塞上听吹曲:揭秘《山海经》：为山海经中的怪物们确认真身8

揭秘《山海经》【17】 云台山是礼仪文化发祥地（一）



    一、帝鸿与帝江  再说混沌

    《山海经•大荒东经》载：“有白民之国。帝俊生帝鸿，帝鸿生白民。白民销姓，黍食，使四鸟：虎豹熊罴。”

    传统说法，帝鸿就是黄帝。《国语》记载少典氏娶有娇氏之女，生下黄帝和炎帝，黄帝在姬水边长成，因而姓姬。《史记》说黄帝姓公孙，名轩辕。《史记索隐》说黄帝本姓公孙，因在姬水边成长，故改姓姬。《史记集解》说黄帝号有熊。《史记索隐》说黄帝本是有熊国之子，故号有熊，因居轩辕之丘，遂以为名，又以为号。《左传》说黄帝亦号帝鸿氏。《史记正义》说黄帝为有熊国君，号有熊氏，及曰缙云氏，又曰帝鸿氏。

　　又有一种传统说法，古音“江”与“鸿”通，帝鸿就是帝江。浑沌名帝江。《山海经•西山经》载：“又西三百五十里曰天山，多金玉，有青雄黄，英水出焉，而西南流注于汤谷。有神鸟，其状如黄囊，赤如丹火，六足四翼，浑敦无面目，是识歌舞，实惟帝江也。”浑敦即混沌、浑沌。

    《庄子•应帝王》载：“南海之帝为倏，北海之帝为忽，中央之帝为浑沌。倏与忽时相与遇于浑沌之地，浑沌待之甚善。倏与忽谋报浑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窍以视听食息，此独无有，尝试凿之。”日凿一窍，七日而浑沌死。”

     《神异经•西芜经》载：“昆仑西有兽焉，其状如犬，长毛，四足，似罴而无爪，有目而不见，行不开，有两耳而不闻，有人知性，有腹无五藏，有肠直而不旋，食径过。人有德行而往抵触之，有凶德则往依凭之，名浑沌。”

    在整部《山海经》用词中，凡是称“尸”、称“神”的，都是神农时期即《连山易》时期的人物。《山海经•西山经》中称“有神鸟”，“实惟帝江”，我们就可以认为帝江这个人物，不是黄帝之后的人物，而应该是“浑敦无面目”的说不清楚具体是指谁的一位皇帝部落的先祖。《山海经•大荒东经》却说“帝俊生帝鸿”，帝俊是黄帝，则帝鸿是黄帝的一位后代，是与少昊同时代的人。因此不能因为古音“江”与“鸿”通，就认为帝鸿即帝江。至于说黄帝即帝鸿，是黄帝为土德，位于中央的说法，与庄子“中央之帝为浑沌”的说法的一种混淆。“人有德行而往抵触之，有凶德则往依凭之，名浑沌”，已经属于对“混沌”一词具有的好坏不分、是非不辨的一种后世才有的道德释义。

    二、帝鸿与鸿雁  

    鸿，也叫鸿雁、大雁，属于禽鸟类。《山海经》中的帝鸿，与夔、夒一样，也是一个人，是一个观察鸿雁生活习性、生存方式的人，是人类，不是鸟类。也与夔、、夒、俊一样，帝鸿这个人物，因鸟而名，也属于黄帝时期即《大荒经》、《归藏易》时期鸟文化中的人物，属于凤凰文化族群中一位人物。

    大雁属鸟纲，鸭科，是雁属鸟类的通称，是一种大型游禽。形状略似家鹅，有的较小。嘴的基部较高，长度和头部的长度几乎相等，上嘴的边缘有强大的齿突，嘴甲强大，占了上嘴端的全部。颈部较粗短，翅膀长而尖，尾羽一般为16—18枚。体羽大多为褐色、灰色或白色。全世界共有9种，我国有7种，除了白额雁外，常见的还有鸿雁、豆雁、斑头雁和灰雁等，在民间通称为“大雁”。大雁群居水边，往往千百成群，夜宿时，有雁在周围专司警戒，如果遇到袭击就鸣叫报警。主食嫩叶、细根、种子，间或啄食农田谷物。每年春分后飞回北方繁殖，秋分后飞往南方越冬。群雁飞行，排成“一”字或“人”字形，人们称之为“雁字”，因为行列整齐，人们称之为“雁阵”。大雁的飞行路线是笔直的。雁队成6只，或以6只的倍数组成，雁群是一些家庭，或者说是一些家族的聚合体。

    “雁阵”由有经验的“头雁”带领，加速飞行时，队伍排成“人”字形，一旦减速，队伍又由“人”字形换成“一”字长蛇形，这是为了进行长途迁徙而采取的有效措施。当飞在前面的“头雁“的翅膀在空中划过时，翅膀尖上就会产生一股微弱的上升气流，排在它后面的就可以依次利用这股气流，从而节省了体力，有利于整个群体的持续飞行能力。幼鸟和体弱的鸟，大都插在队伍中间。一般靠前面的大雁，是很有力量、很有经验的，但“头雁”因为没有这股微弱的上升气流可资利用，很容易疲劳，所以在长途迁徙的过程中，雁群需要经常地变换队形，更换“头雁”。它们的行动很有规律，有时边飞边鸣，不停地发出“嘎、嘎”的叫声，大雁的这种叫声起到互相照顾、呼唤、起飞和停歇等信号作用。它们那样累月地远程飞翔，单靠一只雁的力量是不够的，必须互相帮助，才能飞得快飞得远。有劲的大雁在扑动翅膀飞翔的时候，翅膀尖扇起一阵风，从下面往上面递送，就把小雁轻轻地抬起来，能使长途跋涉的小雁不会掉队。大雁排成整齐的人字形或一字形，也是一种集群本能的表现，因为这样还有利于防御敌害。如果孤雁南飞，就有被敌害吃掉的危险。

    大雁迁徙大多在黄昏或夜晚进行，旅行的途中还要经常选择湖泊等较大的水域进行休息，寻觅鱼、虾和水草等食物。每一次迁徙都要经过大约1—2个月的时间，途中历尽千辛万苦。但它们春天北去，秋天南往，从不失信于自然。不管在何处繁殖，何处过冬，总是非常准时地南来北往。
   
    《山海经》中的帝鸿，或许正是中华民族中的一位“头雁”一样的人。

    三、《易经》中的帝鸿

    《周易•渐》载：“渐，巽上艮下。女归吉，利贞。《彖》曰：渐之进也。女归吉也，进得位、往有功也。进以正，可以正邦也；其位刚得中也。止而巽，动不穷也。《象》曰：山上有木，渐；君子以居贤德善俗。”

     渐卦彖辞中，我们应该注意“止而巽，动不穷也”一句。传统《周易》的解释，一概是将巽卦解释为巽为木之类，而我们在对“夔”字的解释中讲到过“夔”字中的“巳”指的是鸟的翅膀，以此推理，这个巽卦的巽字上面的两个“巳”字，就应该解释为鸟的两只翅膀。“夔”字中的“止”是鸟的腿爪，这里的“止而巽”的“止”，当然也就是鸟的腿爪。传统《周易》解释艮卦，艮为山，而这里我们也可以把艮卦直接理解为鸟的腿爪。两只翅膀与一个“共”字，组成的是一只“双翼并举的鸟”，这是易经中巽卦的“巽”字本意，也才是“鸿运当头”之类常用吉祥词语的本意。鸿雁在飞翔过程中腿爪是收缩的，起飞之时与落下之时腿爪则伸出。易经中的渐卦，讲的是鸿雁一步步落到栖息地的情形。“君子以居贤德善俗”中的君子，就可以说是帝鸿这个人。“君子以居贤德善俗”，是讲帝鸿当初通过观察鸿雁寻找栖息地的方式方法，为中华民族制订出了人类与鸿雁一样逐水草而居的宅居习俗。

    初六：鸿渐于干。小子厉；有言无咎。

    “鸿渐”，形容鸿雁慢慢降落。“干”通“嘎”，鸿雁的鸣叫声。“小子”之所以有“厉”，是说鸿雁中还缺少生存经验的小雁，从南方归来后，对于北方的出生地还缺少记忆。“有言无咎”，要像成人照顾、召唤到达陌生地时的小孩子一样，大雁用嘎嘎的鸣叫声召唤小雁：到达栖息地了，这是我们要回归的家园，要安全飞落地面。

    六二：鸿渐于磐。饮食衎衎，吉。

    “磐”，鸿雁飞到地面后寻找食物时的情景，以及就食时围成的一种秩序。远途迁徙，一旦回归家园，疲惫却又兴奋着，飞落地面后的第一件事情，或许有着太多的怀旧。寻觅旧时巢居，寻觅旧时足迹，以及巢居与足迹上的往日情感。而最为重要的是寻觅食物。“衎衎”，通“干”通“嘎”，鸿雁变换鸣叫声发出的不同于栖落时的与饮食秩序有关的召唤信号。

    九三：鸿渐于陆。夫征不复。妇孕不育，凶。利御寇。

    “鸿渐于陆”，是雁群在饮食之后，于水中洗浴之后，到陆地上休息放松时的情景。为什么会有“夫征不复”“妇孕不育”“利御寇”的事件发生呢？我们在上面已经了解了大雁的生活规律，大雁群居水边，往往千百成群，夜宿时，有雁在周围专司警戒，如果遇到袭击，就鸣叫报警。“夫征不复”的那只雄雁，是当警察去了，因此那只期待受孕的雌雁“妇孕不育”。这种情况，对于雌雁来说固然是凶，但对于整个雁群来讲，是“利御寇”。

    六四：鸿渐于木。或得其桷，无咎。

    鸿雁在飞行时，雁队成6只，或以6只的倍数组成，雁群是一些家庭，或者说是一些家庭的聚合体，类似于人类族群中绝大部分存在有一定血缘关系的村庄组成形式。迁徙时是“整个村庄”的集体迁徙，居住时也是“村庄”式的居住，又是“村庄中的家庭”式一家一户居住。六三爻讲了雁群夜宿时，一个家庭中雄雁外出值勤，留下雌雁独守空闺的情景，六四爻则讲在外值勤的雄雁。鸿雁以鱼、虾和水草等为食物，因此选择河流湖泊等水际沙岸地面为夜宿的地方。值勤的雄雁不可以在地上夜宿，观察的需要，而要飞到高处去，飞到树上去，这是“鸿渐于木”。苏东坡在解释这一卦时讲到：“鸿之为物也，足不能握”，“盖得其大而有容如桷者焉”。夜间值勤的雄雁，不会站在树木最高处、树梢上，只能是守在较大的、比较平稳的树杈上。

    九五：鸿渐于陵。妇三岁不孕，终莫之胜，吉。

    鸿雁每年秋分后飞往南方越冬，春分后又飞回北方繁殖。飞回北方繁殖，也飞回北方死亡，这就叫做家园。有心人可以留意一下，当今时代依然有这种现象：每年春冬二季，既是婚期高峰，也是死亡高峰。生命的受孕期与死亡期，往往是同一个时期。“鸿渐于陵”的“陵”字，指“陵墓”。人类死亡后的葬地称为陵墓，鸿雁死亡后也有葬地吗？也有陵墓吗？“妇三岁不孕”，简直就是儒家礼仪文化中葬礼的三年守丧制。雄雁死后，雌雁三年内不再婚配？不再生育吗？三年之后才可以“终莫之胜”。渐卦九五爻，透出多少中国传统文化的根脉源泉所在？！

    上九：鸿渐于逵。其羽可用为仪，吉。

    “鸿渐于逵”，寻找曾经有过的、应该有的生存道路。进退之际，有头雁用羽翅作为仪仗或旗帜。或者直接讲，那鸿雁中的头雁舞动的羽翅，也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礼仪文化的一面标帜。

    不止渐卦，《易经》六十四卦中艮宫谦、艮、蹇、渐、小过、旅、咸、遁（《归藏易》艮宫八卦卦序）8个卦，讲的全是鸟类，并且全是讲鸟类中的鸿雁。是帝鸿这个人对于鸿雁的观察纪录。《兑易》中讲，渐卦的人需要有高超技艺、手艺，需要有名誉，才能够立身处世，才能够有大作为。人的两支手臂对应于鸿雁的翅膀，要有头雁翅膀能够划动气流的技巧，以此推导出渐卦之人需要具有技艺；而雁的鸣叫声，表示着组织力、号召力、名声与荣誉。
  揭秘《山海经》【18】 云台山是礼仪文化发祥地（二）



    一、慎终追远

　    《论语•学而》载：“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
   
    “慎终追远，民德归厚”，这句话是孔子弟子曾子讲的。孔安国对这句话的注解是：“慎终者，丧尽其哀；追远者，祭尽其敬。君能行此二者，民化其德，皆归于厚也。”朱熹《论语集注》基本上沿用这一注解而稍作发挥：“慎终者，丧尽其礼。追远者，祭尽其诚。民德归厚，谓下民化之，其德亦归於厚。盖终者，人之所易忽也，而能谨之；远者，人之所易忘也，而能追之，厚之道也。故以此自为，则己之德厚，下民化之，则其德亦归于厚也。”对于“慎终追远”这句话，古人的基本解释是对死去之人的丧礼要“尽其礼”，对祖先的祭祀要“尽其诚”，这样民德就可以归于淳朴善良了。

    今人钱穆《论语新解》中的解释是：“‘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慎终：终，指丧礼言。死者去不复返，抑且益去益远。若送死之礼有所不尽，将无可追悔，故当慎。追远：远，指祭礼言。死者去我日远，能时时追思之不忘，而后始有祭礼。生人相处，易杂功利计较心，而人与人间所应有之深情厚意，常掩抑不易见。惟对死者，始是仅有情意，更无报酬，乃益见其情意之深厚。故丧祭之礼能尽其哀与诚，可以激发人心，使人道民德日趋于敦厚。儒家不提倡宗教信仰，亦不主张死后有灵魂之存在，然极重葬祭之礼，因此乃生死之间一种纯真情之表现，即孔子所谓之仁心与仁道。孔门常以孝导达人类之仁心。葬祭之礼，乃孝道之最后表现。对死者能尽我之真情，在死者似无实利可得，在生者亦无酬报可期，其事超于功利计较之外，乃更见其情意之真。明知其人已死而不忍以死人待之，此即孟子所谓不忍之心。于死者尚所不忍，其于生人可知。故儒者就理智言，虽不肯定人死有鬼，而从人类心情深处立教，则慎终追远，确有其不可已。曾子此章，亦孔门重仁道之一端也。”

    南怀瑾在《论语别裁》中以“种瓜者”解释：“‘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古人对于这一句的解释，我也有点意见。拿孝道来讲……这是有问题的，意思对，但牵强附会。为什么引用曾子的这一段话讲学问呢？‘慎终追远’是什么意义？‘终’就是结果，‘远’就是很远的远因，用现在观念的一句话来讲就解决了，‘一个人要想好的结果，不如有好的开始。’欲慎其终者，先追其远，每件事的结果，都是由那远因来的，这里我们可以引用佛学里的一句话：‘菩萨畏因，凡夫畏果。’佛家的菩萨，大致相当于中国儒家的圣人，圣人们非常重视一件事情的动机。比如有一个朋友来约你做生意，这个动机，也就是这个初因，我们要注意，也许是善因，也许是恶因，如果是恶因，即使叫你做董事长，将来坐牢的也是你，那么这个因要注意了，所以菩萨是怕这个因。而‘凡夫’——普通一般人畏果，像死刑犯到执行时才后悔，这个后果来了他才怕。真要注意学问的人，对每一件事，在有动机的时候就做好，也就是刚才说的，要有好的结果，不如有好的开始，也就是开始就要慎重……所以‘慎终追远’的意思，是说与其要好的结果，不如有好的开始，西方文化中有一句俗话：‘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也是这个道理。大家认识了这个道理，则‘民德归厚矣’。社会道德的风气，自然都归于厚道严谨。这是‘学问’的道理。”

        二、礼仪三百，威仪三千

    春秋时代的乱世，据司马迁统计，在那个时代，“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至于诸侯奔走，不能保有其国者，则不可胜数”。那时的各国政治，怎样才能安定，是一大问题。《论语•颜渊》载：“齐景公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孔子当时，鲁国政权掌于三桓之家。齐国则由陈氏执政，陈僖子施惠于民，培养自己的势力，对齐君构成威协，齐景公虽知陈氏的企图，但无法制止，因此向孔子问政。依《礼记•礼运》所解五伦十义，君义为仁，臣义为忠，父义为慈，子义为孝，即是君要做仁君，臣要做忠臣，父要做慈父，子要做孝子，推而至于夫妇兄弟朋友，也各有其道，此即五种人伦之教。治理乱世，面临的问题非常复杂，如照孔子的办法实行，是否有效，这是现代人难免的质疑。孔子的君臣父子之说，虽然不见用于当时的各国君臣，却被广泛应用于后世君主时代维系政权统治。

    自孔子之后，人们对于礼的本质的理解，基本上定位于礼是为了维持建立在等级制度和亲属关系上的社会差异。《礼记》载：“礼者所以定亲疏，决嫌疑，别同异，明是非也。”又载：“亲亲之杀,尊贤之等，礼所生也。”荀子说：“人道莫不有辨，辨莫大于分，分莫大于礼。”又说：“故先王案为之制礼义以分之，使贵贱之等、长幼之差、知贤愚能不能之分，皆使人载其事而各得其宜。”韩非子说：“礼者……君臣父子之交也，贵贱贤不肖之所以别也。”董仲舒说：礼者“序尊卑、贵贱、大小之位，而差外内远近新故之级者也。”《白虎通德论》讲：礼，所以“序上下、正人道也。”《左传•庄公十八年》载：“名位不同，礼亦异数”。礼成了因人而异的行为规范，每个人必须按照他自己的社会、政治地位去选择相当于其身份的礼，符合这条件的为有礼，否则就是非礼。八佾舞是天子的礼，卿大夫只许使用四佾，鲁季氏以卿行天子之礼，八佾舞于庭，孔子即认为非礼，并愤慨地说：“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所谓“礼达而分定”，“礼不下庶人”，庶人无庙祭。历代冠、婚、丧、祭、乡饮等礼，都是按照当事人的爵位、品级、有官、无官等身份而制定，所用衣饰器物以及仪式都有繁琐的规定，不能僭用。家族中父子、夫妇、兄弟之礼各不相同。夜晚为父母安放枕席，早晨向父母问安，出门必面告，回来必面告，不住在室的西南角(尊者所居)，不坐在席的中央，不走正道路的正中，不立在门的中央，不蓄私财，是人子之礼。《礼记•曲礼上》载：“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礼不定。”儒家认为，达到孔子所说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境地，贵贱、尊卑、长幼、亲疏有别，理想社会秩序便可实现了，国家便可以长治久安了。反之，“礼不行则上下昏”，儒家所鼓吹的理想社会和伦常便无法维持，国家也就不可得而治。因此孔子说：“为国以礼”。又说：“安上治民，莫善于礼。”《礼记》载：“礼者君之大柄也……所以治政安君也。”

    《庄子•天运》载：“泉涸，鱼相处于路，相嘘以息、相濡以沫，不若相忘于江湖”。意思是：泉水干枯了，鱼儿们都显露在陆地上，相互嘘气、相互吐口水，以保持身体湿润。这怎么及得上在江河湖海中相互忘记，逍遥自在呢？庄子批评儒家说“有亲，非仁也”。焦作古代名人魏晋“竹林七贤”领袖人物嵇康，“非汤武而薄周礼”、“越名教而任自然”。鲁迅《狂人日记》载：“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礼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中国文化史上，同时也始终存在着反礼教的希音绝响。

    三、再说帝鸿

    “慎终追远”这一概念，与孝道有关，与礼仪有关，是作为中国传统文化重要脉络的孝道与礼仪文化的核心内容。然而，如果不了解帝鸿，不了解帝鸿一生中在云台山的所作所为，不了解帝鸿对中国文化所作出的巨大贡献，就很难准确理解“慎终追远”的真实含义。

    我们讲《易经》中艮宫的8个卦，记载的都是帝鸿的史事，足够丰富。但是《易经》中记载的帝鸿的史事还并不完整，帝鸿对于鸿雁的观察，不止于静态观察，还有动态部分。大雁在山野间觅食、嬉戏、夜宿、受孕、哺乳、做远途飞行准备等静态活动，在《易经》艮宫的8个卦中，分别有细致的观察纪录，大雁在天空飞行时的动态观察纪录部分在哪里？应该说就在“慎终追远”这句话的意义上。上面我们列举了古今学者对“慎终追远”的认识与解释，他们的解释对吗？汉代的孔安国为什么把这句话的注解与人的死亡与祭祀祭联系起来？中间1000多年经过朱熹到钱穆，依然维持这种认识，把“慎终”解释为人死之时活者丧尽其哀，把“追远”解释为后人对逝者的追祭，这样解释准确吗？到了南怀瑾为什么否定掉了其中的孝道内容？我们说，像帝鸿那样，抬起头来，抬头仰望天空吧，看看天上远飞的雁阵，我们或许可以得到“慎终追远”唯一正确的解释！头雁在前面艰难地推动气流，它甚至顾不上鸣叫，有另外专职管理飞行中的雁阵的大雁嘎嘎地鸣叫着：大家跟上队伍啊，不要掉队啊，特别是飞在后面的大雁更要谨慎啊，如果你成为失群的孤雁，后果会不堪设想，或许将成为其他凶禽的美餐，或许将永远在异乡飘泊，将永远回不到千里万里之外的家园！“慎终追远”，不可不慎！

    人类也在远行，生命也在远行，我们这个中华民族也在远行。大雁的飞行轨迹是平面上的数千公里，中华民族的远行轨迹是立体上的千秋万载。中华民族的那几个“领头雁”——伏羲、神农、黄帝他们远远地走在前面，是远；我们是后者、是终，三皇五帝之后一代一代出生在这世上的中华儿女是终。我们前面有过落伍者吗？有过失群者吗？有人独自去飘泊吗？有人群飘泊到远方吗？有被敌人消灭掉的人们吗？我们此时的这一代人，要做落伍者、失群者、飘泊者，要成为凶恶敌人的美餐吗？我们常说，世界上有过四大文明古国，如今已经只剩下一个中国，使我们能够以此引为自豪和骄傲的，不正是因为有“慎终追远”这种坚韧而巨大的文化力量吗？！“慎终追远”，不可不慎！

    然而，在我们的文化史上，早已经没有帝鸿这个人物。仅仅在人们认为是荒诞不经的《山海经》这部著作中，还有几句类似妖怪的纪录；仅仅在民间善男信女的口头上，寺庙一旁的残垣断壁中，还偶尔有一位“鸿钧老祖”。老百姓无知，不懂得帝鸿与帝均原本是两个人，是上古时期祭祀时合祀的两位先祖，而把两位先祖当作了一个人。而我们的学者呢？古代的学者、当代的学者，有谁知道“慎终追远”出自帝鸿对于鸿雁的观察？出自帝鸿将禽类的生存方式演化为人类的生存方法？演化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易道？没有！没有人知道了！说出“慎终追远”这句话的曾子，自己也不知道。他如果知道，就不会有后面“民德归厚矣”这句本来与“慎终追远”不大相干的话。在场的孔子不知道。他如果知道，教师怎么会不纠正学生的错误呢？孔安国、朱熹不知道。孔安国还不错，竟然知道“慎终追远”与孝道、葬礼有关系，但他们已经是“慎终者，丧尽其哀；追远者，祭尽其敬”地脱离了方法，解释到精神层面上去了。四书五经，世世代代都有解经注经的人，似乎每一代人都十分踊跃，今人依然。钱穆的“新解”，什么人与人之间隐藏有利害，人与鬼之间不存在利害，已经是在搞笑。南怀瑾更是“拿孝道来讲，牵强附会。‘终’就是结果，‘远’就是很远的远因”，把“慎终追远”扯到因果说上去，这位南怀瑾大师荒唐得很。

    “慎终追远”，我们是不是早已经做不到了？
揭秘《山海经》【19】  云台山是礼仪文化发祥地（三）


    一、再说“慎终追远”

    1、华夏道统的有远无终

    《周礼•春官》载：“太卜掌三易之法，一曰连山，二曰归藏，三曰周易。其经卦皆八，其别皆六十有四。”贾公彦《周礼注疏》、阮元刻《十三经注疏》并载：“周以十一月为正，天统，故以乾为首；殷以十二月为正，地统，故以坤为首；夏以十三月为正，人统，人无为卦首之理，艮渐正月，故以艮为首。” 自此，有了《连山易》、《归藏易》、《周易》“三易”说法之后，又进一步有了《连山易》以艮卦为首卦，《归藏易》以坤卦为首卦，《周易》以乾卦为首卦的认识。《汉书•艺文志》载：“人更三圣，世历三古。”从上古太昊伏羲画卦算起，易经经历三次推演。太昊伏羲、女娲、神农一次，是完成易经八卦初创与《连山易》阶段；少昊玄嚣、帝鸿、先商王亥一次，是完成《归藏易》阶段；文王、周公至春秋孔子作《易传》一次，是完成《周易》阶段。有趣味的是每一次都有先后三人来完成。《礼记•礼运》载：“子曰：我欲观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徵也，吾得夏时焉。我欲观殷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徵也，吾得坤乾焉。坤乾之义，夏时之等，吾以是观之。”夏殷治平之道，皆本诸易。孔子之杞之宋，得到夏时的《夏小正》与《易经》中的坤乾即《归藏易》。《系辞》载：“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冶，盖取诸乾坤。”这里不应是“乾坤”，而应该是“坤乾”。凡是谈论商代以前文化，要记住这个“坤乾”不可以颠倒成“乾坤”。凡是三代治平之道用夏时与坤乾，实际上就是承袭黄帝一系少昊、帝鸿、重“观鸟兽之迹与地之宜”的演易道统。

    孔子生于春秋时期，我们一定要记住，这是一个道统衰落时期，是道统早已经完全失传时期，孔子就屡屡有“天将丧斯文”之感叹，有“凤鸟不至，河不出图”之感叹，有“礼崩乐坏”之感叹。我们应该对“百家争鸣”时代的“百家争鸣”问一个为什么？为什么当时学术界、思想界会有诸子百家之多？难道不正是互不服气、互不认同、争执不下的思想混乱场景吗？难道道统可以一家说一个样子吗？我们不怀疑孔子敏以求之，旁搜远绍，“朝闻道夕死可矣”的以传承道统为己任的高尚精神与求索实践，但我们应该分辨，在道统失传之后，在易道的天道文化时期，孔子这个大器所接受到的，不出天道文化内容。孔子之宋所得到的坤乾，不会是真正的《归藏易》，孔子如果得到的是真正的《归藏易》，就不会在《易传》中写出那种《周易》伪卦序。《易经》为书，从伏羲至孔子约五千年，三次推演，各个不同文化时期对应自身的易道，各有其相对应的不同的首卦的同时，也各有其相对应的不同的尾卦。上古伏羲、女娲、神农山林文化时期，伏羲易即《连山易》，以山南海北即艮南兑北定八卦首尾，以艮卦为首卦，以兑卦为尾卦；黄帝、少昊、帝鸿时代，打破混沌，完备历法，工商并兴，书契、建筑、兵器等蓬勃发展，将易道推演至《归藏易》，以地南天北即坤南乾北定八卦首尾，以坤卦为首卦，以乾卦为尾卦；文王、周公时代之《周易》，注重天命兴替，君臣尊卑，以天南地北即乾南坤北定八卦首尾，以乾卦为首卦，以坤卦为尾卦。孔子作《易传》，传承周公天命伦理思想，但所载八卦卦序，不是《连山易》、《归藏易》卦序，也不是《周易》应有的乾卦为首卦、坤卦为尾卦卦序，而是一种对应于一年四季春夏秋冬自然顺序的卦序。易经的基本规律是阴阳对待，不可以打破。凡是不符合阴阳对待的易经卦序，都是错误卦序。《易传》卦序开始处就将乾坤并列，并非对待，属于易经旁支，非易道正统。

    知道三易首卦，为易经文化开出了大知识；不知道三易尾卦，造成中华民族伏羲、神农、黄帝一脉华夏文化的有远无终，造成道统失落与旁流。

    2、儒家文化的有终无远

    《论语•述而》载：“子不语怪力乱神。”《论语集注》中的解释是：“怪异、勇力、悖乱之事，非理之正，固圣人所不语。鬼神，造化之迹，虽非不正，然非穷理之至，有未易明者，故亦不轻以语人也。”孔子一贯主张“未知生，焉知死”，“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认为，儒家“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等实用为教，不欲言鬼神”。孔子固然也谈及“天”、“天命”，但所指或自然义理，或道德层面。对于民众的鬼神信仰，孔子也仅仅视之为一种教化手段，令“百众以畏，万民以服”。所以他认为在祭祀仪式上也应持虔诚恭敬态度。《礼记•檀弓》载：“惟祭祀之礼，主人自尽焉耳，岂知神之所飨。”《中庸》载：“子曰：鬼神之为德，其盛矣乎，视之而弗见，听之而弗闻，体物而不可遗。使天下之人，齐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郭沫若讲：“他（孔子）肯定祭祀是求的祭祀者的心理的满足，并不是认定被祭祀者的鬼神之真正的存在。”

    孔子不信鬼神，使得问题非常严重，严重到掐断了商代之前上古华夏文化传统，成为“慎终追远”链条上一次严重的脱链现象。孔子生存的年代，殷商文化已基本消亡，他看不到商文化，只看到周文化，孔子曾毫不掩饰地对西周文化大加赞美：“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孔子是一个不谈鬼神与灵魂存在的极其理性的人，孔子用他顽固的理性，切断的是中华民族文化原脉，由此造成了中华民族文化中宗教缺位这一大漏洞。我们今天已经有大量出土文物确凿证明殷商文化、夏文化基本上是宗教性质的鬼神文化。由神农氏至商代，中国上古鬼神文化的实质是祖先文化，灵魂信仰本来属于中国文化的基本特征。人之所以为人，人从哪里来，会有什么质量，成龙还是成凤，中国上古文化试图把做人的问题、人的质量问题解决在人的出生之前，把人种优劣、智慧高低、人性善恶甚至福禄厚薄，都解决在一个人出生之前，而不是寄托于当一个人出生之后，不是寄托于人已经来到这个世界上之后的道德修养、心性修持或约束。这是中国原生文化中关于灵魂信仰的不同于后世世界上任何其他宗教的独有特色。西周王朝初期是一个文化裂变阶段，商周过渡之际，中华文化产生了易经演易意义上的“天翻地覆”、“乾坤挪移”、“尊卑倒置”巨变，天取代大地的地位，成为至高无上的主宰，商代宗社之中的先祖鬼神灵魂排列仪轨，被周公应用为庙堂朝臣列班仪轨，化人为鬼神，化人世为鬼域。司马迁说春秋时期“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真正的灭族灭国行为，是在西周实行圈地分封制之时。周朝末期，孔子经过一番对西周文化重构、重释，形成自己一套一以贯之的思想体系，成为后世时间上延绵达两千年之久的占据统治地位的天命主流意识形态。孔子以其个人价值取向，影响了后来整体中华民族两千年文化走势。

    梁漱溟认为“不以宗教为中心的中国文化端赖孔子而开之”，我们今天把基督教文明和伊斯兰文明视为宗教文明，认为中华文明不属于宗教文明。认为西方人创造了宗教，西方人发动宗教战争，西方人往往以圣战之名进行征服。忽略了商王朝的开创者商汤的灭夏战争，打的就是宗教性质的道统旗号，夏王朝创立者启对有易部落的战争，打的也是宗教性质的道统旗号，商代以前中国人发动战争，全都是以宗教道统的名义。西方现代文化在某一种意义上，是在不断地唤醒我们对于自己文化的深层记忆。中华文明中从来就不缺乏严格的宗教。不信神，置鬼神于不顾，把鬼神、灵魂问题搁置起来，是孔子之后的儒家因孔子圣人一人好恶所造成。孔子推重西周天命文化，以“吾从周”态度延续与完善了周代天命文化。在孔子认为，神明既然不存在于经验世界之中，就如同对待人死亡后的灵魂一样，去叙述它就没有意义。对于未知和超验的事物，比如鬼神，比如人的灵魂，孔子一概是“敬而远之”。孔子的极度重视祭祀礼仪，重视对先祖的祭祀仪式，重视“礼”，重视“孝”，生前孝敬父母，死后守孝三年，儒家祭祀祖先的到礼仪为止行为，恰恰有如孔子这个人伸出手，在生命的来处，掐断新生婴儿的脐带一样，掐断了华夏文化命脉之源。儒家礼仪，形成中国文化的有终无远。易经道统的有远无终，与儒家文化的有终无远，造成华夏文化有远有终的一种假象连接。
   
    二、长子帅师  弟子舆尸

    帝鸿在云台山中的作为，形成帝鸿对中国文化的三大贡献：一、帝鸿是华夏礼仪创始人；二、帝鸿是中国孝道文化中的土葬风俗创始人；三、帝鸿是宅居创始人。

    《易经•渐》卦讲到丧葬陵墓，也讲到“其羽可用为仪吉”的礼仪。《易经•师》卦也讲到礼仪，讲到礼仪中的“凶礼”即兵礼。“六三：师或舆尸，凶。”“六五：田有禽，利执言，无咎。长子帅师，弟子舆尸，贞凶。”其中“长子帅师，弟子舆尸，贞凶”，讲的就是礼仪错乱。爻辞中的“尸”，就是《山海经》中所讲的“尸”。《史记》载：“武王即位，太公望为师，周公旦为辅，召公、毕公之徒左右王，修文王业。九年冬，东观兵盟津。为文王木主，载以居中军。”讲武王伐纣，是为文王报仇雪恨，为文王制作一个木质雕像，称作“木主”，用大车（舆）拉着去到战场上，这是上古时期发动战争的遗存。当然，黄帝以前只有“尸”的叫法，没有“木主”的叫法。黄帝文化时期，人与人是平等的，人与人之间，任何个人没有惩戒其他人的权力，也没有周武王那样以私人恩怨发动战争的权力。凡欲惩戒他人，凡发动战争，须是“替先祖行道”，地尊天卑观念下，不存在“替天行道”。须是用舆载尸，以尸的名份去惩戒祸乱易道的人或部族。战争中应该是“长子舆尸，弟子帅师”，即长子要负责大车上拉载的神圣的尸，弟子去冲锋陷阵，这才符合礼仪。否则，由长子去冲锋陷阵，由弟子来守护尸，即是礼仪上的错乱。“师或舆尸，凶”的意思是讲，要么部队有凶灾，要么大车上所载的尸有凶灾。《师》卦之礼，或许也来自大雁远行中遇敌时的抵抗、防卫举动。然而，从古至今，几乎没有人从礼仪的角度上去解释过《易经》中的《师》卦！往往是解释为“战争失败了，大车上载满了尸体”；往往解释为“长子负责率领军队，仗打败了，弟子负责收拾牺牲在战场上的尸体”。在自有儒家以来就如此解经，如此解释华夏民族的圣经《易经》的传统下，我们敢不敢相信华夏民族还依然保存在有文化根脉。

    《易经》中讲礼仪的，还有天泽履卦。“象曰：履，君子以辨上下，安民志。”“上九：视履考祥，其旋元吉。”“慎终追远”与孝道有关，与礼仪有关，这远远不够，它需要有“安民志”、“视履考祥”的具体功能。《易传》载：“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藏之中野，不封不树。”《礼记•礼运》载：“昔者先王，未有宫室，冬则居营窟，夏则居橧巢，未有火化，食草木之实，鸟兽之肉，饮其血，茹其毛，未有麻丝，衣其羽皮。后圣有作，然后修火之利，范金合土，以为台榭宫室牖户，以炮，以燔，以亨，以炙，以为醴酪。治其麻丝，以为布帛。以养生送死，以事鬼神上帝。”神农《连山易》文化时期，人死则为尸式，“不封不树”。到了黄帝《归藏易》文化时期，人们走下山林，亲近大地厚土，有了生命来自山川，一切归藏于泥土的理念，始有把先人作为种子播种一样埋葬的墓穴土葬，以及活着的人们的宅居方法等。“归藏易”这个名字中的“归藏”，也是“人死归葬”的意思，“藏”字又是对中国特有地理风水文化基本要求“藏风聚气”的高度概括。中华民族数千年来的土葬习俗，是黄帝文化时期的产物，由帝鸿所发明，由帝鸿仿照鸿雁远行时的有序雁阵，将死去的先人有序而葬，一代一代，或葬为“人”字，或葬为“一”字，以达慎终追远目的。帝鸿或许还设计有“鸿图”，作为人们大兴土木时的阴宅葬制和阳宅规制。“大展鸿图”一词或许由此而来。或许我们后世的《河图》原不叫《河图》，而是指帝鸿之“鸿图”。后人讲慎终追远，先人已逝，相隔数代、数十代甚至相隔千百代，怎么样慎终追远？怎么样与遥远的先祖先圣保持一致？只有帝鸿所创制的把逝者的尸骨仿照鸿雁飞行时的秩序安葬为坟丘，把先祖的尸骨作为会重新发芽的种子的“仁”，祭之以礼，奉献以义，才是具体、真实而有效的慎终追远法式与“视履考祥”保障。我们讲不要把黄帝文化仅仅做成一种不可实证的精神寄托，它应该有具体内容。什么是黄帝文化，少昊玄嚣、帝鸿、帝均、重这一批华夏民族文化创造者所创造的具体文化内容，就是黄帝文化。黄帝文化存在于世代相传的民俗风俗之中。帝鸿当年是将鸿雁生存秩序用于墓葬方法，不是用于活着的人群，不是用于人间社会秩序。帝鸿把礼仪用于墓葬方法保障慎终追远，后世周公、孔子把礼仪用于社会治理，保障的是君王统治秩序。慎终追远讲的是后人要与先祖先圣保持一致，不是讲活着的人要与在位的君王保持一致。后世儒家的人伦礼仪的基本特征是横向式联系，是在活人与活人之间建立联系。要与先祖之间做到慎终追远，这种儒家横向式礼仪是做不到的。

    当雁阵在天空排成人字，那是大雁朝向目的地远行时的有利组合；当雁阵在天空排成一字，那是大雁需要更换头雁时的组合。或许就是写在天空的那一个人字，给了帝鸿某一种深层启示。