从校对篆隶到编纂水地书，如此专业的工作委派王念孙、任大椿承当，一见扬州学派人物博学，二见其通经致用，强调经世实学，从中获知扬州学派人物在四库馆的作用，亦证其有改变时风之功。
程晋芳(1718-1784)，虽籍隶歙县，实生于扬州、学于扬州，他是扬州学派的边缘人物，有功于清代扬州学术的建立和发展。乾隆三十六年(1771)中进士，授吏部主事。二年后四库馆开，优选淹通硕彦，供承当修纂事，程晋芳被择优录用，旋充协勘总目官。在馆日，馆阁诸公校核讹错，皆遭到不同程度的谴责，唯独他毫发无疵。《四库全书》成，乾隆帝嘉奖其校书有功，特授翰林院编修。入清以来，自王士?以部曹改官翰林而后，词林掌故不复多见，而晋芳之荣升，时人目为异数，也越发证实他在四库馆的贡献。
阮元曾就校勘学有一精辟之语，他说：世人每每夸耀“一目十行”之才，余嗤笑而已；看书非“十目一行”，方才是真正能读书者。在四库馆工作的扬州学者，以“十目一行”的执著从事校书，而其中最孜孜不倦，并为之献出宝贵生命的当数扬州府辖泰州人侍朝。四库馆设缮书处，设总校官4人、分校官179人，此183人，上自编修，下至进士，就知识资质，对于校对一事，不可谓不郑重。据后人评价，缮书处任事最得力者，为翰林院庶吉士侍朝。侍朝(1729-1777)，字潞川。乾隆二十五年(1760)进士，三十二年主讲德州书院，三十八年入四库馆。初任分校官，后升总校官。所校书数倍他人，而又最精当。以乾隆四十二年七月三十日卒于任上，年四十九。是一未见《四库全书》告成而辞世者。
今日重温四位扬州学者在四库馆的事迹，使之一方面领略扬州文化的魅力，同时也让你感悟到扬州人的文化精神。这种精神一直支撑着扬州，即便自《四库全书》问世后，扬州作为大清帝国版图上的一区之地，也一同迎来衰败的肇始，历经晚清、民国种种社会劫难，以东南第一大都市沦为中小城市，然而扬州潜在的文化大市的精神依然在国人心中潜意识地存留着。
三、文汇、文宗双阁，扬州、镇江一家
扬州作为区域文化中心，一直影响着镇江，入清以后越发深厚而弘大，许多镇江人皆长于扬州，学于扬州；从金坛段玉裁、段玉成求学于扬州安定书院，到丹徒柳兴恩拜在阮元门下称小弟子，可见一斑。待到《四库全书》贮藏江浙三阁，其中文汇、文宗两阁更把扬、镇两地的文化关系拉紧、密切，而处于主宰地位的乃是扬州和扬州文化人。这其中有两种特殊要素，必然导致这种局面，一是中央政权指令两淮盐政主管文汇、文宗两阁所贮《四库全书》，二是扬州的人才贮备足以承担这两座图书馆的管理工作。
扬州文汇阁在天宁寺行宫(西园)大观堂之旁。阁为三层：从正梁到中庭的楹柱之间，俱彩绘书卷图案；最下层中间恭贮颁定《古今图书集成》，书面用黄色绢，两旁橱柜陈列《四库全书》经部，书面用绿色绢；中一层史部，书面用红色绢；上一层左子部右集部，子部书面用玉色绢，集部书面用藕合色绢。其书帙多用楠木作函贮之。其一本二本者用楠木板一片夹之，束之以带，带上有环，扣结牢靠。
扬州文汇阁及其贮藏《四库全书》的相关情节，最早见于记录的当数亲历、亲见者李斗在《扬州画舫录》中的陈述，时在文汇阁动土兴建的乾隆四十四年，至《四库全书》贮入的乾隆五十三年；最后一位作详实记录的登斯阁者，则是坐游书城，批览阁本，抄录要籍，拍案称奇的麟庆。麟庆(1791-1846)，满洲镶黄旗人，完颜氏，字见亭。时任南河总督，往来于淮扬之间，兼及为阮元再传弟子，与扬州关系尤密。其图文并茂的自撰(图则委他人所绘)年谱《鸿雪因缘图记》，记其在扬州事迹颇多，若《绿野泛舟》、《双树探花》等，而《文汇读书》图记其登阁事甚详。早在十多年前，扬州版本、目录学专家、前扬州图书馆副馆长兼古籍部主
此文意在抽绎《四库全书》与扬州的关系，如若论及镇江文宗阁，是否有离题太远之嫌！有这种理解就错了。说来让你有点意想不到，这镇江的金山、焦山是扬州的“文化飞地”。坐落在金山的文宗阁是由驻扬州的两淮盐政(兼及两淮盐运使，尤以提供财力为要)出资督造并负责管理的。典书官(馆长)由两淮盐政提名，奏请清廷谕准后出任。还委派诚实可信，有相当学养的绅士十名负责校理、借阅、注册和其他相关工作，而这些典书官和管理人员大多是扬州学者。在历任典书官中，最著名的当数扬州学派先导人物汪中。文宗阁的相关情况，据版本、目录学专家、曾任镇江图书馆副馆长的
文宗阁内瑶版玉，千籍万帙，藏书甚富。贮藏抄本《四库全书》3461种，79309卷，分装6221函、36482册。计分经部5402册，分装947函，用青色函。史部9463册，分装1625函，用赤色函。子部9084册，分装1583函，用白色函。集部12398册，分装2042函，用黑色函。《四库全书总目录》127册，分装22函，用黄色函；《四库全书简明目录》8册，分装2函，函色不详。《钦定古今图书集成》5200册，分装520函。《钦定全唐文》504册，分装50函。《钦定明鉴》24册，分装2函。还有其他藏书。
洋洋大观，不谓之不壮丽。从扬州、镇江宋、王两馆长的研究看，两处所藏《四库全书》稍有差异，但大体相同。即便日后增添的馆藏也大体一致，其中就《钦定全唐文》而言，正是嘉庆年间在文汇阁旁刻成，随后颁发的。
江浙三阁，有文汇、文宗双阁由扬州一地掌管，关键是乾隆帝看中扬州的财、才二气。早在乾隆四十四年，扬州承建的文汇、文宗两阁陆续落成。次年，迎来乾隆帝第五次南巡，一国之尊喜见双阁高耸的壮观，欣然命笔，赋诗题阁。其《文宗阁》云：“皇祖图书集大成，区分五百廿函盛。空前绝后菁华焕，内圣外王模楷呈。秀粹江山称此地，文宗今古贮层甍。略观大意那知要，知要仍惟在力行。”题《文汇阁》云：“皇祖崇经训，图书集大成。分颁广流布，高阁此经营。(阁中分颁《古今图书集成》，此阁亦仿范氏天一阁为之。)规拟范家制，工因商众擎。亦堪匹《四库》，(《四库全书》繁重，不能分贮各处，故只赐《图书集成》一部)永以贮层甍。”从诗句及夹注获悉，因《四库全书》量大，未便能分贮，仅颁赐《古今图书集成》珍藏。乾隆帝是一份遗憾萦绕心头，一份愿望怦怦萌发，复又为双阁题诗。其《再题文汇阁》云：“万卷图书集成部，颁来高阁贮凌云。会心妙趣生清暇，扑鼻古香领净芸。身体力行愧何有，还淳返朴念常勤。烟花三月扬州地，莫谓无资此汇文。”而《再题文宗阁》吟道：“《四库全书》抄四部，八年未蒇费功勤。集成拔萃石渠者，颁贮思公天下云。今古英华率全荟，江山秀丽与平分。百川于此朝宗海，此地诚应庋此文。”字里行间，流露出乾隆帝深以为双阁也应庋藏《四库全书》，苦于历时八年，北四阁尚未竣事，只能呼号感叹罢了。
四年后，即乾隆四十九年，弘历第六次巡幸江南。他对双阁百般眷念，皆叠前韵分赋双阁，表达将颁赐《四库全书》贮藏双阁。其《文汇阁，叠庚子韵》云：“天宁别馆书楼耸，向巳图书集大成。遂以推行庋《四库》，况因旧有匪重营。西都《七略》江干现，东壁五星霄际擎。却待抄完当驿致，文昌永古焕重甍。”诗中夹注云：“因思江浙人文最盛，士子愿读《四库全书》者不乏，允宜广布流传，以光文治，敕于扬州之文汇阁、镇江金山之文宗阁、杭州圣因寺之文澜阁，各贮《四库全书》一份，俾士子得就近观摩。并发内帑银百万于京师，雇觅书手缮录全书三份，驿致庋阁，以昭我国家藏书美备，教思无穷之至意。”乾隆帝以国库调拨银百万两，命缮写《四库全书》三部，庋藏江浙三阁。并晓谕天下，凡愿读阁中藏书之士子，准其登阁领出，广为传写。但命令督抚大员委派稳妥可信之人董理，设立收发档案，登注明晰，不致遗失舛错。此处“领出”系指从书橱中取借给读者抄阅，但并不准带出阁外。待到江浙三阁收贮已定，已届正常运行时，乾隆帝于乾隆五十五年六月初一日谕曰：“该处为人文渊薮，嗜奇好学之士，自必群思博览、藉广见闻。从前曾经降旨，准其赴阁检视抄录，俾资讨。但地方有司恐士子阅污损，或至过为珍秘，以阻争先快睹之忱，则所颁三分全书亦仅束之高阁，转非朕搜辑群书，津逮誉髦之意。……有愿读中秘书者，许其呈明，到阁抄阅，但不得任其私自携归，以致稍有遗失。”不准携出阁门，实乃遵照天一阁旧例。文汇、文宗双阁，对扬州学者影响很大，日后阮元创立灵隐、焦山两书藏，开中国公共图书馆之先河，即其后劲，并一体遵照此馆藏条例。
四、扬州学人与《四库全书》的后续故事
文汇、文宗双阁，沾溉江淮学者，加之由扬州人执掌阁事，更喜后继者赓续无穷，其间产生许多艺林佳话流传朝野。当贮藏双阁的《四库全书》排架齐集后，读阁中秘籍之士子接踵而至。是时两淮盐政遵乾隆帝谕旨，命仪征谢士松充文汇阁典书官；命江都汪中任文宗阁典书官，汪中辞世后，改派江都申嘉、吴载庭掌管。其中汪中殉职于掌管《四库全书》任上，特别引人追思。
江浙三阁之《四库全书》，从形制到内在质量皆不及文渊阁本。南三阁以文汇最佳，文宗、文澜逊之。根据当时北四阁书因校对失误，屡屡为乾隆帝重罚，风声鹤唳人人自危的背景，针对南三阁之书的校勘也引起地方大员的重视，尤其是一些学者型大僚从学术的角度出发，更增几分关注。乾隆五十五年，湖广总督毕沅、礼部侍郎谢墉、刑部侍郎王昶联名向两淮盐政戴全德推荐汪中董理文汇、文宗《四库全书》校勘之役。戴全德接受诸大僚建议，礼聘汪中，典文宗阁秘书。汪中住金山精法楼，检理本书，校正文字，竭二年之力，写出校记二十余万字。从汪中《文宗阁杂记》、《续编》、《三编》的随手札记看，其检校之勤勉和严谨，审读之广泛，昭然若揭。数年前汪中喜得射阳石门画像“孔子见老子像”，如今又得意于校书成果，情不自禁地撰成“家有射阳画像，身典金山秘书”一联，显得十分自负。
汪中在文宗阁校《四库全书》的出色表现，为时人推重，尤得戴全德垂青，复荐其校文澜阁书。汪中体弱多病，屡辞而盛情难却，只好允承，随后启程，于乾隆五十九年十月十二三日抵杭州。下车伊始，即入西湖照胆台侧杭州书局，投身校勘事。其时书已陆续送阁，所未成者不足三四千册。汪中按籍而稽，比扬州奉到之书，卷册多有不符。月余之内校毕，所居虽门对西湖美景，然于诸胜地未涉一足，可见其敬谨之层度。惜其劳累过度，心力尽瘁，于十一月十九日殉职。三十余年后，镇江、杭州皆有祭祀汪中活动。先是镇江宝晋书院生徒陈维谦等携众祀汪中于精法楼前亭中，四方文士如李璋煜、王嘉福、黄承吉、刘文淇、王翼凤、吴熙载、杨亮等聚而拜祭，并植树纪念；阮元书题“述德诵芳”匾、李兆洛署“仰之弥高”额；诵祭文、祭诗者踵接。随后，卢文?、孙星衍、黄竹云、钱廷薰、陈牧夫、胡敬、汪远孙、朱、陈奂、张兰等又分别在杭州诂经精舍先觉祠、葛岭园梁祠各自诵祭文礼祀。这些活动，从一个侧面证实汪中对《四库全书》的贡献得到世人的承认和赞扬，其事迹影响着后来人。
阮元出生也晚，未及恭逢编纂《四库全书》的盛事，但青年时代的他昕夕浸淫于文汇、文宗双阁争辉的文化园区里，自然与《四库全书》系上紧扣的情结。在编纂《四库全书》的同时，对采入的书籍和部分未采入的书籍都分别编写内容提要，后来将提要分类编排，辑成《四库全书总目》，随着《四库全书》的增删，亦有变动，至五十四年方写定，并由武英殿刊版。六十年，浙江又据殿本翻刻，适逢阮元出任浙江学政，他受浙江巡抚兼署盐政吉庆、署布政使谢启昆、署按察使秦瀛、都转盐运使阿林保请，为之撰《跋》。阮元在《跋》中言及自己本奉命值班文渊阁事；又籍扬州，每见江淮人士瞻阅文汇、文宗双阁；今复得瞻仰文澜阁，又恭逢是书刊成，士林传播，家有一编，由此得以津逮全书，所以敬述东南学人欢忭感激之忱。由此及见阮元与四阁的关系。而随其在长达十一年的浙江学政、巡抚任上与文澜阁藏书的亲密接触，更令人叹为观止。他率领其众弟子，利用文澜阁《四库全书》，细加搜讨，编纂、创作了诸如《经籍诂》、《畴人传》、《十三经注疏校勘记》、《淮海英灵集》、《两浙轩录》等众多著作。更让你惊叹不已的是，阮元认为尚有《四库》未收书散失于民间，若遗珠复得，有功于中国文化大矣。他筚路褴缕，大海捞针，竟搜寻到一百七十余种，并仿《四库》例冠以提要，进呈嘉庆帝。嘉庆帝大喜过望，立即诏取庋天坛前殿西廊，署名“宛委别藏”。笔者在专论《宛委别藏——阮元进呈的四库未收书》及专著《阮元传》中有详尽的阐说。此处略补几条因阮元而起的扬州文化动态，看扬州学人与《四库全书》的后续故事。
扬州文化飞地安徽宣城，有位常往来扬州的藏书家张焘，从涵秋阁抄《进呈书目》获知列张焘名，虽仅得一种，也是件荣耀的事。待到阮元搜访遗书时，最早获得的秘籍当是乾隆六十年张焘赠予的《宋嘉定镇江府志》和《元至顺镇江府志》。推想两府志并非近期所得，前未进呈，或耽心宋、元史事多民族矛盾，怕有违碍，而阮元是一可信且稳重有分寸，又了解《四库全书》删改标准之人，交给他一得人情，二免肇祸。作此解似可通，亦证扬州文化之向心力。就在这年，阮元赴浙江学政任过扬州，拜望舅父江振鸿(两淮盐商商总江春嗣子，接任商总)在他家见到并获赠日本山井鼎著、物观补《七经孟子考文并补遗》。此书，《四库全书》已收，采自汪启淑藏本。当时江春为一方首富，藏书甚丰，据载《四库》仅采入一种，不知何故？而《七经孟子考文并补遗》也是稀珍之书，收汪氏，而江氏未进呈，或后得。尤其让人不解的是，在扬州旗鼓相当的江、马二氏，在献书数上悬殊如此大，可谓之扬州文化一大谜。但就阮元获得江氏此书后，其社会意义和价值是极大的。当时社会上缺少校勘精确的《十三经》，而社会上又迫切需要。阮元以该书与自己所藏、所借各种版本的群经互校，发现山井鼎所称宋本，往往与汉晋古籍及《释文》别本、岳珂诸本相吻合。所称古本及足利本与诸本校，竟为唐以前别行之本。他考证得日本人郡山教官物茂卿序中所称唐以前王段吉备诸氏所携归
当时扬州亦藏有明嘉靖《惟扬志》，但《四库全书》采自范氏天一阁藏书。从这些点滴事例看，扬州收藏与《四库全书》采入之本并存者很多。这些藏书现状，自阮元搜寻遗书后，得到进一步的发展。阮元还把视野扩展到国外，辑佚于日本活字板摆印，或日本人采自《佚存丛书》的就有许多种。阮元通过其他途径收罗的堪称古籍瑰宝的《舆地纪胜》、元代著名数学家朱世杰著《四元玉鉴》，更是登峰造极的精彩之举。更能体现扬州人文化极致精神的是阮元在嘉庆十四五年间，复从《永乐大典》中辑佚到许多重要的为《四库全书》未收的数学典籍；甚至到晚年，他在罗士琳的协同下，不但续编《畴人传》，确认清初明安图撰《割圆密率捷法》，还从朝鲜寻回亡失五百余年的朱世杰著《算学启蒙》。
还可以举出许多他人他事之案例，但就上述足以说明扬州人的敬业精神和追求极致的操作方法，并从有关《四库全书》的情事中体现出来，从而证实扬州人对《四库全书》的伟大贡献。
“中国文化的万里长城”与扬州结缘
新版线装本《四库全书》在扬面世
再次向世人展示了扬州精湛的印刷工艺
23日，由扬州印制的被国际学术界誉为“中国文化的万里长城”、“东方文化的金字塔”的珍藏版线装本《四库全书》正式向世人亮相。这是继《毛泽东评点二十史》印制成功后，我市又一次承接印制的鸿篇巨著。号称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线装书出版工程的《四库全书》印制成功，不仅了却几代人的梦想，同时也向世人再次展示了扬州精湛的印刷工艺和传统的文化特色。
《四库全书》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代表和象征。《四库全书》诞生后的２００多年来，重印《四库全书》让中国文化传之四海，成了一代又一代文化人的未了心愿。经过近百位专家学者和专业技术人员４年的共同努力，如今终于再一次让《四库全书》以线装本的形式出现。
线装本《四库全书》在装帧上既追求原貌原味，又有创新，采用传统工艺，手工宣纸，手工印刷，手工装帧，典雅大方。全书为８开本。共１１８４册，分装１４８函，特制金桐木仿古书帧函板，古色古香，雍容华贵。该书除了不是手抄之外，内容与原书完全一致，是继《毛泽东评点二十四史》（线装本）之后，中国出版史上又一座里程碑。
据《四库全书》出版工作委员会执行主任曲延钧介绍，线装本《四库全书》限印３００套，编号发行。其中有７部为珍藏本，由北京故宫博物院全程监制，签发特制收藏证书，并手工钦印清乾隆朝故宫文渊阁专用玺印“文渊阁宝”和乾隆皇帝专用御玺“乾隆御赏”。此次在我市展出的是编号００２的珍藏版线装本《四库全书》。
据了解，目前中国仅有５家能够大批量生产线装本图书的印刷厂，此次我市邗江古籍印刷厂、邗江中学印刷厂承担了印刷任务，邗江古籍印刷厂负责了全部《四库全书》的总装。
002号线装本《四库全书》的前世今生
位于何园西北角的汇胜楼，昔日是园主人收藏古今典籍、名家字画的地方，昨日更是迎来了一位不同寻常的“贵客”——００２号线装本《四库全书》。似乎是为了迎接这位“空前绝后”的贵客，汇胜楼前那株有着百年历史的白玉兰树，开得格外绚丽，朵朵花儿绽放，丝丝清香扑鼻。书香伴着花香，让汇胜楼成为名副其实的“汇胜”之地。
让我们推开历史的栅栏，回到２００多年前，七部《四库全书》之中的一部曾有幸藏于扬州的文汇阁。历经漫长岁月，文汇阁本早已荡然无存，令无数文人墨客只能在梦里与这部中国古代最大的丛书神交。谁承想，２００多年后，一部完全采用传统工艺、手工宣纸、手工印造、手工装帧的线装本《四库全书》又能够重现扬州，让文脉厚重的扬州人得以重睹《四库全书》的神采。
那么，这部《四库全书》有何独到之处呢？它和扬州又有着怎样的不解之缘呢？记者昨天在第一时间到何园探营，并专访了线装本《四库全书》出版工作委员会执行副主任曲延钧。
００２号亮相的“空前绝后”
“这套００２号特藏本《四库全书》将只在扬州展览一次，而且这在全国都将是唯一的一次，今后在全国任何地方都不可能再有机会见到这套《四库全书》。”２３日上午，曲延钧刚下火车，他就对迎接他的记者透露了这样的信息。
于２００５年７月１６日正式完成全部印制工作的线装本《四库全书》，共限印３００套，全部编号发行。其中有７部更为珍贵，为特藏本，由北京故宫博物院全程监制，签发特制收藏证书，并手工钤印清乾隆朝故宫文渊阁专用玺印“文渊阁宝”和乾隆皇帝专用御玺“乾隆御赏”。
据了解，“文渊阁宝”是专门用于钤印“文渊阁本”《四库全书》的御玺。该印在乾隆４６年（１７８１年）１２月初第一套《四库全书》——文渊阁本《四库全书》修成以后第一次启用，此后一直封存在紫禁城里从未再次使用。今天，这枚御玺用于钤印线装本《四库全书》，是它诞生２２４年（２００５年）后的第二次被启用。
曲延钧介绍，这７套珍藏本都有专门的编号，一书一公证，每一套都有全部完整的资料片，更令人咋舌的是每一套书配制的书柜都不同。特藏本第一号作为国宝，现收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这次在扬州展出的就是特藏本第二号，共１１８４册，分装１４８函，八开大本。特藏本００２号使用的书柜也不同凡响，它是由有着４０多年历史的遵化明清古家具厂生产的，原材料全部采用上等的东南亚进口红木。２３日上午，在工作人员的指导下，本报记者有幸戴上专门的手套，翻阅起这套价值２６０万元的００２号特藏本。坐在按照乾隆御书房格式仿制的书桌前，掀开特制金铜木仿古书帧函板，翻阅这部弥足珍贵的珍本，让人似乎又触摸到了昔日皇家气派。
与扬州的不解之缘
《四库全书》珍藏本与百姓亲密接触、公开展览的机会仅有一次，而这一次还放到了扬州，是什么原因让主办方对我们扬州如此情有独钟呢？
作为线装本《四库全书》出版工作的总策划、总实施曲延钧对扬州有着独特的情愫。原籍吉林省的他，自称扬州是他的第二故乡。从１９９６年３月６日第一次来到扬州，启动《毛泽东评点二十四史》线装书的印制工作，到现在已是整整１０个年头了。“情牵梦绕是十年，扬州助我磨两剑”，是曲延钧常挂在嘴边的话。这“两剑”指的就是中国线装书史上两部最宏大的作品——《毛泽东评点二十四史》和《四库全书》，这两部书的印制工作都是在扬州完成的。
其实，说起扬州雕版印刷，可谓历史悠久、源远流长。扬州雕版印刷始于唐代，到了明代中后期，官、私刻书十分兴盛。清代扬州，雕版印刷更是空前发展，刻书之风不但在城市大兴，而且遍及所属州县。官刻、家刻、坊刻盛极一时，刻印之书不可胜计。至此，扬州雕版印刷驰誉海外，与南京、苏州并列为江南三大刻书中心。
线装本《四库全书》于２００３年８月份正式报批，当年９月全面启动印制工作。１０月份开始投入小规模的试生产。有意思的是，最初的开机试生产并不是在扬州，而是在金坛市古籍印务有限公司。但开机不久，线装本《四库全书》出版工作委员会的相关负责人就意识到仅靠金坛市这一家公司，肯定完成不了全部的印制工作。熟悉线装本制作工艺的行家都知道，线装书无论是制版、印刷，还是最终装订、成品，工艺要求相当严格。而放眼全中国，也仅有５家能够大批量生产线装本图书的印刷厂。于是他们把眼光又转向了具有规模生产线装书能力的扬州。这时，有着全国首屈一指规模生产线装书能力、并曾经成功印制《毛泽东评点二十四史》５００套的扬州，最终成为出版工作委员会的最佳选择。
印刷厂里的故事
邗江古籍印刷厂是杭集镇一个很普通的村办工厂，外表看不显眼，然而这里却是印制这部煌煌巨著的地方。但是，让你更难想象的是，印制这部巨著的“总工头”竟然是一位被医生宣判过两次死刑的癌症患者。
４２岁的韦长芹１０年前刚刚接受濒临倒闭的邗江古籍印刷厂时，就被确诊为红斑狼疮。然而当印制线装版《毛泽东评点二十四史》机会来临时，韦长芹心中的念头是“与其等死还不如抓紧时间多做点事！”
然而要做起来又是谈何容易！一个病重的人加上一个濒临倒闭的工厂，谁敢向她贷款？人们更不敢相信她能把３００套《毛泽东评点二十四史》做出来。
可硬是凭借一股不怕死的拼劲，韦长芹跑单子、磨贷款，终于将３００套《毛泽东评点二十四史》业务拿到了手。
《毛泽东评点二十四史》的成功，自然会让这次《四库全书》印刷和总装任务花落该厂。
在线装书印刷史上，单人一日捻线１０００册是个奇迹，但谁能相信这一奇迹的创造者竟然是邗江古籍印刷厂的一位叫严金凤的聋哑女工。在《四库全书》印制的５００个日日夜夜里，她每天要骑自行车往返江都和杭集之间，早上５点出门，晚上１０点回家，５００天里只在春节休息了两天。有一次在上班的路上，由于耳聋，她竟被一辆汽车给撞伤了。
由于全是手工操作，这也给印刷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宣纸不能沾水，夏天工人脸上有汗时，有专人在旁边擦汗；怕电风扇把纸张吹散，也有专人在旁边扇风；为防止夏天蚊虫落在纸张上，工人只好忍受浓烈杀虫剂的煎熬。
书里书外的数字
要了解线装本《四库全书》出版工程之浩大和繁难，没有比下面这组数字更能说明问题的了。
据了解，印刷同等规模的普通线装书正常情况下需要５年，而邗江古籍印刷厂的工人们只用了１年零４个月就完成了这批《四库全书》的印务。
线装本《四库全书》所用的大型手工宣纸，制作工艺为３８道工序。在浙江富阳的深山里，有２５０个造纸槽户１６００多人，专为线装本《四库全书》造纸供纸。线装本《四库全书》共用手工宣纸近１５万刀５０００万张，单单这一批书就用了全国５年线装书的用纸量。如果把每张纸平铺在地面上总长度达到２７０００公里，相当于从北京至海南岛直线距离的１０倍，重５２０吨，用５吨卡车装运，从富阳山里每三天向扬州发一次车，总共发了１００多车次。
线装本《四库全书》手工装订为２８道工序，杭集邗江古籍印刷厂的６００多名工人加班加点工作，完成全书装订工程，总计３５５０００册。其间制作装订纸捻１５０万枚，用掉钉书线２５０万米、函套丝带１
23日下午，《扬州日报》记者就《四库全书》００２号特藏本是否能留扬州的问题专程采访了祁龙威先生。
记者：祁老，您是著名的清史专家，您如何看待《四库全书》的价值﹖
祁龙威：《四库全书》是１８世纪我国最大的文化工程，它包含了经史子集四个部分，是动用４０００多人、花费１５年时间编纂而成的。它与万里长城、大运河一起，并称为我国古代“三大工程”。《四库全书》中保存了我国古代哲学、史学、文学、算术、地理等大量典籍和著作，它既是中华文明的物质遗产，也是中华文明的非物质遗产。
记者：当年，江南繁华的城市很多，比如苏州和南京。乾隆为什么选择扬州保存《四库全书》？
祁龙威：扬州是运河和长江两条河流交汇的地方，是通商大市，经济文化发达。扬州盐商财力雄富，并且有很强的文化意识，因此，扬州能吸引全国各地第一流的文人学者前来留驻。戴震和惠栋是清代著名的两位大学者，他们就是在扬州会面的。乾隆选择扬州存放《四库全书》并不是什么奇怪的事。
记者：您如何看待扬州与《四库全书》的关系？
祁龙威：清代扬州文汇阁是收藏乾隆版《四库全书》的“七阁”之一，在海内外有着重大影响，当年编修《四库全书》时，扬州马氏曾经作出过重大贡献，这些是历史上的渊源；扬州雕版印刷技术闻名于世；这次《四库全书》又是在扬州刻印完成的，这是现实的联系。这些都表明，扬州与这项中国历史上的文化工程，有着非同寻常的关系。
记者：当年文汇阁连同四库全书全都毁于兵火，这是令人痛惜的。今天新版《四库全书》在扬州完成并且展出，是不是给了我们一个契机？
祁龙威：清乾隆时期，中国国力强盛、经济发达、社会稳定，因此才有了《四库全书》这样浩大的文化工程。现在，扬州经济兴旺发达，地方政府和整个社会都非常重视文化建设，并且提出了建设“文化扬州”的设想。
扬州有许多其他城市所不具备的文化优势，就拿清代“七阁”来说，苏州没有，南京没有，而扬州有文汇阁，这是非常了不起的。扬州是历史文化名城，又是昔日文汇阁所在地，因此，扬州人有责任让《四库全书》留在扬州！希望地方政府或者有实力的企业家能够有这样的魄力，不要让它与我们失之交臂。
建议扬州重修文汇阁，并且让《四库全书》重新成为镇阁之宝，这将是一件功在当代、惠泽后人的大事。如果暂时没有条件建阁，可以考虑先在扬州图书馆建一个展室，陈列《四库全书》，介绍文汇阁的历史和资料。
《四库全书》与文汇阁
１８４０年烟花三月、江南草长之际，一个名叫完颜麟庆的满清官员，在两淮盐运使司官员沈莲叔和宋敬斋的陪同下，来到扬州文汇阁看《四库全书》。年久失修而且人迹罕至的文汇阁，这一天因而有了一些人气。
文汇阁位于扬州天宁寺西园，因收藏《古今图书集成》与《四库全书》而出名。它和北京紫禁城的文渊阁、圆明园的文源阁、盛京皇宫的文溯阁、避暑山庄的文津阁、镇江金山寺的文宗阁、杭州圣因寺的文澜阁并称为七大藏书阁。由于《四库全书》的抄写时间有先后，各地所藏的《四库全书》在开本和装帧上都有些差别。扬州所藏的《四库全书》，每册前页钤“古稀天子之宝”，后页钤“乾隆御览之宝”，用太史连纸抄写，尺幅较“北四阁”书开本小，书衣装潢也有不同。
文汇阁是一座三层楼的中国古典建筑，一梁一柱都彩绘着书卷图案。一楼的当中，收藏着《古今图书集成》，一楼的两侧藏《四库全书》的经部书籍，二楼藏史部书籍，三楼藏子部、集部书籍。
完颜麟庆在文汇阁读书之后，在他的私人旅游笔记《鸿雪因缘图记》二集里绘了一幅《文汇读书图》以记其盛，又详细记述了他亲眼所见的《四库全书》。据他说，他到文汇阁时，那里的“亭榭半就倾落，阁尚完好，规制全仿京师文渊阁”。当时管理《四库全书》的人员名叫谢奎，由谢奎开门让他进阁。入阁后看到的情景是：“见中供《图书集成》，书面绢黄色；左右列橱，贮（《四库全书》）经部，书面绢绿色；阁上列（《四库全书》）史部，书面绢红色；左子右集，子面绢玉色，集面绢藕合色。书帙多者，用香楠。其一本二本者，用版片夹开，束之以带，而积贮为函。计共函六千七百四十有三。”这时，“谢奎以书目呈，随坐楼下详阅”。完颜麟庆在阁中看了书目，旋即索得抄本《满洲祭天祭神典礼》、《救荒书》、《熬波图》、《伐蛟捕蝗考》、《字孳》等书，并且嘱咐管理人代觅书手，为其抄书。按当时规定，士子愿意读书的，可以进入文汇阁阅读，在办理相关手续后，还可借出去抄。
乾隆对于扬州所藏的《四库全书》，至少下过三道圣旨，强调阁中所藏之书不是做样子的，要允许读书人阅读和传抄。
乾隆四十七年（１７８２）七月八日，弘历命缮写三份《四库全书》，安置于江南藏书阁中，说：“兹《四库全书》允宜广布流传，以光文治。如扬州大观堂之文汇阁、镇江口金山寺之文宗阁、杭州圣因寺行宫文澜阁，皆有藏书之所。着交四库馆再缮写全书三份，安贮各该处，俾江浙士子得以就近观摩誊录，用昭我国家藏书美富、教思无穷之盛轨。”
过了两年，乾隆四十九年（１７８４）二月，弘历又谕旨南三阁之书准许士子领出传写，称：“原以嘉惠士林，俾得就近抄录传观，用光文治。第恐地方大吏过于珍护，读书嗜古之士无由得窥美富、广布流传，是千缃万帙徒为插架之供，无俾观摩之宝，殊非朕崇文典学、传为无穷之意。将来全书缮竣，分贮三阁后，如有愿读中秘书者，许其陆续领出，广为传写。全书本有总目，易于检查，只须派委妥员董司其事，设立收发档案，登注明晰，并晓谕借抄士子加意珍惜，毋致遗失污损，俾艺林多士均得殚见洽闻，以副朕乐育人才、稽古右文之至意。”
到乾隆五十五年（１７９０）五月二十三日，弘历的圣旨里又有这样开明通达的话：“俟贮阁全书排架齐集后，谕令该省士子，有愿读中秘书者，许其呈明到阁抄阅，但不得任其私自携归，以致稍有遗失。”
今天，我们无法得知究竟有多少读书人曾经到文汇阁看过那些“御颁”的图书，因为我们无法获得到文汇阁读书并留下记录的人的资料。《鸿雪因缘图记》中的文字，差不多是扬州文汇阁存世期间最后的记载。仅仅十四年之后，太平军攻入扬州，文汇阁及其藏书就一起毁于战火之中了。
又过了大约十年，两江总督曾国藩创办金陵书局，委托幕僚莫友芝前往扬州搜寻文汇阁残书。结果虽然无所得，但莫友芝写给曾国藩的信中却提到一个有意义的线索：“扬州库书虽与阁俱焚，而借录未归与拾诸煨烬者，尚不无百一之存。”有人“曾于泗、泰间三四处见之”。据说，有人亲眼看到过扬州文汇阁的《四库全书》残本尚存人间，其中有《周易启蒙翼传外篇》二册，《云笈七签》、《御定全唐诗录》、《图书编》各一册。果真如此，也算是文汇阁的劫后余生了。
《四库全书》与“扬州二马”
清代扬州盐商大都具有“贾而好儒”的文化传统，大兴藏书、印刷之风，涌现出众多的藏书家、出版家。“扬州二马”就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人物。
“扬州二马”指马曰琯、马曰璐兄弟。马氏兄弟为安徽祁门人，以业盐居扬州，家居东关街薛家巷西尹氏宅总门内。兄弟同为诗人、学者、藏书家，乾隆元年（１７３６年）同举博学鸿词，均未就，时人誉之为“扬州二马”。马氏兄弟是盐商，留给后人的印象却是诗人、藏书家。
马氏兄弟最值得称道的是其为清政府编纂《四库全书》而积极献书一事。乾隆三十八年１７７３，清高宗为编纂《四库全书》特开四库馆，广征天下藏书，并特别对江浙地区点名访求。闰三月初三，乾隆谕令军机大臣派两淮盐政查访扬州马氏藏书，称“淮扬系东南都会，闻商人中颇有购觅古书善本藏者，而马姓家蓄书更富，凡唐宋时秘册遗文，多能裒辑存储，其中宜有可观，若能设法借抄副本呈送，与四库所储，实有裨益”。说明深处皇宫内的乾隆也知扬州马家丛书楼藏书之丰，乾隆特谕“翰林出身，与典籍气味相近”的两淮盐政李质颖派专人“向其家借出，缮录副本呈送”，李质颖委派专人查访马裕家藏书（马裕是马曰琯之子，其时马氏兄弟已亡），从马裕家藏全部１３８５种图书中，前后三次总共择取７７６种，专差呈送至四库全书馆。乾隆唯恐马裕或“心存畏惧，又惮将善本远借，故所开尚尔不精不备”，再谕李质颖“善为询觅，如单外另有佳本，仍开目录续奏，以便检核借用”。李氏心领神会，立即派专人再加“详细密访”，证实其呈送书目“系伊家原有之藏书私账，所以纤悉不遗，俱开在内”，经挑选后剩下的６０９种“俱系通行共见之书，无可再加采选”，奏明“似无别有秘藏之事”，乾隆才算罢休。后来《四库全书总目》著录其家藏本３７３种，５５２９卷，有９种无卷数。其中经部５７种、６７０卷；史部１２３种、１６５８卷；子部４３种、７３１卷；集部１５０种、２４７０卷。入存目２２８种。
马家进献书籍７７６种，为全国各地私人进献之最，在《四库全书总目》中，凡马氏所进之书，书题下面都标有“两淮马裕家藏本”字样。因进献图书多，乾隆特奖赏《古今图书集成》（雍正四年铜活字版）一部，尔后又赐平定伊犁御制诗三十二韵、平定金川御制诗十六韵及得胜图三十二幅。又御题《冠子》诗云：
盺器原归厚德将，杂刑匪独老和黄。
朱评陆注同因显，柳谤韩誉两不妨。
完帙幸存书著楚，失篇却胜代称唐。
帝常师处王友处，戒合书绅识弗忘。
一时士林咸以为荣。马裕特将《古今图书集成》分装五百二十匣，以十柜藏之，供于丛书楼正厅。
《四库全书》修成后，为了嘉惠江南学林，也是为了奖掖扬州盐商硕儒对这一文化盛典所作的贡献，乾隆命将续缮的三套《四库全书》中的一套送藏于扬州大观堂文汇阁。
文汇阁
文汇阁是清代七大藏书楼之一。从乾隆三十七年（１７７２）开始设馆，历时十年才纂修完成的《四库全书》，共收书约三千五百种，七万九千余卷，分经、史、子、集四部。尽管为了维护清廷的政治统治，许多古籍被馆臣抽毁或删改，以至于鲁迅先生曾在《买〈小学大全〉记》等杂文中予以揭露，但是《四库全书》毕竟是集中国古籍之大成的规模空前的丛书，因此自有其传世价值。此书当年仅缮写了七部，分别藏于北京、沈阳、扬州、杭州等地。其中，位于紫禁城的文渊阁、圆明园的文源阁、盛京皇宫的文溯阁、避暑山庄的文津阁，称为“北四阁”；位于扬州天宁寺的文汇阁、镇江金山寺的文宗阁、杭州圣因寺的文澜阁，称为“南三阁”。
扬州文汇阁，一名御书楼，原在天宁寺西园。根据《扬州画舫录》记载，天宁寺西园一称御花园，正殿叫做大观堂，七大藏书楼之一的文汇阁就在大观堂旁。阁中藏有《古今图书集成》与《四库全书》，由乾隆帝钦赐“文汇阁”之名及“东壁流辉”之额。文汇阁是一座三层楼建筑，梁柱上彩绘书卷图案。阁的一楼当中藏《古今图书集成》，两侧藏《四库全书》的经部书籍，二楼藏史部书籍，三楼藏子部、集部书籍。
乾隆对于文汇阁的建设与使用颇为重视，他一再强调，阁中所藏之书，不是做样子的，要允许读书人阅读和传抄。乾隆五十五年（１７９０）五月二十三日，弘历的圣旨里有这样开明通达的话：“俟贮阁全书排架齐集后，谕令该省士子，有愿读中秘书者，许其呈明到阁抄阅，但不得任其私自携归，以致稍有遗失。”“南三阁”所藏《四库全书》，每册前页钤“古稀天子之宝”，后页钤“乾隆御览之宝”，用太史连纸钞写，尺幅较“北四阁”书开本小，书衣装潢也有不同。
麟庆在《鸿雪因缘图记》里描写他见到的情形是：“文汇阁在扬州行宫大观堂右……阁下碧水环之，为卍字。河前建御碑亭，沿池叠石为山，玲珑窈窕，名花嘉树，掩映修廊。”他入阁读书的情形是：“庚子（１８４０）三月朔，偕沈莲叔都转、宋敬斋大使，同诣阁下。亭榭半就倾落，阁尚完好，规制全仿京师文渊阁。回忆当年充检阅时，不胜今昔之感。爰命董事谢奎，启阁而入。见中供《图书集成》，书面绢黄色；左右列橱贮经部，书面绢绿色；阁上列史部，书面绢红色；左子右集，子面绢玉色，集面绢藕合色。书帙多者，用香楠。其一本二本者，用版片夹开，束之以带，而积贮为函。计共函六千七百四十有三。谢奎以书目呈，随坐楼下详阅，得钞本《满洲祭天祭神典礼》、《救荒书》、《熬波图》、《伐蛟捕蝗考》、《字孳》等书，嘱觅书手代钞。”——这差不多是扬州文汇阁存世期间最后的记载。在此十四年后，太平军攻入扬州，文汇阁及其藏书就一起毁于战火之中了。
过了大约十年，曾国藩于同治初年创办金陵书局时，曾委托学者莫友芝前往镇江、扬州等地搜寻文宗阁和文汇阁失散于战火中的藏书。通常的说法是：莫友芝曾于同治四年（１８６５）专程至镇扬诸地，悉心寻访两阁藏书的下落，却毫无收获，空手而回。莫友芝此行是否真的一无所获呢？据悉，国家图书馆今藏《文宗阁四库全书装函清册》四册，经史子集各一，经部首页有莫友芝藏书印。由此看来，莫友芝的镇扬之行还是有所得的。也有人说，扬州文汇阁的藏书亦有残本存世，书名分别是《周易启蒙翼传外篇》二册，《云笈七签》、《御定全唐诗录》、《图书编》各一册。
七大藏书楼中，文渊阁的藏书后归故宫博物院收藏，文源阁于咸丰年间被八国联军纵火焚毁，文津阁的藏书现归北京图书馆收藏，文溯阁的藏书现属辽宁省图书馆，文宗阁于咸丰年间毁于太平军兵火，文澜阁是“南三阁”中仅存的一阁，其藏书现属浙江省图书馆。扬州文汇阁则建于乾隆四十五年（１７８０），毁于咸丰四年（１８５４），存世仅七十余年，在七大藏书楼中寿命最短。
数字《四库全书》
《四库全书》的内容是十分丰富的。按照内容分类，包括4部44类66属。
编了10年的《四库全书》
《四库全书》是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套图书集成，其编纂始于清乾隆三十七年（公元1772年），至乾隆四十六年（公元1781），收录了当时在全国各地征收的流通图书、清内廷收藏的图书以及《永乐大典》中辑出来的珍本善本，囊括了从先秦到清乾隆历代所有的重要典籍，涵盖了古代中国几乎所有的学术领域。
79000多卷的《四库全书》
全套书分经、史、子、集四部，按学科分四十四类编排，依春、夏、秋、冬四季，采用分色装潢，经部绿色，史部红色，子部白色（或浅蓝色），集部灰黑色。《四库全书总目》因为是全书纲领，采用代表中央皇权的黄色。《四库全书》共收书3500多种，79000多卷，36000多册，近230万页，约8亿字。
4000多人编抄的《四库全书》
乾隆三十八年（1773），清朝廷设立“四库全书馆”，开始《四库全书》的编纂，由乾隆皇帝的第六个儿子永瑢负责，任命皇室郡主于敏中为总裁，大学士以及六部尚书、侍郎为副总裁，召著名学者纪昀为总纂官，孙士毅、戴震、周永年、邵晋涵等一代宗师和大学者无不以毕生精力投入其中，呕心沥血，死而后已。
前后十五年间，正式列名四库馆臣总计360人，抄写人员3826人。
7 阁珍藏的《四库全书》
《四库全书》编纂完成后，共抄成7部。分别藏于北京紫禁城皇宫文渊阁、京郊圆明园文源阁、奉天故宫（今沈阳）文溯阁、承德避暑山庄文津阁，合称“内廷四阁”（或称“北四阁”）。
尔后又在镇江金山寺建文宗阁，扬州大观堂建文汇阁，杭州圣因寺建文澜阁，即“江浙三阁”（或称“南三阁”），各藏抄一部。底本存于京师翰林院。
《四库全书》是中国古代最大的一部官修书，也是中国古代最大的一部丛书。据文津阁藏本，该书共收录古籍3503种、79337卷。“四库”之名，源于初唐，初唐官方藏书分为经史子集四个书库，号称“四部库书”，或“四库之书”。经史子集四分法是古代图书分类的主要方法，它基本上囊括了古代所有图书，故称“全书”。 清代乾隆初年，学者周永年提出“儒藏说”，主张把儒家著作集中在一起，供人借阅。此说得到社会的广泛响应，这是编纂《四库全书》的社会基础。
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十一月，安徽学政朱筠提出《永乐大典》的辑佚问题，得到乾隆皇帝的认可，接着便诏令将所辑佚书与“各省所采及武英殿所有官刻诸书”，汇编在一起，名曰《四库全书》。这样，由《永乐大典》的辑佚便引出了编纂《四库全书》的浩大工程，成为编纂《四库全书》的直接原因。《四库全书》的编纂过程共分四步：第一步是征集图书。征书工作从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开始，至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结束，历时七年之久。为了表彰进书者，清廷还制定了奖书、题咏、记名等奖励办法：“奖书”即凡进书500种以上者，赐《古今图书集成》一部；进书100种以上者，赐《佩文韵府》一部。“题咏”，即凡进书百种以上者，择一精醇之本，由乾隆皇帝题咏简端，以示恩宠。“记名”即在提要中注明采进者或藏书家姓名。在地方政府的大力协助和藏书家的积极响应下，征书工作进展顺利，共征集图书12237种，其中江苏进书4808种，居各省之首；浙江进书4600种，排名第二。私人藏书家马裕、鲍士恭、范懋柱、汪启淑等也进书不少。第二步是整理图书。《四库全书》的底本有四个来源：一是内府藏书，二是清廷官修书，三是从各地征集的图书，四是从《水乐大典》中辑出的佚书。四库馆臣对以上各书提出应抄、应刻、应存的具体意见。应抄之书是认为合格的著作，可以抄入《四库全书》。应刻之书是认为最好的著作，这些著作不仅抄入《四库全书》，而且还应另行刻印，以广流传。应存之书是认为不合格的著作，不能抄入《四库全书》，而在《四库全书总目》中仅存其名，列入存目，这类著作共有6793种、93551卷，比收入《四库全书》的著作多出将近一倍。对于应抄、应刻的著作，要比较同书异本的差异，选择较好的本子作为底本。一种图书一旦定为四库底本，还要进行一系列加工，飞签、眉批就是加工的产物。飞签也叫夹签，是分校官改正错字、书写初审意见的纸条。这种纸条往往贴于卷内，送呈纂修官复审。纂修官认可者，可用朱笔径改原文，否则不作改动。然后送呈总纂官三审，总纂官经过分析之后，可以不同意纂修官的复审意见，而采用分校官的初审意见。三审之后，送呈御览。第三步是抄写底本。抄写人员初由保举而来，后来，发现这种方法有行贿、受贿等弊病，又改为考查的办法，具体做法是：在需要增加抄写人员时，先出告示，应征者报名后，令当场写字数行，品其字迹端正与否，择优录取。考查法虽比保举法优越，但也有不便之处，因此最后又改为从乡试落第生徒中挑选，择其试卷字迹匀净者予以录用。这样，先后选拔了3826人担任抄写工作，保证了抄写《四库全书》的需要。为了保证进度，还规定了抄写定额：每人每天抄写1000字，每年抄写33万字，5年限抄180万字。五年期满，抄写200万字者，列为一等；抄写165万字者，列为二等。按照等级，分别授予州同、州判、县丞、主簿等四项官职。发现字体不工整者，记过一次，罚多写10000字。由于措施得力，赏罚分明，所以《四库全书》的抄写工作进展顺利，每天都有600人从事抄写工作，至少可抄60余万字。第四步是校订。这是最后一道关键性工序。为了保证校订工作的顺利进行，四库全书馆制定了《功过处分条例》，其中规定：所错之字如系原本讹误者，免其记过；如原本无讹，确系誊录致误者，每错一字记过一次；如能查出原本错误，签请改正者，每一处记功一次。各册之后，一律开列校订人员衔名，以明其责。一书经分校，复校两关之后，再经总裁抽阅，最后装潢进呈。分校、复校、总裁等各司其职，对于保证《四库全书》的质量确实起了重要作用。
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十二月，第一部《四库全书》终于抄写完毕并装潢进呈。接着又用了将近三年的时间，抄完第二、三、四部，分贮文渊阁、文溯阁、文源阁、文津阁珍藏，这就是所谓“北四阁”。从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七月到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又抄了三部，分贮江南文宗阁，文汇阁和文澜阁珍藏，这就是所谓“南三阁”。每部《四库全书》装订为36300册，6752函。七阁之书都钤有玺印，如文渊阁藏本册首钤“文渊阁宝”朱文方印，卷尾钤“乾隆御览之宝”朱文方印。
《四库全书》的内容是十分丰富的。按照内容分类，包括4部44类66属。经部包括易类、书类、诗类、礼类、春秋类、孝经类、五经总义类、四书类、乐类、小学类等10个大类，其中礼类又分周礼、仪礼、礼记、三礼总义、通礼、杂礼书6属，小学类又分训诂、字书、韵书3属；史部包括正史类、编年类、纪事本末类、杂史类、别史类、诏令奏议类、传记类、史钞类、载记类、时令类、地理类、职官类、政书类、目录类、史评类等15个大类，其中诏令奏议类又分诏令、奏议2属，传记类又分圣贤、名人、总录、杂录、别录5属，地理类又分宫殿疏、总志、都会郡县、河渠、边防、山川、古迹、杂记、游记、外记10属，职官类又分官制、官箴2属，政书类又分通制、典礼、邦计、军政、法令、考工6属，目录类又分经籍、金石2属；子部包括儒家类、兵家类、法家类、农家类、医家类、天文算法类、术数类、艺术类、谱录类、杂家类、类书类、小说家类、释家类、道家类等14大类，其中天文算法类又分推步、算书2属，术数类又分数学、占侯、相宅相墓、占卜、命书相书、阴阳五行、杂技术7属，艺术类又分书画、琴谱、篆刻、杂技4属，谱录类又分器物、食谱、草木鸟兽虫鱼3属，杂家类又分杂学、杂考、杂说、杂品、杂纂、杂编6属，小说家类又分杂事、异闻、琐语3属；集部包括楚辞、别集、总集、诗文评、词曲等5个大类，其中词曲类又分词集、词选、词话、词谱词韵、南北曲5属。除了章回小说、戏剧著作之外，以上门类基本上包括了社会上流布的各种图书。就著者而言，包括妇女，僧人、道家、宦官、军人、帝王、外国人等在内的各类人物的著作。
当然，《四库全书》的内容也有不足：第一，重视儒家著作，把儒家著作放在突出的位置。把儒家经典放在四部之首，把一般儒家著作放在子部之首。第二，轻视科技著作。认为西方现代科学技术，是“异端之尤”，可以“节取其技能，禁传其学术”。除了农家、医家和天文算法类收录少数科技著作之外，一般科技著作是不收录的。第三，不收戏剧著作和章回小说。第四，图书正文或有删节或挖改。编纂《四库全书》的过程，也就是寓禁于征的过程，也就是大兴文字狱的过程。据统计，在长达10余年的修书过程中，禁毁图书3100多种、15万部以上。在收入《四库全书》的图书中，也有不少删节或挖改。 在编纂《四库全书》的过程中，还编了《四库全书荟要》、《四库全书总目》、《四库全书简明目录》、《四库全书考证》、《武英殿聚珍版丛书》等。这几种书可以看作编纂《四库全书》的副产品。《四库全书荟要》是《四库全书》的精华，收书473种、19931卷。开本大小和装帧形式与《四库全书》相同。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共抄两部：一部放在宫中御花园的摛藻堂，一部放在圆明园东墙外长春园内的味腴书屋。《四库全书总目》二百卷是《四库全书》收录书和存目书的总目录。该目录前有“凡例”，经史子集四部之首冠以总序，大类之前又有小序，每书之下都有著者介绍、内容提要、版本源流等考证文字。由于这些考证文字出于纪昀、戴震、姚鼎、邵晋涵等著名学者之手，因而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四库全书简明目录》二十卷是《四库全书总目》的简编本，它不列存目书，只列《四库全书》收录的图书，每种书的提要也写得比较简单。《四库全书考证》一百卷是四库馆臣对应抄，应刻各书校勘字句的记录汇编，该书对于校订古籍有较高的参考价值。《武英殿聚珍版丛书》是用木活字印成的。它包括《四库全书》中138种“应刻”之书。该丛书在刻印4种之后，主持人金简通过比较，认为木活字花钱少，实用价值高，改为木活字印刷出版。金简把木活字印刷过程写成《钦定武英殿聚珍版程式》一书，并收入《四库全书》，它是古代印刷史上的重要文献，已被译成德文、英文等流布世界。
《四库全书》编纂成功的原因何在？第一，安定的社会环境。修书期间，正当康乾盛世，天下无事，没有战争的干扰。四库馆臣坐在书案之前，一坐就是10年，没有后顾之忧。第二，最高统治者的重视。《四库全书》从酝酿到修成，乾隆弘历始终参预其事，并由他精心策划。从征书、选择底本，到抄书、校书，乾隆弘历都一一过问，亲自安排。第三，雄厚的资金来源。《四库全书》卷帙浩繁，所需经费难以数计，清廷一概包揽下来。第四，严密的组织系统。四库全书馆的最高职务是总裁和副总裁，多由郡王，大学士以及六部尚书、侍郎兼任，负责总理馆内一切事务，下设纂修处，缮书处和监造处。纂修处负责校理勘定全部书籍，并兼任缮书处缮写书籍的分校工作；缮书处负责全书的缮写及校勘事宜；监造处负责武英殿刊刻、印刷、装订、整理书籍事宜。四库馆臣总计360人，因故革职、身死除名、调用它任者，不在此数。第五，破格录用人材。四库全书馆堪称人才之宝库，集中了大量优秀人才，其中不少人是破格录用的，如邵晋涵、余集、周永年、戴震、杨昌霖等人，人馆前不仅不是翰林，而且戴震、杨昌霖等连进士都不是，仅是举人。人才云集，为编纂《四库全书》创造了更加有利的条件。
从《四库全书》修成至今已有200余年。《四库全书》的流传情况如何呢？七部之中，文源阁本、文宗阁本和文汇阁本已荡然无存，只有文渊阁本、文津阁本、文溯阁本和文澜阁本传世至今。文渊阁本今藏台湾省，文津阁本今藏北京图书馆，文溯阁本今藏甘肃省图书馆。文澜阁本在战火中多所残阙，后来递经补抄，基本补齐，今藏浙江省图书馆。 如何评价《四库全书》？虽然《四库全书》在编纂过程中，有删削、挖改内容等过错，但就整体而言，应当是功大于过。首先，它保存了大量古籍，是古代文化的一次总结。
《四库全书》的编纂，对于弘扬民族文化，对于传播古代文化作出了重要贡献。200多年来，递经战乱，如果没有集众书于一身的《四库全书》，古籍将会大量散失，从而造成无可弥补的损失。其次，在古籍整理的方法上，尤其是在辑佚、校勘、目录学、汇刻丛书等方面给后人留下许多有益的启示：在辑佚方面，四库馆臣从《永乐大典》中辑出佚书并收入《四库全书》者共有385种，不仅使不少亡佚已久的古籍珍本重见天日，而且为后代的辑佚工作提供了一个良好的范例；在校勘方面，四库馆臣网罗众本、慎选底本等做法，为后代的校勘工作树立了一个良好的榜样；在目录学方面，《四库全书总目》的学术价值是古代任何官私书目无与伦比的，其编纂方法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汇刻丛书方面，清人以《四库全书》为榜样，掀起了编刻丛书的热潮。近年《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和《续修四库全书》的出版，正是弘扬民族文化、继承和发扬《四库全书》的优良传统而结出的丰硕之果。
总而言之，《四库全书》是18世纪70到80年代中国历史乃至世界历史上的一项特大型文化工程，在人类文化史上写下了重要的一页。
1. 历代名家评《四库》
乾隆年间修成的《四库全书》以下简称《四库》、《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以下简称《四库提要》及《四库全书简明目录》，是前无古人的连体文化工程。作为中国古代历史上最大的丛书及其目录，在其问世二百多年来，还没有哪部书像它这样引起世人的极大关注。综观历代名人对它的评价，可谓见仁见智，毁誉纷呈，但都表现出鲜明的时代印记。概括起来，可分成五个时期。
一是乾隆、嘉庆时期。由于《四库》成书于这一时期，参与编纂《四库》的学者大多仍健在，更由于《四库》的“钦定”性质，加上当时文字狱的恶劣影响，人们心有余悸，因此对《四库》以及《四库提要》“不敢置一词”，妄加评议，“间有不满，微文讥刺而已”。
二是道光、咸丰以后。此时清朝已度过如日中天的黄金岁月，呈现出衰败气象，文网渐疏，士大夫乃敢稍稍议论。其时学风也为之一变，以龚自珍、魏源为代表的“新学”兴起了。首开风气的龚自珍说：“本朝自有学，非汉学。……若以汉与宋为对峙，尤非大方之言。……不足概服宋儒之心。”由于四库馆是汉学家的大本营，《四库提要》又是汉学思想的结晶，故龚自珍的批评实际上是对此而发。稍后魏源也不满四库馆臣之好讥弹宋儒，批评纪昀“不喜宋儒，其总目多所发挥”。著名史学家夏燮之兄夏炯也批评四库馆臣“不知体要”，认为“四库诸公竟专与宋儒为怼”。这些批评反映出道咸以来汉学的日趋衰落和学风的转变。
三是清末民国时期。张之洞在督学四川时，从学子治学的角度，大力推崇《四库提要》的功用，认为诸生只要“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读一过，即知学问门径矣”。梁启超也大力推崇《四库》，认为这是清政府在文化事业上“应该特笔大书的一事”。同时，他还从文献学的角度充分肯定《四库》的“辑佚”之功，认为《四库》“其书采自《永乐大典》者以百计，实开辑佚之先声”。著名史学家陈垣也高度重视《四库》的文献价值。1920年他曾亲自对文津阁本进行彻底清查，并将文津阁本所收书的提要与《四库提要》对照，发现不少差异，首次提议将文津阁本提要汇集影印，以供研究。而作为新文化运动干将的鲁迅则从政治角度对《四库》提出批评。他指出：“乾隆朝的纂修《四库全书》，是许多人颂为一代之盛业的，但他们却不但捣乱了古书的格式，还修改了古人的文章；不但藏之内廷，还颁之文风较盛之处，使天下士子阅读，永不会觉得我们中国的作者里面，也曾经有过很有些骨气的人。”可见这一时期对《四库》的评价呈现了多元化趋势。
四是新中国成立以后至改革开放前。著名学者余嘉锡穷数十年之功研究《四库提要》，为《四库提要》辩证。他深知《四库提要》的学术价值，指出：“道、咸以来，信之者奉为三尺法，毁之者又颇过当。愚则以为《提要》诚不能无误，然就其大体言之，可谓自刘向《别录》以来，才有此书也。……故衣被天下，沾溉靡穷，嘉、道以后，通儒辈出，莫不资其津逮，奉作指南，功既巨矣，用亦弘矣。”但由于“左”的思想影响，此一时期对《四库》的评价也不可避免地打上了阶级斗争的烙印。
五是改革开放以后。学术界在新时期开始以平和的心态、宽广的胸怀来评价中国传统文化，因而对《四库》的价值也开始重新认识。季羡林指出，编纂《四库》，“乾隆的政治目的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编纂者在个别地方有所删削，这也是事实。鲁迅先生虽说过这个问题，称之为‘四库残书’，也不能说毫无根据，但是到了今天，几百年过去了。事实证明了《四库全书》还是有用的。”它的功绩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查起来方便，二是保留了一些如果不搜集在一起就会散佚的古籍。而此一时期人们对《四库》的批评，主要是就禁书、改书而言的。如何看待这个问题？任继愈指出：“说到禁书，这实际上是历代封建王朝皆有的事情，历代统治者莫不为之，在《四库全书》编纂之前、完成之后，亦皆有之。……至于删改典籍，这恐怕也不是乾隆一个人的专利。乾隆从政治需要出发，对许多文献进行删改，其实也是符合历史逻辑的，这是历代统治者惯用的做法。我们不能因噎废食。”因此，他大声疾呼要为《四库全书》“正名”：“无论如何，《四库全书》的编纂是一项前无古人的文化伟业，迄今为止，她也是最能代表中华文化博大精深的载体。”2002年在《续修四库全书》出版座谈会上，李瑞环指出：“《四库全书》汇集了乾隆以前历朝历代的学科领域，各学术流派的优秀典籍，其门类之全、内容之丰，令世人叹为观止。应该肯定，清王朝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整理和保留是做了大量有益工作的。但由于清朝统治者的狭隘心理，由于编纂者的学术偏见，也由于当时技术手段所限，《四库全书》既不全也不准，一些该收入的重要著作没有收，一些著作收入时作了若干改窜或删除，一些著作收入的不是最好的版本，造成了这部大书的历史遗憾。”李瑞环对《四库》的评价可以说是代表了新时期学术文化界的共同心声。
总之，《四库》问世以来，人们对它毁誉纷呈。时代不同，角度不同，认识不同，评价也就各异。我们只有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以海纳百川的胸怀，才能对包括《四库》在内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学术价值，给予正确的评判。
2.《四库全书》的查阅与文献检索
纂修于清乾隆年间的《四库全书》（以下简称《四库》），集我国古代文献典籍之大成。据中华书局整理出版《四库全书总目》时统计，《四库》共著录图书3461种，79309卷。有论者仔细统计，文津阁本《四库》共计收书3503种，79337卷，36304册。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为3466种，如把卷首附录补遗等计入卷数，共计81305卷。作为文史工作者或中华文化爱好者，面对这样一个卷帙浩繁的文化载体，掌握查阅和检索的方法，无疑有着重要的工具性价值。
了解《四库》的编纂体例和书籍分类，是查阅该书的基础。《四库》所收之书，由当时所能搜罗的政府固有藏书、公私进献遗书和《永乐大典》辑出之书或临时加入之书等数千种书中选出。所据版本有敕撰本、内府本、各省采进本、私人进献本、通行本、《永乐大典》本以及临时加入敕撰本。此后再依据钦定的收录标准原则，详定分类、校对、重抄或撰写提要等方法，部勒成一个整体。其分类方法继承了中国古代以经、史、子、集为四部分类法的部称。《唐六典》云：“书有四部，故分为四库。”《四库》将各种书籍别为经部、史部、子部、集部。各部下再分若干类，类下细分为属。群经及小学之书入于经部。经部下分易、书、诗、礼、春秋、孝经、五经总义、四书、乐、小学等十类，其中的礼类、小学类又各细分为六属和三属。纪事之书或考辨史体、评论史事等专书入于史部。史部分正史、编年、记事本末、别史、杂史、诏令奏议、传记、史钞、载记、时令、地理、职官、政书、目录、史评等十五类，其中诏令奏议、传记、地理、职官、政书、目录类各细分所属，共二十六属。著书立说成一家之言者入于子部，子部分为儒家、兵家、法家、农家、医家、天文算法、术数、艺术、谱录、杂家、类书、小说家、释家、道家等十四类，其中天文算法、术数、艺术、谱录、杂家、小说家又细分为二十四属。集部收诗文词曲、散篇零什等书，分楚词、别集、总集、诗文评、词曲等五类，其中别类、词曲各有细分共十一属。
《四库》以各书内容配隶所部类属，循实归类，不是泛就书名。四部、四十四类、七十属的划分，再配以该书凡例中所详列的编列各类各属各书次序的七种规则，由各知识单元组成的整个知识体系清晰可见，特征鲜明。作为《四库》的相伴产物，《四库全书总目》（又称《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以下简称《总目》）无疑为文史工作者查阅《四库》相关典籍资料提供了便捷的线索。《总目》规模200卷，成书于《四库》纂修前后，刻成流传于乾隆末年。该书是我国古代最大规模的官修综合性图书分类目录和解题书目。《总目》所著录之书，除《四库》收录之外，存目书籍有6793种，93551卷，合计著录书籍10254种，172860卷，基本反映了18世纪以前我国古籍存世的概貌，对后世学人搜罗资料、浏览阅读下籍有着重要的指南价值。如该书“凡例”中所示，此书对收录和存目的书籍，不仅简要介绍了作者籍贯、朝代、官职、著作等情况，还评论作者的人品气质，治学倾向及对社会的影响等。《总目》作为我国古代标志性的目录学著作，历来受到后世间学者的重视。《总目》是查阅《四库全书》等中国古籍必不可少的工具书，使文史工作者在读《四库》原书之前，已略知概貌，可享受按图索骥之益。值得指出的是，《总目》分合书种标准、著录书卷数与《四库全书》存有岐异之处，如经部?易类，《总目》卷六，《楚蒙山房易经解》（清晏斯戤撰），《四库》原为《学易初津》（2卷）、《易翼宗》（6卷）、《易翼说》（8卷）三种书收入。又如，《总目》在书名、卷数、成书时间上与《四库全书》的不合亦有存在。《四库全书》史部?传记类《钦定外蕃蒙古回部王公表传》，《总目》作《钦定蒙古王公表传》。
1987年上海古籍出版社据台湾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文渊阁本《四库全书》重新影印出版，极大地方便了那些想直接翻阅该书的读者群。此影印本不仅包括四部：经部236册、史部452册、子部367册、集部435册，还包括了《钦定四库全书简明目录》（附补遗及索引）1册、《钦定四库全书总目》（附抽毁书提要及索引）5册，另附《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目录暨索引》1册，读者可由所附1册的目录及索引，方便地查出需找书目的所在册数及其页码。此册所刊凡例，非常详实地介绍了文渊阁本《四角号码索引》以及第三部分《补遗》及其索引，为已经知道著者或书目名的读者查阅此书提供了方便。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自《四库》问世以来，有关《四库》目录学、考证学、校勘学以及档案史料研究等多角度多方位的研究成果蔚为大观。就检索书籍来说，也出版了许多。值得观阅的有：⑴哈佛燕京学社引得处魏鲁男编、翁独健校订、1932年印行的《四库全书总目及未收书目引得》；⑵1933年商务印书馆排印《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附印本《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四角号码索引》；⑶于炳耀编《中英文四库全书索引》；⑷杨立诚编《文澜阁书索引》,1929年浙江省立图书馆排印本；⑸陈乃乾编《四库全书总目索引》，1926年大东书局《四库全书总目》附印本；⑹《四库全书目录索引》，上海古籍1989年据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目录索引》订正重印本；⑺陈垣《四库全书撰人目录》；⑻《四库全书传记资料索引》、《四库全书文集篇目分类索引》，台湾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⑼杨家骆编撰《四库大辞典》，此书多次补充或改名，有多种版本；⑽范志熙《四库总目韵编》，四库全书馆《四库全书简明目录韵编》及中华图书馆排印本《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简明检查表》。以上索引类书籍对读者来说，各便其用，要在得其要领，熟练掌握。
3. 纪昀与《四库全书》
在中国学术史的进程中，清朝中期是一个不同凡响的时代，学术文化的“会归”和“穴结”伴随“盛世”悄然而现，而最能展现其“会归”和“穴结”特色的当是《四库全书》的纂修。在这场气象宏大的学术文化总结中，身为总纂官的纪昀是一个颇为引人注目的学术巨人。
纪昀（1724—1805年），直隶献县（今河北献县）人。在深厚家学渊源的熏陶下，纪昀从四岁起开始读书问学，以过目不忘、才思敏捷被称为“神童”。24岁那年，他在顺天乡试中一举夺魁。6年之后，在“最号得人”的京城会试中，高中甲戌科进士，从此步入鸿才硕学荟萃的翰林院。起初，他的仕宦生涯可谓春风得意，由乡试主考官、同考官到侍读、侍读学士，为当朝文学重臣之一。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因向姻亲走漏朝廷消息，纪昀被流放乌鲁木齐“效力赎罪”。4年之后，他获赦回京，重入翰林院。恰在此时，一项浩大的文化工程即《四库全书》的纂修正在乾隆帝的主持下紧锣密鼓地展开，历史的机缘把纪昀推向实现其人生价值的顶峰。
《四库全书》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一部丛书，囊括了清朝乾隆以前中国历史上的主要文史百科典籍。纂修如此巨制鸿篇，组织和人选是关键。为了如期如愿完成大业，清廷特设四库馆，任命总裁主管馆事，总裁之下又设总纂官，总揽编纂事宜；又设总阅官、总校官总管各书的审定工作。总纂官下设纂修官，分管具体书籍的编纂、审定以及辑佚、编写提要、查勘违碍书籍等。此外，还设有督催官，分管督促编书、抄书工作。参与四库馆修书者人数众多，且多为乾隆时期第一流的学者。然而没有一个能博古通今、众望所归的大学者总揽全局，也难成大业。因此，四库馆开设之始，大学士刘统勋就大力举荐纪昀担此重任。纪昀以总纂官的角色，总揽纂修全局事宜，于“繁简不一，条理纷繁”之中，“撮举大纲”，“斟酌综核”，为《四库全书》纂修工程中出力最巨者。陆锡熊和孙士毅也曾任总纂官，但孙士毅任职短暂，陆锡熊入馆较晚而又早逝，“始终其事而总其成者”唯有纪昀。
在总纂《四库全书》期间，纪昀夙兴夜寐，殚十年之力于修书伟业，常常是“鲸钟方警，启蓬馆以晨登；鹤籥严关，焚兰膏以夜继”。按照《四库全书》的纂修步骤，各纂修官先对分管书籍予以初步清理、甄别和考校，在此基础上为每种书籍撰写提要初稿（分纂稿），叙述书籍作者的生平事迹、内容要旨以及在学术上的是非得失，并注明该书应刻、应抄或应存等处理意见，集中送到总纂官纪昀和陆锡熊审阅。纪昀和陆锡熊根据纂修官提出的“应刊刻”、“应抄录”、“酌存目”、“勿庸存目”等不同意见，检稽原书，决定各书的取舍录存与否。经过乾隆帝过目钦定之后，应收录的书籍送至武英殿缮书处逐一进行抄录。然后对纂修官撰写的各书提要分纂稿进行认真细致的考订，从作者的年代、爵里、生平事迹到著作的内容要旨、长短得失，乃至别本异文、典籍源流，都在分纂稿的基础上，或增或删，或分或合，反复予以修订。就连各分纂稿的行文，也是字斟句酌，再三润饰。经过纪昀“笔削考校，一手删定”，原来行文风格不尽相同、评说有失偏颇的分纂稿“无不灿然可观”。最后按照经史子集四部分类体例，通盘筹划，排比编次，纂成独具特色的《四库全书总目》二百卷。
《四库全书》和《四库全书总目》毫无疑问是集体智慧的结晶，但纪昀在其中所起的关键作用丝毫不可忽视。以《总目》而言，全书行文风格一致，思想主旨贯通，都昭示了纪昀“笔削一贯”的重要作用。四库馆总阅官朱珪在纪昀墓志铭中写道：“公馆书局，笔削考核，一手删定为《全书总目》。”张维屏《听松庐文钞》云：“或言纪文达公（昀）博览淹贯，何以不著书？余曰：文达一生精力，具见于《四库全书提要》，又何必更著书！”“一手裁定”、“一手删定”、“一手编注”《总目》或者说纪昀“一生精力，萃于《提要》一书”，都说明纪昀对《总目》所倾注的心血得到时人和后人的公认。从这个意义上说，《总目》最大限度地反映了纪昀的学术文化思想就不是什么无本之木了。正如黄云眉所言：“就形式观之，《提要》似为多人心血之结晶品，其实此书经纪氏之增窜删改、整齐画一而后，多人之意志已不可见，所可见者，纪氏一人之主张而已。”
纪昀总纂的《四库全书》和一手删定的《总目》问世以来，得到历代学者的高度赞誉。阮元说：“高宗纯皇帝命辑《四库全书》，公（纪昀）总其成，凡六经传注之得失，诸史记载之异同，子集之支分派别，罔不抉奥提纲，溯源彻委。所撰定《总目提要》多至万余种，考古必求诸是，持论务得其平允。”江藩指出：“《四库全书提要》、《简明目录》皆出公手，大而经史子集，以及医卜词曲之类，其评论抉奥阐幽，词明理正，识力在王仲宝、阮孝绪之上，可谓通儒也。”有目共睹的学术价值还使得这部大著的文化影响历久不绝。晚清张之洞对读书士人谈到：“今为诸生指一良师，将《四库全书提要》读一过，即略知学问门径矣。”对该书有精深研究的余嘉锡说：“《提要》之作前所未有，可为读书之门径，学者舍此，莫由问津。”他还谈到清朝嘉道以后通儒辈出，“莫不资其津逮”，将其奉作指南，“功既巨矣，用亦弘矣”。他对《总目》的缺点多有指摘，但也承认自己“略知学术门径，实受《总目》之赐”。
纪昀在四库馆修书十年，“自始至终，无一息之间”，其辛劳不言而喻，却也是人生收获颇丰的十年。他既为恰逢“王事适我”的历史机遇而欣慰，又为“期于世事有补”愿望的实现而自豪。正如他在《自题校勘四库书砚》诗中所云：“检校牙签十余万，濡毫滴渴玉蟾蜍。汗青头白休相笑，曾读人间未见书。”“曾读人间未见书”只是一个表象，纪昀和他的同仁们为中国学术文化树立的一座丰碑才是看不见的永恒！
4. 康乾盛世与《四库全书》之纂修
康熙中叶,清朝出现了安定繁荣的局面,到雍（正）乾（隆）年间,清朝国力达于鼎盛，故史学界将康、雍、乾时期称为康乾盛世。纂修于乾隆时期的《四库全书》（以下简称《四库》）是我国古代最大的一部丛书，是康乾盛世经济富庶、社会安定、国家强盛、文教昌明的产物，是这个时期极其重要的文化成果；也打上了该时期文化专制主义的深刻烙印。
1.经济繁荣、国家富庶，为《四库》的纂修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康乾时期，国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有力地促进了经济发展。国家富足，国帑充裕，国力鼎盛。朝廷还藏富于民，仅乾隆一朝便数度蠲免全国地丁钱粮和漕粮，总数达白银2亿多两，数量空前。此时的中国是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之一，经济总量居世界之首。繁荣的经济无疑为《四库》的纂修提供了足够的财力支撑。从乾隆三十八年此书纂修开始，至四十七年第一部书基本告竣，全书近8万卷之巨。此后又陆续分抄6部，再加上相关的后续工作，直到五十八年才全部完成。参加纂修的学者和官员累增至二三千人，再加上纂修期间在全国广泛搜征图书以及复杂的禁毁图书等事项，所耗资金之巨难以累计，没有康乾盛世所积累的强大经济实力作支撑，是不可能顺利完成的。
2．社会安定、国家强盛，为《四库》的纂修提供了有力的政治保障。康乾时期，继荡尽南明残余之后，又平定三藩之乱及边疆地区的数度叛乱，收复台湾，加强了对西藏的控制，打败了沙俄的入侵，武功达于巅峰，国家愈益强盛。幅员辽阔，社会安宁，边疆平靖，国家的统一更加巩固。在政治上，清圣祖及时调整策略，孜孜求治。世宗宽严相济，以严纠偏，刷新政治，澄清吏治，革除弊政。建立军机处，皇权空前加强。高宗继续强化皇权，打击离心的宗室贵戚，消除权臣势力，加强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四库》的纂修，汇集全国文化精英，前后历时21年，征书波及全国各地，禁书要梳理所有文献，再加上与禁书相关的一系列文字狱，这些无疑是以当时强盛的国力、安定的社会秩序、空前强化的皇权以及中央对地方强有力的控制作为政治保障的。
3．学术兴旺、文教昌明，为《四库》的纂修创造了有利的文化条件。至康熙初年，随着清王朝统治的稳定，满汉文化由冲突而走向合流。“崇儒重道”成为基本国策，清圣祖提出“文教是先”，把文化教育作为治国的根本大计。为此，康乾时期，一是努力用儒学去统一作为社会中坚的知识界思想，将经学引向以经学考据为主的学问。同时加强文化高压，扼制清初以来的经世致用思想，从而迫使知识界将学术研究脱离现实，回过头来从传统经学中寻找依据，对儒家经典进行诠释、考证，乃至致力于文字、音韵、辨伪、校勘等方面的努力。缘此发展，对传统学术进行全面整理和总结便成为有清一代学术文化的显著特点。这在学术上典型表现为乾嘉学派的形成风靡朝野，在文献搜集整理上典型表现为《四库》的纂修。而乾嘉学派中诸如戴震等前辈名宿大多参与了《四库》的纂修，其间经历了对历代文献的整理总结以及对自身学术的砥砺精研，因此《四库》的纂修对乾嘉学派的形成无疑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二是以优越的待遇网罗汉族知识分子为王朝所用。继科举取士制度恢复后，康乾时期两次开考博学鸿儒科，以更大的优惠吸引名宿大儒，一经录取，俱授翰林院官职。当时有代表性的大儒多被其成功笼络，实现了清廷与广大汉族知识分子的全面合作。再加上相关的促进学术文化事业发展的政策和举措，从而造成了以考据学为主流，人才辈出，著述如林，学术文化空前繁荣的局面。这无疑为《四库》的纂修作了必要的学术积累。而且《四库》纂修，当时的知识界群英荟萃,如总纂官纪昀、陆锡熊，总阅官陆费墀，纂修兼分校官戴震、周永年、邵晋涵，总目协勘官任大椿、程晋芳，校办各省送到遗书纂修官朱筠、翁方刚、姚鼐，缮书处分校官金榜、赵怀玉，篆隶分校官王念孙等，多为学界时俊。说明此书的成功纂修，与清廷对汉族知识分子的成功笼络是分不开的。三是组织人力编纂各类图书。康乾时期，经学、诗文、史学、典制、性理、音韵、数学、天文、历法、地理、名物等各类图书都有大量汇编，类书、丛书层出不穷。特别是万卷之巨的《古今图书集成》的编纂，是继明《永乐大典》之后汇古今图书于一体的又一部特大型类书。这些可以看作是《四库》纂修的前奏。四是图书的访求，为《四库》的纂修提供了更多的可供选择的文献。在清初倡导“儒藏”的影响下，访求天下遗书成为当务之急，所以高宗屡次颁诏访求。至乾隆三十七年，又一再严令搜征天下遗书。安徽学政朱筠率先响应。次年初，他再次上书，提出辑校《永乐大典》的建议，被朝廷采用。乾隆皇帝钦定书名为《四库全书》。伴随着此书的开馆纂修，清廷亦开始大规模搜访遗书。《四库》收录图书3400多种、79000多卷，而未予著录、于总目中仅存书名者便多达6700多种、93000多卷，还有因诸多原因而禁毁不存的大量图书。如此众多的图书，除了部分来源于国家藏书之外，数量最多的是来源于各地督抚学政搜求进呈的图书，总计不下12000余种。
4．专制集权、文化高压，给《四库》的纂修打下了深刻的历史烙印。处于封建社会后期的康乾时期，专制集权达于极端。再加上民族矛盾等原因，文化高压政策也达于极端。尤其是雍乾时期，文网严密，文字狱迭兴，诛连不已，稍“不安分”，便可能招至杀头之祸。在《四库》纂修开馆后的15年里共发生文字狱48次之多。在这种文化高压政策下，纂修《四库》的文化整理过程，同时也就成为一次文化摧残和洗劫的过程。虽然在全国发动大规模征书、献书运动，但“寓禁于征”才是其真实意图。在《四库》纂修期间，历代典籍遭全毁或抽毁的共达3100多种、151000余部，销毁书版亦达8万块以上。其余图书则以应刻、应抄、存目三类分别予以处理。这些，应是我们在分析康乾盛世与《四库》之纂修关系时所应当记取的教训。
5.《四库全书》的编纂过程
清朝官方在18世纪中叶主持编纂的《四库全书》是我国优秀传统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不仅为后世保存了丰富的文献，提供了大量研究我国古代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资料；而且在考镜传统学术源流，批评历代学术得失以及考证、辑佚、校勘古籍等方面，总结了丰富的理论和方法。今天重新考察《四库全书》的编纂，仍不难窥见其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四库全书》的编纂，从清高宗乾隆三十八年二月（公元1773年3月）下诏设立《四库全书》馆始，到乾隆四十六年十二月（公元1782年1月）第一部《四库全书》竣工，前后经历将近九年的时间，其编纂过程大体上包括以下几个程序。
第一，采择与经办内府书籍。清代的内府藏书，大多是前代流传下来的旧书，或是清代历朝皇帝下诏编纂的书籍，庋藏于武英殿、懋勤殿、上书房、藻堂、味腴书屋等处，供皇帝随时观览。清代内府书籍或经官刻，或由敕撰，普通学者很难看到。清廷将这类书籍全部纳入《四库全书》采择的范围，集中到《四库全书》馆，由总裁指定纂修官专门经办。对于官刻的前代旧书，例如乾隆年间校刻的十三经、廿二史等，大多直接缮写，收入《四库全书》；而对于敕撰之书，除清高宗下诏为《四库全书》临时纂修的《历代职官表》、《河源纪略》等一批书籍直接抄入以外，其余如顺治年间编纂的《易经通注》、康熙年间编纂的《春秋传说汇纂》、雍正年间编纂的《执中成宪》、康熙至乾隆初年编纂的《三礼义疏》、《大清一统志》、《通鉴纲目三编》等书，成书时间较早，或者体例不够完善，或者内容有些过时，则予以校勘、增补，然后缮写抄入《四库全书》。
第二，采进和办理各省公私进呈书籍。在《四库全书》所采书籍的来源中，各地官府采进和私人进献的书籍所占的比例最大，办理工作也最繁杂。由于各省总督或巡抚采进的图书不免玉石杂陈，真赝混淆，四库馆臣首先加以甄别、校勘和考证，去伪存真，择善而从；继而给每部书撰写出提要，叙述作者生平事迹，记载书籍的源流得失，撮叙著述宗旨和要点；最后提出应刊、应抄、应存等意见，呈送皇帝裁决。所谓应刊书籍，一般来说都是世间罕见，内容有益于世道风俗一类最好的书籍，这类书籍除抄入《四库全书》外，另外再刊刻单行，以广流传。所谓应抄书籍，大都属于发挥传注，考核典章以及诸子百家之言，有裨实用一类合格的著作，可以抄入《四库全书》。所谓应存书籍，系指那些与清代统治集团的价值观念不相符合或者著述寻常、内容上有瑕疵一类不合格的著作，《四库全书》仅收录其书名，称作存目书。各类书籍送呈皇帝审阅之后，作为定本收入《四库全书》。
第三，抄录和辑佚《永乐大典》传世书籍。从明修《永乐大典》中抄录和搜辑佚书，是四库馆臣从事的一项极有价值的工作。对于《永乐大典》首尾完整收入的前代佚书，工作比较简单，可以直接抄入《四库全书》；而辑校工作中最为繁难艰巨的则是《永乐大典》中的散篇辑佚，因为前代佚书往往被拆散，按字韵系在《大典》的不同部分，需要辑佚者细心收集原著各条内容，排比编次，复其旧帙，然后才能收入《四库全书》。四库馆臣发现前代佚书，先要缮写底本，详加校正；再就各书主要宗旨以及著作源流撰写提要；最后呈交总裁勘定，区分出应刊、应抄、应删三种类型，应刊和应抄者缮写正本进呈皇帝，应删者保留书名，作为存目书。四库馆臣的辑佚工作是我国学术史上的壮举，对于保存历代失传古籍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第四，查禁和销毁“违碍”书籍。在《四库全书》的编纂过程中，清代统治者对各类书籍进行了极其严格的审查，其主要目的是取缔所谓“颠倒是非”、“违碍悖逆”等不利于清朝统治的著作。四库馆臣在校阅各类书籍时，但凡发现历代学者撰写的著作有“悖逆”之处，或者编选之书有“违碍”条目，全部撤出销毁。即使已经收入《四库全书》的书籍，在校勘过程中如果发现上述问题，也都部分地抽毁、改易，甚至完全撤出销毁。在这些书籍中，不但直接称呼清朝为“胡”、“狄”、“虏”、“夷”之处要被抽毁，而且宋元以后的著作中使用上述词语称呼金朝、元朝之处也要被删改。禁书与抽毁的结果，一方面使许多有学术价值的书籍遭到摒弃，另一方面使大量书籍失去本来面目，给《四库全书》的编辑工作带来极大的消极影响。
综观清代《四库全书》的编纂，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几点认识。其一，清代编纂《四库全书》，集中了当时一大批学有专长、富有盛名的学者，如戴震精于算学，邵晋涵精于史学，周永年精于辑佚，任大椿精于典制名物等等；又设立总裁官、副总裁官、总阅官、总纂官、总校官等360余人组成的庞大书馆，各司其职，分工协作。正是由于清廷较好地组织各方面力量，才保证了这项修书工程的顺利完成。其二，中国学术文化发展到清代中叶，面临着全面清理与总结历代学术思想，促进传统文化进一步发展的紧迫任务。《四库全书》的编纂，由国家大规模收集和储藏古代图书，适应了清代中叶全面清理与总结历代学术文化的社会需要。不能把清代编纂《四库全书》仅仅归结为推崇汉学，或者认为《四库全书》的编纂对中国文化造成了前所未有的浩劫！其三，《四库全书》的编纂，给予后来学术发展较大的影响。大批学者把主要精力用于搜集、辑佚、考证、注疏、校补古籍方面，使中国古代考证学、辑佚学、校勘学、目录学在理论和方法上趋于成熟，形成专门学问。《四库全书》的出现，对中国学术文化发展具有多方面促进作用，应当予以高度重视和深入研究，使之形成一门内涵丰富、颇具价值的“四库学”。
6.《四库全书》的编纂与中国传统文化
《四库全书》是清代乾隆时期编纂的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一部丛书。它所收录的书籍，上自先秦，下迄清代，几乎囊括了从古到今（指修书的乾隆年间）中国历史上的主要典籍，并且涵盖了中国传统学术文化的各个学科门类和各个专门领域，因而历来有“典籍总汇，文化渊薮”的美誉。在十八世纪，像《四库全书》这样的文化巨著，不仅在中国，就是在当时的世界上，都是绝无仅有的。
清代乾隆年间，统治者之所以要纂修这样一部超越古今的大书，实与中国历史上独特的文化传统密切相关。在中国古代，很早就有“马上得天下，不能马上治天下”的至理名言。它说的是夺取政权，建立新的王朝，要依靠武力，但治理天下，绝不能仅仅依靠武力，而必须讲求文治，正所谓“以武开基，右文致治”。文治武功也因此成为衡量历代王朝兴衰、国家治乱的重要标志，但文治的地位要居于武功之上，作用也远比武功更为重要。综观历史，历代统治者讲求文治最常用的方法和最有效的手段，就是搜求典籍，编纂图书。这在王朝的鼎盛时期尤为如此，如唐代有经书定本《五经正义》以及《晋书》、《梁书》、《陈书》、《北齐书》、《周书》、《隋书》等纪传体史书；宋代有三大类书《太平御览》、《太平广记》和《册府元龟》以及编年体史著《资治通鉴》；明代有大型类书《永乐大典》；清代有仅次于《永乐大典》的大类书《古今图书集成》。这些大型图书的编纂，不仅构成了中国数千年历史发展进程中独特的人文景观，也形成了中国古代盛世修书的文化传统。
乾隆年间，正值清朝的鼎盛时期，国家统一，政治稳定，经济发展，文化繁荣。乾隆帝仿效历代统治者的做法，大力提倡“稽古右文”，组织学者校勘十三经、二十一史，开馆纂修各种书籍，并先后两次下令征访图书。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第三次征书谕旨下达之后，时任安徽学政的朱筠就此专折上奏，提出了访书编书的四条建议。其中特别提出，翰林院所藏的《永乐大典》一书中收有不少当时社会上已经失传的珍贵典籍，请求派专人进行辑录。由于朱筠的建议既迎合了统治者讲求文治的需要，又与乾隆帝的征书谕旨相吻合，因此，军机大臣议定，立即选派翰林院官员查核《永乐大典》，结果确如朱筠所言。于是，乾隆帝立即下令从《永乐大典》中辑校珍本秘籍，并决定在全国各地广泛征集图书，同时采购社会上流传的通行本，挑选清内廷收藏的图书，再把所有的书籍都汇集起来，统一编排，定名为《四库全书》。一项大规模的文化工程，就由此拉开序幕。
乾隆帝下令编纂《四库全书》之后，朝廷很快设立了四库全书馆，由皇帝任命皇室郡王、大学士以及六部尚书、侍郎兼任总裁、副总裁，并特别征召翰林院和全国各地的著名学者入馆担任纂修官，从事考核编纂工作。据统计，先后任职四库馆并正式列名的朝廷官员和文人学者达三百六十人之多。其中著名学者如纪昀、陆锡熊、周永年、戴震、邵晋涵、翁方纲、程晋芳、任大椿、朱筠、王念孙等人，都是负学界重望的最佳人选。根据书籍的不同情形，纂修工作主要分为三大部分：一是从《永乐大典》中辑录当时社会上已经失传的珍本、善本；二是对清代历朝皇帝下令编纂的各种书籍以及宫内各处收藏的图书进行校阅修改，并奉命编纂各种书籍增入《四库全书》；三是对全国各地进呈至四库馆的图书进行斟酌取舍、考证校勘。在众多纂修官的辛勤努力下，许多书籍的真实面貌得以恢复，文字讹误得以纠正，版本源流也得以厘清。
在全面清理甄别历代典籍的同时，纂修官还进而藉助传统目录学的工具和手段，总结学术的渊源流变，反映典籍的分合存佚，确定图书的进退取舍。这就是与《四库全书》相辅相成的大型目录著作《四库全书总目》的编纂。它把《四库全书》所收录的图书分为两类，一类是“应抄书籍”。凡是流传稀少的珍贵古书，《永乐大典》中辑佚出来的珍本、善本，各个学科领域具有学术价值和学术水平以及有益于实用的书籍，或者虽有不足之处但瑕不掩瑜的图书，都列入“应抄”的范围。这些书籍都要完整的抄录下来，也称之为“著录”书籍。其中特别稀见的珍本秘藉还专门送交武英殿刊刻流传，此即《武英殿聚珍版丛书》，共计收书138种（内4种刻本）。另一类则是“应存书籍”。大体说来，凡是不完全符合正统儒家学说和统治者的价值观念，或者在纂修官看来学术水平不高、价值不大，甚至有错误之处的图书，都列入“应存”的范围。这些书籍不再抄录，只是把它们的书目提要收入《四库全书总目》，也称之为“存目”书籍。在清理甄别、进退取舍的基础上，《四库全书总目》根据传统目录学的正统分类体系，把著录、存目的所有书籍分为经、史、子、集四部，并于部下分类，类下再细分为各个子目，计四部四十四类六十六子目。与此同时，《总目》还继承中国古代目录学的优良传统，于各部卷首撰写总序，各类卷首撰写小序，并为《四库全书》著录、存目的每一种书籍撰写详细的书目提要，介绍作者生平，叙述典籍内容，考辨篇章文字，评论长短得失。通过分门别类、提要编目的方式，《四库全书总目》不仅成功地建构了一个包罗宏富、组织严密的庞大体系，把《四库全书》著录、存目的上万种书籍统括为一个有机的整体，而且“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对中国古代典籍和传统文化作了全面的清理和总结。
在中国古代文化发展和文明传承的过程中，图书典籍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特别是雕版印刷术产生之后，书籍的种类和数量迅速增多。为便于保存和流传，人们往往把原来单独流行的著作汇集起来，编成一部大书，刊刻行世，丛书也由此应运而生。南宋以后，丛书的编纂日益受到重视，明清时期甚至成为学术界的一时风尚。清代乾隆年间编纂的《四库全书》，据《四库全书总目》统计，它著录书籍3461种，79309卷，存目书籍6793种，93551卷，二者合计达10254种，172860卷，堪称中国古代丛书之最。可以说，《四库全书》最大的价值和功用，就在于保存典籍，传承文化，为学者的研究提供完整的文献资料。在中国古代历史上，文献典籍的保存和流传，有这样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即单本的图书，零散的著述，往往容易散失亡佚；而凡是编纂或汇刻为一部大书的，则比较容易保存和流传下来。以明末学者徐光启的《农政全书》和宋应星的《天工开物》为例，这是两部分别记述农业和手工业生产技术的书，均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乾隆年间编《四库全书》时，著录了徐光启的《农政全书》，却没有收录宋应星的《天工开物》。结果，《农政全书》得以流传，《天工开物》却不幸亡佚，直到二十世纪初年才在日本发现，转而传回国内。就此而言，《四库全书》把三千多种分散的图书汇集为一体，而且历经二百年来历史的风云变幻，完好无损地保存到今天，并将继续流传后世。这样的作用和功绩，是值得充分肯定的。当然，《四库全书》也并非完美无缺，一些与正统儒家学说和统治者的价值观念相悖离，以及与清政权的统治思想和文化政策相抵触的著作未能收录，甚至遭到禁毁，有关科学技术、生产技艺方面的书籍，以及记载国外地理、风土、人情的图书，也收录很少。还有一些收录的书籍遭到不同程度的改易。所以有人说，《四库全书》实际上并不全。这样的批评，确实不无道理。但功过相比，其功绩仍然是主要的。因此，《四库全书》至今仍被公认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宝库，古代典籍的渊薮。它与举世闻名的万里长城、京杭大运河一样，都是值得我们珍视并且为之自豪的中华民族的珍贵遗产。
7. 四库全书的历史命运
《四库全书》修成后，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经历了不同的命运，从一个侧面映射出18世纪末叶以来中国社会的曲折变化。
《四库全书》的纂修与清初学术文化思潮的变化和乾隆时期的盛世局面分不开。清初，空言义理的宋学衰落，汉学代之而起，博览群书、考订经史、辑佚书籍之风大盛，从而出现了对传统文化进行历史性总结的要求。《四库全书》的纂修正是这一要求的反映。而乾隆年间呈现出的“盛世”景象，又为大规模文化建设创造了良好的社会环境，提供了雄厚的物质基础。乾隆帝出于“文治武功”的需要，通过纂修《四库全书》，显示其“超越汉唐”、“稽古右文”的文治政策，也借“稽古右文”之名，达到“寓禁于征”的政治目的，对全国书籍作一次全面、彻底地审查、评论和总结。在筛选和“净化”的基础上形成“钦定”的《四库全书》也就成为维系清王朝封建统治秩序的强有力的思想武器。
《四库全书》成书后，乾隆帝对其存藏十分重视。他决定仿效“天一阁”规制，修建文津阁、文渊阁、文源阁、文溯阁、文汇阁、文宗阁、文澜阁共七座藏书楼。先行缮录的四套《四库全书》分别送藏于紫禁城文华殿后的文渊阁、沈阳故宫的文溯阁、圆明园的文源阁和承德避暑山庄的文津阁，史称“内廷四阁全书”，北四阁《四库全书》专为御览，仅供乾隆帝随时调阅，外人无缘得见。后来，乾隆帝考虑到文人学子读书需要，命将续缮的三套《四库全书》分别送藏于扬州文汇阁、镇江文宗阁和杭州文澜阁，史称“江浙三阁全书”。南三阁《四库全书》均对外开放，而且鼓励文人学子入阁阅览。
《四库全书》庋置各阁不久，清王朝就步入到多灾多难的历史时期。各阁《四库全书》因此经历了坎坷曲折的历史命运。第一次鸦片战争中，英军攻陷镇江，火烧文宗阁，《四库全书》损失惨重。后镇江文宗阁与扬州文汇阁的《四库全书》又毁于太平天国时期的兵火。杭州文澜阁《四库全书》虽然免遭兵火厄运，但其中册次也大量散佚。后经补抄，才基本配全，今藏浙江图书馆。内廷四阁的《四库全书》也没能逃过战争的浩劫。1860年英法联军攻占北京，火烧圆明园，文源阁《四库全书》化为灰烬，翰林院的《四库全书》底本也多被毁坏、流失。1900年八国联军侵入北京，翰林院残存的四库底本被劫掠出境，散藏于英、法各国图书馆中。1948年底到1949年初，随着国民党政权的全面溃败，文渊阁《四库全书》被运往台湾。北四阁《四库全书》饱经苍桑，只有文渊、文津、文溯三阁的藏本基本完整，留存至今。目前它们分别珍藏在中国国家图书馆、甘肃省图书馆和台湾省。
沈阳故宫文溯阁《四库全书》虽然较完整地保存到今天，但它也曾险遭不测。八国联军侵华期间，沙俄占领沈阳故宫，文溯阁《四库全书》遭到破坏，有些册次流散。1914年，袁世凯将文溯阁《四库全书》运至北京，长期搁置在北京古物陈列所，蛛网尘封。1922年，对此书垂涎已久的日本秘密勾结满清皇室，企图以120万元购买。消息传出后，遭到社会各界的强烈反对，这一企图才没有实现。一些有识之士便提出将文溯阁《四库全书》运回沈阳，继续藏于文溯阁。新中国成立后，为妥善保存这套《四库全书》，国家决定将其从沈阳调至气候干燥、冷热适宜的兰州，由甘肃省图书馆保管，体现了新中国政府对历史文化遗产的高度重视和科学保护的历史器识。
《四库全书》的再版和研究，既是对其学术价值的重新认识，也是继承和弘扬历史文化遗产的现实需要。《四库全书》有着重要的学术文化价值，但长期以来深藏密封，人们只能仰而慕之。在社会稳定、学术繁荣的今天，《四库全书》的印行、研究和利用出现了喜人的局面。上个世纪80年代，台湾商务印书馆率先影印出版了文渊阁本《四库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据此本又在大陆印行。文渊阁《四库全书》印出后，为教学、研究带来很大的方便。如今线装文渊阁本又要问世，将从形式和内容上再现昔日的风貌，令人振奋。
早在编纂《四库全书》的过程中，就已经开始了对《四库全书》的研究和利用。《四库全书荟要》、《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四库全书简明目录》、《四库全书考证》、《武英殿聚珍版丛书》等可以看作编纂《四库全书》的副产品。近人胡玉缙搜集针对四库提要的匡谬及补阙意见，汇为《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补正》。余嘉锡全面系统地考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谬误、缺失、考订未当之处，撰《四库提要辨证》并提出了许多精辟见解。如今出于对历史文化遗产的继承和弘扬的需要，《四库全书》的研究正在走向深入，不断有新的成果问世，如崔富章的《四库提要补正》，考订、考证四库提要之不当或讹谬之处凡600余条；李裕民的《四库提要订误》，对四库提要著录之书的书名、卷数、版本、作者及其生平以及内容评价等方面的错误进行了诸多订正；黄爱平的《四库全书纂修研究》以扎实、严谨的学风，对《四库全书》纂修过程及其相关问题进行了全面研究。我们有理由相信，在文化事业蓬勃发展的今天，《四库全书》必将对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发挥重要作用。
8.《四库全书》对传统文献的贡献
中国是一个文献积累丰富、传流历史悠久的国家。如果从甲骨文算起，当有3000多年；如果从孔子收集整理算起，也有2000多年。在如此悠久的历史长河中，历代文献得以长期保存、积累、流传的主要原因是中国各个时代都有重视传统文献的具体措施，特别是国力强盛的汉、唐、清各代在这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譬如清代编纂的《四库全书》就是超越前朝的空前伟业。
总汇传统文献
较多的学者都把传统文献界定在上古到近代以前，在这一发展过程中，有过四次较大的总汇工程：一次是东汉初班固在向、歆父子《别录》、《七略》基础上编纂的《汉书艺术志》，一次是唐初编纂的《隋书经籍志》，一次是明朝编纂的《永乐大典》，而最大的一次则是清乾隆时编纂的《四库全书》。四库全书的总汇工程在数量上远远超过前两次，著录之书为3461种，79039卷；存目之书5793种，93551卷，两项共收书10254种，172860卷，较前二次不啻增大一二十倍。在再编纂上，它不仅如前二次那样有提要性目录，还将著录部分收入全书。四库全书总汇工程之浩大，实属空前。
《四库全书》的再编纂也实现了数百年来儒家学者期望总汇传统文献的宿愿。在传统文献中，佛、道两家早就有总汇的成果，即佛藏与道藏的编纂，而儒家独无藏。最早提出编纂儒藏的是明末福建人曹学。曹氏在明末和唐王政权下，任过高官，好学嗜书，收藏繁富，曾感叹地说：“二氏有藏，吾儒何独无藏？”遂决意编纂儒藏。他采撷四部，按类分辑，经营十年，可惜以明亡殉国而未完成，但他提出编纂儒藏的思想影响后来颇巨。清康熙时的徐乾学在为高士奇所撰《编珠》写序时，就有类似的建议，并希望高士奇向康熙进言落实。乾隆初，新成进士的全祖望曾以在翰林院供职之便，着手从《永乐大典》中分类钞辑。近代学者钱穆认为，这是“纂辑《四库全书》的远源”。不久，著名学者周永年正式揭出为编纂《儒藏》而搜求图书的建议，写了一篇《儒藏说》，阐述了《儒藏》的正名、立意、作用和意义。其后，安徽学政朱筠提出广征遗书、整理官藏和从《永乐大典》中辑佚等建议。这一建议与乾隆帝向往实现文治武功的一统心理恰好合拍，促成乾隆帝决定编纂一部能囊括古今文献的巨型丛书《四库全书》。因此，《四库全书》的编纂可谓既实现了曹学以来诸多儒家学者的宿愿，又完成了总汇传统文献的宏业。
整理、完善传统文献体系
保存、积累和流传传统文献，不外两条途径：一是如上所述的进行文献的再编纂，另一条则是整理和完善传统文献体系。乾隆三十八年二月，四库全书馆正式成立时，即全面规划建立一套较完整的运用体系。它先把编书与写提要的工作统统纳入四库全书馆的统一领导下，使二者没有此疆彼界的划分。它采取分片包干，一人全面负责到底的工作方法。对于各书的校勘、考证、提要的撰写以及根据该书内容价值而预拟的应刊、应钞、应存目三种意见等工作，都由一人专负其责。这样，既节省人力与财力，亦明确责任，便于发挥人才的作用，创立了传统文献再编纂的良法。 在着手再编纂之始，首先广征图书以奠定整理基础。《四库全书》的书源，大致为三方面：一是命各省采购图书进呈；二是要求各大藏书家选送相当数量的图书，以官编大书《古今图书集成》等作奖励；三是从《永乐大典》中辑佚，共辑出三百余种佚书。然后在此基础上进行全书收录、存目和撰提要等工作。历时十余年，《四库全书》与《四库全书总目》先后完成，在整理传统文献的同时能完成书与录，确是前此未有的创举。
在《四库全书》再编纂过程中，又有为完善运用体系而做的两件事。一是在征书辑书工作中发现有不少珍本秘籍为社会所需要，于是决定刻印流通，先刻印四种，旋因刻印速度较慢，改用新创造的木活字法，共印行134种，即《武英殿聚珍本丛书》；二是开馆之始，征书纷至沓来，卷帙浩繁，不便浏览，加以乾隆帝年岁日高，希望在生前能看到一部分重要而必备的图书，所以在开馆之初，就命馆臣从应钞诸书中，撷其精华，以较快速度，编纂一部《四库全书荟要》，乾隆四十三、四年，两份《荟要》就先于全书竣工，分藏于宫内藻堂和圆明园味腴书屋，以备随时阅鉴。同时还编了一部《四库全书荟要总目》，作为提纲挈领之作，又一次地书录并举。
与《四库全书》的再编纂几乎同步进行的《四库全书总目》是古典目录学史上具有里程碑性质的、最重要的目录学专著。它发挥了古典目录学“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主旨，不仅对已收各书撮其指要，论其指归，对存目诸书也叙其大略，使人得其大概。沾溉后来，厥功至伟。但卷有二百，未免检读不便，所以在乾隆三十九年即另撰简编本《四库全书简明目录》二十卷。款目以文渊阁《四库全书》为据，乾隆四十六年前后修成，早于《总目》四年问世。《四库全书简明目录》虽然精简了《总目》的总序和小序，但有些条目仍附有简短的按语，颇便翻检。图书目录同时编制繁简二本也为前代所未见。
这项整理传统文献工作既有《全书》，又有《总目》；既有《总目》，又有《简目》；既有珍善图书的选本《武英殿聚珍本丛书》，又有必备书选本《四库全书荟要》，较完整地形成既有原始文献，又有二三次文献的创制。它不仅代表当时整理文献工作体系的水平，同时对当前编纂《清史》和《儒藏》一类大的文化工程无疑会有所启迪和借鉴。
奠定清学基础，培育专学人才
清初以顾炎武、黄宗羲为代表的一些学者针对明末学风空疏的弊病，提倡追古求实之风，标举“古学”，以反对用朱注猎取功名的“俗学”。顾、黄等学者不仅博涉群籍，而且在治学实践中总结出一套整理阐释传统文献的方法，即考据方法，影响了一大批学者，如马、胡渭、阎若璩等都可称考据学健将。考据学发展到乾嘉时可说是已成“显学”，出现了以戴震、惠栋为代表的一批学者，提出了以汉代许慎、郑玄为师的“墨守许郑”的口号，建立师承家法，称为“郑学”。因郑玄是东汉人，所以又称“汉学”。他们以考据学作为学派特色，因而又有“考据学派”的称呼。这批学者多奋起于乾嘉时期，而被称为乾嘉学派。汉学、考据学派、乾嘉学派具有同一内涵，它就是清学。有学者认为清学是建基于目录学、考证学、校勘学和版本学等等的专学之上的，而这些专学的发展应该说与《四库全书》的编纂事业有着重要的关联。《四库全书》的编纂是在乾隆中期以后的二十年间，像这样大的文献整理工程必然需要经过求书、登录、校勘、编目、叙录、搜求散佚和抄写誊录等工序，这些工序都需要各种不同的专门学问。于是，以清初以来的考据学为基础，逐渐分化发展为目录、考证、校勘、版本、辑佚等不同门类的专学，而这些专学不仅是清学的支柱，也是发展清学的动力。乾嘉时期之所以能成为清学的鼎盛时期，不能不说是与《四库全书》的编纂有着不可分的关系。以至数十年后，著名学者魏源在给友人李兆洛的信中还说：“自乾隆中叶以后，海内士大夫兴汉学，而大江南北尤盛。”这一概括正好说明《四库全书》对清学的奠定做出过积极的贡献。
《四库全书》的编纂既然需运用众多专业知识，必然需要引用和培育大量专门人才。所以在开馆之初，乾隆帝除了依照封建体制，命皇子和重臣担任正副总裁外，主要选用了大量学有所成的知名学者，据有人统计共有360人，分别担任总阅、总纂、总校、提调、协勘等等职务，其中有许多人是当时卓著盛名的大学者。黄爱萍女士曾在其所著《四库全书纂修考》中列举出十二人：即于敏中、王际华、金简、纪昀、陆锡熊、陆费墀、周永年、戴震、邵晋涵、翁方纲、程晋芳、任大椿等，他们都是当时学术界的顶级人物。此外，黄著又列举了朱筠、姚鼐、彭元瑞、朱珪、庄存与、金榜、李潢、陈际新、郭长发、陈昌齐、洪梧、王念孙、刘墉、谢墉、赵怀玉、曹秀先、王太岳、余集、曾燠、门应兆等和没有列出的众多学者也都是俊才硕彦，其学术成果历历可考，为清学昌盛发展之砥柱，称一代人才之盛。在编纂过程中，通过工作实践和学者们相互商榷切磋，这一庞大的学术群体在治学上都各有不同程度的提高。因而，《四库全书》培育人才之功，亦不可没。
结 语
《四库全书》在其全程中，一直伴随着复查、校订、改错、撤出和禁毁。据黄爱萍女士统计，在十九年的禁书过程中，共禁毁书籍3100多种，15.1万部，销毁书版8万块以上，数量不可谓不大。所以，有人概括其事说，《四库全书》对传统文化是“功魁祸首”，言其保存文化有功而毁灭文化有罪，未免为四库纂修工程留下遗憾。最近看到任继愈先生所写《为〈四库全书〉正名》的文章，对《四库全书》纂修过程中的禁书、改书给以很好的诠释。任先生认为，禁书“是历代封建王朝皆有的事情”，改书“则是历代统治者所惯用的手法”，“也不是乾隆一个人的专利”。因而，任先生肯定这是“一项前无古人的文化事业”。我赞同任先生这一合于情理的解释，因为任何事务在它进行过程中常常是利弊共存，那就要分析其弊端产生的时代必然性，而考察它利之所在，测量其对后世的贡献。《四库全书》较完好地保存传统文献，特别是从《永乐大典》中辑佚300余种，开拓了学术眼界；给后世留下一份包罗繁富的传统文化载体，使传统文化不再像前代那样散佚流失。《四库全书》编纂工作的严密组织、周密规划、制定完整的文化整理体系、培育高质量人才等等，更给后人留下许多值得借鉴的经验。所以，我们对《四库全书》不妨多理解些不足，更多地利用其有利于我们的地方，让人们更多地向《四库全书》索取，使它在我们今天的文化事业中发挥更多的潜力！
国家荷天庥，承佑命，重熙累洽，同轨同文，所谓礼乐百年而后兴，此其时也。而礼乐之兴必藉崇儒重道，以会其条贯。儒与道匪文莫阐，故予集四库之书，非徒博右文之名，盖如张子所云，“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道，为往对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胥于是乎系故乃下明诏，勒岳牧，访名山，搜秘简，并出天禄之旧藏，以及世家之独弆于是浩如渊海委若邱山，而总名之曰四库全书。盖以古今数千年，宇宙数万里，其间所有之书虽多都不出四库全书之目也。乃抡大臣俾总司命翰林使分校，虽督继晷之勤，仍予十年之暇。夫不勤，则玩 日??时，有所不免，而不予之暇则又恐欲速而或失之疏略，鲁鱼亥豕，因是而生。语有之，“凡事豫则立，”书之成虽尚需时日，而贮之所，则不可不宿构。宫禁之中，不得其地，爰于文华殿后，建文渊阁以待之。文渊阁之名，始于胜朝，今则无其处而内阁大学士之兼殿阁銜者，尚存其名，兹以贮书，所为名实适相副。而奉以为家法，则予所以继绳祖考觉世之殷心，化育民物返古之深意，庶在是乎！庶在是乎！阁之制一如范氏天一阁，而其详则见于御园文源阁之记。
甲午孟冬月中澣 御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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